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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介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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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学与中医学试读：

主编简介

张介眉，男，1947年生，湖北黄陂人，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三、四、五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湖北省知名中医，湖北中医名师，武汉中医大师。现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主任、国家中西医结合临床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脾胃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先后获“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中国中西医结合优秀个人”等称号。先后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11项，武汉市科研课题12项，荣获省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l0项。主编出版专著l2部，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或指导老师发表论文l00余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12项，其中授权专利5项。

总主编简介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总序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4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15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药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2017年3月6日于北京

编写说明

蛇年初始，接到陈可冀院士函示，委托我编写《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中《兵学与中医学》部分，深感荣幸之余又恐能力不及，有负所托。故不敢怠慢，精心组织博士9人、硕士8人的中医专业团队参与编写，寒暑易节，不违工作，挑灯夜战，终成此稿。

本书的编写过程：第一阶段制订编写提纲，排布章节。我们仔细阅读了第一版《兵学与中医学》，在保留其精华内容的同时，因仰慕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故增加了毛泽东兵学思想与中医学一节。并给《兵学与中医学》的经典名篇《用药如用兵论》定制了一章的篇幅。我们认为，《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兵法思想的高度凝炼，其影响深远，后学研究多，因此对《三十六计》在中医学中的运用乃不惜笔墨，重工以饰。第二阶段是撰好范文，分工协作。其间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不同版本的兵学典籍和医学著作，军事专家的研究论文，现代医家关于兵法医学的研究进展等，为写作过程准备了丰富的知识素材，并试图通过范文形式求得体例、方法、用语等基本一致。在协商会上大家提出“兵学与中医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兵法医学，追求的是思想的交融，讲究的是战略战术，因此写作上要力图从理论到实践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第三阶段是交叉审稿校稿，避免观点偏激，类比过于牵强。在此过程中我们常因某些观点的分歧，特别是似相暗合又似牵强之处而进行激烈辩论。对断句用词及标点符号也反复斟酌推敲，力求文字简洁精练，语言通俗易懂。易稿十余次，删减6万余字方送呈此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谅之，并恳请同道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完善。张介眉2017年3月19日

第一章 兵学与中医学导论

第一节兵学与中医学的源流

一、兵学与中医学的产生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

自天地始生，人类初诞以来，先祖为生存之要，或巢居以避蛇虫，或穴居而远禽兽。其时生产无力，资源匮乏，人与兽斗，难无伤损，然时人无知，唯凭之任之，或生或死，但依天命也。或有痛不可忍者，以砭石、骨针刺之，竟尽止痛之功，此盖针灸之始也。夫食无所食，或有食本草以充饥，竟有愈病之妙，始知本草之用，此盖“医食同源”之谓也。其后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史记》）。又黄帝轩辕问道于岐伯、雷公、俞跗，岐黄之术自此传矣。及至夏商时，时人制汤醴饮用，始知汤醴于医学之用；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之成，此乃中医学之初建也。

中医体系既建，后人所虑者，唯其发展也。《黄帝内经》所述者，大道也，其理奥，医者难明。故张仲景著《伤寒论》以论病制方，辨证论治之萌，方剂之始也。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以专论针灸，开经穴治病之先河。及至隋唐，物产渐丰，时人命久，渐思益寿之法，故孙思邈著《千金方》而论养生之道。而后时过境迁，温疫大行，其病非《伤寒论》所宜，故叶桂又著《温热论》而独论温病。时至清末，列国入华，华夏颓败，国人有志者皆感锁国之弊，故愤起而尊西学，一时洋学盛行，医者竟有疑中医而妄言欲取灭之，中医之境危也。故有唐宗海者，振臂而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各论中西之妙。

凡上所述，中医学之发展，皆时势使然，人类生存所需也。

至于兵者，凶器也，其发展，亦关乎生存。《周易·序卦传》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故黄帝撰《握奇文》，战蚩尤于涿鹿，所为饮食生存也。

