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治下的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约翰·濮兰德【英】埃蒙德·贝克豪斯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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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治下的中国试读：

叶赫那拉部族是满洲最古老的部族之一，叶赫贝勒杨吉砮的后裔。叶赫那拉部族在朝鲜边境一带居住繁衍，并逐渐人丁兴旺起来。这一带位于长白山区，是满洲的发祥地。叶赫那拉部族不断侵袭相邻富饶的地方，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在不断侵袭的过程中，杨吉砮和他的族人掌握了精良战术，侵略欲望与贪念也与日俱增。不过，现在看来（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这片富饶的土地似乎要沦落到新的侵略者手中。

杨吉砮经常率部侵袭明朝的统治区域，但1583年，他不幸在一次侵袭中于奉天战亡。杨吉砮的女儿于1588年嫁给了满洲统治的真正奠基者，清太祖努尔哈赤。

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不断扩张，杨吉砮的女儿被封为皇后，他们的儿子皇太极就是后来的清太宗。

1835年11月，叶赫那拉氏出生，她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她的一生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她曾经三次垂帘听政，掌权近半个世纪。她的父亲惠征，是一位八旗世袭官员，最盛时担任过道员，即道台。

近些年来，流言四起，多是针对叶赫那拉氏卑微出身的无稽之谈，有些简直是荒谬可笑。它们大多出自一些八卦报纸，因为这些报纸总是喜欢靠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毋庸置疑，部分流言纯粹源于宫廷争斗中的嫉妒、恶意乃至仇恨，部分出自铁帽子王及皇族其他长支诸王之口。为了令叶赫那拉族“丢脸”，这些皇族权贵以诋毁慈禧及其家族为乐。由于他们身份显赫，影响力强，这些恶意中伤的流言便肆意传播开来。北京及南方大部分民众几乎信以为真。

诸多流言中，下面这一则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它出自道光第五子惇勤亲王之口。惇勤亲王本人虽因被过继给惇恪亲王而与皇位无缘，1875年时却希冀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皇位。然而此念头被慈禧打破，自此他便对慈禧心存芥蒂。

据惇勤亲王说，惠征去世后，慈禧的母亲独自照顾一大家人。他们住在惠征生前任职的安徽宁国县，生活窘困不堪，几乎无以为生。为筹得前往北京的盘缠，他们几乎沦落至乞讨的地步。幸亏在途中巧遇贵人相助。一位旅人误将钱财送至他们的船上，本来打算收回，却见他们生活得如此窘迫，顿生怜悯之心，执意将钱送给他们。

二十五年后，慈禧掌权摄政，当年送钱的那位官员前来觐见，慈禧念及他当年的相助之恩，亲自将此人扶起，并向其言谢。

这样的故事确实像模像样，也挺新颖：一位地方官员逝世，他的家人生活变得困顿不堪。但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则故事并不是真的。

惠征逝世的时候，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而是早已赶赴北京，在那里等待惠征前往接任一个正白旗的新职位了。

在此，先对叶赫那拉家族与皇长子一支间的渊源稍做介绍。

这个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意义重大。怡亲王载垣垮台后，慈禧太后成为清朝实际的统治者，叶赫那拉氏这个强大的家族与皇室间由此产生了猜忌与摩擦。1898年戊戌政变后，两者关系更加剑拔弩张。尽管畏于慈禧太后的“圣威”，皇室并未采取明显的反动之举，但是，紫禁城内实际已然祸流暗涌。以最近北京发生的事为例，直隶总督端方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大不敬遭到罢免，这昭显了满洲贵族之间的分歧之大，同时也昭显了清政府失去慈禧太后强权后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外国人对清廷生活以及派系纷争甚为不解，对于族谱、通婚、皇子过继以及宗族纠纷等复杂的问题往往感到困惑无比。

值得一提的是，皇族分为“黄带子”和“红带子”，是努尔哈赤的嫡亲兄弟的子孙及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叔伯兄弟的后裔。他们声称自己是清王朝的至尊（中国人大多赞同此种说法）。相反，慈禧并不具备皇室血统（领主间通婚以及家族中女子嫁入皇室，只能获得尊号，并不能使其家族成为皇族血统）。

虽不具备皇族血统，但叶赫那拉氏家族实力强大，这不仅仅归功于其家族人口众多或是出了三位大清王朝的皇后，更重要的应归功于叶赫那拉氏倍受宠幸而且威望极高。根据慈禧的临终遗言，叶赫那拉氏长辈决定，当今皇太后即光绪皇帝遗孀隆裕太后，同样应该追随其姑姑慈禧太后的步伐，垂帘听政掌管大清国事。慈禧治国有长远打算，她立荣禄的外孙溥仪为皇帝，确保自己的政道和权力。

宫廷间猜疑与分歧由来已久，一个重要原因是，道光皇帝的长子辈（溥伦贝子及恭亲王为代表）担心，当朝皇帝（溥仪）抑或其父摄政王（载沣），会以皇帝谥号追封老醇亲王（道光皇帝第七子），提升自己部族的地位至皇族长支。

这样的追封在西方人看来并无大碍，但在中国人看来，是皇族小辈试图篡夺皇帝谥号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提升老醇亲王之地位至与努尔哈赤平起平坐，意味着又生出了一位新的始祖。老醇亲王早已预见此事可能发生，意识到这必然会带来诸多恶果与麻烦。因此，他早早便采取了防范措施，这点之后会提到。

那些时刻关注清廷高层动态的观察家发现，自宣统皇帝继位以来，老醇亲王陵墓前的祭祀品更加奢华，祭祀场面也更加壮观了。官方文件中，老醇亲王的名号是“二阶”，因为其祭祀规模已经与君主相平。在此事上有话语权的人纷纷猜测，一旦皇帝成年，执掌政权，必会再次追封他的祖父谥号。如此一来，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有可能平起平坐，并将获得在供奉祖先的宗庙中摆上神龛，受后世子孙祭拜的尊荣。在中国人看来，这样做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慈禧是一个强权之人。她的一生中，其近亲实际上都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她的保护伞下，她的亲戚们虽尽情享乐，赚得盆满钵满，但依然经常惹是生非。他们与“黄带子”、“红带子”之间摩擦不断，京城茶馆和市井之处也能听闻相关传言。慈禧乐于压制皇室成员，她曾下谕禁止他们居住在京城商业区，理由是她听闻他们中有人通过非正当手段敛财。所以，遭慈禧压制的铁帽子王（清代世袭罔替的王爵的俗称）及努尔哈赤后裔断然不会爱戴她。尽管畏惧慈禧权威，他们对慈禧削减自己贵族特权这件事的牢骚抱怨从未停止过。

下面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彰显慈禧太后对付世袭贵族的手腕是何等高超。有位王公贵族斗胆在皇城附近建造私人豪华官邸，可以俯视大半个皇城。工程刚刚完工，慈禧太后便下旨训斥此人胆大包天，竟敢建造官邸俯视皇城，并没收此官邸，但一转脸她就将这座俯视皇城的官邸赐给了自己的弟弟照祥（慈禧是惠征的长女，下有照祥、桂祥、福祥三个弟弟和妹妹婉贞）。

