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的宏观布局和战略路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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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的宏观布局和战略路径试读：

为了鼓励福建省青年博士在学术和科研领域勇于进取，积极创新，促进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青年社科人才的作用，进而提升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总体实力和发展后劲，经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同意，在2010年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计划（博士文库第一辑）的基础上，2014年继续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博士文库项目计划，资助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类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社科研究成果。该项目面向全省自由申报，在收到近百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同行专家学者通讯匿名评审和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择优资助出版其中的25部博士论文，作为博士文库第二辑。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续联手出版博士文库，力争把这一项目打造成为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品牌。

绪论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迈进的必由之路。201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之后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当前，福建省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十分关键的阶段。《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的宏观布局和战略路径》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路、模式选择、空间布局、长效机制和政策措施，力求对推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全书共八章，分别从城镇化发展过程的回顾与质量评价、城镇化发展特征及未来趋势、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规划和优化布局、强化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新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理论阐述和实践分析，涵盖了福建省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发展趋势、空间布局、城镇形态、主要任务、体制机制、政策保障等各领域和各方面。其中，第一、二章为第一部分，从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视角，分析探讨了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总结梳理了我国和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历程，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不同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态水平，进而对城镇化发展的成就、问题与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在系统总结回顾的基础上，对福建省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概括，并对福建省城镇化发展态势提出判断和预测。第三章至第七章是全书的第二部分，也是主体部分。该部分从空间布局规划、产业发展支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对推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举措。第八章是全书的第三部分，该部分从体制机制创新的角度，对包括土地开发管理、财税体制、人口管理、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推进制度等提出改革创新的思路和举措。

全书的主要框架和思路观点主要是：

第一章：城镇化发展的回顾与质量评价。本章概括了西方国家在城镇化的兴起阶段、推广阶段、进一步发展阶段中的主要做法及经验启示，梳理了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等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轨迹等都各具不相同特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叶的城镇化兴起阶段，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城镇化推广阶段和20世纪中叶至今的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阶段。世界各国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形成了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国外城镇化建设道路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主要以西欧、日本为代表；二是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主要以美国为代表；三是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主要以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通常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般沿着起步——快速发展——高位趋缓的轨迹发展。同时，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公共干预政策引导和规范城镇化发展；重视发展农业；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培育城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城镇化即城市化，是近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中国没有经过完整意义上的工业革命，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的侵略威胁下被迫展开的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由此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将我国城镇化进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发展时期（1949～1978），第二个时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发展时期（1978至今）。福建省城镇化发展经历四个阶段，即恢复期（1949～1957）、波动停滞期（1958～1977）、复苏准备期（1978～2003）和高速发展期（2004至今），经历了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徘徊不前到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的转变。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城镇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城镇密集地区逐步形成；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福建省城镇化发展的成就体现在：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对福建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城镇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主要问题，主要包括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品质和均等化水平较低；城镇空间布局欠合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基础设施比较滞后，管理服务能力亟待提高；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等等。在对福建省城镇化质量评价时，从经济绩效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居民生活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基础设施指标、空间集约指标、统筹城乡指标七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综合评价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居民生活、生态文明、基础设施、空间结构、城乡统筹等方面的复合效应。根据综合分析，将福建的9个城市分为三类，建议采取不同的措施改善城镇化发展现状。

第二章：城镇化发展特征及未来趋势。当前，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呈现如下主要特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镇化仍以第二产业带动为主，第三产业推动作用日益显著；城镇化模式多元化，包括自上而下型（外资驱动型、中心城市带动型）、自下而上型（乡镇企业带动型、就地城镇化型）和内聚外迁型；省内城镇化水平差异特征显著；人口流动向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聚集，城镇化人口流向强聚弱散；城镇空间差异化发展，沿海网络化特征初显。

