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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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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淡岁月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文革秘闻

周恩来晓得打倒刘少奇是何时？

1966年“文革”一爆发，北京天天爆出惊天新闻。每天早晨都有新大字报贴出，都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件。其中比如：“康生谈贺龙搞兵变”，“杨尚昆在毛主席卧室按窃听器”，“必须批判1962年的右倾”，“毛泽东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等。晚上，海淀区各大学都有自由论坛，灯火辉煌，“红五类”学生有资格上台发表演讲。

8月下旬，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把全院师生震呆了！比10级地震都厉害。看大字报的师生人头钻动，人山人海，外校的师生坐汽车来了！我看见教授雷洁琼夫妇在抄大字报，有人干涉，不让抄；谢富治悄悄地拿着一个大芭蕉扇子在看大字报。我们挤进去，看过后，问同学，真的假的？毛主席还会像红卫兵一样写大字报？毛主席炮打的是谁呀？刘少奇？怎么会？

直到现在，研究了不少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才算把这个问题缕清楚了。

当时，中央在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陆定一等都被毛泽东主席划到一条线上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看出刘少奇与他的理念已经不一致了。他不同意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然后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把党内不同认识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接着是“四清”运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然后，毛泽东住到上海，给林彪、康生、江青等几个人打了招呼。这几个人摸到了毛泽东的底儿，都有意隐瞒了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在领袖支持下，11月1日，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文章。然后康生提出“海瑞罢官要害是为彭德怀鸣冤翻案”。在北京“刘邓周彭”保了吴晗，毛泽东下决心打倒彭真。那个春天，组织大专院校学生批北京市的三家村和“祖师爷”。我们不敢想像祖师爷者就是彭真！彭真是最有革命家风度的领导人，记得我们刚刚上大学，他接见新生，说“你们是氢气球，还飘在天上，没有在工农兵中扎根儿。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大专院校司令部在体育馆批斗彭罗陆杨”等走资派时，中午休息，我上厕所，一进去看见小便池台阶上坐着一老者，体形高大，面容憔悴，在啃一个窝头！我仔细一看，是彭真！老人坐在台阶上，正在贪婪地啃窝头。我默默地离开了。

到此时，周恩来还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还在抓农业，抓北方8省农业，下到河北的农村调研。“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他提出，在他离京期间，外交和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林彪和康生都不啃气儿，看周恩来的笑话。毛泽东在杭州西湖宾馆里批改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顺应林彪，把江青这个恶妇放出到中国政坛上大闹天宫。3月份，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当面批评彭真搞“独立王国”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问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回答：“我还没什么感觉”。

周恩来回到北京，康生跟着屁股回北京，给周恩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三次谈话。毛泽东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4月中旬，周恩来回北京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又向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撤销彭真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然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吴晗问题之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主要是党、军。月底，毛泽东在党内文件上删掉了彭真的名字。然后，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罗陆杨”问题。

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毛泽东对外宾说“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把这个思想写在了“516通知”里。到此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指有些猜测，但还未想到是刘少奇。连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未想到是自己，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说是他没有主观意识。“516通知”通过的第三天，5月18日“刘邓周”在玉泉山会见胡志明时，刘少奇说：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康生偷偷地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批注：“危害革命的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月6日，周恩来路过武汉，毛泽东把他写给江青的信给他看。“天下打乱，达到天下大治”。周恩来舍不得天下大乱付出的代价。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说回到北京感到很难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被打下去了。

8月1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若干政策，即“16条”出笼。同一天，他写信给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反对工作组的清华附中小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同学的信“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8月3日，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指责更加尖刻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要“基本上达到打倒右派”。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几位领导面色皆白，难道说的是我们自己？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在北京主持工作的领导们“何其毒也”！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叫去，让周恩来看了大字报，让他拿去传达，周恩来刚刚离离开，又传他回去，毛泽东把大字报原稿收了回去。第二天，又把大字报交给了周恩来。应该是8月4日或者是5日“刘邓周”才明白“赫鲁晓夫似的人物”是谁。毛主席已下决心，接着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变为第八位，林彪突然成为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毛泽东也不再提起。只留下林彪一个副主席。8月8日，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文化大革命“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林彪焉何有李后主的“亡国之恨”？

1970年，他重上过井冈山，填写了一首《重上井冈山》，署名育容。叶群和黄吴李邱’互相书写育容《重上井冈山》赠送，联络感情。“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有描写有叙述有议论，但缺一味——激情。想必此是秘书的遵命文学，由叶群定稿，林副主席阅后，指出他在井冈山“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有意要翻在井冈山他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案。“林副主席”从庐山会议后，一直避而不见毛泽东主席。他有某种莫名其妙的愈演愈烈的恐惧感。他如果放下架子，回京与领袖推心置腹谈一谈，承认自己有错误，“相逢一笑泯恩仇”，就不会有“913”的悲剧了。毛泽东会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地位。他一直称病不出，与领袖生气越生越大，最后图谋不轨，企图以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是他的不智，不测，也是他的不策。

他的思想状态一直欠佳。尤其在苏州在北戴河郁郁独处，胡思乱想，外加叶群、林立果高参的撺掇，林元帅难以善终矣！他欺骗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的小红书，他在苏州一隅却情有独钟地研究南唐后主李煜的诗词。其实他在研究政变经时已经特意研究过。此次再看是别有一番感触在心头。李煜是五代十国南唐君主，史称李后主，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与林立果颇相似。李煜能诗擅词，工书善画，通晓音律，但不懂军事，被宋太宗破国，他肉袒出降，被虏至汴梁封臣，宋太宗还不高兴，使用牵机（马钱子）毒死。李后主当皇帝不成，军事不成，却被史家称为“千古词帝”。被虏至汴梁后，日夜思念故国，留恋往事，终日过电影，抒发亡国之痛，其词哀婉凄绝。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林副主席”在苏州，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接班人地位实际上已被毛泽东取消，只是不宣布，他早已大权旁落。从庐山会议以来，他为避免批陈运动的尴尬，出走苏州，实际上也远离了权力核心，中央大权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王洪文之间走短路。不会送到苏州来请林副主席批。“老东”已经把他排斥在决策圈儿之外了！他感觉失权的寂寞失权的痛苦失权的恐惧，如同李后主亡国一样呀！长夜无眠，失眠的折磨使他神情恍惚。“不寐倦长更，披衣出户行。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声。”

想来一生征战不休，几多功劳，几多殊荣，只是“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都叫李后主说着了！

自己独处小楼，没有朋友，也没战友，只有欲望如初，忧愁不断，婆娘聒噪依旧。“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将春水向东流”。

李后主一生怜香惜玉，缠绵妃嫔，像个贾宝玉，艳福不浅，但不懂军事，只能亡国。“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

李后主一生不识干戈，不懂军事，不懂战术，没有战争的历练，不行呀！被宋太宗虏取连亡国之恨都不让抒发，下了马钱子，毒死了！不懂军事，只能当个李后主！

他把这首诗抄下来，送给了他儿子“老虎”，提醒他的这只虎不能“束手待毙”。

林立果心领神会，决心不当李后主，抓军事，抓武装，抓空军，到上海秘密制定了《“五七一工程”纪要》，走谋害领袖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林副主席决定“五一节”还是要回北京，亲自侦察一下“老东”的态度。不料在天安门上他对领袖没礼貌，领袖也没搭理他，双方形同陌路，他终于完全绝望了。

“林副主席”再也撑不住了

第一次“保四平”战役失利，我军被冲散，他情绪消极，跑到五常，不回哈尔滨指挥部，是罗荣桓去把他请回来的；打长春还是打锦州，长时间犹豫不决，多次延误战机；对与美军在朝鲜半岛一战，估计悲观，不敢领兵出战，怕艰苦，怕失败。事实上他常常发生对局势误判的错误，都是他的师长和恩人毛泽东三番五次教正的。他的人品不能令后人恭维。且不说一个军事家的人品与打胜仗有没有关系，这里再举一例，他对形势判断失误。

1971年3月29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偕“黄吴李邱”李德生等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继续揭批陈伯达的指示，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希望林彪参加批陈整风会。但林彪始终不表态自己要参加会议。

回到北京，周恩来带黄永胜等人一块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回报。

毛泽东听后，很生气，用拿烟的手指着黄永胜：“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现在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林彪、叶群在周恩来一行回北京后，一直诚惶诚恐，探听北京的动静。黄永胜在当面被毛泽东指责批评后，觉得形势不妙，完全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会议上可能被撤职。他立即与叶群通电话，报告毛泽东生气的情况。他自己情绪也很低落，掉了眼泪，请林副主席救救他。林彪一听，黄永胜要我救他，谁救林彪呀！打狗看主人呀！老东（背后如此称呼）当着周恩来的面，说这样重的话，说明老东下最后决心了！估计4月15日开中央会议的主题就是把他抛出来，要撤销“黄吴李邱”的职务，情断义决。

他在闲暇时，研究南唐李后主诗词。他感觉还是李后主说的好呀：“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他在北戴河联峰山上，西望北京无限山，别京容易回京难，都城繁华依稀都在梦中见。

可怜林副主席独处天尽头的高山，是给毛泽东治气，也在折磨自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本来就失眠，现在更是严重失眠。而且一上床，就浮想联翩，与老东与周恩来与眼镜（他这样称张春桥）打嘴仗激烈辩论一直到东方欲晓。他吃了几次邱会作给进口的鸦片，都不管用。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忧愁和恐惧在蛀蚀着他的灵魂。

联峰山上松声紧，金山脚下白浪高。早早起来，望见秦皇岛外涨潮了。不睡了，干脆找叶群。他们两个人设想了老东把他抛出的几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捡软的捏，在“黄吴李邱”里，抓住吴法宪不放，从吴法宪开刀，找到突破口，把林彪叶群庐山会议会前会后操纵他的军事集团倾巢出动哭着喊着要国家大位的情况端出来。

林彪这样越想越觉得吴法宪是他的弱点，是他的军事集团的弱点。毛泽东打了一辈子仗，哪能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弱点呢！恐惧像一条打毒蛇死缠活缠着他，不能解脱。他要崩溃了，怎么也挺不住了，感觉不早不晚，就是要在15日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要出事儿！出就出在他们的弱势部位。

4月13日，北戴河，狂风扑上联峰山顶，松树林发出巨大的松涛。他惶惶然，在他的卧室彷徨无主，然后又走进走出，到叶群房间，情绪失控，对叶群说：“我最担心吴胖子，他有可能当叛徒”！叶群自言自语“吴胖子他敢叛变”？

林彪指指电话机，让她立即给吴胖子打电话，叶群拿起电话机，对一号台说接吴司令，然后马上就听到了吴胖子的声音：“叶主任，你有什么指示”？“胖子，”叶群厉声说：“在中央会议上，你可不能当叛徒”！“啊”？！那边胖子大着嘴，不知道如何回答。

叶群给林彪点头，林彪满脸怒气，他往叶群身旁凑过来。叶群看一眼林彪说：“胖子，你听我说，林副主席说了，我们愿意与黄吴李邱你们死都死在一起”！

胖子“啊”了一声。他没有想到林副主席把形势看得这样严重。

胖子听到林彪在一旁大声说：“你就坦率地告诉胖子，就说是我林彪说的”。

胖子吓的脸发白，他弯下腰，手拿话机，静听下文。

他又听林彪大声说：“你胖子，在中央会议上，把我林彪捅出来？我量你还不敢！”

林彪又大声重复：“我相信你还不敢”！

胖子脸煞白，口中喃喃，忙中无智，说：“不敢，不敢”！

叶群突生灵感，他不敢捅林彪，他敢捅我叶群呀！大难临头要保自己呀！她声色俱厉地变调了，说：“胖子！你不敢捅林副主席，你搞得不好，口不紧，把我叶群捅出来是完全可能的！”

林彪在一旁说：“叶群也不能捅出来”！

胖子说：“是是是”。

叶群问：“你是什么”？

在这样你言我语的乱嘴杂舌中胖子很窘，又说“是是是”。

叶群说：“你听我说”。“是是是”。

叶群变调地喊：“胖子，你要知道，我和林副主席是分不开的，你捅了我，就是捅了林副主席”。“是是是”。“我在庐山就告诉你，大锅有饭，小锅好办。你要记住这句话”！

胖子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用他的胖手在脸上不住地摸着，放下话机，浑身还在不由自主地抖着。从在井冈山到抗战，到685团当政委（团长彭明治），到苏鲁豫支队当政委（司令员彭明治），再到东北2纵当政委（司令员刘震），林司令员一直是信任的呀？这次怎么想到我要叛变呢？不解，不解。

