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庚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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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文选(北大中文文库)试读：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陈平原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前 言
在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林庚先生是以著名诗人兼学者的身份独树一帜的。尽管本世纪不乏兼备诗才和学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这样能使诗性和理性交互渗透在创作和学问之中、并形成鲜明特色的大家却很罕见。他从创作新诗的目的出发研究古诗，在探寻古今诗歌创作规律的同时，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新局面，推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林庚先生生于1910年2月22日。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秋，出版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同年留在清华大学任助教。协助郑振铎先生编辑《文学季刊》，并负责新诗一栏的组稿工作。1934年夏林先生在北京民国学院任讲师，又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兼课，这一年继《夜》之后又出版了《春野与窗》，这部诗集奠定了他在30年代诗坛上的地位。1934年后他作为一个自由体的新诗人又开始尝试新的格律体，1935年秋出版了《北平情歌》，1936年出版了《冬眠曲及其他》。“七·七”事变起，林先生南下，在厦门大学任教。1941年任厦大中文系教授。十年间曾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楚辞、庾信、李商隐、文学批评、新诗习作等课程。由于必须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教学和科研，他也就从一个专业的诗人逐渐地转变为一个专业的学者。此后林先生虽然始终不曾中断新诗创作，并在各报刊上陆续发表新作，但主要的精力已经转向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林先生不但摸索出几种接近格律体的新诗，而且总结出一套关于探讨新诗民族形式的宝贵意见。他在《问路集》自序中将这些意见归纳为以下三点：“一、要寻求掌握生活语言发展中含有的新音组，在今天为适应口语中句式上的变长，便应以四字五字等音组来取代原先五七言中的三字音组；正如历史上三字音组曾经取代了四言诗中的二字音组一样。二、要服从于中国民族语言在诗歌形式上普遍遵循的‘半逗律’，也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三、要力求让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如果它或上或下、或高或低，那么这种诗行的典型性就还不够鲜明。”他还写过多篇论述新诗形式的论文，结成《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一书。本书所选《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一文大致可以包括他所思考的关于内容与形式、新诗怎样建立诗行、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等重要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林庚先生的创作追求和理论思考的基本路向。
林先生在探索新诗形式时，一方面在创作中致力于把握现代生活语言中全新的节奏，以构成新的诗行；另一方面则在学术研究中追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又相互促进的。他认为：“从楚辞到唐诗，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正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它也是先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取得一定的自由，后来又进一步找到了五七言的完美形式而得到更充分的自由。”正是本着这种追根溯源的精神，林先生将创作新诗和研究楚辞、唐诗完美地统一起来了。本书所选的十余篇论文，大致上可以体现他这种独特的研究风格。一
林先生研究楚辞的成果主要收在他的论文集《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以及专著《天问论笺》中。研究楚辞，很难绕开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考辨。从王逸的《楚辞章句》到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汪瑗的《楚辞集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等等，在楚辞的考订、义理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当代学者如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先生等也都是以功力著称的大家。但是由于楚辞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注家之间分歧较多，不少研究者在文字训诂上转弯抹角，曲为之解，很难取得可以成为定论的意见。林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从理解屈原的作品出发，只取最早的可信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同时联系天文、地理、历史、文字学等多种知识，努力寻找最直捷明了的解释，因而有许多重要的创获。例如关于《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一句的意义，因涉及屈原的生年，历来争议很大。郭沫若和游国恩先生都坚持认为“摄提”是指年名“摄提格”，林先生认为是星名。他通过对前人各种注疏的辨析，指出将摄提当做“摄提格”写进注里，是从王逸开始的。后来朱熹在《楚辞辨证》里已加驳斥，但后世注家仍有不少用王逸之说。林先生举出汉代文献中许多资料来证明摄提作为古代天文历法上一个重要的星辰，孟陬指夏历正月，二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被认为是显示着万象回春的清平景象。