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建华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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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人生：汪曾祺传试读：
序 草木有情 人生有味
引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章 “我的家乡在高邮”
“高邮不只出咸鸭蛋，文风也很盛”
汪嘉勋：汪家赤手空拳的创业人
汪菊生：多才多艺的小城才子
汪曾祺说：“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
两位继母的至爱真情，淡化了他三岁丧母的哀痛
在祖父、父亲的指导和影响下，学习如何做人、做文……
幼稚园为他揭开平生美学教育的第一章
“五小”成了他的文学起飞场
在上学路上观察，体味人生
影响他文学观形成的几位语文老师
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第二章 风雨人生路上行
身染恶性疟疾，使他差点误了考期；他抱病参加考试，总算如愿以偿考取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翠湖给他留下美好印象，西南联大简陋的办学条件激起他的
学习信心他从“跑警报”中体会出从容不迫、乐观坚强的民族性格吸引他的，不仅是教授们的渊博知识，更在于他们的人格魅
力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他不乏爱国热情，却懒于过问政
治，一心只想做潇洒的才子沈先生视他为得意高足，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一个有文学天分的高才生，最后阴差阳错竟只得到大学肄业
证书在昆明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两年，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
社会与人生爱情之花在艰苦的环境中萌芽，他因喜遇知音而更能安于清
贫和对生活充满信心在上海求职无门，濒临绝望之际，李健吾向他伸出援助之手《邂逅集》：他的小说创作探索阶段的可贵结晶“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
第三章 一片赤诚求适应 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成熟了为积累生活，写出格调刚劲的作品，北平解放后不久，他就
投笔从戎随军南下；但半途因“历史问题”被甩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
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他积极奉献，乐于为他人作嫁衣；他沙里淘金，从废稿堆中
发现《活人塘》《范进中举》——在戏剧创作中将传统与革新结合起来的初
步尝试
第四章 无情打击突兀来 他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
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反右”开始后，他因短文《惶惑》受到了批判，但他自己
觉得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留下阴影在劫难逃。单位为完成指标，到底在1958年夏天，把他补
划为“右派”在沙岭子农科所下放劳动。仅仅一年，干部、工人就一致同
意为表现出色的他摘去“右派”帽子“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
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始终保持用笔
的愿望和信心”“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他完成一生中一部很奇特的
著作——《中国马铃薯图谱》《羊舍一夕》：新中国成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萧也牧评
价说：“这才是小说！”郭小川兴奋地说：“汪曾祺变了！”“四年下放……我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农民……我从农人
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第五章 祸福相倚《沙家浜》祸福相倚《沙家浜》 汪曾祺在朋友们帮助下调入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北京京剧团踌躇满志，汪曾祺应召进入创作组，但改编的第
一稿《地下联络员》因仓促而失败在彭真等北京市领导鼓励下，全团重拾信心，汪曾祺被明确
为“主要执笔”重写剧本汪曾祺才气逼人！“只见他在房间里低头凝神来回踱步，也
就20来分钟的样子，说声「行了！」于是落座提笔，一段长达18
句的唱词一挥而就”毛泽东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
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江青调汪曾祺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江青第一次召见汪曾祺，与《沙家浜》无关，她想抓京剧《红岩》，最终夭折家，成了他“文革”风暴中的心灵避风港。儿子反问妈妈：“如果（爸爸）真有问题，你为什么不和他划清界限？为什么还
给他买酒喝？”正在抬煤的他忽然被突击“解放”。连回家换件干净衣服也
不被允许，军代表说：“不成！来不及了！”江青欣赏他的才能，但也只是看重他那支笔。汪曾祺因江青
的特别关照，上了一回天安门。事过境迁，汪曾祺公开撰文坦陈对江青和样板戏的看法，表
现了一个老艺术家的诚实。汪曾祺自信地说：“《沙家浜》不太完整……《智斗》肯定会
传下去。”
第六章 春来老树绽新芽 不被理解的委屈，太盛的牢骚，他曾发狠要剁指以“明
志”；重新提笔写文章，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
是戏剧，而是一篇民间文学论文北京出版社要出版他的小说选集，他自己却不热心。林斤澜
激动地对他说：“……为什么不出呢？……你积极点好不好？”“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
道人心”朋友们为被审查的他鸣不平，胡乔木曾想把他调入中国社科
院文学研究所；文坛复出，写作积极性也逐渐恢复，但他的作品
一开始并不被人们看好《北京文学》隆重推出“小说专号”，在发稿前夕，李清泉
临时果断决定，抽下一篇稿件，改发《受戒》《受戒》的问世，引起文坛震动。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因《受戒》的发表而得到积极的推动与改善《受戒》成功后，在“感到温暖”的创作心境下，他写故乡
旧生活的作品一发而不可收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大淖记事》榜上有
名。作家叶楠惊奇地问：“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一个“淖”字令他苦苦思考了几十年。美丽的巧云，其原型
竟是一个头发黄黄的、有点邋遢的女人……
第七章 多情最是故乡人 他不断在作品中流露出思乡之情。县委书记决定：“请汪老
回乡看看。”他在故乡寻找远去的童年的梦，有喜悦与激动，也有惆怅与
感伤……见到继母任氏，他恭恭敬敬地一鞠躬：“娘——”拜望昔日
教过他的张老师、王老师，他呈上两首饱含深情的诗在向家乡父老介绍写作体会时，说到动情处，他声音哽塞，
泪水涌出。六百人的会场寂静无声……在参观了家乡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水利建设工程以后，他
惊叹道：“呜呼，厥功伟矣！”《皮凤三楦房子》，是他在返乡后无意中采集到的创作成
果，这是他唯一以故乡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42年后重返故乡，圆了他的思乡梦，抚平了他心灵的伤
