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润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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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见证者试读：
序言
一历史总是在循环往复中螺旋上升，但每段历史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无法复制。变革总是在潜移默化中酝酿和发生，但总有一个关键时刻，改变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未来。
1978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心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重新回到世界舞台。
小岗破冰、深圳春潮、海南热土……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从农村到城市，从特区、沿海席卷全国。从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到“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参与全球化，拥抱互联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风雨兼程，昂首前行。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世界也在重新认识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与世界经济“绝缘”的封闭经济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20多年后，中国经济已陷入泥潭。从数据来看，197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4.74倍，人均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2.86倍。从民生来看则很不乐观。1977年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比1952年减少了0.9平方米；1976年全民企业职工的平均年工资是605元，比1965年下降了47元。这个古老的国家民生多艰，社会动荡，迫切呼唤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革。
4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3万多亿美元，连续十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4倍，总量突破90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8%提高到15%，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39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4元增加到14600多元；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企业数量达到120家，与榜首美国仅差6家。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实力重回世界舞台中心。
这份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要知道，改革的本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改革开放是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被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求真务实，才能让改革的过程可控。
在过去40年间，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人们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热火朝天，豪情万丈。其中，企业家是创造历史的推动力量。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定义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中国企业家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过程恰恰符合这个描述，他们在改变命运的同时也参与、推动了大国崛起与经济腾飞。
辉煌中有暗淡，喜悦中有辛酸，创业路途中有无数次喧嚣与宁静、挣扎与沉沦的镜头交替出现，这才是成功背后的真相。透过鲜活生动的故事，汲取向上不屈的力量，才能理解这个从无到有的阶层，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这用光荣与梦想写就的40年里，时代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每次波涛汹涌时，总有一群弄潮儿傲立潮头。1968—1977年：“史前”创业家的大冒险
这段时期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复杂多变，吴仁宝、何享健、鲁冠球等农村能人为了填饱肚子，或者解决乡亲、街坊的就业问题，以社队工厂的名义办起小作坊，年广久则凭借炒货手艺发家致富。他们在担惊受怕、如履薄冰的情况下完成最初的资金积累和市场开拓，从农民成长为企业家。1978—1983年：野蛮生长“春江水暖鸭先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化冰河，勇敢者大胆试水，小岗村18位村民“包田到户”是农民的自救之路，温州“八大王”富甲一方是个体户的商业成就。四川刘氏兄弟和李书福当时都很年轻，原可能有更好的前程，却都在创业浪潮中纵身下海。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只要敢于抓住机会，就有可能获得成功。1984—1986年：公司化运营
邓小平南下视察鼓励一批人下海创业，无论是柳传志、张瑞敏还是王石，都对管理有粗浅的认识，对企业运作并不陌生，不管是“贸工技”还是“技工贸”，都有一套理论去指导实践。马胜利更是经营管理高手，缔造了“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从农村到城市，承包经营依然适用。1987—1991年：走出体制的“企业家”
1987年，“企业家”这个名词第一次在中国出现，一些不甘心在体制内被束缚拳脚的人下海创业。有意思的是，他们都善于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宗庆后和史玉柱都从事过营养品或保健品行业，他们不约而同在营销中采取“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策略，获得竞争优势。任正非学习“艰苦奋斗”的作风，王健林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人作风。1992—1997年：“92派”与大时代
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也是新一波下海潮的开端。一大批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离开体制投身商界。他们纷纷南下，赴广东，闯海南，在改革热土上施展抱负。“万通六君子”是“92派”的代表，俞敏洪、熊晓鸽是知识分子创业的典型，董明珠从销售起步打拼事业，奥运冠军李宁依托健力宝创业经商。他们是大时代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1998—2008年：互联网时代