天涯更有天

我到三亚，飞机一落地，进入三亚湾，哈，热带阳光，海滨沙滩，椰林怪石，碧树红花，多麼令人惊喜呀！三亚，你深藏天涯海角几千年，如今你终于被国人发现了你的风姿你的亮丽你的优雅！你经过10年的试飞，10年的建设，国际旅游名城的桂冠已经当之无愧！

三亚是我国海南岛的一颗璀璨闪亮的明珠。10年来，她吸引了很多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游客。海滨海景靠沙滩宾馆多半为外国游客居住。但我发现，外国游客感兴趣的是三亚天然的海滨、阳光、沙滩和碧绿的海水。所以在天涯海角、大小洞天、南山寺、亚东湾、红霞岭等景点很少看到外国人。外国游客希望三亚下一步要完善国际旅游岛设施，要建设大型歌剧院、大型歌舞厅和儿童玩乐场所，强化夜生活。

古时候三亚称崖州。古崖州在三亚湾西侧。从这里瞭望大海，蓝天碧水，帆船点点，烟波万状。海岸边椰林婆娑，银沙如面，奇石突兀。没有工业，没有污染，远离核设施。但在封建王朝看来，这里是瘴气蔓延人迹罕至的凄凉荒芜流放名宦逆臣之地。“天涯海角”和“大小洞天”均巧用天然形胜形成景点。

天涯海角地处三亚西南23公里。“天涯”二字追朔最早的文字可以在三国曹植“中心陵苍昊，布叶盖天涯”诗句中见到。但曹植说的天涯绝非指今日之三亚。他那时交通处于原始状态，信息闭塞，没有电视、手机和电纸书这些现代传媒，不应该知道有三亚之地存在。

进入天涯海角景区，海风习习，衣袂飘然，路侧万木拥翠，脚下海静波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刻有“南天一柱”四字的高大兀立圆锥黑色巨石。此四字为清代宣统年间1909年崖州知州范云梯所刻。游客从婆娑椰林旁拾阶而下，在细沙中踏雪履棉嬉笑着即可到达大石旁。雍正年间，钦命崖州知府程哲开始开发故崖州，他独具慧眼，在一块巨大的丑石上刻下“天涯”二字，犹言天边海隅。1938年国民党政府琼州守备王毅在此石背后50米处，同向一块丑石上刻下“海角”二字。意为陆地伸出地。我在1990年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到此，却没有找到“海角”二字。这次我决意要找到此二字。“海角”二字刻在一排大丑石中一石的上肩部，要比天涯二字小许多，所以极容易忽略过去。大石头的脚下波翻浪白，不怕湿透鞋裤者可到此一游。奇怪，在我的家乡有一座沙山，山上有许多这样的大黑丑石。小时候上学来往翻越此山，经常摸挲，在天涯海角见到这种丑石，忽然生出许多亲切感。

三亚名胜古迹都在鳌头山一线海湾罗列。有趣的是导游说当官的都不到天涯海角。我不懂，问为什麼？说“当官到头了”。我笑了。想起几年前到荣成景点“天尽头”。导游也说，当官的都不来这里了，说秦始皇东巡来荣成“天尽头”，结果死在回都途中；胡耀邦、赵紫阳来这里看过后，回京就离职了。后来当官的就不来了。在桥山黄帝陵，有一个“下马石”古石刻景点，有许多干部不在这里照相。如今的干部，信神信鬼，迷信娇气，花大钱算命，烧头炷香，出门选黄道吉日，心灵深处昼夜在闹鬼。这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是格格不入的。我曾经作为彭明治司令员（叶挺独立团排长，新四军7旅旅长、13兵团副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随员到杭州去，游灵隐寺，看青山绿水。我给司令员照了几张相，洗出后，给他看，他马上撕掉了，说“我参加革命时，就是砸寺庙的”。我佩服老首长坚定不移的信仰。

古代人不了解世界，以为三亚即是天边海隅。其实，地球是一个巨大圆球，何处是边？何处是涯？何处是隅？崖外有崖，隅外有隅。海南岛南边有“新马泰”；“新马泰”之南有印尼诸岛。印尼诸岛南边有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澳新”两大岛屿一侧还有汤加、斐济。然后再转又可以转到俄罗斯、中国。大可不必有“天尽头”的感觉，不可愚者自缚。郭沫老1961年初春到三亚考察。他诗兴大发，吟道：“海角尚非尖，天涯更有天。波清弯面阔，沙白磊头圆。劳力同群众，雄心藐大千。南天一柱立，相与共盘旋。”

“林副主席1号命令”引发政潮浩荡

苏州园林静谧，秋风缓吹，池水微漪，花木摇曳。

林彪的房间拉着窗帘，他要防止有风声，流水声和阳光。他看了一会儿《本草纲目》，抄了怎样防止出汗的方子。虽然邱会作给他专门进口了汗宝，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从房间走出来到秘书室，准备交给保健医生抓药。叶群走进来，说：“副统帅，你有事吗”？林彪问：“谁是副统帅”？叶群说：“你呀？九大都明确了的呀”！林彪说：“我不是副统帅”。叶群诧异半晌。

不叫副统帅还好，一叫副统帅，林副主席好郁闷！他心里有气，他远在苏州，远离中枢，远离决策，毛泽东大权不放，周恩来主持常务，很多事情，毛和周就定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算什么副统帅？

他沉着脸，不吭声，也不看叶群。什么副统帅，一封电报也没有签过，一个命令也没有发过！什么副统帅！讽刺！

叶群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看样子，勃列日涅夫总有一天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军队应该进入战备状态才是。林彪抬起眼皮儿看了一眼自己的婆娘。有什么办法，这个婆娘虽然婆婆妈妈，啰里啰嗦，但从当了政治局委员，有长进啰。许多事情，经她到钓鱼台江青那里鼓捣一下，就办了。今日之叶群非昨日之叶群也！

叶群出去后，林彪一个人枯坐着，中苏关系紧张，苏联陈兵百万，在边界不断闹事，迟早要有一战。“三北”地区兵力要加强。

10月17日，林彪走进秘书室，让秘书记录他关于军队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要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部队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秘书记录、整理后，让林彪过目，林彪让秘书用电话传给北京的黄永胜。

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迅速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并且立即加强“三北”部队。作者所在吉林省军区大学生连队大风雪中拉上了山头树林过了一个月的“抗联”战斗生活。

19日，林彪才以电话记录的形式传阅报告毛泽东主席。传阅件先送北京的周总理。精明的周总理阅后，问黄永胜“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号命令”？黄永胜回答：“是阎仲川编的发文号”。

周总理阅后批：“请主席阅”。

中办以急件派专机飞送武汉东湖宾馆。

毛泽东抽着烟，看着这页有总参和中办收文的方形小戳编号的电话记录，看毕，气呼呼地掷于写字台上，满脸不高兴。

汪东兴走进，拿起，询问地看着主席。

毛泽东说：“烧掉”！汪东兴以为是让他去烧掉。他正要去拿，毛泽东自己把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了。接着，毛泽东又去拿传阅件的信封。

汪东兴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汪东兴回答：“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烧了”。

周总理惊诧不已，问：“烧了”？

汪东兴说：“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林彪想以副统帅的身份实际上统帅三军。他想以加强战备的名义，凌驾于毛泽东主席之上发一个命令，试探毛泽东的反映。抑或以此开个头，形成惯例，实际上可以不经过毛主席号令全军。

黄永胜在北京还一直在打听毛主席的批示内容，当他得知毛主席把电话记录烧掉了时，知道大事不好，背着毛主席私自调动军队犯了大忌。他立即与在苏州的叶群通电话。他与叶群密谋对外矫称：“毛主席批示：很好，烧掉”。然后暗地里把命令悄悄收回了。林彪得知毛泽东烧掉了“1号命令”，不悦，不言，要汗宝吃，预防出汗。

江青在会议上不依不饶追着黄永胜问：“1号命令为什么不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施行了？是谁让你这样干的？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都不请示？你的胆量可不小！你们想夺权呀”？

黄永胜顶不住气焰熏天的江青，慑懦地回答：“向林副主席汇报了，林副主席不吭声”。

中央政治局开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撒谎专家叶群飞回北京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她对大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密观念好，看过后，让烧掉。所以我们都要向毛主席学习，加强保密观念。”

同一天，吴法宪向苏州的林彪报告一个大喜讯：他的“老虎”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8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一起宣布：“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林立果实际上当了空军司令员。不能立即指挥全军，先拿下空军也好。然后，接着就是迫不及待地以战备为名大规模地向京外流放老革命，比如刘少奇、陶铸、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张闻天等。

第二章　历史追忆

朱德委员长被“约法三章”

1959年彭老总庐山事件时，林彪的炮火就横扫了朱老总。文革头一年他就批朱老总是“大军阀”，“一贯反毛主席”，一贯“老右”。“黄吴李邱”都鹦鹉学舌，紧跟林彪，面对面批判老总。在他们把持下的医院，坚持医疗为政治服务，把朱总司令划为“老右”的头儿。

1969年8月，朱老总住进301医院，恰好黄永胜检查身体也住了进来。

副院长曹根慧根据邱会作“你们主要为林副主席和我们几个人服务”的方针，让病室负责人去给朱老总约法三章，一，首长散步时，不要向走廊北头去；二，在楼道不要大声说话；三，服务人员不能随便到后头去。

病室负责人出去后，老总问，谁在后面住呀？警卫员回答，黄永胜。老总“啊”了一声。井冈山时期，老总当红四军军长时，黄永胜是战士。

朱老总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82岁高龄，住进医院，按照邱会作的规定“老右们”住院只能由经治医生负责，不能请科主任会诊。楼道里靠近老总这一边的电梯不开，只开黄永胜那边的电梯。老总乘电梯必须到北面上电梯，这就违反了医院的三条规定。老总就不到北面去，自己扶着墙上下走楼梯，不坐电梯。“黄吴李邱”稍有不适，即住进301休养，曹根慧立即给上特护。然后立即在老总与他们病房之间上岗。

老总年迈体弱，心脏、血压都不好，曹根慧不上特护。医生护士不愿意在老总这边服务，都愿意到“黄吴李邱”那边去，认为在那边有前途，可以认识“首长”和警卫员秘书，可以提拔，可以办事。给“老右们”服务得不到一点好处。所以服务态度很不好。护士早6时起床前给老总打针，老总还没醒，“咚咚咚”进屋，“呼”的一下，把还在睡梦中的老总的被子撩起，把老总的大半个身子凉出来，故意冻老总，感冒不感冒活该！老总侍卫长找医生和护士长反映这个情况。但护士还是我行我素。警卫员只好自己赶紧把被子再拉回来盖住老总的身子。

一天下午，老总起床后坐在沙发上，忽然咳嗽不止，越咳越止不住，喘不过气来，满脸憋得通红，老总咳出了眼泪。他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突然两腿发软，身子渐渐要下蹲，夫人康克清见状，赶紧上去扶，但老总身子很重，她没劲儿，老总“嗵”的一声摔在了地板上，脸色发紫。康克清掀不起来，喊来警卫员，才把老总掀起来，扶到沙发上。然后，他们怕老总发生意外，到处找护士，找不到；找医生，找不到。后来在楼道里碰上了医生，把刚刚发生的情况向他报告。医生说，有这个情况？那你们注意一下，没有进病室看望。但他报告了曹根慧，曹根慧只是说，知道了，告诉他以后注意点。他既没有去看望，也没有追究原因，没有上特护。

朱老总要出院时，亲自对病房负责人说：“出院后，还是由你们301负责我的治疗，你们对我的情况也熟悉，还是由你们来管”。老总出院后，为了靠近301，特意住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病房负责人报告副院长曹根慧。曹根慧脸冷冷地说：“他出院后的保健工作，不归我们管，是中南海门诊部的任务。住院期间我们管，出院后我们不管”。医生告诉老总曹根慧副院长的意见时，老总很长时间惊讶得未说上话来！