中国之兵学，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以《军志》《军政》《司马法》等籍为载体；成熟于东周，以孙子、范蠡、伍子胥为转折，经《六韬》《管子》成书而标志成熟。汉至宋元，各家争彩，受之影响，兵学内融儒、道、法家之理，渐至高潮。明至近代，理学、心学发展，“兵儒结合”变为“以儒统兵”。及至列强东侵，火器称雄，古代兵学之体系备受西方军事之冲击，终告解体，现代军事体系形成。

遍观中国兵学之发展，因饮食之道而战，战而有总结，兵法生矣。而后之发展，亦时势相引，生存所需也。由此观之，兵学与中医学的产生皆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兵学与中医学在社会发展中交融

兵者，杀人之器也；医者，活人之术也。二者一名凶器，一名仁术，闻其名当知其别。然纵观华夏之史，其医者竟有寓兵学之道于医学者，其兵者亦有用医学之理于兵学者，只因兵学与中医学在社会发展中早已水乳交融，难以割裂。

相传黄帝征蚩尤、伐赤帝而作兵书之祖《握奇文》；师岐伯、问雷公而作医典之祖《黄帝内经》。可见兵学与医学乃是中华文明的双生儿，自问世之初就难以分割。

昔西周东迁，幽王暗弱，诸侯割据，征伐不断，伤病满野。兵家“仁本”思想渐萌，医家“仁道”之术渐兴。故先辈百思千虑，反复验证，终撰《黄帝内经》，著《难经》，书《神农本草经》，建中医之体系，史留医缓、医和、扁鹊、太仓（淳于意）之名。

及至东汉，献帝拱手，三国纷争。战伤不断，故华佗制“麻沸散”以为外伤之用。疫病流行，故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治黔首。饥民遍野，故董奉隐杏林以愈万民。时穷节乃见，若非战乱，岂有建安三神医之美名传？

而后东晋，中原陆沉，胡族称主，北方五代更迭，南方十国交替，其乱也，天下如炼狱。因其乱，故有葛洪避世修道，以《抱朴子》论道，存《肘后备急方》济世。因其乱，故有兵法与医道双修之英杰，如山中宰相陶弘景撰《古今刀剑录》，作《本草经集注》；名将世家皇甫谧，注《鬼谷子》，著《针灸甲乙经》。

至于隋唐，炀帝骄奢，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竭尽民力，终致众雄起义相讨。孙思邈为避战乱，先弃北周官，后辞唐皇爵，隐于民间，知民之所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虑险峻，一心赴救。心诚术精，方能著成《千金方》。

至于明末清初，清人入关，满汉相争。汉人不服满制削发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流血飘橹、积尸塞流。故有温疫盛行，久治难平，医者方知时更境变，古学难治今病。当是时有叶桂者别《伤寒论》著《温热论》以论温，吴又可著《温疫论》以论疫，薛雪著《湿热病篇》以论湿热。只因战乱之后多发瘟疫，方有温病学派之出世。

渐入近代，列强东侵，诸革命先反清，后反帝，再反军阀，辗转亦百年。于此民族危亡之际，西学独尊，国学势弱，中医若不自强则无以求存。幸有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以企“折衷归于一是”；有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独倡“衷中而参西”；有朱沛文著《中西脏腑图象合纂》，称“通其可通，存其可异”；有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华夏渊源其长而久也，其大医名医之所出，多出自乱世。因其乱而思，因其思而变，因其变而通，因其通而久。故古人云“乱世出英雄”，我言“战世出名医”。

第二节兵家哲学思想与中医学

一、“天时、地利、人和”与“天人合一”

兵家临战，需用宏观的天地人、敌我的整体，制约、研究、调节局部的战争，这种整体观念也正是中医学的基本原则。“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名异品理……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即医生必须把医事活动置于医患双方、自然环境、邪正对比、心理生理等全局性的问题之中，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具体病情，临床运用才能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其精髓主要可以归纳为“时间医学”和“空间医学（气象医学）”。

中医时间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提出了“天人合一”“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医学全部理论的思想核心，凡是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理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理论或学说，也都与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人与天地自然同道，而天道循环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道也要通过一个有来有去的时间来体现。如《灵枢·本脏》曰：“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灵枢·痈疽》也指出：“经脉流行不止，与天同度，与地合纪。”上述论述说明，《黄帝内经》在应用天人合一思想时，已经不仅仅是将人与天地的象数进行简单的、静态的比附，而是深入地落实到人体生命活动与天地运动的内在原理的关系上，使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了深刻的医学理论意义。