还有一例可以看出慈禧对亲戚的偏袒给地方官员带来了怎样的难题。

1901年，两宫从西安返京。三年后，慈禧建立了巡警部。当时，徐世昌虽为汉人，却依然受到太后的青睐，被提升为巡警部的首任尚书。但他很快发现只要有事务牵扯到慈禧家族，工作就会异常艰难。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无视法律法规，经常惹是生非。他做过的违法之事名目繁多，举不胜举。有一次，一个血气方刚的巡警逮捕了桂祥手下的一个仆从。徐世昌听说此事后，赶忙命令手下将其释放。桂祥自认因此事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坚持要求徐世昌亲自向他谢罪。但倒霉的徐世昌三次前往桂祥府宅都吃了闭门羹，最终不得不在桂祥府外庭院向桂祥叩头谢罪。尽管徐世昌后来先后担任了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并于1910年8月，被提升为军机大臣。但就这一次而言，徐世昌很快便被慈禧免去了在军机处的职务，后被调到奉天任职。北京人皆认为一系列的事件与此事关系重大。

慈禧的母亲守寡多年，一直居住在外国使馆区附近锡拉胡同的府宅。叶赫那拉氏当上太后后，便封她的母亲为诰命夫人。她的母亲知书达礼，德艺双全，即使在女子才智显著的家族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她死后与丈夫合葬。这个家族墓地位于北京城西欧洲人赛马场附近。为尽孝道，叶赫那拉氏为父母树起牌楼、大理石碑。

有关叶赫那拉氏童年之事，历史记录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少女时期的慈禧有一个朋友叫荣禄，荣禄既是她的玩伴，也是她的一位亲戚。在慈禧的执政生涯中，荣禄在关键时刻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两人还曾经定有娃娃亲，但此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两人自年少便关系密切，由此荣禄对慈禧的影响远非其家人或其他高官所能比拟。康有为及一些反对大清统治的汉族官员毫不犹豫地断言，从逃往热河时起，也就是在咸丰帝还没有驾崩的时候，荣禄与叶赫那拉氏的关系就已经过于暧昧。

叶赫那拉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她与众不同。她头脑灵敏机警，思维异常活跃，再加上抱负非凡，向往权欲，最终成功凌驾于僵化的教育之上，在男权统治社会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叶赫那拉氏学习了绘画，并以此为乐。传说16岁时，叶赫那拉氏便能够用汉语及满语熟读“五经”，还通晓“二十四史”。毫无疑问，她对知识的热爱，是其智慧的源泉。除此之外，她还深谙权术。这些都奠定了她不凡人生的根基。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十九岁的皇四子此时算是长子，因此由他继承皇位，年号咸丰。依照传统，服丧期间（27个月）新帝不得婚娶。待丧期一过，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要求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满洲少女到内务府登记造册，等待宫廷选秀。

咸丰曾娶穆扬阿的长女为妻，但不幸的是她于咸丰即位前便去世了。穆扬阿的次女钮钴禄氏（后来的慈安皇太后）以及年轻的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慈禧皇太后）此次都参加了选秀。

1852年6月14日，约六十名端庄典雅的满洲贵族之女来到太后跟前，接受严格苛刻的遴选。太后最终选出了二十八名女子，又按照规矩将她们分为四个等级，即“妃”、“嫔”、“贵人”和“常在”。钮钴禄氏被封为“嫔”，叶赫那拉氏则被封为了“贵人”。通常来说，这些宫女名分上是皇帝的妻妾，但实际上更像是太后的侍女。

理论上讲，后宫宫女人数最多七十，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些。除了她们，皇宫中还有近两千满洲女子，或为侍女或为杂役，受太监支配。后宫家事由太后掌握大权，尽管皇帝可以审阅选上的秀女，但是在确定她们等级问题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就这样，叶赫那拉氏离开了锡拉胡同的娘家，住进了紫禁城，从此与家人切断了一切直接联系。一位老嬷嬷从叶赫那拉氏进宫之日起便在她身旁伺候，从她那里，我们得到以下有趣的信息，有关叶赫那拉氏唯一一次省亲的过程。

叶赫那拉氏诞下龙子九个月的时候，皇帝下旨恩准其离宫省亲。一大早，几个太监就被遣至叶赫那拉氏娘家，向其母亲通报，叶赫那拉氏，即当时的懿贵人，将于正午归家省亲。

得到如此喜讯，她的家人及好友都格外惊喜。左邻右舍倾巢而出，争相观看她乘坐的黄色轿子。叶赫那拉氏的母亲及家人（包括一些长辈）依次排在院门入口两侧，恭候叶赫那拉氏乘坐的轿子进院。轿子到内院台阶前才停下，随从的太监服侍她下轿，随后，她进入正屋，于上座坐下。她的家人毕恭毕敬地近前行礼，除了她的母亲及长辈之外，众人皆行跪礼。

在家宴上，叶赫那拉氏坐上座，其母坐下座，以此表示她作为皇子生母的尊贵。虽然离家多年，她性情却如往日一样随和，令在座的亲朋好友赞叹有加。她似乎并未被宫中繁杂的礼节与富丽堂皇的生活改变，依然如同寻常家的女儿般谈笑自如，对家中事务也很是关心，尤其关心弟妹们的教育问题。

家宴一直持续到傍晚，此间，叶赫那拉氏询问也回答了许多问题。由于时值一月，白昼很短，不久便暮色渐至。随从太监请求准备回宫，于是叶赫那拉氏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慨叹与家人分隔两地。她一一赏赐家人后便伤心地上轿离开了。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归过家，但她的母亲后来时常前往紫禁城探望。

进宫伊始，叶赫那拉氏极力讨太后欢心，并依靠自身势力及人格魅力，迅速成为皇帝首宠。1856年4月，她诞下龙子，咸丰皇帝终于不再为没有皇子而整日郁郁寡欢。母凭子贵，叶赫那拉氏在宫中的地位较之前更加稳固。

叶赫那拉氏入宫时，京城内外皆因太平天国叛乱而忧心忡忡。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叶赫那拉氏此时已经开始帮助皇帝批阅各省呈递的奏折，并为皇帝出谋划策。在她的强烈推荐下，曾国藩被擢升为统领，并得到了朝廷用来建立湖南团练的饷银。曾国藩的湘军由此迅猛发展起来，加上英国上将戈登的协助，最终平息了太平天国叛乱。