1998年是“中国互联网元年”，一大批具有大学学历甚至海归背景的创业者将互联网引入中国。新浪、网易、搜狐、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群雄争霸，到后来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足鼎立。“免费模式”大行其道，“眼球经济”深受欢迎。当然，终归是帮助用户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者笑到最后。无论时代如何变幻，价值规律和商业本质从来未变。2009—2012年：转型升级中重新崛起
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全球化、移动互联网三大浪潮的侵袭之下，中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惶恐和迷惘之中，一切经验失效，已无榜样可学，危机四伏。张近东害怕被电商颠覆，郭台铭的富士康深陷内忧外患，姚劲波和李想则属于看准时代机会勇敢换赛道的尝试者。他们都曾经获得过成功，如今转型再战，依然勇往直前。2013—2018年：新经济颠覆者
2013年之后，无论是中国经济趋势还是互联网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企业都是互联网企业，但新时代已不再是互联网巨头的天下。雷军率先抓住消费升级的机会，程维重构中国人的出行方式，王兴围绕生活方式不断扩张，张小龙携微信“笑傲江湖”。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是为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的。
可以说，中国企业家群体是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中诞生，在风雷激荡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在高歌猛进的新世纪里飞跃。40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史与社会进步、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进程一脉相承，每一代企业家、创业者都奉献出青春和才华，肩负起责任和使命。40年的改革开放史是一部勇敢追求理想而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奋斗史，是一部推动社会进步而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开放史，是一部引领商业进步而艰苦奋斗、变革创新的创业史。
通过企业家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的整体经济生活状态，而本书记述的企业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的故事，则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部思想解放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改革开放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三
我从2008年开始投身财经写作，在激动与失落、成就与煎熬的交替往复中，不觉间已走过10年。坦白说，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坚守，我所涉足的企业史范畴更考验操守与人格。每到痛苦艰困的时刻，我就会翻阅百看不厌的案头书，读几段文字，激发灵感。
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两卷本）很厚，他精彩描述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的句子，我倒背如流：“他三步两步冲上台阶，两只睾丸撞得叮当乱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浪漫情怀和诗人气质令人着迷，他在《跌荡一百年》里写民国大商人：“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我也像吴晓波一样将李普曼视作偶像和标杆：“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甚至还涌动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如时政作家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中所写：“这不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这四位先行者都是我的写作榜样，我的作品中也时常可见类似风格。我就这样以无知无畏的勇气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完成华润（专题图册）、戴尔、美的、联想（合著、主笔之一）、用友、卓尔等著名公司的企业史写作，采访了一大批家喻户晓的企业家，还有很多怀抱理想、勤勉奋斗的创业者。我甚至把视野瞄准国外，耗时四年磨出“全球商业史”系列（四卷本，分别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商业史），写过《雷军传：站在风口上》《周鸿祎：人生就是不停的战斗》等企业家传记畅销书。可是，即便我能写出“睾丸撞得叮当乱响”的传神情节，饱含“砸响门环”的深情，也无法做到“探求、推测”后的百分百还原，更难承担记录“国家和时代历史”的责任。
理论与实践的验证融合，让我对中国商业变迁和改革开放有更深刻、更真切的认识。每次立足眼前、总结现在，都能与这场连续不断的大变革联系起来，40年前的改革热情并未降温。2018年，当深化改革的号角吹响，当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呼唤深化改革的同时，我也呼吁社会给予企业家、创业者更多宽容和尊敬。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奋勇争先，经过几代人拼搏进取，才成就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让大国崛起的理想变成现实。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78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40年弹指一挥，历史浩然远去，历史就在眼前。
40年并不漫长，如今到了深化改革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40年的成败得失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企业家群体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的激励。陈润2018年9月于北京
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经济大环境变得严峻复杂，商业发展受限，企业家也没有基本的利益保障。
吴仁宝、何享健和鲁冠球都是从村办工厂起步，在晦暗不明的时代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农村干部、能人，他们凭借胆识、组织能力和责任心脱颖而出，走出田间地头，成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逐渐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培育了企业家才能。年广久则是个体户出身，凭借精明、胆识和手艺创造财富，却被时代洪流裹挟，在飘摇中历尽坎坷辛酸而无悔，是真正的“中国商人”。