痕，加深了他对家乡的爱，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第八章 魂萦梦绕皆因爱 他用80年代人的感情写往日的美和健康的人性“我写小说，是要有真情实感的。我的小说中人物有些是有
原型的”“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
第九章 “硬壳”裂开见真性 尽管聂华苓在美国生活20多年了，但她从里到外还是一个
中国人。他对聂华苓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在林肯故居，看到那么多人高高兴兴地摸林肯铜像的鼻子，
他祝愿：让我们平等地摸别人的鼻子，也让别人摸他成功地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讲。在与美国黑人学者探讨民族
文化传统和历史时，他感慨地说：“没有历史，是悲哀的。”
第十章 潇洒为人情亦真 “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作郇厨”
第十一章 众口评说汪曾祺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对汪曾祺的研究，不能任意拔高为人为文两陶然他自己说：“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
尾声 “像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人已经不多了……”故乡为了永久地纪念他，建立起汪曾祺文学馆
后记
附录《汪曾祺传》后记
补记《汪曾祺的春夏秋冬》后记谨以此书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1993年10月，四卷五册本《汪曾祺文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汪曾祺第一次出文集。身为文集主编的陆建华，将刚出厂、尚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样书送到汪曾祺手中。汪曾祺高兴地说：“编一个文集，就算到了一站吧。”图为汪曾祺手捧文集与陆建华边看边聊。序草木有情 人生有味丁帆“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这是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的一首小诗，所谓草木含情大概就是如此了。汪曾祺对于花鸟虫鱼、春秋草木有着颇多的怜爱，而这一草一木也融入了他的人生中，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许多滋味。一直以来，汪曾祺的文章以其独特的风格打动着万千读者，因此也有人好奇，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就这样，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汪曾祺本人的研究，陆建华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草木人生：汪曾祺传》一书是陆建华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也圆了他为汪曾祺作大传之梦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陆建华先生就开始对同乡作家汪曾祺进行了跟踪研究，同时也留心收集汪曾祺的所有文史与生活资料，因此其先后编辑出版了多种汪曾祺的资料丛书和研究书籍，也就不足为怪了。大约是汪曾祺的一句“我的家乡在高邮”，便触动了陆先生将其大半生的精力都投注在“这一个”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上了。就我目力所至，当下海内外研究和蒐集汪曾祺资料最齐全的学者应该数陆建华为第一人了，堪称“汪曾祺研究的活字典”。因此，陆先生不顾年近耄耋之年，再次重新改写汪曾祺大传，以补充大量的史料为动力，以进一步完善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历史为旨归，为世人还原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立体、更加有趣、更加真实的汪曾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鉴于此，作为一个几十年的文友，同时也作为汪曾祺作品的热爱者，我当然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对汪曾祺作品的敬意，以及对这个传统文人性格中种种幽默谐趣的行为表示情有独钟的欣赏。更当然的是，我对陆建华先生的圆梦执着表示由衷的敬佩，所以才写了以下文字，以示尊重。其实，我在汪曾祺家乡高邮的邻县宝应县插队生活过六年，对那里的湖荡水泊十分熟谙，所以读汪氏的作品倍感亲切，亦如陆建华先生对其家乡的钟爱一样，它是汪曾祺文学创作永远取之不尽的宝藏：“2000多年来，大运河用她甜美的乳汁哺育了两岸无数的田野、村庄、城镇，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单说大运河进入江苏境内后，清江至扬州段古称邗沟，通称里运河。在长不过200公里的运河两岸，就有良田万顷，名城座座，高邮即为其中之一。”正是在这样对家乡的深刻眷恋之情里，陆建华从汪曾祺那里找到了共同构筑文学之梦的交汇坐标，让他们保持了多年的交往，成就了这部评传的书写。所以，我以为，如其说这是陆建华先生独著的专著，还不如说这就是汪曾祺自己在扮演着那个幕后的台词提示者，陆建华遵照提示的台词，记录下来的一部信史度较高的评传著述。在浩瀚的史料当中，要写的东西很多，如何剪裁，当是每一个作传记者的困顿之处。按照时序的写法应该是传记最简便，也是最符合逻辑条理的写法。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主张用其他方法来撰写长篇传记体文字的。此书当然亦是如此，把汪曾祺的每一个时段“有意味的”历史足迹一一呈现出来，并加以评述，正是陆建华所需要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书清晰的脉络了，这也正好契合了汪曾祺起起伏伏、起承转合的坎坷一生，让人在阅读的快感中获得一种沉入凝思的哲理层面，或许这才是作者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吧。全书开始就写家世，这是传记的定法，洋洋洒洒的家庭背景写下来，其实最能打动读者的就是汪曾祺青春萌动期时的文学之梦书写，当然这也是开篇文章之“文眼”：“他确立了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由此入壳，看出了汪曾祺一生创作的风格和路数，当为点睛之笔。作为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读者的期待视野关注的是人物在大时代中沉浮的命运，而在命运的沉浮中关心的却是人物的性格，而在性格的书写中，又更加关心人物的那些有着传奇色彩的有趣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陆建华在叙述故事时是用了一番苦心的，许多评断也是十分准确的。如“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他不乏爱国热情，却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做潇洒的才子”。从某种角度来说，一段好的评断，往往能够将事件的叙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理层面，在这一点上，本书不乏亮点。我一再主张评传的写作应该遵循的是，以史实为基础、以想象还原历史现场的“两原则”，即：评传应该把基本史实作为行文的前提，也就是说，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的过程是不能有任何虚构的成分；而在事件过程中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和表情神态等细节则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一定要符合当时历史的背景和人物所处的情境和语境。