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勒卡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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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鼓手(约翰·勒卡雷作品)试读：
前言
冷战结束的时候，那些比我聪明的人，个个心怀窃喜，迫不及待地做出了断言，认为从此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写作素材了。他们说：勒卡雷的饭碗彻底砸了。
事实是，迄今为止，在我的十四部作品中，有五部与冷战无关。作为一个作家，相比同道中人，我感觉更加幸福，因为，柏林墙终于倒下了，而我也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我们时代其他的方方面面。那些研究苏联政体的学者，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那些防务记者，此刻，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寻找新的疆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划定了我的地盘。创作于1981年到1982年间的《小鼓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冷战还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这个故事里(1)面没有乔治·史迈利，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全部都是新面孔。冷战，充其量说，也就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概念，但是，这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真实的舞台上。借用我书中的主角约瑟夫的话，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两个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的战争。停！停！抱歉，我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偏见。在那些年月里，在以色列，不断有人向我灌输以下的观点：巴勒斯坦不是一个民族；巴勒斯坦人是一群由农民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两千年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犹太人的家园，直到真正的主人归来！
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布局——我一贯的风格——也预测不出究竟哪一方会赢，唯一确定的是，作为一个战后活动在奥地利的年轻情报官来说，我曾经审问过无数犹太难民，他们的苦难境遇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英国，中产阶层中的反犹太思想，我有所了解，可是，上帝作证，相比较我在欧洲大陆以及东欧其他国家所经历到的，那可就大为逊色了。
巴勒斯坦人也好，阿拉伯人也罢，可以说，我一无所知。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那个时候，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们，在我看来，总有股高高在上的傲气。哪怕他们研究的是其他领域的问题，他们依旧自成一体，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在他们眼里，那些亲以色列分子，虽然规模要小很多，举手投足，也是如此。也许，虚拟的外交舞台和约瑟夫真实的戏院一样，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不管怎样，有一天早上，我开始行动了。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伦敦西区格林大街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办公室。那个时候，毗邻的屋顶上架着摄像头，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在街上溜达。我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如何，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过。再也没有去过中东，也没有去过格林大街。作品一旦完成，那些地方，就不再去了。
那些日子，住在格林大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是拉姆拉维先生，我约好中午跟他见面。在这之前，我给他送了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有我迷人的头像。电话里，我提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几个人。“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褐色皮肤的人的嗓音。我心想，如果我们谈得来，我就邀请他共进午餐。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他能够提供给我的一切：引荐他人、建议、提醒、鼓动，甚至谎言。无论什么内容，我都不介意。两边的故事，我都想听。因为巴勒斯坦解放(1)组织对我而言很陌生，因此，我决定把优先权给他们。
我按响了门铃，街上那几个百无聊赖、身材魁伟的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同样，屋顶的摄像机也对准了我。门开了，我走进一个玻璃亭子，形状像竖立的水晶棺，外面有警卫。身后，门咔地一声关上了。我西装笔挺地站在那里，目光穿过玻璃，打量着前方的门厅：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两个阿拉伯大汉，面露愠色，狠狠地盯着我。玻璃门开了，我迈步进入门厅。那两个人来到我身边，对我进行了搜身检查：长时间、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职业手法。在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在通往亚西尔·阿拉法特临时司令部的接待室里，也经历过如此的遭遇。现在，在格林大街，这套程序依然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无论是阿拉伯保镖，还是犹太保镖，他们不只是对你进行搜身，他们用手和眼睛盘问你，他们在捕捉你的身体对他们的双手作出的可疑反应。关键是时间。他们爱折腾多久，就多久。他们就是想让嫌疑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私密部位，自己的口臭，自己的不良企图。创作《小鼓女》期间，我究竟被搜过多少次身，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说，第一次的遭遇，往往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就发生在那天中午，在格林大街，在我拜访拉姆拉维先生之际。
