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景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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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对概念

这里所谓的常态与动态是指历史发展一定的长时段内，历史事象的不变部分和变化部分的总合。不变部分即为常态，变化部分即为动态。这里的长时段是个相对概念，它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也可能是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要根据研究的具体事象和研究的特定问题意识而定。常态的历史事象指在一定的长时段内基本处于不变的历史事象，比如一直到清末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比如清代很多男人穿长袍马褂，很多女人穿旗袍；比如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我国基本上是以“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国人政治生活的指导方针；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以“大哥大”作为通信工具；等等。可见在几千年里、几百年里、几十年里、几年里都存在着相对常态的历史事象。动态的历史事象指在某个历史时期新出现的历史事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比如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共和制度；比如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如21世纪以来的“闪婚”“裸婚”“滚婚”现象；等等。有些常态的历史事象和动态的历史事象是相对而言的，其属于常态还是动态，这要由我们的问题意识而定。比如，若以新中国成立后为何会产生“文革”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动态的历史事象；若以“文革”时期中国人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为问题意识，“文革”就是个常态的历史事象。

还有，一个具体的历史事象在一定的时期内，也会存在常态和动态等不同的存在方式，这是由历史发展变化错综复杂的原因决定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餐饮生活，从动态上看，一些人吃起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但从常态上看，很多人并不吃这些食品；比如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炒起股票、买了汽车、住上楼房，但也有人不炒股票、未买汽车、未住楼房，等等。历史是错综复杂的，由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有车族的时候，就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私家车而否定前者的研究；当我们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国民劣根性的时候，也不应当以相当一部分人的优良品格而否定前者的研究，如此等等。

相比之下，社会文化史更要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历史总是在发展变化的，所以注重动态历史事象的研究本来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历史研究就是让人们去了解和认识历史，去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而研究动态历史事象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特征的基本路径。当然，动态历史事象和常态历史事象的分类是相对的，只要我们的问题意识明确，我们的研究就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进而消解作者和读者的模糊性或曰含糊性。碎片与整合

前些年有人对社会史研究有些微词，认为社会史研究存在碎片化倾向，研究的历史现象似乎是些鸡零狗碎、残羹剩饭般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所以进行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其一定的道理。

问题在于，什么是碎片？以往的研究似乎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和回答，这就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琢磨一下，所谓“碎片”，其一好像就是些摆不到历史台面上的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诸如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张家媳妇多高、李家媳妇多胖之类。其二好像是那些按照以往历史研究的观念，似乎有些猎奇或看不出有什么所谓的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诸如研究妓女、乞丐之类。

如果说“碎片”研究是相对于“宏大”研究的话，那么“碎片”研究和“宏大”研究孰有意义呢？其实这是不能回答的伪问题。“宏大”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碎片”研究可能有意义，也可能没意义。这要看你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比如就一般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并用一些数字说明之，这样的“宏大”研究其实意义不大。如果深入下去，国家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富强了，又有哪些充分的表现，是哪些重要的原因促成富强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和阻力，是通过什么独特的路径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留下了哪些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样的“宏大”研究就显得有意义了。再比如“文革”期间，谁谁被揪斗了，某个文物被砸毁了，某个“走资派”自杀了，如果只是孤立地研究这些“碎片”问题就意义不大，如果把这样的“碎片”研究与更深层的政党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矛盾、领袖崇拜等结合起来，也可能会揭示出更为深刻的历史面目，这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大些。

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巨细相应，所以社会文化史并不回避“碎片”研究，但“碎片”研究正如上文所说，关键是你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除此之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要处理好“碎片”与“整合”的关系，即多种“碎片”研究之后可连缀成一体，这是社会文化史尤其看重的一点，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这有些像孩童们的拼图游戏，好多的拼图材料犹如“碎片”，把这些“碎片”材料拼合起来，让人豁然开朗，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崭新的并具有实际意义的图画，这是拼图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把社会生活的“碎片”整合之后就有了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比如近三十年服饰的“碎片”研究，喇叭裤、西装、夹克衫、牛仔服以及色彩斑斓款式多样的女装，等等，如果把这些“碎片”研究整合起来，就会发现人们服装生活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外文化的交流、审美情趣的改变、精神自由的提升，等等，这不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所在吗？生活与观念