可以预测，福建省城镇化仍将处于持续较快发展阶段。第一，由于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福建省总体上还将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对人口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流动有较强的拉动作用；第二，未来福建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前10年将有所减缓；第三，城镇化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这将较大地抑制城镇化率的提高。人口规模方面，根据我国人口预测系统法、综合增长率法、趋势外推法等人口预测方法，预计福建省2015年总人口将会控制在3850万以内，到2020年总人口将会控制在4000万左右，到2030年总人口将会控制在4200万以内。城镇化水平方面，采用联合国法、趋势外推法与人均GDP相关分析法等预测方法，综合分析判定，至2015年全省城镇化仍将持续快速发展，预计总人口将会控制在3850万左右，城镇人口达2480万，城镇化水平提高到64.4%左右，平均每年增长1.1个百分点；至2020年全省总人口将会控制在4000万左右，城镇人口达2720万，城镇化水平提高到68%左右，平均每年仍然增长1.1个百分点；至2030年，城镇化速度将有所减慢，全省总人口控制在4200万左右，城镇人口达3150万，城镇化水平达到75%左右，平均每年增长0.7个百分点。

第三章：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规划和优化布局。福建省逐渐形成以福州、厦门、泉州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从福建区域空间发展的历史演变来看，可以总结出如下规律：从空间演变上看，呈现出从沿河发展向沿海发展转变的特征，趋海性特征突出；从空间体系对外联系的角度看，呈现出从相对独立封闭向开放互动转变的特征；从空间形态演变机制角度看，沿海城镇带网络化发展特征突出；从空间拓展机制角度看，外部空间拓展受限、内部整合力度不够。福建城镇空间组织结构可以概括为“一带、两区、四轴、多点”。其中，“一带”是指北起宁德福鼎南至漳州诏安的滨海都市带；“两区”是指福州和厦门、漳州、泉州（以下简称厦漳泉）两大都市区；“四轴”分别指纵向的南平、三明、龙岩（以下简称“南三龙”）城镇聚合轴，横向的福州、武夷山，中部的泉州、莆田—三明，厦门、龙岩腹地拓展轴；“多点”是指在福建城镇空间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带动作用的城市新增长区域和重要节点城镇区域。

城镇空间引导策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强化集聚、轴带拓展、多点联动、构筑网络”。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上，推进福莆宁（即福州、莆田、宁德）、厦漳泉两大都市区同城化发展，形成引领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和辐射带动内陆山区、粤东、浙南和赣南等周边地区的两大经济高地；推进“南三龙”城镇点状发展带开发建设，发挥其对福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和连接中西部的前锋作用。大力发展中心城市，发挥中心城市支撑城镇化格局的重要支点作用，做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品位，强化综合承载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布局结构，推动中心城区与周边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和综合服务能力，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按照挖掘潜力、完善功能、增强集聚、扩大规模、凸显特色的要求，充分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提升中小城市发展质量，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居住功能，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聚集人口和服务“三农”的能力，将其建设成为服务城乡、带动区域、和谐宜居的节点城市。择优发展小城镇，坚持分类指导、差别化发展、择优培育，科学稳妥地推进乡镇整合，进一步优化重点中心镇布局，引导小城镇走特色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在推进重点区域加快发展上，坚持重点突破、整体带动，培育发展环三都澳、闽江口、平潭综合实验区、湄洲湾、泉州湾、厦门湾、古雷—南太武新区、武夷新区、三明生态工贸区、龙岩产业集中区等重点发展区域，使之成为跨越发展的新增长点。通过政策倾斜和运作机制引导，改善交通和通信条件，有效提升其对都市区和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节点地区、先进制造业的聚集区，成为支撑福建发展和海西建设的创业创新的重要基地。

第四章：强化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城镇化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提高城镇综合实力，完善城镇功能，大大提高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优化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推动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本章分析了城镇化与三次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即城镇化的发展使得人口和要素迅速集中，这对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受到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国的城镇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要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以加快产业发展为抓手加速城镇化进程。重点提升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同时也要高度警惕无产业或无就业的城镇化，防止个别地方进行激进的造城运动。同时还指出，我国城镇化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素质是城镇化质量和产业效率同步提高的关键，集约、节约利用资源是城镇化绩效和产业发展效益同步提升的着力点。

