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一生的经典散文:落叶的季节,我不再孤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10 09: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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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庚石

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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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一生的经典散文:落叶的季节,我不再孤独

珍藏一生的经典散文:落叶的季节,我不再孤独试读:

前言

“读一部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一样,读名家名作就是和大师的心灵在晤谈。通过阅读本书,可以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文学视野,提高审美意识,触动写作灵感,陶冶思想情操,提升人生品位,徜徉经典,收获无限。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

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近数百篇中外最美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引领读者登堂入室,管中窥豹,领略中外散文的真貌,同时启迪心智,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鉴赏能力、人生品位。

生命如此精彩

车神舒马赫

车轮滚滚,飞驰呼啸。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简称F1)从1950年在英国举办以来,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50多年来,F1共举行了1000多场比赛,只有几十位车手曾经享有世界冠军的无上荣耀。而德国车手迈克尔·舒马赫以优异的技巧、过人的胆识与反应,不断挑战地表速度的极限,七度荣获F1的总冠军,成为生死时速中的天之骄子。从卡丁车起步

1969年1月3日,在德国赫尔斯·赫尔姆海姆小镇上,25岁的泥水匠兼烟囱修理工罗尔夫·舒马赫匆匆地向家里赶去。他的妻子伊莉莎白生了,还是个男孩!那时候,初为父母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刚出世的迈克尔·舒马赫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的光芒与荣耀。

舒马赫4岁那年,爸爸送给他一件礼物。这是一辆装载旧摩托车引擎的玩具车,它成了舒马赫的第一辆卡丁车。

舒马赫实在太喜欢卡丁车了,整天在家附近开着卡丁车闯荡,经常撞到树和电线杆上。妈妈担心地说:“孩子爱玩是天性,但如果撞上电线杆,摔断了腿,是要出大事的。”“好啦,别婆婆妈妈的,一个人要从小经得起风浪,迈克尔要玩就让他去卡丁车赛场玩,那里可没有电线杆。”父亲的话掷地有声。

于是还不到5岁的舒马赫就成了俱乐部中最年轻的成员。在6岁那年,他战胜了俱乐部中所有的年龄段和装备都超过他的车手,成为俱乐部冠军。1984年,他便获得了全国青少年卡丁车大赛的冠军。1985年,他再次夺得德国青少年卡丁车比赛的冠军和世界青少年卡丁车比赛的亚军。

他喜欢赛车的轰鸣,他喜欢赛场上追逐的那种感觉,只要他走进赛场,脑子里想的就是怎样冲在最前头,怎样战胜对手。

有一次,正当比赛进行到关键时刻,只听“啪”的一声,舒马赫赛车的换挡杆断了。这可急坏了舒马赫,因为按常规他只能退出比赛了。舒马赫皱皱眉头,一咬牙,就把手指伸进了换挡齿轮的侧面——用他的手指来当换挡杆!比赛结束后,教练见舒马赫的表情十分痛苦,便疑惑地问他怎么了,舒马赫死活不肯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把藏在背后的右手缩得更紧了。教练见到这情景,就把舒马赫的手拉出来,这一看可真让教练吃了一惊——此时舒马赫的手指已是血肉模糊,鲜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直到数月后舒马赫的手指才痊愈。追风少年征战F3

舒马赫并不满足于在卡丁车坛的称霸,他立志要向更高档次的赛车比赛进发。

由于舒马赫极其出色的表现,德国F3最出名车队WTS的经理威利·韦伯盯上了他。F3锦标赛几乎是业余赛车与职业赛车的衔接,更是通往F1之路的重要历程,能够拿到F3锦标赛的年度冠军,就表示他离F1越来越近了。如果能拿到F3澳门大奖赛的冠军,那么他进入F1的希望就更大了。

1989年,舒马赫进入了韦伯的WTS车队,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他在F3的征战。第一年的F3比赛,他获得第三名。1990年,他轻松地在F3比赛中提前夺冠。在澳门站大奖赛中,舒马赫遇到了他赛车生涯的劲敌——芬兰人哈基宁,他俩激烈角逐,最后哈基宁在试图超越舒马赫时撞到护墙上退出比赛,舒马赫获胜。我想把冠军献给塞纳

1991年,迈克尔·舒马赫加入F1后,进入乔丹车队,后转投贝纳通车队。尽管舒马赫拥有过人的天赋与技巧,但是在F1中,他所要学的还是有很多很多。

F1全年赛程16站,赛季为期7个月,车手跨越全球四大洲,横跨8个时区。从美丽的梦幻之都蒙特卡罗到静谧优雅的德国黑森林,从炎热的巴西到湿冷的英国,每一个赛道都有着不同的特质和时空背景。

舒马赫首战南非,拿到了第四名。次战墨西哥,他以第三名的身份第一次站到了领奖台上。

1992年赢得比利时大奖赛和1993年获得葡萄牙大奖赛冠军后,1994年舒马赫迎来了自己职业车手生涯的第一个高峰。

1994年3月27日,当年赛季在巴西揭开战幕。塞纳获得杆位,舒马赫就在他身后。发车后法拉利的阿莱西一度超过舒马赫,但仅仅一圈半之后就被舒马赫重新压在身后。第21圈舒马赫和塞纳同时进站,结果贝纳通车队发挥神奇效率,使舒马赫出站一举升至首位!第56圈塞纳冲出赛道,将胜利拱手交给舒马赫。