就此而言，陆建华在书中是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的。如在描写汪曾祺恋爱中的情人时，陆建华采用了“外视角”的叙述方法，以汪曾祺的眼光来观察其恋人就是一例：“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这里的“外视角叙述”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描写，像这样能够提升阅读效果的文字比比皆是，虽很简洁，却很摄魂。顺境中的汪曾祺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而逆境时的汪曾祺却是难以言表的，此书写汪曾祺的沉沦，最典型的就是其被打成“右派”时期，用陆建华的概括来说就是“在劫难逃”。人生太顺必招损，“定汪曾祺为一般‘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工资从180多元减到105元。”如果这一段历史的叙述中作者能够发挥文学想象的手段，更加细腻地描写汪曾祺的心理世界，可能会为此书增添更加绚丽的光焰。大约是因为评传带有强烈的学理色彩，陆建华就较少涉猎汪曾祺生活当中最富有趣味的那一些趣闻轶事。毋庸置疑，陆建华倘若把汪氏的菜肴写得更有滋有味，把一个嗜酒如命的汪曾祺写得更活灵活现，这无疑会给本书更加增光添彩。殊不知，这对于一个一生都离不开杜康的酒徒而言，汪曾祺的生活和创作中的人性与风格都在此中得到了深度的呈现。其实，我以为陆建华是具备丰富的这种文学想象能力的，只是他太追求学术和学理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所以才没有充分展示其艺术的才华。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乃为憾事也。无疑，此书中也有囿于价值观介入时越出史家笔法的微瑕之处，有些对当时文化与社会语境的用词尚没能跳出历史的局限。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并不能够代表广大读者的态度，大可不必介意。是为序。引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0年8月12日。
这是极为平常的一天，对于汪曾祺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就在这一天，他蕴酿多日、初稿写于5月的《受戒》正式定稿，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在他准备搁笔的时候，他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也就是1937年。那一年，汪曾祺为躲避战火，被迫中断了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学习回到故乡高邮，此后又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住在村中的“菩提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现在，许多人都说“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就是汪曾祺初恋的梦，因为作者在《关于〈受戒〉》一文中明白无误地写道：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的姿态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见《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多人据此得出结论：所谓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就是指作者对小英子的思念。其实，这是没有仔细辨析而产生的美丽误解。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同样明白无误地以肯定口吻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父亲汪菊生）在一旁瞎出主意。” （见《多年父子成兄弟》，《福建文学》1991年第1期）这里说的“写情书”的时间明显在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受戒》中写的“菩提庵”之前，也就是说，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小英子”。
1935年夏，汪曾祺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暑假后即将读高三的汪曾祺，因日寇占领了江南，被迫回到家乡高邮，为不误学业，曾辗转就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等校，后战事日紧，不得不中断学习与祖父、父亲到高邮乡下逃避战火，这才有机会认识农村姑娘小英子。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的生活经历很少写入他后来的作品里，倒是他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的那两年发生的朦胧的初恋生活，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甚至难忘的记忆。1993年9月8日，时年已73岁的汪曾祺在一篇题为《我的世界（代序）》中这样写道：“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伞墩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永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见《汪曾祺说·我的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在汪曾祺自己写下的这段充满惆怅略带伤感意味的深情文字中，分明有一位不知名的初恋情人若隐若现。正是这段不常见的作者自述，证明早在认识小英子之前，初恋的情感已萌动在年轻的汪曾祺的心中。世上的事也真难预料，汪曾祺直到1997年5月16日离开这个世界，他确实没有“再到江阴”，但在他的生前，却见到当年与他一道在江阴南菁中学同窗读书的女同学章紫；并且两人有机会一道回忆了当年的“朦胧”故事。多年来一直细心收集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经历的苏北，在题为《汪曾祺的迷人细节》散文中这样写道——一个重庆的记者，曾因受命写一篇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叫章紫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看，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位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时（1936年）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书，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这期间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她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牢，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小胖手。这句我记得……”
在同一篇散文中，苏北还写道：20世纪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章紫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章紫觉得，汪曾祺指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见苏北：《汪曾祺的迷人细节》，《读者》2017年第15期）
