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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8 12: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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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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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辨护+妇女的屈从地位

女权辨护+妇女的屈从地位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是由两部为关于女权的著作组合而成,其中一部是18世纪英国女作家、世界最早的女权运动提倡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编写的《

女权辩护

》;另一部是十九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著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虽然这两部著作出版的年代不同,前者是1792年,后者为1869年,相隔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它们拥有共同的主题思想——即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为当时处在屈从、低下地位的英国妇女大声疾呼,批评和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书中从不同方面揭露了妇女遭受压迫的处境并要求给予她们政治权、工作权及教育权。女权辩护

第一章 论人类的权利和有关义务

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看来有必要回到根本的原则上来寻求最简单的真理,并对某些流行的偏见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为了扫清我的道路,必须让我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看起来可能和作为推理依据的公理一样地明确;虽然在和人们的各种行为动机牵扯到一起时,这些答案正遭到人们在言论上或行动上的公然的反对。

为什么人比禽兽优越呢?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这个答案好像一半小于整体那样清楚。

什么条件使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呢?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回答:德行。

为什么在人的身上埋下情欲呢?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向情欲作斗争,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为禽兽所不能有的知识。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理性、德行和知识的程度,来判断我们的天性是否完美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获得幸福;这些条件既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同时也指导着约束社会的法律,况且由于运用理性的缘故,知识和德行也就相应而生;如果把人类作为一个集体来看,这个道理也是同样不可否认的。

对人的权利和义务既然作了这样简单明了的分析,如果打算对这些看来无可争辩的真理再作说明,那就未免有唐突读者之嫌了;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仍然使理性蒙上了一层云雾,一些弄虚作假的品质仍然冒称为种种美德,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追寻为形形色色的偶然情况所困惑并已陷入错误之中的理性进程,同时把简单的公理和那些一时的差错做一番比较。

人们已经习染了许多偏见,至于这些偏见是怎样习染上的,连他们自己也无从追溯。一般地说,他们不但不用他们的理性去消除这些偏见,反而为它们辩护。凡是能坚决地判定他自己的原则的人,一定是意志坚强的人;因为有一种胆怯思想在盛行,使许多人在消除偏见的任务面前退缩不前,或是半途而废。然而这样所得到的偏颇不全的结论,却常常使人觉得表面上很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是建筑在片面的经验上的,而且是建筑在虽是正当的,但是狭隘的观点上的。

再回到根本的原则上来,恶行是逃避责任的,利用它所固有的一切变换形式,避开缜密的调查。但是一批肤浅的理论家总是叫嚷这些论断太过分了,并且认为恶劣透顶的措施可能是权宜之计。因此权宜之计就不断地被人用来作为简单原则的对立物,直到真理消失在一片故弄亥虚的言辞中,德行流为形式,而知识则被冒称知识的偏见弄得有名无实了。

社会是根据最明智的方式建立的,它的构成是以人类的天性为基础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如此有力地打动了每一个有思想的人,以致看起来再努力提出证明好像就是妄自尊大;然而必须提出证明,否则理性就永远不能打倒成规惯例的强大势力;但是把成规惯例当作替剥夺人类(包括男人和妇女)的自然权利做辩护的理由,却是我们天天接触到的一种违背常识的荒谬诡辩。

欧洲大部分人的文明是很片面的。不仅如此,这种文明还构成这样一个问题,即欧洲人是否以天真换来了任何美德,而且这些美德足以抵得过旨在掩饰丑陋无知的种种恶行所产生的苦难、足以抵得过为了换取壮观的奴隶制度而放弃的自由?发财致富(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最可靠的卓越成就)所炫耀的欲望,身居高位听受恭维奉承的乐趣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卑鄙的极端利己打算,所有这些都促使大多数人沉溺不返,使自由成了假爱国主义的便利工具。品级和头衔被视为最为重要的东西,而命世天才则“失势退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才干而无地位或无财产的人拼命地使自己出人头地,这对于一个民族(除了少数例外)来说,是很不幸的。一个无名的阴谋冒险分子企图同王公贵人分庭抗礼,或企图夺取三重王冠凌驾他们之上,为了这个人获得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成千上万的人遭受了前所未闻的苦难啊!

实际上,这就是世袭的荣华富贵和君权所造成的悲惨结果。因此许多敏感的人在证明天道完全合理时,几乎都曾发表过亵渎神灵的言论,他们说造物主创造了人,现在人独立了,不受造物主的支配;或者像一颗不循躔次的行星,飞离轨道去偷天上理性的火焰;上天的愤怒就隐藏在这微妙的火焰中,好比潘多拉在宝箱中藏着的种种灾害,把邪恶散布到人间,足以用此惩罚人类的胆大妄为。

卢梭感到社会上布满了痛苦与混乱,倦于同矫揉造作的愚人们周旋往返,所以变得喜欢孤独,同时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于是就用他的非凡的辩才来证明人生来就是一种孤独的动物。卢梭尊敬上帝的善良——上帝自然是为了使人幸福才给人以生命的,有理性、有感觉的人谁能怀疑这一点!——这种敬意使他认为邪恶确实存在,而且是由人造成的;可是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过于推崇神的属性而忽略了人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同样是神赐的完美所不可缺少的。

卢梭根据错误的假设所作出的赞扬自然状态的议论虽然很动听,但是不合理。我说不合理,是因为主张自然状态在一切方面都尽善尽美,比文明状态要优越,这无异于责难最高的智慧。先说上帝原来把万物都安排妥当,又说一切错误都是人造出来的,而人又是上帝所造成的,并且上帝知道他所造的是什么样的人,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调,既不合乎哲理,又不尊敬上帝。

聪明的上帝把我们创造出来并安置在这里,有一个美好打算,他决定并安排让情欲来启发我们的理性,因为他知道现在的恶可以产生未来的善。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茕茕无助的人,假如没有上帝的准许,能够摆脱天命、胆敢行恶以知善么?不能。那个竭力为永生不灭做辩护的人,怎能发出那样自相矛盾的议论呢?假使人类永远保持在野蛮的自然状态——即使卢梭的生花妙笔也不能描绘成能够产生任何道德的一种状态,那么除了只图感宫享受、不肯深思的叛道者看不清楚以外,大家都会明白,人生在世就是为了经历从生到死这一周期,并为了某种与上帝的属性不易调和的目的作为上帝园地中的点缀品而已。

但是,再进一层来说,假使上帝创造了具有理性的人,给他们以超群绝伦的能力,并容许他们运用这种能力去达到出类拔萃的地步;假使仁慈本身意味着应该创造出一种高于禽兽、能够思考和改善自身的人,那么为什么要把这种宝贵的恩赐(如果上帝把人创造得有能力超出那种全靠感觉产生兽性自由自在的状态,那当然是一种恩赐)公然称为一种祸害呢?如果我们人类整个的生存只限于在当令世界中继续下去,那么未尝不可以把这种恩赐视为祸害;因为,为什么仁慈的生命之源给了我们情欲和思维能力,结果只是使我们天天生活在苦痛中,给我们灌输错误的尊严观念呢?如果由于发现上帝的智慧和仁慈而激发起来的崇高感情,不是用来改善我们的天性(这些感情是我们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用来使我们能够享受在性质上更接近于上帝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上帝把我们从爱自己引导到具有这种崇高的感情呢?我坚决相信,世上存在的每一种恶,都是上帝要它产生才产生出来的,我的信仰是以上帝至善这一概念为基础的。

卢梭竭力证明最初一切都是好的;一些著述家竭力征明现在一切都是好的;而我却竭力证明将来一切都会是好的。

但是,卢梭恰守他的最初立场,在赞扬自然状态之后,又赞扬野蛮;他有意不谈法布利西乌斯的阴暗面,忘掉了罗马人在征服世界时,从来没有想到怎样把他们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也没有想到怎样扩大道德的领域。卢梭亟于支持自己的学说,不惜对于天才卓牵之士的每一种努力都加上不道德的罪名;在推崇野蛮道德时,他把那些我们很难称之为人的野蛮人,即凶悍的斯巴达人,尊之为半神。斯巴达人既无公道又无感激之情,曾经残忍地使那些为拯救他们的压迫者而表现出英雄气概的奴隶们丧生。

这位日内瓦公民厌恶虚伪的行为和道德,他没有恰当地分析论题,不先问一问他那灼热的心所深恶痛绝的种种罪恶,究竟是文明的结果,还是野蛮的遗存,就像麦子和麸皮一起倒掉那样,不论好坏,一概抛弃。他看到邪恶在蹂躏着道德,善良以假代真;他看到权势迫使有才能的人为它的奸险目的服务,可是他从来不想把巨大祸害的根底,追溯到专横的权势和世袭的显荣上;世袭的荣华宫贵和那种自然会使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智力优越是互不相容的。他没有看到,王权在世袭的少数几代内就会把屠弱低能的种子传人高贵的血统里,并且诱使成千上万的人懒惰腐化,败德丧行。

王室的品质可鄙可弃的表现奠过于把人们提升到至尊地位的各种犯罪行为了。卑鄙的阴谋诡计、丧天害理的罪行和一切使我们人性堕落的恶行,都是达到这种至尊地位的阶梯;然而,千百万人仍然因循苟安地容忍这些贪得无厌的掠夺者的子孙萎靡不振、安稳地坐在他们的沾满鲜血的宝座上。

如果社会的主要指导者,只在捏造罪行或愚蠢幼稚的例行繁文缛节中受到教育,那么社会上除了布满有害的气氛之外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人们永远不能变得聪明吗?——难道他们永远希望从稗糠中得到谷粒,从荆棘中得到花果吗?

即使一切最有利的条件都汇合在一起,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知识和精神力量,用来履行具有无限权力的国王职责;那么当国王的崇高地位对于获得智慧和德行来说成为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时,当阿谀奉承窒息了人的一切感情而声色之娱阻塞了他的思路时,国玉的职责必定会遭到什么样的破坏啊!把千万人的命运交给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所处的地位必然会使他堕落到还不如他的最卑贱的臣民),由他去任意摆布,这当然是疯狂!但是我们不能用推翻某一种权势来抬高另一种权势——因为无论哪一种权势都会使软弱的人执迷不悟;从权势的滥用,可以证明人与人之间越平等,社会上越能有道德和幸福。但是这一条原理以及任何由简单的理性所演绎出来的类似的原理,使得某些人大惊小怪:他们说假使人们并不绝对相信古圣先贤的智慧,教会和国家就岌岌可危。那些由于日击人间灾难而敢于奋起攻击人间权威的人,就被谩骂为蔑视上帝、敌视人类的人。这些都是恶毒的诽谤,然而竟加在一位最善良的人的身上;他虽已逝世,他的遗骨仍在宣扬和平;我们在讨论到他所关心的问题时,应该向他的令名静默致敬。

我抨击了君玉的神圣尊严后,进而申述这样一种估念,想来不至于引起读者的惊讶:我坚信任何一种用森严的等级服从来维系其权威的职业,都是十分有害于道德的。

例如常备军就是与自由不能相容的;因为服从和强制正是军纪的支柱,要使一个人所指挥的冒险事业强大有力,专制是必要的。由浪漫的荣誉概念激发出来的精神,即一种以当代时尚为基础的道德,只有少数几个军官才能具备;大部分人像海浪一样,必须用命令来推动;当权者的暴风把成群的部下推向前进;横冲直撞,至于为了什么,这些部下并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此外,一群游手好闲的浅薄青年在临时到乡间驻扎时期,对于村镇居民的道德为害最大,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卖弄风流,他们文雅的举止把邪恶的丑行隐藏在漂亮的衣饰之下,使他们的邪恶更具危险性。所谓时髦的风度不过是奴性的标志,证明他们的灵魂没有坚强的个性;这种风度使淳朴的村民凛然敬畏,竞相效尤,因为他们不能识破这种彬彬有礼的浮华的外表。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专制君王手中的一条锁链。军队从不运用理性,一味顺从君王,蹂躏人民。成为社会上的邪恶愚蠢的沉重负担。一个有地位或有财产的、凭借势力定会飞黄腾达的人,除了追求一些不轨行为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做;反之,打算依仗自己的本领来求得升迁的贫寒主人君子,却成了奴颜婢膝的寄生虫或恬不知耻的坏蛋。

水兵,这些海军绅士们,也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人,只不过他们的邪恶具有另一种更粗野的特征。在执行本岗位例行公事以外的时间里,他们更是十足地懒惰;而陆军士兵的毫无意义的浮躁好动则可以称之为好动的懒惰。前者所接触的人以男子居多,他们喜欢谈谐并干些恶作剧的勾当;而后者则常常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们来往,会说一种多情的时髦话。但是他们无论是纵声大笑还是斯文地假笑,都是同样地没有头脑。

可否让我把这种比较推而广之,用于较有思想性的职业上去呢?——因为传教士有较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虽然从属关系几乎同样地压制了他们的天赋才能。在学院里所受到的盲目服从信仰仪式的教育,对于下级牧师来说是见习时期的教育,他如果打算在这行事业上有所发展,就必须对教区长或他的保护人卑躬屈节,唯命是从。可怜的下级妆师在阿谀奉承时的奴才相和主教的华贵风采之间的对比也许是世间最鲜明的对比了。他们所引起的蔑视和敬重,同样地使他们执行各自的职务时收不到实效。

很有必要指出,每个人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的职业形成的。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只是虚有其表,在你对他深入了解时,他的通情达理的外表立即消失了;而懦弱、平凡的人除了身体特征外,几乎就没有任何性格可言;至少,他的一切个人主见都已完全浸没在当权者奉为神圣的酒桶中,无从分辨出他自己的葡萄所酿出的淡酒。

因此,社会愈趋文明,就要特别注意禁止成立那些由于职业性质而必然使其成员变成蠢人或恶棍的团体。

在社会的幼年时期,人们刚刚脱离野蛮状态,那时的首长和祭司,掌握着野蛮行为的最强大的原动力,即希望和恐惧,一定具有无限的支配权威。最初的政体自然是贵族政治,但是由于利益冲突,很快就失去了均势。于是在野心家互相斗争的混乱情势下,出现了君主政体和教士政治;它们都是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这似乎是君权和教权的起源,似乎是文明的开始。可是这种容易燃烧的东西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闭起来的。人民在遇到对外战争或国内叛乱时,就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在这种动荡的状态下,人民获得一些权力,因而使统治者不得不装出仁义道德的姿态来掩饰他们对人民的压迫。这样,在战争、农业、商业和文学开扩人们心胸的同时,专制暴君也不得不以隐蔽的卑鄙手段来抓紧以前用公开的暴力攫取来的权力,这种隐伏的恶疱,通过奢侈和迷信——野心所必然产生的渣滓,飞快地传播开来。宫廷中一个怠情的傀儡,首先变成了一个穷奢极欲的怪物,或者变成挑三拣四的酒色之徒,然后把他的反常状态所传播的歪风邪气作为暴政的手段。

这种遗祸无穷的王权,使文明的进步变成了祸害,使人头脑不清,是非不明,直到敏感的人对于才智增长的后果究竟是乐多苦少还是乐少苦多发生了怀疑。但是毒害的性质指示出解毒方法。假使卢梭的研究再提高一步,或者假使他的眼光能穿透他几乎不屑呼吸的混浊迷雾,他一定会运用他的敏捷思维去考虑如何在建立真正的文明中求得人类的尽善尽美,而不是悍然逃回到纵欲无知的黑暗中去。

第二章 关于两性品格的流行意见的讨论

为了要替男人的专横找出理由和辩解,人们提出许多巧妙的论点,用来证明两性在道德修养方面应该以培养完全不同的品格为目的,明确地说,就是不许妇女有足够的智力,以获得名符其实的美德。然而看来上帝给人类指定的走向美德或幸福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要承认妇女有灵魂。

既然妇女不是一群寿命短促、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要使她们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日天真呢?男人不是尖刻地挖苦妇女任性放纵的情欲和卑躬屈节的恶习,就是满有理由地埋怨妇女的愚蠢和善变。我的答复是:这些都是无知的自然结果、仅仅建立在偏见基础上的思想意识总是不稳定的;偏见的思潮在没有遇到阻碍时,必将到处流行,遗害非浅。女人从小就受到教导并且由于母亲做示范而领悟到只要懂得一些人类的弱点,恰当他说就是做事狡猾、性情温和、表面服从以及谨守凡庸礼节,她们就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假如她们长得漂亮,共余的一切就无所谓了,至少在她们一生的二十年中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

弥尔顿就是这样描写我们原始的、脆弱的母亲的;可是我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女人生来就是为了要她们温柔可爱这句话的意思,除非他用真正穆罕默德的口气,企图剥夺我们的灵魂,并暗示说:我们生来就是温柔可爱、盲目顺从的人,为的是使男人在倦于玄思幻想时得到感官上的满足。

这样劝告我们,要我们仅仅成为文雅的家畜的人,把我们侮辱得多么厉害啊!例如他们十分热心而又经常地劝告我们:要有迷人的温柔,要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这是多么幼稚的说法;一个堕落到用这种阴险方式取得支配权的人是多么不足取啊!她还能是永生的人么?培根勋爵说过:“肯定地说,人在肉体方面同兽类相近;如果他在精神方面不与上帝相近,那他就是一个低级的卑鄙无耻的家伙!”男人打算使妇女永远处于幼稚状态,用这种方法来使她们循规蹈矩,这样做依我看来是非常不明智的。卢梭希望男人和女人的理性都停止发展,他这个想法倒比较合乎情理,因为如果男人吃了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女人自然也要来尝一尝;但是由于妇女的理智现在受到不健全的培养,她们只能得到一种有害的知识。

我承认孩子们应该是天真的;但是这个形容词加在成年男女的身上,那就成了软弱一词的客气说法。这是因为假使人们承认妇女由上帝指定要获得人类的种种美德,并且要运用她们的理智来养成作为我们未来希望的最牢固的基础的那种坚贞品质,那么人们就必须容许她们转向光明的源泉,而不是强迫她们在稀微的星光下摸索她们的道路。我认为,弥尔顿的看法与我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他只倾心于美貌的不可取消的权利,虽然在他的两段诗(我把它们摘录下来作对比)中人们可能很难看出思想一致。不过大人物的认识常常出现类似的矛盾。于是那打扮得十分美丽的夏娃这样回答:

你是我的主人,我受你的指使,

凡是你的吩咐,我都服从不予置辩。

上帝原是这样安排的:

上帝是你的法律,你是我的规范。

不求甚解就是女人最美妙的知识,并因此而受到称赞。

这正是我对孩子们说过的论调;只是我还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理智正在逐渐增强,你们必须尊重我的意见,直到你们的理智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们就该自己思考,就该完全依靠上帝。

但是在下面的几行待句里,当弥尔顿使亚当向他的主争辩时。他的意见似乎又与我吻合。

你不是把我造出来作为你的替身

高居在人类始祖的地位上了吗?

但在不平等的后裔中间,能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又有什么和谐或真正的快乐可言呢?

和谐与快乐必须是互相的,

给予和接受的份量应该相称,但如今很悬殊。

一些人劳心费力,另一些人疏忽怠惰,

这对双方都不适宜,不久就会证明,

双方都会感到同样的厌烦。

我所说的是伙伴关系,这是我所寻求的,

这样才适合于所有的人共享一切合理的快乐——

因此在讨论妇女的举止行为时,我们不要去注意那些属于感官方面的论据,而是要探索如何努力使她们成为怎样的人,才能与上帝合作——假设这种说法不算过分大胆的话。

我认为个人教育——这个词现在还没有严格的定义——是这样一种教育:它十分注意儿童逐渐提高认识,养成气质,节制萌动情欲,并在他的身体成熟以前使他锻炼理智去工作;这样到了成年以后,他就可以继续进行学习,运用思考和推理,承担重要任务,而不是从头开始。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必须说,某些乐观的作者认为私人教育能够产生奇迹,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无论男女,一定会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舆论和风俗习惯中受到很深的教育。每个时代都有一种处处占优势的舆论趋向,好像是赋予那个时代以一种共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得出结论说:在社会组成方式变更以前,不能对教育期望过高。不过,为了达到我的当前目的,我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不论环境对个人的才能有什么影响,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戍为一个品德良好的人;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生来就具有邪恶的倾向,确实是个坏人,那么,有什么理由能使我们不信无神论呢?或者假使我们所崇拜的是个神,那么这位神岂不是个魔鬼吗?

