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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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晚清第一权臣的功与过试读：
上 译文部分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序例
一、本书仿照西方的传记文体来记述李鸿章，并加以评论，使读者对他有所了解。
二、中国旧式文体记述一个人的事迹，用传，或用年谱，或用事略（叙述死者世系、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或亲友撰写，留作墓志铭或为史官作传提供依据），多记述生平事迹，不做褒贬评论，即使有也是附于文后。实际上，这种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乃司马迁首创，《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都是这样。后世缺乏识见，又不敢妄学。我虽不才，却偷偷把司马迁的手法“拿来”一用。
三、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和李鸿章有关，所以为他作传，不能不以做近代史的态度和笔法来写。我对时局稍有些看法，故不敢隐讳，目的给后人看。只可惜时间太短，身边又没一本书来参考，因此书中错误难免。望日后有机会修补。
四、关于江南之战，记述了不少湘军事迹，似乎离题了，但淮军湘军关系复杂，不如此写不能充分展现当时形势，望读者理解。
五、《中东和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全文转载。因李鸿章事迹的前因后果，与此类公文关系密切，因此冒着文章拖沓之嫌，全部收录。
六、在中国。李鸿章背负的骂名很多。我与他，政治上是公敌，生活上私交也泛泛，所以不会有意为他辩护。书中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也许与时下论调不一致，完全是本着史家之公平心来写的，绝无其他原因。否则就有失公允。
英国首相格林威尔曾不满地对他的画师说：“请你画出我的真实面目来！”我写此书，自信不会遭到这样的不满。李鸿章泉下有知，也当含笑说：“这个人是我的知音啊！”背景链接本书写于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即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这是最早的李鸿章传记。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又对中国新史学有开创之功，在史学理论上多有建树。他主张作史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要“画我须像我”。晚年他还说：“史家之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对自己创作《李鸿章传》，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他要求自己公允写传，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
第一章 多面李鸿章——说在前面的话
自古英雄多毁誉
天下啥人既不招誉，也不招毁，活得最安全？答案是：平庸人。一个人如果招人厌恶，他可能是非凡奸雄呢！当然，天下多是庸人，说这话的也往往是庸人。可见，以平常人的眼光评价非常人，怎么可信呢？李鸿章特写
享誉天下的，未必真君子；招人诽谤的，未必不伟人。所谓盖棺论定，其实就是死后也有难下定论。人们往往自以为是，所以，有人被骂，有人被赞。
那么，后世学者史家如何甄别评定呢？比如有的人，他今天得到的诋毁，与当初受到的赞扬相当；他今天受到的赞扬，与当初的诋毁相当。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的回答：他们是非同寻常之人。暂不论其是非常奸雄还是非常豪杰，单看他所处的时代、位置以及其作为，就不是平庸人的见识能一语道出雌黄的。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可看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佩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其见识不足，但又同情他的遭遇。李鸿章曾游历欧洲，曾问德国宰相俾斯麦：“臣子想为国效力，但满朝与自己不合，百般阻挠自己，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对方回答：“首先要得到皇上的支持，他支持才给你特别的权力，才能执行，这样有什么事不能做呢？”李鸿章又问：“如果他的君主无论什么人的话都听呢？他身边的近臣和侍卫，常狐假虎威把持朝政大局，又怎么办呢？”对方回答：“只要臣子忠心事君，操劳国事，君主也会理解的，否则无异于妇人了。”