阴阳理论也与时间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阴阳的本义源自于古人对日光的观察，而太阳的运行又是古人划分时间的最早标志。《易传·系辞上》曰：“阴阳之义配日月”“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概念的形成，从自然万物而言，首先取之天地、日月、阴晴、昼夜、寒暑这些与人类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客观现象。由于天地和日月的运动旋转，形成了昼夜、年周及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的变换。因此，古人认为阴阳二气的消长转化导致了气候和物候年复一年地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使自然界显示出一定的时间规律。

中医时间医学源自于临床实践，也一直对临床应用起指导作用。中医时间医学无论是揭示生命活动规律，还是指导中医诊断治疗时间，预测疾病的愈、甚、持、起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还可用于揭示脏腑、经络活动的节律。从四时死亡病种来看，肺经病多死于冬季，肝经病多死于春季，心经病多死于夏季。

诊断方面，对常人脉象的观察，发现其与“人气”一日四时的变化规律相合。在疾病状况下，正常节律则被破坏。四季变化与脉象的关系是：脉率是冬慢夏快，脉位是冬偏沉、夏显浮，脉波幅是夏最高、冬最低，春秋处于过渡状态。

时间用药方面，中医则讲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根据这一原则，有的研究者在“夏至”开始给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服加味右归丸，取得良好的效果。用药的效果的确与时辰或季节有一定的关系。现代时间药理学非常重视体内药物酶的活性节律，因为所有的药物包括中药在内，进入体内后都要受到药酶系的作用，从而影响其药效和毒副作用。时间药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大多数药物都有其最佳的作用时点：抗组胺类药物在清晨使用时药效较强；磺胺类药物则在夜间服用才能维持较长的血浆半衰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必须考虑机体内分泌的周期位相。这说明中医讲究时间用药和现代医学用药的理论有其共同的科学性。

中医学认为，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经历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规律，它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黄帝内经》提到五脏之气必应天象，即内脏的功能与季节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还曰“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其认为经气的运行也与季节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与时间医学相比，空间医学考虑的范围更为广阔，二者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空间医学中，天文、气象、气候、地质、地理等环境与机体构成一个整体，各因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各要素相加之和，即整体之作用大于部分之和，在于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是这些相互作用造成了系统的整体性，空间医学中的各要素是相互联系的。这一学科的主要理论支持是运气学说，而且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医医学气象学，因此，运气学实际上是运用古代气象学理论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防治规律而建立的理论，并通过“气候—物候—病候”的关系予以表述，如北方气候多寒、南部气候多热，故而北方多山、南方多水，对机体造成的影响亦有不同，北方多风寒致病、南方多暑湿致病。

气象因素通过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一是直接作用于人体感受器而产生生理或病理效应；二是先通过某些中间环节（如病毒等），然后再作用于人体而表现出来。同时，人体对不同气象因素作用的反应形式亦不相同。《黄帝内经》提出预防疫病的基本原则是“避其毒气”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依据“天人相应”的观念，人体的正气与自然气候息息相关。中医养生倡导顺应自然，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治疗上亦要求“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因此，关注气象因素，设立医学气象预报对人类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气象变化亦如此。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情况下谓之六气，气候反常，应至而不至，或虽至而太过都会影响机体的正常功能，或促成致病因素的发生、加强而产生疾病。如从流行病学角度出发，疾病和气象条件有重要联系，所谓“气病”，都和季节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据相关统计，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年发生率与当年四月份平均气温和当年七月份的降水量呈负相关，每月疟疾发病人数与各月降雨量呈正相关，因此有人提出可以根据某些气象形势，预报某种流行病的可能情况的设想。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述，这个“伤”的解释，就是冬季气候过于寒冷，春季则可能会有温病流行。通过对2003年的SARS发生过程中气象因子的分析也发现，气候变化，人体正气下降时易发病。因此掌握宇宙气象变化的基本规律，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时间医学与空间医学有非常浓厚的中华民族的气息，讲究天、地、人三才的统一性，传统中医药学强调对疾病时间和空间的横断面进行观察，而时空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民族传统医药，有可能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研究结合建立新的切入点。