与后来的企业家群体相比，第一代企业家对“政商博弈”的理解更生动、更深刻，也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英雄”之后，他们总是谦虚地以“运气好”或“政策好”向世人解读自己的成功。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创业者。吴仁宝：“天下第一村”缔造者
吴仁宝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之一，也可能是中国最富争议的农民之一。无论是受到赞誉还是非议，吴仁宝的一生都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不是改革的设计者，不是理论家，而是不断以实践验证理论正确性的一位“改革闯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几年伴随吴仁宝去世，社会上有一些舆论和争议。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敢于追求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好起来。他为此敢闯敢干，殚精竭虑。作为一位“改革闯将”，吴仁宝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借鉴、一段启示，以及另外一种可能。
14岁之前，吴仁宝给地主当长工，“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仁宝第一次分到2.4亩地。抗美援朝那年，他满腔热血去报名参军，虽然因为“严重的关节炎”未能如愿，但仍然带头捐粮支援前线。他事事争先，从不甘人后，插秧、割稻、挑泥等农活样样在行。
因为精明能干，热心积极，吴仁宝被驻村工作组关注，被任命为江阴县（今称江阴市）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来被提拔为乡财粮委员兼会计，成为村民艳羡的国家干部。1957年，国家精简干部，吴仁宝主动回村担任高级社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盛行，在一次报产量的“放卫星”会议上，亩产从2000斤、3000斤一路飞涨到10000斤，轮到吴仁宝，他却喊出“3700斤”，会场一片骚动。乡党委书记提醒他：“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吴仁宝不为所动，主动要求公社在收割时到队里监督，“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十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此言一出，没人敢再说话。这段故事吴仁宝日后曾反复谈到，并感慨道：“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1960年，华西村遭遇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减，村民生活困难，对吴仁宝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做法有些不满。吴仁宝也在反思，多次提出将公社分拆，减小规模，灵活管理，却未被批准。1961年10月，趁公社党委负责人外出，吴仁宝将公社拆分，华西大队从此诞生。据记载，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耕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因为贫困，华西大队是当地有名的“讨饭村”。
为改变现状，吴仁宝带着大家平整土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吴仁宝被陈永贵的故事和精神所吸引，从大寨看到华西大队的未来。他拿着这篇报道在群众大会上朗读，鼓足干劲，平整1300多块田地，拉直40多条河沟。何凤寿回忆：“白天干了不算，晚上还要干；晚上干了不算，第二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华西大队由“吹牛大队”变成“做煞大队”（做煞，江阴话，意思是干得太苦）。
一年时间，华西大队的水稻亩产达到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40元，成为江阴县五个样板村之一。20世纪60年代，周边村子都是土砖草房，盖房要自己掏钱，华西大队却从1964年开始规划，统一拿出土地来建新瓦房，以旧房折价的方式分给村民，每户都分到一间5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1967年，吴仁宝到山西昔阳大寨参观学习，回村后带领群众建电站、修水渠。吴仁宝
农业建设并不能满足吴仁宝改造家乡的雄心和热情。1969年，吴仁宝在村里抽调20人，以村集体的名义贷款，偷偷办起小五金厂。在“文革”浪潮中，国家政策要求“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吴仁宝的行为已经触碰底线。吴仁宝的四儿子，后来接替他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回忆道：“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他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1975年4月，吴仁宝在担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多之后，被提拔为县委书记（继续兼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一年，华西大队孙良庆的12岁儿子在河中溺亡，孙良庆悲痛绝望，吴仁宝劝说无果，提高嗓门道：“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那年吴协恩才11岁，吴仁宝将他过继给孙家。7年之后，孙良庆去世，孙家母女要吴协恩当女婿，可他已有意中人，不答应。吴仁宝毫不理会，一口答应下来，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这段故事在华西村广为流传，村民都赞他“爱民如子”。
到1978年，华西大队已积累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还存有3年口粮。当年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几亿元。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为题报道华西大队，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媒体对乡村最高层级的褒扬。华西大队从此名扬全国。1980年，华西大队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1981年5月，吴仁宝因为在县直机关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落选，离开县委书记岗位，从此专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直到去世。回顾人生经历，吴仁宝曾总结出四句话：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到80年代才“醒”。这显然是吴仁宝的谦虚说法，他的政治觉悟和商业思维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醒觉。80年代，吴仁宝开始从农村官员的政治角色向农民企业家的经济角色转变，华西大队也由“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变成商品经济时代的榜样。