因此,按照我的意见,最完善的教育,就是筹划得最好、最能增强身体和培养心灵的理智锻炼。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个人能够养成独立自主的良好的品德习惯。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品德不是从运用自己的理性得来的,要把他称为有良好品德的人,那是笑谈。卢梭关于男人的说法就是这样的;我把它引用到妇女方面,并自信地认为她们之所以有越轨行为,是由于错误的教养,而不是因为她们竭力取得男性品质。可是她们受到的帝王般的崇拜是如此地使人陶醉,因而在时代的风貌已经改变并在比较合理的原则上形成以前,大概不可能使她们相信她们用降低身份的方法获得的不合理的特权是一种可诅咒的东西,也不可能使她们相信她们如果希望保持那纯真的爱情所带来的心满意足,就必须恢复本性并和男人平等。不过我们必须等待这个时代的到来,也许要等到君王和贵族受到理性的启发,认识到真正人的尊严胜于这种幼稚状态,从而抛弃他们用来炫耀自己的世袭的尊荣;到那时假如女人仍不能放弃依靠美貌得来的为所欲为的特权,那么她们将证明她们在智力上不如男人。

可能有人会斥责我狂妄自大;但我仍然必须申明,我坚信从卢梭到格雷戈里博士所有那些写过文章、论述过妇女教育和举止行为的作家都曾促使女人的性格更加虚伪、更加懦弱,否则她们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是她们成为社会上更无用的成员。我本可以用比较缓和的语气来说出我的这个信念,但是,我担心那样会成为装模作样地发牢骚,而不是忠实地表达我的心情和根据经验和思考归纳出来的明确结论。我在论述这一部分问题时,将谈到上述几位作家的作品中我最不赞成的几段文字;但是首先有必要说明:凡是依我看来旨在贬低人类的半数,使妇女牺牲所有坚贞的美德来取悦于人的那些著作,我对于它们的整个意图都要反对。

按照卢梭的理解,假如男人在身体成熟以后,心智已经达到了完善的程度,为了使夫妇结为一体,做妻子的就应一切都倚靠丈夫的理智;好像优美的常春藤盘附在支撑它的橡树上,形成一个整体,力和美相得益彰。可是,天哪!做丈夫的和他们的终身伴侣一样,往往只是些大孩子!——不仅如此,他们由于旱年荒唐,即从外表来看,也很难称得上男子汉大丈夫——言人牵着言人走,结果如何,任何人都可以预料得到。

在目前腐朽的社会状态下,束缚妇女的理智、同时折磨她们的感官机能、从而奴役她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为害最甚的,莫过于妇女做事情没有条理。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条不紊,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准则。男人自幼就在做事情的方法上受过训练,一般地说,只受过杂乱无章教育的妇女们,却很少像男人那样认真注意这个问题。这种漫不经心的瞎摸做法(对这种从未经过理性检验的、随便运用凭借本能而得来的常识的做法,我们能用什么别的词来形容呢?)使她们不能把多件事物概括起来;她们今天瞎摸着做昨天做过的事情,只是因为她们昨天曾经这样做过。

一个人在早年就这样蔑视理智,所造成的恶果是超出一般想像之上的;因为意志坚强的妇女所得到的那一点点知识,由于各种原因,不如男人的知识有条理,况且她们这点知识多半是从单纯对实际生活的观察中得到的,她们很少能把个人观察到的东西同通过思考和概括经验所得出来的结果做一番比较。她们多半是由于从属的地位和处理家务才和人们交往,因此她们所学到的可以说都是零碎得来的点滴知识;一般地说,学习只是她们的次要的事,所以她们也就不能以百折不挠的热情去钻研任何一门学问,而这种热情是使人才智焕发、头脑清醒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一个绅士需要一点学识来维持他的身份,男孩子也不得不受几年的训练。但在妇女教育方面,智力的培养和某种体态美的培养比起来永远是次要的。甚至当对她们的约束限制和有关端庄的错误观念使她们的体力衰弱时,还要妨碍她们的身体达到她们的发育不良的懒散肢体所永远表现不出来的优美。此外,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她们的才智也没有通过竞赛而得到发展,而且她们没有从事过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所以即使她们天资聪颖,这种聪颖也过早地用在生活和举止容貌上了。她们只注意效果和改进,而不去追溯它们的本原;用一些纠正行为的烦琐规矩来代替简单的原则,当然是没有力量的。

为了证明教育把妇女造成这种软弱的样子,我们可以举军人为例:他们和妇女一样,在头脑中还没有积累起知识或者还没有固守某些原则的时候就被送到社会上,结果也是一样的;士兵从混乱的谈话中获得一点肤浅的知识,就不断地在社会上厮混,多少见到一些世面,而这种对于风俗习惯的认识常常同对于人类情感的认识混淆起来。但是从偶然的观察中得到的不成熟的结论,即从来没有经过判断力的检验、从来不是把理论和经验做一番比较所得出来的那种结论,能够被称作是对于人类情感的认识吗?士兵和妇女一样,以刻板的礼貌来表现他们的次要的品德。当男女所受过的教育相同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所能看到的一切区别都是由于男人有更多的自由去多见一些世面而已。

在这里做政治性的评论也许会离开我现在讨论的主题,但是政治评论是从我一系列的思考中自然产生的,所以我不能默默地把它放过。

在常备军中永远不可能有坚定强壮的士兵;军队可以成为训练有素的机器,可是其中很少有热情奔放或才能出众的人;至于谈到任何高深的理解力,我敢断言在军队中和在妇女中一样,是极为罕见的。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同的。我还可以进一步说:军官们也特别注意他们的外表,他们喜欢跳舞,喜欢热闹场所、喜欢冒险和嘲弄。他们像女人一样,把殷勤献媚当作他们生活中的正事;他们被教导成取悦于人的人,他们活着只是为了取悦于人。然而在两性差别中他们并未丧失优越的地位,因为他们仍然被认为比妇女优越,虽然除去我适才所说的以外,难以看到他们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最不幸的是:他们不但在尚未进行道德修养的时候,就学会了一套表面规矩,而且在未经深思熟虑、对于人性的宏伟设想的轮廓尚无任何认识的时候,就懂得了一些世故。结果是很自然的:他们满足于一般的人性,成为偏见的牺牲品。他们都是人云亦云,盲目地服从权威。所以即使他们有点理智,那也不过是一种一知半解的、本能的见识,以及有关生活方式作出的判断,但是要深入地追溯论据或分析见解时,这一点理智就不中用了。

同样的评论是否可以适用于妇女呢?不但适用,而且可以把这个论点更引伸一步,因为建立在文明生活里的不合理的差别,使士兵和妇女都失去了有用的地位。财富和世袭的荣誉,使人们把女性看得一丈不值而只重视金钱和收入的多少;游手好闲的生活在社会上产生一种一面殷勤献媚一面专制暴虐的混合物,这就是那些一方面充当他们情妇的奴隶,一方面骑在他们的姐妹、妻子和女儿的头上作威作福的男人。诚然这只是要她们各守本分。开阔妇女的心胸,使她们意志坚强起来,盲目服从就会停止;但是有权势的人无论何时都在寻求盲目服从,所以暴君和内欲主义者竭力把妇女保持在无知状态中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暴君只需要奴隶,而肉欲主义者只需要玩物。其实,肉欲主义者是为害最大的暴君;女人像年幼君王为大臣所欺一样,受她们情人的欺骗,同时却像做梦似地认为自己还统治着他们哩。

现在我主要谈一谈卢梭,因为他所写的苏菲的性格毫无疑问是非常动人的,虽然在我看来却极不自然。但我现在所要抨击的,不是她的性格的上层结构,而是她的性格的基础,即她所受的教育据以建立的原则。不仅如此,虽然我极为钦佩这位有才华的作者的天才,并且时常引证他的见解,可是,每当我读到他那纵情于声色的奇谈怪论时,我总是感到愤怒而不是感到钦佩,他对美德的侮辱,使我疾首蹙眉而不能像在一般的情况下对他的流利文笔露出满意的微笑。这就是热心提倡美德、主张摈除一切温和的和平手段,简直要把我们带回到古代去受那斯巴达式的训练的那位作家吗?这就是喜欢描写情欲方面的有益斗争、善良气质的胜利以及光辉心灵的豪迈奇想的那位作家吗?当他描写他的那位小受宠者的美丽双脚和迷人风姿时,这些伟大的情操堕落得多么厉害啊!但是现在我暂且不谈这个问题,我不想严厉谴责那种偶然流露出来的自负感,我只想说:任何以仁慈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的人都一定会因为看到那种卑微的男女相爱而常常感到满意,而且这种爱情并没有因为丰富的感情而变得高贵,也没有因为双方在追求知识方面志同道合的结合而得到巩固。日常的家庭琐事提供了愉快的谈话资料,天真的抚爱减轻了那些不需要充分智力培养或过分花费脑力的工作所带来的疲劳;但是这种平常的幸福景象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情感岂不是爱怜多于尊敬吗?——这种情感与我们看到儿童游戏或动物戏耍时所产生的情感相似,可是当我们想到具有功德而受到压抑的人所作的崇高斗争时,我们却不能不肃然起敬,我们的思绪总是被引到感性被理性代替了的境界里去。

所以,要么把妇女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要么就把她们看作是非常软弱而必须完全受男人的优越才能支配的人。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卢梭宣称妇女永远不应该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她必须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发挥她天生的狡猾的才能,她必须变成一个风骚的奴隶,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更迷人的情欲对象,每当男人想要让自己松弛一下的时候,她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更亲密的伴侣。卢梭把这些他自认为从天性的表现中得出来的论据更向前引申一步,他暗示:人类一切美德的基础、即真理和坚强意志,应该有限制地加以培养,因为从妇女的性格来看,服从才是她们应该严格地一丝不苟地铭记在心的首要的一课。

真是胡说:几时才能有一位伟大人物以其坚强的意志把骄傲和肉欲所散播在这个问题上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呢?如果妇女在体力上不如男人,那么她们的品德,即使在程度上和男人有差别,在性质上一定还是相同的(否则品德将成为一种相对的观念),因此她们的行为应当以同样的原则为基础并具有同样的目的。

妇女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和男人有父女、夫妻和母子的关系。她们的道德品质可以根据她们履行这些简单责任的态度来衡量;但是她们努力达到的目标,即她们伟大的目标,应当是表现她们自己的才能,树立她们自觉的美德的尊严。她们可以努力使自己的道路变得平坦愉快;但是和男人一样,她们应该永远记住:生活不会给人以那种能使不朽的灵魂得到满足的幸福。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男人或妇女应该沉迷于抽象的思考或模糊的观点中,以致忘记了爱和责任,它们实际上是摆在他们面前取得生产生命果实的手段;恰恰相反,我要热情地推崇爱和责任,甚至我还主张,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们,才能从它们那里得到最大的满足。

认为妇女是为男人而创造的这一流行的看法,可能是起源于摩西的富有诗意的故事;但是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中只有极少数(我们这样假定)认为夏娃真是亚当的一根肋骨,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这个看法证明:自从远古时候起,男人就觉得使用他的实力来征服他的终身伴侣对他有利,并且用捏造的事实来说明她应该甘受压迫,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他的便利和享乐而创造的。

不要根据我以上所说的话断定我希望把万物的秩序颠倒过来。我已经承认,从体质来看,男人似乎注定要具备较大程度的美德。我是就男性的整体而言;但是我不能找到丝毫理由来断定,男人的各种美德在性质上应该是不同的。如果美德实际上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男人的各种美德怎么能有不同的性质呢?所以,如果我顺理成章地推论,我一定要坚决主张:男人的各种美德只有同样的简单方向,如同我主张只有一个上帝一样。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应该把狡猾和智慧对立起来,把琐细的操劳和重大的努力对立起来;或者把美其名日文雅的愚昧温柔和只有伟大目标才能鼓舞起来的坚强意志对立起来。

有人会对我说,那样妇女就会失去许多她们特有的美德,并且还可能引证一位著名诗人的意见来反驳我的坚决主张。蒲伯曾经代表全体男性说:

当她接触到我们所憎恨的一切事物的边缘时,

那真无法逆料我们的愤怒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警句以什么观点安排男人和女人的地位,我留待公正的人士去判断。现在我只想说明,我不能了解为什么女人应该服从爱情或淫欲,而永远处于屈辱的地位,除非她们都是些要下地狱的人。

我知道,以不敬的态度来谈论爱情,是对于情操和美好感情的重大背叛;但是我希望说出简单的真理,希望诉之于理智而不是诉之于感情。力图说服世人抛弃爱情,那就像从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取消堂·吉诃德一样,是同样违反常识的;但是努力约束这种激动的情欲,并且证明不应该让这种情欲破坏比它更优越的力量或者不应该让它篡夺理智的地位,以便理智十分冷静地支配行为——

这样做,看来就不那么荒唐了。

青年时代是男女谈情说爱的时期;但是在这种无优无虑的享乐日子里,应当为人生更重要的岁月作好准备,在那时深沉的思考将代替激动的感情。但是卢梭以及大部分步其后尘的男作家们都热心地谆谆教导说:整个妇女教育只应趋向一个目标——要使她们取悦于人。

让我来同支持这个主张并懂得一点人性的人辩论一下。他们是否想到结婚能够消除生活上的常态呢?一生所受的教育只是要取悦于人的女人不久就会发现她的魅力只不过是夕阳残照,一旦过了壮年,青春消逝,在她和丈夫朝夕相处时,她的魅力就不能在丈夫心上发生多大效力。到那时她还能有足够的天赋精力来自寻安慰和培养她潜在的才能吗?她将试图取得其他男人的欢心,因期望获得新欢而引起激情,在此间尽力忘却她的爱情或骄傲所受到的屈辱,这样的推测不是更合乎情理吗?当丈夫已不再是情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必然要到来的——她那取悦于人的欲望就会衰退,或者变成痛苦的源泉;那时,爱情(它也许是最容易消逝的一种情欲)就会让位给妒忌或虚荣心了。

我现在谈一谈那些受到原则或偏见的约束的妇女。这类妇女虽然会深恶痛绝地避免与男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可是仍然希望别人对她们献殷勤,以此证明她们遭到了大夫的残忍的冷淡;不然她们就长年累月地梦想情投意合的夫妻的幸福生活,弄得满腹牢骚,身体衰弱,精神颓废。由此看来,取悦于人的绝妙技巧,怎么能是一种非学不可的东西呢?它只是对情妇有用的东西罢了。贞节的妻子和严肃的母亲只应把她的取悦于人的能力看作修饰她的美德的手段,把丈夫的爱情看作减轻她的工作困难、增进她的生活幸福的一种安慰。但是无论她的大夫是爱她还是冷淡她,她的首要愿望应该是使自己值得敬重,而不是把她的一切幸福寄托在一个与她有同样缺点的人的身上。

可敬的格雷戈里博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尊重他的用心,但是绝不赞同他那篇著名的《给女儿的赠言》。

他劝她们培养对打扮的爱好,因为他认为打扮是她们的天然的爱好。他和卢梭都常常使用“天然”这个含义不清的词,我无法理解他们的意思。假如他们对我们说,先身体而存在的灵魂本来就是爱好打扮的,它带着这种爱好一同进入一个新的肉体,那么我就会似笑非笑地听着,正如人们侈谈所谓天生的文雅时我常常是似笑非笑地听着一样。但是假如他的意思只是说运用天赋的能力就会产生这种爱好,我就要否认他的说法。对打扮的爱好不是天然的,它和男人的狂妄的野心一样,都是由权力欲产生出来的。

格雷戈里的主张还远远不止于此;他实际上建议她们弄虚作假,劝天真无邪的女孩子把她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劝她不要兴高采烈地跳舞,这时她的脚步可以表现出她的欢心,同时身体动作不失于检点。按道理和常识来说,为什么一个女人不应该承认她能比另一个人多做一种锻炼呢?或者,换句话说,不应该承认她有一个健全的体质呢?为什么抑制她的天真活泼,暗地里告诉她说男人们会从她的一举一动中得出她意想不到的结论呢?让那些浪荡公子随便去作任何结论好了,但是我希望有头脑的母亲都不要对她的女儿提出这种不合理的警告,以此抑制她们在青年时代应有的坦率。“言为心声”,一点也不错;一个比所罗门更聪明的人曾经说过,人的心地必须纯洁而不要拘泥于小节;内心里充满了邪恶的人,如果谨慎小心,也不难严格遵守这些小节。

妇女应该努力使她们心灵保持纯洁。但是,她们的理智没有经过培养,使得她们完全凭她们的感觉来做事和娱乐;她们没有高尚的追求使她们放弃日常的无足轻重的虚荣,或使她们抑制住强烈的感情激动,这种感情就像一根芦苇,稍有微风掠过就可以使它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们的心灵能够纯洁吗?取得一个有道德的男人的爱情,有必要弄虚作假吗?上天赋予女人的体质固然弱于男人;但是为了确保丈夫的爱情,一个作妻子的,当她在履行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时,由于身心两方面的锻炼而保持了天生的体力和精神的健全,难道她还必须(我是说她此时还必须)降低身份使用巧妙的手段和伪装病态的文雅来巩固丈夫对她的爱情吗?软弱可能引起爱怜和满足男人妄自尊大的骄傲感;但是一个保护者的傲慢的抚爱是不会满足一个渴望而且理应得到尊敬的心灵的。抚爱并不能代替夫妻之间的友情。

我同意在帝王的后宫是需要这一切卖弄风情的巧妙手段的;因为一个享乐主义者的味觉必须受到刺激,否则他就会情绪消沉,表现冷淡;但是难道妇女的抱负就是这样的低微,以至于以这种情况为满足吗?她们这样因循苟安地在极端的享乐中或郁闷厌倦的生活中虚度她们的岁月,而不要求享受合理的快乐吗?难道她们不想表现出使人类感到尊严的那些美德以使她们自己受到重视吗?一个女人能够白白地把生命消磨在装饰她的形体上,以此安慰一个男人的无聊和解除他的忧虑,可以肯定,这样的女人是没有不朽的灵魂的。她的伴侣在完成生活上的严肃工作以后,当然愿意从她的微笑和狡狯中取得轻松愉快。

此外,一个身体强壮精神趁全的女人由于管理家务和修养各种美德,就可以成为她丈夫的朋友,而不是他的卑贱的仆从,假使她因为具有这种真正的品质而得到丈大的尊敬,她就会发现没有必要隐瞒她的热情,也不必伪装出不自然的冷淡性格,以激起她丈夫的情欲。事实上假使我们翻开历史来看看,我们将看到那些有名的妇女既不是最美的也不是女性当中最温柔的。

造物主,或者十分恰当他说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合适;但是男人却自己捏造出许多事情,破坏了上帝的成绩。我现在指的是格雷戈里博士的那一段文章而言,在这段文章里,他劝作妻子的永远不要使她的大夫知道她的感受或爱情的深度。这种刺激肉欲的警戒手段是既无益而又荒谬的。爱情从它的本质说来,必然是短暂的。要想找出一个秘诀,使爱情变成永恒的,就一定会像寻找点金石或万应灵药那样荒唐;即便寻找到这个诀窍,对人类说来也同样毫无用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有害的。社会上维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最神圣的纽带是友情。一位刻薄的讽刺家说得好:“真正的爱情固然少有,真正的友情则更为罕见。”

这是很明显的真理,没有什么深文奥义,略加研究即可明了它的原因。爱情是一种人人皆有的情欲,在这种情欲中偶然的机遇和感性认识取代了审慎选择和理性认识。人类中绝大多数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体会过爱情;现在没有必要来谈那些能使爱情高尚或低微的情操。这种情欲因悬虑不决和遇到困难而自然增强,并使心理失去常态,更激发出热情;但是婚姻的保障能使爱情的狂热渐渐平息下去,只有那些没有充分的理智足以用冷静温和的友谊和互相尊敬的信任来代替盲目赞美和色情爱好的人,才会把正常的温暖。看成索然寡味。

这是,而且也必然是自然的趋势。继爱情之后必定是友情或者是冷淡。这种规律似乎是与精神世界中普遍适用的支配规律完全和谐一致。情欲可以刺激行动和启发心灵;但是等到目的达到以后,以满足的心情去尽情享乐的时候,这种情欲就沦为单纯的欲望,变成了个人的、瞬总的满足感。一个人在为夺取王冠而斗争的时候,尚具有一定的品德,但当这顶王冠戴到他头上时,就往往变成了荒淫的暴君;假如做丈夫的在衰老以后还像一个情人似的来对待妻子,这个老髦昏债的人就是被幼稚的任性和溺爱的嫉妒所俘虏;他放弃人生的严肃责任,把应该施诸于他的子女以取得他们的信任的抚爱浪费在他的大孩子——妻子的身上。

为了完成人生的责任,应当精力充沛地从事各种能够培养品德的活动,一家之中的男主人和主妇就不应该再继续以激情来彼此相爱,我的意思是说不应当沉溺于那种违反社会常规的感情之中,不应当把应该用在其他方面的精力灌注在彼此相爱上。一个人的心灵从来不会被一件事情所独占,它需要充沛精力;如果心灵长久被一件事情独占,那就是软弱。

错误的教育、狭隘而没有经过培养的心灵和许多性别方面的偏见,都趋向于使妇女比男人更忠贞不渝;但是这里,我暂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要更进一层提出我的意见,但这并非故作怪论,我认为不愉快的婚姻往往是对于家庭很有利的,被冷淡的妻子一般说来也都是最贤良的母亲。如果妇女的心胸再开阔一点,那么这一论断就几乎永远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这好像是上帝一般的安排:凡是我们在目前的享乐中得到的东西,都必须从生活的宝库——经验——中去掉;假使我们采下鲜花,恣情享乐,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再得到辛勤劳动和智慧的果实。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向左或者向右;把一生都消磨在各种享乐中的人,假如他得不到智慧,也得不到可尊敬的品格,他是不应该有所抱怨的。我们暂时设想灵魂不是永生的,并且人只是为了活在现世而创造的,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有理由埋怨爱情像孩子们的爱好一样。总要渐渐爱得索然乏味,以至扫兴厌烦。“我们先来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的”这句话,在事实上一定是合理的,也是人生的大道理。除了傻子,谁肯放弃现实生活而去追求那转瞬即逝的幻影呢?但是,假如我们由于看到心灵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感到敬畏,不屑于把希望和思想限制在比较庸俗的活动范围之内,而这些活动只存在它们和无限的远景和崇高的希望结合起来时才显得出是伟大和重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持身处已中掺杂着虚伪?为什么要破坏神圣的真理尊严来保持那种摧毁道德基础的骗人的幸福呢?为什么要女人被那套卖弄风情的技巧败坏了心灵去满足好色之徒呢?为什么要阻止爱情蜕变为友情,或者在没有建立友情的根本条件时,蜕变为亲切的同情呢?让最真诚的心表露出来吧,让理性来教导情欲,使它服从必然的规律;或者让崇高的品德和学识的追求把心灵从感情中解脱出来,如果不把这些感情约束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它们将使人的一生多受痛苦而少有甘甜。

我的意思并非指与天才相伴而生的浪漫式的爱情而言。谁能把这种爱情压制下去呢?但是这种伟大的爱情与生活中居于次要地位的享乐是不能相比的,伟大的爱情只忠实于感情,而且是自生自长的。那些因其持久性而著称的爱情往往是不幸的。它们因缺少感情和固有的忧郁而获得力量。它们对于膝膝陇陇中看到的一种“美”抱着幻想;但是一经到手和熟悉了之后,就可能使爱慕变为厌烦,或者至少变为冷淡,并容许想像力有余闲来开始一种新的追求,根据这种观点,卢梭十分恰当地使他精神上的情妇爱洛漪丝在她感到生活日渐乏味的情况下去爱圣·普乐,但是这并不能作为爱情不朽的证明。

格雷戈里博士关于美好感情的忠告也出于同样的复杂心理。他忠告妇女假如她已经决定结婚,就不要有这种感情。但是他把这种决定(与他以前的忠告是相符的)看作是不美好的,他恳切地劝诫他的女儿们把这种感情隐藏起来,虽然它可能支配她们的行为,好像具有人性的一般情欲就是不美好的。

真是高尚的道德教训!这是符合一个不能把自己的眼界扩展到当前狭窄的生活圈子以外的渺小而谨慎的灵魂的。如果培养一个女人心灵方面的一切能力,只是因为这些能力与她的依赖男人有关;如果她一旦得到一个丈夫,就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并且不知耻地引以为荣,满足于这顶没有价值的王冠,那就让她从事于不使她超出动物界以外的活动,而甘心去向男人摇尾乞怜吧;但是,如果她是为她的崇高事业的奖赏而斗争,并且能够高瞻远瞩,那就应该让她培养她的理智,不必停下来考虑她注定要嫁的丈夫会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让她不要过于渴望眼前的快乐,要有决心去取得那种能提高一个有理性的人的人格的品质;一个粗野庸俗的丈夫可以打击她的趣味,但不能破坏她的平静的心灵。她不会为了适应她丈夫那些缺点来塑造她的灵魂,她不过是对那些缺点容忍而已;她丈夫的性格对她可能是一种磨难,但不是对于她的美德的一种障碍。

如果格雷戈里博士的话只限于不切实际地期望着永恒的爱情和意气相投的感情,那么他应该想到,当想像力十分活跃以牺牲理性为代价的时候,经验会驱逐掉他的忠告所永远不能阻止我们去追求的东西。

我承认常常会出现这样情形:有一些抱过一种浪漫的不自然的美好感情的妇女,曾把她们的生活消耗在幻想之中,幻想假如她们的丈夫能够终朝每日以日益加深的火热般的爱情来爱她们,那该是多么幸福。但是,她们结婚或独身可能同样地郁郁寡欢,与一个坏丈夫共处也未必比盼望有一个好丈夫更为不快乐。我承认一种合理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充分培养过的心灵,可以使一个女人过一种尊严的独身生活,但是说她不应培养她个人的情趣,以免有时遭到她丈夫的破坏,这个说法就是舍本逐末了。说实在的,假使一个人不能对人生的不如意处之泰然,或者单靠个人的心灵活动开辟不出新的快乐的源泉,我就不知道培养高尚的情趣还有什么用处。懂得情趣的人,不论是结婚或独身,同样都会憎恶各种不能触痈没有洞察力的人的事物。我们的论点当然不能根据这个结论;但是就享乐的整体来说,情趣可以称之为一种幸福吗?