舒马赫从此一发不可收。第二站太平洋大奖赛中他又一次第二位发车,但第一弯就超过塞纳,后者随即被哈基宁撞出赛道。舒马赫一路奔驰,再下一城。

没有人相信一代车王塞纳会就此交出F1的权杖,但1994年5月1日圣马力诺赛道上的惨剧撕碎了全世界所有F1车迷的心魄的同时,也注定了舒马赫走向神坛的命运。紧跟在威廉姆斯赛车后面并目睹了事故全过程的舒马赫又一次站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一级,但全世界车迷永远无法忘记他那双忧郁甚至悲伤的眼睛,因为他和所有人都知道当时重伤送救的塞纳已基本上不可能再和他们在一起了。世界上最为惊险、刺激的运动从此失去了一位已和F1赛车融为一体的天才。

1994年舒马赫夺得了他F1生涯中的首个个人总冠军。在赛后的记者会上,舒马赫动情地说道:“我这个冠军是属于塞纳的,但是他不能来参加这最后的比赛,所以我想把这个冠军献给他。”

继续着上个赛季的胜利,1995年,舒马赫横扫千军,最后以102分,领先第二名希尔33分的优势再次获得年度总冠军。贝纳通车队终于可以庆幸自己当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舒马赫从乔丹车队挖过来是多么高明的一着棋。车祸挡不住冠军的心

当舒马赫决定1996赛季离开贝纳通车队,转投法拉利车队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舒马赫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法拉利车队虽然过去也曾辉煌过,但毕竟那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了。进入90年代以来,从法拉利车队的历史纪录来看,年轻车手在法拉利车队总是很难取得成功。27岁的舒马赫在F1赛车界也还算是年轻人,他能改写法拉利车队的历史吗?

而对于舒马赫来说,改写历史并不容易。首先,他就遭遇了一场车祸。

事故发生在1999年英国的银石赛道。赛车突然失去了控制而撞在了赛道边上的轮胎墙上,场上的观众们见到这种情形,都不约而同地尖叫起来——整个车体都翻转了过来,还冒着股股浓烟,赛车的零件撒落了一地,车子还在不断地滴着汽油!幸好,舒马赫伤势不算严重,只是右小腿两处骨折。

强壮的体魄在这次事件中救了舒马赫一命。据舒马赫自己说,他每天至少在训练中心骑40分钟的自行车,然后还要在山地上骑一个半小时。为了锻炼颈部与背部的肌肉,舒马赫还天天练习举重,他的颈部至少可以承受240公斤的重量。如果不是这些魔鬼般的强化训练,或许我们就再也见不到舒马赫了。

舒马赫坚信他是最棒的,在贝纳通如此,在法拉利也是如此。小腿中还打着钢钉的舒马赫在新世纪伊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2000年是“近三年来最好的夺冠机会”。

当年的比赛是舒马赫与哈基宁之争,到日本站时,两人的争夺几近白热化。从排位赛就不分上下,德国人以千分之九秒领先芬兰人抢得杆位。

可是正式比赛开始后,哈基宁用上了舒马赫的老招数——切线起步法,在比赛开始阶段就超越了舒马赫,至第27圈,哈基宁把自己的领先扩大到了4.8秒。眼看舒马赫就要输掉比赛了,忽然间赛场上飘起了小雨,哈基宁不得不放慢车速,舒马赫抓住机会,把差距缩减到了1.1秒。

最后决战还是上演于维修站。第39圈,舒马赫报告进站,法拉利维修站中的工作人员顿时都紧张起来,因为他们等会儿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到舒马赫能否为车队同时取得车手与车队总冠军。

进站,加油,换胎,这些动作在工作人员利落完美的配合下一气呵成。当工作人员示意舒马赫可以起步时,时间才过去了6秒。此时的哈基宁刚处在维修站出口前面的直道上,他显然意识到了舒马赫是想在出站口把他压制住,于是哈基宁开始加速,想让舒马赫的计划泡汤。可舒马赫已经从维修站驶出,很稳定地抢在哈基宁前面,首先进入了前面的弯道。

最终,舒马赫以多出5秒的绝对优势获得了该站比赛的冠军,这是法拉利车队21年来赢得的第一个F1车手年度总冠军,也是舒马赫本人第三次赢得年度车手总冠军。

2001年,已经稳获年度冠军的迈克尔·舒马赫没有放弃争夺,最后以1小时27分33秒298的成绩获得了当年最后一站的比赛冠军,这是他在当年的比赛中第9次获得胜利,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第53个分站的冠军,德国人以空前的总分123分结束了那个辉煌的赛季,这场胜利使得舒马赫的职业生涯总积分达到801分,刷新法国车手普罗斯特的原纪录。2002年、2003年、2004年,舒马赫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蝉联了年度总冠军,个人职业生涯总积分达到1174分。仁慈的冠军

迈克尔·舒马赫也许被很多人看作是赛道上一台无情的获胜机器,但是他在赛场外的行为证明了他是这项运动里一个最仁慈的绅士。

事实上,舒马赫早在他还未投身F1之前就开始热衷公益事业。他十几岁的时候,在获得了两场F3比赛胜利后,他将大约3.2万欧元的奖金都捐了出去。“当时高兴极了,那是我第一次口袋里面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提醒自己,我得为那些受苦的孩子们做点什么。”而德国人最津津乐道的是,1995年舒马赫捐献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2.7万欧元,那笔钱是他原本打算用来操办婚礼的。

进入F1之后,捐款几乎和赛车一样是舒马赫每年必做的功课。他帮助塞内加尔在首都达喀尔修建了一所学校,并帮助他们改良郊区的土地;他无私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经过战火洗礼后的萨拉热窝修建了一所医院,专门救治那些被无辜卷入战争的孩子;他还出钱在秘鲁首都利马修建了一座专门收留流浪儿的收容所。更令人称道的是,忙碌的舒马赫会亲自抽空到那些受难或贫困的地区看望那里的孩子。“那些孩子不知道他是谁,但法拉利车队每年都会收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寄来的贺卡,尤其是圣诞节期间,他们说‘想祝那个绿眼睛的叔叔节日快乐’。”这里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天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处理法拉利的所有信件。“如果你能在孩子们的生命中给予他们一个机会,你可能做了最有益于整个世界的事情。”舒马赫说。

