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战将篇(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07 14: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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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夫

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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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战将篇(上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战将篇(上册)试读:

前言

1939年9月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等世界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昭示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

这场由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纳粹分子发动的人类大决战席卷全球,波及世界。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决战双方,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与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进行对垒决战。全世界的人民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这简直就是人类文明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

在这次大战中,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都创造了历史之最。

战火蔓延到欧、亚、非和大洋洲四大洲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扩展到40个国家的国土,有56个国家参战,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英国、苏联、美国分别坚持了8年、6年、4年2个月、3年9个月。双方动员军事力量约9000万,其中苏联2200万,美国1500万,英国1200万,轴心国德意日3000万。直接军费开支11170亿美元,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0000亿美元。

这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旷日持久,耗资巨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既损害了人类文明,也开创了人类历史。战争的起因有着特殊的背景,战争的进程有着曲折的变化,战争的胜利有着伟大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为了实行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挑起的,在经过了多次局部战争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德、日、意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确立的法西斯政权及其侵略扩张政策,是这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多次发动局部战争,挑起世界大战。日本首先在亚洲燃起战火,揭开了世界战争的序幕。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接着入侵中国上海、热河省、察哈尔省北部和河北省东部等地区;在欧洲,意大利开始侵略非洲,把战火不断扩大到世界范围。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30万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抗意战争爆发。尽管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但其得到美国等国的经济支持,仍然有恃无恐。1939年春、夏季,欧洲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经过波兰危机和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终于爆发全面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我们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浩劫,但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对和平时期;促进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促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事科技和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的真理革命;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结束了60多年,但其惊心动魄的历史,跌宕起伏的气势,构成了一幅人类命运发展历程中的壮丽史诗,需要浓墨重彩来描述。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回首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为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认真吸取这次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

这就是我们编撰《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的初衷。本书综合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在有关专家和部门的指导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为线索,贯穿了大战的主要历史时期、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政人物,全景式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宏画卷。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战史篇”,包括起源背景、序幕爆发、全面展开、相持转折、最后结局等内容;第二部分为“战场篇”,包括欧洲战场、大西洋战场、亚洲战场、太平洋战场、非洲战场等内容;第三部分为“战役篇”,包括空战、海战、陆战;第四部为“战将篇”,包括领袖、元帅、将领、英雄、元凶、悍将、枭雄、傀儡、间谍等内容。

本套书系时空纵横,气势磅礴,非常具有历史性、资料性、权威性和真实性,史实详尽,图文并茂,非常具有阅读和收藏价值,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好的总结和隆重的纪念!

罗斯福

1.残疾的竞选者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海德公园中。

1904年6月,罗斯福从哈佛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学习法律。

1905年3月,罗斯福与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安娜·埃莉诺结为伉俪。

1907年罗斯福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华尔街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罗斯福总统

1910年,罗斯福如愿以偿地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2.向法西斯宣战

1926年,罗斯福竞选纽约州长成功;1930年,罗斯福取得连任州长的胜利后,又于1932年击败前总统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入主白宫。

1936年,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参半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罗斯福再度获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39年9月1日,德国悍然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5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实施《中立法》。

1940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针对纳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罗斯福激流勇进,第三次连任总统。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正式颁布《租借法》,它标志着美面对法西斯的入侵,罗斯福庄严地向全国发表讲话。国孤立主义传统的结束,使美国由中立转变为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国家。

1941年12月7日,是美国历史上极具耻辱和黑暗的日子,这一天,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18艘舰艇被击沉或受到重创,188架飞机被毁,159架炸坏,美军死亡2403人,重伤和失踪2233人。航空母舰因出海执行任务幸免于难,而且日本轰炸时还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

罗斯福弄清珍珠港遭难的确实消息后,表面上虽显得镇静自若,但内心却是满腔怒火。每当听到从夏威夷来的新消息,他都严肃地摇摇头。罗斯福想采取援救行动,同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讨论了军队的部署问题,指示国务卿赫尔随时向拉美国家介绍情况,使它们准备就绪,并命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所有的国防工厂和关键设施布置警戒。然而,总统不允许在白宫周围由军人站岗,因为白宫已经吸引了焦虑的美国人,他们聚集在栅栏外面,寻求新的保证和指导。

第二天上午,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乘车来到国会大厦发表了宣战演说:“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总统的演说历时6分多钟。讲话结束后,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民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个简单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分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82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2月8日,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进行了4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对日本宣战的还有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在珍珠港事变两天以后的星期二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了《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总统在这篇“炉边谈话”中,针对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着重说明了法西斯匪徒背信弃义、惯用偷袭的办法发动侵略战争。他说,日本过去10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所要鲸吞的国家发动入侵。因此我们每个美国公民都要对他们保持警惕。

最使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

东京时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日军在马来半岛靠近边境的东海岸3个地方同时登陆。进攻时,虽然海风剧烈,风浪高达6英尺,但进展异常顺利。到天黑时,哥打巴鲁机场已被日军占领。就在这一天,日军还对香港、关岛、菲律宾群岛、威克岛和中途岛等地展开了猛烈进攻。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毁。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美国军队遭受的类似珍珠港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至此,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三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消灭了两股。这就是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那第三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3.5万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

为了尽快扭转败局,罗斯福在1942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不能抱着防御的态度。当我们把军事力量和资源充分动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敌人进攻——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再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把敌人挡住,因为我们的意图是把战争带给敌人,带到敌人的本土上去。”

为此,罗斯福总统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军,工人、农民要加紧生产,为早日赢得胜利多生产物资,多生产军火。在总统的建议下,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征兵法,把要求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从18岁到65岁的男子。从20岁到44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此外,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均须在整个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6个月。根据选征兵役法,对大约3100万人进行了分类,其中将近1000万人被征召入伍,还有许多人志愿入伍。到1945年,陆军约有820万人,其中2/3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390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25万人。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数十万青年妇女也毅然从军,她们在海陆空担负了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任务,大大减轻了男子的非战斗任务,提高了战斗力。

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柏林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是,被激怒而团结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粉碎军阀强加在被奴役人民头上的军国主义——解放被征服的国家——在全世界各地树立和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达到这些目标绝不罢休。”

当罗斯福向国会宣读这一振奋人心的计划时,他说:“这些数字以及生产许许多多其他武器的类似数字,是向日本和纳粹稍微提示一下:他们袭击珍珠港到底得到了什么!”国会报之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罗斯福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人,而是为了世世代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

总统说:“我们的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罗斯福说,“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容、清醒、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报酬。”

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珍珠港事件后,在人心动荡恐惧的情况下,为动员全国人民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鲜艳的一笔。

3.严峻的考验

对日宣战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报复日寇及德意志法西斯的战争全面打响。根据达成的协议,罗斯福已让陆军和海军集中力量打击德国,同时守住太平洋中部防线。英国眼前暂时没有遭到入侵,但仍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使用“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正在咬断大西洋供应线,为此丘吉尔正向美国总统紧急呼救。

在中国南海彼岸的菲律宾,本间将军的另外1万多名日本士兵在拉蒙湾登陆,准备在南部钳形运动的背后增添一支打击力量,这场攻势现在离马尼拉还不到60英里。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日本人松丰不予理睬,出动飞机轰炸美军司令部所在地火星人大厦。美军撤退到巴丹的最后步骤已经作出。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撤退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已经撤退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遭到轰炸的甲米地军港的弹药和供应品,由于日军的强烈攻势,难以运抵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只好就地用炸药炸掉了。吕宋岛上仅有的4架战斗机,在圣诞前夜,同布里尔顿将军乘坐的最后一架美国运输机一起飞回美国本土。麦克阿瑟向他告别时恳求说:“我希望你能把我们所作的努力告诉美国人民,以便维护我作为一个战士的声誉。”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最后一个登上“唐埃斯塔班”号轮船,渡过30英里宽的海峡,来到蝌蚪形的小岛科雷吉多尔岛,这座岛屿扼守着马尼拉湾的门户。

