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福、吴秀惠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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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试读：
前言
长期以来，在中医出版物中，只有方剂学著作，缺乏处方学著作，为了抛砖引玉，我们将这本处方学的雏形奉献给读者。
中医处方学与方剂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中医处方学是把基础理论与临床“辨证论治”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处方思路的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方剂学是以治法为纲分类研究方剂的组成结构与适应证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处方学所综合的学科比较广泛，几乎可以囊括各门基础学科以及以内科为主的各门临床学科。方剂学与各门学科虽然也有联系，但它研究的重点毕竟是方剂的配伍与运用，处方学要以方剂学为基础，方剂学又是临证处方的举例与楷模。所以中医处方学源于方剂学，包含方剂学，但又高于方剂学，宽于方剂学。
本书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处方原理与思维程序的分析，通过对“辨证论治”的理解，提出四诊取证、分科识病、辨证求因、构思治案、确立治法、组方定剂是临证处方的六大步骤，同时对每个步骤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是讨论临证处方应该掌握哪些基本方药。本书根据执简驭繁的原则，以基本证候为纲，提出应该掌握的对应方剂和处方遣药方法。第三部分是根据古今医家的临证实践，举出临床常见的各种辨证方法和处方思路，并用医案实例、名医经验和临床报道予以论证，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不少处方技巧。这一部分内容古今医著尚未进行系统的总结，此举目的是促进对中医处方思路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处方学著作来阐明中医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和随机应用方法，为建立清晰而宽广的临床处方思路提供门径。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突出传统特色，反映时代气息，使本书具有概括性强和实用性强的特点，然而学海无边，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疏漏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同道斧正为是。一理解处方原理 弄清思维规律
尽管中医处方风格各异、变化无穷，但大家都遵守“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的有规律的诊疗方法，它不是对症治疗，也不是按病施治，而是在认识病名、病因、病理和证候的基础上，综合症情、体质、心理、时间、空间等因素进行诊疗。“辨证论治”强调人与环境一体，脏腑经络一体，病、因、脉、症一体，理、法、方、药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讲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相应对待，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因病、因证而治法有异，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由于中医处方是在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一张药方就是一次“辨证论治”的结晶。这就表明处方原理就是“辨证论治”原理，处方过程就是“辨证论治”过程，临证处方的思维规律就是“辨证论治”的思维规律。现以辨证论治的过程为纲，为中医处方原理和思维规律作一综述。（一）四诊取证
临证处方的第一步，是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获取各种信息，为辨证提供素材，这一过程犹如审理案件的取证工作，所以叫做四诊取证。
四诊是在中医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有目的的诊察活动，四诊取证内容很多，总的来说可分为病史（问诊取得）和体征（望诊、闻诊、切诊取得）两部分。四诊所获信息都有一定的辨证意义，即皆与病位、病邪、病性、病势相关，具体内容可参考中医诊断学书籍，这里不作一一论述。（二）分科识病
柯韵伯说：“凡病，有名，有症（证候），有机（病机），有情（症情）”（《伤寒论翼》）。柯氏之所以把“名”放在第一位，是因为认识病名之后，根据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更便于认识疾病的证候和病机。所以前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徐灵胎《疾病源流论》）。
病名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总体特征和演变规律的疾病诊断概念，是证候诊断之前的第一级诊断。进行病名诊断，首先要了解疾病谱系，也就是要了解中医学是如何按科别、按系统对疾病进行归类的。掌握了疾病谱系，临证诊病就可按谱系逐级进行判断。
第一级判断是分科。也就是说，在诊断疾病病名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患者患的是哪一科的疾病。按科归病，有内科病、妇科病、儿科病、外科病、骨伤科病、耳鼻喉科病、口齿科病、眼科病、皮肤科病等等。如果确定患者患的是内科病，那么第二级判断就要区分是外感病还是内伤病。如果第二级判断是外感病，第三级判断就要区分是伤寒（狭义）？还是温病？如果第三级判断是温病，第四级判断就要区分具体的温病病名，如风温、暑温、湿温等等。如果第二级判断不是外感病而是内伤杂病，那么第三级判断则要区分患者患的是哪一系统的疾病，是心系疾病？是肺系疾病？是肝胆系疾病？是脾胃肠系疾病？还是肾系疾病？如果第三级判断是心系疾病，那么第四级判断则要区分心系疾病的具体病名，如心悸、胸痹、心痛、不寐等等。找到了患者归属的疾病谱系级别之后进行病名诊断的主要方法便是进行病候类比。
