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世医宗修英医案医话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丽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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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世医宗修英医案医话集试读：

内容提要

宗修英教授为三代祖传世医，曾先后于名老中医宗维新、赵树屏、张菊人门下学习，在北京中医医院内科从事消化、血液、神经、肝病、肾病等学科的临床研究二十余年。本书收录宗修英教授从医五十余年来主要的经典医案，其以“痰湿”立论治疗脾胃病、月经病具有独到见解，并对血液病、肾脏疾病治疗颇有经验，可为中医临床论治作参考用。

宗修英自序

余本木讷而乏返三之资，幸生于医家，朝夕聆听家父课徒之谆谆教诲及众师兄读经之朗朗音声，每日患者盈门之景象及家父奔走病家之劬劳身影仍记忆犹新。待吾稍长乃延师塾读经史，习作诗词歌赋。及冠方学理化，考入高中、辅仁，习国文专业。

结业后，吾遵父命学医五载，转入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彼时北京中医医院名医云集，吾先拜在名医赵树屏先生门下，又于1958年市政府拜师活动中，拜医院顾问张菊人先生为师。余随诸师临证内科，翻阅名家医案，不拘一家之言学其特长，故疗效日增，患者日达百余。

1957～1958年北京流行乙脑，余侍诊蒲辅舟、方药中、郭可明、陈苏生等名老身侧，聆听他们诊治重症患者，于分析病情、选方用药与总结病历上获益匪浅。1959年吾随家父研治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历约五年，归纳贫血辨证四个证型，研制生血散1、2、3号，疗效初见端倪，却中断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举家还乡劳动六年，吾虽手皲肤裂，日餐两稀，仍为农民送医进户，此为医之本不敢稍忘也。吾所惜者，家藏经史医集及家父多年医案毁于一旦，呜呼痛哉！

平反回京后，吾曾于京郊、延安巡回医疗，1975年调任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主任，行临床教学工作。又有老少边穷地区患者来函寻医问药，吾坚持通讯医疗答复信件两万四千余封并代患者配药寄药多年。

1989年前后，吾受邀赴日本岛津医院指导晓高修司博士临床诊疗，后又赴韩会诊，访问泰国。吾虽受评门诊服务标兵、北京市劳动模范，被选为政协委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而为医不敢稍懈、修身以求诚敬，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耳。临证多年，吾觉内、妇、儿、皮科患者多有痰湿之证，故撰文探讨，2011年在北京卫视《养生堂》中亦略作陈述。

光阴荏苒，转瞬吾已届耄耋，回顾一生，深悔神敏体壮时未能勤于著述，暮年昏聩体衰而难成句读。正如吾在《六十抒怀》中所记：“坎坷已半生，春秋却虚度，素灵习未精，活人尚乏术，著述少且粗，愧对空声誉……”每扪心自问，唯有“四最”、“三不怕”尚堪自慰：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病号最多，睡眠最少；不怕寒暑，不怕跑路，不怕患者啰嗦。

平平一生，无所建树。而今中医科为我整理医案，深为感激！望本书能对临床有所资助。2013年夏

宗修英小传

学术生涯

宗修英先生1926年出生于祖传世医之家，其祖父宗世明（1847—1935）、父亲宗维新（1900—1975）均为北京地区著名老中医，家学深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宗修英先生1948年开始在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习诵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古汉语基础，为今后深入学习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创造了便利条件。他自幼聆听家中长辈谈医论药，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医疗风范和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宗修英先生长期侍诊父亲宗维新左右，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温热条辨》、《温热经纬》等经典著作，并勤于翻阅医学期刊以融汇新知。

1956年宗修英先生进入今北京中医医院工作，任内科临床医师，从事消化、血液、神经、肾病、肝病等学科的临床治疗与研究。他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中医诊疗诸法，在父亲宗维新的指导下继承了家学中治疗血液病及妇科病的经验。此后，宗修英有幸拜在名老中医赵树屏、张菊人门下深造学习，得到诸多教诲，受益颇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宗修英随父亲宗维新被遣回原籍西红门劳动。在劳动期间坚持和父亲一起为乡亲们义务治病，为其今后的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2年宗修英为红星公社举办赤脚医生中医学习班，学员多达百余名。1973年3月21日经北京市委落实政策，调回北京中医医院内科工作。

1975年宗修英被北京友谊医院借调到院办西医学习中医班任教一年余，继而于1976年调至北京友谊医院中医科，任讲师、中医科主任。通过长期中医临床、教学工作，宗修英先生医疗和教学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被医院聘为主任医师、副教授和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1979年前后宗修英先生连续举办数期北京友谊医院“西学中”班、厂矿学习班、社区班、护理班，讲解《内经》、《中医内科学》等，培训了大批学员，其后赴陕西延安参加延安地区神经内科医师学习班，为“陕西延安西学中提高班”西医学员讲解中医基础及临床课程。宗修英一直坚持为首都医科大学二系进行理论授课与临床带教，为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作出了巨大努力。

为了照顾远近郊区的农民和外省市慕名而来的患者，宗修英先生采取早上班、晚下班的加班方式为他们细致诊治，经常连续工作数个小时，使患者满意而归。他以身作则，带领全科室医生开展外宾门诊、男性不育专病门诊和家庭病床等，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他的辛勤工作和临床疗效得到了患者的广泛肯定，1984年宗修英先生被评为北京市卫生局门急诊医务人员文明服务标兵、北京市劳动模范。为了使更多无条件来京就医的外地患者能看上病、治好病，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八九十年代，宗修英先生摸索总结出一套通过书信往来问病治病的“通讯医疗”方法，免费为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十余个国家的患者回信解答问题，开方遣药近两万件次，有时还要代患者买药、配药、寄药，治愈患者逾千，为首都医生赢得了声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及全国各地多家报刊介绍了他的通讯医疗事迹，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也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面对荣誉，宗修英先生常引用两句话“医乃仁术”，“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用以自勉并教导生徒。

宗修英先生在从事繁忙的临床医疗和工作的同时，还担任多项社会任职，促进了中医药的学术交流。1985年宗修英先生被华侨文化福利基金会、北京中医学会聘为北京中医华侨咨询部理事会理事，1986年被人民卫生出版社聘为《中国农村医学》第二届特约审稿人，1989年被北京中医学会第七届理事会推选为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北京中医》第二届编辑委员会编委，1990年被聘为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理事，1991年被北京市宣武区科学技术协会聘为中医（中西医结合）分会名誉主任委员，1995年2月25日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99年6月22日任北京中医药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2001年被《北京中医》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推选为编委会委员。他还曾任《中医临床与保健》杂志编委、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和传统医学文化委员会顾问等职。

宗修英先生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积极参加各项学术活动。1991年3月，宗修英先生受韩国医院协会邀请，赴韩进行中医药国际学术交流。他还先后参加全国第二届、第四届中医血证学术研讨会。1993年7月10日北京举办首都绿色文化系列活动，宗修英先生的书法作品“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神州大地，郁郁葱葱”入选并上石刻碑，立于首都绿色文化碑林。

