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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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思想理念，不仅上升到理论层面，同时也上升到学科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巨大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于2016年4月8日到12日举办了“政治经济学大讲堂”第二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级研修班。张宇、吴宣恭、周新城、邱海平、杨瑞龙、张占斌、楚序平、黄泰岩、郭庆旺、简新华、吴晓求、张宇燕、林岗、刘伟等十四位老师分别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历史贡献”、“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实现途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与财政政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大国经济与大国金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几个问题”、“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任务和原则”等十四个主题，带来了十四堂精彩的课程，来自全国的二百余名学员参加了本期高级研修班的学习。本期研修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在以上讲课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卫兴华、洪银兴、顾海良、荣兆梓、王立胜等专家学者参与了相关内容的撰写。在此，我们对各位专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深表谢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只有坚持服务国家，立足民族，立足解决中国的问题，把中国的问题解释清楚了，我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和欣赏。在这个方面，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我们最重要、最具原创性和时代性的理论成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经济思想。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理论成果。刘伟第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张宇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多次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论述，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范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在学理性和系统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同时，这种研究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从上述认识出发，可以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这种研究要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
问题在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构成了独立稳定的经济形态，是否具有自身特殊的运动规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发展，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和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也就失去了其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事实是怎样的呢？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稳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了，确立了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既区别于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又区别于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构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形态。在此基础上，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和丰厚的土壤，创造了事实根据和客观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有差别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则是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指导。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要求更加突出生产力的发展，并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因此，重视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认识。例如，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从生产关系的层次看，可以分为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等等。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体现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于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政府职能；关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贸易、投资和价格；关于总供给、总需求、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于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等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一切现象，但这些经济现象归根结底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揭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源与流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它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离开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然而，实际的情况要比上述一般道理复杂得多。
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相对来说还不长，还不够成熟，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对于什么是一般、什么是特殊以及什么是共性、什么是个性的认识，人们并不是很清楚、很一致。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比如，在经典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经济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以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不再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画等号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由此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个事实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还不是十分了解，认识还不能说是系统完整的，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
另一方面，就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马克思《资本论》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但是，他所阐述的理论主要是用英国作为典型例证的。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处于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抽象化阶段，而不是从一般到特殊的具体化阶段。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殊形态，把握特殊规律，然后才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
从实际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巨大挫折，中国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形态，因此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反映规律的理论成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企业治理的理论等，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个任务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日益丰富、体系更加完善的需要。
一门成熟的科学，必须经过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现为一整套相互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确立自己的核心范畴和逻辑线索，并能够经受逻辑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而被广泛学习、普及、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自然也不例外，也需要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取得进展。
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要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中心，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红线，应当以此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有的学者提出，应当从分析社会产品出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具体。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起点问题，有的主张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始，有的主张从社会产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商品开始，有的主张从劳动开始，有的主张从企业开始，有的主张从消费需要开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问题，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的主张是经济效益，有的主张是经济利益，有的主张是剩余劳动规律，有的主张是必要价值规律，等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有的主张是净产品，有的主张是奖金，有的主张是V＋M，有的主张是自主劳动，等等。[1]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在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以下几种代表性体系：
一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从社会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这种思路在改革初期比较流行。[2]
二是按照给定体制下的经济运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以及人的地位三个层次来阐述的理论体系。[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结合，按照本质、运行、发展的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的理论体系。其中本质层次包括了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运行层次又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4]
四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来阐述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球化与对外开放、政府职能与政府调节等。[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可以说是比较公认的：（1）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2）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即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3）理论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4）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5）基本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等。注释
[1] 参见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和展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
[2] 参见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3] 参加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 参见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 参见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0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杨承训编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这种深化和发展是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的：
一是从目的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3]。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
二是从基本制度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其主要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说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
三是从属性或要求的角度深化和创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用“自由王国”、“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来概括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提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重要论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完善。
上述三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概括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三个方面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离开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得以产生的客观基础，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属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中，我们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历史和现实中出现的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许多片面的和不正确的认识，都与不能正确理解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有关，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目的认识不够。改革开放前经常出现的一种错误就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目的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粹性，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样就把制度当作了目的，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即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被忽视了，因此，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够。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提供了保障。但是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本质属性、这些本质属性是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的、如何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得以实现等问题，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理论上的薄弱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基本制度的不完善和不成熟。
三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认识不够。近年来理论界流行着这样一种片面认识，这种认识脱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来抽象地谈论公平、正义、和谐、民主等原则，甚至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当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公平，就是正义，就是和谐，就是民主，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和要求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混为一谈了，其结果就是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蜕化成了空洞的口号和道德的说教。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贯反对空谈公平与正义，反对把社会主义当作平等的王国，并把是从客观的事实和规律出发还是从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出发当作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建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目的、制度和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 《斯大林选集》，下卷，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3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4]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以及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七条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农村，实行以土地集体所有、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包括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三，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在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弄清的，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主要是从所有权的归属的角度来认识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这些关系、过程和行为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就国有经济来说，它是什么性质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国有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更好地发挥出它的制度优势。
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社会化的性质以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