二、兵家阴阳学派与“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是《黄帝内经》的方法论和理论核心。《黄帝内经》是在《易传》完成自然观后，吸收《周易》的兵学内涵、战国阴阳家、兵阴阳学派等多重学术的影响而产生的。“阴阳”之词渗透入兵学，首见于《孙子兵法·始计篇》，而在《孙膑兵法·地葆篇》亦有提及。《始计篇》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此处是以阴阳阐明天象之道。《地葆篇》有言：“凡地之道，阳为表，阴为里，直者为纲，术者为纪。”此处以阴阳合论地之理。但孙武、孙膑虽论及阴阳，却不属于兵阴阳学派，而是兵形势家（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15）。这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类序》任宏的分类。任宏将兵书分为四种，即：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从《尉缭子》一书的批驳看来，当时的兵阴阳家夹杂有“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历史唯心主义，且在战国时期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自《尉缭子》兵形势家的不同学派反对“阴阳向背”之后，兵阴阳学派的著作遂不为当世所重，亦可能焚于战争兵火。但其主要思想可能有所流传，并随着《易传》的完成而进一步推广，兵家韩信又据《周易》演兵，《周易》又寄寓阴阳之理而渗透入医学。《黄帝内经》实是综合百家，吞吐兵、儒、道、法，采兵、儒之善，提阴阳之要，同时对阴阳进行一次较大的改造，还融其他理论于医学，故而与阴阳说相结合成为中医学本体论的重要内容。《尉缭子》反对阴阳说不遗余力。其首先继承了西周、春秋以来朴素唯物论者“天人相分”的进步观点，以实际战例为依据，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根本并非“阴阳向背”问题。《黄帝内经》则在其医学固有体系中避开此类，专论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丝毫没有兵阴阳家言谈的痕迹。《黄帝内经》论阴阳对立的方面多，论互根的方面较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虽已具备互根的思想，却始终没有进一步阐述互根之理。这个问题唯独周敦颐《太极图说》论述的详尽而又具体。如：“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已将阴阳互根对立统一于太极之中。《周易》的太极图是一种概率的、动态的描述，而不是定形的、静态的图形。太极图外周圆圈寓意为元气，表明宇宙万物是运动的。圆周之内“合二为一为太极，一分为二谓之阴阳”。因此，张介宾在《医易义》中曾曰：“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于《周易》。”源自《周易》的内涵及兵法，孙武、孙膑、韩信、诸葛亮、姜维、李靖、刘基等人均以《周易》演兵。诸葛亮还据“九宫八卦”演成“八阵图”。因战场瞬息万变，《周易》有“变”的原则，故述兵事最切于实际。

