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价值选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春花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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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价值选择试读：

最近，管理学一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的许多编辑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学者提出更多适合东方情境的管理理论及构念的文章。这篇文章回顾了近几十年发表的管理学文章在理论创新及贡献上的不足以及对西方理论过度偏重的情况，分析了东方与西方社会在管理情境上的一些不同之处，呼吁更多产生于东方式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社会实际突出问题的创新性理论及构念。

自己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已经走过了20多年，其实AMJ编辑关注的话题，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我总是感觉中国管理研究没有如中国企业实践那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管理研究学者也没有如中国企业家那样勇于拿出自己的观点以及创造出自己的价值。

在我自己的认知里，管理研究贡献价值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企业实践的优秀案例；二是对重大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三是人文关怀。这三个条件在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经显现出来，或者可以说中国管理研究贡献价值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为什么中国管理研究本身却没有同步创造价值呢？有人认为是语境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研究范式的问题，这些也许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管理领域“知”与“行”脱节的问题。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管理学者研究的话题只是去满足西方管理期刊的要求，并不理会现实的中国企业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企业家与经理人回到商学院读书，更重要的目的是结识人际网络与构建新的商业机会，甚至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公众传播中直接表明观点，认为经济学家、商学院教授没有用。我不想去评价谁对谁错，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管理学者的研究与企业家的实践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管理学研究成果企业家并不去在意，企业家青睐的期刊和书籍，管理学者也不屑一顾，这种现象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德鲁克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的权威性就是成就。”管理经典正是源自于对管理实践的关注与洞察，并通过与实践的互动来引领实践，此即管理经典的实践性。基于这一特征，这些经典的研究成果在两个关键方面为我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贡献了价值：问题的框定与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我们始终可以受益于那些引领管理实践变化并创造出无数价值的经典研究成果：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韦伯的行政组织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解决了组织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德鲁克让我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这些经久的研究，正是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与西方企业有效的互动，带动了西方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并引领了世界管理的方向。

如果我们所有人可以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思考，可能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如何发展，管理大师在那些经典研究成果中所提出来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所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他们所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普遍，他们所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这一切首先基于这些研究都是面向管理实践的，其实践性的本质决定了这些研究对管理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和归纳提炼，从而推动实践成效的提升。因此，实践性正是这些经典管理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的首要内涵。

管理一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没有管理实践的成效，我们无法真正获得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因此，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需要从事更多的启蒙工作、学习的工作，把西方的管理理论传送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无论是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研究，很多人非常努力地在尝试着新的管理理论。20世纪40年代，人际关系训练被看作是组织成功的关键；50年代，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理论又被视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法；进入70年代，我们看到了企业战略；90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新方法层出不穷。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认为管理创新理论引领变化。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所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都是需要面对和接受的。但是，我们往往无奈地发现中国企业活得很苦，因为付出非常多却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管理的基本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管理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我们对管理的基本理解不够的时候，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

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效率，这是德鲁克和我们的共识。也就是说，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是解决效率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效率从哪里来？管理的逻辑如何？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从管理演变的历史来看，管理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泰勒，这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劳动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是行政组织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法约尔，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包括人际关系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个人效率最大化。因此，如果对管理所谈的效率做细致的划分，就是劳动效率、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先解决劳动效率，然后解决组织效率和个人效率，当顺序颠倒时我们会发现管理无效。因为个人效率需要支付条件，而支付条件是需要组织给出的，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产出就不可能有组织效率，没有组织效率就不可能有个人效率。

选择泰勒、法约尔、福列特的经典研究成果，是因为我们对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认识：管理理论研究的命题来源于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泰勒正是认识到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是极其重大的问题，才有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正是关注到组织效率的问题，才有了一般管理的5个要素和14条原则。福列特则是前瞻性地关注到了科学管理中被忽视的人性因素的相关问题，通过在企业管理咨询的实践中对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在发挥个人效率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回顾这些管理经典时我们发现，管理大师回答了对管理的最基本理解：效率。正是这样的理论研究，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的高速发展。

做了一个管理理论演变的梳理和回顾，只是想说明“知”与“行”之间是完全合一的，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是知与行未做到位。只能说管理学者对实践的问题并未观察到位，只能说明立志于从事管理研究的学生与学者，没有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时代问题的密切观察者，没有让自己融入社会实践中，没有走到企业中去，没有亲身经历一些组织的变革与挑战，所以无法发现问题、无法贡献有价值的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无为”与“有为”的问题，古人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老子说“无为而治”，《金刚经》说“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会发现，哪怕是谈论“无为”，也是为了“有为”。

儒家的思想是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孔子因此删诗书、定礼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不断打仗，根本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但是对于文化而言，如果没有安定的社会基础是很难保存的。因此，孔子为了保存宝贵的文化遗产，删诗书、定礼乐，教书授徒。

孔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了文化的主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就能保存文化了吗？我想是的，因为诗书礼乐是文化的形式，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任何一个事物也难以保存。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上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因此，孔子在战事纷纷的年代要保存一些规范，从而达到延续文化的目的。