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到底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复杂的问题，比如，对于公有资产的现有的各种统计都是以资产的市场价值为前提，对于没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公有资产，如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城镇国有土地、矿藏等资源的价值，就很难加以统计。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理论上也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索的问题。目前人们对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描述，使用了控制力、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以及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一系列具体概念，但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本质内涵。
还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施的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早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市场竞争、全球化、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措施的保障而单纯依靠市场自发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就有可能落空。而建立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保障机制，关键是要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控主体，由其负责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督促基本经济制度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的落实，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但是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所有制结构调控体系。六、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生产。二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
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允许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二是改变计划经济中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注重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关于收入分配的上述理论既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适应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
比如，在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中，按劳分配为主的含义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参与按劳分配的社会成员在全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指按劳分配原则的适用范围的大小，抑或指其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中的“劳”以什么为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从一般的理解来看，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因此，与这种主体所有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即按劳分配自然在多种分配方式中也占主体地位。但是，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往往被忽略了，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不必然带来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由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有机构成远远高于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公有资产占优势并不必然导致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也在社会总劳动中占优势，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在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因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加以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持续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十分突出。
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存在着市场垄断。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贫富差距就会缩小。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腐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少数行业高薪、税收制度不健全等，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全面的治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固然对收入差距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分析贫富差距，绕不开所有制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会产生分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
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是要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问题：
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或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门复杂劳动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简单劳动的收入，城镇居民的生活费用高于农民居民的生活费用。同时，也与现实中存在的行业垄断、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这类收入差距体现了按劳分配的要求，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则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调节。
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的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人们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这类收入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如果没有有效的调节，则必然会导致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不断积累和增大，另一极则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关系的根本因素。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劳动收入，而只能是财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调节的力度，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但初次分配体制和财产关系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义，这就是：坚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保障劳动的基本权益，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普遍较快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此外，还要构建能有效拉近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加大对财产性收益和资源利用的税收调节，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十四大以来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有过明确的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1]，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2]“‘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3]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了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优势呢？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把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是无差别、无条件的结合，而是“对立统一”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以分工和等量劳动相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天然具有商品关系的属性，从这个方面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由社会按照社会的需要计划组织生产，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具有超越市场经济的直接社会性。商品性与非商品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公有制的内在属性，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看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对立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过早地压制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性，许多人往往只看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的一面，而忽视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有意无意地削弱和淡化社会主义制度特殊的目标、价值和要求，从而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己特殊的制度规定性，如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这些特殊的制度规定既不能脱离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脱离了市场经济，就会压抑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完全依赖市场经济，则会使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形成，但仍不成熟、不完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那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城乡体制分割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局部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136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 同上书，203页。
[4]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八、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
一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不过，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包括法律体系、竞争规则、宏观环境、社会保障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善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存在局部失灵问题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弥补市场失灵和克服市场缺陷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二是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深厚而独特，科技和工业水平相对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经济体制长期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探索的历史过程之中。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市场经济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它们的规模、结构、运行方式和体制机制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三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一定社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在这样的根基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明确概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来讲，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计划统筹。政府从社会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统筹兼顾各方面的重大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运行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宏观调节。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社会供求的矛盾运动进行调控，以实现社会供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基本平衡，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3）市场监管。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正常的市场环境。（4）制度创建。政府通过自觉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公共服务。政府通过提供非营利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弥补市场失灵。（6）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7）国有资产管理。政府作为国有经济的所有者，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监管，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促进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例如，对国家资源如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应用。（8）收入分配调节。政府对收入分配过程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保障效率和公平的统一。（9）推进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政府的上述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方面。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则需要强调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党政有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绝不能受“小政府大市场”等新自由主义错误主张的误导。九、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发展。因此，如何把经济全球化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一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强调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配置，造福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我们应当选择并推进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三是实施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将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的危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金融的剧烈动荡，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结算、支付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获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二是发达国家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四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它们自己则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被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概括地说，依附性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关键性部门被外资控制；生产技术主要依靠模仿，购买外国专利或设备，自主的核心技术缺乏；被动融入国际分工，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出口，局限于低层次的产业；金融体系依附或受控于外国，资本积累的能力低下；政策缺乏自主性，政策制定受制于他国，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
与此相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性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则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在对外开放中切实保障维护国家的利益；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主确定货币金融政策，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致力于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发挥国内市场广阔的优势，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把引进外资与提升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将逐步趋向平衡，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正在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在此新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概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后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现的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碍资本前进的障碍，使资本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保证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由此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基本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全球化而反对独立自主，崇尚市场效率而反对社会公平，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崇尚无条件开放而反对独立自主。显然，这样的价值倾向和政策主张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自觉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属于制度层面的深层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只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数量和GDP的高低，而忽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收入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也明显扩大；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损害工人的合法权益；生产劣质假冒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一些干部大搞权钱交易，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腐败盛行，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都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空洞的口号，必须体现在制度上，落实在政策上，转化在行动上，具体来说包括：（1）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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