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弗朗索瓦·奥朗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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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教训试读：
前言
这是我在爱丽舍宫的最后一天。
从早上开始，这栋安静的大宅就奇怪地嘈杂了起来。匆匆的脚步声、院子里的车辆声、锤子的敲击声在楼宇之间回响。这并不是有人[1]在砍伐橡木为赫拉克勒斯搭建自焚柴堆，而是在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就职搭建白木的高台。
与往常一样，我无须借助闹钟便在早上6点准时起床。清晨的亮光已经透过了房间的百叶窗。
早上7点，我最后一次穿过连接着私人房间和我在二楼的办公室的白色小走廊。在5年任期内，我在这个走廊来来回回地不知走过多少次。走廊里装点着奥迪隆·雷东的花卉组合画，雷东是一位19世纪[2]的象征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这些画布上，既没有月桂，也不见菊花……
我经过王后浴室，那里摆放着被雕花木质屏风遮掩的浴缸。接着又经过了角房，它朝向花园，是爱丽舍宫最美的房间，助理称之为“让人疯狂的办公室”。因为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人距离我的办公室仅有几步之遥，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具备了非凡的权力。自从上一位使用者离开后，这间房子就一直闲置着，只用来举办一些小型会议。随后，我穿过我的秘书们所在的大厅，她们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最后我走进我的办公室，它超乎寻常地整洁有序。我带来的书籍和个人物品已经被搬走了，只有几个文件夹摆在办公桌上。
这就是法国的断裂点：总统统治至最后一秒，而后将权力交给即刻履新的继任者。我签署着最后的政令和任命书，一边翻阅着我要求[3]起草的报告一边想：它们明天还有用。我礼貌地回绝了让·端木松的提议，他想和我在这最后一天约谈。正如他以前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做的一样，这样一次会晤，会使他作为即将卸任总统的享有特权的知己地位得到强化。
早上8点，我接待着最为亲近的助手们，向他们道别——笑声和泪水，拥抱和道谢。我难以掩饰那些用逗乐来尽量避免引发怀旧情绪的话语背后的情感。人们有时指责我爱开玩笑，但他们错了。幽默并非逃避，它就像盐之于日常生活，尤其能让生活的悲欢离合不再那么残酷。
我向这些助手致谢。他们的才能与练达，日复一日地保障着总统府的和谐运作。然后，我照例应他们的要求，和传令官、消防队员、秘书以及侍从官合影。我即将离去，但他们将留下来，继续保障权力在日常组织中的连贯性。他们绝对谨慎，从未对我讲过有关我的前任的一个字。他们手势笃定，清楚形势，在人员管理上细致入微。他们对候见的来访者无所不知：谁该从这扇门或那扇门通过，谁该享受这样或那样的礼遇——他们的警觉令我难忘。
上午10点，我一人独处——如同我这5年来常常经历的那样。事实上，这样的孤独源自体制：在责任序位方面，无人在我之上。那些争辩最为激烈的劝告、意见和建议，都要由国家元首做出最后的抉择。在涉及实施敏感改革、应对危机或拯救士兵性命等问题上，当研究、讨论之后，所有人都会转向我，想听到我说“是”或“不”。这5年中的一切决定都是由我做出的。成也好、败也罢，振兴也好、错失机遇也罢，重任都压在我身上。在这间装饰了过多金色、踢脚线已磨损的房间里，在这些装饰给人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之下，在花园里的树木轻轻摇曳之际，我最后一次直面自己。
也就是说，我要审视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宽容自己的习惯。我几乎从不沾沾自喜，有人也就此指责过我。然而，我知道要跟我的继任者说些什么。事实就摆在那儿，不言而喻。5年前，法国遭遇投机和衰退危机，由于赤字和竞争力不足而在欧盟中落后。今天，振兴的基础已经巩固，法国再次受到了尊重。这是以放弃我们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吗？绝对不是。我忠于自己毕生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承诺，促进了法国社会现代化，改善了民主，并推行了多项社会改革。未来除非出现反动的诉讼，否则既得权益应当不会丧失；除非自由主义妄想泛滥，否则新的再分配机制也不会受到质疑。
我为之付出过如此大的政治代价的努力都是必要的。倘若没有这番努力，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倘若没有这番努力，那我就是玩忽职守。正是因为这些努力，在天上没掉“馅饼”的5年任期结束时，在这个影响力按照市场份额和科技卓越程度衡量的全球化世界中，法国得以重新入局开牌。我并不指望还我以公道。政治生活就是这样的，即便你已离开它，它也不会对你宽容，或者说也不会真相大白。我只是希望法国人民理解，在我们国家面临多种考验时，在法国冒着风险、为保障自身及他国安全而多次对外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时，我们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行使权力的情况。
在我身后，端放在壁炉上的精美时钟微妙地向我提醒着日程，再过一刻钟，我就要下去迎接我的继任者了。于是我给自己布置了最后一项任务。在经历了苦难的5年以后，我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在法国这个既肩负着世界使命，又受到国内各种狂热支配的国家，总统意味着什么？如何使那些既想要权威又不想出让权利和自由的法国人达成妥协？如何按照职位要求的高度行使权力，同时又一如我心目中总统与公民的关系那样保持人道和质朴的特性？如何与民众建立适度的距离？奇闻八卦和“宫廷”流言带来了政治透明的错觉，人们以为了解权力的一切。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无法分辨重要消息。在事件接踵而至时，人们忘记了其中的利害、挑战和惨痛，而这些才是人民的政府关注的核心。
就在那天，在我离开这个重大决策场所之前所做的最后的独白中，我决定要为这5年任期做个见证。这不是为了给自己辩白，也不是为我的任职总结辩护。假以时日，功过自会昭然。这是做一件具有公民意义的工作。我曾经想做一个“平凡的总统”，以更好地承担一项不平凡的使命：在陷阱密布的危险世界中为法国引领方向，在岌岌可危之时做出决策。如今，我想要传承。我希望公民理解他们选择的、指引他们前行的这个人的成功和缺憾、欢乐和痛苦、抱负和失意。我希望为法国人民总结出“权力的教训”。
