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军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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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初探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第一章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及其内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飞速前进，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彻底告别两位数的传奇增长，中国经济缓缓拾阶而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既是一个亟须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第一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及其国际国内背景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新常态”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
2014年8月5～7日，《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以《经济形势闪耀新亮点》《经济运行呈现新特征》《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为题，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具体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和意义。此外，《人民日报》还分别于8月4日、11日和18日刊登“新常态 平常心”系列报道，题目分别是《新常态，新在哪？》《新常态，辩证看》《新常态，新应对》。一时间，舆论界、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可以说，“新常态”一词既是中央对经济时局的冷静俯瞰，也代表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它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客观经济在主观认识上的变化，而且将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观行动符合经济“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也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亟须展开深入系统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2014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做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再论新常态，总结了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呈现的三大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同时，习近平表示，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四大方向分别是：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创新拓宽道路；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14年12月9～1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作出了权威阐释：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次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这次会议还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大逻辑”的提法引人注目。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对来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但这样从理论和哲理层面对形势进行判断和分析，令人耳目一新。笔者认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仅更加突出战略性，还更加重视理论上的完整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可以说，“新常态”是我们认清当前经济形势、搞好经济工作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条件。
一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过后的深度调整期，各类潜在风险相互交织，世界各国走势分化、结构分化、周期分化、政策分化，形势错综复杂。总体来看，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有以下四大特点值得关注。[1]
第一，南北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尽管美日欧经济正在步调不一地缓慢走向复苏或走出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增速放缓，但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仍在不断下降，后者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仍在不断上升。经济占比的改变反映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在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新技术革命孕育突破的新形势下，南北关系，特别是南北经济关系的互动与交融呈现新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全球增长回升乏力，各经济体增长回升不均衡，风险目前偏向新兴市场。报告预计，2016年和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达3.4%和3.6%，分别比2015年10月份预计的低0.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速为6.3%和6.0%。报告还预计，2016年和2017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可达到2.1%和2.1%。其中，美国增长2.6%和2.6%，低于2015年10月份预计的2.8%；欧元区增长1.7%和1.7%，英国增长2.2%和2.2%，日本增长1%和0.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预计将连续第五年放缓，增长4.3%和4.7%。其中，印度增速最快，预计将达到7.5%和7.5%；俄罗斯将继续萎缩1.0%和微弱增长1.0%，巴西萎缩3.5%和0.0%。图1-1 全球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
第二，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新平庸”。主要表现为“四个低”：一是低增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不断下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10月预测，2015年和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分别为3.1%和3.6%，比之前7月预测值各下降0.2%。二是低利率，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延续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货币。三是低通胀，受全球范围内的需求萎缩和石油、铁矿石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世界经济始终处于低通胀状态，全球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四是低就业，主要经济体中，除美国和中国外，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到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低就业率成了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
第三，新旧秩序、新旧规则之间发生重大变化。旧的机构、旧的机制、旧的规则仍在起主导作用，但同时新的机构、新的机制、新的规则也在不断产生，并且在不断提升影响力，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量。金融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组织机构的出现，对世界原有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和连锁反应；贸易方面，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从TPP、TTIP、RCEP，到中国签订的涉及20个国家的12个自由贸易区协定，自贸区战略被各方作为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制造业方面，原有的制造业格局已经逐渐被打破，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重构。
第四，中国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动日益加深。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第一大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家，年度投资流量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人民币作为全球第四大支付结算货币，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经济仍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经济的版图和格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互联互动、相互依赖、交融合作不断加深，其深度、广度前所未有，其复杂性、多样性前所未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深，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加，物价与汇率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愈加复杂，与国际市场的互动更加密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和被动性前所未有，中国经济真正具有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切要求我们在观察和谋划国内改革发展，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等各项事务时，不能再孤立地看待自身和世界，不能再忽视巨大的政策外溢效应和政策沟通协调的必要性，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事务、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
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进展加快。近年来，美国积极倡导和推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ISA（服务贸易协定）等新自由贸易协定。显而易见，美国加速推动TPP和TTIP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端“双管齐下”，推进“两洋贸易战略”，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可低估。2015年10月，泛太平洋12国历经20年终于达成了TPP基本协议，这意味着规模占全球四成的巨大经济圈将应运而生。美国自从参与之日起，就主导了TPP谈判，并将TPP的确立视为其重返亚太的战略重心，给TPP的定位是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白金级自由贸易区”。美国是希望通过TPP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确保其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日等国的影响力，进而实现其长期称霸全球的政治意图。TTIP谈判自2013年6月启动以来，美国和欧盟又于2013年11日至15日在布鲁塞尔展开了第二轮谈判，涉及的领域包括服务、投资、能源和原材料等，主要议题是如何协调监管以减少贸易壁垒。如果美国的意图如期实现，最终将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和美欧自由贸易区，全球贸易版图将出现重大变化，将使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从经济规模和贸易额占全球比重看，TPP和TTIP的影响“举足轻重”，会明显增加和刺激美欧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两大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会相应减少。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还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第一，有可能架空世贸组织（WTO）。WTO多哈回合从2001年启动谈判到现在，毫无进展并陷入僵局，如果TPP和TTIP谈判取得突破，WTO将面临尴尬境地，WTO规则可能不得不随TPP和TTIP确定的规则和标准做出调整。第二，有可能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TPP一旦生效，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必然会分为两大阵营：TPP成员与非TPP成员，由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所做出的承诺本身就缺乏约束力，未来它在区域合作的影响力将会下降，APEC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将受到质疑。第三，打乱以“10+X”为主的亚洲区域合作进程。目前，日本与部分东盟国家选择加入TPP进一步降低了对“10+3”与“10+6”的需求，亚洲“10+3”与“10+6”等区域合作的谈判可能陷入停滞。第四，中国有可能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TTIP和TTP谈判几乎囊括了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如果TPP和TTIP最终达成协议，那么除中国和金砖国家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将进入这两大贸易区内，届时中国的处境将十分被动。