受美英轻视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打乱了同盟国过去的一切估计和推测。他们来势之猛,往往使华盛顿和伦敦的地图室墙上的标针大大落于形势之后。某一地点告急,要赶派生力军去增援,但是被围困的指挥官甚至还没有接到无线电的通知,敌军却已先到了。

珍珠港事变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所征服的地区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柄就在东京,扇子的半径长达3000多英里,向东伸展到中太平洋,向南伸到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达印度的海岸。一个大帝国疆土扩张之迅速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罗斯福的困境是以前历任美国总统所从未经历过的,可以说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海上运输情况也十分不妙。向苏联输送军需品的整个任务,以及向英国运送军火和支援非洲与中东的作战行动,由于大西洋战争的新发展而严重地复杂化了。1月中旬,德国向美国发动攻势。德国在这方面唯一适用的武器就是潜水艇,它现在已成为十分令人恐怖的有效武器了;而美国海军却对它束手无策。德国潜水艇竟然钻到可以望见纽约百老汇光芒的地方,在距离东海岸几百码的范围内,击沉了许多船只。损失的数字从这多灾多难的冬季所公布的可怕损失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来。德国潜水艇在两个月内在西大西洋击沉了132艘轮船。

罗斯福对海军不够重视大西洋战争非常生气,并且为之烦恼了很长时间。但是,伤脑筋的事不只这些,恐日病、害怕战争、机构不灵等所引起的混乱也足够使人犯愁的。

在这样的灾难一个接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连续发生的日子里,罗斯福的精神压力是十分沉重的。但是,这个身残志坚的强人,决心胜利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重任。他针对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悲观失望情绪,在华盛顿诞辰——2月23日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决心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人民,焕发人民的斗志。

罗斯福指出,今天我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是一场取决于全世界一切地方保障自由和正义的权利与义务的斗争。他说,纳粹分子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分割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把它们互相孤立,以便逐个包围,切断供给和增援部队的来源。这是人们熟悉的“分而胜之”的轴心政策。

罗斯福说,如果听从孤立主义者的意见,我们就要失败,全世界就要遭受法西斯的奴役。因此,必须坚决拒绝采取乌龟政策。拿出英雄主义气概,彻底打败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4.与英苏联盟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万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夸大其词地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罗斯福总统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讨论严酷的欧洲局势。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幸灾乐祸,他们狂叫:“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厮杀吧!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1941年6月24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然而苏军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这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对援苏是否明智的争论。

军事专家们普遍很悲观,认为“俄国军队将土崩瓦解”,“希特勒将在6个星期之内拿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将要垮台”。他们预言,如果把军火运往俄国,只能白白浪费掉。只有前驻苏大使乔·戴维斯是乐观的,他告诉罗斯福:“俄国人手里的货色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多,他们是了不起的战士,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战胜的。”

战争前途未卜,罗斯福进退两难。他决定派霍普金斯去苏联摸摸底。哈里·霍普金斯身材修长而瘦削,一副不修边幅的仪容,但举止洒脱,思想敏锐,当时负责《租借法案》的实施,并无明确的官职。自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时住进白宫,和罗斯福亲密无间,深受罗斯福的信任。

此时苏联正处在艰难时期,急切渴望得到外界援助,因此他们对这位总统特使的到来,自然格外重视。

7月27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当即受到苏联最高统帅的接见。斯大林坦率地向霍普金斯亮了家底,把苏联的兵员、坦克、枪炮和飞机的数字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士的估计。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能够守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但苏军急需高射机枪、高射炮、重机枪、步枪以及铝,尤其需要飞机、坦克和高射炮。

访苏期间,霍普金斯还亲自到前线进行了考察,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致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发回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愤怒,认为他们依据的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猜想。

霍普金斯访苏,是战时美国对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罗斯福由此获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可靠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从而坚定了他援助苏联的信心。9月底,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签订了10亿美元的援苏议定书,据此,美、英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火。

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租借法》受援国,美将向苏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在援助和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同时,罗斯福也注意了美英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自租借法案实施以来,美国实际上已同英国站在一起。罗斯福出于对反法西斯事业正义性所抱有的信念,独自承担了援助英国的全部责任。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金钱、武器源源不断地出借给英国,甚至还命令年轻的士兵们驾着飞机投入战斗,或许还要牺牲生命。但是,他一直没有就这一事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过宣言。而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就立即在广播演说中明确宣布,他们所从事的卫国战争,“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罗斯福深感自己在政治宣传方面落后了,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曾试图在一篇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中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原则立场,但又觉得那仅是单方面承担义务,就像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那样,只对美国有约束力,而对盟国却没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由美英两国作出一个关于战争目的与理想的联合声明,借以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

在罗斯福于7月底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之后。8月初,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总统率领有关军政人员乘坐“奥古斯塔号”,秘密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上,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史称“大西洋会谈”。在以后的几天里,两位政治家纵谈世界局势,商讨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的方形大舱内起草了有关战争目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

宪章提出了8点主张,包括不进行扩张,反对违背人民意愿的领土变更,各国人民拥有主权和自治权,在获得原料和贸易方面机会均等,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体制,解除侵略者武装等。

其中第四点和第八点有关国际贸易和维护战后和平的声明曾有很大争议。美国希望消除世界贸易中的人为限制,英国则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于是在自由贸易之前,加上了“适当考虑各国目前义务”一语。在第八条中,罗斯福则删去了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代之以“普遍安全体制”,以免英国公众联想起国际联盟。《大西洋宪章》虽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如出一辙,但此时此地却是一篇反法西斯侵略的宣言。它体现出一种抽象的道义力量,拥有广泛的宣传价值,从中既可以看出美国传统外交的影子,如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也能找到罗斯福新政的印记,如免于恐惧和乏匮的自由,公平的社会保障等。

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刻接受了它。到9月15日,已有14个国家附议了宪章,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为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所采纳。

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请求,但他的言行使丘吉尔相信,美国将为介入战争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正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里学来的“历史观念”。

9月4日,德国潜艇在冰岛海面袭击了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罗斯福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告诉美国人民说,这一事件“不是北大西洋上的局部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在武力、恐怖和屠杀的基础上制造一种永久性世界体制的既定步骤”。接着罗斯福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比喻才能,称德国的潜艇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必须“见了就打”。这被认为是“不宣而战”的声明,赢得了美国很多公众的支持。

10月份,又有两艘美国军舰被德国潜艇击伤和击沉。罗斯福宣布,“射击已经开始,历史将记住是谁放的第一枪”。罗斯福的这些慷慨陈词,没能创造出一种适宜的宣战条件,只是促使国会在11月再次修改了《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恢复美国船只开赴战区进行贸易的权利。然而一个月后,太平洋珍珠港的隆隆炮声终于帮助罗斯福实现了参战的愿望。

美国参战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罗斯福的眼前。现在已经有26个国家对轴心国作战,但是他们既未结成同盟,目标也互不一致。人们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或为了自身的自由而战,这是不够的。要证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就需要确立一个庄严的道德观念。

他清楚地记得,威尔逊的理想是如何鼓舞了上次大战中的盟国,也记得威尔逊由于未能使其他国家对他的原则承担义务而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建议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都把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为从事这场战争的目标和未来世界的基础,发表一个共同的原则宣言,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国的赞同。唯一的实际困难是给这个大同盟起个什么名字才好。他觉得“同盟”这一名称太容易使人回想起过去的失败,而“联盟”会使人对美国人产生偏见,对丘吉尔提出的“合作国家”他也不中意。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名称——“联合国家”。罗斯福签署美国国家经济复兴法案。

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齐集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布:各国政府完全赞同大西洋宪章各项原则,“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起来。就罗斯福个人而言,这一同盟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是他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独特贡献。