我也想为了未来而对左翼讲话。进步阵营不应在令人厌烦的治理挑战面前有所犹豫。除非是要隐遁在幻想中，或是满足于只说不做。毫无疑问，这是唯一不会被解职的差事。左派每次在以大局利益之名承担艰难选择时，应该摒弃颇受指责、反反复复的疑虑。左派不应在指责自己背叛的责问者面前低头。这些责问者借口称左派不应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就把成果归还给金融资本。更有甚者指责左派以就业的名义寻求妥协，并做出退让。左派在其内部并非只有朋友，这是它的问题所在。它受到的指控总来自内部。这些人总以先知先觉的名义攻击左派，而不是与左派一道攀登险峰。这是致命的倾向。难道因为不能全面成功，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倘若缺少“存在”这一首要属性，那么伟大的计划从何谈起？没有纲领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放弃，但缺乏行动的理想则等同于把自己的位置拱手让人。
上午11点，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听到有人宣布马克龙到达，我下楼在台阶上迎接他。他年轻、庄重、步伐缓慢，慢慢地穿过庭院，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一时刻。他快步登上分隔着我们的几步台阶，犹豫着要不要和我拥抱。他习惯于拥抱且做得熟练，但我总是感觉不安。我们热烈地握手，然后他随我来到他将使用5年的办公室。他因担任过我的顾问和部长而对这间办公室很熟悉。我还在我的位置时，他就已经进入他的位置了。我们平等相处，在这一个小时内，法国有两位总统。我相信自己没有弄错，或许可以说他体会到的快乐与感受到的尴尬同样多。他对什么事情有负疚感吗？犹如事物的秩序和人际关系已被颠覆。总之，无论是他还是我，5年前我们不会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共处一室。我尽力为他提供便利。毕竟我是离去者，而不是溃败者。我们没有在任何选举角逐和格斗中对立过，是我自己决定不竞选连任的。从政治角度看，我当时并不得势。但他凭着强大的勇气和更好的运气，势在必得。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老实说，我们在2017年5月7日之后就交谈过，外界无人知晓。权力的交接势必是短暂的，它持续了一个小时：在我们正式会晤之前，必须非正式地把小事处理完毕，以便把共和国传统规定的时间用于处理大事。于是，在第二轮投票后的第三天，我们在爱丽舍宫悄悄会面，以便讨论他当选后产生的政治形势。
那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反思总统竞选，那个时段已成为过去。我们讨论的是下一步。下一项议程是立法选举。在马克龙面前开启了两条道路。他可以像大多数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选择政治结盟，把不同政治力量团结在同一个政治纲领之上。依靠谈判达成的公约来进行联合，结盟的各党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牢固的基础。比如，联邦德国多年来就是这样治理的。长久以来，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德国人民对此从未抱怨过。我觉得这样的选择和马克龙本人在竞选中提出的理念相符合。由此看来，社会党对他而言是一个可能的盟友。随着交谈的深入，我明白他另有打算。共和国前进运动将在全国各地推出候选人参选。新总统指望借助总统选举效应来组建一个为自己效力的多数派，这个多数派将毫无阻力地支持他的改革。他不想同社会党和解，而想取而代之。在2012年进入爱丽舍宫加入我的工作班子之前，他曾是一名并购专家：他准备的行动不是联合，而是吞并。
他告诉我，他打算在马提尼翁府任命一位右派人士，并把一些杰出的反对派成员聚集在他身边：一个没有替代选择的政权。摆脱社会党之后，他想把最接近他的纲领的右派人士从其领导人那儿挖过来，从而解除右派“武装”。我提醒他注意：一个右派总理，即使再忠诚，也会不可避免地试图突出自己的存在，更何况根据体制建设习惯，总理是多数党的领袖。马克龙礼貌地表示，他收到了我友好的提醒。或许将来有一天，他会想起这次谈话。
但是其他问题才是重点，我们把这些重点列入权力转交的例行共和式会议中。重点当然是指法国的形势。马克龙最后一次坐在访客的扶手椅上，采取了克制姿态，甚至接近于谦逊。像所有前任一样，即将降临于其身的责任一定令他印象深刻。他认真倾听着我的分析。他了解这些，他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2012年，挑战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虚弱的法国必须恢复活力，以分阶段降低失业率，并重新引起欧洲的关注。2017年，这项任务即将完成，只需继续跟进并扩大战果。再分配也是如此。我想表达的是，要向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拥有特权的人进行再分配。新的挑战是国际性的。世界因恐怖主义之恶持续存在而剧变，即使“伊斯兰国”组织在特定的领地上不复存在，世界也同样因唐纳德·特朗普执政而受到摆布和支配，特朗普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与言语的挑衅性“相辅相成”。世界因英国脱欧而剧变，即使它首先给英国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世界因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取得的地位而剧变，俄罗斯闯入被美国的无常和西方的衰弱所打开的裂口中。世界因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及其背后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恶化而剧变，这个冲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开战争。世界因威权民主体制的强力崛起而剧变，这些体制为焦虑的人民提供了威权和民族主义荣耀的虚假保障。世界也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民粹主义在东方和西方取得的成果而剧变，它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动荡和分裂。
但与之相悖的是，法国重新处在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在欧洲，德国也遇到了极端主义的冲击，它需要和法国一道重振欧盟，因为欧盟历来依赖于巴黎和柏林的良好协作。在世界上，人们期待着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法国继续坚持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继续同恐怖主义做斗争，继续实现非洲发展目标，维护非洲安全。这不仅仅依靠法国军队的勇气，法国重新找到了一边改革一边继续拓展的空间。在将它们置于保护和正义的特征之下的同时，法国也可以自我和解，击退民粹主义幽灵，重新开启进步征程，把各阶层人民再次联合起来。