在中国大陆，有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我到目前为止也主张这样的看法。这里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而且重在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怎样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形态，使人们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使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就是两者的互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人大代表是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这种政治生活对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和推进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了民众民主政治观念的变化。反过来，民众提高了民主意识又会对民主政治有更新的要求，也必然会促使民主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和变革。再如计划生育国策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这种家庭结构变化同时改变了家庭的教育观，在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当代的独生子女教育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状态。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社会生活不是简单地就促使了观念形态的变化，观念形态也不是简单地就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里的错综复杂是需要多层面和多角度去不断深入地探讨的。我们之所以倡导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其实就是要给研究社会文化史找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目的是使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能够有一个起点，好让研究者首先迈开步子，使研究能够开展起来，以促进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发展，让一些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者也为史学研究作点贡献。

当然，我们还是要特别关注和强调生活与观念两者的关系和研究它们的重要意义。人都要生活，人都有观念意识。不同时代的人在怎样生活，有怎样的生活观念，自然需要进行研究。人应当怎样生活，应当有怎样的生活观念，也需要有历史的借镜。这是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社会文化史对生活和观念进行研究与探讨，也就有了实际意义。一元与多元

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生活要有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眼光。一元与多元都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探讨的范围，从这个维度讲，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向的领域是宏阔和博大的。

首先，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而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一般性的日常生活。这里看得很清楚，广义的社会生活是多元，狭义的社会生活是一元。社会文化史可以从一元的社会生活入手对日常生活进行探索，再渐次扩展，向广义的社会生活推进，逐步扩大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地。

其次，狭义的社会生活即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日常生活是指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等。广义的日常生活指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日常生活，比如当代社会的旅游观光、流行时尚、网络信息、心理卫生、消费娱乐、装饰美容、求职就业，等等。狭义的日常生活是一元，广义的日常生活是多元。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首先关注具体问题，然后逐步探索具体问题与其他问题的诸多联系。

再次，就狭义的日常生活而言，也存在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若干事象，其中任何一个事象与其他事象之间都属于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看来，我们这样的划分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现繁博丰厚的景象。虽然层次可以无限地划分，每个层次也都可以寻求一元和多元的多重关系，但是历史事象的中心层次和重要层次以及重要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判定的，这样的判定有助于我们遴选历史的重要问题，对历史重要问题的把握也有助于我们从事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工作。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元和多元的辩证眼光，有益于我们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进行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分类；有益于我们识别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和研究价值；有益于我们循序渐进地开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真实与建构

研究历史要求真，要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真实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历史研究还需要建构。所谓建构是历史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把握，站在特定的立场，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对历史事象（包括历史呈现的形式及其本质规律）进行阐释的一般性模式（或曰模型）。建构需要最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上文所谓的一定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素材，这是我们建构的基本材料，是最原始的资料依靠。研究者要站在特定的立场上，不同的立场研究问题的视角是不同的，所以得出的历史结论会有差异。研究历史问题要运用理论方法的指导和规范，理论和方法可以是研究者自己的创建与发现。历史的呈现形式是指历史的外象，是可见的。本质规律是指历史的内在感知，是看不见的，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而一般性模式是指通过文本、图像和声音等多种形式表现出的历史事象。

历史的建构需要关注几个问题：其一，语言、概念与结构。语言要质朴、准确、流畅、精练、优美，不主张语言的佶屈聱牙，读起来费解。要根据研究，提炼出必要的新概念，新概念要界定明确。结构不要八股化，根据研究的需要和研究的意义进行合理设置。其二，想象求真。历史是研究过去，建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想象以求历史的真实。这种想象是有条件的，是在多种证据基础上的想象推理和逻辑论证，想象是形象的推理和论证过程，史学研究的想象力是还原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其三，建构包括理论方法的建树，历史研究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价值，其中对理论方法的创建就是其中的一种意义。理论的建构有助于我们分析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本质与规律。而方法的创建同样有益于我们研究历史和建构历史。其四，历史学是艺术。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是人文科学，同时历史学也是艺术。说它是艺术不仅仅是说它可以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现历史，为艺术形式提供素材，更在于研究者提供的历史研究成果能给接受者以艺术的感染和享受。这对历史研究的艺术性要求是高层次的，也是很难的，也就需要去建构。当然，这要求研究者和接受者两者的统一。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呈现艺术的魅力，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对历史研究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并要试着践行。