目前，福建省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还是依靠工业的发展推动的，但其推动作用正在逐步下降，随着全省工业化进入成熟期，福建省城镇化的主导力量将逐步由工业变为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日益成为全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要坚持以产业转型带动城镇化加速发展，产业发展转型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东部沿海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十二五”以来，福建省的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的突出问题，同时还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布局在地区间发展不够协调，临港工业发展面临瓶颈，沿海和山区产业缺乏有效联动，产业链条不完整，产业关联度较低，高科技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福建省优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策略是，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打造具有区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积极培育若干产业集群基地，着力构建具有福建资源特色的产业空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东部沿海先进制造业基地，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海峡西岸区域创新产业发展，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开发基地。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福建省优化产业总体布局的具体方案。充分考虑产业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坚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将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升和发展东南沿海、南三龙两大产业带，构建城市群提升产业群、产业群支撑城市群的发展机制，努力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相互协调、产业群与城市群互促共进的城镇发展格局。特别是要依托全省城镇空间格局和重要交通通道、设施，构筑“两带推进、十区引领”产业空间体系，以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开发区为基础，按照“产业集聚、开发集约、环境优化、功能提升”的要求，结合港口资源优化产业组织，加快形成功能互补、各具特色、优势明显、错位发展的产业布局。

第五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促进农民工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分批次、分层次执行。在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上，对于在建制镇（含城关镇）有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均可落户，并不限制其工作年限或居住年限，保证农民工落户的及时性，加快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水平；省内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户口后，允许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用地收益权，增加省内农民工落户城镇的资产。在有序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上，对在中小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凡居住满3年、工作满2年可申请落户；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2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可在中心城市申请落户。在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上，对有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4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均可落户。同时，实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制度，逐步推进福建省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加快推进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改善农民工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农民工住房保障渠道，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全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总体上朝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方向发展。一是分类调整户口迁移制度，着力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二是研究建立居住证制度，逐步为农民工在城市有序落户打通政策通道。福建省规划2011年到2020年每年需落户农民工数量为28～30万人，到2015年落户约140万人，到2020年落户约290万人。从目前情况来看，福建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初见成效。下一步要积极稳妥加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搭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信息化平台，真正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成本共担、协同推荐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

第六章：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良好的居住环境是促进城镇经济发展、提高综合承载能力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在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完善交通、水电、通信、住宅、教育、卫生和体育等设施，其中构建城镇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尤为重要。福建省要加快建设“三纵六横九环”铁路网和“三纵八横”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畅通城市进出口通道，做好交通节点规划建设，城市交通与城际交通、高速公路、干线公路、港口和客货运主枢纽等要尽快实现无缝对接，加快构建有效辐射各区域经济中心、高效连接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交通枢纽、广大农村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在城镇空间结构方面，要按照统一规划、协调推进、集约紧凑、疏密有致、环境优先的原则，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区建设，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按照“区域统筹、共建共享、均等供给、分级配给”的原则建立设区市及以上、县（市）、镇、村（居委会）四级的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设施、体育场所等与城镇发展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形成总量适度、设施配套、功能完善、服务规范的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在市政公用设施方面，要推进供水工程、电力供应体系、城镇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城市、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建设。在住房供应方面，要坚持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原则，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有效调控城镇住房价格和租金，保障城镇居民住有所居。