李鸿章无语。由此可见其心中的郁闷块垒，不是旁人能理解的。所以，我对他是既有批评又有同情。读后感悟1.自古英雄集毁誉于一身。他们有着鲜明的个性和行为特征，非常人所有，也非常人所能理解。享誉天下，未必真君子；招毁天下，未必不伟人。盖棺未可论定。2.梁启超开篇即以史学之眼光，以如椽之笔，点出他为李鸿章作传的视角和观点：评价李鸿章这样的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着眼于他的位置和所作所为，而不是非此即彼、想当然地信口雌黄。3.作者开宗明义，点明自己对李鸿章的评价：既敬服又同情，服其才，怜其遇。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就此意义说，梁启超可为李鸿章一知音。4.在看这本《李鸿章传》时，在认同梁氏写作视角的基础上，注意独立思考，并联系历史和时代，才能真正有所获。
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李鸿章闻名世界，外国人都知道李鸿章，却不知有大清国。可见李鸿章的名气之大。虽然这不能说明全部，但李鸿章确实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第一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读李鸿章；读李鸿章，必须参见中国近代史。所以我这本书，也可为《同光以来大事记》了。
大凡一国之气象，与它的历史有因应关系。要评价李鸿章，就需要结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大势、中国各民族势力的此消彼长的发展方向，以及当代中外关系来考虑，如此才能了解李鸿章所处的历史地位。孟子说：“知人论事”，世事纷繁，自难评论，而人又岂是容易了解的？李鸿章与俾斯麦
一些时评家，常以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绩，而以他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其罪过。我以为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俾斯麦曾对李鸿章说，他并不欣赏一国中的内乱相争，而把抵御外侮当成功绩。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是兄弟相残，同室操戈，兄长得胜罢了，实算不上伟绩。这些年来因受外侮，国人积愤已久，更恨那些不平等协议，于是迁怒李鸿章。李鸿章固然有一定责任，但如果不是他，是别人，就能表现得更好吗？所以，批评李鸿章者，不过是旁观者想当然的臆测，呈一时口舌之快而已，而我不以为然。
现在，李鸿章去世了。外媒评价他为“中国第一人”，有人甚至断言李鸿章的死，势必带来中国政局大变动。李鸿章是不是“中国第一人”我不敢说，但我敢说，目前清朝五十岁以上、三品以上的官员，无人可与之相匹；李鸿章的死，关涉到中国政局我不敢说，但我敢说中国失去一个李鸿章，如虎失其伥，是一个巨大损失，而且由此可能导致情势危急、前途堪忧、麻烦事更多。我不希望真如外国人所评价的那样，否则，我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全靠他来支撑吗？如果这样，中国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西方有哲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李鸿章当然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平常英雄。遍观天下，各时代有其时势，遍观二十四史，李鸿章这样的英雄为数众多。而创造时势的英雄，千载难逢。这就是中国历史古老但因循守旧，缺少创新，落后世界的主要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这种感慨一直在内心涌动……读后感悟1.国外评价李鸿章为“中国第一人”，国内则对他褒贬不一，生前身后，李鸿章从来就是一个争议人物。唯其非凡，才有争议；唯其争议，才更具吸引力。2.对某些史家对李鸿章非功即罪，或者此功彼罪的评价，梁启超予以否定，认为不过是书生之见。在他眼里，李鸿章也许不是“中国第一人”，也许不足以动全局，但确是中国最关键、关系巨大的人。3.作为史家，在为李鸿章立传的同时，梁启超想的最多的是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望能为老大而病患之中国找到一剂良药，故着眼既在李鸿章，又在中国，体现出一个伟大史学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体现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深沉思考。传记中的史家和政论家的笔法，使得他的《李鸿章传》具有独特的魅力，所谓大手笔也。4.如梁氏所说，李鸿章也许不是一个创造时势的英雄，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李鸿章时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只有审时度势，潜心修炼，抓住时代的机遇，才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
愿为李鸿章一知己
史家在评价汉朝的霍光时，常感叹其不学无术。我认为对李鸿章也可冠以此四字。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不通晓世界大势，不懂国与民之间相互依存的道理，不懂民生之重要性，不懂得扩充国民实力，而是苟安于现状，仅凭自己的理解，捡拾点西方的皮毛来学习，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糊纸匠”工作，这怎么能真正强大国家呢？他不自知，还要以自己的雕虫小技和外国的大政治家抗衡，怎么能抵挡得了呢？所以，他让出国家大的利益，争取些蝇头小利。