1983年，华西大队更名为华西村，名称变换是时代变革的写照，农村经济发展开始显现松绑的信号。这一年，吴仁宝用华西村集体所有的28万元资产创办华西药械厂，生产华西牌背负式手动塑料喷雾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农业生产新浪潮提前布局。当时各地都忙着分田到户，搞土地承包，吴仁宝不仅把注意力从发展农业转移到“副业”上来，而且没有跟随集体资产分到每家每户的潮流，而是坚持利用集体经济发展工业。到90年代，许多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纷纷改制，吴仁宝依然不为所动，他后来解释“华西村的企业如果跟着别的地方搞的‘转制’风走，由公变私，很可能会出现亿万富翁、千万富翁，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弱势群体，两手空空”。这是吴仁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追求，也是其早年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设定的底线。
吴仁宝善于把握政治脉搏。他只念过几年私塾，多年来却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早晨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七点准点收看《新闻联播》。这两个时段没人敢去打搅他。每次吴仁宝都能抢在政策出台之前应对，踩准时代变革的节点，对此他并无秘诀，全靠长年累月的“基本训练”。
1992年，吴仁宝敏锐的政治嗅觉为华西村带来了巨额财富。这年3月1日凌晨3点钟，也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的第二天，吴仁宝紧急召开党委会，下达任务“借钱吃足”，意思就是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得越多越好。短短几天就筹集了几千万元现金，购买了上万吨钢坯、铝锭。吴协恩回忆：“父亲判断中国将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华西村要集中血本，抢占市场。”随着南方谈话的精神的贯彻传达，全国掀起经济建设高潮，原材料价格飞涨，6000多元一吨的铝锭三个月内涨到18000元。华西村的这次“投资”大获全胜，外界由此流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
1999年，华西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开创“村庄上市”的先河。2007年，华西村总资产超过160亿元，上缴利税8亿多元。此后，周边20个村陆续并入华西村，华西村的整体版图扩大到30平方千米，人口3万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
2013年3月18日晚上，吴仁宝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5岁。一年之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中国可再有华西村，世上却再无吴仁宝。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的坎坷命运
因为多次被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的名字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关于“傻子瓜子”的介绍是：“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年广久是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因经商三次入狱，又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其命运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政策变化沉浮跌宕，他因而被称作“中国第一商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年广久生于安徽省怀远县的一个小乡村。五六岁时家乡受灾，颗粒无收，父亲带着全家一路讨饭到芜湖，靠摆摊卖水果为生。从九岁起，年广久跟随父亲沿街叫卖，几年后父亲病逝，维持家庭开销的重担全部落在年广久的身上。他一直谨记父亲的教诲：“利轻业重，事在人和。”他对人和善，行事坦荡，再加上勤劳，虽然做的是小本生意，但也够养家糊口。不料，他的人生并没有因此而平淡顺遂。
改革开放之前，年广久曾两次被抓入狱。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投机倒把”就是其中一项。当时做贩鱼营生的年广久被当作典型，以“投机倒把罪”被关进监狱，一年后才被释放。他除了做生意一无所长，重获自由后继续做起小本生意。不料，1966年，他因为卖板栗在“文革”动荡中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押20多天。
两次入狱并未吓破年广久的“商胆”，重获自由身后，他开始在县电影院门口卖水果，隔壁有个老头卖炒瓜子。两人混熟之后，年广九看老头年纪大，有时气闷喘不过气，就帮他生火、炒瓜子，老头在旁边指点，还教他包瓜子。第二天年广久炒了10斤瓜子卖了8斤，比老头卖得还快，此后，两人便搭伙一起干。
有一段时间政策严厉，年广久被迫转入“地下”。为了不被发现，他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忙到次日凌晨，然后稍事休息，早上七点起床把瓜子包好，到人们中午下班时偷偷拿出去卖；下午再包，晚上等人们下班后他再偷偷卖。他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留意有没有人过来抓他，整天提心吊胆。因为喜欢多送客人一点瓜子，加上淮北人常被人称呼为“侉子”，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傻子”，“傻子瓜子”的称号不胫而走。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年广久认为机会来了，打算大干一场。可是妻子不同意，非要和他离婚，最终，他只好同意把财产全部交给妻子，拉着板车出门创业。他对外公开说留下3000元，其实不止，“说多了也是怕她被人暗害”。1979年，年广久的炒瓜子作坊有12名雇工。1980年，年广久的雇工人数增加到110人，然而灾祸却随之而来。
按照当时“七上八下”的政策界线，雇工超过8人，雇主的身份就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久”的说法广为流传，围绕“年广久的做法算不算剥削”，全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把“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递给邓小平阅示，邓小平看完报告说了两句话：“这些问题刚刚开始，我们不要匆忙，不要急于下结论，要看一看，放一放。”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评论“傻子瓜子”的问题。
风波过后，年广久干劲更足。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但他很有经营才能。因为社会上的模仿者、竞争者与日俱增，“傻子瓜子”的生意受到影响，年广久立即降价，原来2.4元一斤的瓜子直接降到1.76元一斤，利润只有1毛钱。别人都觉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傻子”，做赔本生意，他的商业逻辑却是：一斤赚1块钱，一天只能卖100斤，只能赚100块钱；如果一斤赚1毛钱，一天能卖1000斤、10000斤甚至100000斤，薄利多销，利润自然丰厚。