老总的侍卫长说：“那次住院看病，不但没有治好一点病，反而使糖尿、血压升到了从来没有的高度，致使老总整天嗜睡，昏迷不醒。转氨酶增加了几百个单位。我们见势不妙，再住下去很危险，就动员老总出院，回家卧养，结果在家还逐步好转了，住院还不如不住院”。

给徐海东大将断氧令下达

博文作者在《毛泽东出兵山西》一书中有几段关于徐海东的记述，其中一段记述：

在甘泉县道佐铺镇的红15军军团部，毛泽东、彭德怀、李一氓会见了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

毛泽东吮着嘴唇以审视的目光看着高大肥胖的徐海东，问他是啥子出身，吃啥子好东西了嘛？“七代窑工”，徐海东说，“参加革命后，有66个亲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他说：“很怀念我的母亲，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

徐海东这么一说，毛泽东的鼻子一酸，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朴实率直，爽快憨厚的性格。毛泽东赞扬红25军在陕南的活动，赞扬红15军团在陕西的劳山和榆林桥战斗打得好。

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了陕北的敌情，表示红军一定能粉碎蒋介石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

然后毛泽东同他一块商定了直罗镇战役计划。

徐海东从15军团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一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洋支援了一方面军。

徐海东无私支援一方面军给毛泽东很好很深的印象。雪中送炭哪！

1937年9月，毛泽东第二次出兵山西时，徐海东任主力旅344旅旅长，1938年在太行山作战病重回延安治疗，1940年带病请缨与刘少奇一块赴华东抗战。他有严重肺病，呼吸困难，到抗战胜利5年他都是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的。1928年农民运动那年，徐海东带领赤卫队冲进林家大湾，把林彪家里十几台织布机分给了穷人。星转斗移，进入文革时期，林副主席要“揪军内的走资派”，揪住了他这个远离决策核心的老病号，喊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原因何在？未考证清楚。

反正40年后，叶群、“黄吴邱”要给他断氧！

事情原委是1968年3月15日，有熟悉大将的两干部写一诬告信：说徐海东和其夫人周东屏与301医院蒲荣钦副院长关系密切，很熟悉，“他们至今对徐海东这样一个大坏蛋还当作首长”。“徐海东到301诊治会产生许多问题。他们会假看病为名，在医院搞阴谋活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此件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批示。前两位副总长圈阅。3月21日，邱会作批示：“徐海东的治疗由他们本单位自己管，今后301不管了。药品也由他们单位供应，301一点也不供应。即电话告靳来川同志”。

秘书注：“邱部长批示已电话告靳来川同志”。

靳来川将邱会作指示告诉曹根慧，曹根慧随即断了徐海东大将的氧气供应。

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急病乱投医，在万分危急中向叶群告急：“徐海东同志医药治疗于3月16日由北京医院转到301医院。现在301医院已通知停止一切医药供应。海东同志自1962年大吐血之后，一天24小时离不开氧气，现在氧气只能用到15日上午了。我很着急，很怕海东同志因此发生意外。请帮助解决与海东同志生命攸关的氧气问题”。

周东屏急如星火的信件到某领导机关办公室，办公室4月15日写一呈批件：“林副主席办公室：呈上来信一件请阅。经黄总长查问，假的！不理”！叶群看到周东屏的告急信，冷笑不止，你也有今天？让秘书注明“此件请黄总长、吴副总长、邱副总长阅酌”。仍然是前两位圈阅，邱会作批示：“已批一件”。意思即照3月21日他的批示办。此件精神由秘书传301靳来川、曹根慧执行。虎落平阳呀！1969年10月21日，林彪1号命令下达后，徐海东带着氧气瓶被强行送到了郑州，5个月后一代战将含冤而去！此单元叙述极尽平实简略，皆虎落平阳，可骇可惊可悲可泣之事，诚非说部也！

“913”黎明直升机上的孤胆英雄

1971年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北京上空云黑风凄，天气阴霾，欲雨未雨。

潮湿的秋风中，林彪小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陈士印乘一辆黑色小卧车匆忙驶至沙河机场空勤人员宿舍楼前，扎住车，直升机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从车里出来，跑进空勤宿舍，叫醒驾驶员陈修文，下达指示：“马上出发，执行紧急任务”。

陈修文大高个儿，浓眉，大眼，高鼻梁，一表人才，安徽太和人，飞行中队长，技术十分全面。他一听有紧急任务，立即起身，穿好飞行服，带上飞行资料跑下楼。

周宇驰见陈修文出来，手拿林彪的手令，在他的面前一晃，说，“林副主席指示，有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

陈修文对周宇驰一帮人跟着林立果在空军上下为所欲为，很反感。他严肃地点点头，然后例行地检查飞机，跨进座舱，打开航行灯。陈士印进舱，坐在右侧副驾驶座上；周宇驰进舱，坐在陈士印后面，伸手关掉了航行灯。

陈修文浓眉一竖，惊讶地回头瞅他。于新野和李伟信进入后仓。

陈修文打开电台，要与机场指挥室联络飞行任务和高度。

周宇驰伸手关掉电台，说：“不要联络，林部长布置的紧急任务，要绝对保密”！

陈修文诧异地看着周宇驰。他的心中开始质疑周宇驰此次飞行的正当性。

然后，他按照正常程序给飞机滑油加温，通常飞机滑油温度必须到40摄氏度才能接通旋翼升空。周宇驰满脸惊慌，刻不容缓的样子，摄氏温度刚刚到30度，他大叫：“快，紧急起飞，紧急起飞”！

陈修文迟疑。周宇驰命令：“起飞！起飞”！

在周宇驰的强迫命令下，直升机升空，满载着林彪军事集团的罪证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向张家口方向飞去。

沙河机场立即把一架直升机擅自起飞往北飞去的事件报告了北京空军指挥室，请示怎么办？

北京空军指挥室立即报告了空军指挥室，请示怎么办？

空军指挥室报告了李德生，请示怎么办？

李德生马上报告了周总理，请示怎么办？

周总理立即报告了在118室的毛泽东主席，请示怎么办？

毛泽东手中举着一支烟，皱着眉头问：又是哪一个？

周恩来答：是空军办公室副主任，与林彪儿子是一伙的，架一架直升机跑了。

毛泽东用拿烟的手一指，说，把他劫回来，他不听就打下来，这个不留情了！

直升机飞临张家口上空，再往前飞，就飞出国境了。

陈修文问他的领导陈士印，怎么飞？

周宇驰抢答：“保持航向”！说着把手枪掏出来了！

陈修文心里终于明白，周宇驰一伙儿要外逃！他此时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林彪外逃事件。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他心生一计，回答：“油量不够，要在张家口机场加油”！他判断，飞机一落到机场，你周宇驰还能飞吗？一边回答，一边就下降了高度。

内行的周宇驰立即发现飞机在降低高度，气急败坏挥舞着手枪命令：“不行，不能降落，升高，升高”！然后他拿出一张“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命令陈修文“直飞乌兰巴托”！叛国？直升机前舱内，虽然仪表灯亮着，但周宇驰在右后座，并不能看得很清楚。陈修文悄悄地拨开了电台的发话钮。

张家口场站记录：陈修文倔强的声音：“油料不够，要下去加油！”

周宇驰声嘶力竭的声音：“你要落地，我就打死你”！

陈修文心想，只要我陈修文驾驶，你周宇驰休想出境！他利用夜暗，周宇驰难以看清组合罗盘指针，悄悄地把组合罗盘航向刻度倒拨180度，然后果断向北京返航，但罗盘的指针仍然指着北方。懂得飞行技术的周宇驰从副罗盘上发现了航线不对，质问成修文：“航向不对，航向不对，你要飞哪里”？

陈修文机智地回答：“你那个罗盘坏了，以组合罗盘为准儿”！

然后，陈修文以最大的速度返航。当飞过八达岭长城上空时，被周宇驰发现。“飞了半天，怎么又飞回来了？我打死你”！陈修文不惊不惧不言语。他对准机场降低高度，就要落地，突然，飞机被提起来了。他往右侧一瞥，是他的领导陈士印在副驾驶位置上强行把飞机拉起来的。周宇驰站起来，用枪逼住陈修文：“给我飞向钓鱼台！给我飞钓鱼台”！陈修文沉默不语，暗暗用力，绕过机场，向山区飞去。

他飞临怀柔县沙嵎河滩上空。他很熟悉这里的辽阔的地形，从飞行学校毕业后，他在这里野营训练过。他沉稳地降低高度到30米时，果断地切断了油路，迅捷地提起防火开关。直升机旋翼轰鸣着，旋起草地上沙土和落叶。突然，他高大的身躯站起来，转身扑向身后大黑汉似的周宇驰。周宇驰惊叫一声，“叭”地一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

陈修文是林彪事件中不该被人忘却的英雄！

大将哭了

城门失火，祸及城内。

林彪、叶群拿下贺龙后，接着拿下了许光达大将。按照林副主席的整人原则，整一个元帅还要整掉他的山头，整掉他的“小帮帮”，就是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的意思。1967年1月16日，李作鹏点名：“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参谋长”。

许光达大将属于贺龙小帮帮花名册上第一名。他的专案属于贺龙专案组分案。统属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管辖，为“贺龙专案的二号人物”。

1968年3月12日，在关押部队门诊部记载许光达大将胸闷，头疼。从3月到10月有10次门诊，专案组都未要求给许光达进行深入检查；11月9日，许光达不断咳嗽，大口大口的浓痰中带血，专案组仍然漠然视之，不作胸透、不作χ线照片检查。大将的癌症在建国初期他亲手一砖一瓦创建的单位整整延误8个月。

到11月20日，才由“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亲自批准，许光达到301门诊检查，发现右肺部片状阴影，初步诊断为支气管肺癌。301医生意见两周后复查。1月8日，301复诊确诊为晚期支气管肺癌，肺门、淋巴结转移，并向脑干、肝脏转移，但未要求立即住院治疗，仍然由专案组把病人拉回。专案组将许光达病情上报后，贺龙专案组说根据首长指示，要求要抓紧时间对案犯进行审讯。1月13日，贺龙专案组给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写报告曰：“经我们研究，同意许光达住院治疗。另外，我们意见在治疗的空隙期间，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征得医院同意，仍叫许交代问题”。即住院期间要继续审讯批斗。黄永胜先批给康生、叶群：“拟同意，呈康生、叶群批示”。康生批示：“住什么医院，请永胜、法宪两同志酌定”。叶群批示：“同意康老意见”，同时画了一个很潇洒的大圈儿，表示心情愉悦，痛快淋漓。黄永胜办公室秘书17日注：“永胜同志嘱，同意贺龙专案组意见，许光达住301医院”。这下把许大将的生命交给了邱会作、靳来川、曹根慧。

1月19日，许光达进入301医院，曹根慧按照邱会作医疗要为政治服务，要为专案服务的方针，交代不能请主任看病，不能会诊，整个在301治病的过程中没有主任一级医生诊视和研究病情。经治医生对许光达进行了6天的放射治疗，癌块一度缩小，但突然停止治疗，医生未作病历记录讲为什么停止治疗；然后肿块趁势大反击，病情恶化。眼看病情恶化，按照人道原则要抓紧治疗，按照邱会作交待的政治原则要抓紧审讯。立场不同，结论则判若云泥。这期间，专案组怕许光达死去，搞不到打贺龙的炮弹（与此同时各大单位都在发动二方面军的老同志揭发贺龙，许多老同志资格老战功大，但博友们都不熟悉，这里不赘述），抓紧时间，在病房对许光达进行审讯斗争24次，对大将任意进行辱骂、推搡、按头、罚站，弯腰，最长一次审讯3天3夜。他们在审讯记录中说“继续作战，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不怕许光达死，只怕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没完成”！“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