如果摄提失方，就会产生灾变。因此当摄提与孟陬紧密联系在一起出现时，摄提无疑是星名。而“摄提”与“摄提格”之所以相互混淆，问题出在《史记·天官书》中的一段解释“摄提”的文字中衍出一个“格”字。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已引用猪饲彦博的校勘成果，指出“格字衍”。林先生又从句法和内容上加以辨析，并参照《春秋天命苞》关于摄提的解释，进一步证实了“摄提”是星名而非年名，由此否定了屈原生于寅年的说法。之后，林先生转而根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来分析屈原为什么强调自己生于庚寅日。正月初的某个日子能取得嘉名的只有正旦、立春和人日，而正旦、立春自有专名。按荆楚“七日为人”的风俗，很可能是正月七日。其时尚无“人日”之专称，故以干支记日。又据楚宣王、威王两代只有纪元前335年（楚威王五年）的正月七日是庚寅日，推出屈原应生于这一年。这一重要创获主要反映在本书所选的《屈原生卒年考》以及《摄题与孟陬》两篇论文中。
在考订屈原的生平时，林先生特别强调对材料应做去伪存真的辨析工作，应使用最原始的资料。他认为《史记》中“屈原列传”、“楚世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等都是最宝贵的资料。而《史记》之后的文献，便略逊一筹。至于刘向的《说苑》、《新序》等，本近小说家言，取材又极不严肃，在研究屈原生平上的价值又更低一等。而对材料的使用，林先生既重视其可靠的程度，更善于作通达的解释，反对钻牛角尖式的考证方法。对屈原作品的解释也从不陷在烦琐的考证中。他总是抓住与屈原思想或行迹关系最密切的一些词汇，作出精辟的阐释，以纠前人之误。例如他指出《离骚》中的“民”即“人”，而非指人民或民众。又如彭咸是屈原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林先生通过分析《离骚》、《抽思》使用彭咸一名的语义环境，指出在王逸以前，彭咸从未和沉江发生过任何联系。认为“彭咸”和楚的祖先高阳氏有密切的关系，应是楚国的先贤，以“直士隐”的性格而成为屈原进退的依据。在屈原作品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关于地理名词的歧见，直接影响到对屈原的行踪、作品的内容、乃至作者归属等重大问题的解释。林先生善于从考证其中最关键的一些名词入手，干脆利索地解开前人纠缠不清的症结。如《招魂》历来是争议最多的一篇楚辞。关于其作者，有屈原说、宋玉说两种；而招什么人的魂，又有屈原自招、屈原招楚怀王、宋玉招屈原三说。其写作地点，则历来用王逸说，以为作于郢城。林先生从辨析《涉江》中的“山皋”“方林”入手，否定了近人认为《招魂》乃楚都寿春时作品的根据。并进一步考出《招魂》作于“江南之梦（华容县附近的巴丘湖）”，当为楚怀王十七年，秦楚大战之后，次年怀王南巡江南之梦、为阵亡将士招魂之时。《招魂》的性质，并非为个人哀悼之作，而是写春天的一个大规模的招亡魂的典礼。又据《周礼·春官》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以及郑注所引《檀弓》和《春秋传》中“君临臣葬之礼”，联系《招魂》中所说“工祝招君”，可证《招魂》正是为招死国战士之魂的典礼而作。解决了《招魂》的性质以后，《招魂》的内容以及序曲、乱辞的意义也就不难解释了。序曲正是典礼的开场白，而乱辞分为前后两段，恰好叙说了招魂的始末。前段所写是自郢到“梦”、“春蒐”之礼的情景，后段写典礼结束之后的哀悼心情，与《礼记·祭义》中“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的记载完全相符。可以说，林先生关于《招魂》的精彩考辨是各种解释中最简明透彻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共计20篇论文，而仅十一万字。但创获之丰富，内容之精湛，胜过许多百万巨帙。本书限于篇幅，只能选择其中的三篇。其他创获还有很多，例如他指出《离骚》中从“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到“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一段十四句是后人窜入的文字；用统计法推翻了一般人用“兮”字来断定二南近于楚辞的看法。又指出楚辞诗化形式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继承旧有诗经的形式，而把它加长以适合散文语吻的长度，如《橘颂》、《天问》之作；一是根据散文重新另制一个诗的形式，如《离骚》、《九章》，散文形式需要借重叠排偶以造成诗化的节奏，从而造成其aabb的押韵方式，以便于把诗行过渡到长一倍。林先生发现了楚辞由散文变为诗歌的奥妙之后，还根据这一原则，解决了《涉江》首段的断句，发现了错简的地方，使这一篇文理通顺的佳作恢复了本来面目。这又是运诗歌创作经验于考证的一个绝好的例子。除此以外，林先生还从考察形式出发，对楚辞的《橘颂》、《礼魂》、《湘君》、《湘夫人》等篇的内容作了独到的解释。如指出乱辞的选用为屈原独自的尝试，《橘颂》是《离骚》以前尚未使用过乱辞的早期作品，其形式从诗经的体裁改良而来。《国殇》、《山鬼》上三下三的严谨形式受《招魂》乱辞的影响，《国殇》和《招魂》的主题也相同，然而只是个人的抒写，而非致神仪式的描绘。《礼魂》应视为《国殇》的乱辞。并从三方面补充说明了《湘君》、《湘夫人》原应为一篇的理由。
在屈原的作品中，林先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天问》的研究。这部巨著是历代楚辞注释家们望而却步的作品。林先生曾于1947年发表过一篇《〈天问〉注解的困难及其整理的线索》，试图为全面解开《天问》之谜作一个初步的探索。在该文中，林先生已提出《天问》中历史的发问乃是以夏为中心的远古南方民族的传说，并初步勾勒了夏启源自禹、后羿源自舜、启、羿相争的历史。指出《天问》中的“帝”应全部释为上帝、天帝，从而纠正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杂乱解释。这是理清《天问》里历史顺序的关键。1964年他又写了《〈天问〉尾章“薄暮雷电归何忧”以下十句》一文，开始进入更具体的研究。然而因“四清”已经开始，研究只得中断。直到1978年，才得以全力以赴地做彻底的研究。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他连续发表了《〈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三篇论文，并确认《天问》乃是一部问话体的以夏、商、周为中心（下及吴、楚、秦）的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兴亡史诗。1981年林先生又写成了全部的笺释及今译，与四篇论文及代序合为《天问论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林先生研究《天问》的方法是：从全诗整体布局和史实的排列顺序着眼，与《左传》、《离骚》、《史记》、《山海经》等最原始的资料进行对勘，谨慎地考虑错简和错字的局部影响，辅之以对关键字句的精审考证。他的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勾勒出上古关于夏王朝的历史传说的轮廓，辨清了《天问》中的故事与正统说法的重大差异。