但是，规范只是形式而已，它不是文化的精义所在，重要的是在于对规范目的的体认。倘若没有体认到规范的目的，规范则会变成累赘和负担，且会限制人们。可以说，对目的的体认要通过规范，但不能限于规范。这也是孔子的目的所在。因此，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仁义”，这些都是规范，也可以说是教条。

孔子并不像宋儒以及后世所刻画的那样死板，他的生活是充满欢乐和幽默的。这一点，如果贯通起来看，而不是读格言似的，读一下《论语》就能体会得到。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他的目的。倘若明白了它，则会觉得规范不是呆板的，而是活动的，又是“不逾矩”的，所谓“自然而然”地合于“道”。可惜，后世往往把规范看得最高，也看成是最终的。这让我联想到一些研究论文，几乎都是符合规范却没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把对规范“度”的把握放在第二位，正是孔子所说的“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而“过犹不及”的错误，把“仁义道德”变成了一种枷锁，导致了人们的唾弃，以致出现了“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个错误不在孔子，而应在于后世对孔子思想的曲解。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传统文化，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即规范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们要怎样理解的问题。

道家讲“清静无为”，不理会欲望。为什么？因为人总在追求之中，倘若因此而不断奔波，则永不能“清静”，因此，道家要求人们“虚无”，把欲望淡漠，不去管它，从而达到“清静无染”。应该说，这也是儒家的目的。但是，倘若青年之初就讲“清静无为”，很容易导致散乱，一切都不在乎。真正的道家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这个“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干，而是能认清时代的潮流，从而能“无不为”。因此，道家的目的是好的，但必须从扎实的规范做起。

佛家要求认清欲望的面目，从而“止于所当止，发于所当发”，也就是不但对规范要认清，对它的目的也要认清，从而能够正确、合理地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倘若认不清呢？只有从规范做起。

因此，可以说规范是初步的必经之路，故而圣人都提出所谓的“戒律”。只是我们不能体会到戒律的目的而执着于戒律了，或对它认识不够而废弃了戒律，从而导致了一些弊病。

正如班固所说“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西方社会就有这种倾向。因此，“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最好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办，但这很难。正如释家所说，“因人施教”，首先要自己眼光正确，能指出别人或社会的弊端，并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在治世方面，儒、道两家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是“一以贯之”，也就是一种“傲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安定也好，混乱也好，总希望尽自己的心力拯救社会，“救世济人”，所以国破家亡时往往有儒家的忠臣出现。孔子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例子，这是儒家的观点。道家的思想则主要在乱世时方能显示，我们看历史也会发现，每当社会安定了，儒家思想必定被重新召起，因为这是社会安定治理的必由之路，而到了乱世，道家思想则占上风。道家思想善于把握关键，能把时代的洪流疏导，在洪流的下游挖一些渠道，从而能比较容易地处治它，事半功倍，“无为而无不为”，这是一种好办法。但这洪流冲击力的大小，我们怎样判断呢？也就是我们怎样决断我们用什么方法呢？这不仅需要多读历史书，因历史有重演的味道，孔子也说“温故而知新”，还要善于观察社会，从而达到“因人施教”，事半功倍。

知行合一不仅是一种理想，更应该是一种行动习惯，无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近现代西方管理大师，他们的贡献可以引领我们去完成属于我们的时代使命，而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总结出的管理理论，启蒙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与管理研究学者，我们花了整整20年引进、学习与消化，同时运用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正是这20年学习的努力，终于在今天，中国领先企业站到了世界舞台上，并逐步成为全球领先者，伴随而来的，就是中国管理研究领域，也会有机会站在世界舞台上，并成为引领者。“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托马斯·杰斐逊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它令一代又一代不同国籍与文化背景的人激动。对于我而言，正是这个时代，赋予一个中国企业蓬勃发展的机遇，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的崛起与发展，让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一个生机勃勃、日益强大的中国。当我可以置身于这鲜活之中，中国企业以及企业家所尝试、探索、学习以及创新的实践，充盈了每个研究的话题，预示着可能出现的崭新理论，投身其中，让我有着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从我踏入管理学研究领域那一天开始，整整20年的见证，让我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去寻找属于中国领先企业的研究价值，才有了这些作品呈现给大家。

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及华章公司，感谢前总经理周中华、副总经理王磊、前副总经理张渝涓女士10年来的一贯支持；感谢我的策划编辑袁璐先生细致而又全面的帮助，在我写作过程中经常与我讨论和交流；感谢程琨编辑极为仔细、认真地为丛书的每本书校对；感谢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愿意与我一起深入研究的那些领先的中国企业、企业家及团队成员，如新希望、美的、TCL、华为、广东威创、创维、南方航空、星光集团等，他们的成长时间以及持续的发展，让我得以在实践的第一线真切理解和感受；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研究伙伴，如曹洲涛、乐国林、赵海然、刘祯、宋一晓、马胜辉、陈鸿志等；感谢引领我的两位导师苏东水教授、赵曙明教授，正是你们的引领与陪伴，我才可以坚持做下去；感谢我所遇到的所有学生，你们的实践、疑惑以及勇气给了我驱动力量；感谢华南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三所大学给了我滋养的支持；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一直默默地支持，才会让我毫无顾虑地去做各种尝试。