1855年8月，皇太后（道光帝的皇后）薨。由于“尽心服侍”，叶赫那拉氏被晋升为“嫔”。与此同时，钮钴禄氏被立为皇后。

当时，中国士人普遍认为，大清统治“天命已尽”，咸丰皇帝将成为大清的亡国之君。举国上下，叛乱四起，咸丰皇帝孱弱淫乱，尽失民心。在士大夫眼中，他堕落无能，完全不具备诸位先皇流芳历史的贤明风范，更不懂得效仿先祖编纂巨著典册来赢得文人之名。二十五岁依然未得子嗣，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祥之兆。想当年，几位先皇早在15岁前就已经有了子嗣。因此，当1856年慈禧诞下龙子，加上朝廷又将太平天国逐出了湖南和江西时，民众认为清政府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不祥的兆头已经烟消云散了。

此时，咸丰皇帝突患中风，全身瘫痪，一病不起。钮钴禄氏对国事毫无兴趣，几乎不过问朝政。作为皇位继承者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凭借自己不凡的政治才能，一步步成为大清的真正掌权者。叶赫那拉氏此时已经被晋升为仅次于皇后的“贵妃”，在京城通常被人们称为“懿贵妃”，“懿”字为其尊号，意为“贤德”。

这一时期，叶赫那拉氏在对外政策上属于主战派。考虑到她的童年、宗族优越感以及对外国的一无所知，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耆英作为清廷特使前往夷营劝其退出大沽。然而，耆英使命未达，失败归京，朝廷赐其白绫自缢，高傲的叶赫那拉氏认为赐他自缢算是朝廷对他的仁慈。在她的劝说下，皇帝下谕禁止两广总督叶名琛与英国洽谈通商事宜，此决定直接导致次年英军武力攻占广州。据史册及当时日志记载，皇帝的意见及所为已无足轻重，皇城上下大小事务均由慈禧说了算。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主宰的社会，这实在是罕见。而当时的叶赫那拉氏仅为贵妃，年仅22岁。

叶赫那拉氏有诸多名字和称谓，极易让人混淆。在此，有必要稍做澄清。赴京选秀前她跟娘家姓叶赫那拉。被封为皇后（又称西皇后）时（原文如此，慈禧没被封过皇后），她仍然使用叶赫那拉这个姓氏，但人们常称其为“懿贵妃”。成为圣母皇太后以后，她与东太后一起垂帘听政，得尊号“慈禧”，之后又被加封多个尊号。但是民众多称其为皇太后或老佛爷。叶赫那拉氏晚年的时候，北方几乎统一尊称其为老佛爷。第二章巡幸热河

英法联军侵略华北的历史，人人都有所了解，这里也无需赘言。但是在那段动荡时期，皇帝巡幸热河前后叶赫那拉氏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读者并不清楚。现在将翰林院待读学士吴可读所写的日记内容摘录下来。这本日记多年后由私人出版，名为《罔极编》，其中大多讲的是忠孝之礼，也穿插着对英法联军所作所为以及叶赫那拉氏强权个性的描写，虽然日记本身没有什么艺术技巧，但其中一言一词透露着真情实感，读来爱不释手。从这本日记中，特摘选以下片段：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初一日至初十日，慈亲得腹泻之症，初谕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见几上药方，始知病状，然犹以为年年偶犯耳。即令请刘医诊视，以平日多用疏通剂见效，故听其用药。不孝本不信刘医，因自咸丰三年至今八载，宅中自慈亲以次得病，请渠一诊，服药即见功效。以故慈亲及家中人，无一不深信刘医者，而孰知祸胎即兆于此乎！呜呼！昔人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不孝不知医，以致遭此大难，祸及慈亲，虽百身亦奚赎乎！

此十日内，稍稍有迁移者，缘海口接仗失利，我军伤亡，且伤一总兵官。北塘兵溃，炮台为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间未能深悉兵败之故。故消息不甚紧迫耳。

十四日，不孝见慈亲病势有加无减，心中焦灼，即请感冒假十日。不孝因慈亲抱病，外边一切事情谕令家人不得告知慈亲。不孝日在慈亲前劝慰安心静养。自是日以后，海消息日紧一日，迁徙出京者，遂纷纷不止矣。

十七日，李敏斋大令前赴安徽大营，来宅辞行。知慈亲病，索看刘医方，大不以为然，且言必遭其祸，即亲自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禀知慈亲，慈亲勉强服此。夜间觉气短，不孝着急，于五更即将敏斋接来一诊。据敏斋言，并非药误。慈亲谓，还是刘医方吃得平稳，不孝只得仍请刘医照常用疏通剂。以不孝屡争，老年人岂可如此尅削，以后如槟榔枳实等品，始开除不用矣，惟用顾气略略疏通方。

十九日，不孝将寿木两块由富寿板厂取回，令其在宅鸠工兴作。二十日做成。仔细查看，花板料最难得宽厚，此则帮足三寸余，底盖足五寸，且样子极其好看。不意拼凑，反得全美。据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买此，恐非千余金不可。适辛三爷亦来，云可值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略觉如愿。

二十一日，叫孔漆匠来宅，先钻靠木生漆一遍，先做裹，用漆两斤余。是日，李裁缝会请六人在宅，支案做寿衣。买绸缎等物，二十五日夜间，将貂袄做成。不孝因见慈亲精神尚不大减，遂将蟒袄霞帔暂且不做。是时城中哄传夷人已到通州，定于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纷纷移徙矣。二十七日，用漆裹灰布一遍。

是日，我军拿到夷目巴夏哩等九人，禁刑部监。于是，京中鼎沸。圣驾有出巡之说，朝内大臣具摺奏留，俱留中不发。凡在京旗汉大小官员眷口及财物无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门一带尚未摇动。此数日，慈亲病症无增无减，不孝于二十四日又续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慈亲自七月底以后，刘医则以益脾助气方日日进之，然总未见腹泻稍止。

初四日，慈亲于早间呼不孝近前，执手呜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给我预备，我于今日不想饮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缝复到宅中，由源丰赊来蟒袄霞帔料，会人成做。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杨剑芝孝廉到寓。据剑芝言病势过重，必须固下，方能有转机，立方用赤石脂禹余粮涩下之剂，不孝禀知慈亲，慈亲生气，执意不肯服此方。至夜五更，慈亲大泻一次，觉神气清爽，人人皆喜。即慈亲亦谓病势退矣。遂令成衣匠人等散工不必如此著忙。至初五日，将蟒袄霞帔做出，又因慈亲嫌所盖小呢被子太重，即令做裹面并被单皆用䌷子被一床。慈亲言：虽然轻暖，然太过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过此来，言讫泪下不止。此时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见其多。城门已闭彰义并东面一带城门矣。

初七日，我军与夷兵站于齐化门外。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开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夷人逼近城边。

先是亲王及御前诸公屡劝圣驾出巡，圣意颇以为然，但格于二三老成，并在朝来章劝止，故有并无出巡之旨，且明降谕旨，有能杀贼立功，立见赏赐等语，故人人皆以为出巡之举已中止矣。初八日早，闻齐化门接仗失利之报。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莫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园中毫无警报，不知如何如此举动。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而去，辱莫甚焉。