医生按照曹根慧的交代，我们只管医疗，对专案组的审讯不能干涉，人家愿意什么时候审，就什么时候审，愿意审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病人吃过药他们愿意审，就可以审。这样医生密切配合专案组长期折磨病人，使病情迅速恶化。每次专案组审讯完，都勒令许光达写交代材料，在病房共写下交代材料29份。许大将被疲劳审讯后，癌肿疼痛难忍，爬在床板上捂着脸哭泣，生不如死呀！医生向专案组出主意，许光达病情很危重，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们要赶紧抓住主要的要害的问题提审，不然就搞不到材料了。专案组听医生这样一说，夸医生突出政治配合好，更是连夜通宵审讯，危重病人，不仅不能获得治疗，还夜以继日地被审讯，有时审着审着，许光达昏了过去。4月5日，病人髋关节疼痛难忍，医生不予理睬。4月14日，病人停止了放疗，化疗仍然在进行中，曹根慧让医生通知许光达出院。出院后，专案组日夜加强审讯。一直至4月30日，才拍片，但只拍腰椎和股骨，不照髋关节。牛头不对马嘴。病人住院81天，只是查了两次痰瘤细胞，未作颈部淋巴细胞活检，细胞病理一直不清楚，医生说意义不大。未采取有效的抗癌药物治疗，未采取有效的对症治疗。

6月3日晚10时20分，病室既无医生也无护士，静悄悄的，许光达说想上厕所，两名看守战士把他抬到椅子上，送到厕所，然后再抬到马桶上。许大将两手放在椅子背上，头无力地放在双手上，喘息着，发出哭泣声，也许大将想到了他的亲人，也许大将想到了他的战友，也许他想到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许大将想到了自己的委屈……，突然他大声咳嗽起来，咯！咯！咯！脸憋得通红，痰没有咳出来，头猛然向后无力地一耷拉，喉咙呼噜呼噜大喘气，两条长长的腿就伸直了，身子歪到马桶一侧，看守战士赶紧上去扶住。另一战士赶紧拉红灯，接着来了两个医生，大家七手八脚把许大将抬到床上，赶紧听心脏，已经听不到心跳。病房没有急救药，没有急救小车，一切都没有准备，一切都临时去拿去找。许大将此次住院31天，到病人6月3日最后时刻，未作尿常规检查。临终当日全天无血压记录。许大将比他的老首长贺龙元帅还要早离世6天！

许大将去世后，专案组立即找看守战士谈话：“你们要严守秘密，不该讲的不讲，不许讲许光达最后是怎么死的，不许对外讲许光达被批斗被审讯的情况”。

贺龙元帅的最后一日

林彪当国防部长后怕风，怕光，怕闷，不敢进办公室，毛泽东让贺龙主持军委常务工作。林彪整罗瑞卿，贺龙保罗瑞卿。这下林彪说贺龙“阴谋夺权”，连贺龙一块整。文革一开始，林彪把诬告贺龙搞“二月兵变”信呈毛泽东；接着报告贺龙有枪支，在体委有120部电台，说贺龙是“刀客”，要刺杀领袖，挑拨贺龙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对吴法宪说：“贺龙要派人夺你的权”；他对李作鹏说：“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

1933年贺龙枪毙了蒋介石特派员熊贡卿。1967年，叶群神通广大，找到武汉第20中学教员晏章炎（当年负责此案的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厅长晏勋甫儿子），这个人栽赃贺龙与熊贡卿勾结叛变未遂。林彪又把此诬告信呈给毛泽东。八届12中全会上，胆大到敢于给副统帅带绿帽的叶群又突然悍然无忌地加码抛出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接受蒋介石秘书长策反的假材料，三番五次的欺骗，铺天盖地的疯咬，毛泽东终于信了，说贺龙不保了。林彪斗争胜利。“黄吴李邱”中央二办几员大将立即把贺龙关押到西山半山腰的私设监狱。

贺龙在监狱受尽虐待屈辱冻饿后，战争年代一系列旧病复发，经过“黄吴叶李邱”研究，最后交给了统管全军医院的邱会作对贺龙施行医疗专政。贺龙严重的糖尿病经过一系列的拖延不给食不给药不治疗非人折磨后，进入病危阶段。5月份曾脑缺血失语，摔到7次；6月4日开始不能进食；8日，频繁恶心，呕吐不止，吐出胆汁。267医院医生在病历上写“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他们”，“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反动派，你不打，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写下诊断为糖尿病，代谢性酸中毒，伴有昏迷，脱水，伴有循环衰竭，很正确。但不作尿糖、酮体和血糖检查，不用胰岛素治疗；不但不给胰岛素，还作相反治疗，输进元帅体内百分之十葡萄糖2000毫升，对元帅病情起到加速恶化作用。

6月9日，凌晨，专案组报告“黄吴李邱”贺龙病危，交给邱会作办。邱会作告诉秘书，通知301医院院长靳来川，贺龙病危，贺龙专案组可能要找你们。如果找你们，叫你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医生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医院是治不了要死的病的。

靳来川接到邱会作秘书电话，立即把邱部长的指示告知了副院长曹根慧：贺龙专案组要找301给反革命分子贺龙看病，邱部长指示，可以派医生去，但绝对不能派主任去。我们还是要紧紧掌握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6月9日凌晨4时，睡梦中的曹根慧接到了贺龙专案组电话，说贺龙病情严重，糖尿病晚期，要301医院派医生去。曹根慧说明白了，你们等着吧。他有些烦，反革命分子有病，半夜三更打电话！他不耐烦地打电话给医生，要医生去出诊，并且不告诉医生贺龙的病情，不告诉带上对症的药物和器械。医生问：“是什么病”？曹根慧不耐烦地说：“你们带个出诊箱去看看就行了”。木头疙瘩！

两名医生又找车队要车，车又一直未到，一直说马上到。等他们到驻地一看，很明确，糖尿病，考虑酸中毒，病情危重，但莫名其妙，他们只给元帅取尿样，要从西山送丰台药检所检查。来回要多长时间？元帅血压在下降，高压70，低压40，必须马上送医院！医生给曹根慧打电话报告：病人是酸中毒，血压很低，病情危重。

曹根慧还在睡觉，懒洋洋地说，咹？你们先看一下，作些必要的处理。啪！放了电话。

医生考虑必须马上送回医院，又打电话，又说病人是糖尿病酸中毒，必须送回……。

曹根慧说：“好吧，好吧”。又放了电话。医生琢磨“好吧好吧”]院长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又打电话核实，啊，是同意。脑子不灵光！

昏迷中元帅离开西山时，突然悄悄对夫人说：“那个医院不是我去的地方，他们要害死我”！8时55分元帅被送入301医院14病室，原师干病室。病室立即报告了曹根慧。曹根慧指示：邱部长多次指示医疗要为政治服务，病人是专政对象，抢救工作只能局限于你们本病房，不能找专家，不能找主任，不能找其他病房医生参加抢救。

这样，首先解决治病的政治方针和原则就一直拖到了10时左右，1个半小时内，未对元帅的糖尿病昏迷进行抢救。病房仍然未查元帅的尿糖和酮体。病人休克昏迷不醒，应该给大剂量充分的胰岛素，应该静脉注射，初次静脉注射应该给40个单位，都是常规，但不作为。10时22分，元帅血糖为1470毫克百分之。医生只给百分之5葡萄糖200毫升加胰岛素40单位。给为重病人胰岛素方法太稀释，太不合理。元帅入院6个小时，只用液体1310毫升，未用生理盐水。由于未补充足够液体，入院导尿400毫升，随时间消失，只有20毫升了。

病房看病人危在旦夕，请示曹根慧，可否请主任到病房参加抢救？曹根慧断然说：不行！然后又请示，他才说，那就让主任看一下吧。病人眼看就不行了，病房请示给病人会诊。曹根慧问，还要会诊吗？那意思是说还没有断气呀？病房说，情况严重得很，得会诊。曹根慧脸色很难看，冒寒气，感觉这要违背邱部长指示的，怎么办。他勉强地确定了几个名单，紧病慢医生。他说，两个小时以后会诊吧。会诊只能听病情介绍，不能看病人，不能查体。这种会诊有点像清朝在帷幔外拉一条线给皇妃诊断，虚应故事。

两个小时以后，在病房的文娱室里，请来了几个专家。医生简单介绍了元帅的病情和化验结果。甲主任说，为什么不能看病人？不能详细看病人，只能提出一般性意见。乙主任拿过胸片看了看，说从胸片看，判断有炎症。丙主任提出一个抗感染方案。然后会诊胜利结束。贺龙元帅遇到了世界上最离奇的会诊。1个半小时以后，元帅终于如他所言，被害死了。曹根慧立即把喜讯报告了邱部长。林彪自我爆炸后，发现在元帅用过的一个小本子上他写了很多“冤枉”两个字。“冤”字写得又粗又大。

陈毅元帅被恶意误诊86天

陈毅元帅患结肠癌，从10月26日住进301，医院南楼医生一直按阑尾炎给吃药，不作进一步检查，不组织专家会诊，院长靳来川未去看病人，副院长曹根慧去敷衍了两次。住院56天，未发现身患癌症，12月22日通知陈老总带病出院。

翌年1月16日，陈毅元帅尿血，肚子疼痛难忍，紧急进入310医院南楼。

接诊医生马上报告了曹根慧副院长。

这时，曹副院长带着医生急于上车到毛家湾看林彪。

他回头问：“谁”？答：“陈老总”。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了”！脸上寒气逼人，车门一甩，走了。从毛家湾回来，他到是还想起了陈老总住院事，他给院长靳来川打电话，说：“给你报告一下，陈毅肚子疼痛住进来了”。靳来川王顾左右而言他，问：“林副主席那里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曹根慧答：“还没有办妥”。靳来川说：“你忙你的，他住院了，有医生看就行了，邱部长交代多次了嘛！重点是毛家湾嘛”！

然后经治医生向曹根慧报告，陈老总是阑尾炎，需要手术，要给周总理写报告。

他说，“那你写一个报告给我吧”。经治医生报告中写，经医生检查确诊为阑尾炎，需要手术。

曹根慧看到这里心想，医生真是书呆子！他拿起铅笔把医生检查改为“专家会诊”确诊为阑尾炎。把医生喊来，说，你们真是不会办事！你这样写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吗？

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到手术室督察。

1月19日晚间6时半，曾经叱咤疆场40多年的元帅被推进手术室。打开一看，手术医生惊讶了，不是阑尾炎，是结肠癌！肠管完全赌塞，盲肠游积粪便包块肿大。而且淋巴结转移，浸入肝脏！手术是准备割阑尾的，没有准备做大手术呀！临时加强医生，临时配血浆，临时配药，临时……。手术不得不做做停停，下不了手术台，手术延长5个小时。术后，陈老总发高烧，伤口感染，插管子引流，心肌梗死一次！从元帅第一次住院到发现是癌误诊86天！卞志强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问：“怎麼回事？不是会诊是阑尾炎吗？怎麼是癌症？告诉医院，全力抢救，需要找那个专家，就找那个专家”！

卞志强把总理指示告诉了医生。医生感觉情况严重，马上报告了曹根慧。然后把给总理写的手术报告递上来了。报告说在曹根慧副院长亲自主持下，给陈老总精心做了手术，术后日夜安排特护人员护理首长。

曹根慧心中害怕总理追究，马上报告院长靳来川。靳来川说，这是好事嘛，检查出来不好嘛？你没有什么可检查的。曹根慧说，误诊总是个错误，得写一个检查好一些。

然后，他写了一个检查，说坏事变好事。先呈给了邱会作。

邱会作比谁都精明，他一看曹根慧的检查，十分警惕，批示：“暂不要写报告，以后需要写时，再研究”。

然后他派自己的夫人到医院给曹根慧说：“你写的给陈老总的误诊检查报告，不能上报。现在诊断癌症没有特异性办法。早期发现不容易，这是常见的事。你报告上去不是自找苦吃吗？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你们医院的问题，还涉及到后勤部的事情。这些事情你不要凭感情办事”！

然后，曹根慧到总后勤部1号住宅楼见邱会作，邱会作见到曹根慧喜形于色，阴阳怪气地说：“你们给陈老总诊断是阑尾炎，开刀，开出瘤子来，这是好事，你们有什么错误呢？咹？有什么错误呢？你们没有错，他要长瘤子，你能叫他不长吗？这不是你们的错”！

曹根慧从1号回来，医生问他，误诊了，南楼要不要写一个检查？

他仰着脸不屑地回答，“你们给陈老总开刀，开出瘤子来，这是好事嘛，咹？有什么错误？咹？有什么错误？没有错，他要长瘤子，你能叫他不长吗？这不是什么错误”！

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特意领着一位面色憔悴老军人来到毛主席面前。总理说：“主席，你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陈毅给领袖敬礼。毛主席问：“陈老总，怎么样？好了没有”？陈毅说：“好了，好了”！