当前，国内存在一种满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改革开放红利和所取得经济发展成就、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新标准和新发展知之甚少或简单排斥的倾向，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上缺乏战略性眼光和突破性进展，少数领域陷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应制定积极的开放战略，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中。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把握全球的资源，把握全球的需求，把握全球的人才，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合作双赢。
三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孕育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
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随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系列相关文章再次勾勒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令人震撼的图景。事实上，以大数据、智能制造、无线革命为代表的第三次超级技术变革，正在美国酝酿并初见端倪。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的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所取代。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
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消失的同时，也将使机器人、可再生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纳米技术、生物电子技术等新兴产业不断成长为新的主导部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场。由于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的步伐加快，3D打印、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制造机器人的软硬件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降低，性能不断提升，人们设想中的军用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家政服务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思维和学习能力。国际上有舆论认为，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主要制造商和国家纷纷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我国将成为机器人的最大市场，但我国目前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还不能应对这场竞争，我国科技创新基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核心技术上不能取得国际领先地位，那么它原先在传统工业上的国际竞争优势最终也将会丧失。在全球经济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国率先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任何国家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据先机和提升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与利益，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加快本国经济转型，才能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 国外需求复苏缓慢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有关国家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经济体需求疲弱的局势。2012年，美国的货物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3%、服务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欧盟的货物进口总额同比下降2%、服务进口总额同比下降3%；日本的货物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4%、服务进口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比2011年明显下降。
全球需求虽然有所复苏，但仍比较缓慢，存在着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受财政紧缩和居民去杠杆的影响，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疲弱增长，这对包括进口需求在内的整体需求产生了抑制。近两年来美国的进口增长一直慢于内需。欧盟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在过去两年里近乎停滞，甚至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下跌。
国外需求复苏缓慢导致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开始回落。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6.4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0.6%。201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4.58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7.0%；其中，出口14.1357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8%；进口10.4492万亿元人民币，下降13.2%。
同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反思，进一步刺激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释放，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缓解国内的矛盾和压力。据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出口产品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统计发现，2012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72起贸易救济调查，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涉案金额上看，均超过2011年；从调查发起国家来看，越来越多的由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发起；从涉案产品来看，也从传统的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高附加值产品。中国的对外投资同样遭受保护主义的侵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并购频频受阻，尤以欧美国家为甚，例如，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企业，相继被某些国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拒之门外。
五 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错综复杂局面，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再加上世界经济还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重要指标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可以看出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从传统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方法来看，当前经济运行的有些指标是相互不匹配、不同步的。比如，经济增速虽逐渐放缓，但城镇新增就业总体平稳；工业用电量增速较低、铁路货运量略有下滑，但工业增速仍然相对较高；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大于经济增幅回落；货币信贷增速相对较高，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也比较快，但经济增速却逐步回落。这些数据的不匹配看似不好理解，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这正是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所决定的。
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结构分析，从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分析，都可看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现象，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这些内在影响，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外来影响，使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呈现逐级放缓的态势。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国内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处于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
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自2012年年底以来，许多地方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让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刻不容缓。而当前金融与经济数据的不同步现象，其主要根源也在于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长期化、各国应对危机加快结构调整的积极成效，增强了我国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结构调整是有成本的，为了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一些行业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结构调整中的“阵痛”。近年来，美国主动进行的结构调整为美国新兴产业的崛起赢得了先机，以大数据、生物科技、页岩气等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再次站到了世界经济的前沿，促进了美国经济温和复苏。对于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来说，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必须痛下决心。只有坚持结构调整，才可能赢来“阵痛”后的大崛起。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也遭受了巨大冲击，为扭转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采取了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2009～2010年，刺激政策产生了好的效果，经济增速最高达到了11.9%，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阴影。从2011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一直延续到现在，经济发展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这个阶段，虽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持续发挥作用，并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也使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大为缩小。