自然，拉姆拉维先生始终没有现身。我一个人呆立在门厅里。在他的记事簿上，根本没有约会这码事儿。他的秘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他在国外。他出去了。他很忙。改天再来吧。改天，那将会是另一个第一次。打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个阿拉伯人接待过我，他们总是打发我等在一边。单就发生在接待室里的事情，恐怕，我都可以写一本书了。然而，缺席的拉姆拉维先生带给我的是炮火的洗礼，这个玩笑有些不厚道，因为，他在伦敦的前任被枪杀了，而且，拉姆拉维本人不久也在西班牙被打死了，也可能是被炸弹炸死的，具体我记不清了。尽管如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不会消亡的。
格林大街之行之后，我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我联络到帕特里克·西尔，他是著名的阿拉伯文化专家、作家。我邀请他共进午餐，原本，这顿饭是应该和拉姆拉维一起吃的。从西尔开始，我的交际圈渐渐扩大。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你同时经历着向内和向外的两种发展：从朋友到朋友的朋友，我被推销了出去，接收到形形色色的意见。我的电话铃声不断，每个人都想给你建议，都想告诫你如何才能避免犯下某种致命的错误：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我的生活最终变得异常热闹起来。
结果，最具意义的是我邂逅了约旦王妃迪娜，侯赛因国王的第一任妻子。此时，她已经嫁给了萨拉·塔马利，亚西尔·阿拉法特驻扎在南黎巴嫩的青年近卫军首领。在伦敦，迪娜来无声，去无影。萨拉则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何种活动，向来不守时，应该说，这是刻意而为之。尽管如此，最终，我们三人聚到了一起，在西区的一家豪华餐厅。在这顿延时开始的午餐上，我首次领略到萨拉对太平洋油鲽和巴黎矿泉水所发表的激烈演说。他满怀激情，口音纯正，措辞高雅，表达生动，旁边桌上的客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午餐非常成功。迪娜和萨拉邀请我去他们西顿的家里小住。萨拉还答应介绍贝鲁特的朋友给我认识。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尽可能地做到透明、坦白，我打的是明牌：我也会去以色列——虽然我很快就学会了称呼它为巴勒斯坦——我的目的不是刺探任何秘密，我只希望能够旁听他们的辩论，亲眼见一见双方的辩手。然而，人们还是会把我当作英国外交部的喉舌。没错，我的确在那儿工作过几年，所以，这种善意的猜测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甩都甩不掉。也许，这对我有利，因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些最终答应见我的人，如果他们相信了事实——我只是一个寻找素材的小说家——他们还会那么慷慨大方吗？还有外交部，如果它还记得我，肯定恨死我了。
从那以后，像查莉那样，我骑在情感的钟摆上，这一刻，摇向这边，下一刻，摆向那边。我一般都取道塞浦路斯，在犹太人和散居在四处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奔波。这个星期，我去黎巴嫩，或者约旦，或者突尼斯，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下一个星期，我则去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或者内格夫，或者，（一次不幸的遭遇，染上了痢疾）从约旦这边，跨越亚伦比桥。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大卫·格林威，当时正供职于《华盛顿邮报》。我永远记得，我痛苦地躺在后排座位上，看着大卫信心满满地大踏步走过一排等候检查的卡车，径直来到检查站，随口报出他认识的每一个东方显贵的名号，说服警卫让我们率先通过。还有一次，格林威和我包车来到黎巴嫩南部边境上的一座古老的十字军城堡。那时，巴勒斯坦人仍旧在占领区——恰恰在那个时候。我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让我害怕的是什么：山谷里狙击手的子弹？还是我们德鲁士司机的驾驶技术？每逢急转弯，我们免不了被折腾得在车上东倒西歪，那家伙则会哼哼两声，祷告一下。在那些时候，格林威刚好外派在耶路撒冷。他和我一样，双方的动向都是他感兴趣的内容。早些时候，我在创作《荣誉学生》时，他刚好在东南亚，先后受聘于《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越南和柬埔寨的战事。
我真是太幸运了！在创作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可以跟在他的身后。他具有记者的勇气，记者的睿智，而这些，恰好是我望尘莫及的。
在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之前，我度过了漫长的等待时光。在贝鲁特，在那间通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公室的该死的小接待室里，让我愤怒的是，我浪费了无数个小时，但没有办法，必须等。在当天的发言人——一个名叫拉帕蒂的先生——出来见我之前，我仔细观看陈列在室内的以色列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全都布满了灰尘。我差一点儿窒息，因为，阿拉法特手下众多的英雄们，全都坐在办公桌前，呛人的烟雾充斥着各个办公室。
在那些日子里，有一张巴勒斯坦人的脸。所有的战士似乎都拥有这张脸，甚至包括胖子：一张绷得紧紧的，囚犯一般灰色的脸，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愁容，整日与垃圾食品、香烟、紧张的神经为伴。哇哦，革命是富足的。看看他们崭新的军装和靴子，崭新的车辆，崭新的电话机，崭新的武器。被剥夺的感觉来自钱财以外，那是爱情、希望、朋友和家庭的缺失。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来说，再多的金表，也无法弥补他们所受的伤害。甚至连萨拉·塔马利也不例外。无论他出现在哪一个房间，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传奇式的潇洒——再加上他的雄辩和人道主义精神——即刻就能吸引住众人的眼球。尽管如此，他同样无法逃避那张巴勒斯坦人的脸，而且，他也不想逃避。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时候，他们最终抓住了他——他们俘获的最高级别的巴勒斯坦人。萨拉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因此，经过了数月单独的囚禁和审讯之后，他战胜了自己，作为中庸之道和共同立场的代言人，出现在以色列的电视屏幕上。
会到你住的饭店跟你联络的，有人告诉我说，在饭店等着，记住，等待。
写作就是等待。我蹲守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酒店，在里面的酒吧里消费了不少钱，那里的鹦鹉已经可以模仿进出的炮弹的声响。晚上，我听见外面连续的枪声，从黑暗的卧室窗户向外看，火光在山后闪烁。我在空空荡荡的中餐厅吃了炸春卷，旅馆的工作人员非常了得，不知用的什么功夫，竟然可以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吃饭的同时，我始终竖着耳朵，密切注意前台的动静。
终于，那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服务员给我送来了通知。我感觉，他大概大半条腿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他年轻，精力充沛，因此，外人很难看出他的腿究竟伤成啥样。我刚准备把硬邦邦的春卷塞进嘴里，他一摇一晃地走过一张张空桌子，朝我这边过来，眼睛闪烁出激动的神情。“我们主席现在就要见你，”他压低嗓门，严肃认真地对我说，那模样，仿佛我们在搞什么阴谋似的，“就现在，快！”
可是，我真的是蠢到家了。看得出来，他想让我站起来，所以，出于礼貌，我站了起来，以为他想带我去见他们酒店的董事会主席。我很纳闷，是不是因为我待的时间太久了，还没有付账单？或者，主席想让我在签名簿上留个名？或者，真实发生的，抑或是想象中的，我破坏了旅馆的财产，他想赶我出去？在贝鲁特，所有人的行为，包括我自己的，都是难以预料的。