感恩在我从教30周年的日子里，机械工业出版社及华章公司帮助我整理和出版了这套丛书，虽然这不是我过去30年所研究和写作的全部，但是已经是我渴望付出价值的最重要的部分。当这套丛书出版后，我知道，自己依然会伴随着中国企业的成长，继续我的成长与追求。

在这代人的记忆中，这个时代意味着一个单纯与乐观的年代，也是一个创新与超越的时代，新事物蜂拥而来，任何尝试都可能获得某种成功。商业和企业的成长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在建立一个新世界；实践与理论的贡献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更是管理提升与人类进步的新组成部分。如果说由荆棘丛生的荒原构成的中国商业世界，更需要雄心勃勃的梦想者与开拓者，那么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企业实践，更需要肩负使命的行动者与创造者。陈春花 26年8月9日于北京引论　面对新世纪的选择

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泰伦修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正进行着急剧的更张和转换，这无疑是我们走向未来、拥有未来的积极举措。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深为忧虑地发现，当代人在这个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嬗变中，滋长着一种令人为之不安的相对主义思潮，这种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思潮在道德实践领域、在经济实践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人的实践中，“失当”已不再遭贬斥，“正当”的行为却被无限制地拓展，而“应当”的道德理想则被称之为道德说教！美国学者宾克莱对相对主义的道德观曾有过如下的描述：“全看你在什么地点，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感觉到什[1]么……今日为是，明日为非。”我们曾引用此段话为问卷要求学生做出辨析，结果被调查者选择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肯定。

面对当代人道德生活实践中的这种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有人疑虑，有人思考。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从1992年开始，我着手进行“经济发展与人生价值观”这一课题的研究，本书则是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双重系列的：社会整体的深层转折和社会成员的自我更新。中国的改革，固然要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这场变革也必然地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一双重的改变是在一个有机的、互动的过程中完成的，社会的变革创造了环境和机会，时代的潮流推动着人们奔向新的大陆；同时，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人作为社会运动的主体，把握着社会变革的方向和途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化运动的目标就是人的现代化。正如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所指出的：“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2]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禁锢在传统意识之中，那么现代化永远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因此，在现代化运动中，必须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支配着人们的人生追求、理想目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是人们精神境界的中枢。中国的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然要触动这个中枢，引起人们心理深层的颤动。

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出传统社会，对于中国来说，走出传统社会即是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出小农经济，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纪的总和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主要原因就是发展了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我们以巨大的历史代价换来了这一条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既然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既然这一规律不受社会制度和国界的限制，那么，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应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市场经济。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经济现象。它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它的充分发展将动摇并最终铲除旧意识、旧道德的权势。它不仅推动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而且必会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1] 【美】宾克莱，《现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2]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第一篇人生价值的永恒魅力第1章“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谁沉浸到那无边的【深】，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生】。——荷尔德林

大千世界，唯有人以生活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除人以外，从无机界的尘埃、岩石到有机界的灵长类，它们都仅仅是存在着，或者是生存着。但生活，是有所期望和企求，有所规划和设计的。生活，是提出和解答一连串问题，是以实践去探索世界。然而，尽管生活是人区别万物的存在方式，却并非人人都抓住了生活，人人都能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人类成员。古往今来，每个时代都有人以他们的一生向人们提示着真正生活的样式，并且以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智慧、精神和道德力量表明人所独有的尊严和价值。他们有的留下了名，有的没有留下名，但他们都领略过生活。每个时代也有另一类人，他们浑噩、懵懂，虚掷光阴，把生命消耗在昨天和明天没有区分的机械的吃喝和酣睡之中；一生的活动与动物的生存活动没有本质的区别，却自以为是地做着应做之事，自以为是地生活着。

正是由于人度过一生的方式有如此之大的差别，睿智的哲人苏格拉底才在法庭申辩时说出了震撼人心的千古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句名言揭示出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任务：在人生与价值的结合中，寻求把短暂的人生纳入永恒的历史之流的途径。探索人类自身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人生哲学即由此诞生。

每个人一生面临无数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人类是共同的，因为它们可以集中表现为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而又必须回答的一系列人生根本问题，如“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希望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又是极其独特的，因为它们以不可重复的具体形式摆在每个人面前；至于每个人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就更独特了。它们既不能像身体、外貌、先天能力等特征，通过生物的遗传密码由前人传递给后人，也不可能彼此“抄袭”。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寻求答案，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回答这些问题。

一个人到底在什么状态下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是有生命个体的客观存在就算是生命的诞生，还是另有一个标准来界定？以生活的感受，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上人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诞生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诞生。一个人，当他可以呼吸、可以站立、可以行走，这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诞生，这种诞生只标志着他是活着的个体，是一个存在。但真正意义上的诞生应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是一种意识到自我、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只有这种诞生，才是完整人生的基点。由此可说，只有人在精神上诞生，他才真正进入生活，并开始在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即人生价值。