这个问题要看它取得的大部分是痛苦还是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确定格雷戈里的劝告是否妥当,并且还可以证明他这样规定一种奴隶制度,或是企图用任何其他法则而不是用从纯粹理性演绎出来的适用于全人类的法则来教育出有道德的人来,是如何地荒诞而专制。

温柔和蔼、宽容忍耐和长期忍受等,都是非常可爱的神圣品质,这些在崇高的诗篇中都被赞颂为上帝的德性;或者也可以说没有一种上帝德性的表现能够像代表他的那些仁慈怜悯和欣然宽恕之爱那样有力地维系着人类的爱。从这个观点来看,“温柔和蔼”确是表现了一切伟大和谦逊屈就相结合的特征,但是它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当它是一种依赖式的屈从态度时,它就是作为软弱爱情的支持,因为后者需要保护;而当它表现为宽容忍耐时,是因为软弱的爱情必须默默地忍受伤害;虽在鞭打之下,它还要笑脸相向,不敢反唇相讥。这样一种卑贱的描绘,就是一个所谓有修养的女人的肖像,而这是以一般社会公认的女性卓越表现为根据的,那些虚有其名的理论家们竟把这种女性卓越表现从人类的卓越表现中区分开来。或者,他们最好还是把那根肋骨归还原主,重新另造一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有道德的人;并且不要忘记赋予这样的人全部“顺从的美德”。

我们没有听说,在没有婚嫁的情况下,妇女是怎样生存的。因为虽然道德学家们同意,生命的进程似乎证明男人为未来前途而受着各种条件的锻炼,可是他们却经常地一致劝说女人只为眼前着想。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就一贯主张温柔、驯顺和像叭儿狗似的:那样可爱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并且有一位作家不顾不可违抗的自然法则,认为妇女如果有忧郁愁闷,就是男性化表现。她生来就是男人的玩物,是男人的拨浪鼓,任何时候,只要男人抛开理性想要消愁解闷,它就必须在他的耳边当郎当郎地响。

一般说来,劝人温柔和蔼是极为明智的。一个脆弱而不坚定的人是应该力求温柔的。但是当“宽容忍耐”到颠倒是非的程度时,它就不再是一种美德了;虽然在一个伴侣身上看到这种美德是很便当的——这样的伴侣将永远被看作是地位低下的人,只能使人感到一种索然寡味的幼弱,并且这种幼弱很容易一变而为受人轻视。再有,如果忠告真能使一个天性不容许刮垢磨光的那类人变得温柔和蔼,那么一些秩序一定就会得到某种改进;但是,如果像我们很快就会证明的那样,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忠告只能造成虚伪做作,在逐渐提高的道路上设置了一层障碍,影响了性情的真正改进,那么女人牺牲真正的品德去换取表面的淑娴贞静实在并没有多大好处,虽然她们可能在短短几年中为个人取得声势炫赫的支配地位。

作为一个哲学家,我以愤怒的心情阅读了男人用来掩饰他们侮辱女性的那些花言巧语;作为一个伦理学家,我要问一问,这些异质的联想,例如“美好的残废”、“可爱的软弱”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如只有一个道德标准,只有一种男人的原型的话,那么按照关于穆罕默德的尸床的世俗传说,妇女似乎命中注定是界于人兽之间的;她们既没有禽兽的那种万无一失的本能,而又不被容许以理性的眼光来注视一个完美无缺的典型。她们生来就是为了被人爱,而不应该以得到尊敬为目的,否则她们就会因为有男子气,而被驱逐于社会之外。

但是,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消极的、懒惰的女人能够成为最好的妻子吗?把我们的讨论限制在目前的情况下来说,我们看一看这些软弱的人是怎样完成她们的任务的。这些取得一些表面教养因而加深了流行的偏见的妇女,仅仅为增加丈夫的幸福吗?她们表现出她们的妩媚可爱仅仅为使丈夫高兴吗?从幼年就受到消极服从观念熏陶的妇女,能具备相当健全的性格来管理家务和教育子女吗?远不是这样,翻开妇女的历史来看一看,我不得不同意那位最尖刻的讽刺家的意见,认为女人是全人类当中最软弱的和最受压迫的一半。历史所揭露的除了女人低劣的特点外,还有什么呢?能够从握有主权的男人的折磨压迫下解脱出来的妇女是如何之少啊?极少数的例外,使我想起了关于牛顿的一个巧妙的猜想:说他大概是一个超人精灵,偶然投入人身。根据同样的想法,我曾经想像那几位越出了为女性规定的常轨的非凡妇女,是男性的精灵,错投了女身。假如认为既然谈到灵魂而还要区分性别是不合理的,那么女人之所以地位低下,必定是因器官构造所致;或者是抟土造人时,上天所施加的火候是不平均的。

我可以像我以前那样,避免集体地把两性作任何直接的比较,或者根据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坦率地承认女性低劣,但是,我只是想说:男人使妇女更加低劣,直到她们几乎下降到有理性的生物标准以下。让她们的才能有发挥的场所,让她们的美德得到力量,然后再确定整个女性在智慧的尺度上应占有的地位。但是要记住,我并不是为那些少数杰出的女人要求地位。

我们这种愚钝的凡人难以预料:在那种使我们步步坎坷的专制阴云消退以后,人类的发现和进步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但是,当道德被建立在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时,然后我不必有天赋的先知神明,就可以大胆预言女人那时或是男人的朋友,或是男人的奴隶。我们将不会像现在这样,怀疑她究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还是一个界于人与禽兽之间的动物。但是,假设那时看来她们和禽兽一样,主要是为供男人使用而创造的,那么他也会让她们安处于鞍辔嚼环之下,而不再以空洞的赞颂来嘲笑她们了;或者,假设那时证明她们是有理性的,那么男人也就不会仅仅为了满足他的肉欲而阻碍她们的发展。他不会再用各种花言巧语来劝她们让她们的理智盲目地服从于男人的指导。在讨论妇女教育时他也不会主张妇女永远不应该自由运用她们的理智;他也不会劝那些像他自己一样取得人类道德品质的人去矫揉造作和狡猾欺骗。

假如道德有一种永久不变的基础,真理就必然只能有一条。凡是牺牲真正的品德以图眼前方便,或者把这样做当作义务的人,都只是为今世而生活,他们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那么,当诗人写到“假如软弱的女人走人歧途,那么名人所负的责任要多于她们自己的责任”时,也应该放弃他的冷嘲热讽了。因为:假如妇女永远不运用她们自己的理性,永远不能独立,永远不能超出于别人的见解,她们也永远感觉不到一种理性意志的尊严(理性意志只顺从于上帝,并且常常忘记宇宙中间除了它自己和它所热烈注视的完美典范以外还包括任何东西),永远不去敬仰那些融化成为美德、可以同样模仿的属性,虽然它在程度上将压倒那个对之欢喜赞叹的心灵,假如这些都能够得到证明,那么妇女被束缚于牢不可破的命运的枷锁就是十分肯定的了。

如果我说当理智能给她以清醒的见解时,是因为我不愿意给人以雄辩的印象,如果她们确实能像有理性的人那样行动,就不要像对待奴隶那样来对待她们;或者像对待牲畜那样,在它们与人交往的时候,要它们听从男人的理智的支配;而是应该培养她们的心灵,给她们以有益的崇高的原则性的拘束,使她们能感觉到上帝是她们唯一的依靠,从而取得自觉的尊严。要像教导男人一样地教导她们服从必然的规律,而不是为了使她们更为可爱因而使道德标准有男女之分。

进一步说,假使经验证明她们在智力、坚忍和刚毅等方面都不能达到同等程度,那么也应该让她们的品德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虽然她们努力争取达到同等程度可能是徒劳的;而男人的优越性即使不会更明显,至少也将是同样地明显。真理是简单的原则而且不容许加以任何改变,它对男女两性一定是共同的。像现在所规定的那种社会秩序也不会被推翻,因为那时女性具有的地位仅仅是理性给她们指定的地位,男女平等是不能靠技巧取得的,更不用说让男人受制于妇女了。

这些理论可能被称之为乌托邦的幻想,感谢上帝,他把这些幻想灌输到我的灵魂中来,赋予我十分坚强的意志,使我敢于发挥我自己的理性,直到我只靠上帝来支持我的品德。我以愤怒的心情来对待那些想要奴役女性的错误观念。

我喜欢把男人当作我的同伴看待;但是他那枝权杖,不管是实有的或是僭取的,却不能伸展到我的头上来,除非那个人的理智是值得我尊敬的;就是那样,我也是服从于理性而不是服从于人。事实上,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行为,必须受他自己的理性活动的支配,否则上帝的权能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

我认为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这些明显的真理,因为妇女似乎已经被孤立起来;她们被剥夺了应该装饰人类的真正美德,却用各种人工的文雅来点缀她们,使她们维持一时的统治。爱情在她们的心里代替了一切更高贵的感情,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使自己的美貌引起男人对她的热爱,而不是引起尊敬。这个卑鄙的欲望,如同在君主专制国家里边的奴隶性一样,毁灭了一切品格的力量。自由是美德的基础,假使妇女因为她本身的性格而成为奴隶,不准许她们呼吸振奋人心的自由空气,那么她们就必然会永远像一个侨居异地的人那样苦闷,并且被看做是天然的美好的残废。

一直约束女性,使女性驯服的论点反过来也适合于男人自己。多数男人永远为少数男人所奴役;那些一点也辨别不出人类优点的怪物残暴地统治着成千累万的他们的同胞。为什么具有卓越才能的人要受这样的屈辱呢?那些国王们,从整体上来看,在能力上和品德上都低于从人类当中挑出同样数目的普通人,这不是被普遍承认的吗?然而他们不是过去一直受到而且现在仍然受到相当尊敬吗?这种尊敬简直是对理性的侮辱。把一个活人尊为神的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男人为了安享眼前的快乐而服从一种优势的力量;妇女不过也是作了同样的事情,因此直至证明了奴颜婢膝地放弃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廷臣不配称之为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明因为妇女过去一直是被征服的,所以她根本是低于男人的。

暴力一直在统治着世界,政治科学尚在幼稚阶段,这一论点从哲学家们在阐述对人类最有益的、决定两性区别的知识上都有所顾忌的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意深入讨论,我只是要认定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在合理的政治给我们带来自由的时候,整个人类,包括妇女在内,将变得更聪明和更有道德。

第三章 再论关于两性品格的流行的意见

身体强壮本来是英雄的特色,它现在已遭到如此不应该遭到的轻视,以致于无论男人或女人似乎都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女人认为它减少了女性优美和可爱的娇弱,而这种娇弱却正是她们不该有的权力的根源;男人则觉得它有伤于一个上流绅士的品格。

男女两性全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很容易证明的。但是似乎应当首先指出的是:有一种世俗的谬见已经得到人们一定程度的相信,它造成了一种错误的结论,从而把结果错当成了原因。

天资颖异的人常常由于苦思钻研或者因为不注意健康,损伤了自己的身体,这些人才智超群,一定会有与之相应的强烈的感情,以致“剑身毁了剑鞘”,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于是肤浅的观察家,就由此推论说:天资颖异的人一般都是体质脆弱的,或者用一句更流行的话来说,他们一般都是体质文弱的。但是我认为事实看来恰好相反;因为经过仔细的研究,我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深的智力总是和强壮的体力分不开的。这里所说的体力,是指健全的体质,而不是指精神粗野和肌肉发达;这些是从体力劳动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头脑若不是呆滞就是仅仅用来支配双手。

普里斯特利博士在他的传记图表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多数伟人的寿命都在四十五岁以上。想到这些人在钻研一种他所喜爱的学问时,不顾一切地随意使用他们的精力,他们中宵不寐,夜以继日地消耗了生命的火焰;或者想到当他们沉没在诗一般的梦境之中,充满了幻想,灵魂受到了激动,直到沉思所引起的激情影响了身体——作为他们的对象,幻想中的空中楼阁,消失在他们的疲惫不堪的眼睛之前——只要想到这些就可以知道他们一定都是具有钢铁一般的体格的。莎士比亚从来不是用一只颤颤巍巍的手握着设想中的匕首的;弥尔顿引导魔鬼远逃出他的阴森的牢狱时,也没有因此而颤抖。这些不是愚蠢的胡言乱语,不健康思想的病态发泄,而是精神饱满的幻想,这种幻想在做一种“美好的疯狂”的漫游时,不是常常想到它所受到的身体方面的限制的。

我知道这论据会把我带到比人们设想我要谈的更远的地方去;但我遵循真理,仍然采取我最初的立场。我可以承认在体力方面男人比女人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性;而这也就是男性优越的唯一的有力证据。但我仍坚持说,不仅男女两性的德行,而且两性的知识在性质上也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在程度上不相等;女人不仅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是有理性的人,她们应该采取和男人一样的方法,来努力取得人类的美德(或者说是完美),而不应当像一个幻想中的半个人,即卢梭笔下的一个没有人性的怪物那样地来受教育。但是,果真体力是男人似乎有些理由来自夸的东西,那么女人为什么那样糊涂,竟至以自己的缺点为骄傲呢?卢梭曾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辩解(只有异想天开的人、在美好的感觉所得的印象之上特意加工,才会提出这样的辩解),使她们可以真正能有一个借口,在不破坏浪漫式的端庄的条件下屈服于一种自然欲望,以此来满足男人的自高自大和放荡纵欲。女人受到这种意见的欺骗、迷惑,有的时候就以她的柔弱而自豪;并利用男人的软弱来狡猾地取得权力;她们很可以在她们用不正当的办法得来的权势上夸耀一番;因为像土耳其的帕夏一样,比他们的君主更具有实权;但这样就为了暂时的满足而牺牲了美德,为了片刻的胜利而牺牲了一生的尊严。如果这个分成许多王国、王国又分成许多家庭的世界是受着从运用理性中得来的法则的支配,那么女人和暴君就一定不会有像现在这样多的权力。但是再作进一步的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品格在取得这种权力的过程中陷于堕落,并且在整个社会中散布了放荡的风气。多数人被践踏在少数人的脚下。因此,我要冒昧她必须有一种巧妙的办法使我们愿意做每一件她自己不能做而又是她必须做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她必须彻底研究男人的心;不是抽象地研究一般男人的心,而是研究那些她因国家法律或因舆论力量而从属于其下的男子的心。她必须从他们的谈话、动作、眼色和手势中去洞悉他们的真正的情感。她们还应该具有这种巧妙手段:用她自己的谈话、动作、眼色和手势去传达那些使男性愉快的感情。而看来又似乎是无意的。男性善于从哲理上讨论人心,但是女性则比男性更了解人心。所以形成实验伦理学的是女性——假如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她们把对于人的研究系统地归纳成为一种理论。女性富有机智,男性富有天才;女性观察,男性推理。由于双方协作,我们就会探索出人心自然而然能获得的最透彻的了解和最完全的知识。简单来说,从这里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的天性上所能够获得的一种对于我们自己和别人最为亲切的知识;因此艺术之所以能不断地使大自然赋予的天资臻于完善,其道理就在于此。妇女周围的人是她们必读的书。”——见卢梭《爱弥儿》。我希望读者们还记得我对女性和军官所作的比较。地断言,在女人受到更合理的教育以前,人类品德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必然还会继续受到挫折。假如承认女人不是仅仅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而创造的,也不是为了作为照顾他们饮食起居的高级仆人而创造的,那么,那些真正关心女性教育的父母们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即使不是怎样来增强女孩子的体力,至少也万不可以用“美”和“女性优点”等错误观念来摧残她们的体质;也不可以使女孩子习染上这样一种含有毒素的观念:认为一种缺陷,经过任何一种推理的质变过程,就能变为一种优点。在这方面,我很高兴能看到有一位作者(他的作品是我们国家为孩子们出版的一种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的意见和我的完全符合。我将引证他的一些恰当的说法,用他的可贵的权威性的意见来加强推理。

即使证明女人比男人天生软弱,但是从哪里可以得出结论说,她应该努力使自己变得比天生的软弱更软弱呢?这类的论调,对常识是有损害的,并且还含有情欲的意味。在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希望批驳丈夫的神圣权力像批驳君主的神圣权利一样,不至会出什么危险。虽然我们的深知灼见,也许尚不能使许多吵闹的争论者平息下来,但当任何流行的偏见遭到攻击时,明白事理的人就可以从长考虑;让那些心胸狭隘的人,对革新不加思索地去大肆谩骂好了。

做母亲的人要想使自己女儿具有真正高贵的品格,一定不要去理会那些无知者的冷嘲热讽;采取与卢梭用一切骗人的动听的说法和哲理上的诡辩所推荐的办法恰好相反的办法来进行教育。因为他的雄辩使荒谬的论调听来似乎颇有道理,他的武断的结论虽不能令人信服,但是足以迷惑那些无力反驳它们的人们。

整个的动物界,每一个幼小的动物,都几乎需要继续不断的锻炼;根据这种了解,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无害的跳跳蹦蹦中度过,以锻炼他们的手足,他们不需要从头管到尾的无微不至的指导,也不需要保姆的经常照顾。事实上,自卫所需要的注意,是孩子们理智的自然锻炼的第一步,正如目前玩耍中表现想像力的一些小的创造发明。可是错误的溺爱或盲目的热心把这些聪明的自然构思毁掉了。儿童,尤其是女孩子,得不到片刻自主的机会,因此就养成了她的依赖性。依赖性被认为是天性。

为了保持身体的美——女人的光荣——,就用比中国人的裹脚布更坏的东西束缚四肢和官能;当男孩子在户外戏耍的时候,女孩子们却被判定要过坐定不动的生活;这样就使她们的肌肉松弛,精神衰退。至于卢梭的意见,后来又有几位作家随声附合,说女孩子天生——也就是说从生下来并且是与教育无关的——就对布娃娃、修饰、打扮和说话有一种爱好;这种说法是如此无聊以至于不值得认真一驳。一个女孩子被判定和一些无能的保姆长日厮守在一起,听她们的无聊闲谈,或是终日在化妆室里陪侍她的母亲,她尽力加入谈话,这实在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女孩子要模仿母亲或者阿姨们,像她们如何打扮她——这个可怜的天真的孩子!——那样子,来打扮她的那个无生命的布娃娃以自娱,这无疑更是一种最自然的结果。即使是最有能力的男人也很少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周围环境的影响;如果说天才者的历史常常因时代的偏见而有污点,那么女性像皇帝一样,始终通过错误的媒介来看一切事物,就更应得到谅解。

根据这种想法,就可以很容易他说明女性为什么特别喜爱打扮,而不必假定它是希望取悦于她所依赖的男性的结果。总之,假定一个女孩子主来就喜欢卖弄风情;假定有一种与传宗接代的自然冲动有关的欲望,甚至在未经不正当的教育用煽动想像的办法过早地把这种欲望激发起来以前,它就会有所表现:这些荒谬的假定太不合理了,像卢梭这样聪明敏锐的观察家,假如不是习惯于使理性屈从于好奇的欲望,使真理屈从于所喜欢的怪论,他一定不会采用这些假定的。

但是,一个为灵魂不朽作热烈争辩而且说得头头是道的人,这样给心灵以性别的区分,是不很符合他的原则的。当真理成为一种假设的障碍的时候,真理是一个多么软弱无力的壁垒!卢梭尊重美德几乎可以说是崇拜美德,可是他放任自己,让爱情沉溺于色情。他的想像力经常使他那焚身的欲火燃烧不停;但是他为了调和他对自制、坚忍和英勇的美德等等的尊重(像他那样的人是不可能冷静地赞佩这些美德的),就竭力颠倒自然法则,并且提倡一种含有危害性的、有损于最高智慧的理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生活中的实例而试图证明女孩子天生就注意她们的体态,为此编造的荒诞故事是不值一笑的。他说,有一位小姑娘竟会有这种适当的趣味:仅仅因为她看到聚精会神写“〇”这个字母时的姿态有欠优美,就放弃了这种愉快的乐趣,像这样的故事是应该与那博学的猪的故事选在一起的。

我可以说比卢梭有机会观察过更多的女孩子的童年时代。我还能记起我自己的感受,并且我曾经不断地注意过我的周围;但是对于女性性格最初的表现,我和他的看法不但大不相同,而且我敢肯定,一个女孩子如果闲散没有使她的精神消沉,或者假装的害羞没有影响她的天真烂漫,总会是蹦蹦跳跳、非常顽皮的,而且布挂娃也永远不会引起她的注意,除非是闭居的生活使她别无他事可做。简单来说假如远在自然造成任何区别以前,人们不向女孩子和男孩子灌注性别观念的话,这些孩子是可以毫无妨害地在一起玩耍的。我还要再进一步肯定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就我所看到的来说,凡是那些行动合理,或者表现出任何高深智力的妇女,大多数都是偶然得到了放任的,正像某些文雅的女教育家所暗中讥讽的那样。

由于童年和青春期不注意健康所造成的有害后果,超过了我们所能想像的范围——身体方面的依赖自然会产生精神方面的依赖;当她把大部时间都消磨在抵御或者忍受疾病痛苦的时候,她怎么能成为一个好妻子或者好母亲呢?假如一个女人在她的行为的动机中,早年就掺杂有关于美的错误观念和虚伪的多愁善感,那么我们就不能期待她坚决努力增强她的体质和避免沉溺于那些使身体衰弱的放纵行为。大多数男人有时不得不忍受身体方面的不便,并不得不忍受严寒酷暑的袭击,但是优美的女性,简直可以说已成为她们身体的奴隶,而且还把这种屈服引以为荣。

我曾经认识一个身体弱的时髦女人,她对于她的纤弱和娇气还感到异乎寻常地得意。她认为挑三拣四的口味和极小的食量乃是人类完美的高度表现,从而身体力行。我看见这位虚伪做作的弱女人把一切生活上的责任放在脑后,悠然自得地躺在沙发上,夸耀着她的胃口不佳,为的是证明纤弱发展到娇气十足或者娇气十足产生了纤弱。这种可笑的莫明其妙的话,本来是难于让人理解的。然而,那时我却看见她在侮辱一位值得尊敬的年老妇人;那位老妇人,因为意外的不幸,现在不得不仰仗于她以之为夸耀的施舍,而过去老妇人生活环境好的时候,这女人曾经得到过这位老人的好处的。一个人,像西巴里特人那样沉迷于奢侈享乐中,如果还没有丧尽一切美德,或者从未受过道德训诫的影响(这种道德训诫,虽然可以防止邪恶,但实际是代替心灵培养的一个拙劣办法),能够变成这样一个软弱堕落的人么?