我跟着那个男服务生穿过酒店的大堂，来到前门。我看见一小队军人，身穿斗篷似的外套，双手藏在衣服的皱褶里，门外还有两辆土黄色的沃尔沃轿车，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要带我去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
在《小鼓女》这本书的某个地方，有类似的描述：夜晚，贝鲁特，穿城而过，不断换车，隐蔽，时速九十英里，撞开双向车道中央的隔离栏，大灯闪烁，逆向行驶。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栋经历过炮火和修缮的高层建筑，大概有十一二层高。终于，士兵们走过来，对我进行了搜身。此种待遇，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了。我失去了耐心，态度蛮横地说，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微笑着，向我致歉，然后，退向一边，恭送我走向阿拉法特的身边。他身上佩带着一把银色的手枪，穿着一套熨烫得十分平整的军装，身上散发出一种婴儿爽身粉的味道。我们礼节性地拥抱了一下，我发现，他脸上的胡茬是银白色的，不算太扎人。“大卫先生，你为何来这里？”他问道。没想到，他用我的名字称呼我，并且把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一个神情忧虑的医生，仔细打量着我的眼睛。“主席先生，我来这儿是想把我的手放在巴勒斯坦人的心脏上。”
他抓住我的手，将它贴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的手很柔软，像女孩子的手。“大卫先生，在这儿，就在这儿！”
无例外的是，阿拉法特，也有那张巴勒斯坦人的脸。他的脸可以像灯塔，大放异彩，也可以像小丑，表情夸张，更可以像政治家，凝重严肃。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禁不住会对它们作出反应，除非你是一个吝啬鬼。他说话的时候，时不时地会情绪高昂，以突发的灵感打破常规的表现，满足听众的需求。他可以像老师一样对你循循善诱，而当他聆听你智慧的陈述时，他表现得像一个痴迷的学生。然而，在各种角色的转换间隙，你看见另一张脸，一张过度敏感的小战士的脸。他失去了自己的战马，你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你要帮他去找回那匹马。我被阿拉法特征服了，这原本就是我希望的。我希望像我塑造的查莉那样，被人征服。我希望她成为一个拥有双重许诺的女人，并且为双方效力，因此，也注定要背叛他们。就这样，用眼下时髦的话说，我顺应潮流：顺应两股潮流，两股截然相反的潮流。当我在西顿的时候，我住在萨拉和迪娜家，一栋被战火摧残得伤痕累累的漂亮屋子，院子里有山羊，有柠檬树，还有猫和狗。我聆听萨拉热情却又不失同情心的雄辩，还听到了担任我警卫的那几个小战士的故事，经历了——此刻，写作过程中，再一次经历了——悲悯夹杂着勇士的斗志，查莉的控制人，约瑟夫，最擅长的就是开发、利用这种复杂的情感。* * *
那么，怎么解释恐怖活动呢？你愤愤地问。暴力活动呢？还有，犹太校车上的炸弹？难不成我真的是过分乐观、愚蠢低能，竟然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视而不见吗？
哇哦，我什么都明白。
哪怕你在贝鲁特只停留很短的时间，你也能嗅到门外的恐怖气息。哪怕你是个门外汉，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你也能分辨出，跟你说笑的那些人，一半以上都应该平躺在心理治疗师的治疗床上。此外，你还能意识到，自从婴孩时起，他们的生活就完全错位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暴力，他们已经学会将“正常”的社会视为敌对的靶子。那些被视为贱民的人变成了贱民——引用奥登的话来说，对他们施以邪恶，他们就将邪恶报以他人。
我跟一个极端组织的代言人交谈过，这伙人公开脱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了自己的恐怖团伙。他手下的士兵，有男有女，全副武装，懒洋洋地靠在墙根下。东道主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带相框的高清图片，上面有一架瑞士航空的喷气式飞机，地点是一个报废的机场。炸弹爆响的时候，机身的中央完全爆裂开来。那一次，他们在炸毁飞机之前，先行撤离了乘客和机组成员。年轻人个个情绪高涨，一个漂亮的女孩儿给大伙儿端来了阿拉伯咖啡。帅气的勇士们皱着眉，自顾自地喝起来。有个家伙迫不及待地对大家说，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划着橡皮艇，跨越加勒比海，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那么，杀戮呢？我问。东道主被我问懵了。他吸了一口气，用官方的口吻说：一枚以色列炸弹，落在南黎巴嫩的一个聚集点，造成了无数巴勒斯坦人的伤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死难的人数超过了一年中被巴勒斯坦人消灭的犹太人数的总和……这不是杀戮，这是战争……这是自卫……我走出房间，来到户外。如果不是战争，此地的空气应该和贝鲁特大街上的一样清新。
说说以色列吧！为什么很少提及在以色列的经历呢？嗯，因为，从某种角度说，以色列人是有章法的，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以色列人易于接近，他们有门铃，有正常的工作电话，还有漂亮的房屋、学校和护照。在以色列，如果你想找人交谈，无须犹豫，十有八九，你的心愿可以达成。官方的说辞，听上去很熟悉，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没有人故意刁难我。将军们通常只穿着衬衣，看见我来了，他们站起身，拍着我的肩膀，并给我足够的时间提问。政治家、情报官，以及报社编辑，他们在一起交谈、辩论，气氛和谐，而这一切，从哲学的角度说，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是见不到的。
胜利并没有让以色列名声大振，但这不是以色列人的错，因为，我们当中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从本能讲，同情弱者。巴勒斯坦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被流放的民众，众所周知，他们自发地四处移居，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世界大游戏中的一个走卒。然而，以色列再也不能遮掩自己的身份了，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有着美式装备的武装力量，并号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公共关系的较量中，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大卫，而以色列人则成为了哥利亚。不难理解，为何欧洲的恐怖组织把巴勒斯坦大旗钉在他们的桅杆上。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查莉的情感依次在两边摇摆。