初九日，慈亲泄仍未止，商之刘医，将杨剑芝方试进半剂，连进两剂稍止，后复不能止，从此不起矣，呜呼！十二日早间，慈亲大泄不止，再进固涩之药已不能咽。急将李裁缝叫来，将衣服套好。所有应用鸡鸣枕并被褥等物，速为料理。至是夜亥时，竟弃不孝而逝矣。呜呼！痛哉！抢地呼天，究复何益，自恨素不谙医，为人所误，此罪万死不能赎也。

不得已饮泣料理一切，先将中衣命内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绉大衫，灰色绉夹袄，蓝缎绵袄，天青缎绵掛，上用蟒袄霞帔，补服钉在霞帔上，加上玉带，挂上琥珀朝珠，将金扁簪扎在头上，然后戴上凤冠，用大红表裹褥子铺在床上，将慈亲安顿稳妥，头枕鸡鸣大红缎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闭户，并无相好一人到宅者。十三日，先将棺内拭净，用大红洋布八尺铺在底上，用薄薄一层土子灰，将布裹住，使灰不粘棺上。用天青缎长垫套在七星板上，然后将表裹大红缎褥款款盛住入棺，周围上下，用通草包垫好，使不能动，盖上䌷裹面大被，然后将大红表裹被盖上，子盖紧紧扣住，于是日申刻封棺讫。

是时街上荒乱无人来往，适门生杨柳岑水部来宅……言目下消息不好之至，渠已将母柩用钱暂买龙泉寺前地一块，于夜间暗暗入土……柳岑以为在宅堂，总不大妥，倘彼疑其内系金银，则害事不小，况夷人多疑，一入城，家家必须搜到，前入广东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虑。

十四日，彰义门开，不孝步行到九天庙，见正房尚空一间，令和尚先站定。回宅后，思想天九庙一带，安静之至，拟将灵柩送去暂安。不孝守住慈柩，将眷口送至霸州门生高摘艳处，主见亦未定。是时，内外十六门，只开西便彰义两门，前三门自初八日关闭后至十一日，始开顺治一门，内外城移徙者，几于门不能容。前未移徙各家至此亦尽移徙外出，然小生意及手艺人虽已尽走，而大生意各行尚未移动也。

二十一日，用八人将慈柩送至九天庙安顿。不孝步行出城，是夜觉得城外比城内安静多多。二十二日早间，进城到城门口，几拥挤不能行矣。二十三日出门，见街上人三五一堆俱作耳语，街道慌乱之至。至午后，忽西北火光烛天而起，哄传夷人已扑海甸圆明园一带矣。我兵数十万竟无一人敢当者。夷兵不过三百马队耳，如入无人之境，真是怪事。僧邸胜帅兵已退德胜门外。

自二十四日以后，京中大生意如布巷前门䌷缎绵花各项日用车装驼载不可复止矣。车价愈贵，移徙者愈多，即下至贫民亦用推车或驴头装载出京。是日，恭邸于早间差弁到夷营送愿和照会，该弁行至夷营，见其持枪相向，惧而驰回。

二十四日以后，城北日见烟起，缘洋人到园后，先将三山陈设古玩尽行掳掠一空，复用火焚烧，藉口乱兵烧毁。复出告示张挂各处，若和议不定，准于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务须远避，勿致玉石俱焚等语。以致居民愈恐，无一不思出京者。

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与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人有隙，诸人多诋贵妃于帝前云。

二十六日，不孝在九天庙探问外边夜间情形，俱言安静无事，惟日日过兵，九天庙郤未住兵。二十九日早间，荣儿进城来，言九天庙已被天津兵丁住满，阖家惶恐，不孝急到庙内，见系我兵始放心。惟时，僧邸及胜帅俱札营西北一带，距庙甚近，倘一开炮，俱成粉碎，况慈柩更为不妥之至，乃向杠房约定九月初二日起程赴省，到刘医药铺，有推车数辆，每辆六金可到保定，随定四辆推车，装载行李。

是日，洋人已于午刻进安定门，住居城楼，并城门洞内安大炮一、小炮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员无一不于是日出城，在城内者，惟当事数人而已。是日大臣等已将巴夏哩等以礼送回夷营矣，洋人方至营，而热河急诏至，命恭亲王尽杀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贵妃既主持杀洋人于前，则此次之诏或亦贵妃之意也。

九月初一日早间，彰义门未开，不孝坐车到西便门出城，人车拥挤不能行走，不孝令车后来，自己步行出门，几乎碰杀矣。随到九天庙，令其将行李收拾，将做成蓝布绵棺套，自己套上，正合式之至。不孝进城料理一切，到杠房告知定于二日起身，推车亦送给起身信息。是日，城外慌乱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楼司农亦携如夫人与行李到庙居住。至初一日，尚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

初二日早起，不孝即出城，杠房人夫并推车已到，即将推车装行李四辆，并无人坐地步，随将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系龙杠，临时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杠，只用小杠八人扛抬。不孝一时匆忙，未及细看，业已起身即令内子并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单套轿车，荣儿步行随走仓皇起身，狼狈之状，惨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听其如此，惟慈柩总要求妥当，余均在不计。打发起身后，一路步行回城。思想荣儿十五岁并未步行上过路，倘慈亲有知，亦万不忍其受如此苦楚，遂雇推车一辆，令龚三拉纤追赶。

幸是日出城矣，回宅后，辄夜思量慈柩并未用大杠，未免抬上时颠播过甚。初二日一早到杠房大闹数次，伊总换杠而行了。及崔荣等由保定回京，据言并未换杠，路上亦未接得信函，杠房可恶之至。然已上了他船，无可如何。且据荣儿来信，并崔荣说，一路杠头陈姓狠操心，灵柩走得平稳之至，并不见得颠播，到保定后，将毡套层层揭开，棺木并未受一点摩擦。

自初二日慈柩及眷日起程后，京中夷人已入城内，讹言四起，人人自危，内城旗人未经移徙者，至此俱将眷口移至南城店居住，流离颠沛之状目不忍睹。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荧惑帝听，仓皇北狩，弃宗庙人民于不顾，以致沦陷于夷，请速回銮云云。

自初间起，日日闻得与夷人换和约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见，或因夷人所说难从，总未定居，居民愈觉不安。

初六日，英夷来照会云我国太无礼，致将伊国人虐死五人，索赔五十万两，适俄夷亦来照会云，闻得夷人索赔五十万金，伊愿说合，令我们少赔。恭邸以此事即使说和，亦不过少十万八万，又承俄国一大人情矣。随托言已许，不能复改谢之。俄夷又来照会云既已许赔五十万，自不必说，惟英国焚烧园亭，伊亦愿赔一百万两，前索二百万减去一百万，只需一百万便了事矣。恭邸答应于初九日送去银五十万两。

是时夷人所添十六条无一不从者，当事者唯求其退兵，无一敢驳回。于是，夷人大笑中国太无人矣。呜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贵妃闻恭亲王与夷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再开衅端。会帝病危，不顾离热河，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