第七章：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现代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增强的客观要求，在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使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将城乡视为统一的整体，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为协调，取得最佳效益，同时达到一种经济一体化和空间融合的系统最优状态。本章列举了国内外关于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典型案例，其中国外包括英国、德国等。随着福建省城镇化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探索的深入，理顺城乡规划体系，打破城乡规划分离的状况，以科学的规划统筹城乡协调、持续健康地发展日益紧迫重要。要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实现科学性、前瞻性、务实性与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近年来，福建省交通、给水、电力、通信、清洁设施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要加快健全相互配套衔接的城乡规划体系，体现地域差异、突出城乡特色，充分发挥规划的“领头羊”作用，加强对城乡规划的管理和监督。要积极推进福建省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确定城乡基础设施发展的重点，拓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渠道，加强对城乡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要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步促进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指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现公平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一城乡户籍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合理规划行政区划；加大公共财政支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实现财权和事权的统一；拓宽融资渠道，金融机构要增加公共服务业贷款规模，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授信额度，积极增加相关金融服务品种；创新管理监管机制，完善公共服务发展信息的监测、预警和发布制度，形成更高效的反馈制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目标考核体系。

第八章：创新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土地开发管理制度创新，按照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利用土地，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推进土地征收和供应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完善土地产权、用途管制、市场配置、收益分配等配套制度建设，提高城镇化发展的土地资源保障能力。建立可持续的公共财政和投融资机制，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完善财税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夯实市、县（市、区）政府财力。通过扩大债券融资、强化政策性金融、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等方式，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融资渠道。探索人口管理新模式，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统一的人口基础信息库，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制度，努力让流动人口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管理服务创新，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合理增设城市建制，形成设置科学、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城镇化协调发展机制，坚持协作共赢、融合发展，完善大都市区、城镇带合作协调机制，推动大都市区、城镇带内部的市场体系、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第一章城镇化发展的回顾与质量评价第一节国外城镇化发展及一般规律一 国外城镇化发展阶段划分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不仅指人口的城镇化，而且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更高一级城市型社会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已达70%～80%，其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轨迹等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总体上讲，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镇化兴起阶段（从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是近代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这一阶段，凭借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英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且率先开始城镇化进程，逐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本实现城镇化的国家。1851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而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达到50%以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兴起阶段的特点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家庭小生产是城镇经济的主体，城镇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集中在手工作坊和私营小型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食品零售商、小商贩、工匠及少量低层次的服务业人员，此时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拉力”还不够强大；同时，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大，使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推力”还不太有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较为缓慢。

第二阶段：城镇化推广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此阶段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到20世纪中叶，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城镇化。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4%，其中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8%。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进入城镇化的起步与初期推进阶段。城镇化推广阶段的特点是：大多数欧美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现代工业基础初步确立，工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镇的就业岗位增多，对劳动力的“拉力”增大；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口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快速增长阶段，农村的人口压力增大，乡村的“推力”明显加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阶段（从20世纪中叶至今）。此阶段为城镇化的普及阶段，是城镇化成熟阶段。城镇化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造成城镇人口过度膨胀、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向城郊迁移，引起商业衰退，城镇人口进入饱和状态，城镇化发展速度趋于缓慢；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口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农业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动力较少，农村的“推力”和城镇的“拉力”都趋向均衡，城乡间人口转移达到动态平衡，城镇化进程趋于停滞，部分城镇甚至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镇化进一步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速呈现明显差异；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若干特大城市以及城市群和城市带。二 国外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几种模式及特点

世界各国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形成了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根据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可以概略地将国外城镇化发展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主要以西欧、日本为代表；二是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主要以美国为代表；三是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主要以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1.以西欧、日本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

工业革命前，西欧大多数国家城镇化处在较低水平，而且发展非常缓慢。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欧城镇化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是英国的城镇化水平在1851年率先超过50%，随后德国、法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上升到50%以上。日本的城镇化进程比一些西方国家晚百余年，但与西欧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城镇化在速度上很引人注目，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1945～1970年，日本城镇化水平由27.8%提升为72%，年均增长1.77个百分[1]点，一举跻身为世界高城镇化水平国家行列。在经历了城市的快速发展阶段后，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都保持在70%以上，进入了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平稳时期，并且形成了伦敦、巴黎、东京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都市。目前，西欧作为全球人口自然增长最慢的地区，人口转移以城市间人口流动和移民为主，城乡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