病候指能诊断某种病名的特异症状和体征。病候有时是主症，如咳嗽、哮喘、泄泻、不寐等等。有时是一组或几组症状与体征，如狐惑病的病候，主要由象征受害于狐与（侵蚀水稻上部苗叶的害虫）的一组体征组成，即外阴或肛门的溃疡加咽喉或口腔的溃疡，这些溃疡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相继发生。再如百合病的病候由三组症征组成，第一组是如寒无寒，如热无热，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香臭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等不定愁诉症状；第二组是常默默，如有神灵等神志症状；第三组是口苦，小便赤，其脉微数等反映阴虚内热的症状与体征。三组症征的综合便是百合病的病候。所以病候可以看作是某种病名的诊断标准或诊断要点。将患者的病候与疾病谱系的病候进行类比，如果相符便可以得出病名诊断的初步印象，但为了防止误诊，还须通过鉴别诊断来排除相似疾病。如胸痹心痛病，除了抓住典型的膻中部位疼痛并向肩臂或背部放射的特征之外，还须通过鉴别诊断排除假性心痛。如胁痛、胸痛、胃脘当心而痛、肋软骨疼痛等等。通过对照疾病谱系的逐级判断、病候类比和鉴别诊断就可以得出病名诊断。（三）辨证求因“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是人们对辨证论治过程的一种简要概括。这里的“因”字与证相对，是因果之因，当包括病因、病理两方面内容，不能理解为仅指病因而言。“辨证求因”就是在认识了疾病的病名之后，进一步去探求疾病的病因、病理。
病因指原始致病动因，中医学基于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大环境来探讨致病因素，总的来看，有六淫、疫疠、七情、饮食、劳倦、外伤、虫兽伤等致病因素，此外还有来自先天的致病因素，如遗传因素、过敏体质等。病因可以通过问诊得知，也可以通过对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的观察和对社会环境及流行病学的调查而了解。了解病因可以消除或避免病因以防治疾病，同时也有助于辨别病邪。
病理是指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部机理，也可叫做病机。
远在古代，当人类还无法以微观分析和理化实验方法来认识疾病本质的时候，中医学采用什么方法来认识疾病的病理呢？与近代许多自然科学运用各种理论模型而取得成就的情况相似，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也采用了理论模型的方法，别称为六经的三阴三阳，具有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四种含义，四者结合，构成了中医学的完整病理认识，它可以用来判断和说明伤寒乃至杂病的病理本质，所以是一种用于揭示疾病本质的理论模型，可以叫做六经病理模型。根据张仲景所创病理模型的提示，任何疾病、任何证候的病理，都由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四大病理因素构成。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认识了病证的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就可以得出具体的病理认识。
机体的某个或某些生理部位受到病邪的侵袭或自身功能失常，导致阴阳失调和气化障碍，便演变成病位。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处则各有部位。……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徐灵胎所说的病位很多，但皮肉筋骨及五官九窍均有经络所过，并与五脏相应，所以最主要的病位是脏腑经络。由脏腑经络病位又可衍化出六经病位、卫气营血病位、三焦病位。辨别病位是辨证求因的重要环节，如何分析和判断这些病位，可参脏腑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和六经辨证的内容。《医说·卷三》引《三说本草》曰：“邪者，不正之因，”可见邪是相对于正而言的，可以说“不正即是邪。”所以邪的范围相当广泛，可包括病因和病邪。病邪是指疾病过程中存在于机体内部的邪气，如风、寒、湿、燥、热、瘀、血、郁（滞）气、痰饮、水气、宿食、毒（火毒、疫毒、瘤毒、疮毒、肿毒、虫毒、药毒）等。《医宗金鉴》说：“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可见存在于人体内部的病邪实为虚化、实化、寒化、热化后的病邪。所以中医学不是通过检验外入的生物性致病因子来认识病邪，而是分析一系列临床表现结合病因来判断特定的病邪模型。这就是钱潢所说的“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伤寒溯源集》）。祛除病邪是消除病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辨别病邪相当重要，如何分析和判断病邪，可参病因辨证的内容。
病性指证候的阴、阳、寒、热、虚、实属性，病性由阴阳失调所导致，也是邪正斗争的反应。阴阳失调状态，无非是阴阳的偏盛或偏衰，阳偏盛表现为实热证或叫阳实证，阴偏盛表现为寒实证或叫阴实证，阳偏衰表现为虚寒证或叫阳虚证，阴偏衰表现为虚热证或阴虚证。阴证阳证是以阴阳的属性来归纳证候，所以实热证、虚热证均可属阳证范畴，虚寒证、寒实证均可属阴证范畴。如何分析和判断病性可参八纲辨证内容。
病势指病证的邪正斗争形势和发展变化趋势。病势具有六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邪正力量的对比。如正盛邪实则正邪力量相当，正盛邪衰则正气力量大于邪气，邪盛正衰则邪气力量大于正气。第二是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如温病的卫气营血和三焦，伤寒的六经各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趋势，杂病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张仲景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第三是疾病的深浅层次。以六经辨证为例，太阳主表，阳明主里，少阳主半表半里，三者层次深浅有所不同，即病势深浅不同。第四是升降出入趋势。如太阳蓄水证有水气上逆之势，治当利水以降其逆。少阳病存在着升降失常的病理，《伤寒论》名之曰“邪高痛下”，故小柴胡汤方中用柴胡配半夏，一升一降调其逆乱。第五是因势利导方向。由于邪气所在部位的不同，其外出途径不一样，所以有一定的因势利导的方向，如太阳表实证，表邪的出路是腠理，治当发汗解表；阳明腑实证，邪之出路是燥屎从下而泄，所以治当通腑泄势。第六是轻重缓急势态。如在太阳表证中，麻黄汤证、桂枝汤证与麻桂各半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的轻重程度有所不同，在阳明病大承气汤证与麻子仁丸证的缓急程度也有明显差异。《伤寒论》、《金匮要略》均有这样一条条文：“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这是一则表里同病的案例，由于里证为急，所以急当救里。经过救治，里证好转，表证则由缓转急，所以又要急当救表。这一案例说明，辨别病势的轻重缓急，不仅决定着处方用药的力度大小，而且也是决定复杂病情治疗次序的前提。