日记中，这位翰林院待读学士屡次暗示，咸丰皇帝在英法联军攻打京城的紧要关头，总是犹豫不决。由此，我们相信下面这份于咸丰十年八月初三（1860年9月6日）发布的，言辞据理、强硬的诏书，即使非叶赫那拉氏所书，也必定是由她促成的：

朕抚驭寰海，一视同仁。外洋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咭唎、佛兰西与中华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间，在广东遽启兵端，闯入我城池，袭掳我官吏。朕犹以为总督叶名琛刚愎自用，召衅有由，未即兴问罪之师也。八年间，夷酋额尔金等赴愬天津，当谕总督谭廷襄前往查办。该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门。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因所请条约多有要挟复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商定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

讵夷酋普噜嘶等，桀骜不驯，复于九年，驾驶兵船，直抵大沽，毁我防具。经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轰剿，始行退去，此由该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酋额尔金、噶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岸，赴京换约。

不意该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车，并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兵撤退后，复至天津，因思桂良系前年在津原议之人，又令驰往，与之理喻。犹冀该夷等稍知礼义，但使所求尚可允许，亦必予以优容。岂意额尔金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费，强增口岸，陈兵拥众，入我郊畿。凶狡情形，至于斯极。爰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前往再三开导，并命将所请各条，妥为商办。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

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已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无论员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斩黑夷首一级者，赏银五十两。有能斩白夷首一级者，赏银一百两。有能捦斩著名夷酋一人者，赏银五百两。有能焚抢夷船一只者，赏银五千两。所得赀财，全行充赏。天津百姓，素称义勇，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至该夷所掳闽广等处内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来归或斩夷首来献，朕亦必予以厚赏。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贸易。其余恭顺各国，各安生理，毋相惊扰。经此次剀切明谕，该夷傥能醒悟，悔罪输诚，所有从前通商各口，朕仍准其照常交易，以示宽大之仁。如尚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民团等惟有尽力歼除，誓必全殄丑类，其毋后悔。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此诏书下达三日之后，咸丰皇帝在早朝上宣布：

英国所请各条，已皆允许，尚不知足，欲来京亲递国书。且欲使僧王退军张家湾，此等无厌之求，万难允准。僧王已得一胜仗，现正守八里桥，抵御敌军。

之后朝廷下旨，锦州附近敌舰如若试图上岸，我方必全力阻止。

八月初七，咸丰皇帝前往孔庙祭祀，虽然他希望能够向祖先的守护神祭拜，祈求此次出行能够平安，但是第二天早晨却不敢踏出颐和园了。这天一大早，恭亲王便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取代了怡亲王载垣。尽管之前的诏书言辞强硬，但咸丰帝在宫中小庙祭祀完战神后便仓皇地逃出京城了。动身逃亡前他特地下诏，委婉地称此次出逃为“秋巡”。

皇帝出逃之初，简直一片混乱，境遇狼狈不堪。他仅仅出京向北行进了大约29千米，就停在了一座小庙里。在这里，皇帝下令满洲旗军急速赶往热河护驾。次日傍晚，皇帝于逃亡中接到了恭亲王呈奏，禀告时下蛮夷的所作所为。皇帝回谕，命恭亲王竭尽所能，见机行事，还说距离京城太远，所以京中之事自己无法裁定，就这样把责任推给了恭亲王。

十一日，圣驾安全抵达密云县北部的皇家猎场附近的行宫。中国史料记载，当时皇帝圣体欠佳，无法接见军机大臣，遂委任叶赫那拉氏代行，叶赫那拉氏下达了以下圣谕：

本日据胜保奏，夷氛逼近阙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一摺。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营兵丁不能奋身击贼，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敕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启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踞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埽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

圣驾到达离长城不远的巴克什行营一带，收到了来自僧格林沁亲王的一份奏折，称在北京郊区发现了一个夷军侦察队，但夷军暂时还没有准备开炮攻城。对此，皇帝下一圣谕回复，内容如下：

本日据僧格林沁等奏，夷务情形一摺。该夷现在虽未大队攻扑，时时窥探，迁延日久，必多诡计，抚局自宜早定。所奏佛夷爱嘉略欲进城求见一节，已谕恭亲王奕斟酌办理矣。至该夷大队，如果直抵城下，僧格林沁等即督兵在后兜剿，毋令攻扑城池。傥城已攻扑，万不能支，该大臣带兵速赴古北口、布置防守。现调三盟蒙古官兵，不日可以到口，无人管带，著僧格林沁先派乾清门侍卫如舒明安之类，酌定一二人，赶赴行在，以备统带蒙古官兵，分布要隘。是为至要。

圣驾终于在十八日安全抵达热河。二十日，诸大臣仍然上奏，请皇帝发诏，不惜一切代价和夷军战斗到底。于是，皇帝下达一道圣谕，斥责蛮夷之军胆大包天，敢在圆明园附近驻扎。还命令恭亲王无论如何不得将所捕洋人释放，命令他将战俘就地正法。恭亲王无视圣谕，回复道所捕夷兵早已释放，而且安定门已被夷人占领。实际上，恭亲王这样做恰恰显示了他政治家的远见，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此时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不久之后，咸丰帝被说服，允许重新洽谈议和的事宜。九月十五日，咸丰帝下诏承认双方在北京签订的条约，此诏书内容如下：

英佛两国，业经朕派恭亲王奕，于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与换和约。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所有和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第四章首次垂帘听政

载垣的逆谋计划被彻底粉碎，几位主谋也受到了严厉惩治，叶赫那拉氏的权位得到了巩固（由于东太后并不十分关心政事，所以相当于慈禧一人专权），可以说是大清唯一的掌权人。

在登上摄政宝座的第一年里，她行事小心谨慎，深藏不露，从不明目张胆地总揽大权，以免被怀疑有篡权的野心。即便如此，她依然不失时机地学习如何处理国事，并不时拉拢重臣，获得更多的拥护与支持。

叶赫那拉氏首次垂帘听政时期（1861-1873），可以说是她实行统治的尝试性阶段，一方面初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揽权的嫌疑。二度垂帘听政时期（1875-1889），尽管个别圣谕是以自己的名义颁布，但实际上她包揽了官员的任免大权和赏罚属下的权力，由此在群臣中威望极高，受到拥护与爱戴，在高官之中深得人心也颇富盛名。