美英苏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存有分歧。早在1941年,苏联政府就要求英国向法国北部登陆。可是英方一直支支吾吾,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地说,英国政府在对德战争中“必将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

美英领导集团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后,罗斯福就召集军政会议,着手制定实施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

1942年7月15日,即霍普金斯等赴伦敦前夕,罗斯福对这位心腹交底说,如果进攻西欧的计划不能实现,那么可供考虑的是北非和中东。在这里,美国的目的,就是趁法兰西帝国之危来扩大美国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罗斯福的儿子伊利奥特作了很好的记录。

1942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制“火炬”的具体作战方案,经过反复磋商,9月20日经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达尔口达)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瓦赫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英远征军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

在北非登陆是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进攻性的战役。它既有战略意义,又有道义上的意义。

1943年4月19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于5月7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5月13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

北非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民的斗志,运筹帷幄的罗斯福总统尤为高兴。他对指挥这一战役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称赞不已。他在白宫对记者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完成了一件多么漂亮、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么细心多么巧妙地在指挥着他手下的士兵。我今晚要对你们说——也对他说——我们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对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品格高度奖赏。”此次战役后,由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名,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了美英澳大利亚等多国部队的最高统帅。

关于太平洋战争局势,罗斯福说:“我们不指望浪费时间,慢慢地、一个岛一个岛地越过广阔的太平洋前进,直到最后打败日本。直接通往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道路都会加以考虑。”当时的太平洋形势令人欣喜,继中途岛大捷之后,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日本大本营又向联合舰队和第八方面军下达从瓜达卡纳尔岛撤退的命令。在瓜岛战役中,日本被击毙1.5万人,病死9000人,另有1000人被俘。罗斯福多次强调,要乘胜前进,向敌人发起更猛烈的冲击。

为了推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在“火炬”战役期间,罗斯福总统又以病残的身体,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在1943年1月14日至23日,前来北非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首相举行了为期8天的会谈,并在这里会见了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美英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在罗斯福到达之前已经开了三天会议,并对最后击败突尼斯的德、意法西斯军队之后可能发动的几次战役进行了审议。打算进攻的目标包括撒丁、西西里、克里特、罗得岛、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本土。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参加会议之前,就已进行过许多争论,此后因马歇尔一直力促在1943年进攻法国北部,争论更加热烈。在美国,不仅海军极力主张加强太平洋战场,人民也有强烈的对日复仇情绪,舆论中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在欧洲是为拯救英国而战,亚洲战争才真正与美国切身利益有关。经过反复讨论、磋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并没有改变以欧洲为主战场的战略总方针,但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仍未作出明确的保证。

5.“三巨头”会议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

1943年,各条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尤其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实现了根本的转折。在历时200多天的整个战役中,法西斯军队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总损失大约是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2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最终地粉碎和制止了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战略攻势,迫使它转入战略防御和退却。苏军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开始了战略反攻,希特勒的军队已被赶出了顿巴斯和左岸的乌克兰。1943年11月6日,红军解放了基辅。苏联战场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罗斯福就致电斯大林,热烈祝贺苏联红军取得的这一伟大的胜利。

在非洲,在地中海地区,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完成了对最后几股轴心国军队的包围;非洲敌军被迫投降,仅突尼斯一役,敌人就损失30万人。“火炬”战役胜利结束后,美英远征军正向意大利本土进军。7月25日,当巴顿的新七军和蒙哥马利的老八军席卷西西里时,墨索里尼终于遭废黜,巴多格里奥元帅在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领导下,出来接管了意大利政府。罗斯福兴奋地向美国人民宣告:“轴心上已裂开第一道口子。”“但是,”总统补充说,“我们对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仍旧跟对德国和日本一样:无条件投降。”

1943年9月8日,在艾森豪威尔军队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意大利政府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正在把两支进攻的箭头一步步地向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逼进。美军继在瓜达卡纳尔取胜之后,又于3月8日击毙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向所罗门群岛一带进逼。

为了促进胜利形势的发展,研讨盟国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1月22日至11月26日,12月2日至7日,罗斯福、

丘吉尔

和蒋介石在开罗分两段举行美、英、中三国会议。罗斯福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个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是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盟国的胜利已成必然的情况下召开的。开罗会议举行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得不使美国站出来担任领导角色。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道线,加强中国军队力量,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丘吉尔否定缅甸有重要战略价值,他更不希望由中国人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和蒋介石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了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部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罗斯福一再试图说服蒋介石改组他的腐败政府,结果毫无成效;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支持这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中国独裁者。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永远不会允许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游击队。罗斯福召回了在中国的美国军事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满足了蒋介石对金钱的没完没了的要求,并试图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对待,以便提高蒋介石的斗志。这些办法都失败了,但也实现了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中国继续抗战。

开罗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它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在三巨头会谈之前,1943年10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外长预备会议。在会议上赫尔在进行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这一次重要外交活动时,以顽强的意志争取说服俄国人发表一项四国宣言,保证成立一个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组织。斯大林向赫尔保证,一打败德国,苏联就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罗斯福心想,这次会议就以上问题能达成协议,就算取得“重大成果”了。

德黑兰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军事问题。在三巨头介绍了各自战场的情况后,集中讨论了斯大林所要求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丘吉尔虽然口头上不反对“霸王”行动,但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极力避免与德军主力正面作战。他要进行地中海战役,在意大利迅速北进的同时进军巴尔干。丘吉尔称他的主张是“四面包围战略”。斯大林要求美英军队于1944年5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说他不能作此保证。双方争执十分激烈,以致斯大林愤然站了起来,对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说:“我们走吧!我们在这里没有事好干了,我们前线还有许多事要做呢!”后来在罗斯福的调解和参与下,会议才得以进行下去。

斯大林对丘吉尔说,他想问一个颇为欠妥的问题,就是英国人是不是真正相信“霸王”行动,或者他们仅仅是把这作为一种给苏联人鼓气的手段而才表示同意的?老奸巨猾的丘吉尔虽然使尽了辩论家的艺术,辞令动听,委婉得体,但是斯大林却挥舞大棒,对他老练的敌手的躲躲闪闪和弄虚作假毫不留情。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则居中调解,充当公认的会议主持人。经过反复协商,终于确定在1944年5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一个重要决定。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德黑兰会议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更为复杂。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罗斯福主张把德国肢解成五个相互分离的国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他希望有一个软弱的德国和强大的欧洲。在斯大林做主人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一直取笑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怀有“某种神秘的喜爱”,不愿对德国采取严厉措施。据埃利奥特叙述,罗斯福夫妇对丘吉尔的私下评论更为直截了当,说“丘吉尔先生总是赞成不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态度”,而且“他的情绪是随着对俄国人的恐惧感的增加而加剧的”。斯大林所暗讽的也正是丘吉尔内心的隐秘——战后利用德国来制约苏联。

德黑兰会议从1943年11月28日开到12月2日。在忙忙碌碌的四天里,罗斯福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会议桌上和吃饭时都进行着磋商,尔后又单独同斯大林会谈过几次。罗斯福发现这位穿着米色军装、戴着元帅的大金质肩章的苏联领导人信心十足,意志坚强。他给人的印象是“端庄,倔强,严肃,没有一丝笑容,令人难以捉摸”。罗斯福对弗朗西丝·拍金斯说,“开始,我感到非常沮丧。我们所做的事情本来可以由外交部长们来做。我整整考虑了一夜,决意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那天早晨,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我们赶上了温斯顿,我跟他说:‘温斯顿,我希望你不会对我要做的事情感到恼火。’丘吉尔只是抖动了一下嘴上的雪茄烟,哼了一声。”

经过充分协商和激烈争论,军事问题比较快地得到了解决。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将在1944年5月1日前后进行。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将配合这次战役发动一场攻势。斯大林还重申了向国务卿赫尔作出的保证,打败希特勒之后,苏联将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丘吉尔