指出在南方民族的传说中，禹并非夏的开国者，他只是生出了建立夏王朝的启，把天神的血统传给了夏民族。启与后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后羿一族衰微后才重新复国。关于这段历史，有两句向来不得其解：“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林先生从益在传说中主兽这一点着想，考出“射”指射猎，“鞠”指生养即畜牧。从而解开了历代注家无从措手的难题。第二，搞清了吴民族的渊源，认为吴长期居住衡山，由于楚民族在荆蛮扎根，吴民族在迁移北上途中，遇到流亡的太伯兄弟，才一同沿江汉东下，在古句曲山一带定居。这就是句吴的由来。第三，指出帝舜传说出于稍后的北方，很可能是从较早的帝俊、颛顼演变过来。舜不但与吴楚民族有密切关系，而且与秦民族也存在类似的渊源。第四，利用《史记·秦本记》与“中央共牧后何怒”以下六句对勘，考出了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使历代注家为之束手的一段空白得到填补。第五，辨明《天问》尾章十句主要写楚平王、昭王两朝的历史，即吴楚之争最激烈的年代，从而使《天问》的结构得到合理的解释。《天问论笺》出版后，被学术界誉为迄今为止对《天问》这一学术难题进行系统阐释和论述的唯一力作。二
林先生研究唐诗，是从李白开始的。他在1954年出版的《诗人李白》，正是继他研究屈原之后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至高地位，虽然自中唐以来就已得到公认，但到20世纪中叶，在当时评价古代作家只有“人民性”和“现实性”这一根标尺的形势下，怎样认识李白，就成了新的问题。《诗人李白》共分五章，本书所选的第三章“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是其中最关键的一部分。由于李白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盛世，因而评价李白，就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封建盛世文学的性质的问题。林先生意在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李白研究中的种种旧问题。这一构想在当时是极有胆识的。文中着重提出的是以下两个观点。其一是李白和时代的关系。他说：“这经济文化空前的盛况，带来了对于前途的无限的信念与展望。要说明这一个高潮，要说出当时及后代人民对于祖国这一个时代的要求和骄傲，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人们所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她需要尽情的歌唱，这乃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无数诗人都努力在满足人民这一个愿望”，“而李白就是最优秀的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其二是李白的布衣感。他说：“布衣传统上又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对于统治阶级保持着对抗性的身份，因而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在朝也还是以布衣而骄傲，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人民所称誉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布衣可以与王侯分庭抗礼的凭藉。”“布衣的斗争因此乃是于农民直接进行的斗争以外，经常的反映着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集中的表现。”由于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因而成为这一斗争中典型的代表。这两个观点在极“左”思潮流行的50年代遭到批判，是毫不奇怪的。直到80年代，仍有人与林先生商榷。今天看来，林先生确实把握了盛唐时代的总体精神，抓住了盛唐诗的中心主题和客观评价李白的关键。由此可以见出林先生感受的敏锐以及在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尽管对于上述问题的分析，在80年代以后愈益深化，也更为细致辩证，但基本论点的提出，仍应归功于林先生。
在研究唐诗方面，林先生所提出的最著名的论点，就是“盛唐气象”。“盛唐气象”一词在严羽《沧浪诗话》里就已出现。但在古代文论中，主要偏重于对诗歌格调和神韵的理解。林先生则将它扩大到对盛唐时代精神的认识，指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同时，林先生还首次揭示了盛唐气象的形成与建安风骨的内在联系，认为建安风骨乃是具备在盛唐气象之中的，它是盛唐气象的骨干。没有这个骨干，盛唐气象不可能出现。在超越前人的认识基础上，林先生以诗一般的语言对“盛唐气象”的总体特征作出了精彩的概括：“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一起成长的。”这篇系统阐述盛唐气象的长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学者甚至在提到林庚先生的名字时，会很自然地联及“盛唐气象”。
与“盛唐气象”的著名论断紧相联结的，是林先生对盛唐诗歌的又一艺术概括：“少年精神。”他认为盛唐诗体现了一种“开朗的、解放的”、“实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为骨干的“少年精神”，这种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乐观的奔放旋律”。盛唐的时代条件决定了唯在盛唐气象之下才可能出现少年精神。毫无疑问，“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是林先生对盛唐诗歌所作出的两个极为传神的概括，它抓住了盛唐诗歌的神髓，是不同凡响的创见。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具有浪漫风格的诗人及其作品上。而对这些诗人的研究又无不与对盛唐诗的整体观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认为建安风骨的精神实质是富于理想的，高瞻远瞩的，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陈子昂提倡的汉魏风骨，也正是这样一个传统。《感遇》集中表达的是雄图壮志，以及由于追求理想而激起的不平。林先生之所以特别推重盛唐诗和浪漫派诗人，原因之一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一文中，他说诗的内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新的诗风最直接的，莫过于新的事物上新的感情，这便是诗的原质。