社会文化史繁盛庞杂，研究的困难很大，凭借“建构”的思维方式有益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径的拓展。

[1]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史学功能和热点的转向

一、史学在中国一度是最辉煌的学问，遭受破坏也最严重，信誉的丧失使史学失去公信力，娱乐化又冲淡了史学的严肃性，当代史学已从学术中心走向边缘化。

二、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是史学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三、史学功能和主题的变化，是史学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发掘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一 当代史学走向边缘化

史学在古代中国是最辉煌的学问。中外学问的传统并不相同，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中国就以史学最出众，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的学问，其资料积累的丰富和详实可以独步世界史坛。

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经史著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以经学为代表，这无异于说是以史学为代表、经史不分是为古人治学的传统，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以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也最受朝廷的尊崇，领衔史官的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和最有威望的大儒。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演讲，听凭众人围观，因此有人干脆称之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讲史论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听讲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正因为如此，对治史者要求甚高，首先要有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的道德操守。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是史官的职责。但是，史官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所以传统史学虽为御用学术，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制度保障，却为道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史学传统的荣耀。

如今的中国，史学已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史学的公信力在下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经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天津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被告了黑状，遭到批评，其他可想而知，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的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文化也随之变迁，当新学科引进和传统学科吐故纳新时，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一度走向畸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可三十多年前有人说吗？1958年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7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哪里？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从1949年到1979年历史被掩盖了30年，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瞒国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虽然古代史远离现实而幸免这一遭遇，但同为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这不是某一时段的问题，而是对史学公信力的严重损伤，史学界要重建诚信，必须说真话，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越来越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儿》《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作者所撰写的。史学图书的作者从史官、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这些业余作者之所以拥有专业史家所不能拥有的广大读者群，是因为所述的内容具有颠覆性。从来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是史家的意见都要标明，如太史公曰，某某传、注、著等，都是对历史的实说和点评，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即使明清时代的讲史带有演义性，但其伦理说教仍然不脱正史的价值。如今不然，讲史中有自说自话的、戏说的、臆说的，在中央电视台讲宋史的宣称自己是在“玩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送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难以认同而又无可奈何的现象！

对此也要有所理解，对历史的嬉笑怒骂是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的表述方式，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有一处讲到朱元璋，说到他一上台，就来个“文化大革命”，杀功臣！观众一看就乐了，其实引起读者兴奋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讲“文革”有禁忌，只能借历史来比喻，如果对“文革”能敞开胸怀来批判，人们也就不稀罕以朱元璋说“文革”了。由此可见，如果言路畅通，读者能随意评头论足，又何须转弯抹角来议政呢？到那时此种讲坛也就火不起来了，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学历史的比常人更胜一筹的是，可以以历史的眼光来解读现实中千奇百怪的现象。二 史学功能在变迁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之后，纪传体、本末体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与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以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平民百姓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号称大文化史，成为一大流派，中国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这一主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20世纪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而又提出“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虽然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但又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要阐明的是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社会发展史，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由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只是内容从以帝王将相为主变为以农民战争为主。不同意见者如尚钺、傅筑夫、孙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而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杀了讨论的学术价值。

由于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目的决定方式，其思维习惯、文本表述以及选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异，导致内容的枯燥和贫乏化，凡是写农民领袖的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局限性云云，从先秦到清末一种格式，上下几千年，皆可挪用，简单化、标签化成为挥之不去的通病。史学界的前辈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对这种倾向都有所批评，但都难以缓解。问题在于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人人都是螺丝钉或驯服工具。要歌颂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成为热点，“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国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类论文之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的，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间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代代相因的社会造就尊祖敬史的社会心态，治国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论这句话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农经济形态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被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维护统治的、夺取政权的、革新的、保守的都要寻找历史依据，在史书上做文章。西汉的统治者崇奉今文《尚书》，篡汉的王莽就抬出古文经；反对新政的司马光效法《春秋》，王安石就攻击《春秋》是“断烂朝报”。士大夫们以史教为楷模，攻经读史，谋求攀升，史书成为政治斗争和跻身仕途的工具。