战争是动态的描绘，从阴阳学说的阴阳动静的相对对立观之，则阳为动态，阴为静态。从风雨阴晴的天时气象（这也是兵家与医家应具备的知识），到山川湖泽等地理（军事地形学与环境的基础学科）形态，以致攻防进退的每一个军事行动的细节而言，在古代都可以看作阴阳相对的动静观。正是由于对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考察，《黄帝内经》作者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多维研究也是根据“阳动、阴静”的态势采取抑阳或扶阴，“以平为期”，达到相对的平衡。固然，对战争来说，一方胜，一方败，表面上不平衡，而“以战止战”也终归和平。另外，兵家同样是从动态的体势展开了战术的具体运用，因此，《黄帝内经》在阴阳问题的动静观方面与兵阴阳家暗合。尤其是阴阳的属性——刚柔相济方面，这就为《黄帝内经》纳阴阳说于医学之中铺平了道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该论已将阴阳与天地、风、雷、谷、雨并提，说明在整体观、恒动观方面，《黄帝内经》与兵学已经找到了恰合的交融点。“藏象”应属静态，而气总是以动态出现。在《黄帝内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藏象学说”就是以动态的观点观察脏腑气化，并以阴阳的动静说进行说理、演绎。其中阴阳互化则提示着事物已开始转化。“变”是《周易》的原则。兵家谈战场之变，《周易》言阴阳之变，《素问》谓阴阳为“变化之父母”。泰卦的小往大来、否卦的动而顺行等均属动的概念。因动而变，由变用兵，自古兵家皆然，均得《周易》之神髓。阴阳有着极其纷繁错综的变化形势，故自《黄帝内经》至张仲景都认为其“变化难极”（《伤寒论·自序》）。《易传》认为，自然的根本性在于无穷的创造，它不是一个循环的往来，而是往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兵法中表露无遗，为兵家所穷究，医家所效法。故《易传》的阴阳一出，《黄帝内经》阴阳学说的自然观、恒动观、整体观、时空观可谓面貌已定。在阴阳的变化上，兵家与医家的渊源都来自《周易》的辩证法思想，“师”“离”“晋”“同人”等卦的具体运用体现着《周易》的内涵——辩证法，并启迪《黄帝内经》的辩证哲学观。中医学的阴阳辨证始于《黄帝内经》，而定鼎于《伤寒论》。它的主要思维形式是“模式思维”，张仲景将其具体化，建立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六经辨证以阴阳为纲，《伤寒论》第7条曰：“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这七日、六日正是出于伏羲氏河图的“水火成数”。《易传》认为，卦爻之变化就是效法天地之变化。“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系辞传》）。《孙子兵法》即据此设《九变篇》以御战场之变。九为极数，谓变化难极。《黄帝内经》亦据此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陈述于脏腑之间，剖析于病理之内。其状物离不开八卦藏象，说理亦离不开五行藏象，并以阴阳说作为理论核心，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

三、箕子五行与《黄帝内经》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先秦阴阳说的补充和发展，言其发展了阴阳说，是因阴阳说偏于宏观、笼统；五行说则较具体而抽象。五行说渗透入《黄帝内经》后，便成为阴阳五行学说，此即论阴阳有五行，言五行有阴阳。

作为哲学名词的五行概念，首见兵家箕子的“五行说”，文献最早载入的是《尚书·洪范》。五行生克的说法，见于先秦兵学与中医学的跨学科著作《管子》，其后是《孙子兵法》的“五行无常胜”说，曰：“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再后为《孙膑兵法·奇正》，论五行“有胜有不胜”，基本保留了《孙子兵法》的无常胜说。《黄帝内经》在接受阴阳说的同时也引进了五行说，这是因为五行说能较能客观地反映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这里举“草”说明事物在变化，当时军事学上亦有这种思想。例如《孙子兵法》也是以“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势篇》），说明用兵之法应当像自然界那样要善于变化。

作为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从理论到实践，兵家实际上已有应用。《孙子兵法》有《火攻篇》，《孙膑兵法》又增入水攻的内容，水与火都是五行之一。行，即是运动的意思，说明兵家运用五行体现战争的动的态势。用兵之法，有所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也体现了五行说的内涵。

自五行之说盛行之后，各家著作每多机械搬用以凑合成数。如《孙子兵法》中言将有“五危”（《九变篇》），“火攻有五”（《火攻篇》），“知胜有五”（《谋攻篇》），“声不过五”“色不过五”“味不过五”（《势篇》）；《孙膑兵法·地葆篇》还有“五草之胜，五地之胜，五地之杀”；中医学则有五脏、五官、五窍、五方、五音、五运、五气、五味等等。《黄帝内经》认为五行说有常有变，要根据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最后以实际表现为准。《黄帝内经》中虽有大量篇幅介绍运用五行学说来推算气候变化的公式，但也并非将其看作一成不变。诚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

张仲景书称五行为“五常”（《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但比较灵活，不再以五成数机械使用。如在分析邪之致病时，言其因有三，统计疾病分类方面：阳病十八，阴病十八，五脏各有十八，合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为一百零八病，五劳七伤六极，妇人三十六病，因不是六气所感，尚不包括在内，这是古代意识对疾病分类的一种计数法，虽有“五脏、五劳、五邪”等名称，度其意不在于关合。

无论是阴阳学说还是五行学说都是在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医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应该灵活运用，不可拘泥。

第二章 战略战术与中医理论

第一节《司马法》“仁本”与医为“仁术”