诗又必须寻求其草创力。它是一种生命的呼唤，应当“使一切缺少生命的都获得那生命的源泉。在一切最无情趣的地方唤醒那生命的感情”。而唐代正是诗的新原质发现得最多的时期；其次，还与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有关。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士”多数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也即我们所通称的“寒士”。争取开明政治，进行民主斗争的要求，集中地体现在寒士阶层。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代表着封建社会上升阶级的文学，也就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这种进取的力量和信心，也必然形成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这个寒士文学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建安到盛唐，又集中体现为李白的布衣感。因此，他在论盛唐诗时，自然就会选择最能代表这种浪漫特征的诗人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林先生研究唐诗，还特别重视语言的诗化过程。他认为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它需要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不断地进行诗化。诗坛的繁荣，乃是建立在这语言充分诗化的普遍基础上，而不在于偶然出现一两位杰出的诗人。语言诗化的过程包括形式、语法、词汇等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使语言更富于飞跃性、交织性、萌发性，自由翱翔于形象的太空。从先秦到唐代，文学语言正是沿着这一诗化的道路发展着。他在《论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唐诗的语言》等论文中充分地阐述了这一诗化的过程至唐代完成，才出现唐诗高潮的事实。指出：“汉代有赋家而无诗人，唐代有诗人而无赋家；中间魏晋六朝则诗赋并存，呈现着一种过渡的折衷状态”；“这个现象可以帮助我们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五七言诗坛，自建安经过六朝，乃正是处于走向成熟高潮的过渡与折衷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诗歌开始居于优势，赋也开始偏离汉赋的轨道而逐渐向诗歌的道路上靠拢，到了隋唐前夕，庾信的赋中就出现了完全可以称之为诗的作品”。“五七言诗坛的成熟，因此是经过着一番曲折的过程；最后诗歌才终于完全取代了赋，也取代了赋影响下的骈文而登上全盛的高峰。”而唐诗高潮最重要的标志，便是绝句的登上诗坛，“这乃是艺术上的归真返朴，语言上的真正解放”。此外，“七古正如绝句，也都是到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才一跃而为诗坛的宠儿”。“律诗也在唐诗走向高潮中形成，同时在诗坛以七古和绝句的自然流露的基调中获得了解放的力量。”关于诗赋消长的观点近年来在学术界已被许多学者尽情发挥，虽然论述更为详细，但从总体上看，并未超出林先生的基本论点。
林先生研究唐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善于将自己富有诗人气质的特有的艺术敏感，运用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之中。这种分析往往能参透深邃的艺术哲理，使读者品味再三，仍觉余味不尽。这样的美文，在他的《唐诗综论》的“唐诗远音”和“谈诗稿”两编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将林先生的唐诗研究置于当代唐诗研究史上作一比较和估价，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精熟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这三种方法，而且较早地借鉴了西方文艺理论来研究古代诗歌，因而能在诗学的宏观思辨方面站在同行的前列，以其新颖而富有生气的创见引导和启发着一代学人。清末以来，宋诗派在学术界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本世纪上半叶，虽有一些研究唐诗的论著，如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刘师培《读全唐诗发微》、邵祖平《唐诗通论》、苏雪林《唐诗概论》以及一些零散论文等，但除了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以外，都未产生太大的影响。自从林先生提出“盛唐气象”等一系列著名论点以后，唐诗研究才愈益受到重视，盛唐诗的价值也才在新的层面上得到深刻的认识。三
楚辞和唐诗研究是林先生的学术成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除此以外，林先生对明清小说也很关注，并发表过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专著《西游记漫话》。晚年完成的《中国文学简史》（宋元明清部分）也是以小说研究为重点的。林先生对于宋元明清文学的基本认识，与他对先秦至唐代文学的认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宋元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日益兴旺起来，并越来越居于创作上的主导地位。这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盛衰交替，也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明的一个重大变化。市民文学的主要特色是以小说戏剧作为它的中心舞台，以故事的爱好，展开全新的创作。女主角的异常活跃，以女性生活基调为主题，更是市民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宋元以后出现了古白话，而唐以后的正统诗文却离口语越来越远，日趋老化。市民文学在这方面则正是得天独厚，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也吸引着众多作家加入这一创作行列，终于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后期的重要篇幅。