新总统怎么会反驳这些分析呢？在法国重振的背景下问鼎总统宝座，这是莫大的责任，更是一次新的机遇。我感觉他相信自己的运气。他对自身能力充满信心，自信历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勇气是珍贵的法宝，但它从来都不应脱离理性。我记得在希腊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是法国经济部部长，他的同事米歇尔·萨潘在欧元集团会议中代表法国。马克龙给我打电话，自荐做调解人。他自认为能在德国和希腊之间达成协议，理由是他具备金融专业能力，并与希腊财政部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有良好的关系。我提醒他，即使私人关系在某些谈判中可以发挥作用，但如果涉及人民做出牺牲或者对债权人提出要求的议题，友情也只能让步。今天付诸实施的解决办法也是经过长达数月的努力才达成的。法国毫不松懈地为希腊辩护，这个友好但评价较差的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求下，在欧盟委员提出的强硬条件的压力下，差点儿牺牲。同样，长时间和特朗普握手也不足以说服特朗普批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的第二天，我就意识到美国不会为保护地球而做出努力。特朗普曾用其一向不假思索的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这一点。马克龙随后也会自认为能让美国改变立场。对他来说，只要有明确的意愿和足够的魅力，就可以成就一切。这是他的做事方式。他曾是我的顾问，可我不是他的顾问。
现在，他是总统，而我不是总统了。我只有一个愿望：看着他为国家建功立业。他想对特朗普、普京和我们的欧洲伙伴了解更多。我回答说，我很乐意告诉他，但不能再延长会见时间了：有人会猜测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或是猜测我们正在进行可疑的谋划。于是我们终止了谈话。我下楼走到庭院里准备离开，我希望这是一个简朴、友好的离别。我挥手向聚集在一起的助手打招呼，我害怕被他们的激动情绪淹没。我亲热地向他们致意，就像向法国人民致意一样。
紧接着我前往索尔费里诺大街，带着密特朗在其任期结束后造访的记忆，去接受社会党人的道别。随后我接受了还将继续担任几天总理的贝尔纳·卡泽纳夫的邀请，一起去巴黎九区一家名叫“红球”的餐馆吃饭。他之前跟我说他已经包下了餐厅，但餐馆老板走漏了消息。此老板以调料放得重的“古斯古斯”饭以及热情洋溢的待客态度而闻[4]名。一切顺利，我非常满意。正在邻桌吃午餐的恩里科·马西亚斯——这里的常客——也走过来热情地向我们致意。2007年他在协和广场庆贺尼古拉·萨科齐当选总统。这次他又偶然地带着同样的微笑见证了我的离职。
这个巧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5年前，即2012年。当时我和萨科齐就像我刚刚和马克龙那样进行了交流，当然角色与现在相反。离任总统在我当选的当晚打电话道贺，说的都是在那番情景下轻易说不出口的话。但他找到了得体的说辞，提醒我说等待着我的任务艰巨而伟大，并立即表态，他可随时向我提供我需要的信息。接着，他同样邀请我参加2012年5月8日的庆典。他向我透露了想要中止政治生涯的想法。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更晚些时候，我认真听取了他为抚慰朋友的失望之情而在他们面前发表的得体讲话。但是我明白，对他而言，告别政治不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他忘记了他应说的台词。
2012年5月15日，我坐在他的面前。萨科齐一般在长沙发上接待访客，为对话者准备的是一张扶手椅。很快，在说了些客套话之后，离任总统提醒我注意无处不在的媒体，这些媒体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总统履职。他抱怨媒体对待他的一些细节，对他私人生活无休止的侵犯，对他家庭的攻击以及在他任期内表现出的无端的恶意。“这是一个可怕的、无休止的过程，”他说道，“有损共和国形象。”现在来看，我必须承认，尽管他粗暴的言语令我惊讶，但他说的没错。后来我也经历了许多不快。然后他向我谈及欧元区的情况。“尽管风暴最猛烈的阶段已经过去，”他说道，“但是我们还远未到安全的时候。市场仍然躁动，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大国都陷入了困境。希腊已经无法达到要求。爱尔兰和葡萄牙也找不到新的融资。”我正在走入一片汹涌的大海。
5年后的今天，没有人再质疑欧元的坚挺，汇率一直在上涨，也没有一个国家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又开始增长。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如今它使我们继续前行。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萨科齐的敏捷反应在经济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得益于2012年尤其是欧洲银行业联盟做出的决定，也得益于确定建立公共账户的大方向，还有欧洲中央银行发挥的作用，今天才有可能深化欧元区改革。
与舆论想象的截然不同，卸任总统和其继任者之间的交谈几乎不涉及重大机密、核密码或敏感事务。我们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会向总统做汇报，无须通过最高层秘密会议来获知他们的行动。至于核武器，它的使用需要遵从总统和军队负责人之间的一套规定流程。这个流程在新总统当选几天后就会被告知。萨科齐在这次交谈中，坚持向我说明被关押在萨赫勒地区法国人质的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我回答他：我的主张是竭尽全力挽救生命，但对于那些绑架者提出的会损害我们利益的要求，我们不能屈服。我坚持了这一点。在我离开总统府时，还有一名法国女性被囚禁，她的家庭对此难以承受。但我们还是向被解救的同胞展现了政府机构的效率。