由此可见，西欧、日本的政府调控式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既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但政府调控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等各方面，政府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协调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同步型城市化。

此发展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又使城市的集聚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比如，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英国北部的一些城市，如曼彻斯特、利物浦等，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伦敦由于集中了管理、金融、保险、工程、服务业，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中枢。又如，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对煤和铁矿石的需要，德国鲁尔区新城镇应运而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竞争的加剧，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产业结构进行了不断调整和重新分工，城市发展格局显现出新的态势，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二是城镇化早期疾病的流行使城市建设的法律规范得以建立和完善。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城镇化初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和产业活动迅速集聚，而城市又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居住条件恶劣，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导致致命疾病的流行。19世纪30至60年代，英国先后出现三次流行性霍乱，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自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了一系列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管理的法案。从1848年到1909年，英国先后颁布《公共卫生法》《环境卫生法》《工人阶层住房法》《住宅与规划法》等法案，对卫生和建筑进行管制，由政府组织向低收入者提供公共住宅，从而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继英国之后，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效仿，相继制定法律法规，以强制性手段对城镇化和城市建设进行规定和规划引导，以有力的行政干预来改善城市的环境。三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是各国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的干预，因此政府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二战”后，伦敦向外围迅速扩展，对农业用地产生了巨大的压力。1935年，伦敦郡通过了“绿化带开发限制法案”，由伦敦郡政府收购土地作为“绿化隔离带”，进而引导城市的建设开发，减少城市发展对乡村环境和利益的损害。中央政府成立城乡规划部，加强规划成为地方政府的法定义务。在西欧、日本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人口、土地、资本等与城镇化相关的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和配置。同时，各国政府也强调对市场竞争和社会保障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城镇化战略和公共政策，健全法制，开发建设区域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引导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协调互动发展，积极推进区域结构调整，正确应对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在此过程中，针对各特定阶段出现的问题，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及时调整政府政策，用行政、财税、规划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中存在的缺陷。2.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城镇化水平也很高。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进入高度城镇化社会。城市经济结构和地域空间发生很大变化，人口、就业和新的投资开始从美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大制造业城市向南部和西南部的城市和乡村转移，大都市增速减缓。美国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能力较弱，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引导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美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任由城镇发展和城镇建设按照市场需求推进，造成城市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部低密度地区蔓延，城镇建设杂乱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

美国的郊区化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迅速集中，城市中心交通拥挤、住房紧缺、环境恶化、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使人们希望逃离城市接近自然。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人崇尚实用、新潮和对私有住房的强烈追求，占地广、绿化多、空气清新、房子宽敞、房价又相对便宜的郊区住宅适应了他们的要求。富有家庭有能力选择离开生活条件恶劣的城市中心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舒适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私人小汽车的普及和全美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使得郊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娱乐、购物更加便利，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有能力移居到生活环境较好的郊区，富有家庭则迁往空气、环境更好的远郊，从而加快了美国郊区化的步伐。同时，由于美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加上利益驱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政府为了开发建设地方经济，竞相吸引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农场主为了获得利润，也愿意将农田卖给开发企业，而较少顾及农田或生态环境的损失，服务业，尤其是大型购物城的兴起，满足了郊区生活的需求。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有利于促进郊区化。1935年5月，美国政府成立了工程进展署（WAP），大规模建设城市公益福利设施和私人资本不愿提供的具有远期效益的工程项目，这些道路、桥梁、地下管线、公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郊区的交通和居住条件，为大规模郊区化奠定了基础。联邦政府的税收制度倾向郊区，如提供低息住房贷款等政策，在客观上鼓励民众购买郊区更大、更好的房屋，从而推进了城市郊区化。城市的郊区化，使得城市发展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部低密度地区蔓延，城市逐步发展为包含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郊区化使得美国的人口密度降低，郊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融合，这给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美国也为过度郊区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由于美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农民为了获得利润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导致农田流失严重。自20世纪60年代[2]到70年代，美国农田流失的速度增长了3倍，从平均每年110万英亩增加到310万英亩。二是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宁静的大自然、一片片树林和庄稼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差别的低密度住宅区。人们搬至郊区是为了逃离污染严重的城市，结果却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汽车废气污染。人类活动排放的生活污水，制造的生活垃圾，也污染了郊区环境，致使很多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同时，对汽车的高度依赖也使美国城市的高能耗成为世界之最，人均能源的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三是经济成本较高。郊区离市中心较远，交通成本高，出行时间长。据统计，1980年美国人均每年仅用于交通方面的花费就高达1270美元。在芝加哥区域，位于远郊区的家庭平均每年驾车出行的时间为居住在城市中交通设施沿线家庭的242%。由于人口密度过低，公共交通、教育、文化、警力等社会服务和水、电、气、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人均开支大大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开支，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和州政府不堪重负，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支撑过度的郊区化。四是贫富差距加大。富有的人有能力搬至环境较好的郊区生活，从而形成富裕的郊区环绕着相对贫穷的中心城区的城市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形态已成为美国城市的主要特征。城郊间贫富分布的不均衡使得种族、阶层间的文化冲突不断加剧，形成了相互割裂的社会圈层，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人口向郊区转移，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大幅度下降，位于东部、北部的老工业城市与内陆城市在此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城市中心逐渐衰败，从而导致老城区的修缮和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逐年减少，大城市中心出现贫困、脏乱和犯罪率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3.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城镇化