八纲辨证基本上概括了病位、病性、病邪、病势辨证的含义，如表里二纲具病位与病势的含义，阴阳寒热虚实具病性含义，同时与邪正斗争形势有关，所以在中医学中称之为辨证总纲，寇宗、张三锡、程仲龄等医家提出八纲之名，实本于对张仲景所创病理模型的认识。
辨证的目的是想方设法来认识引起疾病的病因和四大病理因素所构成的病理，从而祛除病因，消除病理。所以辨证方法虽然很多，而其原理则不外是对病因病理的识别。为避免重复起见，本节着重阐述“辨证求因”的原理，具体的辨证方法可参本书第三部分“拓宽辨证方法，开阔处方思路”中对辨证方法的论述。
辨证论治的“证”字，有人认为指证据，也有人认为指证候。如果同意“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是对辨证论治过程的简要概括，那么辨证的“证”字显然是指证据了，所以四诊取证就是为探求病因病理提供证据。那么是否承认辨证的证字是证据，就可以丢掉辨证论治中的证候概念呢？回答是否定的，证候是重要的中医临床术语，在进行“辨证论治”的时候，不仅不能丢掉证候概念，还应进一步弄清证候与病名的关系。
证候是与症状有联系而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临床概念。广义的症状包括患者的自觉症和医者检查所见的他觉症。现代医学称自觉症为症状，称他觉症为体征，所以近代中医文献越来越倾向于把广义的症状叫做症征。症征不包含病理认识，故又叫证象或症象。医者运用“四诊”获取一系列症征，经过分析、综合、判断，认识了病理，这一系列症征就升华为证候。所以症征是对疾病的感性认识，证候是对疾病的理性认识。陶节庵说：“夫证之一字，有明证、见证、对证之义……盖有于中必形诸外，如肝有病则目不能视，心有病则舌不能言，以此言之，则证之含义亦亲切矣。”（《伤寒六书·伤寒琐言》）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对证角度认识证候，可以认为证候就是认识了病理的系列症征。这种看法可用公式表示：证候＝系列症征+病理。由此可见，证候概念的内涵是病理认识，外延是相应的一系列临床症征，然而认识证候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病理认识，所以病理认识应该代表证候概念的主流，正因如此，证候可以作为中医学的一种诊断概念，证候诊断可以用证候的名称来表示，也可以用证候的病理来表示，中医诊断学书籍辨证部分所述证候都是典型证候，有一定的名称，如脾肾阳虚证，风寒犯肺证等，而临床所见具体患者的证候，有的典型，有的不典型，所以其辨证结果一般只用病理术语表示即可，不一定要给证候命名，如在医案中可写“证属水饮犯肺凌心，肾虚不能纳气，”或只写“风寒犯肺，肺失宣降。”在门诊或住院病例下诊断时可写痰饮（水饮犯肺凌心，肾虚不能纳气），感冒（风寒犯肺，肺失宣降）。
证候与疾病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疾病有一定的分科归类，有一定的病候表现，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规律，而证候则是疾病某一阶段的临床表现，所以叶天士说“盖病有见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经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清史稿》）疾病的病候是因病而异，而疾病的证候除了因病而异、因阶段而异之外，还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一面。所以一个疾病，只有一种病候，但却可以有许多个证候。因此疾病好比一条大河，整个流程弯弯曲曲，深浅宽窄不一，证候好比大河的某一河段，有一定的深度和宽度，有一定的流量和水速。疾病又好比一座森林，包含了许多树木，证候则犹如其中一棵树木，只是森林的一员。临床诊病既不能只见树木或河段（证候），而不见森林或大河（疾病），也不能只见森林或大河（疾病），而不见树木或河段（证候）。为什么这样说？前者如哮喘病有肝肾阴虚证，眩晕病也有肝肾阴虚证，如果仅诊为肝肾阴虚，就不能反映病名的特异性，治疗不能因病而异。后者如哮喘病有肝肾阴虚证，还有肾阳不足证，如仅诊为哮喘病，就不能反映证候的性质。治疗不能因证而异。病名是第一级诊断，证候是疾病之下的第二级诊断，完整的中医诊断应该是一级诊断与二级诊断的结合。
从以上所述证候的概念来看，它是“辨证”的结果，那么“辨证论治”的证字，究竟是从辨证之始来认识，还是从辨证的结果来认识呢？这是一个正待规范的问题。“辨证论治”之始，为了“求因”，证字可视为证据的证，辨证结束，认识了病理，形成证候概念，则可以把证字看成是证候的证，二种说法均有道理，即使在古代文献中也难找到一致的意见。如果认为“辨证论治”一语导源于《伤寒论》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证字当指证候。因为通过对一系列临床症征的诊察，认识了病理（知犯何逆），便形成了证候概念，“随证治之”的证自然是证候的证了。如果认为“辨证论治”导源于“辨证施治，”这就要找一找最早的“辨证施治”概念。据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辨证施治”四字最早由明代医家周慎斋提出，《慎斋遗书》中有一篇以“辨证施治”为题的短文，该文的中心思想是：“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本必有因，或因寒热，或因食气，或因虚实，或兼时令之旺衰，故治寒者温，热者清之，食者消之，气者通之，实者平之，虚者补之，再兼时令之味而病已矣。”可见周慎斋提出“辨证施治”一词的时候，证的含义当属“证据”的范围。总之，如何规范“辨证论治”一语中证字的含义，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四）构思治案
疾病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规律，所以临证治病，必须根据疾病的发展与转归规律，确定治疗步骤和各种有效疗法的配合实施，这就决定了“论治”之始，必须先构思和制定治疗方案。如病房收治一名溃疡病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属中医血证、胃脘痛的范围，辨其证为脾胃虚寒，血不归经，治疗首当摄血，血止之后，应予健脾益气温胃治疗。摄血方法很多，可以辨证选用汤药止血，可以口服中成药止血，也可通过胃镜局部给中药止血，根据医院条件选用。摄血治疗期间，必须短期禁食或给流汁饮食，血止之后宜吃易消化食物。此外还可以配合食疗、气功、针灸等治疗措施，以期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多途径调控的优势，使病员早日康复。再如冬季病房收一肺心病人，咳嗽，咯大量泡沫痰，气喘，不能平卧，动则喘甚，心悸，怯寒，口唇紫绀，下肢浮肿，按之凹陷，脉滑数尺部无力，苔白腻，舌质淡边有齿痕，舌下青筋暴露。中医辨病属痰饮、咳喘范围，辨证为水饮射肺凌心，肾不纳气。第一步治疗当以化饮利水、宁心化瘀为主，兼以温肾纳气，待咳喘肢肿好转，逐步转为益肾健脾扶正化饮。至夏季病情缓解，可行补肾治疗，并于三伏天外贴消喘膏，以预防或减轻发作。