如他所料，降价后门庭若市，消费者每天都排起三条队伍，一条队伍排50米以上，两条队伍100米以上。最多的时候，年广久一天能卖20万斤瓜子。1982年，他的财富已过百万元。当时钞票的最大面值就是10元，年广久装钱都用大麻袋，满屋子都是。家里藏的钞票沤到发霉，出太阳时就得用麻袋装着扛到院子里晾晒。有人提醒他：“你胆子不小，这是什么日子？你不要头了！”这种担忧不是无谓的，年广久再次大祸临头。
1982年春节，芜湖市工商局准备抓捕年广久，理由是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因为省领导发话，他才躲过一劫。但是，关于他“钞票多得发霉，在院子晒钞票”的传言还是招来了非议，不少人以此为凭批评年广久“搞投机倒把”“剥削雇工”，一名当地干部甚至写大字报挂在市委大门口：“傻子瓜子呆子报，呆子报道傻子笑，四项原则全不要，如此报纸实胡闹。”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1983年的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久的雇工人数超出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企业有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1983年年底，“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甚嚣尘上，安徽省工商行政部门到芜湖联合调查，由分管商业的副省长向省委提交调查报告，后来又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态支持，之后，市委来人告诉年广久：“‘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7月1日，年广久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正式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市）清水镇工业公司出资30万元，年广久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公司设两个副经理、会计，每年向政府缴纳18万元利润，其余部分归年广久所有。年广久希望通过公私合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找顶“保护伞”，然而事与愿违，他依然未能逃脱被打击的命运。
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执行。年广久认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主要原因就是自己风头太盛，“不把一些人放在眼里”。他坚决不服，一直抗诉到中央。幸运的是，1992年年初，邓小平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因为这三句话，“主张动他”的人态度急转，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久于1992年3月13日被宣告无罪释放，市委书记还带着一群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他，握手时安慰他道：“老年，你吃苦了！”
年广久不知所措，当时他并不知道是哪位贵人出手相助，只是隐约意识到“外面发生了变化”。后来得知是邓小平为自己讲话，年广久和儿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他怅然地说：“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这次风波后，“傻子瓜子”因为经营管理问题每况愈下，销量大不如前，年广久只好去蚌埠帮徒弟做生意。1994年11月，他宣布出山，成立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但并不理想。2001年，年广久宣称将“傻子”商标以1分钱转让给长子年金宝，可惜后者在2006年11月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年广久还因为遗产纠纷与儿媳、孙女对簿公堂，最终达成和解。
经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年广久身心俱疲，独自远走郑州，继续瓜子生意。次子年强、三子年兵共同成立芜湖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除瓜子外，还经营“傻子”牌蜜饯、核桃、开心果等，在全国有几千家专卖店，俨然“傻子瓜子”的正统余脉。年广久在芜湖只剩下一间很不起眼的专卖店，经营干果、话梅、饮料、香烟等。面对外界关于“傻子”影响力减弱、“傻子”时代已经过去等说法，年广久反驳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回顾这辈子三起三落的悲喜人生，年广久自诩“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作用”。他说：“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年广久说，“说到邓小平，他是个预言师，什么事情都看到眼里，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不会有运动了。”何享健的“美的”人生
任何一个关心中国民营企业命运和观察改革开放进程的人，都无法绕过何享健和美的——一位78岁的老人和一家超过50岁的企业。尽管何享健是中国企业界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人物，但他朴实无华的低调做派并没有在风云激荡的商业史中为人所熟知。
何享健显然不会在意这些。50年间，政治运动、宏观调控、产业变革之波动与打击不计其数，大败局的悲剧从未间断，何享健却将美的从一家5000元的小作坊打造成年营收将近2500亿元的跨国集团。大而不倒，老而不衰，其生存智慧及精神力量，用卓越、伟大来形容并不过分。
1968年春节刚过完，广东省顺德县（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街道居委会的大门就被围得水泄不通，门口“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传达出鲜明的时代主题，几十个无业居民要求解决工作问题。1966年，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到1968年，形势已十分严峻，有些地方已陷入混乱局面，几近失控。1968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一年。
为了解决失业居民闹事的问题，一位名叫何享健的年轻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找领导，愿意带着大家寻找出路。1942年9月底，何享健出生于北滘镇西滘村清沙的一户农民家庭，高小文化水平。26岁之前，何享健的人生履历非常简单：1958年4月，未满16岁的何享健进入顺德农械厂当学徒工；1959年7月，何享健进入北滘陶瓷厂工作，一干就是3年；到1968年创办美的之前，何享健已经整整工作了10年，对机械制造和手工作业已经非常了解。
1968年4月下旬，何享健四处奔走，鼓励居民集资办厂，把大家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到4月26日，一共有23位居民（其中22位女性）把集资款交到何享健手中。有20人每人拿出50元，剩下3人以旧设备、物资作价，共凑齐1000元集资款。这在当时已算是非常大的一笔钱。
23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东拼西凑只有1000元，离何享健想干成事的计划还差得很远。他咬咬牙，向银行借4000元，却被行长批评胆大包天。好在当地信用社答应何享健，以北滘街道办的名义借贷4000元。这样，他一共筹集到5000元资金。