在封建社会形态中，史官是皇帝的高参，史家在学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被现代化浪潮所冲击，步入全球化时代，社会风貌大变化，过去是站在中国看世界，现在是站在世界看中国，完全是不同的视角。在静态的小农社会，治国理政要寻找历史依据，向后看。现在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潮起潮落，瞬息万变，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不再仰仗史书的教诲，主要是提升对信息的把握度和思辨力。许多是前人从未经历的事件，史事也不足以应付现实的变幻。治国理政不再需要寻章摘故，而是要眼观五洲风云，耳听四海浪涛，历史的参照系降到最低点，即使推崇史书的统治者，也未必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通晓历史，饱读经书，出口就有历史典故，可他更多的是为我所用，否则，又何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

资政的功能在大幅度地缩减，历史还有何用？历史是现实的过去，现实是历史的发展，人人拥有现实，人人就离不开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生、民族、国家的记忆，人们认识历史，如同婴儿来到世界要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是不可磨灭的天然血脉。历史与现实分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主观的，而是由不同时空界定的，历史和现实这个距离要靠教育作中介，运用历史知识，扩大人们的视野，提高人的思想能力。历史教育不仅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历史的智慧，这比知识更有力量。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给人们以历史的启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规划未来。历史是通过启示为现实服务，这不是简单的比喻所能发挥的效用。不能把历史局限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还应该成为德育、智育、美育的内容，成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重视史学的教育功能，可以改进史学研究工作，既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史学的训诂、考证、本末源流的科学层次；更要重视对研究问题的价值、意义的追问，上升为理论的哲学层次。重视表达研究成果的可读性，改变文风，写出具有学术性和通俗性的优良读物，真正把人民创造的历史交还给人民，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武器。

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向教育性转型，从史学对政治的关系来说是弱化了，而从人民的受惠来说，又扩大了史学的服务功能。该弱化的就要弱化，这是时代赋予史学功能的变迁。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不能忘却，但它的真正价值是在现在和未来。现在流行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言简意赅地道明了史学的价值所在。要知道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但由于人、时、地等环境、条件的变化，任何经验又都有局限性，有局限性的经验怎样告诉未来，这要仰仗对历史的解释作出新的贡献。这是现代人的解读，是现实的、鲜活的人的认识，历史本身只是缘由，讲史的不能不反映现代人的需求，这也可视为现代史向过去的延伸。

史学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人类社会本是层层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拉长了我们与传统的距离，然而永不衰竭的历史长流又无处不在地滋润着我们的生活。史书给人以知识，更授予读者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聪明人往往看重悟性，历史智慧就是激发悟性的酵母。所以一些国家或企业的领导班子往往有熟悉历史的智囊人物参与战略研究，使决策具有驾驭势态的历史威力。史学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功效。三 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机遇

史学方向的转移，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愈益突出，早在20世纪末，人们就预言，21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国内从20世纪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新世纪的以人为本，这是史学得以转向的大背景。

应该说的是，新世纪有两种理念为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是生活是历史本体论的命题，二是百姓日用是儒学的经典之教。社会文化史是以生活为中心，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进行统合研究，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从生活领域中发掘新资源的动向，再次证明社会文化史已跻身人文学科的前沿。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链条上，生活处于目的性的终端，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目的。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于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所以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业绩。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所以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这对史学来说，意味着重新回到梁启超提出的要使国民知道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百年来史学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又回到20世纪初新史学的起点，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上升到新台阶。

新台阶，使研究者更上一层楼。生活是个广阔的视野，它涵盖先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社会制度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这标志中国史学进入第四个转向：从神说为纲、资政为纲、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生活为纲。纲举目张，目随纲移，纲变则全变，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大转向。转向即解构，因为建构传统史学大厦的支柱在变化。历史的主体从高高在上的权贵、精英，下到平民百姓，从注视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变，到关注日常生活，不论是对作者抑或读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转移。