我们这次交流为双方“比武”画上了句号，我们在“比武”中都有损伤。总统竞选过程艰难，我想我和他的对话也令人痛苦。40分钟后，我再次陪着卸任总统走到爱丽舍宫门前的台阶上，而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则引导着身旁的卡拉·布吕尼走到那里。她俩在我们会面期间也进行了友好交谈。同样，出于缩短权力交接时间的考虑，在萨科齐和他的妻子坐进车子驶上另一条命运之路的同时，我转身返回楼里。人们错误地把这种克制解读为有失高雅，其实，这只是一种谨小慎微。如果我表现得过于兴奋，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漫长的一天还在等待着我：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的就职仪式，赶赴香榭丽舍大街，与左翼历任总理共进午餐，出席巴黎市政厅招待会，开启此后法国总统5年任期的柏林之行。本届政府首任总理让-马克·艾罗就我们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警示过我：平衡预算以及兑现对欧洲的承诺还有几十亿欧元的缺口。在这个分裂和不安的法国社会中，我接过了总统的职责。在总统竞选期间，穆罕默德·梅拉赫对无辜者的屠杀，使盘旋在我们头上的恐怖主义危险更加尖锐。我们的国家遭到打击，而这种打击还会再次发生。我们必须重建法国的地位，拯救欧元，恢复我们经济的活力，维护社会团结，坚持不懈地同失业这个毒瘤做斗争。在我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时，我对于等待着我、迫使我竭尽一切智慧和人格源泉的各种考验已经了然于心。淋着下个不停、迎接我任期第一天的雨，我明白：面对暴风雨，我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大力士英雄，建立了丰功伟业，最后投身柴堆自焚而亡。——译者注
[2] 在法国，通常月桂象征胜利，菊花代表死亡。——译者注
[3] 让·端木松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于2017年12月去世。——译者注
[4] 恩里科·马西亚斯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著名歌手、音乐家、作曲家。——译者注01执政
毫无疑问，天气昭示着我的5年任期。我刚刚在前往拜访默克尔总理的总统专机座位上坐定，雷电就击中了飞机，机身前部火花四溅。这是天意吗？所幸我从不迷信。待惊愕平复后，我走进驾驶舱，要求飞行员继续航行。我不想让默克尔总理在我们首次会晤时就等候。“总统先生，”飞行员答道，“您的一切权力都在机舱之外。机舱内的事由我做主。我们将返回维拉库布莱空军基地，在那儿换乘另一架飞机。安全第一。”就这样，我们返航回了基地。选举产生的君主制？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位飞行员都言之有理。幸运的是，共和国总统并不具备一切权力，但是他已然拥有很多。人们在调侃英国政体时说，威斯敏斯特议会“除了不能让男人变成女人之外，无所不能”。其实，在这一点上，事情有所改观。这与法国总统的情况有些许相似。他是一个民主大国的元首，承担的责任也是最多的。美国总统在这方面可以与他媲美，况且美国总统还得与难打交道的国会进行谈判。国会可以断然阻止总统的某项改革或者停发公务员薪酬，这已经发生过多次。这些在法国都是不可想象的：法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允许政府不经议会投票就可以通过预算法或其关注的其他法案。
总统任命总理，并在认为必要时将其换掉。总统和总理一起组建政府，决定议程，并可以无条件行使解散权。总统颁布法律，且可以要求议会对某项法律进行重新审议。总统是军队的统帅，主导外交政策属于总统的传统权力。总之，总统一旦得到其多数派支持，就可以决定5年内应该遵循的政策。总统理所当然是主要负责人。
只有“共治”才会把总统的角色压缩成一名仲裁者，或者更糟糕，只是一个在岗的旁观者。从1981年至今，这种奇葩的体制状况出现过三次。随着总统5年任期制的确立，“共治”不可能再出现。自从立法选举被放在总统选举之后进行，法国人每次都会出于对总统和议会不和的担忧，赋予当选总统一个议会多数派作为支持。我觉得这种趋势越来越难以阻挡。
法国总统类似于一位选举产生的君主，被一套墨守成规的严格礼仪约束着。在他走进爱丽舍宫访客候见室之前，一名佩戴饰链的传令官走在前面，高声宣布：“共和国总统先生到！”军乐声中，他在身着隆重制服、步行或骑马的共和国卫队官兵的簇拥下，接待正式来访宾客。到法国大区视察，他在走下飞机或直升机时，同样受到身着制服并由一众宪兵和警察陪伴的大区行政长官的欢迎。
1981年，作为密特朗总统年轻的顾问，我惊愕于这套浮华且过时的礼仪，甚至可以说受到了冲击。我问自己，为什么左派沉浸在这样的华而不实中，还继续把这种盛大仪式发扬光大呢？左派代表的是人民啊。它自称大革命的继承者，难道它不该树立简朴的、不讲排场的政权榜样吗？但是仔细想来，密特朗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是确立国家最高层政权轮替、赋予左派合法性、维护共和国至上的一种方式。如今，这套礼仪依旧令人印象深刻，爱丽舍宫一直保持着这套制造神秘感的“魔法”。
我有幸熟识爱丽舍宫，并在担任不同职务时回到那里工作。我甚至很惊讶地在那里见到了30多年前一起工作的秘书。爱丽舍宫是座非凡的宫殿，是无可比拟的接待场所，也是令人羡慕的生活空间。但它与治理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不相适应。有人建议我把总统府各部门迁至更合适的场所，我没有采纳这些意见。因为我们有比搬迁更加紧迫的事务，总统府与爱丽舍宫密不可分。平凡？
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国家的第一公民：他必须为国家效劳。他既是主人，又是人民这个真正主人的臣仆。如果他角色失衡，必会招致舆论反对。每位到任的总统对职责都有自己的见解。我的前任打的是“超级总统府”的牌：他决定一切，有时却又什么决定也不做；他喜欢热闹，害怕安静，“唯恐天下不乱”。他把5年总统任期理解为一场速度比赛，每天都要有一个事件、一次访问、一次演讲，或是一个金句。他甚至沾染有逾矩风险的领域。他到处“寻衅”，鲁莽地现身于大庭广众之中，招惹那些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情感上身。偶尔当他觉得缺少敌人时，他又满心欢喜地“制造”出几个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在任期结束时把敌人“收集齐全”了。
我在竞选期间，用了很长时间来定义我和法国人民之间应有的关系。我当时把自己称为“平凡”的候选人。我要以此表明，总统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从字面上和精神上尊重共和国的机构，他尽力而又简朴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他是一号公民，他要永远与公民为伍。
一种“平凡”的统治方式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平庸的统治方式。它要求总统在事态严重和时日艰难时，都要始终保持冷静、展现智慧和注意安抚民众，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团结。统治法国是一项特殊的职责，这个职责建立在选举认可的基础上。履行这项职责的人应该始终明白，权力不是财产，不是附属品，也不是特权。