可，这是李鸿章的错吗？是他不尽力吗？不是他的错，只是他认识没到位；不是他不鞠躬尽瘁，而是他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地步。
孟子说：“在尊长面前不顾礼节地大吃猛喝，却要求自己不用牙齿啃腊肉，这叫失大体而存小仪，顾此失彼，不知轻重。”很对呀！我认为李鸿章晚年所做事，桩桩失败，皆因为此。
所以，对于李鸿章，我们又何必追责呢？因为他只是一个顺应时势的英雄，而非创造时势的英雄。明白了此，就会理解他、原谅他。李鸿章坐像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会受这个社会思想、习俗以及观念的影响，甚至会受其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也难脱其臼。毕竟，李鸿章生在中国而非欧洲，毕竟他生在几十年前而非——当时，并没有一个长辈或是同辈的英雄，对他引导或——当时中国能孕育出的英雄人物，充其量也就是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了。所以，我们不能把李鸿章的失败归咎于他一人，更何况他心中也抑郁不平。
所以我敬李鸿章的才干，惜其见识不足，哀其遭遇。此后，还会产生这样的人吗？
天下时势已大变，未来的英雄，自然与以往不同。希望这个英雄不要因我宽容李鸿章而不求长进，宽恕自己。读后感悟1.李鸿章是人杰，但不是完人，他同样有缺点，所以对他不能求全责备。2.李鸿章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背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而来，所以评价他要看他承前启后的历史，看他同时代的人。3.在梁氏看来，李鸿章败在对民主民生的见识不足，看不到世界政治发展的大势，因循于腐朽思想习俗，工作不分轻重，不能开拓一时局面，但同时又为其开脱：要做到此，非李鸿章一人之力可为。4.在时代的洪流下，个人往往只能随波逐流，顺逆有道、成功如李鸿章者，已难得矣。他虽见识不足，但志向已够深远，工作已够卓著，功名荣耀已够高，而苦衷又怎么会少？功在盛年，罪在晚年，时耶？命耶？也许这正是李鸿章的悲哀所在。5.梁氏在为李鸿章“开脱”的同时，不忘警醒后来之“李鸿章”们——不要因此懈怠，宽恕自己，只需做自己，不要做“李鸿章第二”。预见深远，殷殷诚诫，用心良苦，真大家风范，令人动容。
第二章 时代的巨子——放在时代中看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的
要评价李鸿章，对其所属国家和时代，要有深刻了解，否则，难以真正了解李鸿章。
李鸿章所属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主专制，后专制政体发展到成熟，达到极限的国家。
李鸿章所属的时代，是一个满洲人入主中原，民族杂居，统治已久，汉族权利欲日渐恢复的时代。
时评家们总说李鸿章是个权臣，不知他们标准是什么。事实上，李鸿章怎么能和两汉的霍光、曹操相比呢？怎么能和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呢？怎么能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呢？李鸿章的权利比他们要小得多。
中国古代的权臣，都是专权独断、挟持君主甚至可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忠诚不二的大臣，所以他不算权臣。
近代各国的权臣，他们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不顾及政敌的意见，而李鸿章却因循守旧，不敢有大的举动，所以他不算权臣。
李鸿章就是李鸿章，他所处的时代，与中国古代和近代外国的权臣有根本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妨放大眼光，纵览古今，作一分析。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政体也日益成熟，权臣们所谓的权力，这时也被统治者剥夺尽了。春秋战国时，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那时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们都是一层层选拔上来的。如同大树，枝桠太强大，必然会伤及树干。
两汉起，天下统一，中央集权制生成，但根基还不稳，致使外戚祸乱屡生。如霍光、邓骘、窦宪、梁冀等人相继而起，真是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江山，此时贵族政治的余波还在。但如果家世门第上不去，那当权臣是根本没希望的。《后汉书》中说张奂、皇甫规等人，虽功劳盖世，权势很大，几乎可决定天子性命，但面对天子时，还是会恭敬跪拜，这就是“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的作用啊——他们感觉天子就是天子，理应跪拜。此时贵族掌权之风衰落，如果不是贵族出身，是不敢有不轨之心的。这是第一类权臣。
董卓之后，各路豪杰纷起，曹操窃取高位，靠武功成为权臣，是从曹操开始的。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走这条道路。这是第二类权臣。