以上案例说明，治疗疾病不能见现证就马上立法处方，而应从疾病和病人的全局出发，制定治疗方案，这样才能主动地有计划地战胜疾病，当然，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遇到病情变化或者考虑不周，重新制定或修改方案也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要根据多次的治疗反馈，才能使方案在执行中逐步完善。尽管方案可以改变，但制定治疗方案则是首次治疗之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在疑难杂病的治疗方案中，有时还包含着治疗策略的运用，这部分内容详见本书机灵活泼的处方思路中的借鉴兵法定略导方部分。（五）确立治法
根据先立法后处方的原则，制定治疗方案之后，就要确立现行治疗步骤的具体治法。
怎样立法？主要是针对病理立法。对于原始致病动因来说，可采用改善环境怡情悦志的方法消除，一般不用药物治疗，在需要用药物来消除病因的影响时，也是针对与病因相关联的病理立法（如七情对人体的影响与五脏功能失调相关，消除七情的影响就要调整受影响的脏腑功能）。病理由病位、病邪、病性、病势四大病理因素构成，针对病理立法就是针对四大病理因素立法。如脾肾（病位）阳虚（病性）水湿（病邪）泛滥，当治以温补（对病性）脾肾（对病位），化湿利水（对病邪）；肝肾（病位）阴虚（病性），肝阳（病邪）上亢，当治以滋养肾（对病位）阴（对病性），平肝（对病位）潜阳（对病邪）；热（病邪）入血分（病位），迫血妄行（病势），治当清热解毒（对病邪）、凉（对病性）血（对病位）散血（对病邪）。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简称为治则，构思治案和审因立法必须遵循治则。
中医学的治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很多，总括起来有治未病原则（包括预防疾病和防止传变两方面内容），治病求本原则（本指病理，所以包括和调阴阳、扶正祛邪、畅通气化、补虚泻实、因势利导、恢复脏腑功能和协调脏腑关系等针对基本病理的治则）、三因制宜原则和标本分合原则等，其中标本分合原则与构思治案和立法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构思治案和审因立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治疗中的矛盾问题，如邪盛正虚同时存在，是先祛邪后扶正，还是先扶正后祛邪？还是扶正祛邪并施？新病与旧病同时存在，是先治新病？还是先治旧病？还是新旧同治？表里同病，是先里后表？还是先表后里？还是表里同治？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依据标本分合原则。
标与本代表着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如邪正、新旧、表里、主次等等。前人对解决标本矛盾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素问·标本病传论》提出的“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另一条是《顾松园医镜·论治大纲》总结的：“标急者先治其标，本急者先治其本。”第一条原则是分析矛盾双方的轻重程度而区别对待。两个疾病或两个证候同时存在，二者病情轻重相当谓之“间”，二者轻重不等，其重者谓之“甚”。“间者并行”是指二者轻重相当宜同时治疗；“甚者独行”是指二者轻重不等治疗应有先后。第二条原则是分析标本双方的缓急程度，先治急者。《内经》所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亦是运用这条治则的一种举例，就是说在标证为急本证为缓的情况下，可以先治标证，后治本证；但是如果本证为急标证为缓，那就要先治本证了。所以《内经》的这句话不能作为基本原则看待，基本原则应该是“标急者先治其标，本急者先治其本。”总之，上述两条原则旨在说明在治疗过程中遇到轻重、缓急的矛盾时，应该采取“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和“急者先治”的原则处理矛盾。如在胃脘痛的基础上出现血证，以血证为急，宜先治血证。再如胸痹心痛的患者突然出现亡阳虚脱应如何治疗？分析标本矛盾，心痛为标，虚脱为本，由于本急于标，故应急当治本，先回阳固脱。
如何处理虚实并存的矛盾？张景岳提出：“微虚微实者，亦治其实，可一扫而除也；甚虚甚实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以先为己之不可胜，则邪无不退也；二虚一实者，兼其实开其一面也；二实一虚者，兼其虚，防生不测也”（《类经》）。这段文字说明，微虚微实当以实为急，急治其实，一扫而除。甚虚甚实当以虚为急重，先治其虚。只要不是甚虚甚实或微虚微实，无论是二虚一实还是二实一虚，均要予以兼顾。
对于虚实并见的治疗，丹波元简还提出应注意是由实生虚还是由虚生实。由实生虚者，当念念不忘治实，由虚生实者，当念念不忘治虚，万万不能仅治其虚或仅治其实，这样不仅治之无效，反会加剧病情，所以他在《药治通义》中说：“有人于此焉，脾气亏损，或久吐，或久利，中气不行，驯至腹满溺闭，此自虚而生实也，至其极满，则姑治其标，主以疏导，然不以扶阳为念，则土崩可待也；又有人焉，肾阴不足，下亏上盈，或潮热心烦，或血溢痰涌，亦自虚生实也，至其火亢，则姑治其标，专主清凉，然不以润养为念，则真元竭绝矣。有人于此焉，肠澼赤滞，腹满后重，如其失下，则病积依然，而津液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实而生虚也。治法姑从扶阴，然不以磨积为先者，则邪胜其正，立见危殆；又有人焉，肝气壅实，妄言妄怒，既而脾气受制，饮食减损，日就委顿，亦是实生虚者也，治法或姑从补中，然不兼以清膈，则必格拒不纳矣。”（六）组方定剂
经过辨证分析，制定治疗方案，确定具体治法之后，就要选择药物，斟酌用量，构组药方，确定制剂。组方定剂就是指这一过程而言，它包括处方与定剂两项内容，同时还包含一些相关的医嘱，如交代煎服法、忌口等。组方定剂是临证处方的最后一个阶段，直接决定着辨证论治的成效。组方的基本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自组方，这种方法是针对辨证结果，确定具体治法，然后针对治法选择药物，确定剂量，组成自己的方剂。如《谦斋医学讲稿》曾举出这样一个病例，患者恶寒、喉痒、咳嗽、痰多稀白，脉象浮滑，舌苔白腻，诊断为风寒咳嗽，肺气宣化失职，针对病机病症，可按下述“公式”，选药组方：自组方＝针对病理+兼顾症状。
第二种方法是选用成方加减，此法一般适用于比较典型的证候，如心脾两虚证可选归脾汤，胃寒型胃脘痛可选良附丸。因患者的证候不可能完全典型，所以选用成方还须进行加减。此外也可先确立适用于该证的治疗大法，然后依据治疗大法选用合适的成方，如患者为外感风热证，治当辛凉解表，则可据情选用桑菊饮或银翘散。