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在周代时已有“唯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命关天”“仁者莫大于爱人”等等思想。《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爱人，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学所主张的爱的方式。这种思想深深地渗透入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和兵学中，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就反映出《黄帝内经》的“人本”思想。兵法著作中多有“人本”思想的体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司马法》提出的“仁本”。《老子》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残酷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资源，根本上还是为了人的生存，但是伴随战争而来的必然是死亡和灾难。兵法的价值就在于以最小的牺牲来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不顾人的死活一味地争战求胜就成了穷兵黩武。所以《司马法》开篇即论仁本：“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简言之，战争只是“止战”的手段，“安人”才是目的。中医也认为汤药针石只是手段，救人才是目的。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在其著作《医学源流论》里面明确论述了“用药如用兵”的道理：“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仁本》篇进一步说：“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即使不得已发生战争，也应该“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具体地指出了兵法以人为本的行为原则。这种仁本的战略思想渗透入医学后，传统医学伦理学的雏型开始孵化而生。因为中医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所以历代医家从医的目的多是“济世”“救世”，抱有心怀天下苍生的远大志向，故素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清代学者饶兆熊为程钟龄《医学心悟》所做的序言中说：“相之良则安天下；医之良则自乡而国，罔不获济。”故中医为“仁术”，而不是追逐个人功利的工具。历代中医名家大多是在“仁心”的推动下开始学医，最终成就了“仁术”。如医圣张仲景，官至长沙太守，时值东汉末年，诸侯割据，兵祸绵延，社会动荡，疫病流行，作为封疆大吏的他感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遂于公务之余在衙门大堂上为百姓治病，坐堂行医亦为后世所传颂。张仲景告老还乡后，有一年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张仲景于是研制了一个可以御寒的食疗方子，叫“祛寒娇耳汤”，施舍给穷人吃，流传后世就是中国传统美食——饺子。张仲景轻视名利，隐居乡野，专心著述，终于撰成中医经典巨著《伤寒论》。若不是有深厚的仁心作为支撑，又怎会有如此伟大的成就，甚至可以说中医大师仁心越厚，成就越高。

无论是医学还是兵学，都不能背弃“仁本”，将之拿来作为追求功利的敲门砖，《仁本》篇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这就是偏离了“仁本”的后果。中医如果不是仁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就会成为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说的那种“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的“含灵巨贼”。

中医的医德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出发点，形成以“仁本”为基本内涵和特征的医德观。把医学定位为“仁术”，把医生良好的德行称为“仁心”，把医德好的医生称为“仁人”，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自古至今的医家一直以“医为仁术”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道德戒规和活动宗旨。正是这种伦理道德传统，使历代医家将个人名利置之度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

第二节《六韬》与《黄帝内经》

很多疾病会随天气变化而变化，如风湿患者病情常在阴雨天加重，这也是天人相应的表现之一，所以在临证时遣方用药也需要顺应天气变化。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当地名医郭可明老先生师仲景法用白虎汤，疗效超过世界水平，一时引起医学界的轰动。次年唐山、北京又流行乙型脑炎，复用白虎汤则疗效欠佳。蒲辅周老先生分析认为，当年夏季北京地区雨水过多，乙脑患者不仅有高热，而且湿邪重，于是在白虎汤中加苍术一味，病死率又从30%下降到10%以下，有效扼制了该次乙脑的流行。这是天人相应观在医学应用中的著名案例，正是这一案例证实了中医的科学性，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废止中医的错误思潮。

关于防微杜渐的思想，《龙韬·军势》篇曰：“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这与《黄帝内经》的“治未病”思想如出一辙。《素问·八正神明论》云：“上工救其萌芽。”就是说疾病虽未发生，但已出现某些先兆，或处于萌芽状态时，应采取措施，防微杜渐，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这也属于治未病的内容。健康与疾病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欲病就是人体已处于未病与已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或“病前状态”。在“病前状态”，尽管体内已开始发生某些异常变化，但病象尚未显露，或虽有少数临床表现，却不足以确诊病证，其有可能发展为具有明显症状的疾病。若能及时施治，则可阻止其发展，从而使“病前状态”向健康方向转化。

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和防微杜渐，治乱于未萌的思想不仅指导了军事家管理军队、政治家治理国家，也指导着中医的养生防病。这种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早已深深刻印在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故在兵学与医学中均有所反映。