正因如此，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一文中断言：“小英子并不是他的初恋情人，这是可以肯定的。”（见《我们眼中的父亲——老头儿汪曾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1988年，汪曾祺在与香港作家施叔青对话时，施叔青当面问他：“……想到《受戒》，你说过是写你的初恋，一个几十年前的梦……”汪曾祺马上纠正说：“不是写我的初恋，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见《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我们只要仔细体会上述文字材料，特别是汪曾祺自己关于初恋的表述，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汪曾祺所说的“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其实是明明白白的文学梦。诚然，他在“菩提庵”躲避战火的半年中，因为认识了小英子而联想到自己的初恋，得以重温珍贵的朦朦胧胧的初恋的情感；但是，更重要的，也正是在这半年中，他确立了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见《自报家门》，《作家》1988年第7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追求真正的文学之梦，1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与亲人，只身一人辗转于充满风险的旅途多日，千里迢迢赶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追随于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先生左右，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学创作之旅。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对自己圆文学之梦更是充满期望，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未必能写，自己擅长的笔法未必能用，而自己又不愿意以文学跟风应景。面对这样的政治的、文学的现实，他内心不甘，却又只好无奈地搁笔。
文学梦！汪曾祺早在年轻时就萌发并最终确立的文学梦，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来呢？
他等啊，等啊，岁月飞逝、两鬓添霜、眼看花甲之年已经临近，就在汪曾祺近乎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大地春回，圆梦的日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1978年，被世界称为引导古老中国真正开始走向春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具体到汪曾祺个人来说，他完全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新时期，他就只能被岁月的尘埃最终湮没于无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可能就没有留下那么多美文的汪曾祺！《受戒》是汪曾祺的投石问路之作，他有意以这样一篇从题材到文风都别具一格的作品试一试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允许和接受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创作路子。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则因《受戒》的发表而得到积极的推动与改善，文艺界和广大作家从中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期盼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已降临中国大地。《受戒》的成功让汪曾祺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梦寐以求的圆文学之梦的日子真的在眼前出现了。他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见《关于〈受戒〉》）
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
汪曾祺一生追逐文学梦，但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在他进入花甲之年后，他才迎来自己创作上的辉煌期。他一生写出4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90%写于最后的18年中。新中国成立前，他仅出书一种，即收有他初涉文坛后创作的8篇小说的《邂逅集》，总字数不足10万字；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他仅于1963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薄薄的《羊舍的夜晚》（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总字数才4万字多一点。新时期给了汪曾祺真正的快乐宜人的创作环境，他复出文坛，可惜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即便如此，从1980年10月发表《受戒》到1997年5月逝世的短短18年中，他出书26种；而从他逝世到2018年底的20多年中，国内多家出版社竟争相出版汪曾祺的书超过200种，并且，这一出版势头还在继续，以致成了当今文学界、出版界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既可看出广大读者对汪曾祺作品的真心喜爱和深切怀念，更从一个侧面看出汪曾祺作品的深广影响及其长久的文学价值。
都说数字是机械的，但这些关于汪曾祺创作状况粗略统计的数字，是诗，是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情颂诗！第一章“我的家乡在高邮”“高邮不只出咸鸭蛋，文风也很盛”
千里风帆一线牵的京杭大运河，自北京出发，沿途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直至浙江杭州，一路上逶逶迤迤，潇潇洒洒。这条完全由我们的祖先用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始凿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后经公元7世纪（隋）和13世纪（元）两次大规模的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全长竟达1794公里，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壮举。2000多年来，大运河用她甜美的乳汁哺育了两岸无数的田野、村庄、城镇，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单说大运河进入江苏境内后，清江至扬州段古称邗沟，通称里运河。在长不过200公里的运河两岸，就有良田万顷，名城座座，高邮即为其中之一。