出于这些宏观认识，林先生对于明清小说中几大名著的分析颇多精辟的创见，有的甚至是石破天惊之论。例如论《西游记》一反以往认为小说反映封建社会现实政治和农民斗争的流行说法，分析了《西游记》的童话精神，指出这种童话精神产生于《西游记》已有的神话框架，并且与明代中后期李贽的“童心说”所反映的寻求内心解放的社会思潮相一致。孙悟空形象的创造中，实际上大量运用了市井生活的经验和素材，人物性格以闯荡江湖的英雄好汉为原型，但又凭借着讲史类英雄传奇的文学传统，被赋予英雄的崇高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又如《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施耐庵的说法，以及小说反映农民起义的主题，50年代以来已成定论。80年代已有作者通过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的考订，指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在正德八年。林先生从水浒戏和水浒传人物名字、形象、情节的比较入手，确认了小说的成书年代在永乐年末到正德、嘉靖之际。并根据市民文学中水浒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发展，指出小说中的英雄形象乃是市民心目中的江湖好汉融入了传统的“游侠”理想的产物。这种人物性格的精神内涵决定了水浒聚义的反势要、立边功的中心主题。水浒英雄所提出的“图王伯业”，并非如一般学者所解释的那样，是要推翻朝廷，夺取政权，而是指立功封侯。与盛唐制举中的“王伯科”以及文人自诩的有“王霸之略”意思相同。招安不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结局，而是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逻辑的。立边功的内容与明代前期民族矛盾尖锐、朝廷重视边功的客观形势有关。
在《西游记》和《水浒传》的研究中，林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宋以后的小说分为话本和讲史两类。在朴刀杆棒类的话本小说中，由于篇幅短小，一般只写单个好汉的行为，不表现群体的事业。他们的行为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明确目的，因而这类小说的人物常常缺乏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在讲史类的传奇中，则往往由于一个群体的目标，促使各种类型的英雄聚集在领袖人物的周围，为了完成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有一种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中国古代的英雄传奇在讲史类的章回小说中发展得最为充分。而讲史与朴刀杆棒相结合，便出现了《水浒》和《西游记》这类的作品。这两部小说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古代长篇的章回体小说，至少在其前期主要的发展阶段上是以英雄传奇为中心主题的。它与宋代话本和明代拟话本这类市民短篇小说中所展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是有所不同的。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受制于市井社会的种种现实关系及道德、伦理观念，自然也就难以产生出非凡的英雄事迹。但是市民也并非没有更高的向往，环绕着历史上的变故而流传的大量传说，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寻找和创造更为英雄的人物形象的倾向。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渴求与憧憬。然而它又需要一个更合适的背景与环境，需要一个能够从社会关系的严格制约下超越和解放出来的外在的凭借。于是当市民们眼光转向更广大、更富于冒险色彩的江湖世界时，他们想象中的英雄便从历史走进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天地，这也正是长篇章回体的英雄传奇所展示的重要天地。它与市井社会的日常生活合起来构成了市民小说中完整的生活画面，而又显然高出于日常生活的境界与格调。作为个性鲜明的一家之言，这些新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林先生论《三国演义》，则以分析《赤壁之战》最为精彩。他抓住这八回的来龙去脉，从书中怎样描写双方矛盾转化的过程着眼，透辟地点出了作者的布局匠心、正笔侧笔曲折烘托各尽其用的妙处。可说是本世纪后半叶评论这一段小说最到位而又最简明的文章。由此一篇，也可以看出林庚先生不但具有概括文学史重大现象和发展脉络的宏观把握能力，而且在作品的艺术分析方面具有常人难及的犀利眼光。
由于林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范围较广，他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自然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系统的认识。从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文学史。第一次是1941年，在厦门大学教书期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由朱自清先生作序，1947年正式出版。全书的构想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比较明显，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四大段，以每个时代文学主潮的起伏为线索，从思想的形式和人生的情绪着眼，阐释时代的特征和文学形式的演变。第二次是在50年代初，即1954年，出版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册。这本书接受了解放初期新思想的影响，体例改为以时代先后为序，突出重点作家屈原、陶渊明和李白、杜甫，以及三个重要时代：散文时代、建安时代、诗国高潮。此书在80年代又做过全面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对先秦至唐五代文学史的主要特征的认识，因而又“加深描述了寒士文学的中心主题、语言诗化的曲折历程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修订后记》）。第三次是从1992年开始，林先生开始了宋元明清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也吸收了不少厦大版《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下卷系统而明确地表述了林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后半部分的基本特征的认识，与《中国文学简史》上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合成一部《中国文学简史》。在这部书中，除了以上所说的楚辞、唐诗、明清小说三大块突出体现了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特色以外，还有许多地方新见迭出、闪耀着悟性的灵光。