第三节《吴子》“料敌虚实”与中医诊断

视其外应，测知其内；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这是前人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机体外部的表征与体内的生理功能必然有着相应的联系。通过体外的表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许多事物的表里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联系。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事物都与周围事物发生一定联系，如果不能直接认识某一事物，可以通过研究与之有关的其他事物，间接地把握或推知这一事物。同样，脏腑受邪发生病理变化必然会表现在外，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相应的外在病形，即表现于外的症状、体征、舌象和脉象。因此，可以运用望、闻、问、切等手段，把这些表现于外的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有关资料收集起来，然后分析其脏腑病机及病邪的性质，以判断疾病的本质和证候类型，从而做出诊断。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思想根源及理论基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诊断疾病必须结合致病的内外因素全面考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中医诊察人体病变的内外，正是极力搜集望、闻、问、切所得的四诊、八纲材料，通过去伪存真的筛选过程，运用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达变的方法，以此作为诊断的依据。

四诊是诊察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难经·六十一难》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曰：“望以目察，闻以耳占，问以言审，切以指参。”望诊是对患者全身或局部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了解病情，测知脏腑病变；闻诊是通过听声音、嗅气味以辨别患者内在的病情；问诊是通过对患者或陪诊者的询问以了解病情及有关情况；切诊是诊察患者的脉候和身体其他部位，以测知体内、体外一切变化的情况。传统诊法除望、闻、问、切外，还包括耳诊、舌下诊、人中诊、腭黏膜诊等等。根据四诊合参的原则，四诊所得的一切资料，必须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如清代医家崔默庵诊治疾病时，若没有明确的病因，就要对病人反复诊察，直到找到病因才罢休。有一年轻人，娶妻后不久出痘疹，全身浮肿，头面如斗，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崔默庵诊察这个年轻人，六脉基本正常，一时间难以了解病因。当时因为坐轿远道而来，腹中饥饿，便在病人的床前吃饭。看到病人因为眼眶完全浮肿，不能睁开，只能用手掰开眼皮，看着自己用饭，崔默庵问道：“想吃吗？”病人回答说：“非常想吃，但医生告诫我不要吃，怎么办呢？”崔默庵说：“这种疾病对饮食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叫他吃饭。病人吃喝很香，崔默庵更加不理解。过了好久，崔默庵观察病人的居室里，床铺桌椅散发出刺激的漆味，突然彻底醒悟，说：“我发现病因了！”赶快让病人搬到另外的房间，用几斤活螃蟹捣烂，遍敷病人全身。不到两天，病人浮肿消退，痘疹透现，病告痊愈。如果不是通过细致的望、闻、问、切并加以综合分析，又怎么能够发现病因呢？“料敌”是根据敌方兵力的多寡、后方的补给线、指挥员的优点与缺陷、主将同国君的关系、将士间的团结协作程度，以及是否处于战略要地等情报通盘分析，然后根据所得的信息判断己方采取攻势或守势。中医诊断则是通过医者的感官，尽量多地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加以整合分析，辨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确定其病名、证型，从而采取正确治法的过程。兵法关乎存亡，医学关乎生死，都需要极其谨慎，尽管“料敌”与诊法不完全相同，但双方都在竭力搜集信息，判断虚实，综合情报，进行分析，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其实是相通的。

第四节《黄石公三略》与中医治则

中医治则是中医学防治疾病、保持和恢复健康之总则，是中医临床治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辨证论治、治未病、治病求本、标本缓急、三因制宜、因势利导、正治反治等概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运用规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的宝贵思想“因势利导”也是中医治疗法则的精髓之一。《黄石公三略》云：“顺举挫之，因势破之。”主张因势利导，根据形势采取相应的策略。“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中医治则也强调顺病邪性质和部位而治，根据病情的不同、正邪虚实的形势采取不同的治法。根据不同病邪所造成的“势”，尤其是以实邪为主的病证，应根据邪气所在部位和性质采取相应措施，使之从最简捷的途径，以最快的速度排出体外，以免病邪深入而过多损伤正气。随其性而宣导之，就其近而祛除之，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中医因势利导的治法有很多，较典型的例子是通因通用。如食滞内停，阻滞胃肠，致腹痛泄泻，泻下物臭如败卵时，不仅不能止泄，相反当消食而导滞攻下，推荡积滞，使食积去而泄自止。又如瘀血内阻，血不循经所致的崩漏，如用止血药，则瘀阻更甚而血难循其经，使出血难止，此时当活血化瘀，瘀去则血自归经而出血自止。