精神上的诞生是每个人的任务，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自觉意识到这个任务，并且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如果想要在精神上的诞生，就必须通过省察人生、领悟自身存在的道理来实现。必须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绝不会百无聊赖地一天天勾销生命，毫无价值地耗费着生命。精神上的诞生，绝不会错误地理解人生，绝不会错误地选择人生，更不会在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同时也毁灭了自我。可见，省察人生，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乃是每个人一生的根本任务，也正是由此，苏格拉底才大声申辩：“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理由要求关心自己，关心自己怎样度过一生；每个人也都有理由要求充分实现自己，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存在一次，要真实地存在，只能通过自己的上下求索，而不要被一些脱离生活的教义封闭了审视自己的求索之心，这个立足也是本书写作的立足。我们认为，省察人生，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归根结底是每个人自己的任务，但这个任务的完成，必须通过与社会的交流，与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领域交流，才能在求索中学会生活，在追求中实现人生价值。“认识你自己”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斯芬克司的狮身人面女妖，她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提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傍晚用三条腿走路？”过路者都必须猜谜，猜不中就被她吃掉，无数人因此而丧生。最后，流浪到这里的俄狄浦斯破了谜，指出谜底就是“人”。斯芬克司因羞愧投崖而死。这个以“人”为谜底的谜语，就是被认为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

这个谜语暗示着人的一种命运。如果把人生看作一段旅程，每个人就是一个行路者。在人生旅途上，任何人都要面临不可逃避的生活之谜。生活就像那神秘莫测的斯芬克司向每个人说：“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就吃掉你。”谁解开了谜底谁也就征服了生活。

这个谜凝练成一句话，便是那镌刻在德尔斐神庙中的古老箴言：“认识你自己。”它的产生是人类已经由兽向人生成的象征，也是人类摆脱野蛮、奔向文明的象征。它表明人们摆脱了物我不分、人我不分的混沌状态，个人得以从群体中析出，开始认识到自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独立性，从而萌发了自我意识。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上，自我意识的萌发，其意义犹如生物进化史上人的出现。

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自我意识”也就是一种“自觉”。这是一种把自己理解为具有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个人，而不是可以混迹于人群的个体的意识，是人作为特定的个人，同外部世界、同社会发生关系，并确定自己在这些关系中的位置的意识。自我意识的意义既在于使人能够驾驭自己的行为和心理过程，也在于激励人按照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去干预社会历史进程，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去充分发挥自然赋予的潜能，去达到个人的自我确定并在自己的存在中确证自己和表现自己。任何动物都没有自我意识，而不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人。自我意识的程度与人的发展程度成正比。

人，是斯芬克司之谜的谜底，又是斯芬克司之谜的猜谜者。猜谜不随人的兴致衰盛而转移，它是每个人不可逃避的命运。人类文明就在这种认识外物、反观自身的“了解一切”的冲动中产生，并随着这种冲动的深化而发展。在“求解一切”、叩问一切谜底的冲动中，对于人来说，“认识自己”这一斯芬克司之谜，不仅是天下最难解的谜，而且是人类最渴望解开的谜。人类的这种渴望固然起于人要揭开一切谜底的好奇心，但是更来自这样一种期待：人要摆脱自身活动的盲目、被动的状态，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就要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去确定一切与人有关的事情。当我们试图叩响这个谜底时，耳边始终回响的是那神秘的声音：“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就吃掉你！”人性及人的本质“认识你自己”的古老箴言，打开了人类省察自己的无底洞。人类思想史上对人之为人的本质探讨是亘古及今的。时至今日，对人性的研究既深且广。在对人的描绘中，最令人自豪的莫过于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发出的赞颂：“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歌德对人的能力的赞颂也令人感奋：“只有人能做出不可能的事情：人能区别、选择、裁判；他能让瞬间变成永续。”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令人丧气的见解，帕斯卡认为人不过是一棵芦苇。马克·吐温的论点是：“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最凶残——这是一切本能、情欲和恶习中最下流、最卑鄙的品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他并非出于什么目的，而只是意识到他能够制造它而已，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才具有卑鄙下流的才智。”这些评价虽尖刻，可是你能不承认这其中所包含着的真理吗？

亚里士多德对人做了“政治动物”的著名定义；卡西尔则视人为“文化动物”；别林斯基说人是精神的容器；弗洛姆则要把人界定为能够说“我”的动物；生性严肃的康德却不无幽默又不无道理地把人定义为“能够笑的动物”；享乐主义的昔勒尼学派把肉体看作人之根本，斯多葛派以及宗教理论把心灵看作人的本质，人文主义者则要二者并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以及18、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都把理性看作人的最高力量，认为理性可以支配一切；弗洛伊德则给人们打开了一个汹涌着创造力和破坏力狂涛的无意识的“黑森林”。这种种定义，无疑表明人性问题上的种种理解。“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吗