三年后，这本书被采用了。跟我的写作经历一样，这让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在那之前，我根本不奢望有什么改变。以色列人比较随和，给与了好评。在美国，之前的任何畅销书都不曾暗示，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因此说，我的书，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卑劣地指责我，说，批评以色列，理论上说，就是反犹太人。对此，我忍，我默默地忍。我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来自美国的犹太组织，对我进行谩骂和诋毁；也有一些来自个人，那些犹太人的信件，内容非常感人。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耐心地看完了我的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认为这本书是“又一部把阿拉伯人写成恐怖分子的平庸之作”。阿拉伯媒体对此书反应平淡，褒贬不一。一位重磅级的阿拉伯批评家认为此书是反巴勒斯坦的，理由是，小说和现实一样，巴勒斯坦都是输家。
至于我本人，十年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这本书时，我一反常态，感觉非常坦然。我发现，我主要的遗憾在于，开始部分，对德国人的描述有些过长了；我最大的难过在于，无须做任何改动，这个故事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不会过时，而且，这个故事，还会继续造就——就像我书中描述的那样——女主人公查莉似的人物。她被战争撕成了碎片，而交战的两个民族，却都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约翰·勒卡雷1993年4月(1) 乔治·史迈利，情报官员，供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MI6，是勒卡雷多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作家感言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帮助。在这些以色列人中，尤其要提到我的好朋友《晚祷报》的尤瓦·以利雷和他的夫人。他们看了原稿，我的那些观点和判断，无论他们认为有多大的偏差，都交由我作最后的处理；此外，他们还帮我及时纠正了几个至今想起还让我感觉汗颜的严重失礼之处。
还有一些以色列朋友——特别是那些已经离职的，以及仍然在职的情报部门的同行——同样值得我由衷地感谢，感谢他们给我的忠告和配合。同样，他们不要求我做出任何的承诺和保证，他们尊重我的决断。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什洛莫·加齐特将军，他曾经担任过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位于贝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的校长。在我的眼里，他永远都是那个时代的一位进步文明的以色列战士和学者。此外，还有一些朋友，恕我无法在此公开他们的身份。(1)
我还要感谢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莱克，我在米什肯努沙昂尼姆逗留期间，得到了他的盛情款待；感谢耶路撒冷美国殖民酒店的范斯特V先生和夫人：一对传奇式的夫妇；感谢贝鲁特海军准将酒店的老板和员工，他们在不可能的条件下，把一切都变成了可能；感谢阿布·赛义德·阿布·里什，贝鲁特最资深的记者，虽然他对我的意图一无所知，但却给与了我最慷慨的建议和忠告。
我要感谢的那些巴勒斯坦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成了俘虏，其余的，很有可能，四处漂泊，无家可归。在西顿的时候，那几个在楼上照顾过我，并在橘红色的小树林里陪我聊过天的青年战士；位于拉什迪耶和纳巴蒂耶聚集点的那些历经战火洗礼、百折不挠的难民们：根据我所听到的，他们的命运和我故事中的描述相差无几。
在西顿接待我的朋友，那位巴勒斯坦军事领袖，萨拉·塔马利，他一个人的经历，就可以写一本书。我真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完成这份工作。眼下，先让我的这本书记录下他的勇气，以及我对他的感谢和帮助，他让我看到了一颗巴勒斯坦之心。
感谢陆军中校约翰·加夫，乔治勋章获得者，他帮助我了解到自制炸弹的危险和可怕，确保我不会因为一时大意而在书中提供制作炸弹的具体方法。感谢芬奇利的艾伦·戴有限公司，他们的杰里米·康沃(1)利斯先生对那辆红色的奔驰车作出了专业的指导。约翰·勒卡雷1982年7月(1) 这是耶路撒冷旧城城墙外建立的第一个犹太人聚集点。第一部 准备1
虽然德国官方不可能了解这些，但无论怎样，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就是证据。在巴特戈德斯贝格事件发生之前，坊间的各种猜疑有增无减。最终，当精准的计划遭遇到劣质的炸弹时，所有的猜疑瞬间变成了肯定。业内人士说，迟早有一天，有人会为此埋单的。在这之前，等待让人备受煎熬。
炸弹没能按时引爆，滞后了约十二小时之久，实际爆响的时间为星期一上午八点二十六分。现场发现的几只受害人的手表，全都定格在这一时刻。跟过去几个月发生的爆炸案一样，事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警告。其实，预先的警告原本就不在计划之列。在杜塞尔多夫，一位来访的以色列武器采购官员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轿车里被炸弹炸死。同样，在安特卫普，有人将一颗伪装成书籍模样的炸弹送至东正教犹太人大会的组织者驻地，结果，大会的名誉秘书长被炸死，她的助手也在大火中丧生。在慕尼黑，有人将炸弹安放在一家以色列银行门外的垃圾桶里，造成两路人受伤。唯一的例外是斯德哥尔摩爆炸案，事先有人给出了警告。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此案与前面提到的系列案件没有关联，作案者另有他人。
八点二十五分，巴特戈德斯贝格市区的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依旧是一个绿树成荫、安静隐蔽的外交官驻地。如果想尽可能地远离波恩这个政治漩涡，但又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驱车到达，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一个新落成的街区，但路边的房屋设施却很成熟：草木茂盛的花园，车库上方有女佣的房间，还有安装在瓶料玻璃窗外面的哥特式防盗网。莱茵兰地区常年温湿、多雨，植物和外交社区一样，长势喜人，几乎赶上了德国人修筑公路的速度，追上了他们绘制地图的速度。结果，有些房屋差不多已经被前院茂密的针叶树所遮掩。那些灌木，如果任其生长，迟早有一天会遮天蔽日，整个地区将成为格林童话中的仙境。经证实，这些树木能有效抵御爆炸的冲击波，因此，爆炸发生后没几天，当地一家园林中心已经将此品种列为了珍品。
在这条街上，不难发现，有些房屋颇具民族特色。比如，坐落于德勒瑟尔斯特拉斯大街街尾转角处的挪威大使官邸，一栋简朴的红砖农舍，乍一看，还以为到了奥斯陆的远郊呢！埃及领事馆位于街首，给人一种凄美的感觉，仿佛艰难时世中衰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宫别院。屋内传出忧伤的阿拉伯音乐，百叶窗始终关闭，好似在抵御北非地区的热浪。时值五月中旬，天气已经开始转晴，鲜花和嫩叶在微风中摇摆。玉兰树的花期刚过，可怜的白色花瓣大都已经掉落，飞飞扬扬，满地残片。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是，有绿树作屏障，嘈杂声几乎无法进入到室内。爆炸前，最清晰的声音当属小鸟的鸣叫，其中有数只体态丰满的鸽子，它们爱上了澳大利亚使馆武官家房前的紫藤，那也是外交官先生最为自豪的植物。向南一公里处，虽然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但却能听见驳船马达发出的突突声。浑厚、低沉的声音，当地的居民早已对此充耳不闻；倘若这声音突然消失，他们反倒不习惯了。总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早晨，尽管西德的那些重要报纸每天都充斥着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萧条、通胀、破产、失业，等等，很明显，都是些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通病——可你依然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是一个宁静、高雅的宜居之所，而且，波恩也不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不堪。