而秦朝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出身平民，凭才学得到赏识，肩负重任，实行抱负，万民俯首，一时大权在握，无人望其项背，其权势几乎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中的首相可比了。这是第三类权臣。
另有一类权臣，层次在下，他们向主上巧言献媚，窃取大权，好事不做，却带给百姓苦难，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卑鄙浅薄如强盗一样的人物，这种人不值得一提的。这是第四类权臣。
以上四类，基本把中国几千年来出现的权臣都概括进去了。孔子
总之，古代权臣多，近代权臣少，为什么呢？与专制政体的日益发达有关。中国专制政体的发达，原因有二：一是儒家思想的教育渗透，二是雄才大略君主的个人能力。
当初，孔子目睹周朝末期贵族统治的弊端，就想着由一个贤明君主统治天下，为此他著书立说，建立起儒家思想教化民心，并一再强调其作用。西汉的叔孙通、公孙弘等人，认同孔子的思想，并加以完善并利用，从而树起君主之权威。汉武帝标榜六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此教化并统治天下，从而凸显君臣的尊卑关系，人们才认识到权臣政治的弊端。
之后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就成为教化国民的主导思想，宋代学者又进一步补充、弘扬，使之更加稳固，凡官员、名流，及洁身自好的文人学子，无不以此为指导，检点言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人们都自觉地消除野，规范自己的言行。如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等等，都是受此思想深刻影响的人。
另外，历代君主不断总结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也使儒家思想日益得到完善。这样，贵族掌权的现象，到汉末几近消失。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优待功臣，却削夺其兵权；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是设嫌治罪，甚至满门抄斩，以绝后患。虽然做法不同，但夺其兵权、巩固其君主地位却是相同的。
到近代，郡县制度实行，土地世袭制消失，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牵制，统治大权却掌握在皇帝手里。即使你当朝宰相十年，封疆千里，只要皇帝一纸诏书，你就可能被削夺官职，被擒拿关押，与平民百姓无异。身居要职的人，几乎无人可幸免。所以，他们只好追求持盈保泰，以保全身家性命。
难道说他们的性情修养比古人高吗？不是。实在是势态所逼啊！所以，志存高远又心性骄傲的人，不得不有所顾忌，谨慎言行，不露锋芒。这样，君主放心，天下就大定了。那些洁身自爱的官员，也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并警示自己，不想身居要职，以避嫌疑；即使遇有国家大事，虽明白自己应坚持原则有所担当，但也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圣旨
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于是，满朝文武，都明哲保身。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日渐形成的。读后感悟1.李鸿章生在中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几千年来的思想习俗个人无法逃避。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志向即使再大，也有难申时，其胸中有块垒也是必然的。所以说，李鸿章是中国的。2.李鸿章不算是权臣，因为中国已经过了权臣时代，他能做到有所成就，持盈保泰已属不易。这与他个人能力有关，也与他深谙儒家思想修养和官场智慧有关。3.梁氏对儒家思想和专制政体的剖析十分深刻，它有利有弊，发展到最后，利在统治者而非个人。与外国的民主政治相比，这种体制的弊端一览无余。但当时，骄傲的统治阶级并不自觉。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种理想人生观。其实，它与明哲保身一样，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并非符合人性的智慧。
李鸿章是清朝的清朝八旗兵
本朝（清朝）源于东北一个小部落，后来日益强大，最后入主中原。一个数十万人的少数民族，统治数亿人的汉族，这与以往大不相同，汉人开始当然不顺从。满族人为统治汉人，在云南、福建和广东设三藩，任降将为封疆大吏，但结果造成尾大难掉，造反事件不断，费老大劲才平定，最后统一全国。
鉴于这此教训，两百年来，成为权臣的只有满人，如鳌拜、和珅、肃顺、端华等人。武力上，除定鼎中原开国那一次战争，历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都用的是八旗兵，用亲王贝勒或满人。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只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国家政事，汉人更没有过问的权力。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地位尊贵，但不过是统治者利用的棋子罢了。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咸丰朝以前，重要的文武官员职位，从没让汉人担任。