1997年，宗修英先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为促进科室内老中青医生的学术交流，宗修英先生在科内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或病例讨论，或经验交流，或请科内医师作专题讲座。宗修英先生非常重视中医病案的书写和记录，经常仔细地检查批改科内医师的病案，发现问题则及时指正。在多年的培养传承工作中，宗修英先生言传身教、细心培育、耐心教导，培养出以赵喜俊、谢燕芳、宗文汇三位师带徒传承人为骨干，多名中青年医师为主体的传承队伍。宗修英的学术继承人始终坚持在一线工作，开展了痰湿病、脾胃病、呼吸病、肾病、妇科病等专科门诊及专家门诊，将宗修英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在临床诊疗、教学和科研中加以继承和发挥。

宗修英先生曾先后应邀赴日本、韩国、泰国讲学和应诊，撰写医学论文二十余篇，在国际、国内的杂志或学术会议上发表并进行交流，努力促进中医的国际化。其事迹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Medicine）和《中国中医名人大辞典》。

学术渊源

宗修英先生长期侍诊父亲宗维新左右，宗维新先生的

学术思想

宗维新（1900—1975），字锡文，山东省历城县宗王庄人，幼读私塾。他18岁随父亲宗世明学医。1924年迁居北京城内烂缦胡同。1925年挂牌“世传宗维新医寓”，开业行医。因宗维新用方简练，同业送其雅号“宗八味”。他对邻里就医者和孤寡贫困者，概不收费，甚或助以药资。宗维新以高尚的医德、深厚的医学功底和精湛的医术很快享誉京城中医界。1928年受邀加入北平国医公会。1946年被北平市（今北京市）中医界推选为北平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8年，他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组织，并辞去理事长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宗维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医事业中，1955年7月进入北京市市立第一医院工作，1956年参加筹建北京中医医院，建院后任北京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并任北京市中医学校教务长、副校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1950年起，宗维新多次当选宣武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1959年担任中央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医学会理事长。1960年任北京市红十字会常委。1961年任北京市政协常委。1962年起，任市政协常务委员、市科协常委。1963年任卫生部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宗维新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全家被遣回原籍西红门劳动。返乡期间，宗维新居陋室，吃野菜，整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生活极为艰辛，但他在饭余之时或田头小憩之际，还带领其子宗修英为乡亲们义务治病，从无怨言。在“唯成分论”盛行的年代，他不论求医者成分，来者不拒，无偿为每一个患者诊治。1970年，宗维新被安排到西红门卫生院工作。1973年平反后，宗维新重回北京中医医院，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顾问，虽已年逾古稀，但他既行临床医疗，又兼教学，并亲自编写《金匮要略》讲义。1975年，宗维新先生在授课时突发心脏病，病重昏迷时口中仍在讲解《金匮要略》，后经治疗无效故去。

宗维新对仲景之书领悟颇深，曾多次讲授《金匮要略》，他把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名训视为座右铭，善学他家之长。他认为，“医学理论是来源于医疗实践，谁人治疗某病有特效，不论其是遵经还是独创，均应虚怀请教，不应受门户所限”。宗维新先生每遇疑难病症，或查阅医经、医方，或访诸同道，务求辨证精当。他认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学科均是以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为目的，各学科不应有门户之见，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

宗维新先生对脾胃病、虚劳、亡血、眩晕、失眠、天行时疫，小儿惊风、慢脾风、痘疹、咳喘，妇科经血不调、带下、不孕、胎产诸疾等皆有研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位四十余岁不孕症患者，多年求医，经大医院知名教授检查，诊为双侧输卵管不通，经中西医治疗未获效。后宗维新治疗该患者半年，患者妊娠并足月顺产一男婴。60年代宗维新先生曾诊治一农村老年妇女，其

发热

宗维新在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他认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属于中医内伤血虚或虚劳亡血的范畴，脾肾阴阳损伤，同时伴有心肝受损是本病的主要病机。该病临床证型多为肾阴虚损、肝阳上亢、脾肾阳虚等，治疗用药除了以气血两虚者用补气养血之剂外，要注意“再障”病势缠绵，绝非朝夕之功，需根据不同辨证加减用药。如在治疗过程中见有肾阴虚、肝阳亢者，经填阴潜阳后，逐渐出现大便溏泄、腹中阴凉等症时，说明病证由肾阴虚损转入脾肾阳虚阶段。宗维新将“再障”分为：肾阴亏耗、阴不敛阳型，表现为出血较为明显，兼有头晕耳鸣、心烦不寐，午后身热，两颧潮红，头颈部动脉跳动，脉象多见沉弦或细数躁动，治以滋阴潜阳为主，方用左归饮、犀角地黄汤加减；阴血亏损、肝肾阴虚型，表现为潮热盗汗，虚烦不寐，齿龈渗血，食少运迟，腹胀便溏，腰脊酸痛，遗精滑精，舌嫩无苔，脉见沉滑细或细数，方用归芍地黄汤、归脾汤或参苓白术散加肉桂、鹿角胶等；脾肾阳虚型，表现为心悸气短，肢冷畏寒，便溏自汗，腰酸阴凉，舌苔薄白，脉见沉细或细缓，治宜温补脾肾之阳，方选人参养荣汤、人参鹿茸丸、右归丸等。宗维新先生认为在“再障”病中见到发热、烦躁、衄血、出血现象，若盲目使用苦寒泻火或益气摄血都会引起变证丛生，此时急宜滋阴潜阳，凉血止血，绝不可因气血俱衰，而投大剂补气助阳药物，治疗法则需从阴引阳逐渐转入培补脾肾之阳。宜先以汤剂滋阴潜阳，凉血止血，再用人参鹿茸丸培补肾阳，因丸药力缓量少，不致补阳而伤阴，这样就达到阴阳相对平衡、阳生阴长的目的。正如《血证论》所说“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阳者十之二三，补阴者十之八九”。宗修英、梁贻俊、孙伯扬等作为宗维新的主要弟子均继承并发扬了他的学术思想。

赵树屏（1891—1957），男，名维翰，字树屏，江苏武进人，生于医学世家，为清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长嗣，自幼秉承家传，研读医书。1924年他正式应诊，同时又师事肖龙友先生，兼取其长，精研医理，学业日进。30年代，赵树屏任教于北京国医学院与医学讲习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赵树屏于1950年积极组建北京中医学会，任主任委员，并创办《中医杂志》。1952年，他参加政府工作，以宣传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发展中医药事业，1954年成立中医司时任副司长。

赵树屏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不仅精通中医经典，尤重医学史之研究。他认为“中国医学肇源邃古，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有其相当历史。若想发扬国医，非研读医史不足以明时代的转移和学术的进退，非研读医史，不足以启迪后学”。在30年代初，任教于北京国医学院时，亲自编写讲授《中国医学史纲要》一书，介绍我国历代医学的发展与变迁。他对于如何系统地整理中国医学，非常重视，认为“一切学说悉有因革损益可征，而师传授受，尤为吾人研究系统者所应留意”，必须“穷医学之本源，明进化之陈迹”，方可使后人“取为师资，知所别择”。他在浩瀚的医籍中，选择自先秦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医学梗概和系统源流，辑成《中医系统学概要》一书，使人读后对古代医学流派的发展与其渊源有深入的了解，对中医的师传有进一步的认识。