高邮之所以叫高邮，是因为与邮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通讯体系的国家之一。从殷商开始，即有官办的传达信息的机构，谓之邮驿，邮驿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废除。照此算来，我国悠悠邮史已长达3000多年。秦统一中国以后，邮驿发展迅速，也就是从那时起，高邮设邮亭，因邮亭建在高台之上，故名高邮，又名秦邮。这一切，不仅史书上有记载，更难得的是，证明高邮与邮有关的遗迹尚存。1985年，高邮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位于高邮城南门外馆驿巷内的盂城驿，消息传出，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论我国长达3000多年的邮史，历朝历代建立的邮驿数以万计，何以盂城驿如此引人注目？只因那众多驿站，由于岁月的磨损，风雨的侵蚀，加之天灾人祸，战乱频频，地面遗存已少而又少，成了凤毛麟角。盂城驿开设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毁于倭火，清嘉庆、道光年间重修。据明代隆庆年间编修的《高邮州志》记载，盂城驿规模宏大，计有厅房、库房、廊房、神祠、马房、前鼓楼等50多间，照壁牌楼一座，临运河堤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驿旁是秦邮公馆，驿北有驿丞宅一所，驿南有可供上百匹马饮水的马饮塘。1985年发现盂城驿故址时，虽历尽沧桑，仍有驿站、驿舍、秦邮公馆、驿丞宅、武官厅、马神祠、库房、监房等及部分驿站内木、石遗物，绿杨环绕的马饮塘依然存在。海内外专家闻讯赶到高邮考察后一致认为：盂城驿实乃全国罕见、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古驿站遗存。
盂城驿遗址的发现意义非常，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出高邮因邮诞生、依邮发展的历史轨迹。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孕育、诞生，从一开始就与邮有如此血肉般的关系，此后2000多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都得力于邮传的巨大推动，这在全国、全世界恐怕也不多见。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赞誉高邮“一支‘邮’字歌，从古唱到今”了。
高邮气候温和，景色宜人，物产众多，资源丰富，历来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是大运河河畔的一颗明珠。高邮又是人才辈出之地，尤其是文坛俊杰，层出不穷。但不知怎的，外地人提起高邮，仍只记得：高邮盛产大鸭蛋，特别盛产双黄大鸭蛋。这虽是事实，但并非高邮全貌。高邮人对此心存不服，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见人就解释：“我们那里不只有双黄大鸭蛋……”以致时间一长，也只好默认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为吸引外资，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挖空心思办这个节、办那个节，高邮一些领导受到启发，学时髦，赶浪潮，有一年也搞了个“双黄蛋节”。这一来，高邮真是与双黄大鸭蛋脱不尽干系了，但有一位高邮人，一位海内外驰名的大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无限挚爱家乡，也喜食高邮大鸭蛋，但他明确反对把高邮仅仅与鸭蛋联系在一起。
这人就是汪曾祺。
1986年秋，汪曾祺在《雨花》杂志发表散文《故乡的食物》，其中“端午的鸭蛋”一节这样写道：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1989年4月，汪曾祺为家乡一位作者的书写序，在这篇题为《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序文中，他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说起高邮，很多人只知道高邮出咸鸭蛋。上海卖咸鸭蛋的店铺里总要用一字条特别标明：“高邮咸鸭蛋。”我们那里的咸鸭蛋确实很好，筷子一扎下去，吱——红油就会冒出来。不过敝处并不只是出咸鸭蛋，我们家乡还出过秦少游，出过研治训诂学的王氏父子，还有一位写散曲的王西楼。文风不可谓不盛。
汪曾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同意把高邮总是与咸鸭蛋联系在一起，其实表现了他对社会文化底蕴本来就很广泛、很深刻、很厚实的故乡高邮的无限挚爱之情。确实，对高邮这样一个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历史悠久、前途无限的里下河地区的名城重镇，又岂是咸鸭蛋能概括其特征？仅以汪曾祺多次提到的文坛大家秦少游等而言，这些人不止高邮人引为自豪，他们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也都占有重要的一席。别号“淮海居士”的秦少游，是北宋杰出的婉约派词人，著有《淮海集》40卷，另有《淮海词》《劝善录》《逆旅集》等。他兼有诗、词、赋和书法等多方面的才能，词名尤著，有存词80余首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传世。他的词柔丽典雅，情味深沉，音律谐婉，艺术成就很高，其代表作《满庭芳》《鹊桥仙》《踏莎行》等，是秦词中的佳作，也是中国词坛中的绝唱。又如，明代的王磐，与金陵陈铎被后人并称为“南曲之冠”。他的乐府冲融旷达，甘于恬淡，工题赠，善谐谑。其代表作之一《朝天子·咏喇叭》对当时官吏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情景，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尖锐深刻的讽刺，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广为流传，并经常为文学史家们所反复引用。至于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俩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的音韵训诂之学，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鼎盛，而王氏父子是这一鼎盛时期的并肩而立的两座高峰。与王氏父子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经学大师段玉裁，在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所作的序中这样盛赞其学术成就：“尤能明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龚自珍称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古今奇作，不可有二”。章太炎则认为：“古韵学到王念孙，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除了汪曾祺多次提到的这几位大家，高邮还有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高邮人的骄傲。时至今日，汪曾祺也以他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成就，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南京一位著名作家在参观了高邮的文游台、王氏纪念馆等文化胜迹以后，就曾欣然提笔写下“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的诗句，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
在高邮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出现汪曾祺，不是偶然的事情。只要了解汪曾祺对家乡的热爱，了解汪曾祺从小就接受高邮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熏陶，就会明白，大运河的水气已经浸入汪曾祺的血肉，秦少游、王磐、王氏父子等高邮文杰的成就，事实上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再加上汪曾祺自身的勤奋努力，他成长为当代中国自成一格的作家，不仅是必然，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汪嘉勋：汪家赤手空拳的创业人