休谟在《人性论》中认为，“在我们的道德学研究中，可以希望得到最重要意义的是人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可以扩展和影响到人生所有的其他方面”，而马克思则具体地指明了这个研究的逻辑进程是：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1.人性问题上的困惑

我们的研究一旦涉及人性的领域，便马上可以发现，这是一块歧义丛生、众说纷纭的领域。可以说，当斯芬克司的第一个谜底“人”被猜中时，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反而更复杂了。因为“人又是什么”的问题开始困扰人类。虽然在人类思想史上，哲学家正确地把“人是什么”的问题归结为斯芬克司之谜。

所以，认真检点一下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面对着人性的问题，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又一个困惑：古希腊哲人，如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认为人性只不过是诸如土地那样的自然之性，其产生方式和禽兽之性一样是自然的；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则干脆断言，人是上帝创造的，不存在人性，人性也就是上帝之性。文艺复兴运动高举人权的大旗，反对中世纪的神权，使人类对人性问题又开始了普遍的关注，但这一时期的人性论研究深受机械论的影响。如在拉美特利那里，人性竟变成了“机械性”，“人只不过是一架较为精细的机器”。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观点似乎达到了最高成就，他把人性归纳为“理性、爱和意志”，并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口号进行了改造，提出了“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观点。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这些探讨和答案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更使我们如坠云雾之中，我们的理论界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则采取了一种类似中世纪的荒唐做法，公开宣称：不存在人性，只存在阶级性。于是乎，对人性的研究统统被斥为“资产阶级人性论”。

2.人性的构成

人性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存在，因而人性问题的理论研究的缺点，恰恰会导致实践中人性的迷误甚至沉沦。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言，人之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在于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的三位一体。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认识，人性在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的统一。

其一，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获得自然属性。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的同时改造了自身的自然。人类祖先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体质形态、大脑结构等积极方面的特征，同时又凭借这种特有的肉体组织不断适应劳动。所以，人和动物虽都有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但人的需要是积极的，随着生产力提高而呈现出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在劳动中又产生新的需要。于是，吃、喝不只是充饥而成为美食，而性不只是交配而成为爱情，如此等等。比消极的享受更高级的是发展需要，那就是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即使是肉体的生存需要，也已不是纯粹本能式的需要，它是作为人的需要结构中的一个层次而产生的。

其二，人是自然存在物，但人更是社会存在物。在人的活动中，包括自然属性在内的自然存在物，是作为包括社会属性在内的社会存在物的物质承担者而呈现出来的。因此，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本身不能单独构成人类的内在本质。人在必需的、作为其生存和发展必要前提的社会交往中获得社会属性。最简单的为了维持生计的劳动也是以个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前提的，人通过交往活动，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关系系统，从而铸造成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这一人的社会属性的形成直接关系到人类内在本质产生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1]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当人类祖先还没开始摆脱动物状态时，正如我们在动物界所看到的那样，生物的自然必然性对它们的制约表现为一种“自然本能冲动”，一切动作不由自主地为它所驱使。如果没有对这种自然本能冲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也就不会有专属于人的自然本性，更不会有社会属性的产生。因而，人之为人，绝不会甘心于被生物的自然必然性制约，让自然本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在于能在自己的行动中自觉地意识到社会关系和存在，从而以理性和意志来意识并控制自己的行动。

于是，我们紧接着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人的这种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源于另一种本能，即“社会本能”。恩格斯认为：“社会[2]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是群居的，他们以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的社会形式向大自然开战，以谋取自身的生存。社会本能就是以这种群体力量来弥补个体自身能力不足的一种本能，它是对起初还处于孤立状态下个体自然本能冲动加以限制和抑制的结果。社会本能开始是为适应联合起来的需要而产生的，带有自发性质。后来，它在长期劳动的共同交往合作中得到巩固和强化，日益积淀在个体心理结构之中，从而超越动物而专属于人类。人注定是社会存在物，究其根本就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活动本身是合作互助的活动，因而是社会活动。

其三，人在认识活动中获得思维属性。在人同自然界、同社会系统的关系上，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恰恰因为在这两种关系中是意识和自我意识在起作用。当然，与唯心主义人性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限于意识和自我意识本身，而是把它们放在人同自然、同社会的关系中来考察，并由此说明思维属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也是构成人类内在本质的属性之一。

人性中的思维属性，集中表现为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在这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包含着两重反应关系：一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一是对自身存在的反应。对道德活动而言，人性中的思维属性主要表现为对“自我”及自我与由许许多多的“他我”构成的社会关系进行自觉地反思，从而为自己的行为确立规范。动物没有“自我”意识，故它不存在对自己活动负责的问题。人是自觉地携带着一面意识和思维的“镜子”，无时无刻不看到自己的活动，从而按社会需要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和自我支配。人类有了意识和自我意识，也就有了认识活动。通过这个认识活动，人类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属性。人性中如果没有思维属性，人甚至无法感知和把握自身的社会存在，那么也就不会产生维护这种社会存在的一切规范意识，更不会从中建构自我人性改善的理想目标。