以拉丁美洲和大部分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和城市体系是在遭受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即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被动发展模式。这是由于殖民地国家无权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宗主国一味地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因此一旦遇到天灾减收或疾病流行，农民们便不得不将土地廉价抛售，而失去土地的大批农民只有向大城市集中。同时，由于政府未能及时进行调控和疏导，也没有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而是把农民向城市转移作为解决农村社会冲突的一个途径，从而导致“过度城市化”。其具体表现为，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进程，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5个处于半工业化经济类型的国家，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大致都处在10%～15%。到1960年，工业化率仍维持在10%～15%，而2万人以上城镇人口的比例却增至30%～50%。

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镇化进程。合理的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有助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出现在其殖民地国家时期，国家经济的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本国市场只是原材料加工地，民族工业较为落后，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本国经济将受到致命打击，仅靠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增加社会财富，提升城市经济和物质文明，从而造成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拉美国家主要依靠外国资本发展工业，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却忽视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建设，农村经济发展较慢，因而扩大了城乡差距。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大量农村人口涌向生活条件更好的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三是殖民式的城市治理模式制约经济的发展。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欧洲宗主国的移民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等许多国家的人口和城市的发展和扩张有着深远的影响，导致拉美地区城市治理模式的欧洲化。拉美和非洲的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无视本国原有的民族文化，没有立足于本国的基本国情，完全套用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控办法，导致这些地区的城镇化道路极其艰难，在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其经济却在逐渐衰落或停滞不前。

由于拉美地区的过度城镇化，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一方面，拉美地区城镇化发展过度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拉美各国政府采取了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大力推进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使大城市对移民更具吸引力，也使大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得到了迅速提升。人口和资源迅速向大城市集中，逐步对边远地区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发展产生了排斥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环境和社会问题，如城市环境恶化、交通堵塞、住宅拥挤、城市贫困人口空前增加、就业水平持续下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病”。另一方面，工业化大幅落后于城镇化导致贫民窟泛滥。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化步伐，实现民族独立后，城镇化进展迅速，截至2000年，拉美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75%，但工业化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仅为30%。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使城市难以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满足不了农村移民的就业需求。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由于缺乏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在城镇买房安居，生活困苦，迫于生活压力，只能通过非法手段，在城市闲置土地上自建住房。但这些自建住房并没有列入市政部门规划，所以政府对居住区内的基本建设的投资相对较少，导致自建住房居住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极度匮乏，并逐渐沦为城市贫困阶层聚居的贫民窟。拉美近 40%的农村移民到城市后都聚居在大城市贫民区，其中大部分居民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更谈不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对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毒品买卖和色情服务猖獗，犯罪率上升，这些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三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简单聚集，而且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更高一级城市型社会的转型，是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综观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不难发现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1.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通常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一般沿着起步→快速发展→高位趋缓的轨迹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化的形态特征与内在机制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并体现出鲜明的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