洪秀全、杨秀清举兵发难时，赛尚阿、琦善作为钦差大臣，率领八旗兵去征讨，结果战机延误，致使太平军得以发展壮大。严酷的现实告诉清朝统治者：自己的八旗的战斗力下降，已不可用。这时，汉人开始被委以重任。
因此，金田战役，可以说是显示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战役。但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起兵于湖南湖北，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还是任用满人为钦差大臣。当时朝廷已经不得不用汉人，但并不信任。为此，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不得不亲近满人，军中每有汇报事宜，必要请满人领衔；遇有军功，必要推满人为头功；上报奏折，等满人同意了才发，其谨慎恭敬如此，内心的苦衷可想而知。
我看《曾文正集》得知，自从他攻破金陵，平定太平天国，建立大功后，每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以他的学识修养，尚且如此，更何况李鸿章呢？
所以我说：李鸿章所处的地位，是远远比不上以前的霍光、张居正的，更无法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权臣们相比。这是形势造成的。
说到李鸿章的地位，必须了解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表面看位极人臣——因为自雍正朝以来，实权都被军机大臣所掌握，国家政策的得失，军机大臣要负第一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总督、巡抚，有一定实权，非同于一般总督巡抚，但如果把近四十年来的政治失误，都归罪于他一人，当然是不对的。
现列举清朝“中兴”以来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案：从上表中，可看出满汉权力之消长。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之前，汉人中没有实权人物。到同治年间，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始开汉人掌权之端倪。其后，又出现李鸿藻、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随其后。总之，同治朝以后，汉人开始掌权，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到半数以上，就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增强。到1898年8月以后，形势又变。这个话题，因说来话长，又与本书没直接关系，故不作详谈。
何必归罪李鸿章
由此可见，几十年来与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什么人。对于他们的贤愚与人品，我们不便细说，但总的来说，他们都不是与李鸿章志同道合的人。那么，李鸿章请教俾斯麦的话，也是真实可信的呀！军机大臣中确实也有只会奉旨办事，不干实事的人。所以我同情李鸿章。踌躇满志李鸿章
如果李鸿章为真豪杰，那他为什么不凭借自己的地位，巩固实力、广植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呢？格兰斯顿、俾斯麦等，他们的工作难道就没有阻力吗？李鸿章因为有阻力就不作为吗？
我这么说，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而是我理解他的难处——就算他握有实权，努力执行，但在这样的体制和环境中，我认为他的成就也只能达到现在的程度。
尽管李鸿章有罪不当辞的地方，但如果归罪于他一人，当然是不对的。别的内阁大臣们呢？我中国4亿人民呢？也都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吗？
正因为看到了李鸿章的这种孤立处境，所以我为他辩护。至于他的功罪和人品，放到后面讨论。读后感悟1.与同时代的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才智显然高出一筹，也因此，他显得鹤立鸡群，更显得孤独郁闷。这也是所有英雄人物的共同点。2.与外国当权人物相比，李鸿章缺少治国魄力，不敢有出格行为，这是他的不足，也是他的无奈。当然，也许是他的“愚忠”。3.相对于那些只听命，不作为的内阁大臣们，李鸿章显得更为出格出风头，李鸿章能在太后和皇上的支持下，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勇挑重担，从不推卸责任，也实属难得了。李鸿章尽力了。因此，不能把政治失误归罪于他，他应得到起码的同情。4.但凡一个人，要想真正做点事，就不可能获得各方面的赞扬和支持，只要有支持的力量，就该竭尽全力，做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
第三章 乱世唤英雄——发达前的国内外形势
世界风云，西风东渐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李进文，母亲沈氏，生有4个儿子，长子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三子李鹤章、四子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排行老二，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