3.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思维属性都是人性所共有的属性。

今天，当人性、人道等问题重新成为我们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被探讨时，我们一些人，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一些青年学生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拾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诸如“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之类的牙慧，这无疑是在理论上的倒退，而人的自然属性（兽性）则是在人的社会属性中被规范和说明的。人性中从来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自然属性（兽性），因此，试图从人的自然属性中引申或证明许多非道德现象的合理性，那恰恰是在否认人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中的真理性结论，而绝非虚假的道德说教。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

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等人声称：人的本质和自然界万物的本质是一样的，即表现为一种自然性。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家则断言，人的本质就是上帝的本质，因为人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近代哲学从神学中摆脱出来以后，对人及其本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就这样理解人：“人是一个有感觉的、能反映的、有思想的生物。他自由自在地游历全世界，他似乎在他所能制服的一切动物之上，他合群而生，他发明了科学和艺术，他有一个专属他所有[3]的善恶，他自己选择主人，他自己制定法律等。”这其中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似乎“达到了较高层次”，他认为“构成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爱和意志”，但他对这个本质的具体解释又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第一次对人的本质做了科学而全面的阐释。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思想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的自然本能的欲望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然生理基础。人作为一种动物的存在，自然的生物本能必然要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人的许多行为不由自主地要受这种本能的驱使和策动。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承认饮食男女等也构成人的真[4]正机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自然生物本能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然属性方面。其二，人的社会本能构成人的本质的社会属性方面。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更主要地还在于他是社会的存在物。恩格斯称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本能”使然。而且，这种“社会[5]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没有这个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本能”，人和动物就不能从本质上区分开来。正因为这样，人和动物虽然都有满足自然本能欲望的要求，但人不会像动物那样以本能冲动的粗鄙方式去满足这种欲望。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的社会性构成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其三，人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的现实本质。这就如马克思说的那样，“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因而，人的现实本质既不是其自然本能，也不是其社会本能，而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这也可以说是唯物史观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最终结论。

这样，与人的这个本质相联系，人生的价值从最抽象的角度概括，可以认为就是指对人本质的真正全面的占有。也就是说，人生存在的价值在这里具体表现为不仅仅要满足人的自然的物质欲求，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更主要地满足人的社会欲求，即实现一种自由发展的，服务社会和他人的，因而也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艺术修养的理想人格。[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3] 转引自《伦理学简明教程》，第386-387页。[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4页。[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主体性：人的类本质

人性的复杂使人成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存在物，但也为探寻人的本质带来了困难，莎士比亚对人的礼赞，表露出他把人性的积极方面看作人的本质；马克·吐温论人，则表露出他把人性的消极方面看作人的本质。这实际上与中国自先秦以来的人性善恶论如出一辙。这些思想家的种种见解，从他们各自选择的角度看都有道理，但是问题在于选择的角度是否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的本质。这个认识，使得我们首先注目于对确定人的本质至关重要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人是主体

在宇宙中，人既不像过去一些乐观的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是颐指气使的宇宙主人，也不像近现代那些非理性主义者所描绘的，只是迷失于宇宙一隅的无家可归的动物。人的出现，是生物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突破，从此，一个与外界构成主客体关系的独一无二的新种属诞生了。但是，在生物进化顶点上出现的人，在大地上没有固定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立足点，大自然也没有为它这最年幼的孩子准备适应特定气候的皮毛，更没有适应专门环境的保护色或者生理器官；至于自保本能，就一般高等动物而论，就像拉美特利说的，在未到一定年龄以前，人的自保本能实在不及动物。把幼儿和一只动物放在山崖边，只有幼儿才会跌下山谷去；一只狗和一个孩子一同迷失在路上，孩子除[1]了哭，不知道向哪个菩萨求救好，狗却可以凭着嗅觉找到家。达尔文也承认，人的体力较弱，奔走速度较慢，缺乏天然武器（如尖牙利爪），因此就身体而论，人是世界上最不能自助与自卫的动物之一，尤其在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更是处处需要外力扶持。

但就是这些相对于动物似乎处处居于劣势的人，开始打破了大自然原有的一体性。人没有独立的领域和固定的立足点，却因此挣断了把动物与周围环境死死连在一起的锁链，走向地球的四面八方；人失去了自卫和进攻的尖牙利爪，却由于直立行走而解放了前肢，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灵巧双手；人较之动物，自保的本能有衰减之势，但是人所独有的意识萌发，不仅补偿了由于本能衰减而在野兽面前表现的劣势，而且获得了与意识相关联的种种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构成了使兽无法逾越的巨大的鸿沟：人可以为了某种特殊的目的进行制造、生产出自然界本身不具备的东西，兽却不能制造而只能利用。无论是古希腊的多立斯式神殿、爱奥尼亚神殿，还是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它们也都诉说着自己的建造者——人的力量和智慧的伟大。