以这样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并不是为了贬低总统的作用，而是为了建立民主的尊严，为了呼唤榜样、理性和拥护。这并非向削弱——甚至更糟糕——矮化总统作用的意图让步，而是为了提升总统的影响力。我承认，我们的社会尚未完全为此改变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呼吁权威，即使社会自身受到威权主义的挑战。但是，民主文化是一个应该从高层开始的学习过程。共和国拥有许多无须整天被神化的伟人。
今天，另一种做法已经确立。这个做法要求向第五共和国溯本求源。这就忘记了戴高乐将军的非凡人格和他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甚至是在他主宰法国命运之前那段历史上的地位。他作为法国机构和制度的创建者，注意不把国家和他所属的政党混为一体，并为他选定的总理留出广阔的空间。我应该补充一点：曾有一段时期，被他象征化了的个人权力招致了激烈的批评，并引发了本应防范的反应。法国社会在21世纪初的公民诉求与20世纪60年代大不相同！
我认为，关于总统的正确概念是完全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他要尊重与他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权力机构：议会、司法机构、地方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但更宽泛地说，他要尊重规则，尊重那些要求他在施政手段中秉持谦逊态度、能够缩小同法国人民距离的惯例。我想通过降低总统和政府成员30%的薪酬、削减共和国总统府近10%的预算并将其数额降至1亿欧元的象征性关口以下，从而做出表率。我认为，一旦这些节约目标得以实现，那些坚持质疑总统开支的行为就不再属于合理监督，而应属于不良戾气。
我有时痛心地注意到，透明远不能满足好奇心，反而会刺激它，并把它的底线推到我的私生活中。真正的主人
法国的社会经历了一场自相矛盾的运动。一方面，民众参政的要求使国家治理不再只是纵向进行。另一方面，影响我们社会的焦虑和紧张情绪要求治理者“天神下凡”，并由其个人担负起责任。因此，国家元首既要远民又要近人，既要无情又要仁慈，既要威严又要谦逊，既要神秘又要透明，既要谨言又要雄辩，既要冷漠又要可亲，既是君主又是公民。这是一个看似不能成立的方程式，但却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一种平衡。我断言，这项莫大的权力应由一位既觉悟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又能主宰自我的人来行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并没有规定某种模式。这个体制提供了多种方式保持其自身活力。但有一件事在我眼中是确定的：总统的崇高地位无论如何都不容置疑。
总统一经由普选选出，便必然与法国人民产生直接关联。他不仅位居国家的巅峰，更是国家的元首。否则，就必须重新回归议会制，也就是说剥夺法国人直接选举未来统治者的权力。人们可以尽情拿着或多或少具有说服力的“第六共和国”计划来招摇，他们总是以此为先：取消总统普选制。可是没有其他选举方式具备这样的象征性价值，具有这样的动员力量，能够赋予胜选者以全民名义行事的能力。在动荡及对政治缺乏信任的时期，总统普选制给予国家持续性和恒常性，以此使我们国家有别于邻邦。这不是合法性的问题。欧洲国家政府首脑的合法性无可争辩。总统无须依赖议会的认同，这是保障一致性的问题。欧洲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同样由普选产生，但他们受制于议会。法国总统依靠的是人民。众圣之圣
如果存在一个总统行使职权的象征性场合，那就一定是部长会议。我没有脱离过它的精密运作。星期三早上8点30分，我会接见总理，就会议议程和日常事务交换意见。快到10点时，我们一起走下大阶梯。如果举行政府全体会议，我们就走进米拉厅；如果举行只有部长而没有国务秘书参加的会议，我们就走进更小的大使厅。
等传令官宣布后，我走进会议厅。部长先起立，然后在我的示意下落座。我坐在绿毯覆盖的会议桌右侧居中的扶手椅上。像其他人一样，我面前摆放着一小摞纸、一支总是削成同一个样式的铅笔、一页议程说明，以及一个曲形木柄吸墨器，这是使用羽毛笔时代的遗留物。
我习惯以情况介绍作为会议的开始。我回顾一周以来的重要新闻，陈述对形势的分析，指明下一步工作方向，以及用贴切论据对我们的举措进行辩护。我会鼓励在一周工作中表现出色的部长。总理有时会补充几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对法律草案的审议。
议程都是固定的。我们严格规定以“您”相称。同样，大家相互之间不能直呼其名，每个人跟他人说话时都要在一开始就称呼对方职务。共和国政府不是联谊会或者俱乐部，更不是某个政党的附属品。因此，我禁止部长随身携带手机，以免他们暗中查看。为避免干扰，他们把手机放在会议厅入口处的柜子里。后来，便携式电脑轻易地打破了这个举措。从前，部长用纸条沟通，并像保存历史资料一样保存着这些纸条。而今，科技抹消了纸条的魅力！
审议法律草案都是走形式：我们了解文本内容，在草案准备阶段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随后审议部长提议的国家最重要职位的任命问题。这同样是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总统负责配备中央行政机构司局级主官、地方行政长官、大学学区区长、驻外使节，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职位。我拒绝实行“瓜分战利品”制度，即像美国那样，在每次政权轮替时更换高级行政机构组成人员。这不仅与法国的共和传统不相符，还会迫使公务员做出政治承诺。在我看来，这有悖于国家机构的公正原则。所以我倚重公务员队伍，他们的素质在我们的伙伴那里也引发了忌妒和敬意。只是他们太容易遭受诋毁。
我从未把行政机构当作“垫背”，以便解释在实现我的执政目标方面出现的迟滞问题。行政机构有时会抵触发生的变化，而一旦政治权力做出决定，行政机构就会准确而快捷地行动起来。我难以说服行政机构简化文书，也难以缩小其扩张幅度，就像规则的复杂与泛滥成为衡量效率的标准一样。但是，我对国家机构现代化充满信心。无论如何，法国都是行政程序信息化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之一。
我也曾希望独立权力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服从议会委员会的相应意见。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扩大到所有中央行政机构司局级主官的任命上。在我看来，统治也是委托一些独立权力机构指定许多领导人，以便更好地巩固他们的合法性。公共部门各个广播电视机构总裁的任命就是这种情况。
萨科齐做出相反的选择。于是我把任命各个广播电视公司总裁的权力还给了最高视听委员会。他们自主任命，不受来自我的任何干扰，以至于我从未在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总裁马蒂厄·加莱和法国电视集团总裁德尔菲娜·埃尔诺特任职之前见过他们。人们可以批评他们的管理水平，但至少不能把他们和当局的关系作为批评的借口。如今政府正在考虑修改这个程序。以各种方式回到先前的体制，无论是对公共视听机构的独立性，还是对其服务质量来说，都是退步。