由于临证处方要考虑到病、证、症、因、天、地、时、人，又要考虑不同制剂及不同煎服法的不同作用，并要求达到全面照顾与重点突出的辩证统一，所以仅仅掌握基本处方法是不够的，还须了解在二种基本组方法基础上所衍化出来的各种处方方法，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本书第三部分“拓宽辨证方法，开阔处方思路。”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思路处方，都必须掌握方剂学的组方原理。
方剂学是研究药物配伍和临床病证相互关系的学问，如以“用药如用兵”作比喻，病证好比敌人，治则好比战略，治法好比战术，组方则犹如在战略战术指导下的用兵布阵，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所以组方好比运筹帷幄之中，治病好比决胜千里之外，研究药物配伍与临床病证相互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组方与治病的统一。而临证处方的要求与方剂学的组方配伍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张景岳强调：“必善于知方，斯可以执方。”
用方治病与用药治病的不同，就在于善于配伍，所以用方是用药的提高和发展，就要善于掌握配伍规律，掌握了配伍规律，便可根据治疗需要，操纵药物群体，发挥综合效益。正如徐灵胎所说：“操纵之法，有大权矣，此方之妙也”。
配伍的目的，一是增强单味药主治作用，如麻黄配桂枝，可增强发汗解表作用，黄芪配党参，可增强补气作用，大黄配芒硝，可增强通下作用。二是使单味药的治疗作用更具针对性，如芍药配甘草主治腹痛，五味子配干姜主治寒性咳嗽，桂枝配甘草主治阳虚心悸欲按。三是获得单味药所达不到的新作用，如黄连配干姜可发挥辛开苦泄的作用，黄连配肉桂可起交通心肾的作用。四是消除副作用，如槟榔配常山可以消除常山致呕的副作用。五是抑制一种作用发挥另一种作用，如丹波元简论述抑性存用及抑用存性时说：“大青龙汤，则麻黄得石膏之寒，专存外发之用，石膏得麻桂之发以达肌腠，故相借凉散表热，是麻桂取用，石膏取性也。大黄附子汤，则大黄得附子、细辛但存荡涤之用，相借以逐寒实，是附子细辛取性，而大黄取用。”六是为了全面照顾病证，如上述《谦斋医学讲稿》之自组方案例，其方药既针对病理因素，又兼顾消除症状，只有通过组方配伍，才能达到如此复杂的目的。徐灵胎说得好：“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同者，或相制者，故方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许多方剂的拆方、合方试验证实药物通过配伍，确实能起到增益除害的作用。如在原发性小肠缺血损伤的肠系膜动脉闭塞性休克和继发性小肠缺血损伤的晚期失血性休克的家兔模型上，四逆汤具有显著的抗休克作用，单用附子虽显示一定强心作用（其有效成分为去甲乌药碱，可兴奋β受体，具有异丙肾上腺素样作用），但可导致异位心律，单味甘草虽不能增强心肌收缩幅度，但有升压效应，单味干姜未能显示任何有意义的生理效应，而三药复方的强心升压效果，均优于各单味药组，且能减慢窦性心率，避免单味附子所产生的心律失常。
配伍的类型大致有三种。第一是对药配伍类型。它是两味药之间发生关系，又叫“药对”，对药配伍有相须配伍、相使配伍、相畏配伍、相杀配伍、相反配伍、相恶配伍和相反相成配伍等方式，其中有追求的，也有要避免的，现分述如下：
相须配伍：指两种主要功效类似的药物，通过配伍能增强其原有的功效。如石膏配知母能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大黄配芒硝能增强攻下泻热的功效。
相使配伍：指功效上有共性而分类并不相同的二种药物配伍，一种为主选药，一种为辅助药，通过配伍可以提高主选药所要达到的功效。如大黄能提高黄芩清肺热的功效，茯苓能提高黄芪利水的功效。古代文献所列具有相使关系的药物以异类药为多，具有相须关系的药物以同类药为多，所以现代可以这样规范相使与相须的区别，即前者为具有一定共性的异类药物配伍，后者为功效相同的同类药物配伍，两种配伍的目的均为增强疗效。
相畏、相杀配伍：第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第二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可以说成是第一种药物畏第二种药物，或第二种药物杀第一种药物之毒。如生半夏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可以说生半夏畏生姜，或生姜杀生半夏毒。
相恶配伍：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另一种药物的功效叫相恶。如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叫人参恶莱菔子。
相反配伍：指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为了临证时避免这种配伍，金元时期曾提出“十八反”、“十九畏”两类配伍禁忌，一直沿用至今。“十八反”是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及，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元参、细辛、芍药。“十九畏”是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目前尽管对“十八反”、“十九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毕竟存在着一些趋于肯定的试验，如半夏与附子合用可使小鼠心电图出现心肌缺血性改变，半夏与炙川乌合用可发生程度不等的传导阻滞；人参与藜芦合用，人参的适应原样作用消失，且毒性增强。所以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仍须避免盲目配合应用。除“十八反”、“十九畏”之外，现代发现的一些配伍禁忌也应避免，如生物碱能与鞣质发生沉淀反应，一些含生物碱的中药，如黄连、黄柏、三棵针、功劳叶等应尽量避免与含有鞣质的五倍子、地榆等中药配伍，否则可使水煎液中的生物碱含量降低而影响疗效。
相反相成配伍：是有目的地运用两种性质相反的药物以获取单味药所达不到的新功效。如白术（补）配枳实（消）可健脾消痞，桔梗（升）配枳实（降）可升降气机。
临床对证处方应注意运用相须、相使配伍和相反相成配伍，避免相恶、相反配伍，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配伍。
第二是法间配伍类型。是指一种治法与另一种治法之间产生协同关系的配伍方式。由于人体阴阳互根，气血相依，脏腑相关，表里通连，邪正虚实互相影响，临证考虑诸如此类关系的时候，就产生了法间配伍。古方中存在着不少法间配伍的范例，如《伤寒论》的大承气汤，大黄芒硝与枳实厚朴同用，是泻热通便法与行气散结法的法间配伍；程钟龄制加味香苏散，除用散风解表药外，还配伍香附、陈皮、川芎调和气血以助解表；张景岳制左归丸与右归丸是基于阴阳互根理论的法间配伍，所以他说：“善补阳者，必阴中求阳，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其源不衰”；正因为养血活血药能提高祛风药的疗效，所以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由于通阳法可增强利水药的功效，所以又有“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之说，说明临床家很重视法间配伍。