同治皇帝是先皇的儿子，法定皇位继承人，因此在同治年间，太后摄政实行的是垂帘听政，也就是在朝堂上挂上帘子遮挡，太后端坐帘子后听政。到了光绪帝年间，取消了垂帘听政，改摄政形式为训政。原因在于，与同治皇帝不同，光绪帝是由两宫皇太后钦定的皇位继承人，而非真正的皇子。严格来说，垂帘听政后期（1898-1908），叶赫那拉氏已不单单是在垂帘听政，她已经掌握了朝廷上下的一切大权。这个时候，她不再像之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毫无顾忌地展示对权力的迷恋，加上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皇帝对她来说已经无足轻重。每日，叶赫那拉氏端坐在龙椅上，接受群臣觐见，皇帝则如同傀儡一样，呆坐在一旁。就这样，叶赫那拉氏成为人人尽知的老佛爷，大清王朝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执政之初，叶赫那拉氏深知，自古以来中国民众不认同女子掌政，认为这样有违祖制。即便是8世纪时的那位伟大的女人武则天，也被民众议论为篡权谋位者。汉代的吕后（据史者记载，慈禧与其性格颇为相似）才能过人，通过巩固强化政权，使汉王朝得以繁荣强盛。尽管她有如此赫赫功勋，却仍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同。

叶赫那拉氏熟读经史，从历史记载中她了解到，尽管皇太后摄政不符合国家原则及祖制，前朝的几位太后依然选择在国家政事中发挥至高权力，权衡之后，她决定效仿前人实行太后摄政。

三位逆谋主犯除掉后，众大臣和御史们敦促慈禧以同样的方式处置那些同党和教唆者。恭亲王尤其心急，即便不是为了报复，也是为了惩罚那些在咸丰皇帝“巡幸”热河几个月中屡进谗言的人。然而，叶赫那拉氏此时却显示出了一名政客应该具有的大度宽容。执政初，叶赫那拉氏便认为牺牲者越少越好，一个牺牲者往往意味着株连到整个家族乃至朋友，所以若能少杀一人，便能拉拢一个家族。罢黜了怡亲王在军机处的全部同党后，惩办其他逆谋同党的力度相对轻缓了许多，以下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孚恩，是第一个劝说咸丰皇帝“巡幸”热河的官员，先帝驾崩后，又是唯一被逆谋赞襄王大臣传召到热河的官员。他的罪行证据确凿，但叶赫那拉氏也仅仅是将其革职。另一位是内务府的官员，他曾于1861年春季谎称京城之中叛乱将近，极力劝阻咸丰皇帝返回京城，实际是为进一步实施逆谋计划，如此重罪，也仅仅是被革了职。逆谋计划粉碎后，京城许多官员便想趁机打击报复政敌。所以为压制朝中刮起的打击报复之风，叶赫那拉氏发布了一份诏书，称只是想惩罚几个主事而已，那些教唆者及同党将会从轻处理。叶赫那拉氏做事一贯如此，目的达到后，便转而采取怀柔政策，既谨慎又宽容。她心里清楚，载垣及其同伙如果没有得到众多高官的支持和拥护，是不敢轻举妄动策划逆谋这样危险之事的。这一次她决定只要自己的统治不受威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他们要么宽恕，要么从轻处理。后来，叶赫那拉氏再次采取了这样的怀柔政策，因此被民众，尤其是北京民众赞誉为宽容大度之主，这也是她复杂个性中真实的一面。

逆谋已被粉碎，叶赫那拉氏于是通谕大小臣子：

惟当各勤厥职，争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陈孚恩等恶习。

在另一封圣谕中，她又强调，知情不报与公然叛变一样罪大恶极，委婉地批评了朝中诸王及大臣不敢揭发逆谋之事的怯懦畏缩，并强调以后如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知情者应及时禀报。她告诫皇族应该以载垣等三位逆谋者的下场为戒，若敢篡权谋反，所受处罚将更为严厉。

垂帘听政的第一步是确定新皇帝的年号。之前，载垣等人已经选好“祺祥”，意为“幸福吉祥”，但叶赫那拉氏读书甚多，认为此年号笔画过于冗长，实在不妥，因此改选“同治”。她之所以废掉之前的“祺祥”实际上是想要人们尽早忘记逆谋一事。“同治”意为“天下大同、天下有秩”，一方面希望早日平定国内叛乱，另一方面希望朝廷统治能够太平顺利。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皇帝来说，这两个年号并没有什么差异。

下诏修改年号的当天，两宫太后又下一旨，接受众臣所奏请的垂帘听政的建议，还假意地推托了一番：

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据王大臣等所议，详加披阅，援据典章，斟酌妥善，著即依议行。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悉复旧制，钦此。

紧接着，她们又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圣谕，感激两宫太后摄政，并承诺待亲政之年，必报答两宫皇太后慈爱之恩，孝养二老。

垂帘听政时，两宫太后在偏殿召见众大臣。除了大型的宫廷典礼，在其他场合，皇帝的叔伯以及四位兄弟皆不必行叩头礼，这也间接地表现了皇帝对其家族长辈的尊重。刚刚接受垂帘听政，两宫太后即被加封了尊号。尊号中一个字即意味着每年要从国库拨款十万两（按当时计算，相当于两万英镑）。皇太后获尊号慈安（慈祥安谧），叶赫那拉氏获尊号慈禧（慈祥吉祥），两人一为东太后，一为西太后。此后，每逢大典尊号增加两字。慈禧七十大寿时，尊号多达十六个。七十大寿上，光绪帝要（并非情愿）为她增加四字尊号，她谦虚婉拒了。病死之前，慈安的尊号字数也多达十个。三十岁生辰时，两宫尊号分别被增加两个字，同治皇帝即位时又加两个字，同治皇帝染上天花至驾崩间，由于两宫摄政有功，各加两字，四十岁生辰时加封两字。慈禧五十岁生日时，尊号再次获加两字，光绪大婚时加两字，六十大寿时加两字。所以最终慈禧的完整尊号特别长，非常难记，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意为“慈祥，吉祥，端正，天佑，安康，健康，昭著，安乐，沉着，完美，长寿，恭敬，敬重，崇拜，杰出和高贵的皇太后”。

垂帘听政初期，叶赫那拉氏有必要极力拉拢、迎合恭亲王。她与东太后赐予恭亲王“议政王”头衔，相当于政府顾问之职。后又再下一旨，将先帝赐予他的亲王爵位改为世袭制爵位。两宫太后执意授予这两项封赏，然而恭亲王坚持不受。其实，慈禧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国事顾问，她这么做只是遵行礼节而已。最终两宫太后妥协，暂时只授予他议政王之职，称世袭爵位的事宜会另加讨论。此时，慈禧对恭亲王之前的极力相助依然心存感激，为表谢意，她封恭亲王的女儿为格格，准许她乘坐黄色轿子。这位格格对慈禧，尤其是慈禧晚年影响很大，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尤为明显。