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由此失去神圣光环，却大踏步地走上社会化。

这对研究者未必不是幸事！因为随着研究对象的下移，会带来新气象、新问题和新思考。例如对鸦片的社会文化研究，别有一种视角。鸦片是舶来品，在世界各地都有生产和销售，为什么唯独在中国酿成社会公害？由于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几乎成为毋容他议的定论。然而从社会文化研究，却发现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有两个论点破解这一问题。一是鸦片在中国经历了从药品、食品到毒品的变化，促使中国人吸毒成瘾的是烟枪的发明，使苦涩的鸦片转化为香甜烟气，引人上瘾，这不是外人而是国人的创造。二是促使吸毒成为国害的是国产烟的种植。中国本不产鸦片，鸦片进口价格高昂，只能在少数富豪中传播，可当政的李鸿章等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有钱国人自己赚，提倡在本土种植，这一主张甚至得到一度主张禁烟者的认同，到清末国产烟的产量已是进口烟的4倍，因为鸦片对土壤要求不高，易于种植，有好收成，能卖个好价钱，在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成为农民脱贫的方式，由于土产烟是自产、自销、自吸，吸毒者普及到农民，造成民族的大灾难，这是在貌似爱国名义下的祸国行为，是民族的自残，揭示这一现象，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

由于视角不一样可以发现新资料，如在清史笔记中发现有妇女告丈夫婚内强奸的案例，这是现代意识，发生在300年前的清代，太稀罕了。但这是孤证，有人认为清人笔记不可信。然而即使查不实，身处300年前的人能臆造出这一事例，不也是一种思想的反映吗？这虽是个案，但只要是当时人的言说，就代表一种思潮，即使是微弱的萌动，也是一种趋向。社会文化史就要发掘这类不为人注意的日常行为，窥视当时人的思想状态。

再如明清时代徽州一地所立的节妇烈女的碑坊就有6000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5万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明清流行歌曲吴歌却暴露出另一种景象。在清代文人冯梦龙所收集的时调中有一首《偷》，说的是：“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了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还有首《小尼姑》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各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还有《八十婆婆要嫁人》等，这些在正史中绝对见不到的呼声，却活跃在民间社会。那种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令人惊叹。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喷薄而出，化为朗朗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些问题并不局限在生活的表象，有的触及传统的伦理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出土的明代话本《花关索出身传》说的是，刘关张三结义时，关羽、张飞表示为了跟随刘备成其大事，决心互相杀掉对方的老小，以消除后顾之虑。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张飞杀了关羽一家十八口后，不忍心再杀关羽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就放了她。后来她生下儿子，叫花关索，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到荆州寻父，岂知关羽不认，花关索一怒，破口大骂，表示要投奔曹操，捉拿关羽。儿子做到这份儿上，当是不孝之至。这样一个有悖纲常伦理的故事，竟然被编成剧本，有说有唱，在民间流传，还成为墓穴中的殉葬品，这在以孝治国的明代，几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但以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它的存在，这不能不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另一种存在，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蕴藏在民风民俗中的大量资料足以说明，在正史以外，还有另类历史的存在，是真正属于平民的历史。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说：“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

所以传统史学的解构，并不是史学的终结，而是面临转向的新机遇，从开拓新领域中获得新的发展。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中国发掘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1]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

中国的新兴史学是因应时代需求而兴起的，即回答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与文化形态等深层次问题，其微观研究的方法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承担这一功能。因而所谓微观研究，本应是在这种历史关怀和宏观视野下进行具体化、精细化的探究，求得由具体而见一般的效果。但这种理论上的宏微相济，在研究实践中却不易把握。这是因为社会如汪洋大海，文化又千差万别，民众更是各个不同，社会文化事象都是具体而分散的个别存在，欲对其了解与把握，也必须具体而细微地观察与分析。这种微观研究发展开来，导向研究问题趋于细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极端便出现脱离整体关联性的“碎片化”偏向，研究题目零星琐碎、七零八落，缺乏内在与外在的关联性，成为游离于历史意义之外的碎片、尘埃，因而失去了历史价值。特别是中国近代距今较近，印刷及报刊发达，社会与文化的遗留史料浩如烟海，给研究者从中寻找小题目提供了广阔空间，因而在近代社会与文化史领域“碎片化”倾向更为突出。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在新史学及微观研究流行之下，也出现了“碎片化”趋向，引起学界批评，可见这是新兴[3]史学的一种内生偏向。