由于种族和级别的不同，有些男人已经离家上班去了，但是，外交官们，可以说，简直就是男人中最慵懒的一类。一个面带忧伤的斯堪的纳维亚领事，因为婚姻的压力，前一晚，借酒浇愁，现在，仍在昏睡。一个南美的代办，头上套着发网，身上穿着一套丝绸睡衣——北京之行的收获——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告诉那个菲律宾籍的司机当天采购的内容。意大利领事一丝不挂地正在修面，他习惯起床之后先锻炼，后洗澡，而后刮胡子；他的夫人已经穿戴齐整，正在楼下批评女儿，因为，小丫头前天晚上没有按时回家，可她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还跟母亲顶嘴。每周，这样的对话是母女俩一大早必做的功课。来自象牙海岸的一个使节正在打国际电话，正式告知他的主子，为了从德国财政部弄到发展援助，他最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难办了。电话突然断了，电话那头的主子们以为他故意挂断他们的电话，即刻发过来一封电报，问他是不是不想干了。以色列劳动专员一个多小时前就上班去了。在波恩，他还不太习惯，因此，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喜欢遵守耶路撒冷的工作时间。生活就这样继续着，众多低俗的种族笑话，追根溯源，都来自现实和死亡。
在每一次爆炸中，都有奇迹发生，这一次也不例外。奇迹来自于那辆美国校车，它负责接送本社区大部分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候车的地点距爆炸中心不足五十米，幸运的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早上，没有一个孩子需要回家去拿落在家里的作业，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按时起床，也没有一个孩子因为不愿意上学而拖延了时间。就这样，校车准时启动了。爆炸中，校车的后窗玻璃被震碎了，汽车冲到了路边，一个法国小女孩眼睛受了伤。谢天谢地，孩子们大都安然无恙。事后，这件事被定性为一种救援举动。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此类爆炸事件，或者至少，此类事件后果的一个特征：与其说沉浸在死亡的苦痛中，人们更愿意赞美生命。当灾难的冲击波渐渐消退的时候，悲伤才真正开始，但这往往发生在数小时之后，当然，也有例外。
爆炸的声响，人们并不记得，特别是住在附近的人们。在柯尼希思温特，老百姓听见河对岸传来一声巨响，以为那里爆发了一场对外战争。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们惊慌失措，东跑西颠；他们咧开嘴巴，笑着，好像他们是一群侥幸逃脱的同案犯。他们纷纷说，那些该死的外交官，你希望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赶快收拾行李，全部滚到柏林去，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花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爆炸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假如他们能够提起此事，假如他们能够开口说话，他们会说，他们看见道路变了形，或者，街对面一栋房屋屋顶上的烟囱腾空飞了起来，或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摧毁了他们的房屋，撕扯他们的皮肤，捶打他们的身体，把他们打倒在地，鲜花从花瓶里飞出，花瓶撞上了墙壁。没错，他们记得玻璃破碎的声音，记得嫩叶掠过地面的刷刷声。人们吓得说不出话来，只能低低地呻吟。从这个意义上说，很明显，从他们自然意识中爆发出来的声音，他们还是有感觉的。此外，有几个目击证人曾经提到，当时，法国领事家厨房里的收音机正在高声播放当天的食谱。有一个自认为很理性的女人，向警察询问说，爆炸是否有可能扩大收音机的音量。警官们把毯子裹在她身上，将她带离现场，并对她轻声解释说，在爆炸中，一切皆有可能，但在这起事件中，这种解释行不通。法国领事家的窗玻璃全部破碎了，屋内没有人去理会那个收音机，因此，它自顾自地对着大街继续播放。对以上解释，那个女人仍旧抱有怀疑。
记者们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在警戒线外张望。据最早的报道说，爆炸造成八人死亡，三十人受伤，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叫做“尼伯龙根5号”的德国右翼狂热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两名智力迟缓的男孩和一个疯老头，他们的能力恐怕连一只气球也奈何不了。中午，在压力下，媒体被迫将死亡人数降至五人，其中一人是以色列人，四人重伤，另外有十二人被送进医院，伤情各异。此时，他们改口称，对此次爆炸负责的应该是“意大利红色连队”，但是，同样，没有丝毫证据。次日，他们又有了新的版本，这一次，他们剑指“黑色九月”。又过了一天，一个自称为“巴勒斯坦的痛苦”的组织主动承认与此事有关，他们还给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之前的几起爆炸案也是他们的作品。“巴勒斯坦的痛苦”，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还不如说它直接对行凶者的动机作出了解释。在一段时间内，这个组织名声大噪，因为，许多冗长乏味的名篇都不约而同地用它作为标题。
在事故中丧生的非犹太人中，一个是意大利人家的厨师，西西里人，另一个是他们的菲律宾籍司机。四个伤者中，一个是以色列劳动专员的夫人，炸弹就是在他们家起爆的。结果，她丢了一条腿。死者是他们的小儿子加布里埃尔。然而，事后被广泛认可的是，真正的刺杀目标不在这些人当中，他们的目标是劳动专员夫人的一个叔父，此人从特拉维夫来此参观访问，是一个研究犹太法典的学者，因为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持有强硬态度而小有名气。总之，按照他的观点，巴勒斯坦人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此外，他还经常当面反驳他的侄女，也就是那个劳动专员的夫人，以色列解放左翼的成员，从小生活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那种生活环境和外交官的极度奢侈有着天壤之别。
假如加布里埃尔上了校车，那他肯定就不会出事了。可是，那天——以前经常这样——他恰巧不舒服。他调皮捣蛋，超级活跃，在大家眼里，他是那条街上的一个不和谐分子，尤其是大家午休的时候。他随他的母亲，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现在，不奇怪，街上的人已经不记得这个让他们爱得要命的小男生了。一个右翼德国小报称他为“天使加布里埃尔”，这个充满着亲犹太情绪的称号，连编辑们都没有想到，在两种不同的宗教中得到了反响。整整一个星期，这家报纸连续刊登出杜撰的故事，赞美这个天使般的男孩。一流的评论对此种伤感的情绪及时作出了回应。一个星级评论员说——他引用的是迪斯
(1)雷利的原话，但没有加以说明——基督教是完整的犹太教，否则，它一文不值。所以，加布里埃尔既是一个基督烈士，又是一个犹太烈士。关心此事的德国人为了解到这一内容而感到高兴，读者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起来还真有些费力。有人提议修建加布里埃尔纪念馆，相比较之下，其他几个遇难者，则较少被人提起。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加布里埃尔的灵柩被立刻送回到以色列安葬。他的母亲，由于身体状况太差，不适合长途跋涉，只得留在波恩，等孩子的父亲忙完之后，再陪她回耶路撒冷，为孩子服丧七日。