林先生一生硕果累累，这本二十万字的论文选限于篇幅，只能选出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分，难免遗珠之憾。尤其是作为专著出版的《诗人李白》和《西游记漫话》两篇长文，难以全录，最为无奈。但从选出的这部分论文还是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学术风格，他强调使用最原始的史料，思考问题总要追到根本，处理材料具有极高的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的学术论著，无论新作旧作，总能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开卷便有一股蓬勃旺盛的生气扑面而来。因此多年来一直以这种鲜明的特色吸引着许多年轻的学子。不过喜欢林先生文章的人虽然不少，要真正读懂他却并不容易。尤其是他那诗性感悟式的表达中所包含的理性思考，或许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普遍理解。葛晓音屈原生卒年考
屈原是中国民族最伟大的一位诗人，相传他死的那一天就是夏历五月五日，可是他究竟生在哪一年，死在哪一年呢？历史上却没有记载。一 屈原的生年
本来这样二千多年前的一位诗人，他的传记过去又如此简略，要在今天研究他的生年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幸而在他所写的《离骚》里有这样一句话：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里明明说到他的生日是一个初春的庚寅日，就从这一个线索，后人设法来推求他的生年。
历来对于《离骚》这一句话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王逸的注解，认为“摄提”就是“摄提格”，他引《尔雅》的话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换句话说他就认为屈原是生在一个寅年正月的庚寅日。另一种是朱熹的注解，认为“摄提”并不是“摄提格”，“摄提”只是一个星名，这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换句话说，“摄提”所说明的是一年里的季节而并不说明那是什么年份，我同意后者的说法。
甲.说“摄提格”
王逸和朱熹的说法，似乎都根源于《史记·天官书》里的一段话：
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而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在这段话下注明：“猪饲彦博曰：格字衍。”也就是说《史记》中原来并没有这个“格”字。猪饲彦博是《史记三书管窥》的作者，这个校勘很重要。王逸《章句》既一向不引出处，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会把《离骚》中的“摄提”竟当做“摄提格”来注释。这里至少提供了一个线索，可说明王逸错误的来源。至于时节也就是季节。《天官书》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又说：“用昏建者杓。”“摄提”所以正是会同北斗的杓来建四时季节的。“摄提”由六个星组成，在天文上不列于二十八宿，似乎不算顶重要。它要建时节还必须“直斗杓所指”。斗杓就是斗柄三星，已经自己指明了方位，那么还要“摄提”有什么用呢？所以摄提是一个很奇特的星。《史记·天官书》：
大角者天王帝庭，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摄提。《春秋元命苞》：
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原来斗柄的尽头便是大角。大角是一颗光辉强烈的一等星，而摄提就拱卫在这颗大星的两旁。所以摄提可以更明显的显示出斗柄所指的方向。这也可以说就是“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然而摄提的功用还不止此。原来指示季节的除了北斗之外还有二十八宿。从斗柄通过大角便直指到二十八宿为首的角宿。这便是《元命苞》所说的“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摄提可以把北斗连系到二十八宿去，使得在周天上对于季节的观察更为便利，这就是摄提独特的功用。然则摄提所建的是季节，至于季节范围之外的岁名则是根据岁星（木星）运行而建立的。木星是行星，摄提是恒星。彼此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按“摄提格”等十二岁名的由来，《天官书》中一律未作任何解释。但“格”字却见于有关辰星（水星）的说明中。《天官书》：（辰星）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史记索隐》注曰：
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东方，太白，金也。……各出一方，故为格。格谓不和同。这里“格”字在天象上乃是两相对立的意思。所以《宋志》又引作“格对”。然则所谓“摄提格”者，莫非出于这一年岁星与摄提星在天象上，乃恰好是东西相对立吗？
按《淮南子·天文训》：“太岁在寅……岁星舍斗、牵牛。”这也就是传统上的“岁在星纪”。而摄提星则位在角、亢二星东北，“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按照这个方位，那么当摄提星昏时在东北方位上出现时，岁星就正出现于西北方位上；两相对立、“各出一方”。这或者乃是岁名之所以会称为“摄提格”而扯到“摄提”这个恒星的缘故吗？但“摄提”自身无论如何还只是一个星名。
又按《春秋左氏传》中纪年之处比比皆是，如曰：“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却从未见这所谓“摄提格”等十二岁名。而《春秋左氏传》近人多信其乃著于战国中期。若此，则屈原生时是否便已有此后起的十二岁名，本身就是个大问号。再证之秦汉之际这些所谓十二岁名者，事实上还处于草创未定，莫衷一是的阶段。王逸乃无中生有，斤斤以之解释《离骚》，岂非更近于捕风捉影吗？
乙.“摄提”只是一个星名
摄提格与摄提，一个是岁名，一个是星名。两者既都是专名词，所以古籍从来绝不混用。“摄提”只是一个星名，“摄提格”只是一个岁名。《史记·历书》：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焉逢”就是“甲”，“摄提格”就是“寅”。换句话说就是“太初元年，岁名甲寅”。这里绝不能含混地说：“岁名焉逢摄提。”《历书》上如说：
徒维摄提格（戊寅）
商横摄提格（庚寅）
横艾摄提格（壬寅）
游兆摄提格（丙寅）也从没有单用“摄提”二字的。《天官书》说：
以摄提格岁又说：
以摄提格之岁这“摄提格”也就是“寅”的意思，正是命名年的。所以《尔雅》说得非常明白：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淮南子》说：
太阴在寅，岁名摄提格。都从不单说“摄提”。至于“摄提”呢？《星经》说：