初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在30%以下。该阶段的特点是，第一产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不够丰富，第二产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短缺，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相对薄弱，导致城镇化发展缓慢。中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为30%～70%，该阶段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市集聚，城镇化水平以稳定的增速发展，大约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内涵的发展。城镇化水平为70%以上为后期阶段，此时城镇化发展进入了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城镇人口比重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城镇化进入稳定阶段，城镇的功能更加多样化、复杂化，逐步成为该区域的经济、科技、文化、商贸中心。

以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美国为例。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的城镇化水平仅为5%，处于初级阶段；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美国城镇化在和平的环境下得到快速发展，1920年，美国人口突破了1亿大关，此时的城镇化水平为51.2%，达到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1920年以后，人口城镇化水平上升速度趋缓。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镇化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30年间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稳定在74%～77%。

2.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动力来推动，综观各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应英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十分迅速，在此期间一大批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迅速崛起、成长。同时，随着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德国的鲁尔地区、法国北部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等地区形成城市密集的区域。从发展的速度看，城镇化的发展与工业化的发展步伐一致，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一般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即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迈进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同步城市化”。工业化及所带来的资本扩张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成为其前进不可或缺的第一动力，整个城镇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在城市地域的体现。四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经验

1.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公共干预政策引导和规范城镇化发展。一方面，政府可以针对各个特定阶段出现的问题，对各项政策、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用财税、行政、规划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干预政策，健全法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引导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的协调互动发展，从而快速顺利地实现现代化。以全球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英国为例，在英国城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城镇化曾出现过较为严重的问题，为此，英国政府针对实际问题制定了多部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成功地引导了城镇化的发展。“二战”结束后，英国出现城镇化大规模重建、人口快速膨胀等现象，有郊区化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采取设置环城绿化带和建设新城的城市规划政策，较为成功地控制了大城市的无序扩张。

2.重视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担任重要角色。一方面，农业为城镇化提供了稳定的农产品来源以及充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为城镇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和一部分资金。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发展，如：1750～1760年的法国，1760～1770年的英国，1820～1830年的奥地利、意大利、瑞典等国家都先后有过“农业革命”，使农业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转化为城镇发展中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忽视了农业的重要性，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谋得城市的发展，形成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扩大的局面。如拉美、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城镇的扩张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导致大城市迅速膨胀，而农业逐渐衰退和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严重，部分国家长期陷入“过度城市化”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3.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的作用，其中，交通运输是实现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西方国家始终把发展交通运输作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铁路、公路建设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例如，美国先后建成了贯通东西、深入西部腹地的铁路大动脉以及5条平行的东西大干线，从而促进了区域间城镇化的均衡发展。法国将大量资金投入交通建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运河、铁路，这些交通设施对法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就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大部分公共投资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港口、工业用地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建设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交通网络，而且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交通设施的建成，极大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集中、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和商业的繁荣，推进了城镇化的顺利发展。