爆炸发生当天的午后，一个由六名以色列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从特拉维夫乘飞机抵达波恩。德国方面派去接机的是艾历克西斯博士，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来自内政部。虽然没有正式任命，但艾历克西斯是调查工作的德方负责人。此人聪明、老谋深算，终身饱受比大部分同胞身高矮十厘米的耻辱。也许，为了弥补此缺陷，他生性轻率、鲁莽，无论是在自己的私生活上，还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因此，很自然，外界对他褒贬不一。他既是律师，又是特工，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强权的人——对于这些，德国有很好的土壤——他辛辣的自由主义信念始终得不到联合政府的青睐；更糟糕的是，他竟然随意在电视上公开自己的想法。据传，他的父亲曾经是希特勒时期某个抵抗组织的成员，父亲的衣钵，在这些动荡的年月，对于行为怪异的儿子来说，虽然令人不快，但也十分匹配。当然，在波恩的玻璃宫殿里，有许多人认为他不能胜任这份工作。他最近离了婚，又跟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人出双入对，这一切，更增添了他们对他的不信任感。
假如来的是别人，艾历克西斯绝对不会亲自跑去机场迎接的——没有媒体的专访——但是，以色列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正值低点，因此，面对内政部的压力，他屈服了。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他的反对，硬塞给他一位来自汉堡的警察，西里西亚人，慢性子，公开说自己是保守分子，是龟派，在七十年代镇压学潮中建立了功勋，被视为是对付捣乱分子和炸弹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个理由是，他和以色列人相交甚好。其实，艾历克西斯跟其他人一样，对此心知肚明，此人的作用就是与自己抗衡。也许，更重要的是，眼下的局势令人担忧，艾历克西斯和那个西里西亚人都是“没有负担的”，意思是，他们两人都太年轻，德国对历史——德国人悲伤地称之为未被征服的过去——应负的责任，他们谁也担负不起。今天，无论用何种态度接待犹太人，都让艾历克西斯和那个令他讨厌的同事备感陌生，而且，假如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可以说，连他的上司都感觉不习惯。媒体得到了艾历克西斯的指示，对此保持沉默。只有一家社论暗示说，只要以色列人坚持对巴勒斯坦营地和村庄肆意进行爆炸性的袭击——死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二三个孩童——他们必须考虑对这种野蛮行径进行谴责。第二天，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发言人立即对此作出了愤怒的反驳，但显然有些语无伦次。他写道，自1961年起，以色列不断遭到阿拉伯恐怖主义的袭击。以色列人如果能够享受到和平，他们决不会在任何地方伤害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加布里埃尔的死，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是犹太人。德国人或许能够记得，在这个问题上，加布里埃尔不是第一个死去的人。假如他们已经忘记了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么，十年前的慕尼黑奥运会，他们应该记忆犹新吧？
编辑关闭了通讯工具，休假一天。
来自特拉维夫的那架神秘空军飞机降落在机场的尽头，放行手续全免，合作立刻开始，不分昼夜。按照上面的指示，艾历克西斯应该对以方有求必应，但是，此类指示纯属多余。他是个哲学家，有自己的思想。他曾被派遣到特拉维夫进行联络访问，并且有记者拍到他在大屠杀纪念馆低头默哀的镜头。至于那位沉默不语的西里西亚佬，咳，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对方说，他们正在找寻共同的敌人，不是吗？很明显，就是那些红军。到第四天，虽然许多疑问尚待解决，但合作小组已经初步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其结果，应该说，令人信服。
首先，大家一致认为，爆炸发生的房屋没有安排特别的警戒，因为大使馆和波恩安保部门之间达成的协议中没有此项内容。以色列大使的住所距离此处相隔三条街，日夜有人把守。一辆绿色的警务面包车驻守在门前，房屋四周有铁栅栏，警卫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今天的职守，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两人一组，手持冲锋枪，尽职地在花园里巡逻。大使本人配有一辆防弹车和一队警察摩托护卫。他不仅仅是大使，他还是一名犹太人，他在这里受到双重托管。可是，一个小小的劳动专员就没有此等待遇了，不能反应过激。他的住所外安排了流动巡逻哨，根据警方的说法，以色列人的住所，无论怎样，肯定是特别警戒的目标。作为进一步的防范措施，以方人员的地址均不得出现在官方的外交官名册上，以免给歹人提供作案的便捷，尤其是当下，从政治的角度说，以色列变得有些让人无法掌控了。
那天早上八点刚过，劳动专员打开车库的大门。像往常一样，他先检查了轮毂和底盘。设备是统一配备的：一根扫帚柄，一面小镜子固定在一端。那天早上，他夫人的叔叔搭乘了他的车，他证实了这一切。点火之前，劳动专员还把座椅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自从爆炸案发生以来，所有驻外的以色列官员都必须履行这些步骤。和其他人一样，专员知道，如果把一枚炸弹装进汽车的轮毂，大概需要四十秒钟；如果把一枚水下爆破弹粘在燃油箱下面的话，需要的时间则更短。和其他人一样，他知道——自从他接到姗姗来迟的外交任命以来，他不断地告诫自己——很多人想要他的命。他看完了报纸，读完了电文。他很满意，他的车没有问题。他跟夫人、儿子说再见，然后开车去上班了。
其次，家里还有一个换工住宿的女孩，名叫艾卡，瑞典人，无不良记录。事发前一天，她刚好和男友去了韦斯特沃尔德，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度假。男青年沃尔夫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服役，刚好休假，同样没有不良记录。星期天下午，沃尔夫开着自己的沃尔沃敞篷车来接艾卡，无论是路过此处的人，还是巡逻经过的警卫，他们可能看见她从前门出来，穿着出门的衣服，跟小加布里埃尔吻别。离开的时候，她还兴高采烈地向特地出来给她送行的劳动专员挥手告别。专员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而他的夫人，因为痴迷于绿色蔬菜的培育，正在后院忙碌。艾卡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用专员的话说，她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
以上两点——招人喜欢的换工住宿女孩外出度假；警方警卫工作的缺失——给爆炸提供了便利条件，而爆炸得以成功的原因却是劳动专员本人那该死的善意之举。