这样的女人比起那些因具有法律不能约束的权力而堕落了的罗马皇帝来,并不算是一个更无理性的怪物。但是自从国王更多地受着法律的限制和荣誉的拘束(不管这种拘束是多么无力)以来,在历史的记载上愚蠢和残忍的悖乎人情的例子就不那样比比皆是了;而那种把美德和天才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的专制暴政,也没有带着毁灭性的狂飙在欧洲得逞;这种狂飙曾经使土耳其变成一片荒凉,使人们无所成就,同时使土地成为不毛之地。

妇女在各地都是处在这样可悲的状态下,因为要保持她们的天真(对愚昧一词的客气用语),所以就不让她们看到真理,并且在她们的官能获得任何力量以前,就使她们装出一副不自然的性格。她们从动年起就受这样的教导:认为“美”就是女人统治一切的手段,要心为形役,心灵只能循着它的金丝笼的周围遨游,赞美那把它牢笼起来的监狱。男人有各种不同的工作和事业来占据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心胸开朗;但是妇女则被限制在一件事情上,经常注意她们自己的最不重要的事情,很少能看到眼前胜利以外的事情。她们由于男人的自高自大与纵欲好色,以及她们的——像暴君的统治欲望一样——目光短浅的暂时统治的欲望,而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之下,一旦她们从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们再看到她们的种种软弱一定会感到惊讶。请容许我对这论据再作进一步的阐述。

圣经中的一段比喻讲到一个魔鬼到处寻找他所应该吞食的人,假如我们承认有这种魔鬼存在,如果他要败坏人类的品格,最有效的办法或许莫过于给一个人以绝对的权力。

这个论点可以分成几方面。出身、财富和那些使人无须作智力方面的努力便可驾凌同胞之上的一切外在有利条件,实际上将使他降落到他人之下。随着他软弱的程度,他将被有心机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直到这个傲然自大的怪物丧失一切人性为止。至于那些好似一群绵羊的人们,甘心情愿地追随在这样一个领袖的后边,原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只能用他们希求眼前快乐和理解力狭隘来解释。受着奴性依赖的教育,精力因奢侈和懒惰变成衰弱,在这种状态下,那种敢于挺身而出坚决维护人权的人,或者那种敢于要求有道德的人应该享有特权的人(有道德的人要取得优越地位只有这一条道路),我们到哪里去找呢?人们仍然受着君主和大臣们的奴役,他们掌握着阻碍人类思想发展的极其有害的权力,世界要从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因此就不要让男人在以权势自豪的时候,使用那些暴君和贪财的权臣们所曾经运用过的论据,他们曾错误地主张:女人应该被征服,因为她一直是被征服的。但是,在男人为合理的法律所支配,享受到天赋自由的时候,如果女人不与他同享自由,那就让男人看不起女人吧;在这辉煌的时代到来之前,当男人攻击女性的愚蠢时,让他不要忘记了他自己的愚蠢。

妇女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权力,心怀恶意干些不道德的事,从而取得权力,这也是事实,她们显然丧失了理性所指派给她们的地位;她们不是变成下贱的奴隶,就是变成性情无常的暴君。她们在谋求权力时丧失了天真淳朴,丧失了心灵的一切尊严;她们的行为,也就变得和我们所注意到的用同样方法取得高位的男人的行为一样了。

现在已经到了对女性作风实行变革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恢复她们失去的尊严,使她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去努力改造自己,进而改造世界。现在已经到了把不可改变的道德和地方性的风尚划分清楚的时候,如果男人是半人半神,那么为什么叫我们去侍奉他们!如果女性心灵的尊严和禽兽一样尚有争辩的余地,如果她们的理性不足以作为指导她们行为的指针,而又缺乏万无一失的本能,那么她们就真正是一切生灵中最不幸的一种了!她们就只有匍匐于命运的铁掌之下,甘心承认自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美丽的残废了。但是,要证明上帝对于她们采取这种手段是正确的,从而指出这样把一大部分人类造成这种既负责任又不负责任的情形,是出于什么不容辩驳的理由,即使是最机敏的诡辩家也会感到惶惑无从下手。

看来上帝的品质是道德的唯一的坚实基础;这种和谐的品质产主于各种属性的保持平衡,——虔诚地说,每一种属性都似乎暗示另一种属性的必然存在。因为上帝是英明的,所以也必然是公正的;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也必然是和善的。牺牲一种同等高贵而必要的属性来抬高另一种属性,是人类理智被歪曲的表现,也就是对情欲的屈服。人类在野蛮时代习惯于屈服权势,即使在文明证实智力远比体力优越时,他们也很少能摆脱这种野蛮的偏见;即使在他想到神的时候,他的理性也为这些粗野的想法所蒙蔽。上帝的全能的属性被认为吞没了或者统辖着他的其他属性,如果有人认为上帝的全能是根据他的智慧来调整的,这些人就会被认为是不敬地限制了上帝的权力。

在仔细观察自然以后,我否认那种只对上帝才有的特殊的谦恭。与永恒同在的、至高无上的神无疑具有许多我们所想像不到的属性;但是理性告诉我,这些属性不可能和我所崇拜的那些属性相抵触;我不能不听从理性的声音。

追求优越,对人来说似乎是一种自然趋势,不管是在他所崇拜的对象中追求也好,或盲目地认为他的对象尽善尽美,好像一件外衣也好。可是后一种崇拜方式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的道德行为来说,能有什么好效果呢?他屈服于权能;他崇拜黑暗的势力,这种势力可能给他带来一线光明,可是它在他的虏诚的头顶上愤怒发威而他却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假设上帝的行动只是出于一种不受约束的意志的一时冲动,那么人必然也会根据他自己的意志的冲动来行动,或者按照从他斥为不敬的那些原则所得出来的规则来行动。无论热心的思想家还是冷静的思想家,当他们竭力要使人类脱离上帝品质的正确概念所规定的有益于健康的节制时,都陷入了这种两难论中。

因此这里来检查一下上帝全能的属性就不能算有失恭敬:事实上,一个运用自己宫能的人怎么能不这样做呢?因为敬爱上帝,把他看做是聪明、善良和权能的源泉,对于一个希望获得美德或知识的人来说,似乎是唯一的有益的崇拜方式。盲目的、不稳定的爱,可能会像欲念似的那样占据人们的思想,温暖人们的心灵,然而同时却忘了主持公正、喜好怜悯别人和谦卑地追随上帝。在后面讨论到我和格雷戈里博士对于宗教有不同的看法时,还要更进一步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他把宗教信仰看做是一个感情问题,或者看做是趣味问题。

还是从这显然题外的话回到本题上来。我们确实希望妇女能够对她们的丈夫培养起一种爱情,并且是建立在虔诚所应该建立的那个同样的基础上面的。世界上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坚固的基础,因为她们应该严防那种虚伪的感情;感情一词不过是常常用来代替肉欲的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而已。因此我想,女人从她们的幼年时代起,就必须或是照东方王子那样被关闭起来,或者是这样对她们进行教育:使她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或行动。

男人为什么总在这两种主张之间犹豫不决,并且期待不可能的事情呢?他们为什么要求一个奴隶有德行,也就是说要求一个文明社会制度已经迫使她变为软弱的人(倘若尚未变成邪恶的人)有德行呢?

我也知道,要根除色情主义者所培植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要想使妇女相信,当她们在娇美这个好听的名义下培养或做作出一种软弱的样子来时,她们是在极端违反她们的真正利益;或是要使世人相信,妇女的邪恶和愚蠢行为的有害根源(如果有必要按照习惯使用一些比较缓和的同义词)一直是对于美——容貌美的色情崇拜;这些都还须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有一位德国著述家曾经机敏地看出:漂亮的女人是欲望的对象,这是各种各样的男人们所承认的;而一个由表现智慧的美而激发起别人的更为崇高情感的高尚女性,却可能遭到那些以满足肉欲为快乐的男人们的忽略或冷淡。我预料到有人会反唇相讥——如果男性今后仍将和过去一样是个有缺点的人,他就不免或多或少地成为他的欲望的奴隶;那些以满足一种主要欲望而获得最大极势的女人,她们的堕落即使不是由于道德上的必然,也是由于身体上的必然。

我承认这个反对意见是有一些力量的,但是存在一种崇高的教训,即“要像你的天父那样纯洁”,那么男人的德行似乎没有受到唯一能够限制这些德行的上帝的限制;而且他可以向前迈进,而不必考虑抱有这样崇高的志愿,是不是越出了他的范围。曾经有人对着汹涌的巨浪这样说过:“你只能跑到这么远,不许再向前进;你骄傲的波涛要停止在这里。”约束奔驰的行星使之不能离开轨道的巨大力量,也约束住了奔腾翻滚的波涛,使之不能再前进一步。物质终究是屈服在支配一切的伟大神灵之下的。但是不朽的灵魂,不受力学定律的限制,挣扎着要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它和上帝合作,试图用支配宇宙的不变法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想像力所不及的)来管理自己时,它不但没有扰乱反而加强了宇宙的秩序。

此外,假设教育妇女去依赖,也就是说要她们遵照另一个容易走错路的人的意志来行动,并且无论对与不对都要屈服于威权;照这样我们到什么地步才算终了?是不是把她们看作是准许在狭小范围内统治的代理人,并且要一个高等的可能犯错误的法庭对她们的行为负责呢?

我们不难证明,这样的代理人将像那些屈服于恐惧之下的男人们一样行动,并使她们的子女、仆人忍受她们的暴虐压迫。既然她们毫无理由地屈服,她们在指导子女和仆人的行为上也就没有一定之规,她们对人和善或对人残暴,完全凭一时的任性;当我们有时看到她们不堪为沉重的桎梏所压迫,因而把它转驾于另一个更软弱者的肩上以求恶意取乐时,我们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

但是,假设一个女人已经训练得服从成性,嫁给了一个聪明懂事的男人。他支配她的判断力而不使她感觉到这种顺服的奴隶性,使她在间接获得理性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反射出来的光辉尽量把事情做得恰当周到;然而她却不能保全她的保护人的生命;他可能一朝死去,给她留下一个很大的家庭。

双重的责任落到了她的身上;要以父亲和母亲两者的身份来教育子女,要陶冶他们的性格,还要保护他们的财产。但是,哎呀!她从来没有独立思考过,更不要说自己去行动了。她只学会了取悦于男人,温柔驯顺地依赖男人;然而现在为子女所累,怎么能再找到另一个保护人——一个代替理性地位的丈夫呢?一个有理性的男人(我们现在是从实际方面谈问题),即使他认为她是个可爱的温顺女人,可是当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更为标致的女人时,他不会愿意为爱情而娶一个拖家带口的女人。那么她将要变成什么情况呢?她或是轻易地落到那个卑鄙的想找有钱的女人结婚的男子手里,骗取了她的子女所应得的父亲的遗产,使她变得悲惨可怜;或者她就变成失意不满或任意放纵的牺牲者。因为她没有能力来教育子女,又不能使他们尊敬她(如果人们本身不是可尊敬的,虽然居于重要地位也永远不会受到尊敬,这种说法并不是玩弄名词),于是她就在颓唐、追悔的痛苦中憔悴以终。即使她并不贫困,但毒蛇啮噬着她的心灵,青春时代放荡的恶行,使她带着悔恨,走入坟墓。

这并不是一种过于夸张的描绘,而是非常可能的,每一个留心的人一定会看到类似的情景。

我假定她一切都是顺利的,然而经验证明:瞎子就是在熟习的道路上,也很容易走到壕沟里去。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这设想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揣测):一个只学会取悦于人的人,一定也会在取悦于人中间取得快乐,这对于她天真无邪的女儿来说将是一个多么愚蠢(即使不是罪恶)的榜样啊!母亲在撒娇献媚中会遭到失败,这时不但不能和女儿友善相处而且还会对她们嫉视,因为女儿们成了她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比任何其他竞争者更残酷,因为她们使她相形见绌,并且把这位从来没有想在理性领域中占一席地位的母亲赶下了“美”的王座。

描画这样一个主妇所散布的家庭不幸和轻微恶行,并不需要生动的笔墨或漫画式的鲜明线条。她不过是按照卢梭的理论所教养起来的那个女人的样子做她所应该做的事情罢了。她永不会被人谴责为男子气,或越出了她自己的范围;不但如此,她还可以遵守他的另外一条重要的标准,小心谨慎保护她的名誉的清白以免沾上污点,并被称为“贤良的”女人。可是在哪一方面她能够称得上贤良呢?确实,她不必经过很大的奋斗,就可以不犯重大的罪行;可是她怎样去完成她的责任呢?说实在的,仅仅是修饰打扮和保护一个虚弱的身体就已经使她应付不暇了。哪里有责任可言呢!

关于宗教,她从来不敢自己去做出判断,只是按照一个依赖于别人的人的本分来信守她在其中长大的那个教堂的礼节,她虔诚地相信那些比她聪明的人已经作好安排,不作怀疑是她的最大优点,所以她就缴纳她所应纳的十分之一的薄荷和小茴香,并且感谢她的上帝她不像其他的女人那样。这就是一种所谓良好教育的可喜的结果!这就是作为男人伴侣的美德!

我必须描述一个不同的形象,以使我自己舒畅一些。

让我们想像,有这样一个女性,她具有差强人意的理解力(我这样说是因为不愿意把平常的人除外),她的身体由于经常锻炼而获得了饱满的精力;同时她的思想也逐渐发展,理解什么是人生的道德责任,领悟了人的品德和尊严的意义。

她由于履行与她所处的地位有关的义务而形成了这样的品质。她由于爱情而结婚,但并未忘却深思远虑;并且她的眼光能看到夫妇幸福生活以外的事情,她得到了丈夫的尊敬,她没有必要用卑鄙的手段博取丈夫的欢心,以煽起垂死的爱情火焰。当友情和节制代替了狂热的爱情的时候,当对象已变为司空见惯了的时候,这种火焰注定是要熄灭的。这是爱情的自然的死亡,家庭的宁静并没有为那种防止爱情泯灭的挣扎所扰乱。我同时也假设这个丈夫是有品德的;否则她一定需要更多的独立的品格。

但是,命运破坏了这段姻缘。她变成了寡妇,甚至还没有足够的生活保障;但是,她并不凄凉!她自然会感到痛苦,但是当时间把悲伤冲淡,使她意气消沉地服从于命运以后,她会加倍地喜爱她的子女,渴望把他们抚养成人,这种热情在她的作母亲的责任上涂了一层神圣的、英雄的色彩。她认为不仅现在作为她一切慰藉源泉的子女(他们对她的赞颂就是她的生命)看见了她的辛勤劳苦的美德,而且她因为悲哀而变得茫然出神和激发出来的想像力,会使他抱有一种不大可能实现的希望,希望曾用她颤动的手使之闭合起来的那双眼睛,仍然可以看到她怎样克制了她的一切动心的情欲,来完成她对于子女的母兼父职的双重责任。不幸的遭遇激起的英雄主义,使她能在爱情尚未成熟的时候,便压制住自然性爱的第一次萌动,使她在她生命的黄金时代忘记了她的性别——忘记了那可能重新激发起来的一种觉醒了的爱情的快乐。她不再想到讨别人的欢心,自觉的尊严使她不因为她的行为所得到的称赞而感到骄傲。她的子女占据了她的爱情,她的最光明的希望并非是她在幻想时常去徘徊的那个坟墓。

我想我看到了她的子女在她的周围报答她的关心爱护。孩子们的聪明目光和她的目光遇到了一起,在他们圆圆的面颊上呈现着健康天真的微笑,到他们渐渐长成时,他们出于感恩之心的体贴减轻了她的生活上的操劳。她亲自看见她根据原则所竭力培植起来的各种美德已成为固定的习惯,她目睹她的子女获得了坚强的性格,使他们在忍受艰难困苦时,不忘记他们母亲的榜样。

她这样完成了人生的艰巨任务以后静静地等待着长眠的死亡。她由坟墓中上升天堂时可以对上帝说:“看啊!你给了我一千银子,现在这里是五千银子!”

我希望用短短的几句话对我适才所谈到的做一个总结。我在这里已经提出挑战:我否认美德有性别之分,就连端庄谦逊也不例外。真理,按我理解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对男女应该是同样的;然而在诗人和小说家的美丽描绘下的幻想中的女性美德,却要求牺牲真理和诚实,使美德变成了一种只有建筑在功利基础上的相对的概念,而以功利为基础的男人却自认为只要功利对自己有好处,他们就可以随意做出判断。

我承认,女性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责任要她们去完成;但那都是人的责任,而且我坚决主张,用来指导完成这些责任的原则必须是相同的。

要使她们成为可尊敬的人,就必须运用她们的理智,此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作为独立性格的基础;我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她们只应该向理性的权威低头,而不能成为舆论的谦卑的奴隶。

在上流社会中,我们要遇见一个具有超级才干,或遇见即使有一般成就的人,是多么困难啊?依我看来这个原因很明显,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个不合理的环境。人类的性格一直是由个人或阶级所从事的活动形成的;并且人的才能如果不是因需要而得到磨练,那就必然始终停留在愚笨状态。这个论点也可以公平地应用到妇女身上,由于女性难得专心致志地做正经的事情,由于追求享乐,就造成了她们的委琐的性格,而所谓的贵妇人的社交场所之所以索然寡味,其原因也正在此。由于同样的原因造成的缺乏坚定意志,迫使她们全都奔向喧嚣的享乐和弄虚做假的情欲,直到虚荣完全代替了一切交往上的热情,很难令人辨别出人性的特征。目前组织起来的那些市民政权的纵容如此之甚,以致财富和女性温柔同样地趋向于使人类品行堕落,而且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承认妇女是有理性的人,就应该鼓励她们去获取那些可以称为她们自己所有的美德,因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怎么能用不是自己努力取得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呢?