1925年，为振兴中医，赵树屏在“改进医学刍议”一文中提出，“重订脏腑图说，取近世解剖图说，参以中医气化之理；整理古代医籍，参酌中西，力求学说之昌明”，在此基础上于1927年撰写《关于国医之商榷》一书。1929年，针对有人反对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建议之在教育部系统中加入中医学校一案，赵树屏振笔书就“异哉归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指出“中国医学之亟待整理，无可讳言，而整理此数千年之国医，又非设立中医学校，召集有科学知识之青年，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不足以完成此大业”。由此可见他对应如何继承发展中医学术以及培养中医药人才具有远见卓识。

赵树屏擅长肝病治疗，著有《肝病论》，书中《肝病溯源》以及《本论》两篇，在阐明病因基础上，还分为血虚阳亢的肝经证候、脾寒热移于肝之证候、肝经经脉循行所过之处的证候等。治疗用药主张性味平和，剂量轻微，中病即止。他认为临床治病若“不明《内经》之理，则对于审证似是而非，绝无实际”，凡治病必审其源，然后认证方有把握。赵树屏将学习所得随时记录，备有三种笔记：一为《读书札记》，专记学习《内》、《难》、《伤寒》等经典著作之心得体会以及质疑等；二为《医学从众录》，专记先贤的嘉言懿行、学说主张、治疗方法、师承授受，以及供相互参证之处，皆择要记录，积累素材；三为《零金碎玉》，专记读书偶得和侍诊的医疗验例，以及所见所闻的零星重要资料。

赵树屏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四十余年，其一生呕心沥血，历尽艰辛，为捍卫振兴中医事业，为继承发扬中医学和培养中医药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赵树屏传人有祝伯权、阎润茗、宗修英、郭士魁等。宗修英通过跟随赵树屏先生学习，对各家学说均有所涉猎，秉承了赵树屏先生博采众家之长的学风，并养成了记录学习笔记的习惯。

张菊人（1883—1960），男，名汉卿，字菊人，江苏省淮安县人，著名温病学家。1910年，他从祖籍来京行医，曾在外城官医院任内科中医医官，担任过北平中医资格考试主考官。1917年张菊人在诊疗疫病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孔伯华、杨浩如、陈企董、曹巽轩、陈伯雄、赵云卿等共同编写《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成为治疗多种传染病的规范。民国时期，张菊人和诸多北京名老中医共赴南京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废医存药的压制政策。为培养后学，张菊人和名医萧龙友、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出任董事和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市第二门诊部任顾问，1956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医院任副院长及北京中医学会顾问。张菊人认为，“对待古典著作中的原理、原则要很好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在实践中要创造地灵活运用，绝不能机械地生硬搬用”。他强调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适当加减，只有这样才能适合病机从而取得显著疗效，如“治疗伤风，应以当地的风土、时序、人事三者作为考虑治疗的基础。无论前人所立成方如何神效，所发理论如何精湛，只可作为临床参考，不可受其束缚。例如在北京治疗伤风，凡不合于北京三项基础的，都应加以变通，务要适合其风土、时序、人事方可收到一药而愈的成果”。

张菊人在京城行医近五十年，以内、妇、儿科见长，尤其擅长温热病的治疗。他提出北方外感“寒固于外，热郁于中”的观点，认为“因风淫于内，当以辛凉，而吴氏银翘散方中用了辛温的芥穗和开提的桔梗，这两味中药易助气分的内热和卫外的风邪相结合，就会鼓荡风热，使病情迅速变化”，故他采用外用辛凉、内用清化的治法，将吴鞠通的银翘散改为“加减银翘汤”。对于不同季节的伤风，张氏分别主以不同药物，如春季伤风，当以辛凉轻剂治疗，用薄荷、桑叶、菊花等；夏季伤风，当以辛凉参以适当芳香解暑之味治疗，用鲜薄荷、鲜藿香、西瓜皮、鲜荷叶等；秋初伤风，用夏天伤风的治法加利湿化气之品，减去竹茹，加生薏苡仁、茯苓、陈皮等；秋深伤风，当以清泄化燥治疗，用桑叶、杏仁、梨皮、竹茹、天花粉等；冬季伤风，当以散寒化风，用苏梗、杏仁、前胡、法半夏、枳壳等。张菊人晚年著有《菊人医话》，汇集了他毕生的行医经验和部分

医案

宗维新、赵树屏、张菊人三位老师医德高尚，平易近人，对待病人无论贵贱皆一视同仁全心医治。他们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对中医经典学习深入透彻，如宗维新于《金匮要略》的认识，赵树屏于中医经典著作、医学流派的梳理，张菊人于温病学的阐发新知。他们厚古而不薄今，在大力发扬中医的同时也提倡中西医的结合，认为应当吸取现代医学的长处以发展中医。他们注重对中医人才的培养，将他们宝贵的学习心得、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学。宗修英跟随宗维新、赵树屏、张菊人三位老师学习多年，在治学、临证与传授生徒等各方面深受三位老师的影响。他博采三师之长，学习各家学说，精研医理，审慎求证，灵活运用，在5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取得的成绩与诸位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宗修英学术经验传承谱系学术思想

宗修英先生视仲景名训“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其座右铭，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著反复精读，并广涉历代各家医著，摒弃门户之见，对前人的学识经验兼收并取且验之临床。宗修英先生以和中化湿、补虚升降治疗脾胃消化系统疾病；以滋补肝肾养先天、健脾化湿调后天、清热利湿祛其邪、气化固涩固精华治疗肾病；以益气血以补脾肾、理肝气以疏肝郁、祛瘀血以通冲任治疗妇科病；以益脾肾、调气血、清凉之法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及血小板减少；研制生血散、扶阳生血丸、滋阴养血丸、潜阳止血丸等治疗血液系统疾病；以阴阳平调治其虚、清利湿热祛其邪、滋肾通关司开合、气化温中消增生治疗前列腺肥大及痹证，创制四种前列腺肥大系列冲剂和项脉通合剂。宗修英先生结合家学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以痰湿立论治疗临床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研制祛湿系列丸剂四种。宗修英先生一生治学勤奋，学识渊博，秉承家学，兼师各家，经理娴熟，博采众方，勇于创新。他在五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其医术医风备受称赞。