同一天晚上，六点钟——艾卡离开之后两小时——屋内，劳动专员正在跟客人就宗教问题进行辩论；屋后，他的夫人正在德国的土地上辛苦地耕耘。就在这时，前门的门铃响了，只响了一声。跟以往一样，劳动专员在开门前，先通过猫眼向外观察。跟以往一样，向外窥望的时候，他手里握着那把军用左轮手枪。其实，理论上说，地方法规禁止使用任何枪械。透过金鱼眼一般的猫眼，他看见一个年纪约二十一二岁的金发姑娘，憔悴的模样，惹人怜爱。她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旧箱子，箱子的把手上还绑着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行李签。一辆出租车——抑或是一辆私人轿车——停在她身后的马路边上，汽车没有熄火。没错，他听见了发动机的声音。他甚至觉着还听见了磁电机发生故障的喀吧声。不过，这是后话，因为，他想要捞救命的稻草。在他看来，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像仙女，同时又像运动员，鼻子四周有些许晒斑。她身上穿的不是常见的淡褐色修身牛仔裤和衬衫，而是一条式样很传统的蓝色连衣裙，胸前的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头上还扎着一条丝巾，白色的，抑或是奶白色的，衬托着她的金发，愈发动人。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他非常伤心，爽快地承认说，正因为对方的相貌和穿着，他简单地将其视为良民。就这样，他把手枪放回到半柜最上面的抽屉里，然后把门打开，满脸堆笑。她很迷人，而他呢，不仅腼腆，而且大腹便便。
第一次面对盘问的时候，这一切，他都和盘说出了。那个钻研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叔叔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作为一名目击者，他一点儿信息也没有提供。当大门关闭，屋内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对犹太教的律法《密西拿》的评论。这符合他接受的使命，他不能浪费时间。
女孩的英语有口音，北欧的，但肯定不是法语，也不是拉丁语。他们给他听了各种方言，最接近的可能要数北部沿海地区。她首先问的是，艾卡是否在家。她没有用艾卡这个称呼，而是好朋友之间常用的昵称“Ucki”。劳动专员解释说，她两小时前离开了，去度假了。她不在没关系，有什么事儿他能帮忙的吗？女孩有些失望，回答说，她改日再来。她说，她刚从瑞典来，她答应艾卡的母亲，帮她把这个箱子送过来，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些衣物和唱片。那些唱片尤其重要，因为艾卡对流行音乐非常痴迷。说到这里，劳动专员坚持请她进屋里来，而且，愚蠢地帮她提起了箱子，跨过门槛，走进屋里。这个行为，他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原谅自己。没错，他当然读过很多相关的规定，知道不能接受第三方送来的任何包裹之类的东西。没错，他知道，箱子属于危险物品。可是，此人是艾卡的漂亮女友卡特林，又是从她家乡瑞典来的，而且，那个箱子是她动身的当天从艾卡母亲手里接过来的！箱子比他预想的要重一些，但他以为是唱片的缘故。他殷勤地对她说，这个箱子肯定占用了她的行李配额，卡特林解释说，艾卡的母亲亲自开车送她去斯德哥尔摩机场，为的就是支付超重的费用。他注意到，那个箱子是硬壳的，不仅重，而且还装得很结实。当他提起箱子的时候，他肯定，里面没有任何响动。爆炸过后，幸存的只有一个褐色的标签，还有一个箱子的碎片。
他请女孩喝咖啡，但被拒绝了。女孩说，她不想让司机在外面久等。她说的不是出租车，是司机。这个问题，着实让调查小组绞尽了脑汁。他问她来德国做什么，她回答说，她希望能进入波恩大学，学神学。他手忙脚乱，先是找电话记录本，然后找铅笔，他请她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留下，可是，她放下本子和铅笔，微微一笑，说：“只需跟她说‘卡特林’，她就知道了。”她还解释说，她住在路德会的女子公寓，等找到房子之后，就会搬走。（波恩的确有这种公寓，真是滴水不漏啊！）她说，等艾卡度假回来的时候，她还会再来的。也许，等她过生日的时候，她俩可以一起庆祝。她希望如此。真心话！劳动专员建议说，他们可以为艾卡和她的朋友们搞一次聚会——比如：奶酪火锅，这可是他的拿手绝活！因为，先生们——事后，他痛苦地对调查人员重复道——我夫人是在集居区长大的，对美食没有感觉。
说到这里，从街上传来了汽车——也许是出租车——的喇叭声。声音接近中央C，短促的喇叭声，不高，差不多响了三声。他们握手告别的时候，她把箱子的钥匙给了他。此时，劳动专员第一次注意到，女孩手上戴着白色的棉布手套。没什么可奇怪的，她是个娇弱的女生，天气闷热，还得亲自拎着那只大箱子。就这样，电话记录本上没有留下笔迹，也没有留下指纹，连箱子上也没有。而且，钥匙上也不会有。整个交接过程，可怜的劳动专员后来估计，大概有五分钟，不会超过五分钟，因为有汽车喇叭的提醒。劳动专员目送她离去——走路姿势优雅、性感，但却没有故意挑逗之意。他关上门，小心地把门锁好，然后，把箱子拿到艾卡的房间——在一楼，将箱子放在床脚处。他之所以决定把箱子平放在床上，主要是考虑到，这样做，箱子里面的东西不会弄乱。离开房间之前，他把钥匙放在了箱子上。花园里，他的夫人仍旧在执著地用锄头跟坚硬的泥土作斗争，屋内的事情她全不知晓。等她进来时，他忘记跟她说了。
说到这里，有人低声打断了他。
忘了说？以色列专家怀疑地问道。你怎么能把艾卡的瑞典朋友到访的事情全部忘记呢？还有那个放在床上的箱子？
劳动专员情绪失控了，他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忘。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他们问。
似乎，主要原因是，他坚信——在他孤独的内心——咳，说句实话，社交方面的事情已经无法调动他夫人的兴致了，先生。她一心想回到集体农场，和那里的人自由交谈，无须理会这种外交的嘲讽。再说啦，嗯，那女孩的确很漂亮，先生们，咳，也许，如果保守秘密，不对夫人提起，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至于那个箱子，嗯，你看，我夫人从来不进艾卡的房间——我的意思是，以前从来不进去——艾卡自己打扫自己的房间。
那么，那个犹太教学者，你夫人的叔叔呢？
劳动专员也没有跟他提起这件事情。在这一点上，两人口径一致。
调查人员没有作出任何判断，只是写下了一行字：保守秘密。
至此，时间的进程突然中断了，仿佛一辆在轨道上行驶的列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女孩艾卡，在护花使者沃尔夫的陪同下，匆匆返回波恩，但她说自己不认识什么叫卡特林的人。启动对艾卡社交圈的调查，但是，需要时间。此外，她母亲也说没有给女儿带过箱子，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她对瑞典警方说，她女儿在音乐方面的品味很低，她一向对她不满意，因此，根本不可能对她加以鼓励。沃尔夫心情郁闷地回到自己的连队，即将接受安保部门长时间漫无目标的盘问。虽然警方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内找寻那个司机，许诺出大价钱换取他所知道的信息，但是，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私家车驾驶员，始终无人出现。他们查看了德国所有机场的旅客名单、电脑记录，以及记忆储存系统，但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来自瑞典或是其他地方的旅客与描述相匹配，科隆也一样。所有的女性恐怖分子，无论是知道姓名的，还是不知道姓名的，甚至还包括那些有嫌疑的，她们的照片，统统拿去给那个劳动专员看。虽然他痛苦万分，虽然他愿意尽全力帮忙，希望自己能派上用场，可是，面对着那些照片，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甚至记不清那个女孩脚上穿的是什么样的鞋子，也说不出她究竟有没有抹口红，有没有涂睫毛膏，有没有使用香水，或者，她的头发是否漂染过，是否有可能戴着假发。他暗示说，自己是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除此之外，他只不过是一个邋遢的、已婚的、心地善良的男人，除了以色列和家庭之外，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勃拉姆斯。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记住这么多细节呢？