动物是以现成的姿态出现于世的，凡是它本身已有的东西，它以后也不会自己消除；凡是它本身没有的东西，它以后也不会自己添加出来；它既不可能变得比自己所存在的大自然创造它的样子好些，也不可能变得坏些。在出现了自我意识的人那里，却产生了要使自己显得美的这样一种超乎肉体的需要，并有了通过人工来改变自己形象的能力，尽管这种改变可能会使自己变得比大自然创造他的样子更糟糕。所以别林斯基说：“即使在这些大自然倒霉的孩子的野蛮和愚蠢上面，也可以看得出要摆脱大自然镣铐的追求，从本能走向理性的追[2]求。”特别重要的是人能够选择，能够有在规律或某种处在必然性面前，根据自己的意志说“不”的能力。候鸟每年南来北往、飞来飞去，不是规律的创造，而是出于不得已。换言之，动物的活动方式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人的活动方式、人的辛勤劳作或疏懒怠惰，却与生理机制无关，从而渗透着人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

总之，对于自然界来说，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使自然“人化”，并创造出“人化”的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追求挣断自然的束缚，超越自然界、超越必然，成为在宇宙万物中以整个自然为对象，从而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

人是主体——这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

如前所述，人不是宇宙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主人相对于奴仆而存在，前者具有任意支配、差遣的权力，后者则丧失自主能力，只能匍匐于主人的意志之下。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奴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人是有意识、能思想、具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主动者，大自然则是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运动、发展规律的和谐整体。人作为大自然的产儿，永远不可能摆脱自然的规律而任意妄为。人固然可以抗拒自然规律，但不得不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任何对自然规律的破坏，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有意，都将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

人要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只能在认识规律、尊重规律和驾驭规律中争取自由。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作为认识者、实践者的主体，与作为认识、实践之对象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人，需要在认识和了解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妥善地处理与万物的关系。人正是在处理主客体关系的实践中，走上了一条与动物那种一切由遗传基因决定，因而没有发展余地的进化死胡同迥然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发展道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

人在自身通过实践而实现进化的过程中，确立起了对世界的主体地位，相应地也发展了一系列与人的主体地位相适应的人的特征，这就是人的开放的需要系列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在活动中的自觉性、目的性、能动性、选择性和超越性。

世界上唯有人具有不知足的本性。这种不知足来源于人不断增长、不断变化的需要，一种需要满足了，又开始产生新的需要，这种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的需要，使人的头脑中充满了使人为之忙碌不已的欲望和激情。这些情欲激励着人不断追求，并赋予人积极进取的心灵和蓬勃的生命力。需要的开放性使人的生命在追求中勃发，一旦认为需要满足而可以停止追求了，也就丧失了生命之源。

正是需要使人有所追求，人在活动中发展了自觉性、目的性、能动性、选择性、超越性等超生物的特性，从而使人的活动具有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人不仅在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是一种主动力量，而且还直接参与自己人格的塑造和命运的设计。这就是使人得以作为自由主动者而区别于动物的活动的自觉性，或者如马克思所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由这一活动特征所决定，当人的活动发自人自身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人就是主动的；当人在主动之中，人就感到自由，活动就给人以积极的自我肯定感，因而使人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人的活动的自觉与人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为自己设定目标密不可分。宇宙本身没有目的，只有人类才有目的。正因为目的的指引，人才不是以消极适应的方式被动地接受预先给定的事物，而是带着能动性去探求和创造。这也构成动物无法超越的巨大鸿沟。人的能动性使人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摸索获得经验，凭借经自己的生活印证过的原则，继续向前摸索人生道路。

人既然在探求和创造，人就不是处在一切都已预先安排好的被决定状态，人以自身为尺度，在各种事实中进行选择，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现行的常规；无论是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还是既成的社会形式，都只能对人的活动、人的发展有所限制或有所保证，但永远不能预先决定人的命运。世界对人来说，只是一系列可能性，人永远可以带着灵活性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即使在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人也仍然可以在“不”和“是”之间选择。因此，在人的命运中，不是必然性支配一切，而是存在许多变数，存在自由意志的因素。人通过选择，自己掌握着通向自己命运之门的钥匙。需要的开放性又给予人超越现在之所是和现在之所为的能力，人不为已实现的目标所满足，不为现实的障碍所限制，而是为新的目标所指引，不断克服事物的现存状态，越过障碍，注视将来，成为“把自我向着未来推进，而且知[3]道自己正是这样做的生物”。

自觉性、目的性、能动性、选择性、超越性相互联结，形成人的开放的创造性本质，它和自己的源头——人的开放的需要系列一起，使人牢牢地立足于主体地位。因此，正是与人的主体地位相适应，并使人得以据有这主体地位的特征，即开放的需要系列和开放的创造性本质，共同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因此，我们把人的这种类本质叫作主体性；也就是说，在纷繁复杂、色彩斑斓的种种人性特征中，正是主体性使人的其他一切特性从本质上有别于动物。正是主体性使人成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物，即能够进行自由的创造活动的存在物，把握住人的主体性，就找到了解开人性之谜乃至生活之链的钥匙，循着构成主体性的开放性需要系列和创造性本质这两条线索进一步探索，我们就可以获得对人性更深层的理解。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在需要与创造性本质上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论述中看到。[1]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0页。[2]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41页。[3] 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第2章人生的自我价值：自我与社会的统一