摄提六星在角亢东北，主九卿，为甲兵，携纪纲，建时节。这里又丝毫没有“摄提格”的意思。所以《离骚》里的“摄提”自然就是这建时节的“摄提”。《离骚》说：
摄提贞于孟陬就正如《古诗十九首》说：
玉衡指孟冬同是指明季节的。《天官书》说：“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摄提”既是“直斗杓所指”，莫非屈原是生于初春正月庚寅日的昏时吗？
丙.屈原的生日与生年“摄提”所指的既绝不是年，而“摄提贞于孟陬兮”这一句里也绝没有说年的意思。
第一，《离骚》的句法原没有一定字数，例如下句“皇览揆余于初度兮”就比较长，因此没有把“摄提格”写全，绝不能说是因为受了诗句字数的限制。那么为什么不写全呢？它很无妨写成“摄提格贞于孟陬兮”，除非是有点觉得不大好讲：因为“寅年‘贞于’初春的正月”这样一句话真是够别扭的，这不大好讲又正可以说明“贞于孟陬”之上原来就不会是一个年名。
第二，其实要好讲又要字数整齐，《离骚》里原有最常见的说法；如说：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又如说：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恐鹈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萲然而蔽之
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都一连串的用一些“之”字，那么何不说：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格之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岂不就是“寅年的正月”吗？可见“摄提格”很容易说全，在诗句里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把它写全（这写全对于说明“年”是如此重要的）。现在偏不写出这一个“格”字来，就是没有意思要说明“年”。“摄提贞于孟陬”原就是如古诗的“玉衡指孟冬”，所指的是季节里的一个“月”。
屈原郑重地说明自己生辰的“月”“日”，这“月”“日”就是他生辰里最值得夸耀的部分；然则我们如果能推求出他生辰的“月”“日”，或者也就有可能找出那生辰的年来，那么屈原是生在正月的什么日子呢？按屈原在《离骚》里为什么要说到自己的生辰，这要联系到屈原的“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才有意义。也就是下文所说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所以我们如果单从“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一句上来断定屈原的生年是不全面的。屈原在这句之后紧接着说：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朱熹说：“初度之度，犹言时节也。”王逸也说：“度其日月生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以美善之名也。”都说明屈原出生的日子是一个可以取得好名字的日子，那么这一个日子好在哪里呢？王逸没有说，朱熹也没有说。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说：“天辟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却并没有用这理由来赞美屈原的生日。可见这并算不得一个理由。因为一个正月里就同时有两三个寅日，既非唯一的，所以并不稀罕。并且如果强调的只在寅日，何必还说“庚寅”（按《哀郢》说甲日就只说“甲之晁”）。至于后来戴震的《屈原赋注》甚至于解释“初度”为“容度之度”，这样屈原的生日就简直与“锡余以嘉名”毫无关系了，这正足以说明单单是寅日，是不足以解释取得嘉名的原因的。
要在正当正月初春之交，说明屈原从某个日子里能取得了嘉名，这日子就只有三个：（一）正旦。（二）立春。（三）人日。而正旦立春似乎又不会说成庚寅日；因为干支纪日原不是很理想的，一过了当时就会不明确到底是哪一天。例如“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孟就是孟春，陬就是正月，都非常明确；而庚寅呢？它可以是任何一天。屈原如果是生在正旦立春这些古来已有专名的日子，既有直接的名词可用，就不会再用庚寅这干支来纪日了。
丁.说人日《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簿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这真是楚的本地风光了。比《荆楚岁时记》更早些的有董勋《问礼俗》说：
俗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又说：“荆人于此日，向展门前呼牛马杂畜，令来，乃置粟豆于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马。”可见这原是盛行于荆楚一带的民间习俗，至于这习俗什么时代传下来的，《荆楚岁时记》说：“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问礼俗》也说：“未知所出也。”可是《问礼俗》又说：“人日镂金簿为人，以贴屏风，戴于头鬓，起自晋代。”可见人日的习俗到了晋代才更为发达起来。至于人日最初的起因实由于人与六畜的关系，《礼记·曲礼》说：
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诗经·君子于役》说：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左传》说：
为六畜五牲之牺，以奉五味。则六畜与人的关系在周代原是极盛，此后生活日益复杂，六畜在人的心理上便没有这么重要：于是只有正月一日因其是正旦，七日因其有关于“人”，还被注意。所以《荆楚岁时记》说：
旧以正旦至七日讳食鸡。这样正月一日既本有专名词叫正旦，七日才逐渐也有了人日的专称。那么关于正月七日的习俗很可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畜与人分占了七天，这时既没有“狗日”“羊日”“猪日”等等，自然也不会单有一个“人日”的称呼。第二个阶段是七天当中只有一日与七日逐渐更显得重要，所以《问礼俗》说：
正旦画鸡于门，七日帖人于帐。第三个阶段是正月七日的风俗由荆楚一带又普遍到各处风行起来，于是有了人日的名称。《荆楚岁时记》说：“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人日的名称大约就起于这正月七日的普遍推广以后。按这一个习俗所以特盛于荆楚一带，正因为楚地神话习俗素来存古独多，而秦汉以来，江南一带，生产方式也落在北方之后，所以有关六畜的习俗能够相沿的遗留下来；之后晋室南渡，而北朝游牧民族各部落又是重六畜的；于是这遗留于江南的古俗才又重新流行起来。《荆楚岁时记》所以才说：“近代以来，南北同耳。”