第四章 使妇女沦为堕落状态的各种原因的探讨

妇女究竟是天生软弱,还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共同作用而堕落,我想现在是很清楚了。但是我只是要把这种主张和我时常从那些对维护贵族政体敏感的人们的口中听到的结论对照一下。

他们说:不要把广大群众看得了不起,否则那些甘供驱使、善于奉承的奴隶们就会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而甩掉他们的枷锁。他们进一步说,当男人只要仰起头来就可以摆脱掉束缚的时候,他们却处处屈服于压力;他们不要求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默默地跪在地上屈服并且说“我们吃吧,喝吧,因为明天我们要死了。”我以此类推,证明妇女的堕落也出于同样的习性,她们尽情享受眼前的快乐,最后轻视她们没有足够的德行来争取的自由。但是我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

谈到心灵的培养,大家一致承认这里不存在性别的问题;但是女性在智力方面较差这种区别却永远没有被忽略过。女人只是“绝对的可爱”,所给她们的理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既然不承认她们的天才和判断力,当然也就难于看出还有什么其他能够代表理智的东西了。

灵魂不灭的精义(假如允许我这样说)就在于人类理性的日臻完美;因为,倘或一个人天生就是完美的,或者当他年届成熟时,知识之潮一拥而至使他豁然贯通,不犯任何错误,那么我就要怀疑在他的肉体腐烂以后,他的灵魂是否还存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凡是人们讨论不出结果来的、而且渊博的思想家和目光如炬的天才也无法解答的每一个人类道德上的难题,都是我建立灵魂不灭的信仰的依据。因此理性归根结蒂是一种纯粹的进步力量;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种辨识真理的力量。在理性方面,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天地。某个人可能比另一个人或多或少突出一些,但理性如果是来自神的力量,是联系人与造物主的纽带,那么所有人的理性的性质就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一个人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来使自己日臻完美,又怎么能体现神的影像呢?可是在外表上被精心装饰起来的女性,打扮得使男人赏心悦目,“他可以和她体体面面地讲爱情”,却不准许她的灵魂有理性特征,男人永远被安置在她和理性的中间,她总是被认为天生就是要通过一个巨大的媒介来看一切事物的,她只能信而不疑。丢开这些离奇的理论不谈,把妇女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不管她是什么但却不是男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所要问的是,她究竟有没有理性?如果她有理性(暂时我这样假定),她就不是仅仅为了安慰男人而创造的,而女性也不应破坏人类的品格。

男人犯有这种错误,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教育抱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不把教育看作是培养一个人逐渐走向完美的第一步,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生活的准备。在这种感觉论的错误(我必须这样称谓这种错误)基础上,建立起来一种关于女性作风的错误理论,它剥夺了全体女性的尊严,不分美丑,把她们都归入到只能点缀这个世界的鲜花之列。这一直是男人们的论调,甚至于具有超人智慧的妇女,也因为怕失去这种假定的女性品格而采取了同样的说法。因此,严格说来,就是否认妇女有理智;并且为了生活的目的,妇女用升华成为机智和狡猾的本能来代替理智。

概括多种思想的能力,即从个别的观察中引申出全面的结论的能力,对一个不朽的人来说,是真正值得称为知识的唯一学到手的本领。对事物只观察而不作任何解释,也许可以(以一种极不完全的方式)作为一种生活的常识,可是当灵魂脱离肉体以后还有什么储存下来的东西可以作为灵魂的表现呢?

他们不仅否认妇女有这种能力,而且那些作家,除少数例外,还都坚持认为这种能力与女性的性格是不相容的。男人如能证实这个说法,我也可以承认妇女只是为了男人而生存的。可是我必须预先说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概括多种思想的能力,在男人或妇女当中都不是很常见的,但是这种能力的锻炼是对于理智的真正培养;而一切事情凑在一起使得在女性当中培养理智比在男性当中培养理智更为困难。

这个论断自然而然地把我引向目前这一章的主要内容,现在我想指出一些使妇女堕落和阻碍她们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概括的原因。

我不必回到遥远的古代记载中去探索妇女的历史;只要承认她一直是奴隶或者是暴君并且说明这两种处境都同样地阻碍了她的理性的发展就足够了。我始终认为女性愚蠢和恶行的主要根源,是产生于她们的心胸狭隘;而市民政府的规章制度,在培养女性理智的道路上,也设置下了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可是德行却又不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在富人的道路上也有同样的障碍,从而产生了同样的结果。“需要乃发明之母”是尽人皆知的,这个格言也可以应用到德行方面。德行是后天取得的,并且必须以牺牲享乐去取得它;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从而心胸不开阔、意志不坚强,或者没有需要驱使他追求学问,这个人肯牺牲那举手可得的快乐吗?为生活上的必要而作斗争的人,是幸福的,因为这些斗争可以防止他们不致因怠情而牺牲在耗损精力的恶行之下。但是,假使男女从出生起就被安置在热带地方,中午快活的阳光直射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怎么能有足够的力量振奋他们的精神去履行人生的责任,甚至于去领略那种使他们发狂的爱情呢?

按照目前的社会风气来说,享乐已成了妇女生活中的正事,假如情况长此不变,我们就不能期望这样软弱的人有多大作为,她们既然从最初一位女性那里直接继承了天然的缺陷,即凭美貌来统治,她们为了维持她们的权力,于是放弃了那种运用理性所能为她门取得的自然权利,宁可作短时期的女皇,也不愿意费气力去取得产生于平等的真正快乐。她们由于地位低下而洋洋得意(这听起来似乎矛盾),经常以女性的身份要求别人拜倒在她们的脚下,虽然她们应该从经验中懂得:那些以无懈可击的真正态度,任意对女性表示傲慢的敬意并以此自豪的男人,往往也就是最倾向于作践和藐视具有他们所喜爱的那种弱点的人。他们常常表现出与休谟相同的看法。休谟在比较法兰西人和雅典人的性格时,提到女性说:“我对雅典人说,这个古怪的民族有一件较为奇怪的事情是:你们在农神节期间主人服侍奴隶的那种玩笑竟被他们经年累月地和在整个一生中认真地继续着,另外还加上了一些条件,因而显得更为荒诞可笑。你们的玩笑仅仅把那些不幸的人们抬高几天,而这些人由于幸运之神的游戏也可以真正永远爬到你们的头上去。但是这个民族却把那些根据天赋应该处在他们之下的,并且有绝对不可救药的低劣品质和缺点的人,严肃认真地捧得高高在上。女人虽然没有品德,但却是他们的主人和统治者。”

我以十分关切的心情这样写道,啊!女人为什么要屈身接受陌生人的这种殷勤和尊敬?这种殷勤和尊敬,并不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由人情和文明礼貌所规定的礼尚往来。为什么她们不明白在“年轻貌美的鼎盛时期”之所以被尊若王后,只是因为她们会被空洞的尊敬迷惑,直到她们放弃或不再想掌握她们天赋的权利?此后,她就要像一只金丝雀一样被关在笼子里,除了舒翎剔毛,装模作样地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固然她们不需要劳动就可以丰衣足食,但是这都是用她们的健康、自由和德行作代价换取来的。在世人中,到哪里去找具有坚强意志,肯放弃这些非分的特权的人呢?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具有冷静的理性的尊严,不受世俗意见的影响,敢于以人的天赋权利而自豪的人呢?当传统的力量扼制着性情并把理性消灭在萌芽状态时,这种希望是无从实现的。

男人的情欲就这样地把妇女安置在宝座之上,在人类没有变得比较更有理性以前,我担心妇女仍会利用她们这种不费丝毫力气就得到手的并且是无可争议的权力。她们会欣然微笑——是的,她们会微笑的,虽然有人要告诉她们说:“美丽”的统治是没有中间道路的,

女人,不是奴隶就是女皇,

在不被崇拜时,会立即遭到侮辱。

但是首先受到的是崇拜,事前并没有想到侮辱。

特别是路易十四,他树立了弄虚作假的风气,并且以冠冕堂皇的方式,使整个民族陷入他的圈套;他建立起一条巧妙的专制枷锁,使一般人民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尊敬他的地位和支持他的极力。他奉承所有女性,表现一种无聊的殷勤,使妇女在他统治期内得到贵如王侯的荣耀,而这种荣耀却是理性和品德的致命伤。

国王永远是国王,女人永远是女人。国王的权威和女人的色情,永远是双方之间正常合理的交换物。我承认,对于情人她可以有这种交往,她的敏感自然会使她力求激发起感情,以满足她的爱情,而不是为了满足她的虚荣。我不认为这是卖弄风情;这是自然的加娇饰的冲动。在爱情的问题发生时,我只是反对那种没有爱情的性的征服欲。

这种征服欲也不限于女人才有,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经说过:“我对于她们的容貌毫不介意的二十个女子,曾尽一切力量去博得她们的真情。”一个放荡的人可能一时热情奔放,诱取异性毫无疑心的温情,这样的人和这个冷酷的流氓(我喜欢用这类有分量的词语)比起来几乎可说是一个圣人了。然而妇女只受到如何去取悦于人的教育,当然她们就永远找机会去取悦于人,以真正的奋不顾身的热情致力于取得不止一人的真情,其目的不过是等到胜利已经肯定或明显之时,再放弃或拒绝它们。

我必须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我对于妇女因接受琐屑的殷勤而一步一步地堕落下去,实在感到痛心。因为男人认为这种殷勤最适合于他们献给女性,而这种殷勤举动事实上正是带有侮辱别人意味地支撑他们自己的优越地位。对于一个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表示敬意,并不是恩赐。当我看到一个男人热心地和认真关切地站起来替妇女拾起手帕或关门时(这些事情只要那位女士挪上一两步自己就可以办到),这些礼节在我看来是如此滑稽可笑,以至于使我几乎忍俊不禁。

写到这里,从我的心底涌现一种强烈的愿望,掠过我的脑海,虽然这个愿望可能引起一阵狂笑,但是我仍不能忍住不说。我诚恳希望除了为爱情所激起的行为以外,在社会上看不到男女之间的区别;我坚决相信这种区别是妇女性格软弱的根源,也是使女性孜孜于取得才艺而忽略培养理智的原因;而且同一原因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她们偏重于娴雅优美,而忽视坚强勇敢。

人类包括各色各样的人在内,都希望凭借某些条件得到别人的爱或尊敬,而普通人将永远采取最简捷的途径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对于财富和美色的尊敬是最可靠的和最无疑问的,因此也自然最容易引起常人的世俗的注意。男人要想由中等地位上升到显要地位,才干和品德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人所共知的自然结果是中等阶级最富有德行和才干。男人因此至少有在某一个岗位上体面地为自己努力的机会,有靠着这种努力上升的机会,而这种努力是真可以使一个有理性的人真正有所提高的。但是所有女性,在她们的品格形成以前,都和富人的情况一样,因为她们生来(我是指文明社会情况来说)就具有某种性别上的特权;在她们可以无代价地享受这些特权时,当然也就很少有人会再想到以分外的事情来取得少数上等人物的尊敬了。

我们几时听说过,有哪个出身微贱的女人,敢于凭自己的伟大才干和勇敢的品德来要求人们的尊敬的?哪里有这样的妇女呢?“这些人所寻求的只不过就是被人注意,受人侍奉和让别人表示同情、满意和赞扬。”男性读者们看到这段文字,可能喊道:“对极啦!”但是在他们做出任何结论之前请他们记住,这段文字当初并不是为描写女人而写的,乃是指有钱的人说的。在亚当·斯密博士所著《道德情操论》中,我看到了有地位的财主们的一般性格,我认为它可以非常恰当地应用到女性身上。我希望聪明的读者作一番全面的比较,但是必须先让我引一段文字,以加强我所坚持的论点,作为反对女性品格的最具决定性的论据。因为如果说在贵族中除武士外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类的伟大人物,那么难道我们不能恰当地推论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局限性的处境把他们埋没了以至于产生出类似妇女的性格吗?妇女被有礼貌地放在了她们的地位上因而受到了局限(假使允许我这样说)。对于一般所谓上流社会的妇女,你决不可当众反驳她们,不能让她们作任何体力活动;如果希望她们具有任何品德,也只能是消极的品德——忍耐、温驯、好脾气和柔顺等。这些品德与任何智力的有力发挥都是不相容的。再者,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彼此在一起生活。很少有绝对独处的时候,所以更多地受别人情感的影响而不是出于自己的热情。要使愿望具有热情的力量,使想像力能够扩大对象,把这个对象变成为所最希望的东西,那么幽居和沉思就是必不可少的。这番话,对富人来说也是一样,他们不能充分考虑从热情的思考或冷静的研究中得出来的远大理想使他们获得坚强的性格以作为重大决定的基础。请听一听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对于富贵人物是怎么说的:“那些富贵人物对于他们借以取得社会称赞和羡慕的低廉代价是否无所感觉?他们是否想到这种羡慕对于他像对于别人一样必须以血汗来换取呢?年轻的贵族由于祖先的德行使他们高踞于众人之上,他们懂得依靠什么重要的成就,来维持他们地位的尊严,来使他们无愧高踞于众人之上的优越地位吗?它是由于学识、勤劳、忍耐、自制或任何其他品德而得到的吗?由于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被人注意,因之他就养成了对于自己的每一种日常行为的细节都留意的习惯,并且研究怎样可以十分恰当地完成所有那些琐屑的责任。由于他感到别人对他是多么注意,人们怎样倾向于赞同他的一切嗜好,他在一般场合下的行动也就表现出了这种思想自然会引起来的随随便便和昂首阔步。他的风度、仪表,一举一动全都标志着他有高雅的优越感,这些都是那些生来地位卑下的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仗着这些手段,使人们更容易地屈服在他的权威之下,以便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们的好恶;而且在这方面他很少失望过。由地位和优越感所支持的这些手段,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足以统治世界的。路易十四在他统治时期的大部分年代里,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都被认为是一个伟大君主的最完美的典型。他获得这样高的声誉,究竟他有什么天才和品德呢?是因为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十分慎重和坚持正义吗?是因为这些措施遇到数不清的危险和困难吗?或是因为他贯彻措施时具有孜孜不倦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吗?还是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正确的判断力或是英勇的胆量呢?这些品质他一点也没有!但是他首先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因而在各国国王当中占据最高的地位;其次,照他的史官所说,‘他在雍容华贵的风度上和优美庄严的容貌上超过了他的所有廷臣。他的嗓音高贵而动人,使他深得在他威严之下的那些人的倾心,他有一种只能与他和他的地位相称的步法和姿态,同样的步法和姿态如果表现在任何其他人身上就会显得滑稽可笑。那些和他谈话的人所感到的局促不安,更增加了他的暗中自满,而感到自己的优越。’这些无足轻重的成就,加之他的地位,此外无疑还有一定程度的其他才能和德行(不过不见得远远超过一般常人),这些似乎就使这位君主受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重视,甚至还得到了后代人很大的敬仰。在他的时代,在他的面前,一切其他的德行与上面所说的一切比起来,似乎都毫无可取。学识、勤勉、豪迈气概和慈善施舍等等美德在它们面前都拜倒在地,受尽羞辱,而完全丧失了尊严。”

妇女也是由于具有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而自认为“完人”,因而改变了万物的本性:

她所要做的或想说的似乎都是最聪明的,最善良的,最周到的和最美好的;

一切较高深的学识在她面前要拜倒而降低身份。

智慧在与她谈论时

也会赧然词穷显得那么愚蠢;

权威和理性对她的差遣,

也都是奉命唯谨。

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她的可爱动人之上的!

继续比较下去,我们看到:在中等社会里,男人在青年时代是为了未来的事业而受教育的,并且不把结婚看作是生活中的大事;而妇女则正相反,没有其他计划来增加她们的才能。使她们念念不忘的,不是事业、伟大的计划或远大的抱负;不是的,她们的思想并没有用在建立这些宏伟的整体结构上。要想青云直上并且能任意尽情享乐,她们就必须为了有利可图而结婚;她们为达到这个目的牺牲了她们的光阴并合法地出卖了她们的身体。男人一旦就业,就一直把目光集中在某些未来的利益上(因为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意志也就坚强起来),并且因为整个时间都用在事业上,所以享乐只被看成是暂时的休息;而妇女却把追求享乐作为生活的主要目的。事实上,由于她们从社会中受到的教育,爱好享乐可以说支配了所有女性,但是这就能证明灵魂有性别之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在摧毁人性的专制制度下形成其性格的法国廷臣,不能算是男人,也将同样成为合理的了,因为自由、德行和人性都因爱好享乐和虚荣而被牺牲了。爱好享乐和虚荣一直是统治整个人类的致命的欲望!

按照她们的整个教育方针所培养起来的爱好享乐,在多数情况下,使她们的行为趋向于琐碎的事物;例如,她们总是关心那些次要的事情;并且总是注意那些希奇的事情而不去尽自己的责任。

男人当他开始踏上他的旅程时,一般地说是有目标的;妇女则多注意偶然的遭际,在途程中可能发生的新鲜事;她注意她可能给她的旅伴造成的印象;尤其重要的是,她专心致志于她的服饰。每当她出现在一个新的场合时,或是按法国人惯用的说法,当她意欲轰动一时的时候,服饰就更成了她的身体的一部分。只是留心这些琐细事物的人,还能有精神上的尊严么?

总而言之,一般的妇女和富有的男女一样,她们获得了文明社会的一切愚蠢和邪恶,却丢掉了文明社会的有益成果。我无须时时表明:我是指整个女性而言,至于例外则不在本问题范围之内。一般的女性,感官受到了刺激,智力遭到了忽视,结果她们成为她们感官的俘虏,并且美其名曰敏感;每逢偶然的感情激动,就可以使她们不由自主。因此文明社会的妇女由于错误的教养而变得如此软弱,以至于在道德方面,她们的情况还远不如听其自然所能达到的程度。她们永远是那么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她们的过度的敏感不但使她们自己不舒服,而且也使别人——说得轻一点——感到讨厌。当她们应该运用理智的时候,她们整个思想都集中到那些能够刺激起感情的事物上去。她们的行为是不坚定的,她们的意见是摇摆不定的——不是从慎重考虑或进步观点产生的摇摆不定,而是从矛盾的感情产生的摇摆不定。她们由于一时高兴和冲动,对许多事情都具有热情;然而这种热情决不会集中成为坚忍不拔的力量,很快地就会冷下来;等到热情自行消散,或遇到其他在理性上决不予以重视的、一瞥即逝的感情时,就产生了无所谓的态度。培养一个人的心灵只在于激起感情,肯定是一种真正的不幸!激起感情和使感情坚强之间是应该有区别的。这样放纵感情而不养成判断力,还能期望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结果是一种疯狂和愚蠢的混合物!

这种看法不应只限于对女性适用,不过在目前,我只把它用在女人身上而已。

小说、音乐、诗歌和风流韵事都有助于使妇女成为有感性的人;因此在她们正在获取成就的期间,她们就被培养成了一种痴情的性格;这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刺激她们所取得的唯一的进步。过分偏重感情当然会削弱心灵方面的其他力量,并且妨碍了智力发展到统治一切的程度。一个有理性的人要想有益于人和满足于自己的地位,智力是应该达到这种程度的。随着生命的发展,运用理智是克制情欲的唯一方法,这是自然的道理。

享乐过度就会造成另外一种后果,我曾经常常因为看到对于精神毁灭的一段有力的描写而深受感动,所说的是一个人在精神上连续不断地渴望享受,但身体已经受伤,除感觉器官外,对于任何事物都不能感到乐趣。然而,妇女却变成了她们的感官的奴隶,因为她们就是靠着敏感来取得她们现在的权力的。

道德学家是不是想要主张:这就是应该鼓励人类半数——女人——以一种无动于衷和愚蠢默认的态度所处的状态呢?仁慈的导师们!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也许说是为了保持天真;他们的意思是说保持一种幼稚状态。除非创造我们的必要是能够使男性获得理性的高贵权利,分辨善恶的能力,而我们却躺在来自于其中的尘土里永远不再翻身,否则我们倒不如根本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妇女由于一种流行的意见陷入各种各样的卑贱、忧虑和悲哀之中,要想叙述这些情形是一言难尽的,这种意见认为妇女与其说生来是运用理智的,不如说生来就是凭感受的,认为她们要取得一切极力必须靠她们的魅力和软弱,即:

缺陷美和可爱的软弱!

由于可爱的软弱,除了用不正当的统治取得的一些东西而外,她们完全依赖于男人,不仅要他们保护,而且还要听他们的忠告。那么她们不能尽到只由理性才能指出的责任,经受不住旨在加强她们的心智的考验而退缩不前,只是费尽心思在自己的缺点上面披上一层美丽的外衣,以便在酒色之徒的心目中加强自己的诱惑力,也就不足惊奇了,尽管这样使她们降低到不道德的地步。

她们是不折不扣的脆弱,她们不得不仰望男人来取得一切可熊的慰藉。即使是遇到最微小的“惊险”,也纠缠着他们来保护,像个寄生虫似的粘住男人,可怜地要求援助;于是她们的当然保护者伸出臂膀或高声呼喊来保护这些可爱的吓得发抖的人,保护她们免遭什么危险呢?也许是老牛的一声吼叫,也许是老鼠的一窜;一只大老鼠可能被看做是个严重危险。纵使她们是柔媚漂亮的;就理性或甚至常识来说,怎么能使这些人不受到轻视呢?

这些恐惧若不是装腔作势的话,可能产生一些讨人喜欢的姿态;但是这些姿态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低能,妇女在这方面不知不觉地降低了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身份,——因为爱情和尊重是极不相同的两件事。

如果允许女孩子受到足够的锻练,不把她们关闭在不透气的屋子中,直到她们的筋肉变得松弛无力、消化机能遭到破坏的话,我坚决相信我们决不会看到这些幼稚的现象。进一步说,假使女孩子的胆小不受到培养,或者说不被制造出来,而是像对待男孩子的怯懦那样来对待它,我想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妇女具有更为尊严的形象。不错,那时她们不再同样适合于被称作在男人生活道路上微笑的鲜花;但是她们一定是社会上更受尊敬的成员,并在她们自己理性的光照之下,来完成人生的重要责任。卢梭说:“照教育男性那样来教育女性,她们和我们男性越相像,她们支配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这点也正是我的目的。我不希望她们有支配男人的力量;而是希望她们有力量支配自己。

我还听见人们持有同样歪曲的论调来反对穷人受教育;因为许多论调是以贵族阶级设想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他们说:“教穷人读书写字就是你让他们脱离上天所给他们安排的地位。”有一个善于词令的法国人曾经反驳了他们,我要借用他的意见:“但是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使一个人成为一只野兽,那么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看到这个人会变成一头凶恶的猛兽。没有知识就不能有道德。”

无知是德行的跪弱基础!然而,无知是女性本身必备的条伴,这样的论点一直是那些最热烈主张男人优越的著述家们所坚持着的。男人的优越不是程度上的优越,而是他们胡作非为上的优越;虽然,为了使别人不反对这个论点,他们以骑士般的宽大胸怀,竭力证明不应该对男女两性做比较;男人生来是运用理智的,女人生来是凭感觉的:灵魂和肉体合起来,由于可喜地把理性与感觉掺合为一个性格,而造成了一个最完美的整体。

敏感究竟是什么?“感受快,知觉快,敏锐的感觉。”这是约翰逊博士给敏感下的定义;可是这个定义所给我的概念,只不过是最精致简练的直觉概念。不论在感觉上或在实质上,我都看不出有一点神的表象痕迹。无论经过多少次推敲,它仍然属于官能的;这里没有理智存在;火永远不能把铅炼成金子!