第三是君臣佐使配伍类型。君臣佐使配伍是一种以君药为“主角”的处方思路，其目的是为了使方剂与病证相对应，更好地发挥药物的群体效应和全面调整作用。由于君臣佐使反映等级观念，所以君臣佐使配伍是四级配伍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君药是首选的第一级药物，臣药是次选的第二级药物。但君与臣之间或君臣与佐之间、君臣与使之间的关系，仍不出对药配伍的几种关系，如麻黄汤，麻黄为君，桂枝为臣，杏仁为佐，甘草为使，麻黄与桂枝是相须配伍（发汗解表），麻黄与杏仁是相使配伍（宣通肺气），麻黄与甘草及桂枝与甘草也是相使关系（辛甘发散）。所以成无己说：“制方之妙，的与病相对……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择其相须相使，制其相畏相恶，去其相反相杀，君臣有序而方道备矣。”
上述成无己对君臣佐使的解释来自《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外张元素又提出：“力大者为君”，李东垣提出：“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君药份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何柏斋在《医学管见》中提出：“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助而相反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综合各家的君臣佐使概念，则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一般来说，君药剂量较大，其力量也大。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作用的药物。君药与臣药的关系，一般是相须或相使关系。此外在复杂病证中针对次病或次证的药物也叫臣药。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两种臣药，一种是针对主病的，另一种是针对次病次证的臣药。如以香连丸作汤剂治疗主病痢疾，患者兼有咽痛而加甘桔汤，此时黄连为君，木香为臣，桔梗亦为臣，甘草调和诸药同时辅助桔梗治咽痛。佐药有三种意义：一是佐助药，亦叫正佐药，它与臣药相比，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辅助君药的药物。如麻黄汤中之杏仁，与桂枝的辅助角度不同，它不是助麻黄发汗，而是助麻黄宣化肺气以止咳平喘，所以视为佐药。二是佐制药，它是用以消除或减轻君臣药毒性或制约其峻烈作用的药物。如十枣汤以大枣配甘遂、芫花、大戟，可以缓和这些药的峻烈作用。三是反佐药，它是防止君臣药性过猛的反性药，如恐附子温阳作用过猛可配小量黄连以反佐之。反佐药有时也可起到相反相成的作用，如姜汁炒黄连既可制黄连苦寒之性，又可增强止呕效果。使药有三种意义：一是引导药，二是引经药，三是调和药。引导药是指引导消除病症的药物，又叫药引。如《医学阶梯》提出了许多引导药，可供临证参考：“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古人用汤，必须置引。如仲景桂枝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与药等分同用，良取汗。又如东垣补中益气汤，亦用姜枣，并无发汗之说，乃姜枣少用而力薄，故不致渍形以为汗也。即此两汤，类推药引，不可不考。古今汤方莫尽，药引无穷，临机取用，各有所宜。如发表用鲜姜，温中用炮姜，解胀用姜皮，消痰用姜汁，调营益卫用大枣，泻火疏风用红枣；补气益肺用龙眼，泻火安神用灯芯，表皮用葱叶，表肌用葱白，表里用葱茎，健脾用湖莲，止痢用石莲，治风用桑叶，治湿用桑枝，固肾用莲蕊，涩精用莲须，保胎用陈苎根，安胎用鲜苎根，抑脾用青荷叶，疏土用枯荷梗，补心用新小麦，止汗用浮小麦，清热解烦用青竹叶，利水泻火用淡竹叶，消瘀通经用赤糖，止痛温中用饴糖，安中益脾用陈壁土，止呕和胃用新黄土，消瘀用藕节，止血用侧柏叶，止呃用柿蒂，凉大肠用柿霜，消热痰用竹沥，泻实火用竹茹，导虚火用童便，益真阴用秋石，延年祛病用松黄、松脂，祛风舒筋用黄松节，定喘用白葵花，疗痢用赤白扁豆花，壮阳用胡桃、蜀椒，暖子宫用艾叶，虚烦用粳米，热渴用芦根，止消用兰叶，定嗽用梨汁，止血用京墨，疗崩用陈棕，治肠风用石榴皮，治红痢用红曲，治白痢用煨姜，治赤白带用韭子、白果，止呕定嗽用枇杷叶，止鼻衄用白茅花，行瘀用百草霜，达生用黄杨脑，探吐用瓜蒂，速产用弩牙，下噎用杵糠，定喘用铅汞，疗黄用铁屎（屑），镇心用辰砂，辟邪用雄黄，润肠用松子仁，治疝用荔、橘核，催浆用笋尖、樱桃萼，拔毒用蒲公英，通乳用通草，发麻用紫背浮萍，治心烦不眠用鸡子黄。药引多端，指难遍屈，今以常用之引聊录数则，举一反三，其惟良之乎！”引经药是指引入脏腑经络病位的药物，又叫引经报使药。金元张元素《珍珠囊》首先提出此说，其后张氏弟子李杲继之有“用药法象”之撰述，东垣弟子王好古《汤液本草》亦继而论之，明初丹溪弟子徐彦纯撰《本草发挥》三卷，此说尤多阐发，其后《本草纲目》、《本草经疏》、《医宗必读》引征此说，清末姚澜《本草分经审治》推论尤为详尽。调和药可以使方中诸药协调，发挥整体治疗作用，如许多方剂中常用甘草来调和诸药。
以上三种配伍类型可结合六种配伍目的参合而用，临证处方包含组方与定剂两项内容，所以在药物配伍组成药方的同时，还必须研究适合病情需要的剂型，才能更好地符合治疗要求和发挥药效。
一般来说，汤剂吸收较快，凡针对现证随时组方者，以选用汤剂为多。选用汤剂又便于复诊时随时调换药味而调整药方。某些用汤剂治疗的慢性病患者，经过不断调整摸索出疗效稳定的汤方之后，有时可改制成丸剂以巩固疗效。茶剂（含袋泡茶）、糖浆剂和冲剂可看成是成品汤药制剂，服用方便但不便加减。内服散剂具有吸收较快、制作简单、应用方便、节省药材、不易变质的特点。通常需要应用作用迅速的传统成品药时，一般多选用散剂。如七厘散、行军散等。此外还有一种“煮散”剂型，是将汤方研成粗末，取用时称取用量加水煎煮或加药引煎煮。如香苏散、败毒散等，这种剂型犹如用小剂量汤剂，易于煎煮，节省药材。宋代喜用这种剂型，近代名医蒲辅周等也常选用并称赞这种剂型。丸剂吸收缓慢，作用持久，有水丸、蜜丸、糊丸等品种，一般慢性虚弱性疾病多选用丸剂，如归脾丸、六味地黄丸等。也有一些含芳香药物而不宜煎煮的丸剂，如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等，多用于急救。有些内服丹剂也可看作是一种精制丸剂，如梅花点舌丹、黑锡丹、至宝丹等，由于制剂技术的提高目前还有浓缩丸剂和片剂，可应用于各种疾病。内服膏剂古代多用煎膏，又名膏滋，多用于冬令进补之用，一般膏方的开法同汤剂，只是剂量为一剂汤剂的十倍，熬制时煎煮三次，浓缩煎汁加阿胶、蜂蜜或砂糖收膏，煎膏味甜如冻状，便于每日小量冲服，但易霉变，应注意保存。目前有中成药膏剂如二冬膏、秋梨膏、枇杷叶膏等，便于保存和服用。现代内服膏剂还有流浸膏、浸膏。流浸膏为液体浸出剂，如甘草流浸膏等。液膏为半固体或固体浸出剂型，前者如毛冬青膏多供制片或制丸用，后者有的为干燥粉末，如紫珠草浸膏、龙胆草浸膏，可冲服或装胶囊服，如把浸膏制成片剂，则更便于服用，如鸡血藤浸膏片等。内服酒剂多用于风湿疼痛、跌打损伤和体虚补养，内服药露为含挥发性成分的蒸馏液，如金银花露、青蒿露等，可作夏季保健饮料，亦可取其煎剂不易获得的挥发成分治病。