一、善用仲景经方，遵古而不泥古

宗修英先生自幼受父辈熏陶，攻读经史，背诵医籍，攻研《素》、《灵》、仲景诸书，尤对《伤寒》、《金匮》研究颇深。宗修英先生治学态度严谨，遵古而不泥古，善用经方，兼取各家之长，不囿于门户之见，不墨守流派之偏，不拘泥成方之羁绊，严斥厚古薄今之弊。其将伤寒、温病等学说融会贯通，临床辨证精准，组方精当，临床收效颇佳。宗修英先生诊桌上始终压有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名训，既为自己之座右铭，又用于教导学生弟子。他常用父亲宗维新的遗训教育学生：“医学理论来源于医疗实践，无论何人医病有特效，何需顾其是遵经还是独创，均应虚怀请教，引为己用，以解除病痛”，“若我辈后人只墨守一家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无异胶柱鼓瑟、井底之蛙，医学何由发展？”两代人之卓见远识，实为后学之垂范。

二、辨证辨病结合，巧治疑难杂病“辨证”是中医的特点之一，宗修英先生临证，四诊合参，详细分析证候，力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来指导施治。翻阅宗修英先生临床医案，每每会有新的理解，尤以辨证准确、辨病得当、选方遣药精良为突出，治疗诸多疑难杂症每获奇效。宗修英先生积数十年经验，对临床中许多疑难杂症以整体观念调阴阳，以辨证随证祛其邪，以辨病随病用其药，收到满意的疗效。他对肾病、哮喘、血液病（血小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低热、白塞病、血卟啉病，甚至一些癌症等急慢性疑难病和怪病，通过辨证辨病相结合，施以中药及药理已证实有效的经验用药，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治疗，可减轻患者痛苦，延长寿命，提高生存质量。

宗修英先生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中医普遍应用的治疗规范，绝不同于西医学的“辨病”和“对症治疗”，然而如能将中医所辨之“证”与现代医学所辨之“病”、“症”相结合，将中西医学从理论到治疗进行结合，则可以充实完善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中医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他还指出，中西医各有长短，多年来互相之间却存有偏见和不理解，甚至菲薄诋詈，这是非常错误的。医学同仁应以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解除人民病痛为重，真诚团结，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医辨证辨病理论。

三、注重痰湿为患，自创祛湿系列

在多年实践中，宗修英先生发现当前患者被湿邪困扰者比比皆是，而此证候又往往不被医家所重视，所以临床多从湿论治，疗效甚好。故宗修英先生对痰湿诸证颇具心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药风格。

宗修英先生认为，湿证的原因较多，住处或工作环境潮湿、趟水、淋雨等外部因素，肺、脾、肾、三焦、膀胱、肝等脏腑为病等内部因素，均可造成湿蕴体内。现代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改变，电冰箱等家庭电器普及，病人鸡鸭鱼肉摄入增多，肥甘厚味复加生冷冰冻，导致中焦阳气受损，《杂病源》曰：“阴脏者，喜热畏寒，略食寒凉，必伤脾胃。”运化失司，湿邪乃生，“脾土虚弱不能制湿，而湿内生”（《医方考·脾胃论治》）。现代生活压力大，忧思、抑郁等长期的不良情绪伤脾，脾伤而痰湿积聚，湿性黏腻，病程长而难愈，均是造成多湿的原因。小儿先天不足，禀赋虚弱，脾胃运化不利，化生水湿不足。湿邪为患，常散见于各病的某一阶段中，又可流注于全身脏腑、经络之间，其害极为普遍，加之湿邪易与其他病因结合，造成复杂多变的病情，使临床中的症状复杂难辨，易引起误治、失治。

宗修英先生认为李中梓之《医宗必读》、张景岳之《景岳全书》和王肯堂之《证治准绳》等古代医家之明训足资借鉴。又如《痰湿机要》中说，“痰生百病”，“百病皆属痰”，“怪病属痰”，“怪病皆由痰作祟”，指出了痰湿为中医病因病机之重要方面。“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是痰病关系于脏之名句。“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唯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这些皆为治痰法之机要。

痰湿所在病位不同则其临床表现亦不同，具体鉴别可参考下列诸症。

心：痰迷心窍，则神昏，痴呆，或发生癫病、痫病；痰血痹阻血脉，则心悸，心胸闷痛；痰火扰神，则失眠，烦躁不安，或发生神智错乱，哭笑无常，谵妄狂躁。

肺：痰热壅肺，则咳嗽痰多，质黏色黄，不易咯出，或咳脓血痰，呼吸气粗，口干或渴，咽喉疼痛，大便秘结；风痰犯肺，则咽痒作咳，痰色黄白，呈泡沫样；痰气互结，则咽喉异物感，咳之不出，咽之不下；饮悬胸胁，则胸胁胀满，咳唾引痛。

脾胃肠：湿蕴困脾，则食欲不振，食后脘胀，口黏口甜，口干不思饮，或饮不解渴，头重身困，四肢面目虚浮，大便或干或稀，或黏腻不爽；寒湿中阻，则食欲不振，不敢食凉，脘腹疼痛，喜暖喜按，大便溏泄，小便清长；痰停于胃，则恶心呕吐，胃脘痞满；饮留肠间，肠鸣沥沥有声，腹胀腹泻；湿热内蕴，则纳食不香，口黏口苦，喜冷饮或不喜饮，大便黏腻不畅，灼肛下痢，矢气恶臭，小便黄赤。

肝胆：肝经湿热，则胁肋胀痛，口苦恶心，腹胀便秘，小便黄短，皮肤黄染，带下黄臭，睾丸肿痛，外阴瘙痒；胆郁痰扰，则头晕目眩，口苦恶心，虚烦不眠，易惊恐，胸闷太息。

肾膀胱：肾虚湿蕴，则腰膝酸软，面浮腿肿，尿少或失禁；膀胱湿热，则尿频尿急，尿痛尿热，或小便困难，或排尿中断，尿色混浊，尿血或结石，伴腰部绞痛。

其他部位：湿在肌肤，则肌肤水肿，无汗，身体沉重疼痛，湿疹皮癣；寒湿在关节，则关节疼痛，遇暖缓解，肢体沉重；湿热在关节，则关节红肿疼痛，得凉可缓，肢体沉重；风寒湿在关节，则关节串痛，遇暖缓解，肢体沉重；湿停胸膈，则胸闷咳喘，不得平卧，其形如肿；湿注经络筋骨，则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或半身不遂，或阴疽流注；湿在冲任，则体胖，月经后错或闭经，经血色淡量减，白带稀多，身重懒动，晨起痰多，屡发月经不调、带下症、不孕症等；顽痰郁结不散，则发痰核、瘰疬、瘿瘤、流痰；痰饮上扰清阳，则眩晕神倦，嗜睡，头晕，脱发；痰湿在血，则发脑梗死、心肌梗死、血栓性静脉炎等。

在湿证的治疗中，宗修英先生有“虚则二陈、实亦二陈”之义，方药常以茯苓、半夏、陈皮为君。所谓虚，为肺、脾、肾、膀胱、三焦的功能失调，脏腑之气血不足，运化水湿、温化水湿等功能受损。所谓实，为脏腑功能失调后，水湿内停，痰湿阻滞气血，脉络不通，即虚实相互为患。