1.步入政坛

温斯顿·丘吉尔降生于1874年11月30日。18岁考入桑赫斯特军事学校骑兵科。

1896年秋,丘吉尔随第四骠骑兵团到了印度,被编入班加罗尔驻防部队。在班加罗尔的岗位上,丘吉尔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决定好好地利用。他往往连续打几小时马球,最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手。他也开始给自己补上在学校中未能学到的那些知识。

丘吉尔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在短短的时间内阅读了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加之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后来他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家。

1899年10月,4年的英布战争拉开了序幕。丘吉尔作为《晨邮报》记者随军奔赴南非。

丘吉尔一来到前线,就迫不及待地随部队参加了一次侦察行动。他们乘装甲列车深入布尔人占领区,遭到了狙击,几节车厢脱了轨,机车和部分车厢被阻塞。丘吉尔不是军人,但他奋力使机车和剩下的车厢脱离火力网,抢救伤员,并把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带到安全地带。也还趁着他的老朋友、步兵指挥官霍尔登用火力掩护装甲列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枪林弹雨中排除了道路的阻塞,使机车带着几节剩下的车厢往回开动了。但是撤退并不顺利,先是霍尔登和他的士兵被俘,接着丘吉尔也被南非民兵俘虏了。

丘吉尔被带到了敌军的俘虏营,后来随一批英国俘虏被送到司令部,大难不死,辗转到了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丘吉尔再三要求把他作为随军记者予以释放,但毫无结果。于是他同霍尔登和另一名军官准备逃走。英国首相丘吉尔

一天晚上,趁着卫兵打瞌睡的时候,丘吉尔爬出了学校的围墙。他的两个同伴没有来得及跟他逃出来。

丘吉尔落在敌人的这座城市里,没有伙伴,没有武器,远离前线。他决定奔向铁路,以便乘火车穿过布尔人控制区,逃往葡萄牙殖民地。在比勒陀利亚街上,没有人拦他。他来到铁路旁,爬上缓缓开来的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黎明时分他下了火车,因为担心白天卸煤袋子时会被人发现。

他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布尔人正在竭力搜寻逃跑者。他的脑袋被悬赏25英镑,钱倒是不算多。第二天晚上,丘吉尔未能像他打算的那样爬上过往的火车继续赶路。夜里,他忍受着饥饿,疲惫不堪、垂头丧气地向着一所窗口亮着灯的房子走去。他这样做,冒着重新落到布尔人手里或者被告密的巨大危险。但是他这次很幸运。原来这是在几十英里之内唯一的一个英国人居住的房子。

布尔人留下这个英国人是要他照料已被封闭的煤矿的。这个英国人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把丘吉尔藏到矿井里。过了几天,布尔人不再搜寻了,就把他藏到开往葡萄牙殖民地的一节货车车厢里。1899年12月19日,丘吉尔逃到了葡萄牙控制的殖民地。

在南非的奇遇出乎意料地给温斯顿·丘吉尔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一获得自由,就立即向《晨邮报》发了一份描写他从战俘营逃跑的详细报道。丘吉尔没有提及那位把他藏起来的英国人,以免给他带来危险。这篇报道被当作惊险小说阅读,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丘吉尔回到南非的德班时,英军司令部把他当作英雄热烈欢迎。欢腾的人群争先恐后地向他涌来。丘吉尔的“胜利”手势二战期间传遍了全世界。

围绕丘吉尔出现的这种喧闹场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遭到一连串的严重失败。这是英国人自克里木战争以来遭到的最大损失。在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史上,这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的“黑暗的一周”。丘吉尔英勇无畏地、成功地逃脱危难,是“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亮点。

为了转移各界的注意力,英国报刊抓住丘吉尔的奇遇大做文章。报刊把他逃出俘虏营的事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刊登,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甚至杜撰了一些绘声绘色的细节。一个投降被俘的记者,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民族英雄。

丘吉尔的传奇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不利局面。布勒将军不但接见了他,还不顾禁令将他编入了部队。

丘吉尔从南非归来,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同时也获得了政治资本,为自己跻身议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11个选区询问他是否愿意代表他们去当选议员。如今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随着电波扩散到了全世界。

1908年,丘吉尔进入内阁,担任贸易大臣。在随后的数年间,他担任过五六种内阁职务,他带着无穷的兴致与巨大的活力来对待每一项任职。作为贸易大臣,丘吉尔带头提出一系列倡议,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任内务大臣期间,他改革制度,规定煤矿工人8小时工作制,提出井下应安装安全设备;他禁止秘密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规定店员有权工间休息,设定最低工资线;在全国设立职业介绍所以减少失业,并对监狱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2.二战前的远见卓识

丘吉尔在担当普通议员期间,似乎是命运在操纵他的战功与失败,如今,他又将尝试那受挫的局面了。

20世纪30年代对英国和丘吉尔来说都是苦难的年代。这时英国经历着经济大萧条,丘吉尔返回政府工作的前途渺茫。他只好带着家人去美国旅游,或是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写作。

他在美国遇到了车祸。当时,他正在纽约第五大街徒步行走,他忘记了纽约的交通规则和伦敦不一样,不是靠左而是靠右通行。横过马路时他只管往右侧着,看右前方没有车就只管往前走。就在这一刹那,丘吉尔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同时感到被汽车撞上了。

他被抬到人行道上时已经失去了知觉,骨头断了15根,遍体擦伤体内出血。他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在医院他不得不度过一些不愉快的时光。值班医生首先要问清楚患者的家庭收入,以判断他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丘吉尔忍着巨大的伤痛,总算说清了自己的支付能力,才被抬到了手术台上。

丘吉尔很快康复了,他不甘心就此在政治上寂寞下去。一个人在战场上阵亡就完了,而在政治上下野却能东山再起。丘吉尔的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曾几次试图返回政府,并为此进行了处心积虑的斗争,可是他都失败了。但他还是不放弃。丘吉尔是不知道“放弃”一词为何意的。

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丘吉尔仍然是下院议员,他经常去议会演讲,发表自己的政见。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丘吉尔讲演的话题和注视的重心由印度转到德国。

在此期间,德国的纳粹党正勃勃兴起,他们在复仇和准备新战争的旗帜下,攫取了德国政权。当时英国许多人考虑这将威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给德国以至欧洲带来了严重的不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着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在加紧扩军备战。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准许拥有10万陆军。但是,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还明目张胆地以挑衅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德国拥有36个师团计55万陆军。不仅陆军如此,凡尔赛条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2/3的力量,并具有很快超过英国的潜力。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丘吉尔越来越多地在思考纳粹的威胁这个问题。他意识到,纳粹分子上台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这不光给苏联,也给英国利益带来致命的危险。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有些英国政治家要求给予德国以“平等的军备”。丘吉尔反对说:“德国要求军备平等是危险的。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它获得与其邻国完全平等的军备,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就指日可待了。”

1933年,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使丘吉尔感到从此可以放手重整英国军备。这方面,丘吉尔认为技术装备在20世纪的战争中具有决定力量。他把注意力放在空军上。他考虑到,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和欧洲大陆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尽力促使迅速改组英国空军。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演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成功的。

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他无论是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确实可靠的现实资料,并能根据这些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结论日后证实是正确的。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这个集子出版后,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丘吉尔一再强调英国的斗士丘吉尔成为英国不败的精神支柱。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他说:“过去海军是英国的可靠后盾,现在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

1934年11月,丘吉尔向国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英国国防中的空军实力不充实,他认为德国不足一年将在空军上赶上我们,甚至超过。鲍尔温起初不赞成,但半年后他公开承认丘吉尔的看法是对的。

1936年3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了他多年来所遵循的欧洲外交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落入这些国家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