6月9日，陈老总浑身难受，消瘦厉害。张茜要求给老总检查，医生给陈老总拍胸片，发现肺部转移。从此，老元帅进入痛苦不堪千孔百疮的癌症晚期。有诗《郎中狼》叹曰：“少壮出三峡，求真至里昂。三年游击苦，八载战东洋。盐城留佳话，孟良取上将。贵为大元帅，不敌郎中狼”。

出了惊天事故，医生马上报告了曹根慧。曹根慧马上报告了靳来川。靳来川马上报告了邱会作。邱会作马上报告了叶群。叶群马上报告了林彪。叶群给林办人员说，这样一贯反毛主席的人不长瘤子才怪呢！

6月22日，靳来川、曹根慧在总后礼堂接到邱会作办公室通知：叶群主任叫他们去毛家湾看电影。他们和邱会作家里的人一块急急忙忙干到毛家湾。叶群把医疗前线的两员大将领到林彪卧室。

林彪正在沙发上枯坐，见叶群领着医疗“前指”两大功臣进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叶群满脸笑成菊花状，说：“101，医院工作在邱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取得很大很大成绩！给陈老总的手术很成功！邱部长、黄总长都给我说过，陈老总的手术很成功！”

林彪也很高兴地说：“我五一节在天安门看见他吃的很胖，简直不像一个病人。吃得胖就说明身体很好嘛！医生应该受表扬”！

第三章　惨淡岁月

邱会作布置对老帅实行医疗专政

林彪“清君侧”战略最后由邱会作落实到医院对老帅们实行医疗专政，以完成人生最后一道手续。

1968年12月1日，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会上讲：“二月逆流的成员有3个副总理，4个元帅。7个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黑干将攻击的靶子是中央文革，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12中全会对他们包括朱德、陈云、邓子恢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进行了清算。朱德从井冈山就反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总过。他想当领袖，实际上连个县委书记也当不了”。

他对301医院院长靳来川和专门负责将帅医疗的副院长曹根慧交代：“以后对这些人的原则是有病就来看，不叫不去，你们可不要乱跑了”。

1970年7月，邱会作给跑到他家请示工作的曹根慧交代：“你的工作要有主次嘛，你着重放在林副主席那里，把那里的事情做好，同时对黄总长、李副总长、吴副总长也要搞好。主要精力放在林副主席和我们这些人身上。对像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他们吃了饭没事干，想看病来医院看嘛！他们有车，很方便。去了医生给看病就行了！用不着你忙来忙去。你的工作不能平摊，要有主次，你要是每一个人都管，你一个人，再有几个人，我看也是管不过来嘛”！

曹根慧人长得发白，很面，说话有女音，作为医生特点是势利，看见有权势之人，脸即成菊花，看见失势或无势之人脸皮即发硬，有寒气。什么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行医传统道德，不懂！医疗要为政治服务！为林副主席服务！

林彪一号命令时把陈毅元帅下放到了石家庄某机械工厂。

陈毅元帅由于从文革以来受压抑受批判，忧国忧民，心情郁闷、悲愤。1970年7月，已经患直肠癌，感觉腹部疼痛，腹泻。10月中旬，他的夫人张茜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让陈毅回京住院检查治疗。周总理交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与301联系。王良恩打电话给301医院负责高干医疗的副院长曹根慧，说，陈老总腹部疼痛要求住院检查，总理交代301安排一下，给陈老总作详细检查。

这时，总参谋长黄永胜正在南楼保健检查，占了一层楼。

曹根慧接电话后，颠颠地去病房请示黄永胜。

黄永胜的大脸一嘟噜，很不高兴，说：“他来吧，我就走”。

曹根慧一听，总长不高兴，陈毅不能来。

10月22日，陈老总家里来电话，催问老总住院事情。

曹根慧说，床位还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了再请首长来。

黄永胜23日出院后，到26日，曹根慧想起陈老总的事，才通知陈老总住院。

陈老总住进医院后，曹根慧象征性地来病房看了看，并未组织专家会诊。他对医生交代说，陈毅就是高血压，治疗一下，就让他出院算了。

11月一个晚上，吴法宪、邱会作来看李作鹏。邱会作一臂后背，大步流星。吴法宪小步紧追。他们前呼后拥地从走廊走过，看见路过的房间有灯光。吴法宪问：“谁住在这里”？曹根慧答：“陈毅”。邱会作不高兴了，说：“这个人是一贯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吴法宪说：“在井冈山就反。老毛病了”。邱会作说：“现在外交部有一部分群众不放过他，好，他又躲到这里来了！二月逆流黑干将们把医院当成他们的活动地点，住院常在一起拉拉扯扯搞名堂。你们医院可成了这些黑干将的避风港了”！

曹根慧吓得圆脸发白，立即把两位副总长的指示报告了院长靳来川。

靳来川说，“你看，两位副总长都这么说。他们不是随便说的，这种人包括朱徐聂叶，和彭贺一样，都是反毛主席的，就是和毛主席不一条心。对他们就照邱部长指示的，有病来找医生看病，用不着分散你的精力。你集中精力管好林副主席的事情”。这时，贺龙元帅已于去年6月被他们医疗迫害致死。

过了几天，邱会作又来看李作鹏，曹根慧还是屁颠屁颠地紧跟其后。走了一段，邱会作突然回头问：“那一边有空床吗”？曹根慧说“有”。邱会作声色俱厉地说：“把他搬过去”！

然后曹根慧让护士对陈老总说，首长把换到三层六病室去，那边方便治疗。

陈老总说，那边都可以。其实他心里明白是因为李作鹏住在5病室，才让他搬开的。这时，朱德、聂荣臻、李富春等老总们都住在六病室。

有一次，陈老总问病房负责医生：“我要到中楼走一走，可以去吗”？这座南楼像一个八字，中间是圆形落地窗，有电梯，医护人员也在这里办公。陈老总说的中楼即是指这里。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邱会作来到医院看李天佑，一边走，一边问曹根慧：“聂荣臻来住院了吗？”曹根慧答，“没有”。邱会作说：“你要注意，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聂荣臻、一个是徐向前，在庐山上会前会后，串来串去。叶剑英串的最厉害，在会下尽搞名堂！还有陈毅，他们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不一条心。你得注意，不要随便听他们的话，对他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我提醒你掌握。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

曹根慧马上落实邱部长的最新指示，把病房负责人找来说：“你们病房住的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常在一起，你们多去查查房，看他们议论什么，马上报告我”。

病房负责人就落实给护士。老帅们刚刚走到一起，还没有聊起来，值班医生护士马上就去查房，三冲两冲把老帅们冲散了。后来老帅们也明白了医院是来收集情报的，也就很少出来了。

军委办事组是如何借势而生的？

在人民大会堂，林彪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突然宣布撤销“杨余傅”一切职务，黄永胜取代杨成武当总参谋长。下午在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逮捕“杨余傅”。

林彪从大会堂回到毛家湾，突然回头问叶群：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来？

叶群告诉他：反毛主席，反江青同志！“324”事件是划时代的。林彪借势正式夺取了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在军委的权，成立了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终止了由老帅们参加的军委常委会。原军委成员全部赋闲接受批判，不再参加决策会议。

然后，林彪又指示成立了军委办事组领导下的“二月逆流”专案组。

1968年12月初，“黄吴李邱”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二会议室商量后，决定成立一个秘密专案小组，主要收集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四个元帅和肖华的材料，从总后勤部、海军、空军抽人，由邱会作直接领导。邱会作给材料组组长交代：“以后叶剑英打电话，不能接；找你，可以见，不能到他家里去。”

邱会作又说：“搞批判二月逆流的材料，实际上就是批判几位老帅，要紧紧抓住这一点。主要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

这个专案组成果丰硕，第一件是搞出了一个《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的大事记》。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肖华都各有单行材料。他们整出陈毅的材料。“黄吴李邱”审查过之后，直接报林彪。不料，林彪一看，摔给了秘书，说，这个材料不对劲嘛，他们是什么政治头脑！这是为陈毅说话的！把材料退回来了！“黄吴李邱”指示材料组几个笔杆子重新上纲上线整，一定要把好关。

邱会作单独向林彪打了一个小报告：“叶剑英在军委会议上说：凡是军委办事组讨论过的问题，我们都同意，或者说，我们只有同意就是了”。

他们感觉有威胁的与毛主席关系密切的将来毛主席要用的还是叶剑英。叶剑英是毛泽东的小帮帮。所以，重点是打叶剑英。还是在京西二楼会议室，黄永胜说：“十二中全会对二月逆流没有批判好，要准备材料，到九大时继续进行批判”。吴法宪说：“重点是叶剑英”。李作鹏说：“这回要翻箱倒柜，从各方面去收集，把旧文革的档案和办公厅的档案都搬出来找”。邱会作说：“凡是叶帅批的文件，都找出来看一看，把问题集中起来摘录整理”。材料组共收集了186份档案资料，整理出一个6千字30条的《叶剑英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材料》。第30条说：“叶剑英有重大嫌疑。王光美原是北京军调处雇员，他把王光美带到延安去，他与她和刘少奇之间关系内幕尚未揭开”。报给毛主席后，淹了。12月，他们又搞了一个徐向前最近思想状况的材料报给毛主席，要求批判徐帅和他的家人。不料，毛主席29日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把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搞傻眼了！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批示内容迅速下达，控制了林彪“二月逆流”烧荒大火的无限蔓延。

九届一中全会之前，林彪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名单，说军委办事组是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把林彪军事集团的司令部合法化。从决策机构中彻底排斥了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肖华，不让他们再插手军队事务。

10月2日，毛家湾，林彪召集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会议，“黄吴李邱”到会。

几员大将在会议室坐好以后，叶群先对几员大将说：“101要你们几员大将来，是给你们交底的。军队的权就交给你们了！不能让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肖华他们拿去了。你们要团结一致，你们之间不能搞分裂。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然后，叶群去把林彪叫过来。林彪坐下，瞅瞅几位大将说：“一，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要你们几个人管好。二，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力交给别别人。三，你们几个，虽然比我年轻一些，但身体都不好，要抓大的，方向性问题。四，许多具体事，可以提拔一批年轻的副司令、副政委，副参谋长、副主任去搞，如像总参阎仲川这样的人。”

然后林彪审视了他的几员大将，说：“黄永胜，你要特别抓好总参、卫戍区，广州，北京军区；邱会作要抓好总后和国防工业；李作鹏要抓好海军；吴法宪要抓好空军；你们4个人要搞好团结”。

林彪·陈毅·乔冠华

周总理是“913”毛泽东任命的“前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邀请红军元勋开座谈会。9月20日，陈毅在病房得到通知，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他目睹林彪集团迫害将帅，作恶多端。此时欣喜异常，喊夫人拿酒来。张茜说：“你刚刚做过手术，怎么能喝酒呢”？陈毅说：“我终于活着看到了林彪垮台。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喝！”张茜拗不过他，让他喝了一小口。他说拿纸来。然后在病床上写下白居易的放言诗：“……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他与毛泽东感想是共同的，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千2百年前白居易的诗。

1971年4月下旬，中央批陈整风上，黄永胜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唐朝章碣的《焚书坑》诗：“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始皇在骊山的坑灰未凉，华山以东陈胜吴广已经起义了。借此影射毛泽东是秦始皇，江山不稳，最后起义的是枪杆子。此事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不想毛泽东对这首诗很熟悉。1945年7月他就把此诗书写给了他年轻时的好友傅斯年。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绿林、赤眉、刘秀、黄巾、黄巢、朱元璋等起事者都不是秀才儒生，而是少有文化的粗人。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能造反，解放军听你的？结果这首诗一时传播很广。

在林彪256三叉戟直飞伊尔库茨克后，祖国面临危难。13日下午，周总理布置姬鹏飞组织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立即研究各种情况各种应对措施，一直到14日中午12时20分，突然受到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急件，报告蒙方通知：“913”凌晨2时30分左右有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坠毁在蒙肯特省，机上9人全部烧死。外交部核心小组会议本来很凝重，这一下活跃起来了。姬鹏飞说“机毁人亡，绝妙下场”！大家心情为之一放，啊哈！办公厅主任符浩在完成一系列总理交办的事情后，信步走进同院的乔老爷家。乔老爷是大文化人，在重庆为我党我军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国际国内评论。这时，他正在欣赏章太炎的书法。提起林彪自取灭亡，二位高官禁不住又放怀大笑。乔老爷拿出茅台二人痛饮至佳境。符浩突然吟出唐人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老爷听后沉思一阵，自饮一杯，说“贾宝玉说述旧不如编新。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然后又自斟一杯用苏北口音吟道：“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毕他又自饮一杯，开怀大笑，豪兴冲天！