2002年4月15日,舒马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教育和体育大使的称号,表彰他为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2003年9月,舒马赫又被圣马力诺共和国任命为该国的“慈善大使”。在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发生后,舒马赫取消了原定的新年聚会,然后捐出了1000万美元。舒马赫说:“这些钱对我的生活产生不了什么特别大的影响,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巴金:一世情缘

从独身到爱情

巴金很少谈到自己早年的感情生活,的确如此,写过一个个浪漫、哀怨的爱情故事的巴金,许多年里,他一直过着颠簸漂泊的独身生活,对婚姻敬而远之。20世纪30年代初,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因坚持不谈恋爱,甚至曾被大家戏称为“独身三人党”。一直到1944年,40岁的巴金,才与恋爱八年的萧珊结婚,开始幸福、稳定、温馨的家庭生活。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少有的情况。

巴金第一次收到读者萧珊(原名陈蕴珍)的信是在1935年。通信一年后,同在一座城市的两个人相约见面。巴金的爱情由此开始。虽然不能绝对地将巴金发生的变化归于一个人的出现,但至少可以说,正是萧珊的出现,影响着巴金的性情,最终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写过《爱情三部曲》,写过一个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巴金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却如潺潺溪流一般在我们面前呈现。没有悬念,没有秘密,听不到添油加醋的风言风语,更看不到大起大落的波澜。他的爱情,不绚丽,不夸张,但他却以朴实、诚挚为自己找到了幸福、温暖、安稳的家。

2003年4月,我在上海寻访巴金足迹。一天上午,从四川北路步行,一直走到南京路,终于找到新雅粤菜馆。1936年,巴金与萧珊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面。饭店已经改建,但在新雅编印的画册中,老照片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与萧珊当年走进的那个新雅。

真正重要的一张老照片,则由巴金自己保留下来了。这可能是萧珊1936年8月特意为巴金拍摄的。在与巴金相约见面时,她怕巴金不认识她,特意先给巴金寄来,并在照片后面写上这样一句话:“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一九三六,八。”照片上的萧珊清纯淡雅,穿着白色短袖上衣和黑色长裙,头上斜顶白色宽沿凉帽,右手还轻轻把帽沿往下拉。装束和姿势,萧珊显然经过了精心打扮。

在通信一年之后,巴金与萧珊见面了:

那天上午,巴金先到了新雅,他在二楼选了对着楼梯口的厢房,加了茶,过了一会儿,照片上的那个有着一双明亮眼睛、梳着童花头的女学生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到了熟人似的走了过去:“李先生,你好早啊!”

一次重要的见面,从此之后,巴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身影。1940年,巴金和三哥住在上海,进行《秋》的创作。在此期间,萧珊频繁的来信,使巴金感到体贴与温馨。他在《秋》的序言中写道:“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特别提出要感谢的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在昆明的L. P”,“L. P”,正是萧珊小名“长春”的世界语缩写。

相识相爱历时八年,巴金与萧珊终于在1944年5月8日结婚。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黯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怀念萧珊》)

当年,满怀激情和热望,年轻的巴金走出了大家庭。如今,在滚爬摔打将近二十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他走向未来。情书与家书

巴金的情书和家书远不像沈从文那样写得文采飞扬,更不像徐志摩的情书那样浪漫、夸张。他写得很朴实,大多篇幅是在叙述见闻或交代事情。

1952年,巴金被安排前去朝鲜战场深入生活,行前在北京等待出发。这段时间,巴金写给萧珊的信,有了更多的倾诉。谨摘录如下:

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每次分别心里总充满着怀念。无论到什么地方,我总会记着你。(1952年2月12日)

在这方面我的确有点毛病,看见玩具,又想到孩子,没法跟他们见面,买了玩具就仿佛见到他们的笑容似的,这种父亲的心的确可笑,以后当改掉。(1952年2月14日)

珍,的确,我多么想见你,想跟你单独在一起谈四五个钟头。我知道没有人像你那样地关心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地关心你。……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1952年2月18日)

1955年巴金从汉口乘火车前往广州,火车在3月28日早上路过坪石。1938年他和萧珊一起从广州到柳州、桂林流亡时,曾路过这里。旧地匆匆掠过,巴金却难忘当年与萧珊在一起的情景,当即在列车上给萧珊写信:

今晨过坪石,重经十七年的旧路,风景如昨,我的心情也未改变。十七年前的旅行犹在眼前。“银盏坳……”你还记得吗?炸弹坑早已填满,现在是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了。据说我们在广州住爱群,又是那个老地方。这一路上都有你,也有你的脚迹。昨晚在车上我又梦见你了,朋友,那是十几年前的你啊!在梦中我几乎失掉了你,醒来心跳得厉害,但是听见同伴的鼾声,想到你早已属我,我又安心地睡去了。愿你不要做噩梦。

比较而言,萧珊写给巴金的信则要更加热烈、浪漫。这里也摘引几段如下:

好久你可以回家?多么想听听你的声音,像往日一样,在你声音中睡着。太远了,我无法想像你的生活。(1950年11月27日晚)

昨天我在家里等了一天,汝龙没有来平明。一天我若有所失。今天早晨汝龙来电话,说昨天因为车上没有睡好,在家里睡了一天。我没有等他来我这里,我去了平明,我急得很,我赶着去看他,因为他来自你的地方,看见他我似乎看见你的影子。我听见他说了你曾经自语:“所以我迟结婚,一有了家,人就有所牵挂。”你不知道我多么感动,如果不是因为人多,也许我就会哭出来。(1952年2月23日)