屈原生于荆楚的战国中期，既有“七日为人”的习俗，又还没有“人日”的称呼，要说这一天就只有用干支了。这就是屈原为什么要用“庚寅”来说他生日的缘故。“七日为人”，人生在这一天当然是一个好日子，当然可以取一个顶天立地的“嘉名”，根据新城新藏的战国秦汉长历，在楚宣王楚威王两代里只有纪元前三三五年（楚威王五年）的正月七日是庚寅日，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屈原是生于这一年的。二 屈原的卒年
要知道屈原的卒年，现在也是靠屈原自己所写的一篇作品，那就是《哀郢》，《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哀郢》正是屈原自沉之前一篇重要的作品，《哀郢》的年代如能确定，自沉的年代也就容易确定，那么《哀郢》是作在哪一年呢？
甲.说哀郢《史记·屈原列传》里又有一段话：“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乃作《怀沙》之赋，其辞云云，于是怀石遂自投泪罗以死。”这一篇在“放流中”“不忘欲反”“不可以反”而使“令尹子兰闻之大怒”的是什么作品呢？就是《哀郢》。《哀郢》说：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弃逐”就是“放逐”，也就是《史记》所说的“放流”，屈原以前作品里都没有过“逐”或“放”的话，这是唯一的一篇。至于“不忘欲反”“不可以反”，即所谓“冀一反之何时”，“至今九年而不复”。“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即所谓“哀见君而不再得”，“孰两东门之可芜”，“谌荏弱而难持”。然则《史记》所说“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岂不就正是这一篇吗？至于令尹子兰为什么“闻之大怒”呢？《哀郢》说：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子兰是怀王的少子，深得怀王的宠爱，屈原所以说他：“外表上承欢膝下倒显得伶俐”（外承欢之汋约），可是这次怀王却因听了他的主张而“入秦不反”，所以“实际上是草包而不中用”（谌荏弱而难持），这除了骂子兰还有骂谁？而所骂的话还不止此，又说：“尧舜能不信任自己的儿子才真够伟大，而一般谗人反而说尧舜不慈爱。”这些话子兰听了能不大怒吗？顷襄王既也是怀王的儿子，听了能不“迁”他吗？《哀郢》所以正是作在怀王刚被软禁在秦国不久的时候，这时怀王还没有死，所以《史记》说：“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这也就是顷襄王还只是暂时就位的那几年。《哀郢》在一开篇就说：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些慌慌张张东迁的人们究竟是为什么呢？《史记·张仪列传》说：
郑袖日夜言怀王曰：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这就是最好的注解。“江南”就是屈原被流放的地带，《史记·郑世家》说：“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獘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这“江南”是楚的大后方，比较偏僻，所以可以放逐罪人，也可以避秦逃难。秦如果攻楚，自然从西北方面来，逃难的人当然往东南方面逃，而长江乃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工具，那么沿江东下岂不就到了屈原被逐的地方吗？郑袖说的是怀王十八年丹阳蓝田败后可能的情形。按怀王二十八年，《楚世家》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顷襄王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这时国内幼主初立，秦兵连年压境，楚军每战辄败，眼看得郢都更是朝夕难保，所以《哀郢》里警惕地说：“孰两东门之可芜！”（按《天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屈原当即引此事，故曰“东门”。）于是有些人在第二年一开春的时候便沿着郑袖所说的路线张皇东下，等到屈原看见了这些现象的时候已是二月了，这就是《哀郢》开头所描写的。
乙.屈原的死《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年二月，《涉江》又说；“欸秋冬之绪风”，则为次年的初春，而《怀沙》说：“滔滔孟夏”，当就是《涉江》同年的四月了。这一年又正是怀王客死于秦的一年，怀王如果终于返国。（怀王这样不能返国的情形，在当时的国际间是很例外的，所以怀王死于秦国，《史记》说：“诸侯由是不直秦。”）由于吃了子兰这一批人的大亏，可能改变作风，重任屈原，可是怀王终于死了，对于屈原在政治上的打击是无法计算的，所以《怀沙》里有“伯乐既没骥焉程兮”的话，加以怀王所受的凌辱使得每个楚人都深为哀悼（《史记·楚世家》：“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这哀悼不仅是对怀王个人的，而且也是对整个楚国的，在热爱祖国的屈原自然是更难以忍受，这时他正在被迁放到溆浦的路上，于是投水而死，那正是顷襄王三年（纪元前二九六年），屈原四十岁。
屈原自沉的年纪，去屈原未远的东方朔在《七谏》里说得最具体；《七谏·沉江篇》说：“终不变而死节兮惜年齿之未央！”王逸注：“惜年齿尚少，寿命未尽，而将夭逝也。”又《自悲篇》说：“哀独苦死之无乐兮惜余年之未央！”王逸注：“自哀惜死年尚少也。”则屈原去世的时候正还是方当壮年了。与屈原或为同时的《惜往日》的作者，也哀悼屈原说：“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这“年齿未央”不幸“早夭”的伟大诗人，乃正以他的生命，完成了一个永远为人民所纪念的日子。《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有人曾据此以为屈原的年纪可能还要更大些，但《离骚》乃是屈原少年时代的作品；然而《离骚》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所以屈原所谓的“老”不过是迟暮之感而已。按《离骚》说：“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岂非正是《涉江》的“余幼好此奇服兮”吗？而《涉江》之作是紧接着《哀郢》的，在此之前我们久未见他的作品，正是这个缘故，屈原所以才要重提起少年时代的言行，来说明他的始终如一，《涉江》之作距《离骚》已十八年，如果想起那时正当年少，现在这四十岁的年纪自然就不免要说是老了。
屈原的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二千多年后普式庚的死，他们被迫害而离开人世的年纪，相差只有一岁。他们放逐的生活，政治的热情与诗坛上的成就，有那么多相似之点。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之下，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其遭遇竟如此的相像吗？195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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