六 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服务业已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70%，其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4%，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0%。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比重不断提升。2000～201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73.5%上升至80%，日本由66.8%上升至74%，德国由67.3%上升至71.2%，巴西由64.3%上升至67.4%，印度由48.2%上升至55.0%，中国由33.2%上升至43.2%。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期，服务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4。而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表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48.9%上升至2006年的62.2%，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领域。1980～2012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从3673亿美元增加到43450亿美元，增长了近12倍，占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19%。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优势，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中国来讲，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是新的增长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达到46.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所占比重比制造业高2.2个百分点，这是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GDP中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50.5%，比第二产业高了10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在2007～2013年短短的7年时间里，我国服务贸易连续跨越了2000亿美元、3000千亿美元、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的四级大台阶。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396.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超过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7.6%的近1倍。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稳步提升，2013年这一比例已达11.5%。与此同时，我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从2007年的3.8%提升到2012年的5.53%，位次提升到世界第三位。从服务贸易出口方面看，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2105.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6%，增速比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3.6%提升至2012年的4.4%。从客观上看，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这必将大幅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主观上看，国家将加大力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与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不足将是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服务业将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增大。这不仅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不断加快的客观反映，也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断推进的结果。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消费需求中的物质消费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消费比重将持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将在消费升级和生产的服务化带动下大幅度上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将逐渐由以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为主向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转变，逐步实现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第二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新平庸”，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切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形成背景是，世界经济的持续深度调整与国内经济日益急迫的转型需求相叠加，旧有的发展红利正逐渐衰退乃至丧失，新的驱动力尚未成型。笔者认为，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正日益呈现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的三大“新常态”。
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由于规模的增大及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开始进入年均6%～8%的中高速增长“换档期”，这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对此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与此同时，约占每年新增劳动力供应一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庞大，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
二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区域间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将快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需求结构中消费和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升，二者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当然，与结构优化相伴随的还有多种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如产能过剩、风险暴露等。
三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面对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重大挑战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处于孕育期的重大机遇，中国正努力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创新驱动将为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提供根本动力。
可以预见，在这三大“新常态”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将呈现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大致来看，以下七个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第一，新常态下内外联动、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全新的战略构想和战略举措的提出和实施，为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赋予了全新的内涵，集中反映了内外联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上述战略从点到线再到面，从陆上到海上再到海外，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大开大阖，但形散神不散，实质上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以“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理念为统领，打破单纯的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把区域经济规划扩大到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力图使生产要素在一个摆脱行政区划束缚的、更大的区间进行流动和组合。
第二，新常态下物价水平的变动态势。毫无疑问，短期而言，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结构性通缩迹象仍在加剧，特别是工业品通缩已经持续长达五十多个月。中长期推升物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而言，劳动力成本缓慢爬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渐次展开、前期国内货币的天量投放、城镇化战略快速推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因素，都将使物价总体上呈逐步走高之势。国际因素主要是国际流动性泛滥的滞后影响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温和复苏。
第三，新常态下体制改革的难点、重点。当前，一些主要的改革领域所遇到的阻力或风险，和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交织在一起，使得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尤其艰巨。因此，未来如何平衡促改革和稳增长的关系是关键。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考虑每项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统筹安排各项改革的节奏、力度、顺序及其彼此间的配合，对经济具有扩张性的改革措施先行，对经济具有紧缩性的改革措施缓行，尽量减少和缓和改革对宏观经济的短期不利冲击。
第四，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当前国内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通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引入外部动力，有助于打破当前国内改革步伐趋缓的局面。未来我国对外开放还有广阔的空间，开放的制度红利仍是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第五，新常态下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隐性及显性风险。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快速扩张所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不断提高，流动性错配严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还未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如何平稳化解、房地产去库存进度如何尚存变数；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外投资壁垒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除了上述市场普遍关注的显性风险源外，201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各项改革滞后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风险，国内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及其后续负面影响，美国加息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及国际政策协调风险，长期被排除在TPP之外的风险，国际大宗商品陷入中长期低迷的风险等，这些潜在的风险是否会持续暴露，成为各方的担忧所在，也给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第六，新常态下以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发展为核心和统领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估。