垂帘听政之初，慈禧年轻且缺乏经验，垂帘听政的过程仿佛是在迷宫中摸爬滚打，内忧外患的国况更令她焦虑。很自然，她需要先皇的弟弟、在治国上经验丰富的恭亲王为自己出谋划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国事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透彻，独断专行的个性也逐渐令她对恭亲王的意见以及束缚不耐烦。通过读史书加之自己的智慧，她在用人和行政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因此那些她曾经洗耳恭听的意见此时令她反感甚至厌恶，此时，在她看来，这些意见更像是干涉。慈禧生性专横，如果决定了一件事，就不会忍受他人干涉。恭亲王同样独断专治，不甘退让，所以慈禧开始有意识地拒绝恭亲王的建议，恭亲王也丝毫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不满，两者关系迅速恶化。慈禧对恭亲王的冷淡疏远昭然若揭，恭亲王转而煽动东太后不要受慈禧摆布，想使两宫产生间隙。不可避免，宫廷中的和谐气氛被打破，反感、摩擦充斥其中。恭亲王掌握了任免官员的大权，经常不与慈禧商量就直接与地方官员通信，自行决断任免之事。据当时知情人士称，两宫太后垂帘之初，恭亲王位高权重，傲慢专横。有一次上朝，他竟然说两宫太后如若不是依靠他的帮助，不可能有今日，她们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这样放肆的言论对慈禧而言是不可宽恕的，恭亲王也是不可能得到饶恕的。

召见军机大臣时，两宫皇太后坐在朝堂高处的台子上，各有一个座椅，前方挂着一个黄色的帘子遮挡，避免大臣看到后面端坐的太后。朝臣按照等级高低，排队觐见，恭亲王身为议政王自然是排在第一个。太后身旁站着侍奉太监，他们的任务是不时从帘内向外窥探，监视觐见大臣的一举一动，以防他们做出不敬或是有违礼仪的举动。严格来说，如果没有主事太监的传唤，不管是多大的官员，都不可进入帘内面见太后。然而，恭亲王自认为高人一等，不必遵守这样的规定，总是擅自进入帘内面见太后。时间越久，慈禧注意到的恭亲王其他形式的越矩之举越多。例如，在太后（一般是慈禧）下发指示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嗓音回复。还有一次，慈禧说完了某件事，他竟然佯装没有听清楚，要求慈禧重新说过。简而言之，他态度如此嚣张跋扈，毫无尊主之意，是年轻的慈禧太后不能容忍的。他住在宫外，因此与汉族及外国官员经常接触往来，只要他有心，是有机会密谋推翻慈禧统治的。而慈禧的消息都来自身边的太监，难免有很多添油加醋的成分，因此她怀疑甚至夸大恭亲王有谋反篡权的意图。逐渐地，她认为恭亲王确实在背地里谋划着推翻自己的统治，此时要做的就是让他知道他现在的地位以及特权都是拜她的好意所赐。

她耐心地等待着机会，直到垂帘听政第四年（1865年4月），这样的机会才出现。在一次上朝时，恭亲王不知是由于鲁莽还是心不在焉，竟然站起身来，这违反了一条重要的宫规。宫规规定被召见朝臣上朝期间不得起身，为的是保护皇帝的安全，以防突然攻击。一旁的太监立马告知帘内的太后，慈禧大声求救，称恭亲王逆谋反叛两宫太后。侍卫冲进来，将恭亲王带下。他刚一离开，两宫即下发了一道圣谕，称恭亲王试图篡夺摄政大权，并不时夸大自己在国事中的重要地位。据此，罢免了他议政王的职位，将其开除出军机处，连并其他一切职务全部撤销，甚至包括他在外务部即总理衙门总理大臣一职。诏书中如此写道：“恭王辜恩溺职，滥用私人，应即黜罢。”云云。

一个月后，慈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非无懈可击，加之此次严惩恭亲王已经在朝中以及地方引起众多负面评论，为防止形势恶化，她立即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了一份诏书，为自己的行为稍做解释。在这份诏书中，慈禧称自己如此严惩近亲，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并解释道，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对皇亲国戚的纵容极有可能置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她此次严惩恭亲王的目的是为了惩戒他对朝廷的不敬，避免他今后依然如此我行我素，而铸成大错。既然多位大臣上书替其求情，朝廷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宽恕他了。于是恢复了恭亲王内臣的身份，以及总理衙门统领之职。恭亲王之前多次无礼，现在已经悔过，大清朝廷愿意既往不咎，希望他之后能够殚精竭虑，恪职尽守，以报答朝廷不计前嫌之恩。

一周后，慈禧又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一诏：

本日恭亲王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当经面加训诫，该王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衷怀良用恻然。

自垂帘以来，特简恭亲王在军机处议政，已历数年，受恩既渥，委任亦专，其与朝廷休戚相关，非在廷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谤，稍不自检，即蹈愆尤，所期望于该王者甚厚，斯责备该王也不得不严。今恭亲王既能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朝廷于内外臣工，用舍进退，本皆廓然大公毫无成见，况恭亲王为亲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岂肯初终易辙，转令其自耽安逸耶。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王其毋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图报称，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诿，以副厚望。

同年，即1865年秋季，陵墓修建了整整四年，终于完工，咸丰帝的下葬事宜也重新被提上日程。

1850年咸丰帝登基前一个月，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病逝，十五年来她的遗体一直存放于京城西郊11千米处的一处村庙中，等候与咸丰帝同葬。

葬礼仪式以及修建陵墓历来花费巨大。往日南方各个省份在筹款中作用很大，此时它们却陷于太平天国叛乱的泥沼之中，造成现在朝廷筹款艰难。皇帝的陵寝大约需要一千万两银子，只有内务府和各部官员捐纳。

遵照祖制，新帝在摄政的两宫太后及恭亲王陪同下，前往东陵参加庄严的下葬仪式。恭亲王主要负责修建陵墓以及筹集资金。他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尽职尽责，无可挑剔。先帝遗体安置于梓宫中，梓宫表面涂有亮漆，上面还刻有佛教经文。梓宫随后被抬入巨大的圆顶陵墓中，放在镶满珠宝的座台上。前代皇帝下葬，往往有许多嫔妃以及太监殉葬，如今用真人大小的木人和纸人取代，它们跪在皇帝梓宫旁，意味着在冥府继续侍奉先皇。随后点燃巨大的蜡烛，僧徒开始念经文，大批贵重装饰品被置放于陵墓内，在梓宫上方摆放一些金饰、玉器和一串珍珠项链。待一切妥善处理完毕，陵墓的大门徐徐阖上，最终完全封闭。

第二天两宫下诏，盛赞并感谢恭亲王在此次下葬仪式中的卓越表现：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亲王自襄办文宗显皇帝大事以来，五载于兹，尽敬尽诚，有条有理。定陵工程，前经派令总司稽查，一切悉臻妥协。本日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梓宫奉安定陵礼成，赡仰规制崇闳，典仪明备，悲恸之怀稍释，在天之灵亦慰。自应仰体文宗显皇帝谊笃友于之心，并参酌成案，渥沛殊施，以示优奖。乃据恭亲王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勉从所请，仅交宗人府从优议叙。惟恭亲王谊属亲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钜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实能不负委任。本年三月初七日所降谕旨，原因其小节之疏，恐蹈愆尤之渐，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业于三月十六、四月十四等日，将办理始末明白宣示，谅天下共见共闻。惟虑传之久远，后人不知原委，莫定是非，转为白圭之玷，殊无以释群疑而彰忠悃。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毋庸编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