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像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1952年2月15日)

1953年,巴金第二次赴朝采访,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前往的。7月29日萧珊在信中特意附上一笔:“八月一日开始我译《初恋》了。”8月20日晚,在另一封信中,萧珊说:“我现在开始译《初恋》,我觉得我好像只为你一个人在搞这工作。偶尔我想到一两得意之句,我就默默地望着你,希望得到你的嘉许,如去年冬天一块儿工作时一样。”可以理解,萧珊是在以当年初识巴金时的表达爱情的方式,来安慰远在炮火中的爱人,给他以温暖,以信心。心中的痛梦里的爱

上海是巴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上海的家在武康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去世,他一直在这里居住。“文革”中,萧珊被罚扫街。巴金写道:“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惊恐、忧虑、劳累,损坏了萧珊的健康。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从不哼一声,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

当萧珊患病时,巴金正在位于上海奉贤县的文艺界“五七干校”里劳动。直到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开刀后仅仅活了五天。

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巴金的爱情走了。

巴金在“文革”期间的照片很少,但留下了一张对他个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这是他在为萧珊送别之时拍摄的。他臂戴着黑纱,双手叉腰,低着头,脸上悲痛欲绝。他在为自己失去了感情中最美丽、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而哭泣。

萧珊走了。回到家里的巴金,从此,只有怀着对妻子的思念,从武康路那个大门孤独地走出走进。在他的卧室里,萧珊的骨灰盒一直陪伴着他。

晚年巴金,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床上的巴金,继续做着他的梦。也许清醒,也许懵懂。生者与死者在这样的虚与实的场景中对话。

梦中,巴金又回到了他在武康路的家: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身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写下这个梦是在1984年。自那之后,又过去了几十年,巴金又做过多少梦,只有他知道。恐惧也好,忧虑也好,怀念也好,沉思也好,都装在心里,然后,走进梦中。

巴金的《怀念萧珊》的第四部分最末段之前,在修改时删去了这样一段:“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太远了。”文字虽然删去,但这却是巴金内心最真切的情感,是不可多见的一种表述。萧珊永远没有离开巴金。至少,在梦中,他们仍在一起。

现在,巴金走向了她。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世上没有不受伤的船

重获自由才知道天有多蓝

2003年8月16日,因为税务问题,我被拘留422天后,取保候审。获得自由后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像架机器似的拼命拍片,想尽快补齐那1000多万元税款和罚款。

回想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我拍了《小花》等几部电影获奖后,就开始“走穴”。由于童年时过苦日子的记忆根深蒂固,所以我觉得“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我至今保持着无人可及的记录:一个月演出150多场,最高一天演过8场。后来,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潮流。10年中,我先后成立了几十家公司,涉及房地产、影视、美容等行业。但因为搞艺术的人单纯而又感性,缺乏经商经验,这些公司后来大都销声匿迹了。不过由“演员刘晓庆”延伸为“商人刘晓庆”的名气,还是广为人知的。

我经商后最大的失误,就是写了《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这本书,它让我成了众矢之的。后来,我开始投拍电影。想把中国的好电影介绍到海外去,便完全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忽略了对法制信息的吸纳,还按过去的老套路运作电影,结果被查出税务问题。但在秦城监狱经历了400多天“几个人住一个房间,天天吃青菜,冬天才能用上1元1包的润肤霜”这样清苦的生活后,我终于知道了自由的可贵。这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了一个名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它让我激亢的奋斗之心平静了下来,一切从头做起。没有一条不受伤的船

从拘留所出来后,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曾问我:“你一直给人以女强人的感觉,这次事件中,你有没有沮丧过,哭过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我在看守所里经常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啊!出来后接着哭,看到亲友们,没说几个字就开始热泪盈眶。”其实,世上没有真正坚强的人。好在我一向个性乐观,天大的事也不会往坏处想,所以还算平静地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

郑明明到北京看我时,我带她去吃饭。我最喜欢吃烧鹅和鸭掌,那天也点了这两样,可我吃得很少。因为一年多的拘留生活,我没沾过油腻食品,胃缩小了,一时适应不了。郑明明跟我开玩笑说:“好多演员为了减肥,拼命折磨自己,你现在喜欢清淡食品,既省了减肥之苦,也有益于健康。”我们都笑了。其实,这就是辨证的看待事物,把坏事当成好事看。所以,通常是心态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快乐。

记得出狱后不久,我和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商议拍电视剧的事宜。和他们见了两面,我竟然穿了同一件衣服。有个朋友问我:“是忽略了这个细节吗?”我告诉她,我已经没衣服可换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后来有记者问我,出来后最想做什么?我说现在是百废待兴,我要拼命挣钱,赶紧还债。所以这一年多来,我一天都没闲着,先是处理了拘留前拍的电视剧《洛神》,然后接拍各种影视剧。记得刚签完第一部片约,知道要拿到一笔片酬时,我特别兴奋,马上想先还谁的债啊,很快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后再去拍戏挣钱。现在,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回想起这两年的跌宕起伏,还是感慨不已。

想当年拍电影《小花》时,那组爬山梯跪送伤员的镜头,曾让我的膝盖血肉模糊;拍电影《南海长城》时,为证明我的勇敢和泼辣,我在寒冷冬天不顾一切地跳进海水里……可以说过去我的性格是真诚、勇敢的,而现在面临困境,我仍然要保持演员的职业操守,不会为了还债而只拿片酬不好好演戏。现在在剧组,我不会以我曾是制片人、老板、昔日影后自居,也从没迟到过,无论重拍多少遍,脸上总带着“听从发落”般的笑容。