李鸿章从小在一家普通私塾读书，25岁中进士。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入翰林院。李鸿章故居
李鸿章出生时，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拿破仑被流放到一个孤岛死去。西欧风波平息，局势稳定，各国不再打仗，而是休养生息，但却把野心和目标投向东方。
于是，几千年来一统至今的中国，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伊犁划界条约，在北方俄国挑衅；鸦片战争，在南方，英国人肇事。
这时的世界，也是多事之秋、各国正需人才的时候。此时，瓦特新发明了蒸汽机，大型轮船、军舰，冲风破浪，使万里之遥大大缩短，天涯之隔如在近邻。加之苏伊士运河成功开凿，使东西间的距离骤然缩短。
于是，西风开始东渐，而且，这股力量奔腾澎湃，如狂飙，如怒潮，击石拍岸，天地日月顿时因之变色，对东方的老大中国来说，这力量来得猝不及防，而且势不可当。
可见，李鸿章出生的时代，中国开始与世界发生关系，也开始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难舍难分交涉的时代。读后感悟1.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正是世界风云发生变化，科技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这股改革之风势必会刮向中国，而当时中国还在天朝帝国的自我陶醉的闭关锁国中。2.所谓乱世出英雄，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3.从历史的角度看，李鸿章一出生，也许就注定了要背负他的某种历史使命，这个使命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乱云迭起，时代唤英雄
再看中国国内形势。自乾隆朝以来，大清国开始盛极而衰，民生凋敝，官场腐败，很多麻烦事接踵而至。
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红苗叛乱；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势力蔓延5个省区，前后持续9年，到嘉庆九年，耗资2亿两白银，才平定之。同时，海寇蔡牵等人，又以越南为根据地，侵扰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到嘉庆十五年，才被平定。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人又起来作乱，滋扰山东、河北一带。在陕西，还传来万行五变乱的警报。
道光年间，回疆张格尔叛乱，边境安危受到惊扰，官军前去讨伐，用了整整7年时间，才平定叛乱。嘉庆、道光年间，国力开始衰落，民心浮躁，满朝上下又多醉生梦死之人，一片歌舞升平。国家都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还视若无睹，有识之士为此担忧。咸丰帝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牺牲的历史。所谓的人才，也多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今大事，只有动乱时才出英雄，和平时则没有。一直是这种情况。
道光、咸丰末年，所谓的英雄们，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以待大显身手的时机。中国自创国以来，就没有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先例，百姓一直是被奴役的对象。当受到暴政欺压，求告无门时，反抗方法只有两个：小则罢市，大则造反，这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所以改朝换代，也被看作平常事，所谓成王败寇。
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无璋，都出身于平民，今天是盗贼，明天就成为君主，强者为王。因为有此风气，历代都有平民揭竿起义，可说是不绝如缕。其间百数十年是太平时期的，也不过是因为经历了上次祸乱，人心思平，厌恶战争，加之人口锐减，谋生不再艰难；或者君主统治有方，以小恩惠笼络了民心，得些威望，以补不足，暂时得到安稳。而实际上，动乱或者说隐患，从来没有杜绝——一旦有可乘之机，就有可能揭竿而起。所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在是用血腥写成，用肝脑涂抹而成的。
清朝起于关外，入主中原，统治汉人。汉人向来自尊自大，蔑视他族，当然不乐意接受统治。所以明朝灭亡后，就有人组织了秘密会党，企图造反光复大明江山，200多年不曾灭绝，甚至蔓延到18个省。这些人屡屡煽动造反，但因清朝的英明君主相继出现，使动乱没有发生。
但百姓被统治压迫的时间一长，积郁一久，其造反之心就产生一触即发之势。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官场腐败，劣迹种种；政府平庸，弊政繁琐，外国入侵又纷至沓来。
面对此境况，爱国人士们一心想扫除阴霾，破旧立新；狡黠凶恶之徒想趁机夺权，这也是形势所致，时代唤英雄。