宗修英先生解释其中之内涵：治疗痰湿的方药很多，经归纳亦不过几法，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半夏、陈皮性温而燥；“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津液亦随之而顺矣”，陈皮理气；“治湿当利小便，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茯苓淡渗，俾湿无所聚；“脾为生痰之源”，陈皮、茯苓健脾补虚以绝生痰之源，正符合“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之旨。药仅三味，治湿原则俱在，虚实皆可用，寒热加减用，使二陈汤更加丰满充实，配合五苓散、苓桂术甘汤、真武汤及八正散、三仁汤、导赤散等方化裁，施以清利、芳化、淡渗、苦燥、温化、涤逐、提壶揭盖等法，形成加减二陈汤系列，灵活多变，每取著效。

温化——非温不化：如苓桂术甘汤、真武汤、实脾散、三子养亲汤。

淡渗——淡渗利湿：五苓散、猪苓汤、防己黄芪汤、茯苓、白术、猪苓、薏苡仁、泽泻、通草、赤小豆、玉米须。

清利——清热利湿：八正散、二妙丸、三仁汤、小陷胸汤、滑石、木通、竹叶、萆薢、防己、绿豆、茵陈、冬瓜子、瞿麦、滚痰丸、石韦、金钱草。

苦燥——苦温燥湿：平胃散、藿香正气散、苍术、半夏、橘红、萹蓄。

芳化——芳香化湿：藿香、佩兰、白芷。

涤逐——涤痰逐水：车前子、甘遂、芫花、大戟。

宣降（提壶揭盖）——宣发肃降：杏仁、瓜蒌、炙麻黄。

祛风胜湿——羌活胜湿汤、独活寄生汤。

治风化痰——半夏白术天麻汤、定痫丸、止嗽散。

宗修英先生认为在此基础上自制“祛湿丸”系列四种，应用于临床，收到满意效果。

宗修英先生在治疗手足皮肤皲裂时，注重内因，表病治里，提出“真湿假燥”论，施以健脾化湿，宣发肺气，独具匠心。如他治疗患者魏某，症见手裂二十多年，皮肤增厚粗糙，手指不敢屈伸用力，动则迸裂流血，疼痛难忍，每于夏季加重。曾多处求治无效，已丧失治疗信心并提前退休。宗修英先生详辨病证后，依上法处之，患者加减服用四十余剂，皮肤干裂粗糙转为薄软润泽，未再反复。

宗修英先生临证，常谈及“痰血学说”，并指导临床辨证用药，尤其在内、外、妇、神经等科中有着广泛指导意义。宗修英先生针对临证中胸痹、月经不调、不孕症、痹证、中风、肥胖症、失眠、肿瘤、血液病、眩晕、癥瘕积聚，及各种怪异证候，常以“痰血相关”辨析病因。他认为，痰和瘀血既是某些疾病的病理产物，反过来又是新的致病因素。临床见症中，痰、瘀血两者常相互为患，使病势增重，病情复杂，病状怪异，甚至出现病危之态。部分患者西医检查又无阳性体征。宗修英先生认为将“痰湿作祟”理论扩至血分，形成痰阻脉络、血行不利之“痰血痹”，用化痰活血通痹之品（二陈合桃红四物汤加白芥子、泽兰、浙贝母、水蛭等）治疗，效如桴鼓。

四、师承家学治血，调补脾肾有方

宗修英先生自幼跟随祖父、父亲左右，研读医籍，熟知医理药性，师承家训，又融诸家之特长。在北京中医医院工作期间，他随父亲宗维新在血液病组专攻再障、血小板减少、白血病等疑难病，对此类疾病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研究，结合民间验方与多年经验制作了“生血散”。调至北京友谊医院后，他与血液内科配合，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血液病，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均取得稳定病情、逐步改善血象的效果；同时对血小板增多症与真红细胞增多症、过敏性紫癜等均收到满意效果。宗修英先生认为所拟“潜阳止血丸”对阴虚阳亢引起的各种出血起到一定作用，使众多血液病患者重新树立了生存的信心。

宗修英先生治疗血液病，多从脾肾立论。他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司统摄之职；肾为先天之本，化精为血，两脏相合，互为滋补，故虚证多从脾肾入手。但宗修英先生也常让学生注意以下几点：

1.补益之中切忌滞腻。养血滋阴、填精补髓和血肉有情之品，多有滋腻碍脾之弊，故需加用开胃药醒脾防滞以助化源。

2.补益之中勿忘祛邪。宗修英先生特别提出，血液病多以虚实夹杂为多见，纯虚者有之，纯实者极少，在出血症中尤为多见。宗修英先生认为，出血久而不止者，除气虚不摄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实邪，如瘀血、痰阻、热灼等，若仅用益气止血药犹如囤土以治水，血反大下，新血不能循经，只能妄行泛滥。“气尚存而剧补，犹如关门逐贼；瘀血未除而峻补，亦属助纣为虐。”故宗修英先生认为在养血益气之中常配合清热凉血、行气理血、活血化瘀、祛湿化痰、温阳散寒等品，达到补不恋邪、攻不伤正之功效。如他治疗患者韩某，症见近一年月经量多，经久不止，色黑有块，腰腹作痛。此次行经两月，崩漏并见，量多惊人，血红蛋白下降，服用各种止血药，注射止血针后，血反大下，来院就诊。宗修英先生开具加味胶红饮（当归、阿胶、红花、冬瓜仁、地榆、白头翁），一剂应，两剂止。宗修英先生对学生讲解，红花用量27g，病人出血量大，多不敢用，殊不知患者之出血乃由瘀血所致，血不循经而外溢，见血止血只增其势，只有活血止血，方可药到病除。

3.补益之中加辨病。宗修英先生治疗血液病，很少固定处方模式，用药广泛。然而细心观察，不难悟出宗修英先生治血，详辨虚实寒热，立法针对性强，用药配伍合理，一方之中含几法，一法之中融几方。宗修英先生认为也常加经验用药，如血小板减少多加连翘、仙鹤草、水牛角、花蕊石等，真红细胞增多症、白细胞增多症或血小板增多症多加青黛、马鞭草、茜草等，屡收特效。如他治疗患者续某，症见血9小板减少，最低只有2×10/L，用激素治疗无效，劝其出院。宗修英先生会诊后，辨为脾虚失运，化生无权。辨证论治，益气健脾（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辨病论治，经验用药（连翘、水牛角、9仙鹤草、阿胶），加减服用。三诊后血小板已升至10×10/L，后服中药巩固，每周1～2剂，血象维持正常。

五、兼通内外妇儿，用药轻重分明

1975年宗修英先生调至北京友谊医院，在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工作，可诊治内外妇儿各科病人，由此更加拓宽了宗修英先生之医路。“病种分科属，性质不分家”。在繁忙的临床实践中宗修英先生注重整体观念，治病求因，遣方用药，轻重分明，根据多科疾病的特点和性质，辨证施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形成了他自己的医疗风格和用药特点。