2005年元旦前后,我在上海演出谢晋导演的歌舞剧《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台上又唱又跳。有人说演歌舞剧太累,钱又挣得少,对你还债不利。可我不这么想。虽然钱是我目前的急需,但当我站在舞台上与观众面对面交流时,我发现我浑身充满了活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演戏而活。这时,奉献于艺术比挣钱重要多了。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

1976年拍完电影《小花》后,我一直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尤其演多了帝王将相,性格中多少带了点霸气,这让我忽略了亲情和友情。但经历了“税务风波”后,我才明白人这一生中,只有三件事最重要:亲情、知识和健康。

我在拘留所那400多天里,阿峰、姜文等一大班亲友,每分每秒都在帮我,给我请律师,不停地鼓励我。刚出来时,我曾问阿峰,如果我在狱里待了很久,比如十几年,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会一直等你,直到为你付出生命!”他这话让我感动不已。

还有姜文,出来后见他的第一面,我曾向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姜文抱着我小声说:“晓庆,我们大家都那么爱你,你不出来,谁都睡不踏实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年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由于香港的投资人突然离去,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无济于事,当时是我四处为他筹钱,使停拍的剧组重又启动起来。这部片子取得了当年国产影片的最好票房纪录。而这次,姜文又反过来帮我了。他是要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拉我一把。这种深厚的情谊就像小溪般流淌在我的心间,让我体验着温暖和真情。

另外,拥有健康也太重要了。刚出来时,我和朋友去打羽毛球,过去最长可以打5个小时,而那次因为体力欠佳,只打了10分钟,就大口地喘气,感觉很辛苦。所以现在不管拍戏多忙,我都坚持天天运动。

2004年11月初,香港凤凰卫视“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在香港揭晓,我是颁奖嘉宾。当时,主持人问我:“什么样的女人最美?”我说:“综合的、自信的、智慧的女人最美。”人们说我现在不再那么锋芒毕露了,多了些沉稳和智慧,的确是这样的。我非常感激这次“税务风波”,它让我有机会重新正视自己,不仅心态变平和了,而且学会了感恩。

一代大师启功先生的传奇人生

独创“启”姓,自当始祖

启先生的全名是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自己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使用过“爱新觉罗”这个姓氏。他曾不无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我之所以不愿用‘爱新觉罗’这个姓,乃为表明我不要吃祖宗饭,不要当‘八旗子弟’,而要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启先生是大清雍正皇帝的九世孙,他的祖上与乾隆皇帝是同父异母兄弟,名弘昼,后被乾隆皇帝册封为和亲王。可是到了他高祖父这一代,因非正室所生,被迫搬出了王府。等到他曾祖父这一代,已成所谓“强干弱枝”,开始以教书度日。

要说他的曾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因不甘人下,发愤读书,考取了举人、进士,最后做官做到了礼部尚书。他的祖父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这条路,做过“主考”、当过“学政”。但他父亲却在尚未踏入仕途之前,19岁时就过早地夭亡了,当时启功刚满周岁。

启先生是在祖父关爱下,才得以上学念书的。其祖父的门生戴遂之,是一位知恩图报的老夫子。他竭尽全力地想让启功能够继承其祖父的衣钵,成为一名教育家,故于文史方面,在他身上狠下了一番工夫。而启功当时所想的却是:“我能上学读书,固然不错,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于是,他便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个月只挣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我的母亲和姑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应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至于“爱新觉罗”这个姓氏,不用也罢。就这样,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1933年,启功21岁,中学毕业。这时的他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已是颇有心得。又是他祖父的一位老朋友,将他举荐给了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先生。陈先生对学生用心之纯、之真、之深,令启先生终身难忘。启功曾十分动情地回忆说:“我自21岁得识陈先生,直到他去世,受先生教导,经历近40年矣!”为报此恩,启先生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用卖这些书画作品所得之163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为名,乃是因陈老校长生前曾有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赵朴初先生闻知后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患难与共情未了

在启先生心中,还有一位终身难忘的人,这便是曾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章宝琛。启先生是在母亲的包办下,在1933年与章宝琛成婚的。此前,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章宝琛虽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自己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嫁过来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先生为家操心,这使启先生由衷感佩。

婚后,启先生中断了学业,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但3年后,他被解聘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一天,启先生看到妻子正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不由心中一片酸楚,遂决定拿些自己画的画去卖。然而,当他真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却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便说:“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先生见妻子还没回家,便打着伞去街上找她。只见章宝琛坐在小马扎上,全身落满了雪花。他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见到丈夫,章宝琛挥舞着双手,兴奋地说:“只剩两幅画没卖了。”

1938年6月,日伪政府成立了教育局,一位过去的同事来拉启先生去那里工作,遭到启先生的严词拒绝。同事不死心,准备先说动章宝琛,谁知章宝琛态度更加坚决:“我们就是饿死,也不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启先生知道后,感叹连连:“知我者,宝琛也!”启先生的母亲和姑姑1957年相继病逝。启先生于悲恸中深感妻子为这个家庭操碎了心,竟忍不住跪倒于地,叩谢贤妻的深情重义。

1957年“反右”风起,启先生被打成“右派”,发配农场劳动改造。每次,他从农场回来,就呆呆地坐在窗前一言不发。章宝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那年8月的一天,启先生突然对妻子说:“宝琛啊,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妻子紧紧抱住丈夫,泣不成声:“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如果你走了,我活着还有意思吗?”

第二天,章宝琛又拉着丈夫来到胡同口,指着一个修鞋的盲人说:“他眼瞎了,腿锯掉了,妻子和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他不是也顽强地活下来了吗?”直说得启先生心头荡起一股暖流,妻子几句朴素的话语,帮他解开了心头的死结。“文革”中,启先生又被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见识,也有胆量,她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和启先生所有的字画、书稿,统统打包藏起,红卫兵无数次抄家,什么也没有查到。

1975年章宝琛病危,弥留之际,她拉着启先生的手,指点了她埋藏书画、文稿之处,日后启先生找出来一看,自己多年呕心沥血所作之书画、文稿,都是用牛皮纸包好,外面又加了一层塑料薄膜收起的,一张也没坏!