最后，部长会议听取部长的发言。发言总是从外交部部长开始。洛朗·法比尤斯很欣赏这种做法。他的发言驾轻就熟，带着刻意展示的优雅和有意掩饰的愉悦。他讲话冗长，经常使用淡淡的幽默突出重点，自然地进入问题细节，细致准确地汇报各个国家直到他发言时的内部情况。我们对其毫不怀疑。他竟然能了解如此纷乱的政治生活内情。
很快，我要求在常规议程里增加一项内容——负责政府与议会关系的部长提交月度报告，以便对政府颁布的实施政令进行数目统计。很多时候，高调宣布的法律文本最后都成了沉睡的文字，等待政令颁布后生效。公民的感觉是：政府只满足于漂亮的说辞，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们每个月都要听取拟采取措施落实法律的详细报告，并以百分比的形式对其进行评估。我觉得这项创新非常关键。在我5年任期中，有400多项法律被表决通过。数量太多了。当然数字不能说明政府行动的效率，也不能更多地说明变革的幅度，关键是必须以政令加以落实。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我主持过200多次部长会议，只有一件事令我遗憾：我们没能摆脱会议框架的束缚，没能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讨论场所。参会人员很少能就重大问题各抒己见。其风险当然是会上的发言或争议可能会泄露给媒体，然后被渲染为“意见不合”。走漏风声是不可避免的。我多次要求部长：如果想要保证自由交换意见，就要保密。这真是无用的提醒——不久后连我警告的话也出现在了报纸上。
但是辩论的好处在于能打破缄默，乃至避免评判错误。我记得在讨论剥夺国籍的问题时，只有海外事务部部长乔治·波-朗之万发言警告我。当时她的许多同事并不比她的想法少。他们晚些时候在私下告诉了我，但这有点儿迟了。总统为政需要听到相互矛盾的声音。面对奥巴马和卡梅伦
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统的权力为法国提供了珍贵的制胜法宝。当涉及管理某个重大危机时，这一优势尤为明显。在处理这类要求迅速决策、快速执行的事件时，总统的特权是关键利器，它使我在马里“圣战”分子发动攻击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这样的高效率不仅体现在和其他民主国家使用的决策方式的对比上，而且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十分显著的。2013年夏天，来自我们情报机构的多份报告表明，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反对派并屠杀造反的人民。对难以自保的平民使用惨无人道、特别邪恶且致命的化学武器，这些做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所有国际公约中都是被禁止的。
此刻，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我指出，我们将毫不软弱地惩罚这种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为。我同英国、美国当局进行了联系，他们保证将采取同样的立场。于是我们三国的军队首长制订了一个报复计划。我和贝拉克·奥巴马进行了多次交谈，以便制定军事干预的原则和方式。约定的那天，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助理们围着我；奥巴马也在他的办公室里，顾问们陪伴着他。我们用加密电话进行对话，各有一个翻译协助，这样我们可以各自讲自己的母语，以便用应有的准确度进行表达，避免误解。讨论完毕，我们感觉完全达成了一致。部署在叙利亚沿海的武装力量已经准备待命。打击目标已由两国军队参谋部选定，导弹将从巡游在本地区海域的军舰上发射。导弹应该摧毁远离城市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以避免伤及平民。日期最终确定为2013年9月1日，星期天。
但是，8月31日，星期六，奥巴马再次给我打电话。前一天，戴维·卡梅伦要求英国议员表决赞同军事干预原则时在议会遭遇失败。奥巴马向我保证：他没有改变关于这次行动合法性的意见，必须通过军事打击惩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在给予最终同意的意见之前，首先咨询华盛顿国会的意见。我太清楚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了。我们浪费的时间等于叙利亚政权争取到的时间。因卡梅伦的行为而产生动摇，美国总统更加慎重。他因承诺从伊拉克撤出美国军队、与其前任的外交政策划清界限而当选，他不想就该问题与舆论对立，而更愿意寻求国会授权，以表明政权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独断。因此，法国总统是唯一无须事先征求议会意见而做决定的人。
奥巴马在卡梅伦失败后做出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使法国议会躁动起来。左派和右派都发声要求进行同样的程序。我拒绝了。我认为，我不仅有权力也有义务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刻投入我们的武装力量。我知道：根据宪法，议会应在军事行动开始后最迟三天被告知相关情况；如果军事行动延长到四个月以上则须议会授权。我不想违反对我们基本法的这个解读。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我还记得我和弗朗索瓦·菲永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电话沟通。他催促我征询议会意见。我请他注意：我之所以捍卫宪法的这个原则，并非寻求攫取决策自由，而只是为我继任者的利益而维护总统特权。因为，若向事先征询议会意见的做法让步，那就开创了未来剥夺总统在危险世界行动能力的先例，我们正在走向这个危险世界。
正如我所料，美国的逃避对叙利亚冲突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俄罗斯趁机完全跻身牌局。普京扮演了调解人角色，他得到了叙利亚政权销毁化学武器装置并清理库存的承诺。阿萨德假意服从，而随后的事情表明，他保留了一部分违禁武器，并将继续使用。一次军事干预原本可以改变事态进程。法国已经准备就绪，我可以借助于我们的体制自主做出决定。我们盟友的变节阻碍了我的计划。即使法国可以行动，它也不能单独行动，况且我们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有影响力的法国