从可持续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要求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统领，把“绿色化”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道路和基本途径，实现“绿色化”生产、“绿色化”消费和“绿色化”思维。未来在中国特色的总体道路中，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举措，全面融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过程中，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全面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第七，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的转变与创新。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对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分别设置过热和过冷的区间预警指标，每年所确定的经济运行预期目标应该被看作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并在每一个年度进行适当微调。只要经济在目标区间内运行，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不应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提高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这样围绕中线进行调控，会给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的预期，会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使调控更加主动灵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的实质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放弃唯GDP论，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推动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低端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努力创造产品附加值高、发展质量好、能够支撑人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发展模式。
一 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注重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我国经济发展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次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正在开启经济发展体制的第三次转型：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难以推进的。为此，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市场既各具优势，又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只有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才能实现经济升级。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更好的制度安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组织资源配置、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主要负责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在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为企业提供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和高效的执法维权服务，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降低各种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进入门槛和交易成本。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发现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功能，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还应充分利用市场集体学习的机制，为参与经济的所有角色提供一个通过试错方式不断学习、不断挖掘现有机会并开创新机会的平台。
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的关键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新活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改革的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推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比较完善的顶层设计密切相关。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仍有许多不完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经济发展体制转变要注重顶层设计，要减少事前审批和行业进入壁垒，以方便和鼓励企业进入市场和新兴领域；要加快完成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政府在经济上的行动范围，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稳定；要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突破，逐步剥离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功能，恢复户籍制度的原有功能，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市场，释放城镇化巨量内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从事后惩罚着手，惩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违规者，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
二 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形成促进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注重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变是要立足于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动力，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等因素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一是创造新的改革红利。通过深化改革创造类似于自由贸易区、“营改增”等制度优势，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并转化为促进经济内生发展的新动力。
二是释放内需的潜力。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制订科学有效的收入倍增计划，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城镇化蕴含的需求潜力，形成拉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是形成开放的推力。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积极扩大自由贸易区的试点范围，加快推进向西开放和向北开放，积极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服务贸易协定等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加快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FTAAP），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开放倒逼改革，形成促进经济升级的新动力。
四是发挥区域的合力。深度挖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潜力，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重点推进环渤海地区、长江中游流域、淮河流域、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积极打造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三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驱动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注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要由改变经济发展对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培育世界知名的企业和品牌，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一是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重大技术瓶颈，为企业创新提供技术支撑。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完善创新机制，着力完善创新项目激励机制、创新合作扶持机制、创新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鼓励组建多样化的战略技术联盟，实现企业创新优势互补，构建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股权投资体系，以金融创新支持技术创新。
二是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中国加快形成大批专业人才和高技术人才，充分发挥人才在方式升级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提升。
三是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强化供给管理，在商品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创意市场，充分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构筑先发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促进制造业向产业中高端环节延伸，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进而扩大消费需求。
四是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制定培育世界知名企业和品牌的中长期规划，有选择地扶持一批享有一定知名度、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和潜质的本土骨干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鼓励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创新资源向优秀企业聚集。
四 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
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是要放弃唯GDP论，设定增长的上限和下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就业、收入、公共服务共享、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一是扩大就业机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人力资源市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不断提高就业率和提升就业质量。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三是建设友好的生态环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加强节能降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呼吸洁净空气、喝干净水、吃安全食品。
四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抓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改革工作，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逐步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快缩小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差距。
[1] 陈文玲：《世界格局发生三大变化，全球应共同治理》，光明网，2015年6月27日。 第二章增速换挡新常态