另值得一提的是,章宝琛去世前,曾伤感地说:“启功啊,我们结婚都43年了,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要是能在自己家里住上一天,该多好哇!”也就是说,他们自结婚以来,就一直借住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妻子去世后两个多月,启先生搬进了学校分给他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怕妻子找不到回家的路,特意来到妻子坟头,喃喃地说道:“宝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跟我回家吧。”回到家里,他又炒了妻子最爱吃的几个菜,并不停地给妻子碗里夹菜,当妻子碗里的菜多得直往桌子上掉时,启先生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启功一生无儿无女,妻子去世后,他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他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之2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自己却住在简陋而狭小的房子里。1995年,一位慕名而来的女画家看到他这种生活现状,想留下来照顾他,陪伴他走完后半生。启先生说:“我心里只有宝琛,再容不下任何一个女人了。”独自开创“五三五”字体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字,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后来陈垣又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

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不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画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得,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三怕”与“二不怕”

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者颇多,还真有一家店铺专卖此种“作品”。启先生有次会后路经此店,便进去一件一件地细看。有人特地走近他身旁问道:“启老,这字是您写的吗?”他笑着答道:“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了。

紧接着,启先生改口说:“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这是看得起我。再者此人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随着他声名日隆,每天慕名造访、相约讲课、索题求字的人络绎不绝。早上,先生还没洗漱,门口的中外客人已经排上了队,人头攒动,疑似早市,贴上“谢客”、“有病”的条子,还是没有用。先生的好友黄苗子心疼不过,写了一篇《保护稀有活人歌》,有五百字,贴在门上,呼吁大家“保护”一下稀有的启功先生。

好多人都知道启功的“三怕”与“二不怕”。他的第一怕是“怕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90岁生日的活动,改为了庆祝他从教70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他的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故隐其姓“爱新觉罗”,还曾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的来信退回说“查无此人”。第三怕是怕良朋给自己介绍老伴。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老的脚脖子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

再说启先生的“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面对颈椎病发作,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先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先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先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说:“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刻活跃了会场气氛。

早在1978年,66岁的他,就为自己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其诙谐幽默,溢满字里行间:“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2005年6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书画家、诗人启功先生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3岁。

刘德华:我只喜欢做第二

演艺圈里的“刘铁人”

昙花一现的艺人很多,但是像刘德华这样持续走红二十几年的,极其罕见。香港坊间有种说法:你可以不认识特首,但是绝对不可以不认识刘德华。

2004年拍了5部电影,这个数字对刘德华来说是多还是少?“不多,我曾经一年拍过12部电影。”勤奋是他二十多年一直走红的最主要原因吗?“勤奋还不够吗?”刘德华反问。“刘德华可以一天只睡一个小时,而且精神奕奕,甚至没有黑眼圈,但如果他睡觉超过10个小时,反而像几天没有睡觉。”刘德华在香港演艺圈里有“刘铁人”的绰号,看来,不是浪得虚名。

2001年、2002年刘德华以一票之差错失金马大奖,不知有多少人为他鸣不平。2004年,3次获得金马奖提名的刘德华终于凭借《无间道Ⅲ》获得了影帝称号。

从1984年进入乐坛开始,到2000年4月,刘德华史无前例地夺得了292个乐坛奖项,平均每年拿18个奖。

刘德华凭什么红足二十几年?他的FANS会不假思索地说:“勤奋,形象正面,靓仔。”这几年香港娱乐圈的负面新闻接二连三,数不完的各类案件以及多位艺人涉嫌吸毒,这一切都与刘德华不沾边,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健康、正面的公众形象,发挥自己的号召力,为社会和弱势群体做善事。

当刘德华以43岁“高龄”在港台年轻人最喜欢的偶像调查中击败周杰伦排名第一时,谁还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呢!

张学友在做刘德华演唱会嘉宾时真情流露:“其实华仔是我真正的偶像,他是铁人一个,在圈中论工作态度绝对是第一名。我记得年轻时,经常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可是望一望前面的刘德华,正在拼命做,打开电视会见到他,去到哪里都会碰到他。今日的后辈要看前辈怎样在圈中立足,必须要先看看华仔。”

在演艺圈里,“赚钱”很容易,“赚口碑”很难;“做戏”很容易,“做人”很难——你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老板,对得起媒体,很多时候甚至要对得起小人。这些,刘德华都做到了。

心态平和的刘德华一直推崇“老二哲学”,“我只是喜欢做第二。做第二很好,前面永远有个目标追,做第一高处不胜寒。无敌也很寂寞。”从跑龙套到大明星

刘德华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小山村里,按照族谱,他的名字叫“刘福荣”,家里人都叫他“荣仔”。“刘德华”是后来念小学才改的名字。

刚上小学,刘德华全家从村里搬到市区钻石山居住。自那时起,他跟演艺圈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在钻石山经营杂货店和冰室,刘德华每天放学回家就往店里钻,帮母亲洗碗,帮父亲送外卖。冰室附近是坚城片场,每天都有不少红人台前幕后穿梭往来,也有一些二三线演员跑到他们的冰室喝茶聊天,当红的冯宝宝、曹达华、石坚也会打电话到他家叫外卖,冰室的电话一响,刘德华就飞扑过来,拿起话筒,为的是争取送外卖到片场,一睹明星风采。