1968年5月2日，“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正式成立。生产组隶属于北滘街道办，何享健担任组长。何享健将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破棚子租下来，改造成小作坊式的厂房。
创业初期，整个生产组有一间简陋作坊、六台手啤机、一台铡刀机和购买设备之后剩余的一点流动资金。何享健与朋友交流时得知，广州的街道工业已经蓬勃兴起，制塑料瓶盖比较简单。1973年，小瓶盖被药用玻璃瓶（管）、皮球等产品取代；1975年12月6日，“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变更为“顺德县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半年后招牌又换成“顺德县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生产汽车挂车刹车阀，兼营汽车橡胶配件。何享健步入背着刹车阀、橡胶配件坐闷罐火车北上跑市场的岁月。为了节约开支，他早餐就喝一碗红糖水，晚上睡在火车站里。他怕差旅费被人偷走，不敢随意放，就藏在鞋子里面。1979到1980年，经常性停电成为全国普遍现象，何享健又抓住机会生产发电机。
顺德是著名的侨乡，20世纪70年代末期，港澳同胞带家电回故乡探亲已成时尚，有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大部分也是家电行业的。何享健派工人买回100套零件，组装生产金属电风扇。1980年11月，再次更名后的“顺德县北滘公社电器厂”生产出第一台40厘米台扇，被命名为“明珠”牌。一年后，企业又更名为“顺德县美的风扇厂”，由何享健担任厂长，员工251人，年产风扇13167台，总产值328.4万元，利润41.8万元，经营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984年，美的研制出全塑料风扇，投入市场后一炮打响，并在此后两年的“风扇大战”中脱颖而出。这年10月，站稳脚跟的何享健又踮起脚尖，将目光投向空调。
1985年4月8日，美的成立空调设备厂，何享健从此开始空调事业。此前被派到广州学习的技术人员不负众望，当初连电路图都看不懂，而后却能拼装出整台空调。当时制造空调还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靠手工打造，美的第一批空调生产完毕送进仓库后，到出货时又出问题了，只好重新整修一遍。从1985年开始的4年时间里，美的空调一直处于艰难生存的阶段，每月产量在200台左右，美的全靠给国营企业华凌生产无霜冰箱的核心部件散热器而勉强支撑。直到1990年6月，美的投资兴建工业城，建立了年产20万台的空调生产基地，情况才有所好转。
1992年，顺德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靓女先嫁”的政策支持下，比美的规模大、牌子响的企业都观望推辞，何享健却热情积极，主动找政府领导要求试点，终于争取到顺德唯一的股份制试点名额。这一年，美的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7亿元。何享健对股份制改造的理解并不深，也不懂股票，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企业的进步、规范需要股份制改造这种代表未来方向的手段”，他不无自得地说：“我这个人看问题一直比较超前，什么事都要看得远一点。”
作为中国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乡镇企业，捷足先登的美的在第二年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1993年11月12日，代码为“0527”的“粤美的A”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价18元，收盘价19.85元，当年以每股收益1.36元排名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20年后，美的集团整体上市，秉承的仍然是何享健“需要代表未来方向的手段”的思想。
美的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媒体开始将镜头和笔锋对准这位深藏于南粤小镇的“大器晚成者”，但批评声多过鼓励声，有评论形容美的上市为“一架三轮车驶上了高速公路”。从后来的状况来看，这并非尖刻嘲讽，更像是善意提醒。“1993年上市以后到1996年这几年非常痛苦，非常辛苦，企业发展遇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回忆起那段困顿时期，何享健依然心情沉重。
20世纪90年代之后，《雍正王朝》《康熙帝国》等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也受到了广东顺德企业界人士的热烈追捧，有人看战略学管理，有人谈商道话权谋。这两部“帝王剧”，据说何享健看过不下三遍，其深意不言而喻。在此前后，何享健上演了“电脑释兵权”的桥段，创业元老们因不会操作电脑被陆续劝退，包括现任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在内的一批大学毕业生进入美的，企业人才结构和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1994年，美的的主营业务增长60%；1995年，最高可达20多万元的“年薪制”让职业经理人热情高涨，但危机却悄然而至。1996年，美的空调从行业前三下滑到第七位；1997年，美的销售收入在上年突破25亿元之后大幅跌落到20亿元左右，经营性利润全靠一些投资收益。内外交困之际，“美的因效益不佳将被科龙收购”的传闻在顺德闹得满城风雨，何享健后来证实：“当时政府为搭建顺德‘家电航母’，有意让美的、科龙和华宝三家企业合并，并有意让我出任总经理。”他对“拉郎配”很不赞成，坚决不答应。
何享健说：“企业大了，整个体制不适应，也是‘大企业病’，体现了高度集权，没有效率。下面没动力，也没压力，没激情。”1997年，何享健提出事业部制改革：“美的只有搞事业部才有出路，事业部是美的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1998年，美的制定厚达70多页的《分权手册》，这是一部清晰划分职业经理人权利和责任边界的“基本法”。事业部高度自治，总经理可自行“组阁”，但若经营业绩不达标，整个团队就要集体引咎辞职。
改制后的美的迎来了高速发展期，2000年销售收入达到105亿元，仅用4年就完成从30亿元到100亿元的跨越。2004年以后，家电行业进入“并购时代”，美的通过对华凌、荣事达、小天鹅的系列并购完成了空、冰、洗产业整合，何享健的“白电王国”版图继续扩大。
可以说，美的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何享健的运筹帷幄，也与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智慧、热情、奉献不可分割。近20年的同舟共济、艰辛创业，何享健当然看在眼里，记挂心头。2009年8月26日，何享健将美的电器董事局主席的职位交给方洪波，他只担任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整整3年之后，2012年8月25日，何享健宣布隐退，方洪波出任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打破“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引入职业经理人接班的新思路，美的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千亿级别的没有“父传子”的民营企业。2013年9月18日，美的集团宣布整体上市，发行价每股44.56元，A股最大“白电”上市公司由此诞生。