与此同时，近十余年来历史学学术体制的变化也加剧了“碎片化”趋势。从研究生培养制度到学术管理制度及评价机制，忽视史学研究作为综合性学科而需要厚积累、多路径的学术规律，将之与调研型、案例型学科视同一律，实行一刀切的“数字化”管理，片面强调数量，导致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快出成果、多出成果，无暇多读书思考，无暇进行基础积累，加之从业人员增多与史学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专业分工细化的自然趋势，使得一些研究者只得以“填空补漏”式选题方式，向边边角角处寻找小题目，一头钻进狭窄的小胡同，所做研究也难免“碎片化”。

由微观研究而发展到“碎片化”，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因之而下降，在当今知识爆炸的信息化时代，这类史学研究成果在行内行外的接受度与传播度降低，在社会知识体系中日益边缘化，导致人们对史学价值与功能产生疑问。那么，导致“碎片化”的症结何在呢？二 “碎片化”症结与新兴史学方法论困境

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由于研究对象是社会与民众，具体而细致的微观研究是一种内在要求，但发展到“碎片化”的偏向，以致背离了这些学科本要研究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深层整体问题的目标，说明研究方法上存在弊病。概括而言，新兴史学的“碎片化”表现为以下三种症状。1.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

历史学是钩沉积淀历史记忆的学科，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对以往历史经过一定的科学研究，提供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并给人们以启迪的历史知识与智慧，而并非事无巨细的全盘复原。因而对于以往浩瀚纷繁的历史现象，需要进行一定的选择、梳理、分析、概括与解释，以说明历史发展主流及时代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社会与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具体事象，大多与历史主题的直接关联度低，而且内容包罗万象，情况千差万别，加之近代遗存史料的海量，这就需要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有的研究者仅仅出于“填空补漏”或猎奇而一味选择边角细小的研究题目，使论题只是特殊、个别、具体、边缘的个案，而缺乏普遍性与一般性意义，成为脱离社会变迁与时代主题、游离于历史主体与主流之外的边角碎屑，因而缺乏历史价值。2.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

历史学以记述并阐释以往社会演变的过程、因缘及其机制为己任，因而治史者的研究论题皆应与这一主题有一定的关联性。社会与文化作为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虽然是弥散式存在，表面上是大量分散的具体事象，但实际上有一定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与序列性。一些社会文化事象虽然具体而微，但如果置于这种整体性与序列性的关联中，即具有整体之单元或链条之环节的意义，因而具有历史价值。这就需要研究者在选择论题时，需注意与历史主题及普遍性问题的关联性，或与其他相关元素的横向关联，或与相类事象的纵向序列关联，在这种联系之中的小论题才具有意义。而有的研究者缺乏这种联系观点与整体思维，选择的论题只是某种零散、孤立的社会现象，成为游离于历史逻辑之外的孤立零散的碎屑，因而缺乏普遍意义与价值关联，丧失了历史价值。3.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

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旨在通过一些普遍而具体的社会文化事象，探究社会的内在结构与文化形态等深层问题。这些深层问题是无形的隐性存在，一些普遍性、典型性的社会文化事象是这些隐性问题的载体和符号，那些看似本身意义微弱的社会文化事象，可能蕴藏着深层结构的密码。因此，社会与文化史研究需要从分析具体社会文化事象入手，深入探究这些具体事象背后的内在逻辑与普遍意义，进而揭示其所反映的深层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内涵，这就需要进行一定的逻辑分析、理论概括与阐释。如果所作论题仅止于对某种具体事象的实态描述，一味追求平面化的“深描”与“细述”，即使十分清晰地还原了事物的原貌，其意义仍然微弱，如果没有宏观意义的阐释，揭示其“何以如此”的深层根源及逻辑关系，则只是缺乏意义关联的历史碎片。