是的，他记得，她的腿很美，脖子白皙。长袖衣服，没错，否则，他应该会注意到她的手臂。是的，裙子里面有衬裙之类的，否则，在户外日光的作用下，他应该能看清她身体的曲线。文胸？——可能没有，她胸部有些扁平，可能没有穿文胸。找来了模特，现场给他进行了演示。从德国各个库房里搜罗来不下一百件款式各异的蓝色连衣裙，可是，恐怕他这一辈子都想不起来，那姑娘裙子的领子和袖口是否颜色不一样。无论何种精神折磨，都无法改善他的记忆。他们问得越多，他忘得越多。碰巧见过女孩的目击证人证实了他的部分描述，但无法补充任何有价值的内容。整个过程，巡警都没有看见；也许，递送炸弹的时间早就谋划好了。按照箱子的模样，符合的大概有二十个品牌。轿车，或是出租车，是一辆欧宝，也可能是福特，灰色的，不是太干净，五成新。波恩的牌照；不，是从西格堡来的。没错，车顶上有出租车的标示。不对，是一辆带天窗车顶的轿车，有人听见车内传出的音乐声，只是，具体什么节目，没有确定。没错，有天线。不，没有。司机是男性，高加索人，也可能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干的。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嘴唇上面有一撮小胡子，黑头发。不对，是金发。身材消瘦，有可能是女扮男装。有人肯定，在汽车的后窗户上，挂着一个小人，扫烟筒的人，摇来晃去的。也许，那只是一个贴纸。有人说，司机身上穿着斗篷。也许，只是一件套头衫。
侦破工作进入了僵局，以色列调查小组似乎集体步入了晕厥的状态。他们精神萎靡，晚来，早走，大部分时间待在他们的大使馆里，好像在接受新的指令。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艾历克西斯判断，他们肯定是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原地踏步走，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很激动。紧张，但很镇定。这种状态，艾历克西斯太熟悉不过了。相比较他的同事们，他嗅觉敏锐，有超常的洞察力。当涉及到跟以色列之间的情感时，他相信，他处于一种绝佳的真空地带。第三天，一个称自己为舒尔曼的宽脸庞长者加入了他们小组，陪同他一起来的是他的助手，一个年纪只有他一半的瘦小伙子。艾历克西斯把他俩比作犹太人版本的恺撒和卡西乌斯。
这个艾历克西斯先生因为自己的调查而憋的一肚子火，很奇怪，随着舒尔曼和助手的到来，竟然得到了某种释放；同样，他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因为之前，那个西里西亚警察，不管他去哪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那样子，与其说是他的助手，还不如说是一个随时准备顶替他的人，他烦透了。舒尔曼到来之后的第一个改变，他注意到，就是调动了以色列小组的斗志。在舒尔曼来之前，那个六人小组总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没错，他们一直很客气，他们不喝烈性酒，他们耐心地把网撒开，等鱼上钩，他们在自己战斗小组内部保持着那种东方黑眼睛民族特有的粘合力。他们的自控能力让外人自愧不如。有一次，中午，在食堂吃快餐的时候，那个西里西亚笨蛋拿犹太食品开玩笑，假惺惺地赞美他们美丽的家园，并有意无意地无礼诋毁以色列葡萄酒的质量，他们微笑着接受了他的美意，但艾历克西斯明白，他们其实恨不得杀了他。甚至当他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犹太文化在德国的复兴，以及新一代犹太人用精明的手段让法兰克福和柏林的房产市场陷入窘境的时候，他们依旧一言不发；其实，那些没有相应召唤，返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依旧生活在德国的小镇上，虽说很有钱，但他们还是悄悄地把自己伪装成寄人篱下、笨手笨脚的屁民。突然，舒尔曼来了，局面变得明朗，变得不同，因为，他是他们一直期盼的头儿。来自耶路撒冷的舒尔曼，在他到达前几个小时，科隆总部来了个电话，只言片语，含糊其辞，艾历克西斯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他们派了一个特别专家，他会跟你联系的。”“什么方面的专家？”艾历克西斯问道。他憎恶有资历的人，这有点不像德国人的作为了。
没有提供具体信息。但是，突然，他来了——在艾历克西斯看来，此人不是专家，而是一个老兵，经历了自塞姆皮雷战役以来所有的战争，大脑袋，年纪在四十到九十之间，个头不高，但很敦实，斯拉夫人，比犹太人更具欧洲人的气质，宽胸脯，走起路来迈着大步，像摔跤手，而且，他能有办法让身边的人情绪放松。除他之外，还有那个有脾气的助手，电话里根本没有提到他。也许，他并不是卡西乌斯，他更有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个学生：穷困潦倒，不与恶魔为伍。当舒尔曼微笑的时候，出现在他脸上的皱褶仿佛水流，几百年来，在同样的岩石缝中奔腾，他的眼睛像单眼皮的中国人一样，眯成一条缝。过了许久，他的助手也笑了，笑声传递着某种扭曲的含义。当舒尔曼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躲闪，他的整个右臂像螃蟹腿一样，突然抬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你的肩膀死死搂住。他的助手则不然，双臂垂在身体两侧，仿佛他不放心让它们单独外出。当舒尔曼开口说话的时候，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一个接着一个，像机关枪里的子弹，突突突地向外射，然后，他在一边静观等待，看看哪些观点被接受了，哪些观点被拒绝了。随后到来的是助手的声音，他的话好比担架手，轻柔地抬起死难的战友。“我是舒尔曼，见到你很高兴，艾历克西斯博士，”舒尔曼开心地说。他的英语有口音。
只有舒尔曼这三个字。
没有姓氏，没有级别，没有专业头衔，没有部门名称，也没有职业。还有他那个助手，连名字都没有——或者说，没有必要让德国人知道。艾历克西斯猜测的没错，舒尔曼是一个民族的将军，是一个带来希望的人，一个电钻，一个厉害的监工，一个所谓的专家。他一来就要住单间，而且，他的要求当天就得到了满足——都是助手一手操办的。没过多久，从那扇关闭的门里面，传来了舒尔曼说话的声音，滔滔不绝，带着一副外地律师的腔调，对他们至今所完成的任务进行分析和评价。即使你不是犹太学者，那些个为什么、怎么、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不呢之类的，你也能听个大概。艾历克西斯心想，他真是个即兴发挥的好演员，一个天生的城市游侠。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那些个问号，艾历克西斯似乎也能听见。他很纳闷，究竟他在读些什么，那么有趣，能使他突然闭上嘴，不说话了。或者，他们在集体祷告？他们以前祷告过吗？当然，除非是轮到助手说话，艾历克西斯什么也听不见，因为，那个年轻人面对德国人的时候，声音非常小，就像他的身材一样。
然而，让艾历克西斯印象最深的还是舒尔曼的紧迫感，这一点比任何其他都重要。他就是最后通牒的化身，把他自己肩上的压力传给他的小组成员，把难以承受的拼命精神强加到他们的任务之上。我们可以成功，但我们也会失败，他慷慨激昂——博士先生的生动想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落后。舒尔曼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经理，他们的将军——他们的一切——然而，他本人也是一个受人差遣的人。至少，艾历克西斯在他身上捕捉到了这一点，艾历克西斯的判断一般不太会出错。他发现，那几个组员看舒尔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迫切的疑问，他们想从他们头儿那儿得到的不是工作的具体细节，而是工作的进展：这样有用吗？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吗？舒尔曼喜欢用右手抓住自己粗壮的左臂，把衣袖使劲儿往上撸，然后，扭动自己的手腕，直到那块旧钢表的表盘正对着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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