在任期之初，外交事务就压在了我身上。刚一当选，我就参加了我的首次欧洲理事会会议，参加了八国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外交活动频繁。平日里，外交会晤繁忙。平均来说，总统每个月有一周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总统的日程表中，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活动所占分量很重。这种履职情形与法国的作用是相符的。人们说外交是总统的“禁脔”。殊不知总理通过参加防务会议及出访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外交部部长担任他的优质机构的首长，国防部部长也不是“朝廷”中的哑角。此外，我还注意让整个行政权力机构都参与决策。
法国国家元首同样拥有军事手段——法国军队，人们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其英勇和职业素养。法国人总是低估法国在世界上激荡出的回声，低估法国在那些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发挥的杰出作用，不仅是欧洲，还有非洲。非洲政府期待着法国的支持、保护和尊重。几十年来巴黎在中东实行的平衡和相关政策保证了法国的威望。在远东，法国和中国缔结的悠久关系，持续体现出它的重要性。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历史性关系。更不用说法国十分熟悉的加拿大了。最后，拉丁美洲凝望着欧洲，以避免和它那过于强大的邻国单挑。
国家元首要和世界主要领导人缔结密切关系，他们组成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在这里，每个人和其他人分享情感。虽然表面上大家一团和气，但实力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着。很快大家以“你”相称，轻松地交谈着机密，争端被刻意地掩盖在应景的姿态背后。特别是民主大国之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俄罗斯越来越具冲突性的外交行为成为近年的主要事件。这些行为印证了从2014年起把俄罗斯排除在八国集团（变为七国集团）之外，并对其实施制裁的合理性。这些决定远没有使普京屈服，却导致他变换应对之策，甚至一边自荐充作调解人，一边毫无保留地支持他那些最不值得称道的盟友，阻挠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欧洲极右势力及保守派力量建立关系，也不忽略各种民粹主义者，以便在民主国家寻求政治支持。基于和他长期的对话，我早就得出结论：他只尊重实力。扭转曲线
总统不会放任自流，甘心躲避在他游刃自如的世界舞台上，任由争议和争吵不断的国内政策日程进入倒计时。全球地缘战略牌局从未让我忘记：法国人选出总统，并非要他沉溺于国际活动的愉悦飘然状态，而是要他化解法国人遇到的具体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从2012年9月起，我决定确立我工作的一个基本准则：扭转失业曲线。人们提到这个承诺时是怎么说的？什么？总统作茧自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一个既受制于欧洲形势又取决于他个人行动的统计数据？我犯了一个[1]怎样的策略性错误啊！我披上了一件怎样的涅索斯血衣啊！我冒了多么没有意义的风险啊！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把这个承诺当作无可争议的义务。失业是法国之痛，怎能想象不以就业问题作为评价自己的标准呢？任何政府，无论它谈论还是回避这个问题，都会被人们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无论是继续模棱两可，长期躲在问题背后，还是在谈及未来时闪烁其词，都是骗人的说辞。如果公民把新的多数党送上政坛，那一定会期待它的政策产生效果。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那就无可救药了。20年来，一届又一届多数党政府屡屡失败，最终都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承载着这个目标：一旦账户再平衡，企业变强大，改革开好步，法国的能量、人才，再加上坚定意志，一定能改善我们的经济。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今天，增长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3年来创造了6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到劳动力人口的9%以下（2012年是10.5%），我更愿意这些成果出现得更早，更愿意失业曲线在2014年而非2015年末翻转。无论如何，我没有遗憾。如果不是我做出的选择，法国就出局了。必须决断——这是法国总统应该做的事。第六共和国？
法国在两个世纪中已经更改过12次基本法。修法都是发生在危机之后。制度稳定百分之百是好事。在法国，政体是共和国的保障；在历史上，政体造就了法兰西。法国的政治、行政文化携带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忠诚于公共利益的体制是一件珍贵的法宝，我们必须保护而不是损害它。
从以往经验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既有灵活性又有归属感，需要进行双重完善，一个是在微观上，另一个是在宏观上。微观上是指变革立法程序，它不再符合公民对快速行动的要求。法律草案经过各部之间的长时间工作和不可或缺的商讨后被起草完毕，提交至行政法院，列入议会审议日程，在议会相关委员会会议中进行辩论，然后按照艰难的节奏在议会两院之间穿梭。两院不惜延缓立法进程，只想给法案打上自己的印记。于是，从宣布改革到颁布实施政令，通常要花费一两年时间，有时需要3年。遇到紧急事务却看不到尽头。总统承诺要采取行动，宣布改革，但当法律开始实施时，人们已经忘记改革的决定从何而来，以及是谁、在什么时间做的决定。加快议会议程，明显缩短辩论时间，哪怕对预先协商的时间稍加延长，都比系统性地借助于政令来强行通过法律民主得多。如同前几个已故共和国时期以政令代法的做法一样，以政令强行通过法律的做法反映出议会的特权被剥夺了。
宏观上是指变革法国总理在行政权力中的地位。根据法国宪法，总理“确立和引领国家政治”。按照法国的做法，总理是议会多数派领袖，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法国总统则象征着国家，对外代表着国家，并确定大政方针。但在我的5年任期内，尽管有一个在总统选举之后建立的议会多数派，国家元首却总是冲在第一线。他不可能像7年任期制时的法国总统一样，超脱日常事务，仅限于裁决重大事务。选举产生的是法国总统，而不是法国政府首脑。理应由他来领导并进行阐释。
误解的风险依旧存在。如果总理忠心耿耿，满足于落实爱丽舍宫确定的政策，他便不成气候。很快，人们就会斥责他的清明，痛惜马提尼翁府淡出视线，批评爱丽舍宫集权。但如果总理争取到自主权，天马行空，标新立异，人们又会毫不迟疑地把他说成是总统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导致国家最高层出现双头政治，最后以二人关系破裂而收场。