上述缺乏问题意识、缺乏联系观点、缺乏理论阐释等症状，导致这类社会与文化论题的内容细微琐碎、平面干瘪，缺乏普遍性、意义内涵与历史价值，造成“碎片化”现象。综观这些症状的成因，反映出研究对象的弥散性与研究方法的不适应所造成的方法论困境。而上述症状皆指向了一种传统“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沿用这一方法作为研究社会与文化史问题的主要而终极的研究方法，就会导致研究论题意义微弱甚至缺乏意义，这正是造成“碎片化”的根本症结所在。“微观实证”是历史学一种传统经典研究方法。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记述历史原貌，因此通过“实证”而追求“还原真相”，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特别是以往以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实证更是主要的研究方法。由于这些历史现象呈现为“显性”的表现形式，因而许多内容通过实证而“还原真相”就具有意义。即使是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由于其在政治主题的链条中具有某种关键或环节意义，通过“微观实证”对其真相的考证与“还原”，就具有历史价值。但是新兴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弥散式存在的社会与民众，研究的目标是通过一些表象的社会文化事象，旨在探究隐于其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等“隐性”的深层问题。而任何单一、具体而表象的社会文化事象所包含的“单位意义”，与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对社会影响力的“单位意义”相比都要微弱得多，因此如果只是对这单一而具体的社会文化事象进行具体而细微的实证描述，只是追求将其单纯地“还原真相”，其意义也相当微弱。可见，在政治史等“显性历史”领域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微观实证”研究法，转而用于以探索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内在而深层的“隐性历史”为目标的新兴史学领域，其效用便有很大局限。在这些领域，通过微观实证而“还原真相”只是研究的起始与基础，而不是全部，更不是终结，单一社会文化事象的“史实真相”只是砖头而不是大厦，因而以“还原真相”为任务的“微观实证”研究法，不能单独作为新兴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如果仍旧延续传统史学而将其作为主要或终极性的研究方法，就难免会掉入“碎片化”的陷阱。

由此表明，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新兴史学不仅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发生改变，同时也要求研究方法作出相应的改变，必须突破传统“微观实证”研究法所形成的困境，从史学方法论上寻求创新，探索适用于新研究对象的新研究方法，这是将新兴史学引向健康发展，矫正“碎片化”偏向的根本途径。三 矫正“碎片化”的方法论路径：“实证”与“建构”

如前所述，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等新兴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以往传统史学所面对的具体显性的事件与人物，而是具体事象背后的隐性、无形、抽象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这种研究对象的区别，决定了二者的研究方法也应有所不同。适用于前者的主要为“实证”方法，而后者则需要在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加以一定的抽象“建构”，才能描述和展现这些隐性历史领域。所谓“建构”，就是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提升和逻辑概括，“建构”应当是新兴史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只有具体实证而没有在此之上的“建构”，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所以，新兴史学必须引入“建构”方法，以“实证”与“建构”结合、基于实证的“建构”为主要方法，才能趋近研究的对象与目标，也因而从方法论上矫正“碎片化”的弊病。具体而言，这种“实证”与“建构”结合可有以下几种路径：1.“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

社会与文化史研究需从具体的社会文化事象入手，因而需要一定的微观研究。但不能满足于只是沿用“微观实证”，止步于对细微现象的简单还原，而必须与“宏观联系”这一“建构性”维度相结合。首先，选择研究题目需要从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出发，选择与历史主题相关，并具有一定普遍性、典型性的社会文化事象，题目虽小，但与历史大问题有一定的关联性或同构性，这样做的微观研究才有大的价值。其次，在进行研究时，需要有宏观联系的观点，注意考察此一事象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纵横等各种因素的联系，特别是与大问题的联系，注意考察此一事象在这些联系中的机能与作用。最后，在描述具体事象之时，注意从大问题着眼而对其内涵意义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小问题的内在、深层、背后的大意义。如此才能使微观研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成为阐释大问题的关节点，从而使得微观研究具有宏观意义。2.强化联系观点，多做综合性研究