在高邮城，说起汪家，颇有一点名气，但不算望族。所谓望族，一要有产业，二要有功名。而汪家，虽然有田两千多亩，这数字在高邮不算大，也不算小了，但大多是贫瘠土地，庄稼长不旺，只能长草。至于功名，汪家近百年中，仅出过一名“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而且是清朝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离步入仕途远着呢。高邮人都了解，汪家祖籍徽州，迁居高邮，从汪曾祺往上数才九代。汪家第六代当家人，曾在外地坐过馆，后来做“盐票”亏了本。“盐票”亦称“盐引”，是包给商人销售官盐的执照。由于亏了，几乎把家产赔尽。汪家后来的产业完全是第七代当家人汪嘉勋赤手空拳创造出来的。他主要通过置田地、开店铺，慢慢使汪家重新恢复元气，后家道渐丰。
汪嘉勋，字铭甫，中“拔贡”的就是他。由于汪嘉勋没有考取更高的功名，而“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他是汪家创业的人。
汪嘉勋创业从置田地开始，年轻时亲自下乡过问，后来随着家业的扩大，他就把精力放在高邮城里开店铺，田地上的事则找人代管。这种情况在高邮很普遍，当地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叫“田禾先生”。看青（估产）、收租、完粮、丈地……这也是一套学问。汪嘉勋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布店。布店经营平平，两家药店在高邮甚有影响。“万全堂”在北市口，“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才是汪家主要经济收入所在。汪嘉勋在开店之初即把信誉作为立业之本，他把这一想法写入为自家药店亲撰的对联之中。“万全堂”的对联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的对联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两副对联不仅工稳、贴切，符合药店特点，还巧妙地把店名暗含其中。为树药店信誉，汪嘉勋一直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药店一般不卖假药，但是常常不很地道，尤其是丸散。常言道，“神仙难识丸散。”连开药店的内行都不能分辨贵重药料，如麝香、珍珠、冰片等，是不是上色足量。“万全堂”的过道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并非虚语，这也是汪嘉勋亲撰并特意制作悬挂的。高邮城里有几个门面辉煌的大药店，可是，这些药店里的店员生了病，配方抓药，都不在本店，反而叫家里人到“万全堂”抓。仅此一端，即可见汪嘉勋所开的药店在人们心目中信誉很高。
汪嘉勋如此把信誉作为立业之本，从头抓起，一抓到底，真是抓对了，几年下来，就抓出了大大高于同行的经济效益。事业发展了，上路了，毕竟是文化人出身的汪嘉勋就稍稍放手，他找“田禾先生”管田事，找“管事”（经理）管药店。他平时并不多过问店里事，只到每年腊月二十四，由“管事”带着总账到家里来，向他报告一年营业情况。由于信誉好，连年盈利，汪嘉勋颇为自得。尽管家道渐丰，家业大了，日子好过了，汪嘉勋却始终牢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继续保持创业之初的勤俭之风，他依然俭朴地生活。在高邮城，汪嘉勋的俭省是有名的。他几乎没有什么特殊嗜好，只爱喝一点好茶，也仅西湖龙井而已；他颇喜爱杯中之物，但每顿只喝一盅酒。家中人都熟悉他那个五彩釉画公鸡的酒盅，就喝那么一盅，也不是什么名贵酒，是街上商店里随时可以零打的粮食白酒。下酒菜就更简单了，经常是就着咸鸭蛋饮酒。而且一只咸鸭蛋要吃两顿，一顿吃一半，把蛋壳上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再没有第二样菜了。喝了酒，他兴致变得更好，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声音越来越低，不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然而，就是这样自奉甚薄的汪嘉勋，却舍得花大价钱购买古董字画。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铭文。难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他还有一个奇怪的古董：浑天仪。不是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北京观象台的那种大家伙，只是一个直径约四寸的铜圆球，上面有许多星星，下面有一个把，安在紫檀木座上。此浑天仪是明代御造的，其珍贵处在于一次只造了几个。两件宝物中，汪嘉勋似更加珍视浑天仪，他特地起了一个斋名：浑天仪室。对于字画，汪嘉勋独具慧眼，舍得花钱。至今在高邮传为美谈的，是汪嘉勋曾经花大价钱从夏家一次买了几箱字帖。夏家是有百年以上家史的大家，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十八鹤来堂”，据说此堂上梁时曾有十八只仙鹤飞来，在高邮显赫一时，人称“十八鹤来堂夏家”。夏家房屋多而大，花园里有合抱的大桂花树，有曲沼流泉，人称“夏家花园”。后来败落了，夏家后人就不断出卖祖上收藏的前人字画，汪嘉勋是这些字画的最大买主之一。连一只咸鸭蛋都要分两顿吃的汪嘉勋，何以买古董字画时却一掷千金？用这些钱去开店买田，壮大家业，岂不更好？对此有人想不通。汪嘉勋对此笑而不答，私下里却对好友说：“世人以金钱为宝，殊不知这些古董字画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更难能可贵的是，富裕起来的汪嘉勋心中逐渐明确一个更具体、更宏大的目标：要下功夫把教育子孙后代的事努力抓好。他认为，比起置田地，开店铺，这才是兴家立业之根本的根本。
汪嘉勋常常思忖：大儿子汪广生成家后添丁进口，可算是欣欣向荣；二儿子汪常生不幸早逝，只留下一个守寡的媳妇，这当然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三儿子汪菊生结婚后一切尚好，只是媳妇杨氏体弱多病，常年咳嗽不止，偶尔还吐血，不能不让汪嘉勋暗暗心忧。前年杨氏生下一女，现在又怀孕足月，汪嘉勋盼望这次能添个孙子，好让汪家更加兴旺发达起来。汪菊生：多才多艺的小城才子
比汪嘉勋盼孙子的心情还要迫切，汪菊生也很希望杨氏这次能生个男孩。
汪菊生，字淡如，生于1896年10月15日，这天是夏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九月也称菊月，人们饮酒赏菊，故汪嘉勋为他的在这期间出生的三儿子取名菊生，小名“三子”。汪菊生作画时有时也题别号：亚痴、灌园生……汪菊生多才多艺，精力过人。他年轻时是运动员。在校足球队踢过后卫，还曾作为撑杆跳高选手，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奖牌。他练过武功，又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时敢挺身而出。一次在小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员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钱财，汪菊生一旁看了怒火中烧，忍不住出面斥责。那侦缉队员恼羞成怒，对汪菊生动起手来，汪菊生只一巴掌，打得那人踉踉跄跄，引得众人齐声叫好。
汪菊生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学堂。在南京读完旧制中学后，汪菊生没有升学，回到了家乡高邮。他玩过一个时期乐器，亲自去苏州一趟，买回来好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琴、扬琴，甚至还有唢呐。在他玩过的许多乐器中，他最珍爱的是一箫一笛，都是少见的上品。洞箫管很细，外皮殷红，很有年头了。整个笛管擦了荸荠紫漆，比常见的笛子管粗。箫声悠远，笛声圆润。它们不是从乐器店买的，是花了大价钱从私人手里买的。不论什么乐器，汪菊生听听别人演奏，看看指法，也就能学个七不离八。
玩过一阵丝竹以后，汪菊生又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画画和刻图章。他画画并无真正的师承，只有几个画友。画友中过从较密的是一个和尚，名铁桥，本城善因寺的方丈。铁桥曾在苏州邓尉山一个庙里住过，作画时下款就题“邓尉山僧”。铁桥能画，也能写。他的字写石鼓，画法任伯年，都有相当功力。汪菊生和铁桥常来往，画风却没有受他的影响。汪菊生画过一阵工笔花卉，这受当地画家的影响，他们认为画画要从工笔入手。扬州有位专画菊花的画家，画菊按朵论价，每朵大洋一元，汪菊生慕名求他画了一套菊谱，二尺见方的大册页。别人见了，不禁咋舌：“像这种玩法，玩不起。”钻了一阵花卉后，汪菊生改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总的看来，汪菊生的画有一定功力，只可惜“见”得少，没有行万里路，多识大家真迹，眼界不宽，加之他又不会题诗，题画多用前人陈句，故布局平稳，缺少创意。汪菊生刻图章，初宗浙派，清秀规矩。年轻时刻过一套《陋室铭》印谱，有几方很不错，但是过于着意，显得拘谨了些。