4.注重培育城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其城市发展积累因果理论中认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集聚资本、劳动力及生产要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城市能否形成一种繁荣的主导产业。如美国的帕洛阿尔托小城镇，虽然全镇只有5.6万人，但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凭借毗邻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大力发展以电子软件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特点的主导产业。同样，西雅图是微软的总部所在地，也形成了其主导产业。而以电子信息为主导产业的巴西伊瓜苏市则以旅游业闻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发达国家也非常注重城市特色产业的培育，不少城市立足于自己的资源特色、环境条件，确定城市的产业发展战略，使城市迅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和钢铁城匹兹堡、法国的葡萄酒城波尔多、意大利的服装名城米兰、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等均以独特的城市产业竞争优势而闻名于世。第二节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基本历程一 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城镇化即城市化，它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起城乡关系转型的过程，是社会结构转移的城市化现象，是近现代工业化的产物。我国没有经过完整意义上的工业革命，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的侵略威胁下被迫展开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由此开始。鸦片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加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同时，民族工商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但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很低，发展速度也非常缓慢，城镇化经历了艰难的起步阶段。1843年中国城镇人口只有2070万，人口城镇化率约为5.1%（不包括边远地区）。从1843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城镇人口增加到5765万人，人口城镇化率增加到10.64%。虽然这一时期城镇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但1949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28%，当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远远低于世界水平。在这个时期，我国城镇的空间布局极不平衡，城镇的规模结构也非常不合理。城市按职能基本划分为贸易口岸城市、交通枢纽城镇、工业矿山城镇以及区域中心城镇。1843～1949年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化情况见表1-1。表1-1 1843～1949年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回顾其发展历程，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将我国城镇化进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发展时期（1949～1978），第二个时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发展时期（1978～），每个时期可分为若干阶段。图1-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变动情况。图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发展时期（1949～1978）（1）城镇化的恢复发展阶段（1949～1957）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镇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使原有的城镇尽快恢复生机和活力。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政府积极规划了“一五”计划，并启动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和工厂矿区，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由于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不仅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而且形成了一批新兴的生产性城市。另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城市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城市的工业中心、生产中心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消费服务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开始减弱。此外，土地改革的成功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产量增加，为城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城市仅为132个，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到1957年末，城市已发展到177个，相对于1949年增长了34%；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5.4%，比1949年增加了4.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我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开始向内地倾斜，因而加快了内地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表1-2 是改革开放前部分年份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数据。表1-2 1949～1978年我国部分年份城镇建设相关数据（2）城镇化发展的波动阶段（1957～1965）

1958年开始，由于国家对经济发展前景过于乐观，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经济发展的重心过于偏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城镇化发展大起大落。图1-2是1957～1965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变动情况。图1-2 1957～1965年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变动

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波动情况，又可将此阶段分为两个时期。

冒进时期（1957～1961），这一时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如“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错误政策的实施导致农业劳动力非正常的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带来城镇人口的盲目增长。1959年，全国总人口相比1958年仅增加了1213万人，而城镇人口却增加了1650万人，超过了全国总人口增加量，增长率高达15.39%，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高的一年。1957年的城镇化水平由15.4%飙升至1959年的18.4%。1957年城镇人口为9949万，到1960年猛增到13073万人，净增加3124万人，增长了31.4%，平均每年增加1041万人，年递增率高达9.53%。此阶段，重工业得到爆发性发展。1960年末，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6.6%，发展速度为25.9%，而轻工业和农业分别出现了9.8%和12.6%的负增长。

调整时期（1961～1965），“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加上自然灾害的发生，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扭转局面，1961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农业劳动力发生向农业的“逆向转移”。从1961年到1963年仅3年的时间，城市职工共减少1940万人，其中返回农村的就有1300多万人。同时，大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也返回农业生产，进城的农业劳动力从1960年的2745万人减少到1963年的71万人。1962年、1963年中央相继采取提高设置市镇标准、撤销不符合建制标准的建制镇等应急措施，这些措施和规定的出台减少了建制镇数量，对城镇化发展带来较大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一阶段的盲目冒进错误。由于一系列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由 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3年的16.8%，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波动与徘徊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大起大落有着密切联系，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政府强制实行的集中控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3）城镇化发展的停滞阶段（1965～1978）

从1966年开始，我国进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工业化和城镇化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革”期间，城市工业发展受阻，农村商品经济和小城镇逐渐衰落，城镇化发展受到灾难性影响，国民经济受到全面重创，大量的知识青年和城市干部被下放到农村，致使城镇人口增长十分缓慢。为保持高积累率，再次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大规模减少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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