任何社会文化事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处于多种多维的联系之中，具体而分散的社会文化事象，就因这种联系而具有意义，而这种联系需要以“建构思维”来加以把握和展现。一些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事象，大多与当时的时代主题相联系，甚至自身就是时代主题的内在或深层因素。因而研究这些社会文化事象时，应注意从其与时代主题的联系之中去把握与分析，进行综合性研究。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上层与下层的关系、政治变动与民间社会的关系等。综合性可以是多方面的，或以一个主要问题为中心，综合多角度、多样化的社会文化事象进行研究，或对某一事象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诸多层面进行综合研究。综合研究就是把一种事象放在多种联系之中，进行网状研究、辐射性研究或序列性研究，从而使得小问题形成一定的“意义群”“意义丛”或“意义链”，因而具有大的意义。3.强化问题意识，多做中观研究

所谓“中观”，是指介乎于宏观与微观之间，既具有比较清晰的独立意义边界，又具有相对完整的制度或符号体系，能够构成基本社会意义的单元，这也是一种“建构性”界定。例如：一些具体的社会制度及其运作如家庭制度、家族制度、婚姻制度、养老制度、村社制度、慈善救济制度等；民间社会的基本元素如民间组织、会馆制度、互助体制、等级秩序等；民间社会的一些普遍状态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信仰系统等；一些隐性无形的中观领域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共同体、社会网络、话语体系、权力结构、文化建构、社会舆论、民众组织机制、社会动员机制、信息传播机制等。这些中观问题往往是以多种事象组成有形或无形的相对独立的意义群，代表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社会意象。这些“中观领域”是构成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单元，是连接社会与民众、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及中介，是民间社会的基石，是构成社会肌体的细胞，蕴藏着社会肌体的生存密码。古往今来，许多社会变动的关键问题及症结所在，往往就在于这些中观问题，尤其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起步的近代史时段，这是急需加强研究的领域。4.加强“建构性”思维，力求理论概括与提升

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涵盖两个领域：一是具体社会文化事象所体现的表象世界，可用“实证”方法进行展现；一是深层结构与形态所体现的意义隐性世界，需要用“建构”方法进行展现。二者互为表里，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本质内涵。只是对表象世界的单纯描述，而没有对隐性世界的“建构”思维、理论分析与意义阐释，不能称为完整或深入的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所谓理论分析与意义阐释，首先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逻辑梳理与提炼概括，形成一定的概念与意义体系。由于新兴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较大的重合性，因而需要借鉴这些学科的一些理论方法，加以综合运用。事实上，这些学科有些概念工具和理论模型就来源于历史研究。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通过对18世纪法国、英国和德国等社会生活的考察，提出解释欧洲近代民主化演变的“公共领域”理论，成为超越学科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社会理论。虽然由于中国社会及其近代化道路与西方有所不同，这些理论直接用来解释中国情形有所隔膜，但仍不乏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我们要在汲取中西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解释本土社会演变的理论，形成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中国社会与文化史学的任务，就在于提出深刻阐释中国社会文化本质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论，首先是要形成对分析中国社会与文化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工具与中层理论，这是现在最为欠缺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增强“建构”思维和理论分析，增强多学科理论素养，致力于理论概括与意义建构，如此才能做出超越学科而具有普遍知识价值的理论创新成果。

上述适应新兴史学并矫正“碎片化”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业内学者沿着这些路径进行着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些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但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尚陷于“实证”方法论困境，而缺乏“建构”思维及方法论创新的自觉，“碎片化”的广泛存在即是明证。因而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适于新兴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的深入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性转换阶段，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呼唤着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本土社会理论。历史学具有在长时段历史变迁中，综合观察和把握本土社会演变机制的学科特性，以社会与文化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史学，应当是产生中国本土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应当肩负起这一时代责任。

[1]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 对于中西社会文化史形成发展的异同笔者曾作过比较，参看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3] 参看〔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35页。

论五四时期的“独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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