从慈禧垂帘听政之初颁布的这些圣旨中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一个情绪多变的女人。恭亲王虽然再次获得了太后青睐，但是四年后他因与东太后一起谋划杀掉了慈禧的亲信安德海，再次招致慈禧的厌恶和痛恨。第三章载垣逆谋

咸丰皇帝原定于1861年春季离开热河返回北京，而且诏书已经颁发。但是，一月他的病情加重，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奔波劳苦，于是又颁发了一道谕旨，收回之前的谕旨。

在热河的时候，咸丰皇帝的兄弟都不在他的身边，再加上受到疾病的摧残，身体极为虚弱，因此，咸丰皇帝逐渐落入了怡亲王载垣的掌控中。当时载垣的同谋还有军机大臣端华以及肃顺。他们三人认为皇帝所剩时日不多，皇子又年幼，摄政是极为必要的，所以决定趁机揽权。名义上，怡亲王载垣是主谋，实际上肃顺才是真正的教唆者和精神领袖。端华世袭爵位，为郑亲王，是满洲八王之一，也是太祖努尔哈赤兄弟的直系后裔。

肃顺小时候被过继到郑亲王府上，成为端华的兄弟。肃顺年轻时是北京人眼中的无赖混混，他身材魁梧，喜好暴力，常常招摇撞骗，生活上放荡荒淫。后来他得到怡亲王与郑亲王这两位重臣的引荐，逐渐受到咸丰皇帝的青睐和重用，从一个户部小官迅速升至军机大臣。

任职期间，肃顺贪婪无度，心狠手辣，人人皆知。他曾劝服皇帝下旨处死军机大臣柏葰，理由是柏葰在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期间，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有失公正。然而真正的原因是柏葰曾经因为耿直口快得罪过怡亲王与郑亲王。此次肃顺参奏将其处死实际上是打击报复。

人们对肃顺又恨又怕。在处理柏葰这件事上，肃顺首次与叶赫那拉氏产生了分歧。叶赫那拉氏担心肃顺对皇帝的影响与日俱增，势力过大，所以开始和他对抗。在这件事情上，她力保柏葰的性命，却以失败告终。自此，肃顺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稳固。他的政敌纷纷被罢官或降级，朝廷上下一片恐慌。

有一次，肃顺参奏户部所有大小官员垄断货币，从中谋取不法之财，于是众官员全部被革职查办。其实众人对于地方官员通过这样的非法手段揽财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虽然肃顺的参奏确实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他本人更是人尽皆知的大贪官，所以可以确定，他参奏户部纯属假公济私的报复行为，其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更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此事，他抓捕了一百多位名商富贾，并将他们监禁起来，直到他们付给他大量赎金才将其释放。凭借这些收来的钱财，他得以结交到两位亲王，共同逆谋篡权，最终，随着逆谋的土崩瓦解，他也受到严惩，走向毁灭的深渊。被处决之后，他的百万家财全数充公，其中大部分归进了国库，小部分进了自己的政敌——叶赫那拉氏的腰包。义和团叛乱时，慈禧将这些钱财埋藏妥当后才踏上逃亡的道路。

英法联军侵华之际，正是由于听从了肃顺的谏议，咸丰帝才会不顾叶赫那拉氏以及诸位军机大臣的再三劝谏，执意弃城“巡幸”热河并下令不准众高官随驾。肃顺这样做的目的昭然若揭，即趁机影响并掌控咸丰皇帝，防止他听取其他重臣的奏禀。幸得叶赫那拉氏智勇过人，识得大局，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将肃顺的逆谋计划彻底粉碎，才保住了大清的政权。

皇帝驾崩之后，趁逆谋者还没有做出最后的计划，叶赫那拉氏立即派人密送一封急件给恭亲王。收到密信后，恭亲王火速赶来热河，荣禄及多位忠臣也及时前来相助，凭借这些人的支持，叶赫那拉氏得以大胆实行计划，成功将逆谋粉碎，一步步坐上了大清朝的龙椅。

逆谋被揭穿当天，篡权的摄政大臣发现自己已经落入慈禧手中，无路可逃。听到她命宗人府对自己严加审问时，肃顺转向同党责备道：“若早听从吾之建议，弑杀此女，怎会有今日之惨剧？”

现在让我们从头来看这次逆谋。

一开始，怡亲王看到慈禧受到皇帝宠幸，颇有权势，便想要皇帝疏远她，以削减慈禧的势力。他在皇帝面前屡进谗言，称叶赫那拉氏与二十五岁、长相俊俏、年轻健壮的侍卫长荣禄私通。皇后对他们来说则不构成任何威胁，因其性格温软，对政事又丝毫不感兴趣，所以他们认为不必将其放在心上。

肃顺等人明白，逆谋大事若想成功，就必须先除掉叶赫那拉氏，至少也要把她暂时打入冷宫。他们也清楚，不管对自己的计划多么有把握，都必须在热河实施。因为一旦皇帝回京，势必会给自己的计划增加风险。回到京城后，即使是皇帝的近臣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围绕在皇帝身边。到那时，叶赫那拉氏便有了这样的优势，可在手下宦官的帮助下，重新得宠，恢复权势。

为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肃顺等人在皇帝面前举乾隆皇帝一位年轻妃子因怠慢母后，招致终生监禁的例子，希望皇帝能够严厉处置叶赫那拉氏与荣禄暧昧一事。他们在皇帝耳边谗言不断，咸丰帝当时身患重病，不可能对这些谗言无动于衷，于是下旨将叶赫那拉氏的儿子，也就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带离她的身边，交由怡亲王的福晋抚养。怡亲王的福晋也正是缘于此才被传唤至热河行宫的。

怡亲王与皇上的弟弟恭亲王历来为不共戴天的政敌，逆谋者们对付完叶赫那拉氏，立即转变攻击目标，在皇帝面前极力抨击诋毁恭亲王，说他有叛国行径，利用对外全权大臣的职务，联合洋人，背叛朝廷。

肃顺等人的下一步计划是将京城的洋人斩尽杀绝，并将咸丰帝的弟弟全部处死，至少也要将他们终生监禁。为此，他们提前便拟好一份诏书，令自己的计谋合法化，其中还提出了实施这些计划的具体措施，准备等皇帝驾崩后立即颁布。但在这件事上，他们遇到了阻碍，而这还只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叶赫那拉氏为他们布置的众多障碍之一。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叶赫那拉氏竟拿到了咸丰皇帝的印玺，其印文是“世传受命之宝，凡嗣皇继位，第一次谕旨，必盖此印”，意指任何诏书唯有盖上此印才会拥有法定效力。也就是说，如果缺了这个玺印，他们颁发的任何诏书都等于一纸空文，在中国人看来，是可以撤销的。这个玉玺本来是咸丰帝随身携带的，现在不知怎么就落到了慈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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