第一次面对人生抉择,是中五毕业那年。刘德华左手拿着无线艺员训练班的报名表,右手拿着应届高等程度教育课程的报名表,刹那间觉得自己的前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喜欢艺术工作吗?我可以吃苦头吗?我喜欢什么样的人生?平稳安定,还是多姿多彩,充满挑战?我的心作了我的指南针,只有它才最明白我要的方向,它教我最后选择了左手的那张报名表。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他听后皱了皱眉头,沉默了一会儿,最终也点了一下头。”

训练班的竞争很激烈,第三期考试后,两班只剩下二十人左右。刘德华的成绩一直在班里领先,最棒的是编剧科,每次都拿甲等成绩。“虽然我的兴趣一直在编剧上,但导师对我的评语是:正面小生人才。实习期间,我跟家辉本着‘拼命三郎’的性格,得到最多的机会实习,通告差不多每天都有,古装时装,正派反派,唱歌跳舞,什么都做,只差没扮过女人。晚上放学后有空当的话,又跑去夜总会给登台的歌星伴舞;华尔兹、恰恰、迪斯科,似懂非懂的都全部用上了,遇上唱古装剧主题曲的,还替人家编舞呢。一天到晚,时间都排得满满的。”艺员培训班的日子在刘德华的眼里闪着七彩的光芒和希望。毕业后刘德华签约无线电视台,但是,一切却并不如他想像的那样顺畅。“三百六十五个跑龙套的日子。我一直沉着气,没有气馁。我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可是,刘德华看着手上一厚沓“杀手甲、学生乙、商人丙”的通告显示,却还是挡不住失落的感觉。“我还要耐心地等这个机会。等、等、等,每次传呼机一响,就机械地问同样的3个问题:‘几点?什么地方集合?什么戏?’后来连‘什么戏’也懒得问,因为来来去去不外是甲乙丙丁的角色。”林子祥拍了一个《夜来香》的音乐录影带,刘德华在里面做嫖客甲;周润发主演的《鳄鱼潭》需要杀手一名,也是刘德华。

就是因了这些小角色,就是因为跟这些大明星有过合作,刘德华得来了他的第一个主角。制片人说:周润发、林子祥差不多同时在我面前提起你,大家都跟我说,有个小子很不错,叫刘德华,外形讨好,做戏也不差,最重要的是他很拼命,工作态度一流。

刘德华的处女作《投奔怒海》不仅引起了观众的广泛认同,也引起了影评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好评如潮,创下150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这个数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全香港,只有李小龙、成龙等人,曾经打破过这一纪录。作为片中两个男主角之一,刘德华的名字,一夜间红遍大街小巷。

这一红,就是二十几年。

有人曾调侃过经常和刘德华搭戏的郑秀文,问她在选男人时会不会选刘德华这类型的,郑秀文连连摆手加摇头:啊呀,不要不要,他太完美了!一个男人又帅,又有钱,又体贴,人又好,又努力,还是零绯闻。跟他在一起会有好大压力,太担心那些每天围在他身边的女人了。

说刘德华完美的人太多,刘德华却很谦虚,“其实男人没有完美的,我也有缺点,也会发脾气。其实发脾气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感情上。”记者访谈录

记者:你从艺员训练班毕业,很快就做男主角,是一些人或者事让自己开窍,还是靠着自己的琢磨?

刘德华:拍电视剧的阶段,无论演任何剧集,我都会做很多研究。即使在《戏班小子》(1982年)中演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我都会向原来的老师请教。记得一件事,1984年拍摄《鹿鼎记》,因为当时被雪藏,只能演第二男主角康熙,我也不介意,心想做康熙也有很多发挥空间。我一定要让观众记住刘德华版的康熙。我就四处查找资料,翻看清史,就连编审老师父,名字我现在也不记得了,都佩服我的准备功夫,觉得我给剧里的角色赋予了新的生命。

记者:为什么你没有去好莱坞发展?

刘德华:我觉得还没有那个空间,他们只是喜欢我们的市场,而不是真的爱我们的演员,要等到他们爱我们的演员,他觉得刘德华演那个角色非常好,一定要我演才行。我需要的是一个真心去拍我的导演。

记者:你有个外号叫“刘铁人”,1990年,你接拍了12部电影,为什么一年要接拍那么多的戏呢?

刘德华:为什么会接那么多,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一定要继续在演艺圈活下去,才可以让大家有机会知道我的演技。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当我是个偶像,不会留意我的演技,关注的可能只是我的外形,耍耍帅就可以了。我那个时候知道,如果我想呆在演艺圈,就要多接戏,不管怎样,要让大家对我有印象,我要牢牢地绑在大家的心上。但没有一部卖座,就又觉得,我是不是只适合在流氓黑帮的戏路上发展,就又回过头拍这样的类型片。

记者: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从小就有的吗?

刘德华: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从小开始,我就已经很忙了,大概六七岁时,就开始早上四点多起来工作了。我们是卖稀饭、卖炒面的,就是人家早上上班之前吃的早点。店里没有水,我们得4点钟起来去拉水,需要很多水,一直工作到中午,然后去上学。我们家还有一个杂货店,放学回来后一直到10点钟才可以开始做我的功课,一个半小时做完,12点钟之前睡觉,睡4个小时。

记者:有人说你这一生活得很值,你获得了一般人难以获得的巨大的爱,你给了几代人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支持,你怎么来回顾你这二十几年的演艺生涯?