我再回到我的旧论点上来:如果承认妇女有不灭的灵魂,那么作为人生的任务,她一定有一种有待发展的理智。当她们为了使现状更加美好(虽然一切事物都证明现状不过是庞大总体的极小一部分),为了眼前的满足而忘却伟大目标时,她们就破坏了天性;不然她生下来就只是为了繁殖和腐朽,再不然就是承认种类繁多的禽兽都具有灵魂(虽然不是有理性的),它们运用本能和感觉可能是在今世采取的一个步骤,以准备在来世取得理性。因此它们将永远落在人类的后边,而人类为什么从生存一开始就有取得理性的能力,则是我们说不出来的。

当我也像讨论一个公民或者一个作父亲的特殊责任那样来计论妇女的特殊责任时,人们将看到我并无意暗示她们(就多数人来说)应该脱离家庭生活。培根说:“有妻子儿女的人就等于给命运作了抵押;因为他们是伟大事业的障碍,不论这种事业是美好的或是有害的,最美好的事业和对社会最伟大的贡献无疑地都出于那些独身的或没有子女的人。”我对于妇女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社会的福利并不是建立在出类拔苹的人们的努力上;假使社会组织得比较合理,那么就更不需要伟大才能或崇高的美德。

在管理家庭和教育子女方面,特别需要理智,在真正意义上的理智,——身心两方面都坚强有力:然而那些通过其著述处心积虑地主张把妇女豢养在家中的男人们,却采用了由粗俗的欲望(这种欲望已使餍足变成挑三拣四)支配的论点,竭力使妇女的身体软弱无力并且束缚她们的思想。但是,即使他们使用这些有害的方法,果真能够利用她们的感情说服了他们,使她们安居家中完成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那么我一定会慎重地反对这样的主张,即主张说服妇女使她们认识到完成这些重要责任是人生的目的,借此把妇女的行为引上正路,这种主张有损于理性。可是,根据经验,如果由于忽略了理智,她门却能够非常认真地追求知识并且同样地或更多地放弃这些家务,虽然人类中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那么我就可以做出结论说:理性乃是妇女正确地完成任何责任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并且我还要重复说一遍,敏感并不是理性。

我仍想把妇女和富人做比较,因为当男人忽视人类的责任时,妇女也会照样模仿;两者不假深思地被共同的潮流带着前进。财富和荣誉妨碍男人开阔他的理智,并且由于颠倒了先苦后乐的自然法则,削弱了他的一切能力。这个法则是从劳动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同样,妇女也可以不费力气地得到享乐——消磨精力的享乐。但是,在世袭的财产没有挥霍殆尽以前,我们如何能希望男人以品德为荣?此时女性仍会以最简便的方法去支配男人,忽视她们的乏味的家务,去尽情享乐,虚度年华。

有位作家说:“女人的力量在于她的敏感”;而男人没有注意到由此产生的后果,就竭力使这种力量盖过一切其他的力量。那些经常运用自己的敏感的人最富于敏感,例如诗人、画家、作曲家等。

但是在这样牺牲理性,甚至于牺牲想像力而增加了敏感之后,明哲的男人为什么对她们的善变还要不满呢?男性对女性的注意,对女性的敏感特别起作用,她们由幼年时代起即开始训练这种感应了。丈夫不可能长期地以必要的热情献殷勤去刺激活跃的情感,因此,她那已习惯干活跃的情感的心就转向了新情人,或是默默地枯萎下去,成为美德或谨慎的掳获品。我的意思是说,当她的心真正已经变成那样敏感的时候,她的趣味也就形成了;因为我在时髦的社交生活中所见到的一切,使我能这样下结论:现在的教育方式和我所反对的两性交往方式所培养起来的常常是虚荣心而不是敏感;而女人的卖弄风情也往往是出于虚荣心,而不是出于因过分的敏感自然会造成的善变。

另外一个对我说来很有分量的论点,我想对于每一个相当仁慈的人都会有些说服力。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孩子,往往被父母残酷地抛弃而没有丝毫生活物资,因而当然就不仅要依靠理性,而且也要依靠弟兄的供养。这些弟兄,从最好的方面设想,都是些善良的人,他们把同一父母所主的子女应该有同样权利的东西当作一种恩赐给了她们。在这种不明显的屈辱处境中,一个驯顺的女性可能相当舒适地维持一个时期。但是一旦弟兄结了婚,——这是可能的情形——她就不再被看作是家庭的女主人而是一个讨厌的侵入者,成为男主人和他的新伴侣的慈善事业的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那许多在身心两方面都同样屠弱的不幸生灵,在这样的情况下既不能工作,又耻于乞讨,谁能说出她所遭受的痛苦呢?那位妻子,一位冷淡无情、心胸狭隘的女人——这个假设不能视为不正当,因为目前的教育方式并不打算使妇女心胸开阔和理智豁达——看到丈夫对他的亲属表现一点仁慈,就要产生嫉妒;她的敏感还没有达到合乎人情的地步,所以看到她的子女的财产,浪费在一个无依无靠的姐妹身上,就满心感到不快。

这些都是实际情况,它们一再出现在我的眼前。其结果是很明显的:妻子用狡猾的手段暗中去破坏她所不敢公然反对的平常的手足之情;她不惜利用她的泪水和抚爱,直到这个“奸细”被逐出她的家门之外,毫无准备地面对世道艰难,被抛到社会上去;或者这位妻子表示一种极大的仁慈——也许出于某种惯例的考虑,送给这个女人一笔勉强能够维持生活的款项,于是她带着这笔钱和未经培养的心灵去过一种郁郁不乐的孤独生活。

这两个女人在理性和人情两方面可能是半斤八两,如果调换一下位置的话,她们可能扮演同样的自私的角色;但是,假如她们所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教育的话,情况也就会迥然不同。作妻子的不致再有那种自我中心的感觉,理性会教导她不要希冀丈夫的爱情,更不要以这种爱情为骄傲,假使那种爱情使他破坏了他的重要的责任,她也不会仅仅因丈夫爱她,她才爱他的丈夫,而是因为他的德行;那个做姐妹的也可能自己去奋斗,而不至寄人篱下,依人为生。

我的确相信感情和理智一样是靠培养和靠官能的加强(这一点可能不太明显)来启发的。我现在不是在谈瞬间即逝的敏感,而在谈爱情。在两性教育中最困难的一件工作,也许就是安排这样一种教导,那就是既不限制他们的理智,同时也使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由青春时期应该激发起来的活力所温暖的感情,也不要因为把思想用在离开生活较远的研究上而使感情陷于冷淡。

在妇女方面,当她们接受了经过周密考虑过的教育以后,她或是成为高雅的,充满离奇幻想的,多愁善感的贵妇,或者仅仅是个会当家的主妇。后者常常是亲切、诚实的人,有聪敏的良好理性和世俗的谨慎,她们虽然缺乏远大志向和风趣,但是和那些文雅多愁善感的贵妇人比起来往往是社会上更有用的成员。知识界的门对她们是关闭的。离开家庭生活和四周的环境她们就无事可做;精神找不到寄托,因为文学虽然是丰富的消遣资料,但是她们从来没有想到去欣赏它,并且还往往加以蔑视。那些受到更多教养的女性的感情和趣味在她们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即使对于那些由于机会和家庭关系使她们热爱的人也是如此;至于那些仅仅相识的人们,她们就认为那是装腔作势。

一个有见识的男人之所以爱这种妇女,只是因为她是女性;之所以尊敬她,是因为她是个可靠的仆人。为了自己图清静,就任凭她去责骂仆婢,让她穿上等材料缝制的衣服到教堂去。一个与她的智力相等的男人,大概就不会同她和美相处,因为他可能希望侵犯她的特权,并由他自己来管理一些家务;然而妇女由于她们的心胸未被培养得广阔,她们固有的自私自利的感觉没有由于深思而变得宽洪大量,是极不适合于管理家庭的,因为由于她们权力的过分扩张,往往采用专断的方式来维持只凭豪富建立起来的优越地位。这种恶行,有时更为严重,仆人得不到丝毫自由,她为了盛宴款待高贵的女宾或为了在邻里之间夸耀她的服饰和排场,不惜使仆人们做力所不及的工作。她照管子女的时候,一般是极尽奢华地来打扮他们;这种爱护无论是出于虚荣或是出于溺爱,都同样是有害的。

此外,有多少妇女整天都郁郁不乐地过日子,或者至少在她们的晚上都郁郁不乐。她们的丈夫承认她们是精干的管家人和忠贞的妻子,但是却离开家去寻找更有趣的——请允许我用一个意味深长的法国字——富有刺激性的(piquant)交际;这个有耐性的苦人儿,就像磨房中蒙了眼睛的驴子一样,完成了她的工作,但是她应得的报酬却落了空,她应得的工资就是她丈夫的爱抚;自身具有极少资本的妇女,决不能忍受这种剥夺自然权利的行为。

高雅的贵妇人正相反,对她们的教导是用蔑视的眼光来对待日常的生活琐事,虽然她自己只不过稍具一点在程度上略胜于常识的才能;因为严格地说来,即使是体力方面的才能,除非她的智力因锻炼而加强,否则也不可能达到任何精确的程度。趣味没有原则作为基础,不免是肤浅的;美质必须从比模仿更为深刻的东西中产生出来。但是,一旦幻想被刺激起来,感情即使没有失去天真,也就变得过于苛求,或者心地虽然仍保持着纯洁,却不能取得恰当的判断,尽管它变得非常温和。

这些妇女往往都是可爱的,和那个手胼足胝的家庭苦工比起来,实际上在她们心里对于一般的仁慈更加敏感,对于生活文明他的感情有更多的感受;但是,由于缺乏适当分量的深思和自制力。他们只能唤起爱情,在她们得到丈夫的爱情时,成为他们的情妇,并且成为丈夫的男性相识的精神恋爱的朋友。这些都是造化方面的美好缺陷;她们被创造出来,似乎不是为了享有异性的友谊,而是为了把男人从正在堕落到绝对的兽性中解救出来,解救的办法是磨去他性格上粗鄙的棱角,并且尽量调情嬉戏使他的亲近女性的欲念不失体面。全人类的仁慈创造者啊!你创造出女人这样一种生物,她能在你的造物中探索到你的智慧,并且感觉到由于你的品质高于她的之上,你是独一无二的,难道她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目的吗,她能够相信她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必须向与她相等的男人——和她一样被送到这个世界上来以取得美德的生灵——表示屈服吗?当她的灵魂能够上升到你的身边时,她能够同意她的生存仅仅是为了取悦于男人,作为世界上的点缀品吗?当她应该与男人一同登上知识的险峻峭壁时,她能够就那样无所事事地呆在那里,依靠男人运用他的理性吗?

倘若爱情是一种至善的美德,那就只教育妇女去激发爱情,让她们发挥所有的魅力去麻醉人们的感官吧;但是倘若她们是有道德的人,那就应该让她们有机会变成有才智的人;让她们对男人的爱只是普遍的爱中热情洋溢的一部分,普遍的爱施于全体人类之后升华成为对上帝的感恩的崇拜。

履行家务方面的责任需要很大的决心,并且也需要真正的毅力。这种毅力是需要比感情更坚固的东西来支持的——不管那种感情是多么强烈和多么真挚。要作一个井然有序的榜样,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在行为上采取严格克已的态度,而这是一个自幼就受其感觉驱使的人所做不到的。任何人从理性上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必须有一个管教计划,并且在履行最简单的责任时,我们也常常不能不违背我们一时出现的慈悲心的怜悯来管教。严厉往往是热爱的最可靠的和最崇高的证明;由于缺乏控制这种感情的力量,由于缺乏崇高威严的爱(这种爱使人意识到被爱者的未来幸福比他的眼前的满足更重要),所以许多溺爱的母亲惯坏了她们的子女,从而发生了一个疑问:究竟忽视和纵容哪一种害处最大?据我想,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

人类似乎都认为孩子在童年时期应该由母亲来管教。现在,从我所能观察到的一切情况看来,富于敏感的妇女最不适于这项工作,因为她们必然为感情所驱使,惯坏了一个儿童的性情。性格的培养是教育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一部分,需要根据理性做沉着冷静的观察;管教计划既不是专横压制的,也不是溺爱纵容的,而富于敏感的人则不是陷入这个极端就是陷入那个极端,始终不能做得恰如其分。我曾经根据这种推理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一个有天才的人最不适于从事教育工作,无论是学校教育或是家庭教育。这类比较罕见的人对事物的看法过于笼统,并且难得(假如曾经有过)有好的性情。经常平心静气,我们通常所谓的好脾气,也许是难得与伟大的智力或强烈的感情相结合的。有些人以好奇和羡慕的心情追随奔放不羁的天才,或是以比较冷静的赞许心情,吸取渊博的思想家苦心为他们准备的教训,一旦他们发现天才人物暴躁易怒和思想家们愁眉苦脸,他们是不应该感到厌恶的。因为活跃的想像力和极强的理解力与有礼貌的谦恭文雅是难以相容的,这种谦恭文雅至少会使一个人屈从于别人的主张和偏见,而不是直率地对抗这些主张和偏见。

但是在讨论教育或者礼貌问题时,可以不去考虑那些智力卓越的人,可以让他们听其自然;现在需要研究的乃是广大群众,他们的能力平乎,要求受教育,并且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对于这些可敬的群众,我主张无论男女都不应当在安逸、怠情他温床中增加他们的情感而牺牲他们的理智;因为除非有智力作为基础,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也不会成为自由的人:一个建立在财产或者真正才能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人物,将永远使那些在情感上时而怯懦时而凶猛的奴隶在它面前屈服。

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提出许多似乎有道理的论点,他们认为男人在道德上和身体上常常看不起妇女是根据自然之理。我必须评介几个这样的论点。

人们在谈到女性的理智时,往往带有藐视的口吻,认为女性智力比男性智力成熟得早。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不准备引用考利、弥尔顿和蒲伯等人的早熟的理性和天才来证明,而只是凭经验来断定青年男子很早涉足社会(这样的例子现在很多),是否会同样有这种早熟现象。只要一提到早熟现象,就会使所有出入社交界的人想到:一群装模作样的小大人,在他们正应该转陀螺,滚铁环的时候,却被送进成人社会,因此他们的智力是有限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某些博物学家也主张男人在三十岁以前还没有充分发育成熟,而女性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成熟了。我认为他们的立论的根据是不正确的,他们被男性偏见引入迷途,认为“美”是女人的完全成熟,他们以庸俗的眼光来理解“美”这个词,认为它只是面貌和容颜的美,而男人的美,则可以和心灵有若干关系。就体力和法国人所谓面相(physionomie)的那种面貌特征而言,妇女和男人一样,三十岁前还没有发育完全。孩子们的天真顽皮确实可爱,使人高兴,然而等到少年的可爱的朝气已经消失,这些天真的表现就会成为装腔作势,并使每一个有鉴赏力的人讨厌。在女孩子的面容上,我们所要看到的是活泼愉快和羞涩靦觍;但是青春一过,我们希望在她们的脸上看到的就是比较稳重的意味和情欲的迹象,而不再是血气旺盛的笑靥;希望看到她们的个人性格——这是巩固爱情的唯一条件。这时我们希望同她们谈话而不去爱抚她们;希望我们有发挥想像力和表白内心感受的机会。

在二十岁时男女两性的美是相同的;但是男性的放荡使他认为有差别,而已经衰老的风流女子一般也具同样的见解;因为她们当撒娇献媚不能再刺激起爱情的时候,就在青春活力和保持青春上下功夫。法国人的美的概念中包括更多的心灵之美,所以他们认为三十岁的妇女才是最美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认为当青春活泼被理性和严肃认真的性格(它标志成熟或停止发育)取而代之以后,妇女才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在二十岁以前的少年时代,身体正在发育,由二十到三十岁体格渐渐达到结实的程度;柔软的肌肉一天一天地坚强起来,使面容上显出了特征;这也就是说,它们以命运的铁笔描画出内心的活动,不仅告诉我们有些什么内在的力量,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些力量是怎样被运用的。

有一点应当注意到,凡是成熟晚的动物都是生命最长的,并且是最名贵的品种。但是,男人在长寿上,却不能说有任何天赋的优越性,因为大自然并没有使男性在寿命方面有什么特殊。

多妻制是另一个贬低妇女身份的具体表现。人们从已经证明了的事实中寻找似乎有理的理由为破坏一切家庭道德的风俗习惯作辩护,这样的事实就是,凡是实行多妻制的国家,出生的孩子中女的多于男的,这看起来好像出于自然的缘故,既然是出于自然,合理的想法显然就必须对自然屈服。显而易见,进一步的结论是:多妻制是必要的,妇女必然要低劣于男人,并且是为男人而创造的。

我们对于胎儿在于宫中形成的情况是很不清楚的;但是女多于男这种现象,我以为可能出于偶然的身体上的原因,并且证明它不是出于什么自然的法则。我在福斯特所著《南海群岛游记》中看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恰当的评论正可以用来说明我的意见。他观察到:在动物的两性中,体质最强健和情感最热烈的往往占优势并且生产出它的同类:随后他补充说:假使把这一观察结果应用到非洲居民身上,很显然,那里习惯于多妻制的男人们,由于在许多女人身上纵欲而衰弱,所以他们的精力就比较不足;而那里的妇女正相反是比较热情的,这不仅是因为她们有更易于受刺激的神经,更敏感的身体组织和活跃的想像力;而且同样也因为她们在结婚生活中,被剥夺了所应得的肉体之爱,在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这种爱应该全部属于她们;由于以上几种原因,遂致所主的孩子女多于男。“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最精确的死亡率记录表证明:男女的比例数几乎相等,或者,如果有差别,也是出生的男子多于女子,其比例数为105与100。”

由此可见,多妻制是没有必要的;不过,当男人诱奸了一个女人,我想这应该被称作“左手婚姻”,那个男人在法律上是应该负起赡养那个女人和她的子女的责任的,除非因通奸造成的自然离异使那一条法律无效。只要由于妇女的软弱造成诱奸,而“诱奸”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她们意志薄弱和缺乏原则的辩护,这条法律就应一直有效;不仅如此,在她们仍以依靠男人为生,而不用自己的体力或脑力劳动来谋生的时候;这条法律也是不应该废除的。但是就这种关系的全部意义来说,这些妇女是不应该被称为妻子的,否则结婚的真正目的就要遭到破坏,而一切出自个人忠实、使男女结合圣洁并表示亲爱的感情,在既无爱情又无友情地把两个人的心联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变成为自私利己的行为。那个对她子女的父亲表示忠诚的女子,需要受到尊敬,不应该被当作一个出卖贞操的女人看待;虽然我毫不犹豫地承认,男女为了生养后代确有同居的必要,但是男人的妻子超过一个,这决不是自然应有之意。

虽然我十分尊重婚姻制度,把它看作是几乎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但我仍然不能不对那些被摒弃于社会之外的不幸女性表示深切的同情;她们因为一步走错就被夺去了爱情和被断绝了亲属关系,而这些关系都是有利于心地和思想的发展的。甚至常常不应该说这是她们的“过错”;因为许多天真的女孩子由于真诚和钟情而变成受骗的傻子,而更多的是在她们还不明白美德和恶行的区别的时候,说得重一点,就被毁灭了;她们所受的教育使她们伤风败俗,所以她们弄得名誉扫地。收容所和救济院都不是这种弊害的正当补救办法。世界上所缺少的是公平正义,而不是慈善施舍!