乔老爷送给郭老，郭老看过《塞下曲》，兴由所至，挥毫成幅，并附赞语曰：“妙不可言，巧合无间。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事有凑巧，那几天恰好笔者老父来京，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老父紧急离京，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我真是很反感。保卫部有同志了解情况，神秘地抄给我一首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我最早得知的朦胧信息。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前杜牧为林彪准备了这个恰如其分的词组。后来在中央文件上看到了“折戟沉沙”这个具有时代色彩的词。

林彪政变思想的发酵过程

林彪是什么时候产生军事政变思想的，什么时候下了最后决心的？

譬如篜包子，是什么时候上笼屉打火的，什么时候篜熟的？

江青说，她1966年就看出来了。她的话没准儿，不靠谱儿。

周总理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时说，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林彪思想的量变过程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当上国防部长开始。官位变，心态变。林彪曾在家里写下他做官的秘诀：“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以此总诀窍为纲，他和叶群开始着手两个工程，一个是“小红书”工程，一个是“小帮帮”工程。小红书工程，即揣摩毛泽东心思，跟着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林家王朝根本利益办事。得毛泽东者，得天下也；“小帮帮”工程即是“清君侧”，“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铲除毛泽东依靠和要依靠的人。军内将星闪耀，济济一堂。林彪要一人得毛泽东亦难。所以他要一个一个战役地打“小帮帮”，借批教条主义打击刘伯承、肖克等军事家；借批“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整倒黄克诚、邓华等将帅；借“学毛著”打击罗荣桓、谭政等将帅；借反“篡夺军权”把罗瑞卿整残；借反二月兵变’把贺龙整死；借反政变将彭真送入秦城；借反“二月逆流”整垮“三总四帅”；借揪“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杨勇一大批将领；借挺中央文革打倒“杨余傅”；到高级将领多半被打倒，他又继之以武则天流放术，来个“1号命令”，把老干部统统赶出京城，放逐偏远，算是给他们的最后一扫帚。

文革前夜，1964年11月，中央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会谈，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粗鲁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代表团退场以示抗议。此次事件后，毛泽东心里一直有个疙瘩，焦虑不安，怀疑中央有苏联支持的“赫鲁晓夫”似人物，有“右派政变”危险。林彪摸到领袖的心思，搞大顺，顺杆爬猴，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的政变，发表了闻名于世“5月18”讲话，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亚非拉先后发生61次，成功56次，杀掉首脑的8次。中国历史上楚成王杀父，吕不韦送孕，秦二世杀兄，吕雉后篡政，隋炀帝杀父，李世民杀兄，燕朱棣诛侄，雍正毒康熙，袁世凯称帝。然后联系到中国现实，“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他危言耸听，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政变有两种，“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呀！毛泽东50天后从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是专门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打仗“一点两面”，看问题亦“一点两面”。这引起毛泽东的某些警惕心理。

林彪一方面像对待小妾一样对叶群，动不动就叫她滚！一方面又耳朵根软，听叶群的。70年上半年，林彪、叶群、林立果一直在酝酿要夺取国家主席大位，要实际掌控国家政权，认为行政职务低于周恩来不成体统，要复礼，要正名，要能领导周恩来。首先给“黄吴李邱”打招呼，然后让他们四处串联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在中央只有这样摆，才能水到渠成地取代毛泽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如何看不出林彪的招数！毛泽东当面批评林彪说，你就是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我劝你也别当。林彪功败垂成，偷鸡不成蚀把米，很失落，很焦虑。在毛家湾别墅里，林彪、叶群、林立果分析，庐山会议使B52（毛泽东代号）与林彪分歧公开化，党内正朝着有利于“王江张姚”笔杆子，不利于“黄吴李邱”枪杆子方向发展。中央正在进行一场宫廷政变，B52的目标是“改变接班人”。事实上，毛主席曾两次征求林彪意见：我们年纪都过60岁了，要提拔李德生、纪登奎这样30到60岁的接班人。林彪都不吭气。

毛泽东未雨绸缪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包括在全军上下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斯诺。1936年7月斯诺经宋庆龄介绍到达保安采访毛泽东，写出《西行漫记》，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毛泽东和红军。这是30多年后老朋友的第二次见面。他们坦率地谈起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突然说：“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斯诺听后心里一惊，说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讨嫌，等于说林彪讨嫌嘛！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他觉得毛泽东好讨嫌，给斯诺讲，毛不信任林的问题不等于公诸于世了？他认为毛泽东已经从感情上讨厌他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

然后，林副主席心中怏怏，负气出走，大连一圈儿，井冈山一圈儿，到离上海近的苏州蹲下来，要集中考虑“枪杆子”工程问题。这是继前两个工程后的第三个工程。那里有空4、空5两个政委王维国、陈励耘保障。林副主席无心欣赏苏州园林的莺啼绿红参差烟树，天天琢磨如何使用经营5年的“枪杆子”问题。他给林立果说：“要定一个计划，要抓一支队伍”。林立果心领神会，他到杭州花家山陈励耘为林家秘密修建的浩大别墅区。林立果对陈励耘等人讲：“现在军委办事组的权被B52夺了，他要在全国搞批陈运动，整林副主席。现在我们要发动武装起义，要不，大家都完蛋”！然后，他到上海巨鹿路他们的秘密据点，与周宇驰、李伟信、王维国商议政变的细节。这次产生了著名的《571工程纪要》草稿，宣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到我们舰队头上”。

3月29日，周恩来偕黄永胜、李德生到北戴河联峰山顶向林彪汇报即将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问题。行前，毛泽东给周总理面授机宜：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明白周恩来此行的背景，就是继续闹，不合作，不表态。从北戴河回来，毛主席当面批评“黄吴李邱”：“你们已经到悬崖的边沿了”！到此时，林副主席还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但他像袁世凯一样，当皇帝欲望在燃烧着他。批陈整风会上，周总理代表政治局总结说，军委办事组5位同志在政治上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林彪看过文件后，甩到秘书的桌子上，很恼火，认为是从政治上宣布了“枪杆子”的死刑。4月底他回到北京，周总理又去汇报，他还是不检查。“51”节晚上中央安排中央领导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林彪故意迟到15分钟。他上去后，到中间大圆桌坐下，沉着煞白的瘦脸，低眉斜眼，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打招呼，不讲话，不看焰火，5分钟后突然不辞而别，无起码礼貌。这是他给领袖一个明确无误的决裂信号。领袖焉能看不出？

翌日晚间，林彪在毛家湾接见周宇驰、王飞、刘沛丰、于新野小舰队骨干，林彪问：“谁是你们的头儿”？第二天，王飞、周宇驰等共同推举林立果为头儿。按照战役惯例，这是林彪确定了“前指”负责人。他的思想在发生着质变。“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林家仿照山本五十六舰队组织了以林立果为首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王飞、胡萍等为骨干的武装夺权小舰队。林彪听了汇报后，伸出两个干枯的手指：“七、八两月是关键”。8月16日，周总理偕黄永胜、张春桥前往北戴河给林副主席汇报毛主席决定国庆节前后召开9届3中全会。林彪一听，毛泽东要从组织上下手了。“笔杆子”要胜了，“枪杆子”要完了。

这时，毛泽东意外得知“黄吴李邱”封锁中央的消息，拒不改正错误后，决定南巡，给各大区封疆大吏下毛毛雨。9月6日林彪、叶群、林立果通过周宇驰、黄永胜、李作鹏、顾同舟得到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哎呀，这还得了，一句顶一万句呢！把林副主席惊着了。战争时期是“四快一慢”，这次来个“四快一快”。他急脸了，说“人家要来吃席，我们只有摆宴了”！林立果说：“他妈的，现在到摊牌的时候了”！然后，林彪用红铅笔，下达了政变手令。在毛泽东南巡的路上用火焰喷射器轰炸机爆炸桥梁等手段干掉毛泽东，在北京利用开会形式把周总理等“一网打尽”，宣布新政权成立，与苏美立即谈判，寻求支持和承认。

包子只要篜上，总有熟的时候。9月8日，熟了。

周总理下令寻找林彪写的“月”字

秋山冷雨，烟笼滩涂。在直升机掀起的巨大的旋风中，周宇驰望见头顶有两架执行迫降任务的战斗机，河滩的远处有部队和附近农村的民兵包围过来。他绝望了。林彪一家逃往苏联去了，他们去寻求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了。林副主席不会善罢甘休，将来一定有好戏看。右派势力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但我们是看不到了。在国内自己再也没有后台了！完了，完了！他一边走一边撕毁了林彪的政变手令，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和安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飞广州的航班号和人员表。被他撕毁的罪证纸片在直升的旋风中飘起来，四处飞扬。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朦胧的黎明中，高低不平的草滩上，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狂跑起来，跑了一阵，见四围部队和民兵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围攻过来。

周宇驰判断绝对跑不掉了。他们惶恐间钻进了一块玉米地。周宇驰黑黑的脸煞白煞白的，说：“咱们今天是死定了，与其让人家拉去枪决，不如自杀。为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杀身成仁”！于新野和李伟信都在大喘气，说：“他妈的，杀身成仁！”周宇驰说：“我先把你们两个打死，我再打死自己。”李伟信、于新野说：“还是自己打死自己吧”。周宇驰说：“那就自己打自己”。然后，他们站在玉米地的田垄上，齐声高喊：“林副主席万岁”！三声枪响，周宇驰和于新野倒在玉米地里，李伟信枪口朝天，活了下来。

晚间，73岁的周总理为林彪飞到莫斯科发表声明引起内乱和外部入侵忙碌了一夜一天后，打电话问吴德，直升机上收缴了些什么文件？

吴德报告总理，从直升机上收缴了很重要的文件，一件是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政变手令；一件是林彪用红铅笔写给黄永胜的信件，要黄永胜有事与王飞接洽；一件是林彪军事政变集团“黄吴李邱”等南逃广州的机号和人员安排表；还有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亲笔信，内容是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传达毛泽东主席南巡时的讲话记录；还有一个录音带。李伟信交代是林立果偷录的叶群与黄永胜的多次通话。我们听不懂。

总理说：你告诉公安部，把林立果的录音解决一下。

总理还要求吴德把林彪的手令和给黄永胜的信再念给他听。

吴德念道：手令的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写给黄永胜的信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你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接洽。敬礼，林彪”。

周总理说：你们马上整理好，给我送来。

吴德、吴忠、杨俊生亲自审问李伟信，亲自整理从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机密文件，然后把以上主要的5件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周总理办公室。

这时，黄永胜这个林彪政变的主要头人还一直被周总理以开会为名控制在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把吴德送来的5件，一件件仔细看着。眉头皱了起来，真是惊心动魄！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林彪出逃苏联后国家不知道又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周总理在看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时发现，从现场收缴的信件由于是被撕碎拼凑起来的，黄永胜的“胜”缺个“月”旁。他的眉头皱起来。他觉得黄永胜是政治局委员，他应该有这个觉悟，应当承认这就是写给他的信，应该讲清楚这封信的有关情况。况且是我直接问他呢？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嘛！高级将领嘛！

他看了很久，然后对坐在一边的黄永胜说，永胜同志，你过来一下。

黄永胜驼着背嘟噜着脸走到周总理的侧面沙发上坐下。

总理把林彪的信件给他，说你看看，是写给你的吧？

黄永胜看过脸色大变，很久，摇摇头说，没有见过这封信，黄永生，不认识这个人。

周总理目视对方，满脸的诧异，满脸的愠怒，沉默不语。

然后，他把参加会议的吴法宪叫过来，给吴法宪看信件。

吴法宪看过，手直哆嗦，沉默好久，然后抬头，畏惧的目光看定总理，摇头，又摇头，腮帮子下的肉直颤，说，总理，空军没有这个人，没听说空军有叫“黄永生”的人。

黄永胜和吴法宪的可耻态度激怒了总理。

总理说，你们两位都不认识这个人啊？那就查一查再说吧！

吴德在现场目睹了黄永胜和吴法宪的表演。

周总理让吴德和吴忠一定务必要找到那个“月”字。

9月14日，怀柔县沙嵎河滩上天气阴沉，秋风斜吹，细雨淋淋，到处都泥泞不堪。

吴忠命令卫戍区警卫7团张前进团长带领部队立即赴沙嵎河滩找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月”字。天在下雨，那个纸片应该还在现场。这是一场战斗，你们一定务必找到！