确定适当的药物剂量是组方定剂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不注意剂量，也会影响疗效。所以清代名医王清任说：“药味要紧，分量更要紧。”这不仅指所用药物的服用剂量，还包括药物之间的分量比例。比例不当有时竟达不到方剂应起的作用，如：
缪仲淳曰：己丑，予妇产后五日，食冷物怒伤脾作泻，乃微收，又三日，泄不止，手足冷，发喘，床亦动摇，神飞扬不守。一医投以人参五钱，附子五钱，疗之如故，加参附又不效，渐加参至三两，附子三钱，一剂霍然起（《广笔记》）。看来人参三两，附子三钱是此案用药的最佳剂量。所以已故现代著名中医岳美中曾说：“中医不传之秘在分量上。”
剂量问题虽然重要，但也不是神秘莫测，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何确定药物剂量？
第一，要注意药物的品质。常用药物一般内服剂量为5至12g，重量特轻的药物如木蝴蝶、通草、马勃等一般量偏轻，矿物药、介壳类药如磁石、自然铜、代赭石、生石膏、珍珠母、石决明、牡蛎等一般量偏重。某些贵重药、芳香药、峻烈药、毒性药的药用剂量一般也很轻，且不得随便应用。如麝香0.06至0.1g入丸散用，牛黄0.2至0.5g入丸散用，苏合香0.3至1g入丸散用，冰片0.03至0.1g入丸散用，蟾酥0.015至0.03g入丸散用，砒石0.002至0.004g入丸散用，制马钱子0.3至0.9g入丸散用。以上剂量均为一日量，一般不入煎剂。也有可入煎者如羚羊角可用0.3至0.5g锉末冲服或磨汁服，也可镑片1至3g入煎，犀角可用1.5至3g锉末冲服或磨汁服，也可镑片1.5至6g入煎。
第二，要注意参考成方的药物剂量比例。如桂枝汤与小建中汤，两方桂枝与芍药的比例不同，前者为1∶2，后者为2∶1，因为前者用于解肌、调和营卫，后者用于建中缓急的缘故，临证用此二方当据原方的剂量比例而确定各药剂量，这是因为成方功效不同而剂量比例有异。而在一般方剂中，药物之间比例关系是君药剂量最大，臣药次之，佐使药更次之。如治因虚致瘀的补阳还五汤，黄芪为君药，原方剂量达四两，而其他活血化瘀药的剂量仅一钱至二钱。
当临证所用药方达不到理想疗效的时候，医者一般都从药味运用是否得当去考虑问题，很少考虑剂量是否得当，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现举吴鞠通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治愈水肿一案以便引起我们的深思。
陈，32岁，经谓病始于下而盛于上者，先治其下，后治其上；病始于上而盛于下者，先治其上，后治其下。此症始于上肿，当发其汗，与《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二两，熟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煮成五饭碗，先服半碗，得汗止后服，不汗再服，以得汗为度。
此方前医曾用过无效，吴曰：前医恐麻黄发阳，用八分，附子护阳，用一钱以监制麻黄，又恐麻黄附子皆慓悍药也，甘草平，遂用一钱二分，又监制麻黄附子，如何能效？吴则将附子少于麻黄四钱，让麻黄出头，甘草又少附子四钱，让麻黄、附子出头，甘草但坐镇中州而已，用之果效。
第三，要注意同一药物因剂量的不同而作用也不同。如枳壳5至10g为理气破气，30g以上配合大剂益气升提药反而可以升提中气而治疗内脏下垂。所以在治疗胃下垂或子宫下垂时当用到30g以上。其他如益母草一般调经化瘀用6至10g，若用于产后子宫复旧、降压、利尿则须大剂量，其量一般为30甚至60g。黄芪一般剂量或较大剂量用于补气固表，托疮利水，若降压则须用到60g。甘草用于调和诸药、补益、解毒一般剂量为5至10g，若作为溃疡病的辨病用药使用，则须用到15至30g。白术用至30g以上，与茯苓、黄芪、泽泻等配伍利水效果相当好，量小则利水效果差，但若用于健脾化湿则无须这么大的剂量。剂量不到而影响疗效的案例，古今并不少见，如：吴鞠通治“季氏，32岁，产后不寐，脉弦呛咳，与灵枢半夏汤，先用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外台茯苓饮收功”。
第四，要注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西药的用量大小与体重有关，儿童尤应注意计算。而中医则认为剂量的大小与体质有关。体质壮实，剂量可以偏大，体质虚弱、老人或小儿则以剂量偏小为宜。剂量与时令也有关，春夏腠理开泄阳气外浮，发汗药及温阳药剂量宜小；秋冬腠理致密阳气内藏，发汗药及温阳药剂量应较春夏用量为大。张隐庵在《本草崇原》中指出药用剂量与方土也有关。他说：“西北人土气敦厚，阳气伏藏，重用大黄能养阴而不破泄，东南人土气虚浮，阳气外泄，稍用大黄即伤脾胃，此五方五土之不同也。”作者曾在南方工作，那里气候潮湿，用较大剂量的燥湿化湿药，患者服后无不良反应，来北京后气候干燥，燥湿药剂量稍大即会导致上火，咽喉疼痛，而用养阴生津药较大剂量则无妨。可见剂量的选择也应三因制宜。
第五，要注意因病证而异。如急腹症患者，腹痛便秘，体质壮实，通里攻下药剂量不妨偏重，以期速效。慢性虚劳病患者，常年不断地服用补益药，则剂量可以偏小，以期细水长流缓缓建功。
组方定剂之后还须注意煎服法，否则功亏一篑，也会影响疗效。前人对此很重视，如徐灵胎说：“煎药之法，最宜深讲，药之效与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饪禽鱼羊豕，失其调度，尚能损人，况药之专以治病而不讲乎？”“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
煎药法主要指汤剂的煎法，但散剂丸剂均可入煎，而煎膏（膏滋）则是一种特殊的煎药法。住院病人的煎服法一般由中药房及护理部执行医嘱，门诊病人需自己煎药，一般由医生及中药房书面（印于药袋上）或口头交代。煎药之法一般以饮用冷水先浸泡半小时至一小时，然后再煎。加水量一般漫过中药3厘米左右，先以武火煎开，再用文火煎熬，至药液消耗到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为度。煎药时宜注意加盖煎熬，要防止溢出也要防止煎干，若不注意将药熬焦结底，则宜弃去换药重煎。解表药，芳香开窍药可以武火快煎，味厚滋补药品一般以文火缓煎，和解方或大方可以文武文交替煎熬。介石类（如珍珠母、磁石等）或质轻量大的药物（如糯稻根、竹茹等）或久煎可以减毒的药（如制附子）宜先煎，先煎时间为20分钟至1小时不等。气味芳香药宜后下，快煎4至5分钟即可。煎后易形成粉糊的药（如滑石、赤石脂、蒲黄等）或有黏性（如车前子）或有毛（如旋覆花）的药宜布袋包煎。阿胶、鹿角胶等胶类药宜放入小茶碗或酒杯中用水蒸气蒸化（烊化），然后单独服用或兑入已煎好的药汁中服用。贵重药如人参、羚羊角片、犀角片等宜另煎，单服或兑入已煎好药汁中服。自然汁（如鲜竹沥）、粉剂（如肉桂末、沉香粉、三七粉、羚羊角粉）也需冲服或温水吞服。古代煎药用水除河水、井水之外尚有甘澜水、米泔水、酒水等可以参考。