宗修英先生讲：药之多少，视病而论。轻证，可小方轻剂，药少而精，药到病解；体壮而病单势重者，可小方重剂，直捣病所；病杂而势重者，必大方重剂群起而攻之；若病杂而体虚者，大方缓剂以调补之。病轻药重，则如攻伐太过，病重药轻，犹如隔靴搔痒。宗修英认为不能完全强调方小药精，也应学会大兵团作战，用药如用兵，既有“出奇制胜”，也有“十面埋伏”。宗修英先生常根据病情，或处以寥寥数味之小方，或处以洋洋大观之复方，从不拘泥药味之多寡，不偏用药性之寒温，而是以中病有效为准则，用药丝丝入扣，恰到好处，故每每收效。

宗修英先生临证，对舌诊尤为注重。病案记录中对舌之上下，舌质、苔、色、态等描写最详。他常对学生说：“辨舌验齿乃温热病之重要依据，早已遍为人知。其实无论外感和内伤，辨舌断病都有重要意义，舌为心之苗，心系连五脏，洞察脏腑，不亚于面色。”

就脾虚之舌胖而言，伴齿痕苔白滑者，患者虽无脘腹之苦，宗修英先生也嘱其忌生冷以护脾阳；伴色暗者，多以益气行血；伴色淡暗者，多以益气养血行血。宗修英先生强调：症有真假，舌不欺人。虽有“苔白不全是寒而苔黄不一定是热”之说，详细辨认，透过现象看本质，自可一目了然。宗修英先生认为舌诊之微小变化，既可辨认疾病的吉凶进退，又可指导立法选方之主旨，因此临床中亦有“舍症从舌”之例。如一老者，大便素秘，非服牛黄、川军之剂不下，多日不解，即坐立不宁、卧不安席。宗修英先生诊脉望舌，见其舌胖齿痕，苔白润，诊为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嘱其停服硝黄之味，改用健脾之剂，方用生白术、木瓜、炙甘草，药后便畅神怡。医案发热

发热是临床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由于它的致病原因不同，所以临床见症也各有区别。中医学认为发热可分为外感发热与内伤发热两大类，需辨证施治。

宗修英先生认为外感发热病，既名外感，则均有明显的外邪束表之征，在治疗上应根据“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的原则，给以发汗解表。有的病程虽达数月之久，但临床见症还具备风中太阳之征，则仍可应用葛根汤、桂枝汤等解表剂，即所谓“有是证者用是药”。但因患者内在条件不同，所以除有表证需用汗法外，还应根据其不同见症结合起来处理。如太少并病，初诊时若已见大便量少，治疗时应按先表后里的原则施治，待表邪渐解，里证突出，则当表里兼顾。此时如不顾里，将会导致潮热、汗出、谵语的证候出现。即所谓“汗不厌早，下不厌迟”的意思，应与“急下存阴”的治则相区别。

在外感发热治疗中，宗修英先生强调临床细辨风寒、风热、暑湿之分。在热退之后，结合患者具体情况（体质、余邪等）进行的善后处理，是需要详加斟酌的。如毒热炽盛，伤及气阴，则应予益气养阴促其速愈；如高热日久得解，而营卫失和依然存在，稍一不慎，微被风寒，极易重感，则宜采用建中之法，冀其阴阳协调，自能抗邪。总之，善后处理妥当与否，关系到恢复的迟速，也须予以重视。此外，采取中药、西药并用的方法，也可收到较好的疗效。因此对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发热病，值得在临床中进一步探讨。

病毒性感冒

患者于1979年就诊。发烧已29天，白天体温经常在38℃～39℃，夜间多在39℃～40℃，至凌晨热势渐退，多汗，汗后恶风寒，口干不欲饮，心烦口苦，纳少无味，大便量少，每天自服缓泄剂，脉象弦数，舌苔白厚少津。经某医院按病毒性感冒治疗无效，后又诊为发烧待查。

辨证：风寒未解，邪入少阳。

立法：调营卫，和少阳。处方：

桂枝3g　白芍9g　甘草4.5g　柴胡12g

酒黄芩9g　法半夏6g　生姜4片 大枣5个2剂

二诊：服药后上午体温37℃，夜间39℃，先发冷后发烧，有汗，心烦胆怯，夜不得眠，口干不思饮，纳食不佳，大便不畅，脉浮稍数，舌尖红，苔淡黄，舌根厚稍腻。

辨证：表证未解，化热入里。

立法：表里双解法。处方：

半夏12g　柴胡12g　黄芩9g　桂枝3g

白芍9g　枳实12g　大黄（另泡兑）9g

生姜3片 大枣5个2剂

三诊：服药后白天已不发烧，夜间体温在38℃左右，有汗畏风，胃脘堵闷，大便干燥，口干不多饮，仍有胆怯。

辨证：表邪残留，阳明热结。

立法：表里双解法。处方：

大黄（另泡兑）6g　芒硝（冲）4.5g　甘草3g　焦三仙30g

柴胡9g　桂枝4.5g　白芍9g　黄芩9g

生姜3片 大枣5个3剂

服药后热退而愈。

按：本例发烧时间较长，温度较高，初诊时因发热汗出恶风，是外感风寒、营卫失和的症状，又兼见心烦口苦、不思饮食，乃邪入少阳的征象，故按太少并病的治法，予以柴胡桂枝汤加减。服药后表热渐解，而热向里，故见舌尖红，舌根苔黄厚腻，且患者前又自服缓泄剂，易引邪入里，所以治以表里双解，方用桂枝汤合大柴胡汤加减。服药后表证尚未退尽，营卫未和，阳明腑实证较为明显，这时应以治里实热为主，兼顾表邪，故用调胃承气汤合柴胡桂枝汤加减调理。

小儿感冒

患者于1979年就诊。发烧已6天，一周前两眼眵多，继之红肿，右眼较重，眼睑红肿难睁，体温增高，白天轻，入夜重，体温高达40℃，无汗，手足冷，喜饮水，食欲差。给服扑热息痛等则汗出热渐退，随后又升高。鼻塞涕清稀，有时涕黄而浓，咳嗽痰不多，大便不畅，因服紫雪散而变稀，口唇舌色红，舌苔少，咽红，扁桃体有脓点，指纹紫，爪甲淡。

辨证：肝肺蕴热，复感风邪。

立法：清热疏风利咽。处方：

柴胡6g　酒黄芩3g　半夏3g　桑白皮6g

地骨皮3g　荆芥穗3g　鳖甲3g　牛蒡子6g

儿茶3g2剂

二诊：服药1剂，发烧即退，眼睑肿减轻，仍有咳嗽汗多。因患儿体虚，感冒反复发作，拟以滋阴固表兼以和中之法调理。处方：

沙参6g　麦冬4.5g　白术6g　陈皮3g

生黄芪6g　麦芽9g　防风1.5g　竹叶3g3剂

按：本例小儿反复感冒发烧，本次先有眼眵，眼睑红肿，随之高烧，咳嗽，是先有肝肺之内热，后再外感风邪而诱发。故用小柴胡汤以清肝，泻白散以清肺，牛蒡子、儿茶以利咽消肿，兼透外邪。方中采用鳖甲者，以患儿反复发热，虚实夹杂，又地骨皮、鳖甲、荆芥穗同用，亦取青蒿鳖甲汤之义。待热退之后，以沙参、麦冬、竹叶滋阴以清余热，以玉屏风散固表止汗，佐以和脾胃之白术、麦芽，以期正气恢复，减少复发。