2018年，美的迎来50华诞，何享健已退休6年。回望美的50年的成长历程，看起来波澜不惊，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危机，也没有力挽狂澜的奇迹。但是，如果用更宽广、更深邃的视野来解读这家企业，就会发现许多令人怦然心动之处：它的格调不在于大刀阔斧，而是静水流深；它的魅力不在于高尚伟大的使命，而是始终关注时代需求；它的价值不在于财富和影响力，而是无处不在的变化。在这些细微变化中，美的已不知不觉走出一段令人惊叹的路程，创下了许多纪录。鲁冠球：商界“不倒翁”
万向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汽车工业成长的一道缩影，鲁冠球是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崛起的一面旗帜。
鲁冠球是不幸的，在创业的50年中，他几乎碰到了中国企业家能碰到的所有困难；鲁冠球又是幸运的，每次他都能在关键时刻踩准节点，在危机来临之前顺利变革，从未出现重大失误。50年的风雨兼程，万向已经从乡村小作坊发展成为多元化跨国集团。到2016年，万向营收1107亿元。鲁冠球家族以491亿元位居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第37位，无论财富、地位还是影响力，都达到历史巅峰。
2017年10月25日，被誉为“常青树”的鲁冠球溘然长逝，享年72岁。在举国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中，马云、郭广昌、李书福等知名企业家纷纷悼念，“最好的思念是传承鲁冠球的企业家精神”。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是鲁冠球出生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医药工厂的员工，收入微薄，鲁冠球自幼跟随母亲留守农村。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求学，而是进入萧山县（现萧山区）铁业社，成为老铁匠的小学徒。转眼间3年过去，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精简工人，鲁冠球成为被裁员的2000万工人中的一分子。好在他已学会手艺，回到农村开办自行车修理铺，后来又办起米面加工作坊。然而，在那个年代，私营经济被国家明令禁止，鲁冠球的作坊只好关门。
1969年，中央颁布文件，每个人民公社允许开办一家农机修配厂。鲁冠球带着妻子及5位村民以4000元在宁围公社办起农机厂，为公社及周边提供配套的生产农具。鲁冠球先后变卖祖父、父亲和自己的房子，将钱全部投入工厂。当时厂房堆满了积压的产品，主要是万向节，形状像一个十字架，尺寸大小不一，用于连接汽车的传动轴和驱动轴。因为没有销路，厂里连续半年没有给工人发工资。
鲁冠球带头组织骨干员工天南海北地寻找销路。听说山东胶南县（现胶南市）要举办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鲁冠球毫不犹豫地租了辆车，带上销售科科长，载满“钱潮”牌万向节直奔山东。可因为乡镇企业的性质，鲁冠球根本进不了场内。销售科科长怒气冲天地反问：“这不是瞧不起人吗？乡镇企业怎么了，难道我们是后妈生的？”鲁冠球安慰道：“又没有说不准我们在外面谈。我们可以在场外摆地摊嘛！”
然而，三天之内，没有一个客户上前询问。鲁冠球派人到订货会上了解，发现原来问题出在价格上。他决定降价20%销售，订单于是蜂拥而至。当天晚上，鲁冠球回到旅馆，发现当天竟然订出210万元的万向节，产品也在行业内一炮打响。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鲁冠球长期坚持读报。1979年，他无意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名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的社论。读完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判断，接下来中国将会大力发展汽车产业。就在这一年，鲁冠球将其他业务砍掉，主攻万向节生产。
果然如鲁冠球所料。1979年，机械工业部希望从全国56家生产万向节的工厂中挑选出3家顶尖企业，作为国家定点生产万向节的工厂。因为鲁冠球的工厂属于乡镇企业，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鲁冠球甚至连有关考核标准的文件都无法看到。可他并未罢休，而是派了个“密使”，通过朋友托朋友的办法，将整顿企业条例拿到手，按照条例中的400个标准逐一进行整改，最后，鲁冠球的工厂萧山万向节厂以99.4的最高分名列“三强”，成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定点制造厂。鲁冠球
在整改过程中，鲁冠球最注重的就是产品质量问题。有一次，鲁冠球接到一封退货信，这封信是一位安徽芜湖的客户寄来的。信中说万向节出现了裂缝，要求退货。鲁冠球立即找来供销科科长，对他说：“我们厂的信誉最重要，你马上把合格产品连夜送去，换回不合格次品。”他派出30多人，跑遍全国客户，将不合格的产品都背了回来，并在第一时间给客户换成合格产品。面对背回来的3万套不合格产品，他当场下令立刻装车，直接运往废品公司。这些不合格产品以6分钱一斤卖掉，一个都不剩，工厂的损失高达43万元。据与鲁冠球熟识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回忆，他曾问鲁冠球：“企业家抓质量和重诚信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鲁冠球的回答是：“怕被人骂。”吴晓波追问：“只要赚了钱，骂了又如何？”这时，鲁冠球满脸通红，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孙子的照片：“骂我就算了，以后一直会骂到这小子。”
鲁冠球热爱学习，无论是画满条线圆点的《资本论》，还是松下幸之助的传记，或者是最新版本的经济学专著，都能够在他的床头柜中看到。每天他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读书，且一直保持着边读书边做笔记的习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日常作息：每天早上5点10分起床，6点50分到达公司，18点45分回家吃饭；到了19点，他会准时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节目结束后，他会继续处理白天没有处理完的工作文件；21点左右便开始读书看报看资料，困倦的时候，他就冲个澡，继续读书；直到零点左右，他才肯上床睡觉。这就是鲁冠球一天的生活。也正是他对读书看报的热爱，让他拥有了更多机会，学会了更多经营企业的方法。
1983年3月，农村已经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鲁冠球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将在自留地种的价值2万元的苗木全部做抵押，承包下萧山万向节厂，这一次，他要在工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过去生产和管理都靠命令，干部忙着催工人干活，一线工人却拖延敷衍。承包分配到每个车间、班组和个人身上之后，工人恨不得天天加班。在产品质量方面，每个人的产品都首先经过自行检查，然后再进行相互检查，工人之间自觉立了一条规矩——生产出1个废品，按生产5个废品处罚，质量也因此有了保证。承包第一年，鲁冠球不仅完成了任务，利润还超额154万元，之后他每年都超额完成承包任务。
1984和1985年两年，万向节厂的产值和利润增速分别达到55%和76%。按照承包合同中的奖励方案，1983—1985年的3年间，鲁冠球可以拿到44.9万元奖金，这让他左右为难：不拿奖励，有人会说他沽名钓誉，甚至还可能说党的政策变了，政府说话不算数；可他发自内心地不想拿这笔钱。作为合同的甲方，乡政府自然表态要履行合同，但是数目太大，此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只好报告给上级领导，回复是“应该兑现合同”。当时鲁冠球正在北京参加会议，他匆忙寄回一封信，郑重表态：“我愿意将承包超额利润分成部分全部献给企业，发展生产和进行智力开发，使企业办得更好。”鲁冠球没有将这些钱放入自己的口袋，而是全部用在为工厂培养人才和建造乡村小学上。