秋风秋雨中，部队穿着雨衣，在河滩的泥泞地上，一寸一寸地梳篦搜索。

第一遍过去，没有！张团长傻眼了，发愁了！扩大范围再找！找不到不收兵！这真是大海捞针呀！各班排更细心，过了两个多小时，突然有战士惊叫，找到了！是在草地泥泞的草洼里，不到半厘米大，已经被泥水浸泡过了。然后，张团长立即用212吉普专车紧急送卫戍区吴司令员。吴司令员立即送吴德书记。吴德书记立即送大会堂周总理。周总理由立即把黄永胜叫过来，第二次让他看林彪的信件。黄永胜一看，多了一个“月”字，这个“月”字就把老黄证死了，脸色顿时缺血变白，瘫坐在沙发里，一言不发。

后宫私密：孙权妻女为何喜好红杏出墙

孙权（182～252年）即吴大帝。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公元229～252年在位。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东汉末，继其兄孙策据有江东六郡。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刘备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后又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国号吴，旋即迁都建业。在位期间赋役繁重，刑罚残酷，人民不断起义反抗。

孙权字仲谋，他长得方颐大口，目射精光，上身长下身短，长须美髯。度量恢弘，性格隽朗、仁厚而有智谋决断，以好侠养士而知名。建安五年孙策受伤而死，孙权继承了父兄的基业。当初曹操见到吴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感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可谓英雄相惜之语。经过励精图志，在赤壁之战后孙权奠定了三国分立的局面。

孙权的后宫生活也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赵夫人的近乎神话的传说了。古代有许多事情让现在的人颇觉得不可思议，据《太平广记》说，晋大兴年中，衡阳人区纯做了一个鼠肆。它的四周有一丈多长，开四门，门口有木人。在鼠肆里面搁置四五只老鼠，老鼠一出门木人就用椎子椎。还有北齐的兰陵王做了木制的会跳舞的胡人男子。兰陵王心中想要劝谁喝酒，胡人男子就捧着酒杯向他作揖。但是说起古代的巧思绝技，不论谁也比不上东吴孙权的赵夫人。

赵夫人是赵达的妹妹。她善于绘画，笔触构思巧妙无双。她还能在手指间用彩丝织成云龙虬凤图案的锦，大的超过了一尺，小的只有一寸，宫中称她为“机绝”。孙权常常慨叹魏蜀二国没有平定，在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里，很想得到一位擅长绘画的人，能绘制出一幅有山川地势，供行军布阵用的地图。于是赵达就把他的妹妹进献给孙权做了夫人。

孙权让赵夫人用笔描绘九州岛江湖方岳的形势图，赵夫人说：“丹青的颜色很容易褪灭无痕，不能长久保存，妾能刺绣。”赵夫人把所有国家都绣在一块方形的帛上，上面还绣着五岳、河海、城邑以及行军布阵的图案，然后进献给了孙权。当时人称她为“针绝”。虽然有棘刺木刻的木猴、有公输班造云梯、有会飞的风筝，但是没有比这幅图更珍稀瑰丽的。孙权住在昭阳宫，因为江东的夏天过于湿热，孙权一向为此所苦，就卷起了紫绡帷帐。赵夫人看见后说：“这紫绡帷帐算不上珍奇的东西。”孙权问赵说的是什么意思。赵夫人说：“妾要穷虑尽思，能使绢帷放下而清风自入，看外面没有蔽碍。周围的侍者也觉得飘然自凉，好像驾着风行走一样。”孙权十分吃惊，他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帷帐。

赵夫人剖析开自己的发丝，使得发丝更细，然后用神胶把它们粘接起来。神胶出自郁夷国，一般用来接弓弩的断弦，而且百断百续，特别有神效。最后将发丝织成罗縠，经过了几个月才完工，然后将罗縠裁剪成帷幔。无论是从里看还是从外面看，帷幔都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然变得清幽凉爽。当时孙权还在军旅，他常将这件帷幔随身携带，作为行军的幕帐。帷幔展开后长宽好几丈，卷住后则可以放在枕头里面。时人称之为“丝绝”。

因此吴有三绝，四海之大没有什么可以比它们更绝妙的珍奇了。后来有贪宠求媚的人诬陷赵夫人总爱在国君面前炫耀自己。赵夫人因而被退黜，失去了以前的宠幸。不过虽然被怀疑而失去了帝位，但是她超绝的技艺仍被载录在史书上。后来吴国灭亡的时候，不知她流落到了什么地方。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拾遗记》、《太平广记》等都记载有赵夫人有“三绝”的故事，但不见于正史。

孙权到了晚年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慨，变得残忍好杀，猜忌昏昧。后宫里的许多嫔妃都在为了争宠而不择手段。

孙权的元妃谢氏是会稽山阴人，她的天姿国色闻名于江东。当时媒人踏破了门槛，但都被谢家所拒绝。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听到这个消息，便将谢氏纳为孙权的妃子。好景不长，孙权又娶了姑母的孙女徐氏为夫人，徐夫人祖籍吴郡富春人。她的祖父徐真与孙权的父亲孙坚亲近，孙坚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徐真。徐夫人先是嫁给了同郡的陆尚，陆尚去世后被讨虏将军孙权聘以为妃。徐氏比谢氏年轻而且更美丽，谢氏渐渐地失去了孙权的宠幸，不久恚恨抑郁而死。

谢夫人没有儿子，便抚养了孙权妾所生子孙登。谢夫人去世以后，孙权命徐夫人以母亲的身份抚养孙登。孙登得立为太子，群臣请立徐氏为皇后。不料后宫又有步氏、袁氏以及王氏受宠超过了徐夫人。孙登很早就因病去世，后宫又展开了争夺储位的明争暗斗。

步氏是临淮淮阴人，与丞相步骘同族。东汉末年，她与母亲迁徙到庐江，庐江被孙策攻破后东渡长江，因为美丽而得到孙权的宠幸。步夫人没有儿子，只生下了两个女儿，长女鲁班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周循，周循死后又嫁给全琮；小女儿鲁育许配了朱据，朱据死后改嫁了刘纂。步夫人性情和婉而不妒忌，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得到了孙权的宠爱。十多年以后孙权称帝，想让步夫人当皇后，而群臣认为徐夫人更合适皇后的位置，孙权意在步夫人而没有答应。这样十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正式册封皇后，但是宫内皆称呼步夫人为皇后，亲戚上疏则尊称中宫。后来徐夫人因为过于嫉妒后宫的其他美女而被废。

袁氏是袁术的女儿，她的品性最好，不过也没有子嗣。步夫人得病去世，孙权打算立袁氏为皇后。袁氏以自己没有儿子的理由推辞了。

王氏是琅玡人，选入宫中后在黄武年间得幸，生下了儿子孙和，受宠的程度仅次于步氏。步夫人去世后孙和立为太子，袁氏又拒绝了继位中宫，孙权便打算立王夫人为皇后。群臣也认为母以子贵，既然孙和做了太子，他的母亲王氏照例也应当做皇后。但是由于已故的步夫人的女儿全公主（即长女鲁班）一向憎恶王夫人，并不时谮毁她。当时孙权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全公主诋毁王夫人说她面有喜色，因此孙权责怒非常，王夫人无从辩白，忧惧而死。后来孙权又宠幸了一个罪犯的女儿潘氏。潘氏是会稽句章人，父亲为吏坐法被处死刑。潘氏与她的姐姐没为官奴，在织造室从事繁重的劳役。潘氏堪称是江东绝色，一同被幽禁的几百个女子都说潘氏是神仙，因为凡人不会长得这么美，因此对她敬而远之。潘氏的名声传到了孙权的耳朵里，他感到很好奇，便派人将潘氏的容貌画在画布上。

当时潘氏忧戚过度不吃饭而减瘦改形。画师描绘了潘氏真实的容貌进献给孙权。孙权见到画布所描绘的潘氏美艳的姿容十分惊异，用琥珀如意按在画布上，琥珀如意立刻折断了，孙权感叹说：“这真是神女啊！愁起来的样子都这样让人心动，何况她欢乐的时候呢？”于是命人将潘氏从织室纳于后宫充为妾媵。潘氏到了后宫果然以姿色见宠，宫中称为潘夫人。潘夫人在游昭宣台的时候心里很舒畅，便多喝了几杯酒，将口水唾在玉壶里，让侍婢泻倒在台下，得到了火齐指环，她把指环挂在石榴枝上。这座台后人称为“环榴台”。潘夫人被孙权临幸，几度春风之后怀孕生下了儿子孙亮。赤乌十三年孙亮立为太子，第二年潘夫人也被册封为皇后。她的性格险妒容媚，曾谮害了袁夫人等后宫许多侍妾。

王夫人被全公主谮毁而死，她的儿子孙和也因此失宠。孙和的弟弟鲁王孙霸被孙权所爱，给予他的待遇和东宫的孙和一样，于是二子互生嫌疑。孙霸暗中阴谋夺取嫡位，交结朝臣谗构孙和，孙权渐被他们所迷惑，从此厌恶太子孙和更加厉害。太子太傅吾粲上书请让鲁王孙霸出镇夏口，言词过于激切触怒了孙权。孙霸交结的大臣霸竺乘间谮吾粲。吾粲气愤无处可诉，写信给大将陆逊发泄心中的不平，霸竺诬陷他勾结外臣蓄谋不轨，于是吾粲被逮入狱中毙命。孙权又派宦官去夏口谴责陆逊，陆逊已经年老禁不起心中的愤闷，不久病逝在夏口。他的儿子陆抗向孙权陈述父亲的苦衷，孙权才稍微感悟到霸竺所说的不是实情，于是孙霸在父亲眼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此时潘夫人宠冠后宫，见孙和与孙霸都失去孙权的欢心，便趁机献媚为自己的儿子孙亮谋取太子储位，并且与全公主往来亲密，给孙亮娶了全公主的侄孙女为妻。于是全公主每天在孙权面前谗毁孙和与孙霸，劝父亲立幼子孙亮为皇储。

孙权内惑于宠妃潘夫人，外信爱女全公主，就下决心废去孙和立孙亮。他私下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和睦恐怕会蹈袁绍的覆辙，假如现在不换太子可能会后患无穷。”孙峻的外甥女嫁给了孙亮，他当然袒护孙亮母子，赞成孙权的计划。

赤乌十二年大司马全琮病逝，四十岁的全公主又一次守寡。孙峻正值壮年身材伟岸，全公主多方勾引与孙峻私通在一起。二人在床帷间绸缪之余，便密商废去孙和改立孙亮的事情。于是孙峻开始肆意诬蔑太子，最后孙权将太子孙和幽锢在一间陋室。不久孙和被废为庶人，徙置在建业城外，鲁王孙霸也同时被赐死。少子孙亮立为太子，潘夫人进位皇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潘皇后渐渐地恃宠生骄，以前的柔媚几乎消失得没有了踪影。孙权才慢慢体会到了废太子孙和的无辜。

八月的一天忽然刮起大风，江水汹涌淹没了几千里的土地，平地上积水深有八尺。孙权先祖陵墓所种的松柏都被大风拔起，飞落到建业城的南门外。孙权惊悸之下得了风疾，大病在床，一个多月不能治理朝政。到了冬天渐渐不起，皇后潘氏不知怎么忽然暴亡，孙权见潘氏的项下有绳子勒痕，舌头搭拉在外边，知道一定是被谋杀的，便令左右秘密调查事情的真相。原来是潘皇后对待下人过于暴虐，被宫人在她夜里熟睡的时候扼死。孙权也知道她是咎由自取，不过看到她死得悲惨，免不了心里悲愤交集，将行凶的宫人全部杀死。又拖延了两三个月，七十一岁的孙权病死。

第四章　文革真相

邓小平“翻案”为何“不得人心”？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然而，这个提法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而当邓小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