根据这一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丘吉尔认为,“德国正在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充军备,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唯一目的,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的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丘吉尔当时不在政府,但他的演讲影响了许多人,为日后英国做好战争准备产生了作用,也为他自己以后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1937年5月28日,鲍尔温由于年迈辞去首相职务,继任他的是内维尔·张伯伦。丘吉尔希望借此机会进入政府。于是他一反常态百般奉承张伯伦。他在发言中称赞张伯伦是杰出的议员和活动家。

然而丘吉尔仍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之后他和张伯伦的分歧越来越大。张伯伦是个智力有限的人,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他主张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这样既会消灭苏联,也可以使德国筋疲力尽,没有能力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同英国作战。丘吉尔则认为德国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而且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威胁。

张伯伦对自己的外交能力估价很高,对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谈判寄予毫无根据的希望。他认为只要同法西斯独裁者坐下来谈判,就能立刻说服他们接受符合英国利益的条件,并和德、意达成协议。实际上张伯伦正是这么做的。

1938年,国际问题的焦点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希特勒要求瓜分这个国家,张伯伦打算满足他的要求。9月28日,张伯伦发表演说中有人递进来一张纸条,惊醒了他,他宣布希特勒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并同英、法、意元首在慕尼黑会晤。

于是1938年9月底,张伯伦前往慕尼黑,参加了四国首脑会议,最后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几个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很快被德国完全吞并。

丘吉尔一直反对和德国妥协,他反复地谈论着同苏联达成谅解以中止德国扩张的必要性。

张伯伦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到会的有工党领袖艾德礼和保守党人丘吉尔等人。丘吉尔劝说他们立即联名给张伯伦拍电报,要求不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可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自己不能签名。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做就决定离去的时候,丘吉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张伯伦一回到英国就声明:“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丘吉尔清楚,慕尼黑协定是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他说,慕尼黑协定和保障和平毫无共同点,而且会对英国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了。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迟早要把能够领导抗德的坚强有力的人吸收进来。随着客观局势的发展,丘吉尔参加政府取得政权的希望与日俱增。

1939年春夏之际,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屡遭挫折,但他仍然希望同希特勒谈判取得成功,这导致他在英国人民中威信扫地。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局的变化,促成了丘吉尔的政权阴谋日益成熟。

3.临危受命

丘吉尔利用各种机会批判张伯伦的对外政策,同时他的预言屡被证实,因此广大民众将重任寄托在了他身上。

波兰遭到德国和苏联入侵,英法两国本应该根据它们同波兰订立的同盟条约给波兰提供一切援助。而张伯伦却试图同德国谈判解决波兰问题。但9月2日,下院发表了一场危及政府的辩论。议员们要求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义务。

就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当天,丘吉尔接到了张伯伦的邀请,请他晚上到唐宁街10号。会见时,张伯伦提议他进入政府工作并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在他们谈论战时内阁人选问题时,丘吉尔乘机把自己的几个追随者拉进内阁。

9月3日,张伯伦被迫在下院宣布英国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丘吉尔在政府内任海军大臣和阁员。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想得到首相职位。他认为,能否取得首相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院压倒多数的保守党。因此,开战后,他不再批评保守党领袖张伯伦,他极力表明,他在内政、外交以及战时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要同张伯伦真诚合作。

虽然同德国宣战,但张伯伦不想打这场战争,历史上把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这段时间称为奇怪战争时期,这时英国对德战争实际上并未采取实际的行动。丘吉尔对这条路线并不赞赏,可是他并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抗德工作。他在海军部的工作非常紧张。“奇怪战争”期间,海军的活动最积极。丘吉尔每天工作18小时,在他的领导下,把商船队编入海军护航舰队,制订了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计划,组织建造新军舰和搜索德国潜艇。

丘吉尔还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直接联系。罗斯福沉着、冷静、明智而富有远见,他预见到英国政治的未来属于丘吉尔。从那时开始,丘吉尔和罗斯福便长期通信,直到欧洲战争结束为止,双方通信达千封之多。“奇怪战争”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的第二天便从东边入侵波兰,最后苏德瓜分了波兰。1939年底,苏军又侵入芬兰。在丘吉尔的敦促下,英法政府对芬兰提供了各种援助,并派援军支援芬兰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本来,张伯伦希望看到苏德二虎相争,但出人意料的是苏德竟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对英法及其盟国构成威胁。这使丘吉尔不得不回到敌视苏联的立场上。苏芬战争中苏联胜利,这是苏联强大而英法不能控制的结果。

波兰被瓜分,紧接着,希特勒又占领了挪威和丹麦,这种局势激起了英国人民和下院对张伯伦的强烈不满。1940年春天,多数下院议员都迁怒于张伯伦,表示政府无能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辞职。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惨遭失败,政府必须辞职。丘吉尔成为首相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但张伯伦则想支持哈利法克斯组阁政府,但由于得不到丘吉尔的支持,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德国在西线发动了进攻,袭击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张伯伦本来想利用这一局势握住首相大权不放,他认为战争紧急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强行改组政府。但下院拒绝了他,他只好到白金汉宫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终于在1940年5月10日下午授权丘吉尔组阁政府。

丘吉尔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权。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写道:“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了指挥全局的大权。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简短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你们。”接着他又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和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接受了下院领袖和国防大臣的职务,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地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很可能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法国不可能取胜。这意味着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

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训练陆军、空军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

不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这时丘吉尔政府主要关心的是撤退英国远征军。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终于从敦刻尔克撤出来,但这些部队的装备不得不全部丢弃在法国。这样英军在1940年遭到惨重失败,英国继续同德国作战的前景十分暗淡。

丘吉尔在这个不寻常的时刻表现坚定、勇敢。当6月4日召开下院会议的时候,首相向英国人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上作战,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作战,我们将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的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1940年5月下半月,丘吉尔曾经想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以个人名义给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写了一封信,叙谈他对墨索里尼以往的友情并希望他不要站在德国一方作战。这一尝试毫无结果。法西斯的意大利急急忙忙地出来声援胜利者,于是英国在南欧、地中海和北非又多了一个新的强大敌人。

在法国垂死挣扎期间,丘吉尔主张英法联合成一个国家,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但因1904年6月22日法德停战协议而未达到目的,从此,英国失掉了所有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这时,英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准备焕发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丘吉尔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提高了他的群众威望。丘吉尔成了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1940年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说:“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一千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在法国崩溃之后,英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采取综合手段才能击败德国,就是施加经济压力,空袭德国的工业和交通枢纽以及居民点,在德国占领区广泛组织反抗运动。”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仅用这些手段还不足以赢得胜利。但是英国当时没有其他手段可使。制订战略计划的人可能当时就知道,这种战略无济于事,可是他们想不出别的办法。英国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约翰·巴特勒写道:“谁都说不出应当怎样做才能保证取得胜利……才能在最近的危急岁月使国家免于灭亡。”

1940年夏天,德军开始空袭英国,英国空军给以坚决回击。在空战中英国人损失惨重,可是德国人也蒙受重大伤亡。在这一战斗中,英国人民的意志锻炼得更加坚强。

英国政府在法国失败之后仍坚持作战,这一举动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保守党员渐渐懂得丘吉尔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只有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威信,方可挽回这个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声誉。

1940年9月底,张伯伦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辞职,不久即去世。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守党领袖。这时大家已经很清楚,只有丘吉尔能够胜任。《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这份报纸表达了当时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观点。

丘吉尔懂得,英国孤军作战必须设法摆脱不易避免的迅速失败,因此,采取许多坚决措施:根据抗敌需要动员国内各类资源,扩大军火工业,建立民防队,进行反击德军的训练以防德军入侵英国岛屿时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具备同德国旗鼓相当的或者超过德国的实力。当时只有两个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没有参战,就是苏联和美国。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两个国家。他继续保持并加强同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书信往来,共同商讨最重要的英美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丘吉尔在信中仍然署名“前海军人员”。他非常喜欢玩弄华丽的词藻,在战时也是如此,他总是给各种会议和战役冠以名目繁多的代号。