猩红热

患者于1979年就诊。患者咽喉肿痛，吞咽困难，发烧至40℃已有4天。近2日全身皮肤出现红色细小密布点疹，以胸部与腋窝处为多，按之褪色。自觉身冷，体温仍在39℃～40℃，心烦急躁，口不渴，不思食，两耳轰鸣，便干尿黄，汗出热不退，神疲嗜睡，时有谵语，舌质红，苔黄厚，脉滑数，咽部红肿溃脓，口臭。经某医院确诊为猩红热，血常规检查示白细胞增高。

辨证：温邪内侵，入营动血。

立法：清热凉血解毒。处方：

赤芍12g　丹皮12g　生地24g　玄参15g

水牛角（冲）4.5g　竹叶9g　黄连3g　金银花24g

连翘15g　麦冬9g　板蓝根30g　知母9g

大青叶15g3剂

二诊：服药后发热已退，皮肤红疹消失，剥落皮屑，咽部尚觉干痛，但不碍吞咽，腘、肘窝处酸疼，盗汗，纳食尚可，不欲多饮，便干尿黄，脉象滑缓，舌苔薄白，舌质稍嫩。

辨证：毒热已解，阴分未复。

立法：养阴之法。处方：

沙参15g　麦冬9g　芦根15g　地骨皮9g

生甘草4.5g　五味子3g　生麦芽15g　连翘12g4剂

药后症除，一周后检查血、尿常规均正常。

按：本证系一猩红热患者，辨证属外感温疫毒邪，邪热入营之候，亦即所谓“烂喉丹痧”之症。其疹系由毒热之邪侵入血分而外迫肌肤所致，即所谓“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此与风温夹毒之麻疹，和感受风毒之风疹不同。麻疹、风疹乃病在肺卫，当用表散之法，而毒热入营，自当凉血解毒，所以用犀角地黄汤、清营汤加减调治。药后邪热得解，营血自安，所以热退疹消。但高热伤阴，急当复其阴液，故用生脉散化裁以救其阴液，病得痊愈。

嚼肌蜂窝织炎

患者于1979年就诊。20天前，前右下第2臼齿因龋齿发炎，龈部红肿发烧。1周后全身发冷发烧，出汗，最高体温达39℃～40℃。在基层医院曾使用大量抗生素，发烧加剧，转来我院住院治疗。经检查体温38.3℃，血压正常，心率10次/分钟，右嚼肌呈弥漫性肿胀，局部皮肤潮热，口仅能张大0.5cm，诊为嚼肌蜂窝织炎。给予抗生素治疗。2日后局部肿胀明显局限，波动不明显，颌下淋巴结肿大，改用红霉素治疗，并行穿刺未见脓汁，体温又增至39.4℃。继续使用红霉素治疗。

现症：患者恶寒发热，耳鸣耳聋，左偏头痛，口不能张，不能咀嚼，饥不欲食，恶闻油荤，已2天未进食，口苦咽干，汗出量多，口臭喜冷饮，大便多日未解，小便色黄，脉象弦细数，舌质嫩红，苔少。

辨证：阳明、少阳合病，高热伤阴。

立法：清热和解，佐以养阴。处方：

柴胡9g　酒黄芩12g　半夏9g　生石膏24g

知母12g　粳米15g　玄参15g　麦冬9g

白芷15g　甘草4.5g3剂

二诊：药后高热已退，中午稍有低热，口能张开，局部肿硬也轻，颌下肿大的淋巴结已消，牙痛阵阵，舌麻木口苦干，易出汗，喜饮水，能进半流食，大便已行，尿已不黄，舌质嫩红无苔，脉象左沉细，右沉滑。

辨证：毒热大减，阴伤未复。

立法：清解滋阴。处方：

连翘18g　玄参15g　夏枯草15g　贝母9g

知母12g　白芷15g　牛膝9g　柴胡9g

生甘草6g4剂

药后热退肿消，痊愈出院。

按：本例系一嚼肌蜂窝织炎患者。炎症部位，位于肝胆经，所出现症状亦系小柴胡汤证。又因牙龈系阳明经所属，症见大热、大渴、大汗等，亦系热在阳明气分，故诊为阳明、少阳合病。脉细数，舌红苔少，又属久热伤阴之象，故用小柴胡汤、白虎汤以和解少阳和清阳明实热，再加玄参、麦冬以救其阴液，而加入白芷者，取其引入阳明，又能止头痛而消肿之意。药后热退肿减，故将清实热之品减少，而增入散结滋阴之品遂获痊愈。

阑尾炎

患者于1979年就诊。1个月前，右少腹作痛，伴有低烧。几天后，恶寒高热，体温达39.6℃～40℃，左下腹阵痛，曾昏厥抽搐2次，经某医院诊为阑尾炎、癔病发作。曾用青霉素、退热剂和镇静剂，高烧已退，腹痛亦止，但低烧持续25天，遂来我科治疗。

现症：午后低烧（37.5℃～38℃），头昏且晕，口苦恶心，不思饮食，食后脘胀，胸闷太息，身疲欲卧，行路需人扶持，睡眠盗汗，咳嗽痰少，大便黏滞不爽，尿黄，脉象濡滑，舌质淡红，苔黄厚稍腻。

辨证：湿热蕴郁，弥漫三焦。

立法：化湿清热，通利三焦。处方：

藿香9g　佩兰9g　半夏12g　竹茹9g

冬瓜仁9g　薏苡仁15g　白豆蔻6g　厚朴9g

通草4.5g　滑石18g　竹叶6g3剂

二诊：服药后体温降为37.2℃，纳食仍少，未见恶心，食后未见痞胀，尚感气短头晕，时有燥热汗出，咳嗽已止，二便正常，脉象滑细，舌苔淡黄而腻。

辨证：中气不足，湿邪困扰。

立法：益气化湿和中。处方：

藿香9g　佩兰叶9g　薏苡仁15g　冬瓜仁12g

白豆蔻6g　沙参15g　滑石18g　白术9g

半夏曲9g　竹叶3g4剂

药后低热已退，稍感头沉乏力，纳食欠佳，给以清化和中益气之剂收功。

按：本例系一湿热之证，湿浊弥漫，遍及三焦，故全身症状无一不是湿热蕴郁所致，治以三仁汤法，加入芳香化浊之藿香、佩兰，所以收到热退湿轻的效果。但湿性黏滞缠绵，清除较迟，故二诊仍以化湿和中之法去其未净之湿。病已经月，正气被耗，稍加白术、沙参之属以扶其正，服后热退正安。