当敌人气势汹汹而来，我方一时难以取胜的时候，《黄石公三略》采取的策略是：“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然而当病邪强盛，一时难以治愈的时候，须避过邪气猖獗势头，而在其既衰之际击之。《灵枢·逆顺》“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即论此法，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个方面。《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体现在《黄石公三略》中则是简单的两句话：“敌动伺之，敌近备之。”人们不但要治病，更要防病，不但要防病，更要注意阻挡病变发生的趋势，并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想好能够采用的救急方法，这样才能掌握防治疾病的主动权，达到治病十全的上工之术。故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说：“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

无论是“因势利导”，还是“治未病”的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既能指导军事家们的战略方针，也启发了医家的治疗法则，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加以利用，将有助于中医药更好地造福社会与全人类。

第五节《孙子兵法》“五事”与医道

所谓“道”者，是指兴兵有理，出兵有道，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孙子兵法·火攻篇》），所以对于战争决策者来说，选择或决定战争一定要慎重，切不可凭感情用事。不是“怒而兴军”“愠而致战”，而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篇》）。孙武对于战争的这种看法和态度被称为“慎战”，这种思想与医家的慎药思想如出一辙。清代凌奂著有《本草害利》，该书详尽地陈述了每一味药的利害得失，引用凌奂书中的一句话：“凡药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冲锋于前，不顾其后也……遇证则慎思明辨……辨证不明，信手下笔，枉折人命。”明代医家王肯堂也曾说过：“人有生，必有死，万物之常也。然死，不死于老者，万物皆然而人为甚，故圣人悯之而医药兴，医药兴而天下之人又不死于病，而死于医药矣。”可见药害甚于病害，医者面对千变万化的病情，一定要慎思明辨，千万不要滥用药。“慎战”还有一重意思是“先为不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是说平时就要有备才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疾病，医家同样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黄帝内经》：“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生动地将战备国防与疾病预防联系起来论述，清楚地说明了“防重于治”的重要性。中医“治未病”，讲求未病先防。对于疾病的侵袭，应当先做和早做预防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强人体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就有如先做好了各种“不可胜”的措施，对疾病严阵以待，邪气就无从入侵，就能使我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道”指“民与上同意”，讲的是君民一心，共同抗敌，医者则讲究患者的依从性，医患同心方可祛病。《黄帝内经》云：“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信巫不信医、爱财不爱命或不遵医嘱、恣意妄为者，都会贻误病情或治而乏效。

所谓“天”“地”者，指时机和地势，只有顺势而为，重视天时地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中医讲究因人、因地、因时的“三因制宜”，二者似有共通之处。《孙子兵法》十分强调随着敌情的变化随时调整作战计划。《孙子兵法·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九地篇》进一步提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只有根据敌情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顺应天时，掌握地利，才能用兵如“神”。同样，医治一种疾病，也要根据人体的体质、性别、年龄等不同，以及季节、地理环境来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随着病情的变化，采取不同的医疗措施。

所谓“将”者，兵法上指将帅的才能。明朝褚澄说：“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褚氏遗书》）《孙子兵法》择良将的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要求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选医如选将，中医学重视医生的个体文化素质修养。如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要求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叶天士也指出：“必天资聪颖，读万卷书，而后可以言医。”

所谓“法”者，意指军队的管理制度、责权划分、资源保障、物资调配等问题。在临证实践中，我们可以比照为中医的诊断标准、组方原则、药物剂量、妊娠禁忌等多种临床准则，正确运用这些规范准则，才是解决病证的主要途径。《孙子兵法·始计篇》“五事”指出了决定胜负的基本条件，且“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中医临证解决病证之难题，犹如战争中之攻守，医道亦是兵道。

第六节“兵者诡道也”与“医者意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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