你若喜爱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歌德

社会性是人的一个基本特性。这大概是人最早取得的认识自身的成果。它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以至于美国作家阿瑟·米勒如此决然地说：“只有白痴才不懂得人是社会性的，才不懂得我们的命运是同全人类密切相关的。”然而，人的社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并非像它表面上显示出来的那样，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简单常识。

为了力求准确地把握这一点，我们做了调查问卷，试图通过问卷题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

调查一（时间：1992年7月。调查问卷：100份。调查对象：东莞市青年团员。）

问卷：

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存在，因而要实现自我，即实现自我本质，我们必须通过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

在A“是”、B“否”、C“不知道”中选择一个答案。

统计结果为：

30%的人选择“A”；

24%的人选择“B”；

46%的人选择“C”。

调查二（时间：1993年10月。调查问卷：100份。调查对象：广州一所高校。）

问卷：

在学校里，你自觉地把班集体和宿舍小集体视为你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种社会关系存在，因而能自觉地维护这个整体的利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A“是”、B“否”、C“有时”中选择一个答案。

统计结果为：

18%的人选择“A”；

25%的人选择“B”；

57%的人选择“C”。

上述抽样调查表明：

第一，我们的青年对“人必然是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存在”这一最基本的事实，缺乏足够的了解，如调查一显示，大部分青年认为“不知道”（占46%），而相当部分的青年则错误地持否定态度（24%），持肯定态度的人不到半数（占30%）。

第二，对于大学生活中最普遍也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形式，班集体和寝室集体，我们的大部分学生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只关心自己，执着于自我。答案选择正确率只有18%。这恐怕也是导致近年来大学生集体意识和协作意识差的一个缘由吧！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探求问题的实质，为此我们又做了一个比较调查。我们在这里先引用两个调查结果，其中一个是陈科文发表在《青年研究》1985年第4期上的一份调查结果表。（调查时间：1984年1~4月。调查问卷：528份。调查对象：北京6所高校的大学生。）

调查问卷：“你认为一个人生活的价值，即一个人活得有无意义，取决于这个人的哪一方面？”（在给出的7个参考答案或自填中选择一个答案。）

统计结果如下：

张应杭、孙慧玲于1991年针对相同问题再做调查。（调查时间：1991年3~6月。调查问卷：108份。调查对象：杭州3所高校的学生。）

为了使调查材料更客观、更准确，我们曾就同样的问题在广州高校和外资企业青年和城市青年中做调查，虽然是抽样调查，但得出的结果仍可以说明问题。（调查时间：1994年3~7月。调查问卷：200份。调查对象：广州10所高校、广州市青年、汕头市外贸公司青年。）

三份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当代青年的价值评价着重关注的是个体而不是社会。总体百分比的两个集中趋势——第4项和第6项两项选择，突出地体现了当代青年的这一价值观的特点，而且从问卷的整个评价判断特征上可以看出，个人的价值取向远高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我们这里的所谓个人价值取向，是相对于社会价值取向而言的。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可以是高尚的或是庸俗的，但不管具体内容怎样，其出发点及其所指的方向是可以做一大体划分的，那就是个人取向与社会取向。前者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谈论人生的价值，重视个人的权利、利益及个人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潜力和作用；后者则多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不管个人尽了多大努力、有多少合理需要，重要的是看个人是否适应社会的某种需要，个人努力是否得到社会的承认。

从1984年、1991年和1994年的调查统计看，人们的价值取向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个人的价值取向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且我们可以预测这一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必将日益明显。因此，如何正确地把握自我的社会本质，在价值取向上把社会和个人有机地统一起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生价值选择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代道德理想重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认识论的前提。社会的人与人的社会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众多社会学科、人文学科视为中心的问题。几千年来，这个问题如同一个神秘难解的“魔方”，吸引和困扰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家。结果是理性在不断地进步，意见却难以统一，终极真理的获得更是不可能。正是因为有了前人提供的东西，今天我们才得以立足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以新的探索去寻求这个古老之谜的现代答案。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涉及的问题甚多，但在众多问题中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各自地位问题，即二者之中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二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就个人与之发生关系的对象而论，它通过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这三重关系表现出来。前一问题是作为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涉及一系列问题之根本的哲学问题，后一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群体、任何个人都无法规避而且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社会是由世界上人化的自然与把自然人化的人构成的。世界是社会的躯体，人则是给社会的躯体赋予人格和生命力的灵魂。

构成社会的人，不是某些人，而是人的整体，所有的个人。不过，也不能把社会理解为所有个人的机械相加，社会是置身于其中的所有个人的有组织的组合。这种组织性使它成为一种超越于所有个人，并能对每个人施以影响的独立主体。

个人与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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