外伤后发热

患者于1979年就诊。3个月前右腿曾受外伤，不久发现咽部不适，继之发热。在外地按感冒治疗，使用解热剂和多种抗生素，发烧一直未退。后用氯霉素体温暂退，但右腿外侧肌肉疼痛不止，按之痛剧，下肢发凉，热敷痛减。经骨科、神经科检查未见异常。热退几天，复发高烧，遂来京治疗。

现症：体温38.2℃，面色、肌肤发黄，汗出量多，恶风项强，不思纳谷，右腿疼不可近，屈伸困难，大便正常，小便不利，脉象浮紧，舌质淡暗，舌苔灰褐而干，舌下静脉有瘀象。辅助检查示血沉52mm/h，血红蛋白9g/L。西医诊为发热待查。

辨证：外感风寒，邪客经脉。

立法：散寒解表，温通经脉。处方：

桂枝6g　白芍6g　麻黄3g　葛根12g

甘草6g　独活15g　牛膝15g　生姜3片

大枣5个3剂

二诊：发热已退，腿疼减轻，已能屈伸，按之虽痛，尚可忍耐。但觉心慌纳呆，脘腹胀闷，出汗较多，稍感恶风。大便溏泄，口渴能饮，两踝作肿，尿量少，面色萎黄，且稍浮肿，舌淡而暗，苔灰少津，舌下脉青紫，脉象沉缓。血常规检查示血红蛋白为8g/L。

辨证：风寒已解，脾胃虚衰。

立法：健脾温中。处方：

桂枝6g　白芍15g　甘草6g　干姜6g

黄芪24g　白术15g　半夏15g　大枣6个7剂

按：本例发烧虽久，但临床见症为发热汗出恶风，项强腿疼，脉浮紧等，仍属风寒之邪久羁太阳经脉，所以用葛根汤加入疏风通痹之品，达到药后热退之效。二诊时发烧已退，但稍恶风寒。此时之畏风寒，不可诊为表证，因其脉沉缓，当以脾虚胃弱，卫阳式微论治。如再拘泥“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的说法，再予解表，势必导致亡阳，故用小建中汤加减以扶其脾阳，也是“实人病表发其汗，虚人病表建其中”的意思。（李宝金、李杨帆）

脑病

内科脑病之共同特点为神经系统症状，严重者如表情呆滞、昏愦、谵妄、失眠抽搐、昏不识人等。中医学认为以上诸症，是涉及心肝两经之证候。因心主藏神，心主神志，肝主谋虑，“人卧血归于肝”，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说明神经系统之部分症状与心肝所主之病理变化有关。

宗修英先生认为痰是脑病的主要病因之一。痰本是体液经灼炼而成，贮于体内，而成病因之一。它可随气升降于体内，也可沿脉络而达于表里。故痰之为病，可见于脏腑、经络，也可见于四肢百骸，无处不到，既可扰及神明，又可痰热生风。不分男女，不论强弱，均可因之而为病。且痰为病，有缓慢发病者，有卒然而生者，有一医即瘥者，有缠绵难愈者。而其病态万千，难以具述，故有“急病多属火，怪病多属痰”之说。故宗修英先生以痰证论治脑病每获良效。

痰证之症状莫衷一是，其在临床何以鉴别？盖痰之成因，为水液所化，其性属阴，待其与热合邪，或郁久化热，而成热痰，方为阳邪，蛛丝马迹是有规可循的。如口干不欲饮，纳少不甘，痰黏不爽，口流涎水，喉中痰鸣，昏愦嗜睡，头昏脑胀，心中悸动，口吐白沫，便黏如涕，脉象滑或弦滑，舌体胖或淡嫩，苔白厚腻等，均属痰湿之阴证。而抽搐痉挛，烦急躁动，胡言乱语，便秘口苦，舌红苔黄厚腻，脉滑数或弦滑数等，乃属痰已化热之阳证。

宗修英先生指出，脑病证有虚实之分，病有新久之别。在治疗上，主要是祛痰，并治由痰所扰之心肝二经，如清热息风（或养肝息风），化痰开窍等。纯实证用清热化痰息风之剂以祛邪，邪祛正自安；而正虚邪实之证，则治法有所不同。

中药里祛痰药物甚多，宗修英先生认为根据不同辨证选用相应的祛痰药物，如燥湿化痰的半夏、陈皮、橘红；清热化痰的竹沥水、胆南星、竹茹、天竺黄、瓜蒌；下气降痰的莱菔子、枳实、枳壳；开窍化痰的菖蒲；安神化痰的远志；息风化痰的僵蚕等。

脑炎

1977年9月9日患者出现发现头晕、目呆、手足抽搐、不省人事，无尿失禁。经急救后苏醒，不记往事。一周后又发作一次，某医院检查否定精神分裂症。以后因反复发作，并有胡言乱语，咬破舌头，送某医院急诊。检查：体温36.4℃，血压16～130/110～90mmHg。脑电图为广泛重度异常，四肢可动，左腹壁反射弱，病理征（–），有时拒绝检查。朦胧嗜睡，答非所问，遂留院观察。

观察共9天，每天均有频繁发作，如强直、躁动、抽搐、呼喊等每次约3～3分钟。其表现为阵发性多种表现，如牙紧咬舌，面色青紫，触动病人则咬舌加剧，呼吸抑制。双瞳孔等大、等圆4mm，光2反应（++）。腰穿：脑脊液为无色透明，压力166mmHO，检查细胞66计数为28×10/L，白细胞4×10/L。头颅X线检查：蛛网膜颗粒压迹。

入院后最初疑为癫痫，给予抗癫痫治疗，兼用大量镇静剂后又考虑为脑炎、囊虫待除外。按脑炎治疗，并加服中药通脉汤加大青叶、板蓝根，一直无效，于10月27日请宗修英先生诊治。

现症：憋气啮牙，呼叫不识人，多言无伦次，抽搐频频，彻夜不眠，近20天加剧。发作时力强难挽，汗出遗尿，入夜为甚。平时手足时有颤抖拘急，神识昏愦，喉中痰鸣，目瞑不眠，给予强烈镇静剂无效。服泄剂，排出一黑球便，缓解时强进饮食，脉象弦滑数，重取寸关力弱尺强，舌质淡嫩，苔白浮。

辨证：肝郁夹痰，化热扰神，日久伤阴。

治法：清心开窍，化痰柔肝。处方：

菖蒲15g　郁金9g　半夏12g　莲子心4.5g

当归6g　白芍12g　龟板18g　生牡蛎（先煎）30g

枳壳12g　炒莱菔子30g　熟军12g　黄连面（分冲）2.4g3剂

二诊：药后大便已行，黄黏，日行2～3次，拘急瘛疭不著，未见呼喊，汗少痰减，今已能睡，扶起坐食，知开口能咽，偶有谵语妄言，语言清晰，脉弦滑，右脉重取无力，脉较前柔和，舌边淡嫩少津，苔白干。

辨证：痰湿未清，阴精未复。

治法：化痰开窍，滋阴柔肝。处方：

菖蒲12g　郁金9g　半夏9g　当归12g

白芍12g　生地18g　玄参15g　枳实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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