丘吉尔积极设法说服罗斯福,要他相信英国取胜对美国有利,而德国取胜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他千方百计鼓动美国参加抗德战争。他终于同罗斯福谈妥,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艘旧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海军得到补充,莫如说在推动美国参战的路程上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美国在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上半年给予英国的道义上和物质上(提供各种武器)的援助是对处于困难时期的英国的有力支援。

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巴黎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在万森城堡的法军总司令部会见了魏刚,对他留下了“坚定、果断和出奇的活跃”的印象。丘吉尔与法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后,同意了魏刚南北军队会合的计划,又于第二天飞回伦敦。

但是,从索姆河南部地区发起的攻势未能奏效,由戈特勋爵指挥的英国远征军的北翼阵地也因比利时军队的溃退而陷于困境;5月25日英法联合在阿腊斯北部举行的反攻被德军挫败;5月26日,临时被任命为准将的戴高乐率第四装甲师和6个营的步兵向阿布维尔发动了成功的进攻,但由于缺乏增援和空中掩护,他所取得的战果未能巩固;5月27日,比利时投降;5月30日,戴高乐被迫南撤。由于战事发展不利,英国陆军部已于5月26日命令戈特勋爵打开通向海边的通道,命令驻守加来的英军坚守到底,从南边给予保护,以便从敦刻尔克“撤出尽可能多的人”。此时,沿海的许多港口不是已落入德军手中就是处在德军炮火的射程之内。约有40万英法盟军被迫收缩在敦刻尔克周围的一小块袋形地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假若德军继续追击,40万英法联军就有可能被歼灭。但奇怪的是,在5月24日,希特勒发出了要坦克部队停留在运河一线,停止向前推进的命令,使盟军获得了一个意外的重要喘息机会,争取时间巩固了敦刻尔克周围的袋形阵地。

5月26日晚上7时许,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开始执行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通知。861艘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等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都投入了从敦刻尔克撤退盟军的紧急行动。据统计,头四天总共撤退了131606人;5月27日,7669人;28日,17804人;29日,47310人;30日,58823人。这四天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曾反复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德国人原以为,只有一些小船对希望撤离的盟军作用不大;但到了5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终于发现了这些小得可怜的船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在拼命进攻和猛烈轰炸下,盟军袋形阵地仍岿然不动,德国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盟军部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逃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

由于敌人已经察觉而无保密的必要了,英国海军部干脆公开号召沿海居民都投入营救活动。许多有船的人纷纷自愿前来,更加快了撤退速度,以及5月31日这一天撤退人数达到68000多人。同一天,丘吉尔第三次飞往巴黎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盟军从挪威纳尔维克撤退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一旦意大利参战就对其进行海空联合袭击的计划。丘吉尔在会上还努力避免法国人产生误会,强调在敦刻尔克的英军和法军“撤退必须相互臂挽着臂合力进行”。他发现,法国方面继续战斗的热情和信心比上次有所减弱,尤其是贝当元帅反应冷淡甚而怀有敌意。

敦刻尔克的撤退仍在继续进行。甚至海军部地图室主任皮姆海军上校和他的两三个同事也在四天时间里驾着一艘荷兰小船运回800多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们发出通令说:“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到6月4日,共有338226名英法官兵从敦刻尔克撤到了英国。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些部队只携带了步枪等轻武器,而大部分重武器以及大批军需品和装备都不得不丢在了敦刻尔克。

4.不列颠之战

6月22日,贝当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这种精神使普通老百姓都敢于蔑视不可一世的纳粹战争机器,决心同德国法西斯决一死战。

前后两任本土军陆军总司令艾恩赛德将军和艾伦·布鲁克将军,指挥部队在岛山构筑坚固的防线,挖掘反坦克壕,修建钢筋混凝土掩体,还组建了直接打击登陆敌军的机动部队。7月,罗斯福总统不顾许多人的激烈反对,给英国运来了50万支步枪,8万挺机枪,1.3亿发子弹,900门75毫米的大炮,100万发炮弹以及炸弹、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这些物资几乎把美国军火库的家底搬空了。丘吉尔立即指示以“有计划的军事行动”组织分运,并立即发放给近100万国民自卫军。英国人本来准备用干草叉和连枷来对付德军,现在有了武器弹药,更感觉自己不可战胜。

比弗布鲁克在飞机生产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喷火式”和“旋风式”战斗机从大撤退时的331架增加到620架,后备飞机从36架增加到289架。海军也把大部分驱逐舰从执行护航任务中调回来对付德军入侵。为了避免“打另一场战争的危险”,丘吉尔还不顾中国等国家抗日战争的需要,宣布关闭缅甸通道3个月。这一姑息日本的行动,实际上为英国后来在东南亚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丘吉尔对可能遭入侵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观看了军事演习,在哈里奇和多佛尔视察了防御工事。他还到东北沿海一带视察,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丘吉尔还借助于广播,利用其前任从未用过的方式直接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激发大家的战斗勇气。据估计,全国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于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并被感动。

德国人对英国的第一次猛烈袭击是从7月10日开始的,人们通常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7月16日,希特勒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令,即所谓的“海狮计划”。命令准备工作应在8月中旬完成,其作战目的是“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在德国人的进攻中,有3个相互重叠连接的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对英国护航舰队和南部港口进行轰炸,并引出英国空军,试图把它消耗光,从而取得制空权;这是渡海登陆的先决条件。因此,德国空军在这一阶段里的空袭行动日益频繁。但英国皇家空军只出动了部分战斗机应战。这样虽然使港口和船只受了一些损失,有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保存了空军实力,也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英国空军丧失了148架飞机,而德国空军有296架飞机被击落,135架飞机受伤。

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在8月19日到23日停止了5天。8月24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德国空军首先打算摧毁英国空军的地面通讯指挥中心扇形站。从8月24日到9月6日期间,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使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机场遭到严重破坏,7个扇形站中的6个几乎被彻底摧毁;446架飞机被击落或受伤;103名飞行员遇难,128名飞行员受重伤,占当时全部飞行员的1/4。丘吉尔为此“感到十分焦虑”。就在英国空军遭受严重损失难以支撑局面的关键时刻,戈林犯了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战术错误,9月7日,德国空军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英国空军得以缓过气来,这次战术改变给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9月7日这天,德国空军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从9月7日至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飞机轰炸伦敦,对伦敦的轰炸不间断地持续了57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作为报复,英国空军也轰炸了柏林。由于距离较远,轰炸柏林的规模较小,德国人的伤亡和损失都不严重,但对德军士气和老百姓心理的影响则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他所说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为了救助房屋财产在轰炸中严重受损的人,他抓紧制订了战争保险方案。他还通过林德曼教授组织科学家运用科学技术破坏德军的空中攻势,使来袭的敌机误入歧途。

11月份,空战进入第三阶段。德国人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空袭的主要目标,试图摧毁英国工业生产中心。这一行动是从14日轰炸考文垂开始的,但持续的时间不那么长,也没能实现他们的目的。英国飞机的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在1940年中,还以其9224架对8070架的比数,超过了德国人。

由于英国人民在丘吉尔为首的政府领导下,精诚团结,万众一心,英勇顽强,决死抗战,使希特勒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彻底破产。9月19日,希特勒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计划”;10月12日正式宣布把入侵推迟到第二年春天;1941年7月,希特勒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彻底放弃了“海狮计划”。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美国虽然提供支援,但并不急于参战。英国领导人担心,在美国还没有坚决地同英国并肩战斗之前,就出现悲惨的结局,因此,他认为利用苏联同德国之间的斗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因此,丘吉尔试图把苏联拉入自己一边。1940年夏天,他任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为驻苏大使,责令他努力改善英苏关系,并说服苏联参加对德战争。丘吉尔就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苏德开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变成自己的盟友。