含大黄的药方如《金匮》泻心汤可以麻沸汤渍泡服用。单用大黄或番泻叶也可以麻沸汤渍泡服用。一般一剂药煎两次分头煎、二煎，二次服用，时间可选择在早饭及晚饭前或午饭及晚饭前1小时左右。也有煎两次或三次，将药液混合分三至四次服用者。一般服药法应遵循《汤液本草》提出的原则：“药气与食气不欲相逢，食气消则服药，药气消则进食，所谓食前食后盖有义在其中也。”特殊服法很多，须据病情及药性而用。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所以补阳益气、温中散寒、行气活血药宜于早晨服用，以随阳气充盛之势而因势利导。滋阴补血、收敛固涩、重镇安神、定惊息风药宜傍晚或晚间服用，以随卫阳入阴之势，收滋阴、收涩、安神、息风之功。再如《神农本草经》序录中指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提出了不同病位的服药方法。此外还有许多特殊服药方法可供临证参考，如：脾胃病及泻下药可以食远服，对胃有刺激的药可以食后服。病情危重者可一次顿服，感染性疾病分多次频频服用，或一日两剂分四至六次服用。驱虫药清晨或临睡前服用，疟疾可在发前两小时服。汤剂一般温服，而真寒假热证或真热假寒证为防止格拒，可以热药冷服或冷药热服。昏迷病人可以鼻饲，小儿不合作者可以用消毒棉蘸饱药汁挤药汁于口中。峻烈药或毒性药宜先进小量，逐渐加量，有效即止。服药易呕吐者可用鲜姜擦舌或嚼鲜姜、酱姜后再服药。此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有服药助药力之法，如啜粥、饮暖水、食糜、重覆取汗、取微似汗等等均可参考。
另外关于服药忌口的问题也要求“辨证”，如阴虚火旺病人宜不吃或少吃辛辣食物、羊肉、狗肉等热性食物，脾胃虚寒病人宜不吃或少吃冷饮、西瓜、梨子、绿豆等凉性食物。其他还有过敏性疾病患者忌吃“发物”（如海鱼、虾、螃蟹、猪头肉等），服用人参忌吃萝卜等等。
综上所述，中医处方有一整套按照处方原理所形成的思维程序，整个程序又与一系列基础理论相联系，如何把中医基础理论准确而灵活地运用于临床，须要深刻领悟辨证论治的原理，这种领悟并非学习理论就能解决，还须不断地在临床实践中加深和提高认识。二联系基础证候 掌握基本方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医治病除了外治、心理、体育、气功、饮食等疗法之外，主要靠药物治疗，而运用药物治病又离不开方剂和遣药方法，所以只有熟悉常用方剂和遣药方法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出形形色色的处方来。
方剂学和中药学教材，是用“以法统方”和“以法统药”的方式来介绍常用方药的，法服从于理，理是证的内涵，来自于对证候的理性认识，“以法统方”仍然离不开证候，所以本章以证候为纲来介绍常用方剂和遣药方法，这种编排方法可以把理法方药和证统一起来，同时也与临证思维程序相一致，便于系统记忆和临床应用。但以证统方不利于对基本方剂多种适应证的全面掌握，所以仍应参考方剂学，以了解与证候相对应方剂的其他适应证和分析方义之法。（一）病邪辨证基础证候及相应方剂
病因与病邪的概念有所不同，病因泛指各种致病因素，主要有六淫、疫疠、七情、饮食、劳倦、外伤、虫兽伤和环境污染等，病邪指病后存在于人体内部的致病邪气。有风、寒、暑、湿、燥、热、痰饮、水气、宿食、郁气、瘀血等，病因是引起疾病的原始动因，发病之前，病因起作用，发病之后，病因可以消失，也可继续存在，也可转化为病邪，而人体的病邪只出现在发病之后，并存在于疾病过程的始终。病因属病因学范围，而病邪则属病理学范围。病因可以通过问诊和流行病学的调查而了解，病邪具有“受本难知，发则可辨”的特点，病邪须通过临床表现来判断辨别。了解病因，未病之时可以消除病因，预防疾病，已病之后可以去除病因，防止疾病发展，又可帮助辨证和判断病邪，如受风易感风邪，受寒易感寒邪，受暑易感暑邪，生气易生郁气，过劳易损脾气。判断病邪之后，便可寻找对应方药，进行治疗。了解病因与判断病邪统属病因辨证的范畴，其中判断病邪的方法又叫病邪辨证，为了有助于临证处方遣药，现将病邪辨证与对应方药归述如下。1.风邪辨证及相应方剂（1）风邪特性与临床表现：风为百病之长，其性轻扬，善行数变，具有发病迅速，消退也快，游走不定的特点。
临床表现：发热恶风，头痛，汗出，咳嗽，鼻塞流涕，苔薄白，脉浮缓。或肢体麻木，强直，痉挛，四肢抽搐，角弓反张；或皮肤瘙痒。（2）常见风证与对应方药
风寒：恶寒重，发热轻，无汗，头痛，肢节酸疼，鼻塞，时流清涕，喉痒，咳嗽，痰白而稀，口不渴或渴喜热饮，舌苔薄白而润，脉浮或浮紧。治以辛温解表，遣药主选祛风散寒药，如麻黄、桂枝、羌活、紫苏、荆芥、防风、生姜、香薷、白芷、藁本、辛荑、苍耳子等。组方常配宣肺止咳药。参考方剂《摄生众妙方》荆防败毒散（羌活、独活、柴胡、前胡、枳壳、茯苓、荆芥、防风、桔梗、川芎、甘草）。
风热：身热较著，微恶风，汗泄不畅，头胀痛，咳嗽，痰黏或黄，咽燥，或咽喉乳娥红肿疼痛，鼻塞，流黄浊涕，口渴欲饮，舌边尖红，苔薄白微黄，脉浮数。治以辛凉解表，遣药主选宣散风热药，如薄荷、桑叶、菊花、豆豉、大豆黄卷、蝉蜕、柴胡、藿香、佩兰、前胡、牛蒡子等。组方常配清热解毒药。参考方剂《温病条辨》银翘散（牛蒡、豆豉、荆芥、薄荷、竹叶、甘草、桔梗、芦根）、《通俗伤寒论》葱豉桔梗汤（鲜葱白、苦桔梗、焦山栀、淡豆豉、苏薄荷、青连翘、生甘草、鲜淡竹叶）。
风痹：肢体关节酸痛，游走不定，关节屈伸不利。治以祛风通络，散寒除湿，遣药主选祛风湿药，兼寒湿者可选羌活、独活、藁本、白芷、威灵仙、南五加皮、千年健、追地风、松节、虎骨、海风藤、徐长卿、苍术、伸筋草、路路通；兼湿热者可选秦艽、豨莶草、臭梧桐、络石藤、桑枝、桑寄生、海桐皮、寻骨风、蚕砂、防己、苡仁、萆薢等。组方常配养血活血药或虫类搜风药。寒重配温经散寒药，化热配清热药。参考方剂《宣明论方》防风汤（防风、当归、赤茯苓、杏仁、黄芩、秦艽、葛根、麻黄、肉桂、生姜、甘草、大枣）。
风疹：突然发生疹块，发无定处，皮肤瘙痒，此起彼伏。治以祛风化湿和血透疹，遣药主选祛风透疹药，如荆芥、防风、葛根、蝉蜕、升麻、薄荷、浮萍等；或化湿散疹药如地肤子、蛇床子、白鲜皮等。组方常配活血化瘀药或凉血药或重镇熄风药或虫类搜风药或抗过敏药。参考方剂《外科正宗》消风散（当归、生地、防风、蝉蜕、知母、苦参、胡麻、荆芥、苍术、牛蒡子、石膏、甘草、木通）。
风水：眼睑浮肿，继则四肢及全身皆肿，来势迅速，多有恶寒、发热，肢节酸楚，小便不利等。偏于风热者，伴咽喉红肿疼痛，舌红，脉浮数；偏于风寒者，兼恶寒，咳喘，苔薄白，脉浮紧。治以散风行水，遣药主选散风宣肺利水药如麻黄、桂枝、苏叶、防风、茯苓、白术、泽泻、冬瓜皮、车前子等，若咽喉肿痛加清咽解毒药，若热重尿少加清热利尿药，若风寒偏盛者加辛温解表祛风散寒药，若咳喘甚加降气平喘药，若卫阳已虚加助卫行水药。参考方剂《金匮要略》越婢加术汤（麻黄、石膏、生姜、甘草、大枣、白术）。
肝风：见肝阳化风证。
按：风邪为病，当用祛除风邪的药物，但风为百病之长，总是和其他邪气相兼而入，所以本书在论述了风邪的特性和临床表现之后，没有直接列出祛风药，而是针对风邪为病出现的证候列出相应方药。由此可以领会，表证所用祛风邪的药物，常见者为祛风散寒药和散风清热药（此外尚有祛风化湿药，因以湿邪为主，故放入湿邪项目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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