值得一提的是，汪菊生心灵手巧，思维敏捷，每有奇思。他会做各种玩意儿，而且总是很有兴致。元宵节，他用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妩媚动人。他将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孩子们提了这两盏灯，观灯的人见了莫不啧啧称赞。清明节前，汪菊生糊风筝。有一年，他糊了一只蜈蚣（当地人称之为“百脚”），是以绢糊的。他用药店里称麝香用的小戥子约蜈蚣两边的鸡毛——鸡毛必须一样重，否则上天就会打滚。汪菊生放这种风筝，不用一般的线，而是胡琴的老弦，这样，风筝可以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子”。春天到了，早已结过婚的汪菊生童心未泯，兴致勃勃地带着几个孩子在傅公桥麦地里放风筝。这时，麦子尚未“起身”，非但不怕踩，而且越踩越旺。惠风和畅，汪菊生与孩子们一起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实在快乐得很。
年龄稍大以后，汪菊生以眼科大夫为职业。眼科是汪家祖传，汪嘉勋、汪广生都会治眼疾。本来就才智不凡的汪菊生，医术颇精。有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绸缎。汪菊生看后胸有成竹地安慰孩子的父母：“不要紧。”他嘱孩子的父亲到当地一个叫阴城的很大很野的乱葬茔捉两只大田螺来。只见他往田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儿，田螺壳裂了，孩子的眼好了，从此一生再没有犯过眼病。因为汪菊生医术高超，医德也好，找他看眼疾的越来越多。当地传说汪家祖传眼科灵验，全靠一种得高人指点制成的丸散。最后越传越神秘，竟说这丸散中有一味药，只有汪家人在某地的一个荒山之阴才能采到，换上别人去，那药材不会现身。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汪家治眼的丸散比较灵验，倒也是事实，而且有些丸散，由汪菊生亲自动手配制。每配制丸散，他必事先斋戒沐浴，还默诵几遍祖训：“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尔后才进入一间静室之中独自专心配制。他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近乎虔诚的敬业精神。
汪菊生不仅办事十分认真，而且很有主见，被他人赞为老谋深算，临危不乱。有一次，“万全堂”近邻失火，药店的“管事”江先生慌忙指挥人速将药材搬至店外，以免遭火灾和防止歹人趁火打劫。汪菊生见了连忙喝住。他不但不忙着搬药材，反叫伙计们去帮助邻居救火，自己则与“管事”共守店门。“管事”大惑不解，也不敢违拗。后大火未蔓延开来，并最终被扑灭。汪菊生这才笑着对江先生说：“不齐心协力救火，只顾抢救药材，恐怕现在店堂已成灰烬，又如何能保得住药材？这就是古人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啊。”
就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聪颖活泼、对生活总是充满情趣的汪菊生，在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又再次怀孕后，很希望这次能生个男孩。生性豁达的他本不在乎男女，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次如此盼望男孩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他觉得，有个活泼聪明的男孩，将来就会多一个助手，多一个伙伴，这才更符合汪菊生的心愿和性格吧！汪曾祺说：“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
1920年3月5日，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月亮正圆，象征着团圆美满。按照我国夏历，正月十五称“上元”，七月十五称“中元”，十月十五称“下元”。三元中，“上元”最受重视，故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古人认为，“上元”这天是天官赐福的日子，又值年初，为春节的延续。此时是一年的第一个满月，为吉祥之日。为了祈求全年平安，万事如意，因此隆重庆祝这一节日。由于这一节日的主要庆祝活动都在夜间进行，所以又称元宵节，但在高邮，当地人一般不叫元宵节，叫灯节。这是由于元宵节的活动主要是点灯、观灯。灯节要延续几天，十三上灯，十八落灯，“正日子”是十五。
高邮的元宵节白天并不热闹。但高邮城北门外东头竺家巷的汪嘉勋家，今年的元宵节却比往年、也比别人家要忙碌些，全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似乎在企盼什么，等待什么。汪嘉勋老人一大早就巡视全家，嘱咐家人把特意为灯节准备的灯再检查一遍，擦拭干净，等天一黑就点亮。汪嘉勋的夫人谈氏更是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在这个大家庭中，她是家务总管。她的责任不仅是周到地照顾好一家之主汪嘉勋，还要联络好、调整好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小家庭，这就是大儿子汪广生，二儿子汪常生，三儿子汪菊生。汪常生早亡，无子，剩下一个守寡的媳妇。因此，每次到二房媳妇的房间，因其孤单一人，谈氏总要多停留一点时间，婆媳两人要多谈一会儿。
今天，谈氏格外留意三房媳妇杨氏。她知道，三媳妇怀孕已经足月，前两天找本城最有名的中医来搭脉，说分娩就在这两天。见婆婆来了，杨氏微微欠身表示问候，她告诉婆婆，一切都好，就是一大早起来腰酸腹胀，还“见红”。婆婆明白，这些都是临产前的征兆。她温和地安慰她几句，特意关照杨氏从娘家带来的女用人大莲子多加小心，一有情况立即告诉她。
大莲子答应了。
午饭后，虽然离上灯时间还早，高邮城里城外已渐渐热闹起来了。
最明显的，送麒麟的这个才走，那个又来。送麒麟一般三人一组，一个举着麒麟（将长板凳用纸糊成麒麟状），一个敲小锣，一个打镲。咚咚当当敲一气，齐声唱一些吉利的歌。没有表演，没有动作，曲调也很简单。说老实话，一点也不叫人兴奋。特别是前面刚走，后面又来，唱同样单调的歌，很令人心烦，但新年伊始，人家唱的又是吉利的话，总不好发脾气，只好给几个钱了事。只有一家例外，不嫌烦，那就是汪家。只因送麒麟的唱的歌，每一段开头都是这样两句：“格炸炸，格炸炸，麒麟送子到你家……”
这真是唱到汪家人的心上了，特别是谈老夫人。三媳妇饭前饭后就阵痛不止，眼看孩子即将诞生，门外反复有人唱“麒麟送子到你家”，岂非吉兆？所以，每逢有送麒麟的到门口唱，谈老夫人非但不嫌烦，还叫用人多给几个赏钱呢。
傍晚时分，一年一度的灯节由孩子们揭开序幕。性急的孩子们顾不上吃晚饭，就或拖着、或提着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几天前就帮助糊扎好的兔子灯、蛤蟆灯、马灯、猪灯……上街戏耍。各家店铺也陆续在店前挂灯。早在灯节前好几天，老板就让伙计、学徒备料扎灯，暗暗与别人家比大、比精、比奇，这不仅是为了灯节，也为了显示店家气派，是招徕顾客的手段之一。
当店主们用各式各样彩灯把店门口装饰得喜气洋洋、焕然一新时，居民们也急忙把各式各样的灯在自家门前悬挂起来。汪家也到处悬灯结彩，三房儿子屋中的挂灯都很讲究，且各具特色。大房屋里挂着四盏玻璃方灯；二房屋里挂着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盏珠子灯；三房中点的是红琉璃泡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
汪家里里外外才把彩灯点亮挂上，大莲子急急忙忙、喜滋滋地赶来报喜了：“太爷，太太，三妈生了。”谈老夫人忙问：“是男是女？”大莲子笑嘻嘻地回答：“男孩。黑黑胖胖的，哭声可响哩！”
谈老夫人忍不住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她与汪嘉勋顿时心中乐开了花。