1941年春天,希特勒派鲁道夫·赫斯访问英国。赫斯是从自己驾驶的飞机上跳伞后被英国当局抓获的,英国政府代表与赫斯举行了秘密谈判,赫斯建议英德签订和约,共同对付苏联,并建议丘吉尔离职,由亲法西斯分子组织新政府。

丘吉尔当然不会接受赫斯的这些建议,但他却没有明确拒绝,而是保持了沉默。这种态度使舆论界开始怀疑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而丘吉尔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消这种疑虑。丘吉尔是在暗示德国人,他在进攻苏联时可以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援,从而推动希特勒去冒险攻打苏联。图为丘吉尔在美期间向美国海军致意。

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的回击。赫斯是希特勒丢给丘吉尔的诱饵,而丘吉尔却要让希特勒自己吞下这个诱饵。希特勒和德国其他领袖都坚决反对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英国的态度使他们没了后顾之忧。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曾不止一次地玩弄过英国的首相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尤其是张伯伦曾多次被希特勒愚弄。而这次,丘吉尔却愚弄了希特勒,并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外交部接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曾严令身边的工作人员,除非是德国进攻英国,不能在8点之前叫醒他。8点钟,工作人员才叫醒了丘吉尔并向他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丘吉尔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任首相以来得到的最好消息。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广播了丘吉尔的演讲,丘吉尔说:“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

在这个时刻,丘吉尔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度。在英国,没有哪一个人比丘吉尔更坚决地敌视苏联,但也是丘吉尔最充满热情地要和苏联结盟,要支援苏联。

7月12日,英苏签订了在对德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英国准备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晤,这是他们第一次会晤。结果,双方拟定了大西洋宪章,决定共同援助苏联,向它提供武器和战略物资。并声明英美两国在战胜德国和它的附庸国之后致力于建立公正和民主的世界。

丘吉尔希望美国尽快参战。在远东,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日本已经同德国结盟,日美冲突终将导致美德开战。因此,丘吉尔尽一切可能怂恿美国政府对日本表现强硬。

由于成功地领导了英国人民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丘吉尔此时在全国军民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8月3日,丘吉尔发电报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侯爵说:“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让与美国,可以答应,不过我们宁愿无限期地租借而不愿意卖出。”鉴于空战之后德军有立即入侵的可能,所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多次电报中都竭力向他说明,如果英国一旦被击败,如果万一英国出现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以交出英国舰队从德国换取远为宽大的条件,那么,希特勒就成了欧洲的霸主,将会掌握欧洲全部造船厂和海军,而这对美国是极其危险的。美国人如果坐山观虎斗,以为坚持孤立主义还可以捡到英国舰队的残余。这样想是十分可怕的。丘吉尔这种说法对美国高级官员以至孤立主义者都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因为存在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方面已准备同意英国以基地换取驱逐舰,但同时要求英国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必须在万一战败时将英国舰队或其残部驶往美国,否则这一做法要想获得美国公众舆论支持是极端困难的,而这又是国会是否同意的前提。8月6日,罗斯福通过洛西恩侯爵传来信息说,他希望得到如下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决不投降,也决不凿沉。这一保证对美国国会将最有说服力。

8月15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要用舰队战斗到底,我们谁也无意用舰队的投降或凿沉去购买和平。当你引用我这一再提及的保证时,请记住,如果竟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很容易就能征服英伦三岛及其海军基地,那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害的。”

8月16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就获得海、空军基地而与英国政府磋商的消息。罗斯福竭力说明,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便可在危急时刻换取无限安全是非常有利的。

9月5日,丘吉尔以谨慎的措辞将此事正式通知了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50艘驱逐舰很快交到了英国海军手中,这批舰艇使英国战时计划中新造舰只交付使用之前,英国海军可以极其顺利地渡过舰艇短少的时期。

11月6日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的消息传来,丘吉尔深感庆幸,立即致电表示祝贺。而罗斯福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分配军火产品,即大致上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同意在英国已定购的1.1万架飞机之外,再供应1.2万架。使丘吉尔头疼的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付。

11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了《三国条约》。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预示着战争冲突可能不会再局限于原有的地区范围。

12月30日,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最后,他推出一个广为传诵的著名论断:“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英国的战况和与丘吉尔交换意见,1941年1月初,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飞往伦敦。霍普金斯与丘吉尔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也对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

霍普金斯在英国待的时间比预定时间长得多,他直到2月中旬才返回美国。当3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以后,罗斯福即指定由霍普金斯负责援助英国的事务。在哈利法克斯于1月赴华盛顿就职后,美国也于2月派出约翰·G·怀南特为英国大使,结束了这一职务近两个月的空缺状态,从此英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密切的新阶段。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丘吉尔以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经过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难以分开的。由于“租借法案”在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后来丘吉尔把罗斯福总统的这次胜利,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转折点”。

5.战火燃向东方

9月,英美军需供应会议在伦敦召开。英国同意将原定提供给英国的各种军用物资转拨给苏联。丘吉尔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此时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

1941年12月7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载有400多架飞机,对美国檀香山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凶猛的突然袭击。这次打击使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有18艘军舰被击沉或遭到重创,188架飞机被炸毁,159架飞机严重损坏;美国海军官兵死亡2403人,失踪和受伤2233人。幸亏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港内,而日本飞机的轰炸又漏掉了海军船坞里的油库和潜艇库,否则美国海军的损失还要更惨重一些。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丘吉尔在契克斯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令他和所有人“都不胜惊讶”的消息,丘吉尔立即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对这一消息最权威的证实。对此他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因为,长期以来他极力促成而未果的美国参战一事,现在由愚蠢的日本人替他促成了。

12月14日,丘吉尔冒着狂风巨浪和遭遇德国潜艇的危险,经过漫长的8天航程,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英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不拘礼仪而亲切友好的会谈,双方人员共同举行了代号“阿卡迪亚”的全体会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德国,同时认为阻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是这场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指挥,会议决定在太平洋战区建立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意见,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

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由26个国家参加发起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罗斯福总统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

1942年1月1日,罗斯福到丘吉尔下榻的房间,两人对《联合国宣言》草稿最后敲定。随后,在总统书房里,由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签署了这个庄严的历史性文件。《联合国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粉碎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称霸全球的幻想,取得二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月20日,丘吉尔在白宫收到罗斯福总统亲手交给他的一份电报,上面的消息令他目瞪口呆。电报上说,北非战场上的托卜鲁克要塞被敌人占领,英军2.5万人被俘。后来进一步证实,被俘人数实际多达3.3万人。罗斯福当即问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丘吉尔:“我们能帮你什么忙?”丘吉尔回答:“给我们大量希尔曼型坦克,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并且尽快运往中东。”罗斯福立刻叫来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随即作出安排,调拨300辆希尔曼型坦克和100门自行火炮,并直接运送到苏伊士运河。这一意义重大的决定,成为丘吉尔此行的重要收获之一。

在7月里,奥金莱克亲自指挥着第8军在阿拉曼建立起防线。当隆美尔的部队打来时,由于当地不宜于坦克行进,限制了德军装甲部队的威力。奥金莱克趁机组织了有力反击,俘虏了好几千德军,使局势稳定下来。7月下旬,罗斯福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上将金,到伦敦与英方会商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因为英国的参谋长们固执认为1942年进攻欧洲条件不成熟,使马歇尔关于及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意见未能坚持下去。当这些意见汇总到罗斯福那里后,他最后表态支持进攻法属非洲。7月25日,作出了关于此次行动的最后决定。

8月初,丘吉尔决定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接替奥金莱克的职务。本来还准备起用W.H.E·戈特将军任第8军军长,但因为布鲁克认为戈特过于劳累而倾向于任命伯纳德·蒙哥马利。此后不久,戈特将军因座机被击落而不幸罹难,遂由蒙哥马利担任了第8军军长。