已经丧失了名誉的女人想像她已经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地步,至于要想恢复她以前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努力也不会洗去这个污点。这样失去一切鼓舞的力量,而又没有其他维持生活的办法,于是卖淫就成了她唯一的出路。由于环境的关系,她的品格很快地堕落下去;除非她具有异乎寻常的理智和崇高的精神,这个可怜人对于这些环境是无能为力的。男性从无必要以出卖贞操为职业;而被迫逐步地走上这条罪恶道路的妇女则不可胜数。但这在极大程度上产生于妇女所受的好吃懒做的教育;她们经常被教导仰仗男人来维持生活,并且把她们的身体看做是男人尽力赡养她们应得的报酬。娼妓习气和整套淫荡学问与食欲或虚荣相比是一种更强有力的刺激;这种批评使一种流行的意见获得了力量,那就是妇女一旦失去贞操就失去一切可尊敬的东西。她的品格决定于遵守一种美德,虽然她心中所孕育着的唯一情欲是爱情。不仅如此,妇女的荣誉甚至于不能由她自己的意志来决定。

当理查逊使克拉丽莎对洛弗拉斯说他破坏了她的名誉的时候,他一定是对于荣誉和美德抱有奇怪的想法。因为一个能不经自己同意而被认为堕落了的人的处境是一切悲惨处境当中最悲惨的!我曾经听见有人替这种严酷的过分行为辩解,认为它是有益的错误。我要用莱布尼茨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错误往往是有益的;但那一般是为了纠正其他错误。”

世间许多有害的事情都是由于过分地要求眼前享受而产主的。在婚后要求妇女服从就属于这一类:心灵由于倚赖权威而自然被削弱,从来没有发挥过力量,这样,那个顺从的妻子也就成了一个软弱、懒惰的母亲。或者,假定这不是一般常见的后果,但是在只培养她们的消极品德时,就很少考虑到她们将来的生存。因为,在讨论到道德时,特别是在指女性道德而言的时候,作家们总是在一种非常狭窄的意义上来考虑美德这个词,他们以单身一人的世俗功利作为它的基础;不仅如此,而且给这个伟大的建筑物设置了一个更为软弱的根基,也就是说把男人的反复无常、动摇不定的感觉当作美德的标准。是的,美德正如宗教一样,已经是由趣味来决定的了。

男人妄想从女性那里取得人生的重要乐趣,他们就急于使女性趋于堕落,于是男人的虚妄的荒唐可笑触目皆是,这种情形即使不使我们受感动,也会引起我们的轻蔑的讪笑。我常常十分自信地用蒲伯的讽刺来反责男人;或者坦白地说,他的那种讽刺在我看来是适用于全人类的。人类似乎不是爱权势就是爱享乐;那个在家庭的小圈子中统摄一切的丈夫只想到他个人的享乐和方便。长此下去,无节制地爱好享受,确实会使某些谨慎的男人或者那些为有个可靠的姘居者而已婚的浪荡公子陷入这样的地步,以至他们自己的妻子走入歧途。海门赶走了廉耻,贞洁的爱情也就逃之夭夭了。

如果把爱看成是一种兽欲,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这种欲火本身的熄灭,可以说就是爱情的突然死亡。但因此而变得放荡的妻子就要设法弥补由于丧失了丈夫的殷勤而遗留下来的空虚;因为在她被当作女神一般对待以后,她就不能再满足于仅仅作一名高级的女仆。她仍然体态优美,她不把钟爱转移到子女身上,而只是梦想享受生命的欢快。此外,有许多丈夫非常缺乏常识和父爱,在最初的耽于淫欲的兴奋状态下,不准他们的妻子亲自哺乳子女。她们只是为打扮起来取悦丈夫而生活,因此,当一种责任的履行为纵欲而牺牲的时候,爱情即使是纯洁的爱情,不久也就沦为淫荡。——

对外貌的爱恋是值得庆幸的友情基础;但是,当两个品德优秀的青年结婚以后,如果能有某种情况使他们的情欲受到阻碍,如果回忆以前的爱慕或是失去的恋情,至少能使他们一方面成为一个建立在敬重上的伴侣,那也许是可以庆幸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展望将来,并且制定一个调节友情的计划,以使整个一生成为可尊敬的,这种友情只有死神才能把它拆开。

友情是一种严肃的感情;因为它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并且是依靠时间巩固起来的,所以是一切感情中最崇高的感情。爱情可以说正好相反。爱情和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能在同一个人的心里存在;它们即使是由不同的若干对象所激发起来的,也要互相削弱或破坏,而对于同一个对象,则只能先后存在。对空虚的恐惧和因喜爱而造成的妒嫉,一旦遇到适当时机用巧妙方法来加温,就可以煽起爱情之火焰,可是两者都不能与友情的无间信任和真诚敬重并存不悖。

天才家们的妙笔所描画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或者只存在于那些作这种危险描绘的人们之美妙热烈的幻想中。我之所以说危险,是因为这种描绘不仅为那些以多情善感之名来掩饰纯粹肉欲的好色之徒提供一种好听的借口,而且还散布弄虚作假的风气和败坏道德的尊严。按美德本身的词义来讲,即使看来不是严厉的,也是严肃的;那么要想以享乐的外衣骗取它(因为这个词常常被用来表示美丽),就无异于在流沙之上抬高它的地位。这是以表面的尊重来促使它堕落的最阴险企图。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美德和享乐并不像某些善辩的作家所努力证明的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享乐为我们准备了行将凋谢的花冠和令人沉醉的旨酒;但是美德所给的果实是劳动的报酬,随着它的成熟我们逐渐看到了它,它只给我们以平静的满足;不仅如此,而且看来好像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却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面包是生活中的普通食物,它支持身体并维护健康,但很少把它看做是一种上天的恩赐;羊羔美酒使人精神振奋,大饱口福,虽然疾病甚至死亡潜伏其中,但人们还是喜欢盛宴。借用这个比喻,那种富于活泼热烈幻想的人,同样地像幻想用大胆从天上彩虹中窃取来的鲜明色彩描绘一切其他图画一样绘出一幅爱情的图画,这幅画表明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遭到非难的人想要用追求一种达不到的尽善尽美来证明爱情的高贵起源,他一直在追求他承认是瞬息即逝的梦幻。具有这种强烈色彩的幻想,能使虚无缥渺的东西得以存在,使一个人因现实生活索然寡味而自然产生的虚幻梦想得以巩固。所以它能用天国的魅力来描绘爱情,并沉迷在那个伟大的理想对象的身上——它能幻想出一定程度的互相爱慕,这种爱慕使灵魂趋于优美并且在引导人们达到极乐之境后也不会消灭;同时像虔诚的信仰一样,使它吸收了一切卑劣的感情和欲望。他们在彼此拥抱中就像置身在顶端已消失在云雾中的圣殿里一样,已经与尘世隔绝,凡是不能培养纯洁爱情和持久美德的思想和愿望都消失了。啊!持久的美德!令人尊敬的幻想家,卢梭!你的乐园很快就要为不速之客的闯入所破坏。如同弥尔顿的乐园一样,里面只能容纳天使或者是已经失去了有理性的人的尊严的人。快乐不是物质,它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可是每一个人对“幸福”(每人依自己的幻想各有其所设想的“幸福”)的热烈追求,却宣布人类是世界上的主宰,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他们不是接受快乐,而是要去取得快乐。因此,那些对情欲的虚幻骗人感到不满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所反对的,正是灵魂不朽的有力的证据。

让那些优越的人去纠正他们自己,为他们的经验付出巨大的代价吧,但是必须说明,我之所以希望用锻炼理智的方式来保卫妇女的心灵,目的并不是反对她们有强烈持久的情欲,而是反对那些浪漫的动摇的感情,因为那些天堂般的冥想,常常是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结果,不是活泼的幻想的结果。

妇女很少有足够严肃的事情来平静她们的感情;身边的琐事或虚荣的追求使她们耗尽身心两方面的精力,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只不过是个感官的对象。简单来说,整个女性教育(社会教育)的意图是要使那些处境最好的妇女变得浪漫、轻浮,要使其余的妇女变得虚荣和卑鄙。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我担心这种弊端是很少能够得到纠正的;假设另有一种比较远大的抱负能够取得优势的话,妇女或许可能比较接近自然和理性,并且随着她们的日趋高尚,而变得更有道德、更为有用。

但是,我还要冒昧地肯定,当人类大多数还是以在尘世上炫耀为主要愿望时,妇女的理性就永不会获得足够的力量来调节她们的行为。纯朴的爱情和最有益的美德都为这种不健康的愿望而牺牲了。女孩子结婚的目的,借用一句意味深长的俗话来说,就是为了富贵荣华,并且用全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一个特别有钱的男性前来求婚以前,决不陷入情网。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现在只须在这里提一下年轻妇女常常遭到成年人自私自利的精明谋算,以致她们的青春热情冷了下来,从而趋于堕落。

从这同一个来源产生了一种意见:认为女孩子应该把她们的大部分光阴用在针线活计方面;然而,因为这种事情把她们的思想限制在她们的身体装束上,所以比一切其他可能为她们挑选的事务更箝制了她们的才智。男人吩咐别人为他缝制服装,交代之后,就算完事;但是妇女要自己来缝制一切必需的或是作装饰用的服装,因而就喋喋不休地来谈这个问题;她们的思想也就随着她们的双手而活动。实际上使他们意志消沉的,不是因为缝制必要的服装,而是那些衣服上的花花朵朵。生活环境较差的妇女,为她的丈夫、孩子缝制衣服,是尽她的责任,这是她家庭事务的一部分;但是对那些既要穿得漂亮但又没条件备置而只好自己缝制服装的妇女,它的害处就不仅是时间上的损失。要使贫苦阶级的妇女有道德,就必须使她们有工作,那些中等阶级的妇女如果没有模仿贵族的时髦,不想取得清闲自在,正可以雇用这些贫苦妇女,同时她们自己就可以亲自来管理家务,教导子女和锻炼自己的心灵。园艺,文学和实验哲学可以提供给她们以思考的问题和谈话的资料,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她们的理智。那些并没有一天到晚不动地坐在椅上织花边、结丝带的法国妇女的谈话固然往往是肤浅的,但是我认为,和英国妇女比较起来,她们的谈话绝不像那些把光阴都消磨在小帽子、大帽子以及一切装饰品的把戏(更不用说买东西、讲生意等等)上的英国妇女的谈话那样枯燥无味。由于这些事情而堕落的正是那些正派的谨慎妇女,因为她们的动机单纯为了虚荣。那个运用她的审美力,使她的情欲变成诱惑力的荒唐女人,在她的心里另有一些别的想法。

这些意见都是根据以前我提出来并且无论怎样经常强调都不为过的总的意见推论出来的,因为在谈到男人、妇女或职业的时候,都可以看出,一般的性格和个人的性格都是由运用各种思想形成的。妇女的思想始终围着她个人的容貌身体转,那么她们把身体看作是最宝贵的又有什么奇怪呢?但是,即便就是为了身体的成长,也还是需要相当程度的心灵自由的,也许这就是某些温柔的妻子除了有女性的吸引力外很少有其他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此外,坐定不动的工作造成大多数妇女的病态——对于女性美的错误观念使她们以这种娇弱自豪,虽然这种娇弱是另一副枷锁,它使她们经常注意体态,因而束缚了心灵的活动。

有品格的妇女很少亲手裁制衣服,因而只运用她们的欣赏力,并且在她们化装完毕以后,不再去想那些装饰品,所以她们能够安闲自在:而那些单纯为修饰而修饰的妇女,在她们的举止上就很少出现这种现象。事实上,我对最富有才智的中等阶级所表示的意见,并不适用于全体妇女;因为那些上层社会的妇女,她们至少对于文学略知一二,并且由于时常与男人谈论一般性的问题,所以比起那些一味模仿她们的时髦和缺点而又未享有她们的利益的妇女,获有较多的知识。从广义上来说的美德,我在下层社会中见到的最多。许多贫困的妇女,以她们血汗来抚养子女,维持着因做父亲的人们有败行而行将离散的家庭;但是上流社会的妇女积懒成性,不积极地去修养品德,所以与其说文化使她们变得高雅,倒不如说使她们变得软弱。的确,我在那些难得有机会接受教育然而却表现出英勇行为的贫苦妇女中,见到她们所表现的良知良能,有力地证实了我的看法:一切琐碎无聊的事情使妇女成了琐碎无聊的人。男人占有女人的身体,而对她的思想却任其腐化;所以在肉体之爱损伤了男人的元气时(因为那是他所喜欢的消遣),他们就要进而奴役妇女:——谁能说出还要经过多少世代才能使这卑些贱奴隶的后代获得自由,具有生气勃勃的美德和才能?

在探索那些依我看来曾经使妇女堕落的原因时,我只谈到那些普遍影响整个女性的道德和行为的原因,并且我清楚地看到,这些原因全都是因缺乏理智而产生的。缺乏理智。究竟是因为身体的机能弱点还是因为偶然的官能缺点,只能有待时间来决定;因为我不准备强调那些曾受过男子教育,获得了勇气和毅力的少数妇女的例子;我只是认为男人处于同样环境下就会获得同样的品格——在这里我说的是一般的男性,至于那些才华出众的男人已从某一个阶层中产生出来,而在那个阶层中妇女却从来还没有取得地位。

第五章 驳斥某些作家把妇女看作可怜对象的近于污辱的谬论

在讨论妇女性格和教育问题的某些现代出版物中有些意见得到表面上合乎情理的支持,这就使得许多以更加轻率态度涉及女性问题的评论都带有这些意见的论调,我们现在要对这些意见做一番考查。

第一节

我将从卢梭开始,对于他关于妇女性格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作一个简明的概括,同时加以评论并提出一些意见。的确,我的评论都是从一些简单原则出发的,并且可以从我前面所说的一些话中推论出来;但是他的那套武断的理论提得非常巧妙,因而似乎有必要更详细周到地来加以批驳,因此我亲自来担任这项工作。

卢梭说苏菲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女人,正像爱弥儿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一样,要使她成为完美的女人,就必须研究自然赋予女性的性格。

他进一步就去证明妇女因为体力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的和被动的,从而推论说女人生来就是为取悦男人,服从男人,所以她的责任就是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就是她生存的伟大目的。不过,他对于色欲,还要给一点虚假的情面,因而说当男人在女人身上寻欢取乐时,他不可施加暴力,而是要凭女人的自愿。“因此我们从两性体质的差异上得出了第三个结论,那就是强者在表面上应该是主人,而实际上却应该依赖于弱者。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男人轻浮地向女人献殷勤或者由于他以保护者自居表现出的虚荣心,而是由于一种不变的自然法则;这种法则使女人很轻易地刺激男人的性欲,而她让男人满足性欲就比较困难,从而使男人要依女人的兴致为转移,迫使他反过来尽力取悦于女人,以便使她承认他是强者。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在他胜利的时候所感到最欢心的是不知道究竟是女人的软弱屈服于他的强力,还是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宠爱;而女性一般也都相当狡猾,对这个问题不给肯定的回答。在这方面,女性的想法也完全符合于她们的身体情况。她们不但不以自己的软弱为羞,反而以此为荣;她们的柔嫩的肌肉是没有抵抗力的;她们承认手无缚鸡之力,如果被人认为强悍健壮就会害羞。这些都是为什么呢?不仅是为了显得窈窕,而且是为了进行巧妙的预防。她们要先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并在她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能有一种表示软弱的权利。”

我引用这段文字,以免读者怀疑我有意歪曲作者的推理,来支持我自己的论点。我已肯定地说过,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来教育妇女,会养成她们狡猾放荡的习惯。

假定女人生来只是为取悦男人和服从男人的,那么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为了使她自己尽量迎合男人,她应该牺牲其他一切考虑;如果证明自我保存的兽欲是她命运的铁床,为了符合它,他的性格应该有所伸缩变化而不必考虑一切精神的或肉体的差异,那就让这种兽欲成为她一切行动的主要动力吧。但是如果像我想的那样,并且可以证明,甚至现世人生的目的,从整个情况来看,也遭到了建立在兽欲这种卑劣基础上的实践原则的破坏,那么我就可以怀疑,女人究竟是不是为男人而创造的;虽然这样会引起反对,说我轻视宗教,甚至说我主张无神论,但我还是要说:即使自天而降的天使对我说,摩西的优美而具有诗意的创世说以及关于人类堕落的记载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仍不能相信我的理性对我所说的会有损于神明;我不怕魔鬼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要大胆地说这是理性的启示,我不把我的弱点归咎于第一个引诱我们软弱女性的魔鬼的身上。

卢梭接着又说:现已证明男人和女人在气质和性格上不是而且不应当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便可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所受的教育也就必须有所不同。他们固然应当遵循自然的教训,在行动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不应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目的应该相同,但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应该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趣味和爱好也应有差异。

我无论是考虑女性的特殊使命,还是观察她们的爱好倾向,或是评论她们的责任义务,所有一切都同样向我指出了一种最适合于她们的特殊教育方式。女人和男人天生是要彼此依赖的,但是他们互相依赖的程度是不相等的。男人依赖女人仅仅是由于情欲,而女性依赖男人则不仅由于情欲,也是由于需要。我们没有女人比女人没有我们会生存得好一些。

因此妇女所受的教育,应该永远与男人有关系。使男人感到高兴,对我们男人有用,使我们爱她们、尊重她们,在我们幼年时期教育我们,在我们壮年时期关怀我们,劝诫和安慰我们,使我们生活舒服愉快,所有这些永远是女人的责任,也是她们从幼小时候起就应该受到的教育。只要我们不根据这个原则行事,我们就会远离目标,所有对她们的教导,既无助于她们的幸福也无助于男人的幸福。

女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装束,她们不满足于仅仅自己漂亮,而且还希望别人认为她们漂亮。从她们所有微露的表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她们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等到她们能理解你对她们说的话,只要我们对她们谈到别人对她们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想法,她们就会听从管束。然而,我们轻率地把同样的示意用在男孩子身上,就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男孩子只要听凭他任性去玩耍游戏,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是满不在乎的。男孩子要受这种示意的约束,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不管女孩子从哪里得到第一次这样的教训,总之那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既然在某种意义上光有身体没有灵魂,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培养身体;这个次序对两性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培养的目的却不同。培养男孩子要使他体力发达,培养女孩子则要她姿态妩媚。这并不是说体力或者美姿这样的品质应该只限于为男人或女人所专有,而只是说两性在这方面的培养次序是有主次之分的。女人自然也同样地需要体力,才能使她的动作优美,男人也同样地需要灵巧,才能使他们行动容易。

男孩子和女孩子有许多共同的游戏,而且是应该如此的;他们长大以后,不是也有许多共同的消遣吗?在这一方面,两性也各有适合于自己的特殊的爱好。男孩子喜欢喧闹和活跃的游戏,例如打鼓、抽陀螺、来回拖拉他的小车等;女孩子却喜欢展览物件和装饰品,例如镜子、小物件和布娃娃等;布娃娃是女性特别喜欢的玩具。由此我们看出她们的爱好明显地切合她们的使命。取悦于人的技艺在身上的表现,就在于打扮;这是孩子们所能学会的全部这种技艺。“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已经稳固建立起来的最初的癖好,对于这种癖好只要顺势利导就行了。这个小女孩当然渴望懂得怎样去打扮她的布娃娃,怎样制作它的袖结、裙边、头饰等等,要做这些东西,她不得不依靠她周围的人帮忙,以致感到这些东西完全由她白己动手来做,就更会使她高兴。因此,我们通常教给女孩子这种最初课程是很有道理的:这种课程不是我们给她们规定一项非做不可的工作,而是教给她们当前就对她们有用的一些东西,使她们得到恩惠。事实上她们几乎全都不愿意学习读书写字;但是非常喜欢掌握针线的用法。她们想像自己已经长大,并且高高兴兴地想到她们终有一天能够用这种本领打扮自己。”

这无疑仅仅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教育;但是并非只有卢梭一个人这样迂回其词地说出一个年轻女人仅有身体就很可以取悦于人,不必有任何思想,除非动物精神也算做思想。为了使身体孱弱,即某些人所说的美丽,于是就忽视了理智,女孩子被迫静坐,玩布娃娃和听那些无聊的谈话;长久成了习惯,其结果被认为是一种无可怀疑的自然象征。我知道卢梭的意见是青年时代的最初几年应当用来培养身体,虽然在教育爱弥儿的时候,他违背了这个意图;然而在增强体力(智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种体力)和仅仅使身体动作灵巧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应当注意到,卢梭的意见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提出来的。在那里取悦于人的艺术精益求精,共目的不过是减少恶行的粗鄙。他没有追溯到问题的本质,或者他的主要欲望妨碍了理性的运用,否则他不会作出这种草率的论断。

在法国,对于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后者的教育,仅仅是使她们讨人喜欢,修饰她们的外貌和注意表面的行为,在很小的时候,她们的心灵就被那些世俗伪善的告诫所腐蚀,以防止她们放肆无礼。我说的是过去的时代,女孩子同男孩子一样还不过是儿童的时候就不得不作的忏悔,以及虔诚信神的人们对她们提出的问题(我说这些都是根据可靠的事实),就足以使她们对女性性格产生印象;而且社会教育就是训练她们卖弄风情和取悦男人的学校。在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甚至更早些,女孩子就开始搔首弄姿并且不受斥责地来谈论着要以结婚来在社会上建立她们的地位。

简单说来,她们几乎从出生起就被当作成年妇女看待,她们所听到的全是恭维话而不是教训。这些都使得她们的心灵软弱;而有人设想造物主在创造后加的女人时,扮演了一个后母的角色。

但是,既然不许妇女有理智,那么使她们没有理性地屈服于权威自然就是合理的了;为了教育她们屈服,卢梭提出了下面的劝告:“女孩子应该活泼、勤勉,不仅如此,她们从小就应该受到管束。如果这样做对她们是一种苦楚的话,这些苦楚也同她们的性别分不开的;要是不受这种苦楚,她们日后就会遭到更痛苦的不幸。她们一生都必须顺从这种最经常、最严厉的约束,也就是礼仪的约束;所以有必要使她们很早就习惯于这种约束,以免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还要使她们习惯于克制她们的任性,以便使她们随时都能顺从别人的意志。假使她们果真喜欢不停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某些时候强迫她们把它放下来。当她们因过于迷恋最初不良的嗜好而日益变坏或走上邪路时,她们就会从中产生放荡、轻浮和反复无常等缺点。要避免这种弊病,我们就应该教育她们首先要克制自己。一个谨慎的女人,有时由于我们的荒谬的制度,而一生陷入永远自相矛盾的境界:让女性分担一下从它给我们造成的那些危害中产生的痛苦,也决不是不公平。”

为什么一个谨慎女人一生要永远自相矛盾呢?我的回答是这种教育制度本身造成的。谨慎、节制和自制是理性的严肃产物;但是当牺牲了理性培养起感性时,这些软弱的人们就必然遭到专横手段的限制,并感到经常不断的矛盾;如果给她们的心灵活动以更广阔的天地,那么比较高尚的热情和动机就会控制住她们的欲望和情感。“母亲通常对女儿们的爱护和关切,不,仅仅由于日常习惯,就会使女儿对她表示敬爱,如果她没有什么事情引起她们的怨恨。做母亲的人即使管束她们,只要管得恰当,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她们对母亲的爱;因为依赖既然是女性的本性,她们就会懂得她们是应该顺从别人的。”

这是以假定的证据来争论问题;因为奴役不仅败坏个人品格,而且它的影响似乎还要传给后代。只要考虑到女人依赖成性已经有了那么久的时间,那么再看到她们其中有些人在锁链下忍饥受饿像叭狗似的摇尾乞怜,还会有什么奇怪吗?有位博物家说:“这些狗起初一直竖着耳朵,但是等到习惯成自然之后,那么恐惧的表现就变成了一种美的姿态。”“由于同样的理由”,卢梭接着又说,“女孩子只有,或只应该有根少的自由;她们都会过分地纵情于人们让她们享有的那点自由。她们在每件事上都好走极端,她们甚至在游戏时比男孩子玩得更欢喜若狂。”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当奴隶和暴民们一旦摆脱了权威的束缚,往往会同样过分地放纵情感。当我们突然放松拉满弓弦的手,这张弓就会猛然弹回;受周围环境影响的情感必须顺从于权威,否则就要靠理性来节制。

他又接着说:“既然女性经常服从于男人或者服从于人类的意见,并且永远不许她们超越那些意见,所以在她们一生中就从习惯了的限制中产生一种驯良的性格。一个女人起码应具备的第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性情温柔,或是说脾气好:她既然生来要服从一个常常满身恶习并且一直屡犯错误的有缺点的男人,她就应该甚至及时学会容忍不公平,并要毫无怨言地忍受丈夫对她的侮辱;她应该性情温和,并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她自己。女人的倔强和坏脾气,只会加重她们自己的不幸和丈夫的不规矩;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些并不是使她获得优势的武器。”

生来要和这样有缺点的男人共同生活,她们应该从锻练她们的才干中学会必要的容忍;但是,坚持盲目的服从却破坏了全部的神圣人权,不然就是最神圣的人权仅仅属于男人所有。

那些耐心忍受不公平、吞声忍辱的人们,很快就会变成不公正的人,或者变成不能辨别是非的人。再者,我否认这个事实,这并不是培养或磨练性情的真正方法。作为男性来说,男人的脾气是比女人好些,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既与他们的感情有关系,也与他们的理智有关系;而坚定的理智会使他们具有一种健康温和的性情。感情用事的人难得有好脾气。好脾气是冷静地运用理智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性用高明的手腕把许多使人不快的事情调和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懦弱或愚昧却有好脾气的人;虽然那种生来不知愁和因恐惧而产生的听话的行为也往往被人当作了好脾气。我为什么说“行为”呢,因为除非经过深思,性情就不能变得真正温和;还有那种单纯的管束,在家庭中会造成一些病态的性情,许多敏感的男人对此都将会承认,他们发现这些温柔的易激动的女人实在是很难缠的伴侣。

他进一步论证说:“男女两性都应该各自保持独特的风格和态度;温顺的丈夫可能使妻子变得傲慢无礼;而在女人方面,性情温柔则往往可以使男人回复理性,至少只要他不是一个十足的人面兽心的人,迟早会使他甘拜下风的。”温和的理性也许在某些时候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可是卑贱的恐惧往往引起别人的蔑视;即使泪水从美丽的双颊流下来,只不过是动人的表现而已。

遭到侮辱还能够变得温柔,受了不公平对待不但不反抗,反而甘心受惩罚,这颗心是用什么材料作成的呢?当男人以暴虐手段来对待她的那一刻,一个女人能以真正女性的温柔来抚爱他,那么,以此来断定她的德行是建立在狭隘的观点和自私自利的基础上的,难道是不公平的吗?天性从来没有赋予人以如此的不诚实;即使这种委曲求全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德,但当任何一部分道德是建立在虚伪上的时候,这种道德也就成问题了。这些不过是应付一时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只能在当时是有益的。

做丈夫的要小心,不要过于盲目地相信这种奴性的顺从;因为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妻子还能以迷人的柔媚来抚爱他;那么当她应该生气的时候,除非轻蔑地压制住一种自然的激动,她在与她的情人分手以后,也会这样做的。这些都是为通奸作准备,不然,当她不再能博得丈夫欢心的时候,即使因畏惧世人议论,或畏惧下地狱,而限制了她取悦于其他男人的欲望,那么,一个由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仅仅为了取悦于男人的生灵,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替代通奸呢?什么能使她补偿这种缺欠,她又到哪里去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呢?她的习惯既已养成,虚荣久已控制了她混乱无主的心灵,到哪里去找足够的精神力量来下决心去重新寻找精神寄托呢?