由于规模的增大及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开始进入年均6%～8%中高速增长“换档期”，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对此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与此同时，今后新增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特别是，约占每年新增劳动力供应一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庞大，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首要的和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将成为常态。第一节 中国经济减速换挡的中长期视角
一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历史回顾
我们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做一简要回顾。图2-1 1978年以来的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观察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我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的回落与上升的周期，并且均呈现大致的“V”字形态，以及半个周期即2007年以来见顶回落后在逐渐探底，至今尚未结束。
1.1978～1984年。这一轮周期的波峰是1978年的11.6%，波谷是1981年的5.1%，其中，下降年份3年，下降幅度6.5个百分点；上升年份3年，上升幅度10.1个百分点。
2.1984～1992年。这一轮周期的波峰是1984年的15.2%，波谷是1990年的3.9%，其中，下降年份6年，下降幅度11.3个百分点；上升年份两年，上升幅度10.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的下行和上升幅度之大均创历史记录，大起大落的特征明显，显示出十分的不稳定性。
3.1992～2007年。这一轮周期的波峰是1992年的14.3%，波谷是1999年的7.6%，其中，下降年份7年，下降幅度6.7个百分点；上升年份8年，上升幅度6.6个百分点。这一轮周期历时最长，达15年，但下降和上升的幅度均较以往大为收敛，稳定性有所增强。
4.2007年至今。这一轮周期迄今已运行了8年，波峰是2007年的14.2%，波谷似乎还未真正探明，2014年实现7.4%，2015年继续下行至6.9%。此轮下行已整整8年，是四次回落中历时最长的一次，下降幅度为7.2个百分点，仅次于第二次回落。尽管这次下降幅度并非最大，但持续时间最长，而且这次下行还在进行中，且2015年的年度增速6.9%已创出自1991年以来的新低。这一轮周期显示：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时期的过渡阶段，经济增长正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减速。
二 1978～200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改革开放前30年，即1978～2007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以接[1]近10%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其增长动力主要源自以下五个方面。
1.劳动力数量不断增长和结构变化所释放的巨大人口红利
过去30多年中，因我国实行了极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整个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率不断上升，降低了被抚养人口的占比，增加了总人口中的劳动力数量，由此推动了经济增长。另外，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到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又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城市，这就使得上述劳动力的流动压低了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使中国获得了发展制造业的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廉价劳动力成本与世界市场相结合，外向型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工厂。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图2-2 中国劳动人口比例、总抚养比及GDP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2.家庭教育的较高支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快速积累
过去30多年内，中国的经济社会处于快速而又深刻的大变动之中，被压抑了许久的各种力量都在寻找释放的出口。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相对1978年之前变得很强劲，每一个个体都有很多机会且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完成阶层的跃迁。因此，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愿意将相当多的钱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就很可能从草根阶层进入城市的中上阶层，甚至可以带动一家人进城，从而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很高，这就使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变得较快，从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这一经济逻辑的背后，还有千百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尊师重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强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
3.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高投资率所带来的快速实物资本积累
过去30多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的经济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快，是因为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带来的高投资收益率和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率，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我国的实物资本积累得以快速完成。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二者互为因果，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始终有利可图。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正赶上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外部市场的强劲需求也助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造成中国实物资本积累比较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企业的融资成本较低。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长必然使净储蓄者的比重不断增加、净消费者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使得包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在内的国民储蓄率不断提高，较高的储蓄率得以支撑较高的投资率，从而抑制了融资成本的上升。图2-3 储蓄率、投资率与GDP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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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发优势带来的技术快速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作为一个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极为明显的技术落差，较低的技术水平使我们可以引进、消化、吸收、改良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借机实现技术升级。总之，明显而巨大的后发优势，使我们的技术进步速度较快，加之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创新，使得过去3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较快，从而不断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快速成长。
5.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所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重大调整，是通过经济制度的整体再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新塑造增长动力，充分释放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探索。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城市的放权让利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再到中国加入WTO，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无一不是打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变，释放了经济制度变革创造的巨大能量。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抓住了战后世界范围内这一次难能可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初步形成了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多层次现代市场体系，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计划、投资、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立法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教育、农村、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体制和格局，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向全方位开放型经济的伟大历史转变，从总体上为中国在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活力。
三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中的若干亮点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国内外复杂环境下，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整体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基本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但是从新常态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实际上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下行幅度不断收敛，2012～2015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7.4%和6.9%，经济运行呈现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良好态势，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图2-4 2008～2015年季度经济增速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一是产业结构在孕育着新的突破。一方面，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5%，比2014年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个百分点，这是继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以来，继续延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在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整个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图2-5 2008年以后GDP构成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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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增长速度比GDP增速高0.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继续缩小，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实际增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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