8月10日深夜,丘吉尔直接从开罗飞往莫斯科,准备当面向斯大林通报关于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这是一个微妙的、困难的、然而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丘吉尔对于会受到何种对待心中无数,但对自己将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则十分明确。

8月12日下午5时许,丘吉尔的座机降落在莫斯科的首都机场。苏联人给予丘吉尔以最高规格的接待,安排他住进了城郊一座豪华别墅。当天晚上,丘吉尔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在“阴森而沉闷”的气氛中,丘吉尔首先坦率地告诉斯大林,英美两国政府认为,1942年不可能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提醒斯大林,在莫洛托夫访英时,英方已通过备忘录说明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承诺。斯大林阴沉着脸加以反驳,表明了他对这一决定的不赞同态度。随后,丘吉尔又谈到轰炸德国;继而又谈到开辟第二战场的另外选择,即准备10月份在北非实施的“火炬计划”。丘吉尔以鳄鱼作比喻,说明“火炬计划”是打击鳄鱼柔软的下腹部。斯大林此时又转而高兴起来,与丘吉尔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一计划的意义和理由。此后双方又就英美空军在苏联军队南翼取得制空权进行支援进行了讨论。会谈直到午夜才结束,此时丘吉尔欣慰地感到:“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在战前互不信任的苏联和英国面对共同的敌人逐渐走到了一起。

这次英苏首脑会晤,使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建立起并在战争中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对双方之间加强联系、增进理解、相互配合、保证取得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6.柳暗花明

丘吉尔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即开辟北非战场,并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总指挥,副总指挥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双方商定这一计划提前执行,1942年11月8日在法属北非登陆,然后再由西向东,对德、意在北非的军队发动进攻,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以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丘吉尔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登陆战役的临时司令部。

11月8日,英美联军的三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登陆战役宣告成功。

11月底,盟军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

1943年上半年,登陆盟军和在埃及的英国军队对德意军队发动钳形攻势,彻底消灭了盘踞在北非的敌人。丘吉尔感到非常激动。为了协调盟军的下一步反攻计划,他迫不及待地要去美国访问。

5月12日,丘吉尔一行到达华盛顿,两国首脑及其参谋长们,在白宫举行了以“三叉戟”为代号的秘密军事会议。双方商定,要打破轴心国潜舰的威胁,加强军中优势,采取必要而实际的措施,援助苏联和中国。双方还商定,要在地中海地区实施大规模作战,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同时准备于1944年春在法国登陆,对德国实行决定性的攻击。

1943年7月3日,盟军开始进攻西西里。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10月13日,意大利宣布加入盟军一边,对德作战。

由于苏德战场上苏军的节节胜利,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终于在1944年6月6日开始了。

1944年上半年,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德军一再溃退,希特勒只得把大量的预备队和西线兵力调往东线阻止苏军。这为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丘吉尔召集英美参谋长会议讨论了登陆地点,最后确定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是最佳登陆地点。经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为副总司令。

为确保登陆成功,盟军曾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1944年6月6日登陆作战时,英国已经准备好的大量的军队、飞机和船只,计有39个师,美国还有四五十个师要源源不断地运来。为了迷惑敌人,盟军统帅部还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广泛采用了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司令部设在肯特,并让美军少将乔治·巴顿闲步肯特街头,而德军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军误以为,好像有一支盟军舰队正开往加莱。而实际上盟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是诺曼底。

6月6日凌晨,盟军利用涨潮时机和刚刚出现的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在诺曼底地区登陆。美英2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起飞,载着3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

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1136架飞机,对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10个堡垒,投弹5853吨。

天亮以后,美国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

大约早晨6时30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到了6日夜晚,将近10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当天下午,丘吉尔便发电报给斯大林,通报了顺利登陆的情况。

斯大林收到英国首相的电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回电表示热烈祝贺。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

空降着陆和步兵登陆都非常成功。德军虽组织了反攻,但规模有限,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而且盟军后续部队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逐渐向纵深发展。在盟军的强力推进下,法国迅速解放了。与此同时,苏军在1944年夏已经开进中欧和东欧。

然而1944年底,西线出现了对盟军不利的战况,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扑,突破盟军防线向前推进了90公里。这种情况迫使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向斯大林求援,请求俄国在东线发动强大攻势。苏军于1月12日重创德军,德军只好中止在西线的攻势。这次苏军进攻到了离柏林只有70公里的地区。

德国当局败局已定,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会晤。会议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并在柏林设置管制委员会。四国首脑还就波兰边界和政府的组成问题达成协议。最后,还就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作出了决议。

4月16日,苏军发起进攻柏林的战役。25日,苏军在波茨坦以西包围柏林,并在柏林西南的托尔高地区与美军会师。27日,进入柏林。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柏林守军投降,各地德军也相继投降。5月7日,德国代表同艾森豪威尔签订投降书,5月8日,又在柏林向苏军元帅朱可夫签订投降书。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丘吉尔领导全英人民进行战斗,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战后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戴高乐

1.获得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110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形容他奇高的身材)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13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33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危险的任务,表现出色,于1915年1月20日被提升战斗法国总司令戴高乐将军为上尉。1916年一次与德军的激烈交战中被俘。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虽然戴高乐在俘虏营中度过了4年,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2.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5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生了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因兹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兹窝窝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书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他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19轻步兵营的营长。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但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帖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像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戴高乐(前左二)进入解放的巴黎。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秘书)。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其中包括掌握军政大权的高官们,包括极受他宠幸的情妇德波尔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戴高乐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将军。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像,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辞,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3.自由法国

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筋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他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honundedestin”(应运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携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乐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在伦敦与丘吉尔会晤时指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他于1940年6月18日下午6时,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宣言最后说:“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

至此,戴高乐完成了3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这一切都给年过半百的戴高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自从丘吉尔与戴高乐初次会晤以来已经几个月了,彼此都互相钦佩,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摩擦。戴高乐发现这位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的意愿办事,有时竟不顾损害戴高乐的利益。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

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慢慢地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点儿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乐从非洲回到伦敦,非洲之行虽然谈不上一切顺利,但无论如何也为1941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与贝当伪政府勾搭,并企图将英法联军的军事情报透露给贝当驻北非的司令官达尔朗。但这个军事情报被英国情报机关截留。艾登说,丘吉尔认为此事很严重,他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狐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并没有足够证据,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强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留的所谓“情报”纯系捏造。

l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并给他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文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联系,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美国一旦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法国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这无碍于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在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而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身份参加。普利文向戴高乐报告了此事后,戴高乐当即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之类的救济品。

经过斗争,美国终于作了一些让步。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10月,罗斯福也不得不转变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他致函斯退丁纽斯,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终于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戴高乐感到,自从美国在战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以来,盟国间的关系更复杂了。每当自由法国同英国或美国发生摩擦时,英美总是站在一起。戴高乐不可能摆脱“一对二”的局面。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7月9日,美国果然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虽然措辞含糊,但也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

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乐的把戏,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检阅法军第2装甲师。

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出来取代戴高乐。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

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湮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词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1943年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到5月中旬,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胜利已经不远了。

戴高乐把他的指挥部搬到阿尔及尔,是为了准备解放法国。为了解放法国,就必须把反抗法西斯的组织和力量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为了统一,首先必须战胜吉罗。

戴高乐5月30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吉罗已经等在那里了,前来欢迎戴高乐的还有英国和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些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驻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4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吉罗能有何为?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附会吉罗的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了。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确立国家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个机构美中不足的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

罗斯福也露面了。10日,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6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

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举行军事会谈。

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才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坚决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他反问道:“一切作战的国家,譬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的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么?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越来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1943年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里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战斗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整体利益,最终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时,他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

斯大林

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破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让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发挥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里奥政府要求停战,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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