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据新版《毛泽东传》记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扞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由于邓小平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为“文革”作一个“三七开”的决议的建议，冲决了毛泽东生前政治上的最后底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被停止了，只“专管外事”。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在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还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才正式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主要内容是：

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揭秘林彪住宅清查工作的真相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遵照相关指示，中央警卫局着手对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林彪住地进行清查。本文作者武健华作为当事人参与了当年的清查工作，他发表在《党史博览》杂志上的文章，详细记述了当年清查工作的前后经过，驳斥了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实说法。（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这次会议，林彪在党内的位置上升为第二位，这就涉及到对林彪的警卫规格问题。林彪的警卫工作，原先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应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为明确林彪处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派有关负责干部去同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办，听听她的意见。

叶群认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应由中央、军委两个警卫部门分管比较合适。最终，叶群就此报告了林彪，林处的警卫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除北戴河原有的守卫部队外，又从北京调去部分随卫部队，由姜作寿大队长带队，并派张宏副团长到北戴河主管这件事。

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得知，最初林立衡并未随同林彪到北戴河，一直照常住在北京。直到1971年9月6日，叶群打电话给林立衡，要她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以及为林立果选的“妻子”张某马上到北戴河来，说要他们陪首长（指林彪）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前回北京。

9月7日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某，还有空军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处长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

刚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拉到57号楼他的住地密谈。林立衡由此心情紧张，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林彪贴身警卫李文普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靠近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对林立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能行吗？”林立衡见李文普这个样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林立衡又找到从总政治部调来在林彪处工作、挂名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讲这件事。刘吉纯又同林彪秘书宋德金商量怎么办。宋德金回忆说：刘吉纯把我拉到偏僻处，悄悄地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动向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据李文普回忆：9月12日下午，我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办完女儿参军当护士的事回到住地时，96号楼的气氛就比较紧张，几个人问我到哪里去了，并称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这时，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一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我心中没有底，还是问她有什么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这事不好办。

12日晚饭前，林彪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礼，要李文普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接着说：“那好么，祝贺你们订婚啦！”

12日晚饭后，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正在林彪房里密谈，林立衡便去房门口偷听，里边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顾林彪内勤的张恒昌、陈占照再到林彪门外细听。张恒昌回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处长，穿过小树林，到了58号楼警卫部队值班室向张宏副团长报告。

林立衡气喘吁吁地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调来了首长的专机256号。”

张宏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总理。由此，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立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在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坐防弹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吃饭。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里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向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二）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汪东兴同志安排我们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到北戴河的有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和我三人。

我们是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的。当时，林彪处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找他们接头，是由主管那里警卫的姜作寿大队长带我们到林彪住地96号楼的。

北戴河是国内著名的避暑胜地，在河北秦皇岛市西南十五公里处。为了准备党中央领导人去北戴河开会、工作、避暑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央警卫局就派人去北戴河开始经营。当时设置了一个小的机构，对外称中直机关干休所，对内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驻北戴河管理科。当时负责人是警卫局服务处副处长何明孝，他带领一批干部和一部分勤杂人员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那里安置了20多位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又经西柏坡随中央机关进城的老红军。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曾为党中央挑过文书档案，为中央领导人做过饭，饲养过马匹，做过大量的勤杂工作，为人民作过贡献。进城后因年纪大、文化水平低、身体有病等原因，不能继续分配工作，就被安置在北戴河，结婚成家，抚养后代，安度晚年。

何明孝在那里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设施工作。在北戴河海滨西区建起中直机关避暑区，先后接管了“英国府”、“美国府”以及“吴家楼”等楼房、别墅；进行房屋维修，道路铺设，完善水、电、通信设备及在海滨浴场拉起防鲨鱼网；并根据当时需要，又盖了部分平房。

1956年到1960年，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借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在北京施工的队伍，在北戴河修建了大小会场、俱乐部、餐厅、电话总机房、车库等公用场所。此后，又在联峰山下为林彪新建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编号为96，林彪就是从这里仓皇叛逃出境的。

我们一行进入室内，仔细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林彪在叛逃时是多么慌乱。

面对眼前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开始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我们又把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我们还在叶群用的保险柜里发现军队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等绝密文件。后来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几份绝密文件是叶群在9月11日从毛家湾调来北戴河准备带走的。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经我们清查后，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我们在北戴河十多天的清查任务也就结束了。

我们回到北京，已经是国庆节了。王歆因事换成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与机要室职能不同）处长葛振基。国庆节，我们没有休息就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大院分为两院；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所，东院是林办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除几间办公室外，文件、图书都在楼上。文件集中放在二层的一个大房间内，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记、分类、编号，有序地分存在橱柜中。我们对中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文件以及各部委、各单位印送参阅的各种文件基本上未动，只在日常办理的现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询异常的问题。对这样的材料，我们都是一件件筛过的。因为工作量大，要求急，我们不仅不能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每天搞到午夜前后，在警卫部队食堂吃点挂面、馒头片、咸菜等，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这时，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林彪专案组已经成立，专案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纪登奎和汪东兴，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我们拣选出来的文件，开始时一件件地送到专案组，后来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其中不少是党内高层干部人际关系方面的材料。（三）“讲文件”

林彪同中央别的首长不一样，自己不看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电报等都由秘书选出来以后讲给他听。他则端坐在沙发上或在地毯上踱步。他一边听，一边手里摆弄着一盒特制的高级火柴。他擦着一根火柴后，立即将它吹灭，把刚熄灭了的还冒着白烟的火柴头放在鼻子底下嗅嗅后，就扔在了下边。然后，他又擦着第二根、第三根……地毯上、茶几上，他扔下的火柴杆有几十根了，但还继续擦。连在批件上画圈都由秘书代劳。这种办公的方式，在林办叫做“讲文件”。“讲文件”有很多要求和规矩。选文件时，要选最重要的，有些可以积累起来，待材料丰富后再专题讲。讲文件时，只能讲大意，不能照文件念，如果照念，林彪听后因紧张而出汗，那就砸锅了。林彪听秘书讲文件，都是由内勤临时去叫，秘书不能擅自闯进去。讲文件，不要敬礼。林彪说：“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讲文件时间不能长，一天讲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庞杂的秘书班子

毛家湾内工作人员有多少？听起来不算多：秘书有6人，林彪贴身警卫人员2人，医生2人，林彪内勤2人，叶群内勤3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20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作诗及修改诗词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的、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选美）的、收集图书的、抄录整理卡片的、绘制图表的，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借助图表学习，可以提纲挈领，加强记忆，比较符合林彪提倡的“走捷径”的一贯思想。至于后来把绘制图表弄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则要归之于叶群了。在一段时间里，叶群要求把许多学科的知识都反映在图表里。许多人分别在编写、绘制、裱糊，日夜忙碌着，简直在林办搞起了一个连续作业的小作坊。

林彪的卧室、书房挂满了字条

在林彪卧室大板床的床头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帧装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还有，林彪写给叶群已经裱糊好了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1974年1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以及翻查卡片等，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林批孔”用。

林彪或根据自身的“生活实录”，或从医书上翻到的，或从身边工作人员日常讲到的，用毛笔写了许多字条，横七竖八，挂满卧室、书房等处。其中有：“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吃鸡蛋会内热，吃芝麻可生黑发，喝茶叶会升高体温，地瓜吃了膀胱出汗……”

在毛家湾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到1971年底顺利结束了。我们清查以后，林彪处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楼去了。（四）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汪东兴同志交代我把这件事抓一抓。

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一直由负责林彪警卫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六中队看管，现在要处理这些物品，少不了熟悉这些情况的同志。经研究，先后组成有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六中队指导员刘志升等同志参加的清查处理物品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组人员也有调整变化，但于仁堂副大队长一直清查处理到底。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

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做卧室，两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做“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

林彪卧室

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森。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进口的大块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

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六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

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着一只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音乐。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只。

在林彪书房中间，还陈放着一只大的蓝花瓷缸，里面摆满了一卷卷字画。就在我们移交前，工作人员还把字画放到书房的长地毯上展开，近距离地观赏数次，大饱眼福，尤其是对《清明上河图》的那些生动描绘，更是牢记不忘。

叶群卧室

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有古瓷瓶壶，有玛瑙翡翠，有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张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林立果卧室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树木、房屋等，都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需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头，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

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处地方，插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林立果回来后，一按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录音。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所以类似这样的物件，后来都移交公安部技术部门做参考去了。

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呆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所以他来来去去确实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其他物品的处理

毛家湾的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查处理时均保持原样未动。

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大量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

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严格手续、亲自交接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事后，我们给汪东兴同志写了报告，汪看后又送呈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最后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1977年3月，毛家湾林彪住地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

纪登奎接班人地位动摇的秘密

翻看纪登奎的履历表你一定会感到很惊奇，因为纪登奎既不是党内元老，也不是靠“文革”造反起家，为何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这和毛泽东对他的赏识分不开。

1951年，毛泽东乘专列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当时，纪登奎作为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就有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就在纪登奎结束汇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问道：“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回答说：“挨过两回整。”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挨点整有好处。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纪登奎说：“整错了。”他向毛泽东简略地说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登奎说：“整过。”“整错过没有？”纪登奎回答：“也整错过。”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吗？”纪登奎稍一怔，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毛泽东盯着纪登奎问：“杀错过人吗？”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他工作没有做好。

就这样，纪登奎这种敢说真话的作风让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并对他有了较好的印象。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该地区管辖17个县市，时年纪登奎仅28岁。此后纪登奎出任洛阳地委书记、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等职务。

1969年，纪登奎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吴法宪奉命来到河南代表团驻地通知纪登奎：“毛主席提名，要你在后天的大会上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大会先后9人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到了他发言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微笑道：请你讲话。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介绍“老朋友”，更使纪登奎在全国家喻户晓。

毛泽东曾一度把纪登奎列为接班人的培养对象。在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纪登奎等人。

就这样，纪登奎在毛泽东的提携下，平步青云，由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下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又升为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他还以一个文职人员的身份进入军委办事组，掌握军权，这是“四人帮”等这些文职官员都不可企及的。

但是，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报告纪登奎在河南有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又开始有所变化。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在武昌东湖宾馆与河南领导人谈话时，特别问道：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

有个河南领导人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复旧（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

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文革”结束后，纪登奎渐渐失势，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免除及提请免除他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此后纪登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88年7月13日他在北京逝世。

邓小平为何对“香港驻军事件”大发雷霆？

1984年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期间，耿飚副委员长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中国恢复香港主权后是否驻军”问题时出现了纰漏，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此大发雷霆，并采取了一种异乎常规的方式予以“辟谣”澄清。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两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

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驻军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参加过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说：“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周南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荒唐逻辑！”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有记者问耿飙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飙副委员长做了含糊其词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飙是解放军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后担任国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词的话，被香港记者做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5月25日上午，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的闭幕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接下来就要与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见面，并安排了记者现场采访。邓小平先来到福建厅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在场。会上，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耿飚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旁边主管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同志！”

邓小平一听就火了，立即对在场的人说：香港的报纸报道，耿飚同志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不会向香港派出驻军，还有黄华同志向记者说，将来香港可以派代表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们根据什么讲这些话？

邓小平越说越激动，到后来简直就喊了起来：“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以后，有关香港问题，我说了算，赵紫阳总理说了算，姬鹏飞领导的那个港澳办说了算。”

邓小平决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记者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

会见开始了。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站起身来，热烈鼓掌。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

邓小平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飙，耿飙讲这个（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

邓小平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同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接着，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当港澳记者退场之后，邓小平又对港澳代表和委员详细论述了驻军的必要性，还就中英谈判的进程、过渡时期的问题等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明确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耿飚讲的有一条是对的，就是香港不负担军费，费用由中央负担，不用香港负担。这在会谈中我讲了，我说，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

有人问：“香港有雇佣兵，廓尔卡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们不到一千人。”邓小平回答：“这个不行。将来大陆派解放军去，因为象征主权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他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记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坦诚，使这场“轩然大波”真相大白，瞬间平息。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关于驻军问题的“争吵”戛然而止。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再次谈到香港驻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讲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的内情

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

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198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公共场合并排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的现象不复存在。华国锋的画像纷纷被取下。华国锋语录以及题词也被纷纷取下。至今，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华国锋题词，那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金字。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

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胡耀邦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胡耀邦指出：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会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还指出：“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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