但是,这位片面的道德学家却有计划地、花言巧语地提倡狡猾。“做女儿的应该永远恭敬顺从;但做母亲的却不应不通人情。我们要想使一个年轻人温顺听话,就不应该使她不高兴;要想使她彬彬有礼,就不应该使她愚蠢。相反地,在她玩弄一些狡猾手段时我并不生气,只要这些手段不是为了逃避我们对她们不服从行为所给予的惩罚,而是为了摆脱我们对她的管束。没有必要使她感到依赖别人是一种负担,只要她能认识到她必须依赖别人就可以了。狡猾是女性的一种天赋才能;我既然深信我们的一切倾向,其本身都是正确和美好的,我认为这种才能也应该像培养其他才能一样地受到培养:我们所必须做的仅仅是防止滥用这种才能。”

他这样得意洋洋地引申说,“凡是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对的”。就算这样吧;然而,可以说没有其他格言比这个包括更多的怪论。对于神来说,这个格言是一种严肃的真理。我虔敬地说:神一眼就看到了整体,并且在孕育时期看到了它的正确的部分;然而人,他仅仅能观察到互相不联系的各部分,所以会发现许多事情是不对的;他所努力要改变的只是在他看来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即使他崇拜造物主的智慧和尊敬他所竭力要拨开的乌云,他这样做也是正确的。

假使他所说的那个原则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它做出来的推论也就是正确的。“女性的优越性在于她特别机灵,从而公平地补偿了她在体力方面的不足:女人没有这种手段,就不成为男人的伴侣,而只能做他的奴隶;正是由于她过人的灵巧和机智,她才保持住她的平等地位,才能在表面上服从而实际上却支配了他。女性有对她们不利的地方,如同我们的错误一样,她有自身的懦弱和胆怯;对她们有利的只有她们的狡猾和美貌,再没有其他什么了,因此,她培养狡猾,美化面容,能说不是很合理吗?”伟大的心灵,永远不能同狡猾或机灵并存;当这些议论的直接意义是不诚实和虚伪时,我不会畏缩缄默,而是要提出下面的意见:如果任何一种人类等级是如此创造出来的,以致必须用不是由真理严格地推断出来的原则来加以教育,在这样的情形下,德行也就成为一种照例文章了。卢梭在作出这种建议以后,他怎么还胆敢下断语说,在人生的伟大目标上,两性的目标应该是相同的?他明知一个人的心智,是由它所追求的东西形戍的,它会由于伟大的目标压倒了渺小的见解而开阔,否则心智就会变得渺小了。

男性具有较为优势的体力;可是女性倘若不是因为对美的错误观念,她们也会获得相当的体力,以使她们能够自立谋生,达到真正的独立;并且还能承受身体方面的那些种种不便和奋发努力。这些都是增强意志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假设允许我们不仅是在幼年,而且在青年时期与男子受同样的锻炼,因而使身体达到完美程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男人的天赋优越性到底能超过妇女多少。如果一个人在他发育成长的时期,没有得到顾照,那么在他身上还能期望有什么理性或品德呢?什么也不会有的,天公并没有随便把许多有用的种子撒在休耕的土地上。“美是不可能以服饰取得的,婀娜多姿不是很快就能够学会的。但是女孩子在她还年轻的时候,都能够学到姿态优娴、音调动听、步履轻捷、举止大方;并且也能善于利用她们的活泼的眼神和优美的体态,使之与时间、地点和场合相适应。因此,此时她们就不应该专限制在勤于做针线活计的技巧上,而应该表现出其他才艺,并且已经了解到那些才艺的用处。”“我个人认为,一个英国女孩子应当培养她的讨人喜欢的本领,以便博得她未来的丈夫的喜悦;她应该像一个切尔克斯族少女一样地小心翼翼、孜孜不倦地学会她的技艺,以使他适合于过东方帕夏的闺房生活。”

为了使妇女成为完全琐屑不足道的人,他又继续说:女人说话是非常流利的,她们学会说话比男人早,说得较快而且比较动听;人们责备她们说得太多,但确实应该如此,我极愿意把这种非难转变为一种称赞;她们的嘴唇和眼睛由于同样的理由,也应该有同样的活动。男人谈论他们所知道的事物,而女人则谈论她所喜欢的事物;一个需要有知识,另一个则需要有趣味;男人谈话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于人有益,女人谈话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讨人喜欢。在他们不同的谈话中,除了说真实话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共同之点。“因此,我们不应该像限制男孩子那样来限制女孩子的喋喋不休;我们对男孩子的唠唠叨叨可以生硬地问一句:你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对女孩子就不该采取这样的方式,而是用另外一个同样难于回答的问题来问她:你的谈话怎样才能受到欢迎?在还没有分辨是非善恶能力的幼年时期,她们就应该像遵守一条法律似地记住,永远不说任何使她们谈话的对方听了不愉快的话。实践这一条规则更为困难,这种困难在于它必须服从前面说的那一条规则。那就是永远不说虚伪的话或者谎话。”用这种方式来管束说话,确实需要很大的功夫,而男人和妇女亲身体验得太多了,说真情实话的人多么少呀!太少了,少得使我这爱好淳朴的人宁愿对美德的四分之一不以礼貌相看;因为这种美德已经为一种可疑的品质(充其量也不过是美德的一种粉饰)而牺牲了。

但是,要把他这段描绘说完。我们很容易想像到:假使男孩子不能树立起真正的宗教观念,那么这种宗教观念就更不能为女性所理解了: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愿意早一些对她们谈这个问题;因为假使我们要等到她们有能力来系统地讨论这类深奥的问题,我们就会有在她们的一生中再也没机会对她们谈这个问题的危险。女人的理性是一种实用的理性,这种理性能够使她们巧妙地找出达到既定目的的手段,然而却不能使她们发现那个目的本身。两性间的社会关系确是真正可赞佩的:由于他们的结合,就产生了一个精神人物,女性可以称作是这个人物的眼睛,男性可以称作这个人物的手,它们彼此相互依赖,女性要向男性学习她应当看到的事情,男性要向女性学习他应当做的事情。假使女性能像男性那样时时想到事物的首要原则,而男性也能像女性那样考虑琐碎事情,两性彼此互不依赖,生活中始终争执不休,从而他们的结合也就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在他们之间现在自然地存在和谐的情况下,他们不同的才能有助于一个共同的目的。我们很难说他们当中哪一个人对那个目的贡献最大:每一个人都受对方的驱使;

两个人都互相服从,都同样是主人。

既然女人的行为受舆论约束,由于同样的理由,她们的宗教信仰也应该服从于权威。一个做女儿的应该信她母亲所信仰的宗教,一个做妻子的应该信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因为即使这种宗教是虚伪的,但温顺能使母亲和女儿去顺从自然秩序,也可以使上帝不会把她们的错误看成是犯罪。她们自己既然没有判断的能力,她们就应该像遵守教会教规那样深信不疑地遵守父亲和丈夫的决定。“既然权威应当支配妇女的宗教信仰,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她们说明她们应该信仰的理由,而只须给她们详细规定她们所应该信奉的各项教义就行了;因为那些使人仅仅产生模糊观念的信条,是迷信宗教的根源;而那些暴露荒谬和不合理的信条,则会导致不虔诚。”

绝对的、不容辩驳的权威看来必然在某些地方存在;但是,难道这不是直接地、专横地盗用理性吗?自亚当起,人类的权利就这样一直为男性所专有。

若不是为了使妇女保持贞洁和在众人面前证明男人的选择是正当的,而必须给她们一点有关男人的知识和使她们懂得一些由人类情欲产生的风俗习惯的话,卢梭就会更进一步地来推广他所主张的男性统治了,因为他暗示说,他对于那些主张把妇女置于极度愚昧境地的人是不会责备的。不然,她就可能在家里生养子女而不致于因为运用理智减少了她的妖娆和天真;除非在结婚的第一年,她可以使用她的理智来像苏菲那样地打扮自己。“她的服装在表面上看来极为朴素,然而实际上是极其迷人的;她并不显露她的魅力,反而把它隐藏起来;但是在隐藏魅力时她晓得,怎样引起你的想像。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说:这真是个朴实无华、小心谨慎的姑娘;可是等你靠近她的时候,你的目光和热情就要绕遍她的全身,使你无法收回;那么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她的服装的每一部分,看来虽然简单,但是却安排得恰好可以使你的想像力把它们一片一片地取下来。”这是朴素端庄吗?这是准备永生不灭吗?此外,当作者谈到他的女主人公时说:“对她来说,把事情做好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做得干干净净”。从这句话中,我们对这样的教育理论能形成一种什么看法呢?

实际上,她的一切道德品质都是次要的,因为,关于宗教,卢梭使她父母对已经习于顺从的女儿说:“你的丈夫将会及时教导你。”

在这样束缚了妇女的思想以后,为了保持它的纯洁,如果说他还没有使女人的心灵完全成为一片空白的话,他就劝她去动动脑筋,以免肯动脑筋的男人在倦于抚爱她的时候,在她面前打哈欠。一个必须服从的人,有什么可以动脑筋的呢?只让她开阔心胸,使她看到她命运的黑暗和不幸,那不就是一种极端残忍的行为么?然而这些就是他的高明的意见;这些意见与那些我为了对这问题提出一种公正的看法而不得不摘出的引文符合到什么程度,可以由读者去判断。“那些一生为了吃饭而劳碌的人,除了他们的工作或他们的利益而外,没有其他想法,而他们的理智好似完全灌注在他们的手脚上。这种无知状态,既无损于他们的诚实,也无害于他们的道德;反而却常常有助于他们的诚实和道德。有的时候,由于有顾虑,导致我们敷衍塞责,结果我们就以说一套空话代替了办理实在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良心是最明智的哲学家。我们没有必要精通西塞罗的《论义务》,才能作一个廉洁正直的人;而世界上最有美德的女人,也许就是那最不懂得美德二字意义的女人。但同样正确的是:只有提高了的理智才能使交往愉快;一个家庭中的父亲,他很爱他的家,但是因为他的周围没有人能够听他倾述衷肠而不得不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封闭起来,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再说,一个毫无思考力的女人怎么能教育她的子女呢?她怎么能辨别出什么事情对她的孩子们是正当的呢?她又怎么能教他们去爱那些她所不认识的美德,或者教他们去爱那些她所完全没有想到的优点呢?她只能宠爱他们,责骂他们,使他们变为蛮横或怯懦的人;她只能使他成为仅注意外表的花花公子,或是一无所知的笨蛋,而决不会使他们成为一个头脑清楚或和蔼可亲的人。”的确,当她的丈夫不能总在身边增进她的理智时,她该怎么办呢?因此他们俩只能合成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盲目的意愿,“没有手的眼睛”,是走不了多远的路程的;丈夫的抽象的理性,那个应该把她的实用的理性散发出来的光辉集中起来的他的高度理性可能偶然被用来判断葡萄酒的香味,辨别最适合于烧甲鱼的调味汁;或者专心致志地用在赌桌上,在他把财产都赌输了的时候,他可能把他的思想用在总的方面,而把教育子女的“琐事”委托给他的伴侣,或者听命运的安排。

但是,即使承认妇女应当是美丽的、天真的和傻气的,以使她成为一个更迷人和更纵情的伴侣,但为什么要牺牲她的理智呢?为什么仅仅为了使她在短时期内作她丈夫的情妇(根据卢梭自己的说法),就必须做所有这种准备呢?因为谁都没有像他那样主张过爱情的短暂性。这位哲学家是这样说的:“感官的享乐是短暂的。习以为常的热情,往往会由于得到满足而逐渐消失。想像力给我们的欲望对象披上美丽外衣,一旦我们达到目的,想像就消失了。除了永存的上帝以外,只有空想的东西方是真正美的。”但是当他对苏菲这样谈话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他那似是而非的怪论上边,“在爱弥儿成为你的丈夫之时,他也就变成了你的主人,并且有权要求你服从他。这是自然的秩序。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一个男人娶了像苏菲这样的妻子,他还是应该受她的支配。这也是适合于自然秩序的。因此,我所以使你成为他的快乐的主宰者,也就是为了给你以控制他的心灵的权力,正如男性给他以支配你的肉体的权力一样。也许他要使你作一些不愉快的自我克制;但是假使你能够自己保持自制的话,那你就可以肯定你能在他身上维持你的统治。我已经看到的那些事情也向我表明:你是有勇气来尝试这个困难的。”“你若是希望你的丈夫时常拜倒在你的脚下,你就必须使他和你的身体之间保持一点距离。只要是你懂得怎样使你的爱情成为稀罕的和珍贵的,你就可以在爱情上长期的保持住你的权威。因此你甚至可以使用撒娇的手腕来侈行美德,用爱的技巧来增益理性。”

我再抄一段对快乐夫妇的描述来结束我的摘录:“然而你切不可认为这种办法就永远够了。不论怎样小心谨慎,快乐的享受,都会逐渐熄灭热情。但是当爱情已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的时候,一种愉快的常态生活会填补它的地位;互相信任的爱慕接续了使人心醉的情欲。儿女往往可以成为夫妇间的一种甚至于比爱情本身还更愉快更持久的联系。当你不再是爱弥儿的情妇的时候,你将继续作他的妻子和朋友——你将是他的儿女的母亲。”

他确实看到了子女比爱情更能成为夫妇间的持久的联系。他说:在夫妇共同生活六个月以后,美貌就不再被重视,甚至于不会令人留意;娇揉造作的姿态和撒娇献媚也失去了对感官的吸引力。那么,为什么他说女孩子应该像那个在东方的后宫争宠的女子一样地来为她的丈夫而受教育呢?

我现在要离开这种荒诞的幻想和美化了的放荡而诉之于人类的良知:假使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妇女准备作个贞洁的妻子和贤明的母亲的话,上文所推荐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是能够达到那些目的的最好方式吗?我们能承认,教导妻子学习运用情妇式的放荡技巧是使她成为一个贞洁的妻子的最可靠的办法吗?色情主义者还把这种技巧称之为有德行的卖弄风情。这些人,已经不能领略真诚纯朴的可爱或者体会从亲密无间中产生的快乐,这时候互相信任不会因猜疑而受到阻碍,并且由于认识而更成为有兴趣的事情。

一个能够甘心愿意同一个漂亮有用但无思想的伴侣共同生活的男子,他在淫乐的满足中,已经失去了对于更为高尚的享乐的趣味;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为一个能够了解他的人所爱的那种平静的满足,这种满足像天空的寂静的露珠那样使一颗枯焦了的心重新获得滋润。即使是与他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仍然是孤独的,除非是当他陷入禽兽状态中的时候。一位严肃的富有哲学气味的理论家说:“生命的魅力乃是同情;没有比在别人身上看到具有我们内心的一切感情的一种同感这件事再能使我们快乐的了。”

但是,根据不要使妇女有知识的那种论调,女性的青春的黄金时代、年龄的作用以及对于将来的合理的希望等等都是为了使她们成为一个短暂的肉欲对象而牺牲。再说,既然不允许她们以理性作为德行的基础,又不允许她们把真理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卢梭怎么能要求她们具有美德和忠实不变的操守呢?

但是卢梭的一切论证上的错误都是从过于敏感上产生的,而对子女性的妩媚可爱过于敏感,则是女性极愿意宽恕的。当他应该推理的时候,他竟受到了激动,沉思没有启发他的理智,反而激起了他的幻想。甚至他本身的德行,更把他引入迷途;因为,他生来具有热情的性格和活泼的想像力,天性把他带到如此热烈喜爱女性的地步,以至不久就变成了一个好色的人。倘或听任那些欲望自由发泄,那么欲火就会按照自然规律而自行熄灭,但是美德和一种浪漫式的文雅,使他力行自我克制;不过当他为恐惧、文雅或美德所限制的时候,他就使他的想像更趋于堕落,而反复思索那由于幻想而更为加强了的肉感,他用最鲜明的色彩去描绘那些感觉,并把它们深深印在他的灵魂上。

他于是就寻求孤独,不是和自然人一起睡觉,也不是像牛顿那样在树荫下安静地思索和考察一切事物的缘由,而是沉溺在他的感受中。他对他所强烈感觉到的加以热烈的渲染,因而引起了他的读者们的兴趣,并且按照他们的想像力激起了他们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是与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著述家(他巧妙地揭露了那些最迷人的遮蔽着的或最文雅的掩盖着的感官对象)具有同感,那么他们的了解当然就是被证实了的;这样使我们在梦想推理的时候,实际上却在感受,于是在我们的心里就留下了错误的结论。为什么卢梭的生活不是心醉神迷就是悲愁痛苦呢?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他的兴奋、沸腾的想像力造成的,除此以外不会有其他的解答;只要他的幻想能够冷静下来,他就很有可能取得较为坚强的理智。再有,如果生活的目标是训练人们的理智部分,那么关于他的一切都可以算是正确的;可是,如果死亡没有把他引到另一个更崇高的活动境界中去,大概他在世界上也会更多地享受到同样的快乐,也会感觉到一个自然人的平静的感觉,而不是去培养那种使文明人激动的情欲,以便为另一种生活状态作准备。

但愿他英灵安息!我不是与他的遗骸争执,而是与他的意见争执。他的敏感引导他,主张妇女应该是爱情的奴隶,从而贬低了妇女的地位。我只是和他的这种敏感作斗争。“——该诅咒的隶属身份,最初被当作偶像崇拜;等到爱情的火焰熄灭后,就成了那些从前向我们求爱者的奴隶。”——德莱登

有些著述家们拜倒在女性的美色之下,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阴险地贬低妇女的身份。我们对于揭露这些著作的有害倾向,只嫌做得不够经常和不够严厉。

亲爱的同时代的人们,让我们超越这些狭隘的偏见吧!假使智慧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假使美德——名符其实的美德,是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的,那就让我们通过思考来加强我们的理智,直到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达到平衡;我们不要把一切思想都限制在日常琐事上,也不要把我们的知识局限在对于我们的情人或者丈夫的心情的了解上;而是要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服从于提高我们思想的伟大工作,并为一种更高尚的境界而培养我们的感情。那么,朋友们,当心吧!不要让你的心为每一件琐事所感动;芦苇在微风下摇摆不定,所以年年死去,而橡树则坚定地站在那里长期和风暴做斗争。

倘使造物主创造我们的本意,确实是仅仅为了在激动中消磨掉光阴,然后死去,那我们又何必不纵情享受和嘲笑理性的冷酷。但是,即便是那样,我们也还是需要身心两方面的力量,否则会在疯狂的享乐中或者疲倦的烦恼中失去生命。

然而,我所热切希望看到被推翻的那种教育制度,似乎是在假定我们永远不应该认为是当然的事情,那就是美德将使我们避免生命中的灾难;并且认为挣脱羁绊的命运之神,将照顾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给她带来一个爱弥儿或是特勒玛克。相反,“美德”所给予它的信徒的奖赏,看来很清楚,只有她们自己心里知道;她们往往必须和最令人讨厌的世俗忧虑作斗争,对于她们永远不喜欢的一些亲属的恶行和脾气,必须耐心忍受。

在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妇女,没有仰仗于她们父亲和弟兄的理性和德行的帮助,而是靠与他们的败德行为和愚蠢行为作斗争增强了她们的理智;然而我们却从未遇到过一个以丈夫形象出现的英雄,他在清偿人类欠她们的债务时,能够有幸使她们的理性回复到自然的从属状态,并把她们潜取的不受舆论影响的特权重新交回到男子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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