法国第五共和国最终必须实行“总统制”吗？这是5年任期制的逻辑和总统选举及立法选举的时间顺序使然的。我深知这一体制变革将会引发的疑问。根据乔治·蓬皮杜那句闪光的话语，那是因为总统能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自从总统由普选产生以来，根据宪法，我们不再实行议会制，但也不是总统制，而总理要对国民议会负责。如何理解除特殊情况外，总统作为真正的行政权力首脑却不能直接与国民议会进行交流？再也不能踌躇不前。这既无益于议会权力，也难使行政权力运作得更加高效。这是公民的迷惑之源，并不能给政府行为带来一丁点儿好处。如果要对宪法进行修改，那么要改的就是这个。
[1] 涅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人物，是半人半马的摆渡者。——译者注02决策
军人讲究准确。在我办公桌上打开的地图上，他们请我看沙漠腹地的一个村庄，那儿藏匿着恐怖分子首领。多年来，他在这个残垣断壁的藏身处，领导着针对我们及我们的盟友的无名战争。他恣意妄为，自己杀戮或让人杀戮法国人。这次他被“挖”出来了。我们可以用20分钟消灭这个敌方指挥官，他以沙漠为战场，筹划着重复其恐怖行为。这是消灭他的一次机会。释放雷霆
我们的对话短促而紧张。我问，那栋房子里是否只有他一人。他们肯定地说，是的。但他们也告诉我，旁边住着几户人家。他们向我保证，我们将对圈定的范围进行精确打击，但不排除伤及平民的可能。因此，我推迟了这次行动。
一周后，同一批负责人围在同一张地图前。我再次询问他们。他们回答，那个街区的居民已被撤离，并且在离开住处后受到照顾，因此我们手握最大的胜算。因此，我下达了打击的命令。20分钟后，他们向我请求最后的开火令，我予以同意。行动发起：那栋房子爆炸了，但无任何连带损伤。恐怖分子首领已经被消灭了吗？我们无法核实。不过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总统有时就是这样工作的——在安静的爱丽舍宫释放雷霆。这是其职责的精华：决策和担当。我们军人的职业素养又一次得到了展示。但是如果行动失败，如果炸弹摧毁了另一栋房子，而不幸有一家人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到了房子中，那么这就要由总统而不是他人来承担道义和政治责任。他守护着国家的生活，但死亡的信息日复一日地伴随着他。决策的哲学
有些名声一经形成就会经久不衰。有时，这些名声只是阿谀奉承，并非名副其实。有些人有幸被传闻赋予先天的决策本能：他们的犹豫不决会被看作是工于心计的表现，他们的拖延则被视为至高智慧的明证。有时，有些名声颇受争议而得不到正确的评价。对于这些人，他们的思考即使再有道理，也会被盖上优柔寡断的戳记；他们的睿智会被视为困窘；他们要比别人更多地展现当机立断的能力。人们找借口说我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却长期寻求折中以实现团结，把喜欢平衡甚于大胆进取、喜欢对话甚于施展威权、喜欢谨慎甚于出其不意的习性归咎于我。
可是，我认为，在决策的艺术中，一切都取决于彼时的形势和背景。我总是怀疑一般法则，区别对待出现的各种情况。在使用武力以防留给敌人反扑机会时，出其不意就对我们十分有利。这就是我在介入马里和中东时的想法。而为了保证政策的公正性，磋商和评审则十分必要。我在实施经济战略时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我急于求成的时候——如同处理劳动法改革那样，我便为此付出了代价。
另外，我从没和时间开过玩笑，也不能容忍时间白白流逝。我知道，5年任期很短，实际上它比显示出来的持续时间还要短。所以在2012年7月，重新平衡公共账户的重大选择已经做出。同年11月，招标政策开始实施。同年12月，我们的工业战略已经确立。人们可以就我所做决策的合理性、内容及后果指责我，但不能怪罪为做决策而必需的期限。制定经济方针确实需要时间，在军事行动中更是这样。危险的行动
2013年1月11日，在紧挨着我的办公室的绿厅里，宽大的玻璃窗外树叶轻柔地沙沙作响，我需要同时对两起打击做出决策。在马里北部，一队装备着机枪和迫击炮的“圣战”分子在连接马里南北的主干道上行进。马里军队被包抄了。在占领了廷巴克图、加奥和沙漠中的其他城市后，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他们几个小时就可抵达巴马科，驱赶正规军，把这座城市变成被恐怖笼罩的首都，并将威胁整个非洲西部。只有法国进行干预才能阻止他们。但是这次行动十分复杂且要求很高，于是我在防务会议上询问我们的军队将领。“这支队伍多久能拿下巴马科？”“三四天，或者更短。”“你们多久可以到达那个区域？”“空中行动需要24个小时，地面部署则需更长时间。”“在损失方面有哪些风险？”“在第一时间就会出现损失。”
因此，仅仅实施空中打击是不够的，我面临的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要派出军队进行地面干预，击退袭击者，把这些宗教极端分子赶回北部广袤的沙漠地区，然后围剿他们，以确保这个勇敢国家的民众和平。法国担负着保护人的角色。如果遇到挫折、困境，我们的部队就会陷入瘫痪，舆论会变得悲观。军队将领不做任何掩饰，他们提出困难，评估机会。我从他们的语气中察觉到，他们害怕出现人员伤亡。与许多成见相反，将军不是好战分子，他们最在乎的是士兵的生命，并且一直设法保护平民。虽然他们充满信心，但在这类对抗中，意外随时都会发生，并会挫败经过优化组合的计划。因此必须尽快决策——尽管现代情报手段难以完全穿透这片未知的面纱。
马里总统迪翁昆达·特拉奥雷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震人心魄的呼吁。他是这个友好国家唯一的合法当权者。他是一位科学家，曾在尼斯学习，后来在马里开始政治生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2012年5月，一群敌对者闯进他的办公室殴打了他。他头部受到击打，被扔在那儿等死。在法国接受治疗后，他回到巴马科，并意识到威胁他的国家的那些危险。在电话中，他的声音沉重、急促。我们直奔主题。“如果您不出面干预，巴马科将会沦陷，整个西部非洲都会陷入动荡。”他清楚地指出，宗教极端分子的队伍前进速度很快，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于是我和马里邻国的其他非洲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所有领导人都确认，迫切需要我们的干预。
什么都不做，就等于牺牲了一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域，等于放弃了一个忠诚的盟友，等于放任宗教极端分子的“瘟疫”四处蔓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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