此刻，晚霞把浩浩淼淼的高邮湖里的波涛辉映得金光闪闪，再看城里彩灯高照，欢声笑语不断，这一切真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与振奋。
这个赶在吉祥的灯节来到人间的孩子，便是日后成长为海内外影响广泛的作家汪曾祺。汪家的族谱规定，所生的男孩子名字中都得有个“曾”字，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生辰八字算算命里的五行中缺什么，在姓名的第三个字中补一下。汪嘉勋的大儿子汪广生生了一个男孩，命里缺火，因此取名曾炜，后来成了国内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汪曾祺还有一个堂弟叫曾浚，自然是命里缺水了。汪曾祺倒是金木水火土什么也不缺，因此得了个“祺”字。祺，就是吉祥、福气的意思。
多年以后，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出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七十书怀》
因为自己的生日总不会忘记，进入老年以后，每逢过生日，汪曾祺总情不自禁地结合灯节或赋诗，或题词，或撰文抒怀述志。六十岁生日那天，他这样写道：冻云欲湿上元灯，漠漠春阴柳未青。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
他在诗后解释道：“六十岁是个整寿，但我觉得无所谓。诗的后两句似乎有些感慨，因为这时‘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容易触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么感慨，也说不清。那天是阴天，好像要下雪，天气其实是很舒服的，诗的前两句隐隐约约有一点喜悦。总之，并不萧瑟，更没有过一年少一年这样的颓唐的心情。”
七十岁生日时，他写了一首《七十书怀出律不改》：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七十三岁生日那天，他写了散文《祈难老》。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里所谓难老，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从容一点，不是“焉得不速老”的速老，不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那样的衰老。要想难老，首先要旷达一点，不要太把老当一回事……其次是对名利得失看得淡一些……我以为人不可没有名，也不可太有名。六十岁时，我被人称为作家，还不习惯。进七十岁时，就又长了一级，被称为老作家，说实在的，我并不舒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成了一种负担。我一共才写了那么几本书，摞在一起，也没有多大分量。有些关于我的评论、印象记、访谈录之类，我也看看。言谈微笑中，也有知己之感。但是太多了，把我弄成热点，而且很多话说得过了头，我很不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希望我就悄悄地写写，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是真话。
就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写了一副对联聊当自寿：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在对联后，有两行小注：癸酉年元宵节晚六时，七十三年前这会我正在出生。
这就是汪曾祺！淡泊名利，豁达开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无衰瑟之感，也无颓唐之态，却时时保持对生活的挚爱和对人生浓烈的情思。这样的人生观、名利观、创作观的形成自非一朝一夕，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汪曾祺有广博的知识，多才多艺，固然取决于他长大后的勤奋学习，名师指导，但汪家特有的文化氛围，从他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有意无意地把他包围住了，就开始对他进行一刻也不停止的熏陶。没有这样的熏陶与教育，汪曾祺能成为今天的汪曾祺吗？恐怕很难。两位继母的至爱真情，淡化了他三岁丧母的哀痛
汪曾祺的出生，给汪家带来欢乐和希望。满月那天，汪嘉勋给孙子相面，欣喜地认为：“这孩子五官端正，面目清秀，双眼透出灵气，将来必是有用之才。”汪家三个儿子中，汪常生早逝，没有后代。汪曾祺是三房的长子，这样，他便成了人们钟爱的对象，成了“惯宝宝”。因他皮肤黑，大家都爱称他为“黑子”。本地风俗，怕孩子长不大，从小给孩子认干妈，以消灾迎福，有些人家还给孩子在和尚庙、道士观里记名，认为如此一来，鬼怪不敢扰乱，就万无一失了。汪曾祺出生后不久，家里为他认了好几个干妈，同时又为他在和尚庙、道士观里记名，来个双保险。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鳌”。他的父亲为了慎重，特别在书房中用一张八寸长五寸宽的梅红纸端端正正写上“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两边各有一个字，一边是“皈”，一边是“依”。“皈”字比较生僻，一般孩子不认识，但汪曾祺长期耳濡目染，还没上小学就认识这个“皈”字了。
在全家关心呵护之下，汪曾祺健康成长。可他的母亲杨氏的身体自生过汪曾祺后，就一天不如一天，肺病日见严重。杨家是高邮大族，杨氏未嫁汪家前，就过着衣食不愁、安定平和的生活，她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读过书，练过字，直至她与汪菊生结婚后，依然不为柴米操心，过着闺秀式的生活。为治好杨氏的病，娘家人、汪家人找过许多医生，费过各种心思，可惜都收效不大。当时的医术不如今天发达，得了被人们称之为“痨病”的肺病，差不多就等于得了绝症。杨氏在自知病重难治后，只勉强抚养汪曾祺到断奶，就坚决独住在一间偏房里，自动和家人隔离，尤其不让人把汪曾祺抱去见她。世上哪有母亲不爱儿子的？杨氏为了曾祺这个“惯宝宝”的健康，这才下了狠心。1923年，杨氏终因病重不治去世，这时汪曾祺才3岁。他对生母的印象几乎一点都没有，甚至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长大后才陆陆续续从家里人口中听说关于母亲的一些情况。他从姐姐巧纹那里了解到，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按理应该叫杨遵什么，可姐姐却说母亲叫“强四”。这使汪曾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是小名吗？也不像。从家里人的介绍中得到启发，汪曾祺依稀记起：父亲曾用一个煤油箱自制成有两个火口的炉子，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汤。他还想起来，有一次，父亲特地雇了一条船，带着他，陪母亲到淮安就医。汪曾祺记得，小船在途中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而船舱里挂了许多大头菜，大头菜的气味至今好像仍保存在记忆之中。
至于母亲的模样，汪曾祺一点也记不得了。长大后，他只能看母亲的画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姐姐很相似。父亲还曾让汪曾祺看过厚厚一摞母亲写的很清秀的大字，告诉他：直至母亲病倒之前，她还每天写一张大字。每逢看母亲画像，看母亲生前写的大字，汪曾祺就心中隐隐发痛，双眼湿润。特别是想到母亲病重后，不让人抱他去看望，汪曾祺就更增加对母亲不尽的思念。这件事，让汪曾祺刻骨铭心。他觉得，母亲真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伟大母亲，虽然她在自己3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但她对儿子的独特的母爱将永远留在自己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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