鲁冠球在1990年提出的“大集团战略、小核算体系、资本式运作、国际化市场”的战略方针延续至今。他是企业的精神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万向内部的小册子《鲁冠球讲话汇编（1999—2016）》被视作员工的行动指南。1994年，万向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鲁冠球逐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掌握绝对控制权。2001年8月，万向收购美国UAI公司，6年后收购美国AI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2013年1月，万向以2.566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新能源电池制造商A123系统公司。2014年2月15日，万向以1.49亿美元成功收购美国电动车企业菲斯科系统公司，国际化高歌猛进，造车梦想更近了一步。
到2014年，鲁冠球创业整整45年，堪称当时中国资格最老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他的商业经历和成长轨迹正是改革开放的真实映照。“正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万向才有今天，我是改革的受益者、实践者，也是见证者，”鲁冠球曾感慨道，“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里有我们的今天。讲得大一点，改革开放就是把国门都打开了，大家都可以走向世界，自由发展。而这在我刚刚创业时都是不敢想象的。”
萧瑟的秋风透着悲伤，命运世事无常。2017年10月，鲁冠球与世长辞。在所有悼词中，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的深情缅怀最是打动人心。他无疑是最懂鲁冠球和万向的人，也是当时最合适的接班人。他在谈论鲁冠球的品质时说：“面对最大困难时，他最乐观；面对最多风光时刻，他最谨慎；面对最大需求时，他能表达不需要；面对失去一切时，他还在惦记减轻别人的痛苦。”他将鲁冠球的成功哲学总结为“依法合理，谦虚谨慎，务实低调，量力而行，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永远跟党走之时代先锋”，并将继承发扬。这些经营管理、为人处世之道可以概括为“鲁冠球精神”。
回过头来看，鲁冠球的身上具有浓重而微妙的政治色彩。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他始终以乡镇企业为圆心、以改革开放的尺度为半径画圆，艰苦奋斗，追求圆满。【时代人物】吴敬琏：中国经济的“良心”
在40年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吴敬琏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任何一个时代总有随波逐流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生命与他所处的时代休戚与共，骨肉相连。
吴敬琏以“敢言”著称，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倡导市场经济理论，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改革理论先驱”与“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之称。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吴敬琏的第一位精神导师是被称作“老右派”的顾准。那些年，他和顾准一起被下放，在“五七干校”同为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顾准正直的品格与较真的精神，深深熏陶和影响了吴敬琏的思想与人生道路，成为他以后治学上的宝贵财富。顾准临死前立下遗嘱，将遗稿传给吴敬琏。这算是一位经济学家对另一位经济学家的衣钵传承。
1956—1957年，吴敬琏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并参与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等人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60年，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他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83年，他和他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问题》与《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3年，53岁的吴敬琏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一年，他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经济观念，完成了“思想突围”，坚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走市场道路。
1984年7月，他刚刚从美国耶鲁大学归来，就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洪找去修改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此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但马洪了解到《决定》上没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几经周折，一份《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转送到国务院领导手中，经批示后，起草小组最终把“商品经济”写入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5年11月，吴敬琏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1986年年初，吴敬琏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年，吴敬琏两度向中央领导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将逐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华尔街日报》曾经评论：中国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值得听取，那他就是吴敬琏。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同的是，这位中国经济学家更像一座桥梁，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吴敬琏最“冒险”的一次仗义执言是在中南海。1990年7月5日，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有十多位经济学家参会。吴敬琏在会上提出：“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吴敬琏毫不退让，与对方争得面红耳赤。会后，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为世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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