刘德华:这二十几年我觉得过得蛮开心的。从17岁到现在,我经历了很多,我看过起起落落,我经历了香港演艺圈最厉害的时候,最低潮的时候。我横跨3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看到的比任何一个艺人都多。这二十几年,我学习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往后我还能做多久,但是我已经很享受我的今天,能多演一天,多陪他们一天,已经超过了我想要的东西。

人生就是这样,有很多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上天是一个非常烂的编剧,他没有原因地写什么,他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他让你走你就得走。我觉得他给我的时候,我要好好地去用,要活得开开心心。

永远的格瓦拉

20世纪的神人偶像

1967年10月9日,在近代革命史上,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近代最伟大的传奇革命英雄格瓦拉英烈而亡,死时年仅39岁。

格瓦拉最后的那几天,过得实在非常凄厉。当时他所带领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和美国联手实施高科技式坚壁清野的围剿下,已愈打愈少。到了10月初,只剩下16人,最后被围困在一处叫做“无花果村”的北面山脊。10月8日,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攻击,格瓦拉在还击时,他的卡宾枪被击中,右臂也被击中,由于失去了反击能力而被俘,时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两名战友。

格瓦拉被俘后,玻利维亚军方以及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罗德里古兹立即展开侦讯,但他拒绝做任何回答。而同时,他被俘的消息也立即被呈报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总统达仑多斯立即邀集了陆军将领和美国中情局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结论是不能让格瓦拉活着受审,否则他一定会在法庭上借机鼓吹革命。于是,立即把他处死的命令传送到前线。10月9日下午4时许,即他被俘后整整24小时,一个士官进来,对他的手脚进行射击,当时是希望把他弄成伤重不治的模样。很快,他们觉得这太麻烦,干脆直接杀死。几个士兵进来,对他一阵射击,格瓦拉当场身亡。他当时一共中了9枪,有两枪打中致命的要害。就在格瓦拉被射杀的同时,另外两名被俘的战友也被立即处决。

那些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射杀他之后,搭乘直升机返回首都拉巴斯,而格瓦拉的遗体则被帆布包裹,用另一架直升机送往陆军总部所在地瓦诺果安德市。他的遗体首先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验明正身,美国中情局人员全程参与监控。当时全球主要媒体的记者都闻风而至。于是在检验完毕后,用了很短的时间让摄影记者拍照。玻利维亚军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定没有想到,让格瓦拉的遗体被拍照,已替20世纪创造出一个具有耶稣形象的受难英雄。

因为,格瓦拉的遗容实在太神奇了。他躺在担架上,上身裸露,躯体瘦削无比,仿佛正对世界的不义做着最后的指控。而他长着胡须的脸庞,有着那种受难的神圣气质,脸上泛着一缕悲伤的笑容,整个神情与耶稣受难神似。这张照片被全球媒体刊登之后,不但未曾起到宣告格瓦拉已死的作用,反而让他的道德形象因此而被更加抬高。他成了现代的“被钉上十字架的神人偶像”。

格瓦拉的那张头戴革命扁帽的头像照片,以及那张死在床上的照片,不但在60年代欧美青年反抗运动时,成了每个人的图腾,甚至到了今天,他的头像都还被印在青年人的T恤上。格瓦拉个人的革命事业虽然戏剧性地并未完成,但只要人们的希望不死,总是会有人在他的感召下前仆后继。20世纪有太多的英雄豪杰,但像他那么纯粹、洁净、头上罩着道德光环的悲伤英雄,可谓绝无仅有。

格瓦拉不朽,是因为他对世界的不义充满了悲伤,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悲伤的命运。这个长相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医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定是娇妻美眷,荣华富贵到老,但他却硬是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一个敢于和呼吸器官挑战的人

格瓦拉生于1928年6月14日,他的父亲是阿根廷的著名医师,为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而他的母亲则是漂亮的社交名媛。在他还没有记忆的幼年,一次母亲带着他去参加上流社会帆船俱乐部的活动。母亲自顾自地嬉游,任由他被疾风吹袭,这场灾难使他大病并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哮喘病。他却拒绝向这个麻烦的病屈服。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明知自己哮喘严重,却硬是去玩那种最激烈、也最和呼吸器官挑战的美式足球活动。他自组球队,运动时总是带着药以备急需。一次比赛中病情发作而药却遗失,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

由于出身上流社会,格瓦拉自幼生活优裕。他的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家业,继续行医,而放任的母亲则鼓励他自行发展。于是他自行选择了医学的道路,后来进了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

就在习医期间,1951年他偕同年龄较长的朋友吉门内兹,像美国前卫嬉皮青年一样,两度骑着摩托车和靠着在公路上拦车,到南美洲五国漫游,行程1.2万公里。

促使格瓦拉成为革命家的最主要机缘乃是1954年。那一年他到危地马拉探索玛雅文化,就在那时,危地马拉的进步总统阿本兹为了改革社会,抵制美国的垄断剥削,决定将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收归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水果公司”的高干,遂和军人勾结,发动政变,轻轻松松就把阿本兹总统推翻。危地马拉事件,使他看到了拉丁美洲被美国主宰操弄的悲剧。于是,追求拉丁美洲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宰割的革命思想进入了他的心中。

同一年,他漫游到墨西哥,在古巴搞革命而流亡的律师卡斯特罗也在墨西哥,两人在朋友的引见下,于1955年在墨西哥城的近郊首次见面。卡斯特罗找到了他革命事业的最重要伙伴,而格瓦拉则找到了他在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献身国家——古巴。

1956年11月,卡斯特罗、格瓦拉等82个知识分子,搭乘一只破船“格拉玛号”,偷渡回古巴。在抢滩上岸时遇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图塔军队的伏击,只有22人逃过了枪杀。他们召集一批学生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古巴东部的麦斯特拉山区打游击。当时的古巴被美国严重剥削垄断,巴蒂斯图塔政权则助纣为虐,因此古巴650万人口里,有100万人买不起鞋子,50万人从未喝过牛奶或吃过肉,240万劳动人口有20万人完全失业。

独裁者虽残暴却无能,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则根本不认为这些学生游击队可以成就大事,因而未介入对他们的围剿。这些因素,使得古巴革命成了一场相当幸运的革命。只不过两年时间,这一群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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