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便因时因事，相继出现了。读后感悟1.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只能产生两大阶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要么统治，要么被统治。政治清明，才可能有太平；政治昏暗，则乱民造反生。成王败寇，就是道理。历来如此。2.在梁氏眼里，由于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百姓从没有参与政治的传统，因此就不可能有西方社会的政治民主。有明君，则百姓福，否则，奸雄出，战乱生，百姓难。3.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由流血和牺牲换来的，乱世时才出英雄。4.李鸿章出生的时代，清朝正由盛转衰：政治腐败，民心思乱。所谓乱世出英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个奸雄或英雄开始浮出水面。就此意义讲，李鸿章的出现，也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
初识曾国藩，早年多砥砺
最初，李鸿章作为优贡生【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以人才贡献给皇帝的意思。贡生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意谓优贡生。】客居北京。由于曾国藩很赏识他的文章，于是，李鸿章就成为曾国藩的学生。
就这样，李鸿章得以与曾国藩朝夕相处，向他学习儒家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说。应该说，李鸿章的毕生学养，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
此后，李鸿章进入翰林院。不到三年，金田之乱爆发。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仅两年多时间，其势力就蔓延半个中国，东南部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真是土崩瓦解，形势危急，令清朝统治者慌乱。
此时，李鸿章正在安徽老家，作为幕僚，在安徽巡抚福济和吕贤基处参赞军事。当时，庐州已陷落，附近地区也被太平军占领，一时形成两面夹攻的犄角之势。
福济想收复庐州，但苦于不能实现。李鸿章就建议先攻下含山、巢县，断绝太平军的后援，然后攻取庐州。福济同意，并授权李鸿章，让他指挥军队。李鸿章一举就攻克含山、巢县。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名声就此传出。这年是咸丰四年十二月。
洪秀全攻陷武昌时，曾国藩正在老家丁忧守孝。皇上一道圣旨，让他组织团练，抗击太平军，曾国藩义不容辞，慷慨答应。曾国藩决心操练出一支劲旅精兵，力挽狂澜，以解国家之难，并以此为己任。湘军就此成立。
湘军，是淮军的母体。此时的八旗绿营（清朝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时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单位组建，因以绿旗为标志，故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旧兵，都是些懒惰怯懦的废物，将领们也都平庸无能，不尽忠职守。曾国藩深入调查，感觉到必须消除军中的腐败作风，重新组合，另换一套班子人马，否则不能奏效。为此，他到处招募人才，统筹全局，百折不挠，改革士气。清朝兵力的恢复，从此开始了。太平天国玉玺
洪秀全占领南京后，开始骄傲懒惰，加之内讧，太平天国迅速衰落。如果当时官兵中有得力人才，带兵来进攻，太平天国瞬间就可剿平。但无奈官军的骄横腐败，比太平军还厉害。
咸丰六年（1856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溃败；咸丰十年（1860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再次溃败，江苏、浙江相继沦陷，太平军气势更加高涨。
咸丰七年（1857年）丁未以来，清朝与英国开战，张国梁、和春阵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
真是天时、人事皆不利，厄运交加。至此，大清传了十代的江山，虽没灭绝，但已是岌岌可危了。
曾国藩虽统兵十年，但管辖的也仅是长江上游一带，这固然与曾国藩深谋远虑、谨慎行事、不急功近利、节节进攻的战略有关，但也与朝廷对他不够信任，使他权力不够，不能充分发挥有关。所以，当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区时，因地方官员的牵制而贻误很多战机。这种情况屡有发生，致使他很长时间不能建立功业。
当金陵大营第二次溃败时，朝廷才认识到不重用曾国藩不行了。于是，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很快，又给他实权，并授予他钦差大臣，监督办理江南军务。
此时，兵权、财权才统一于曾国藩一身，他才得以和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共商苏州、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战事，大局才开始有所转机。
李鸿章做福济的幕僚时，福济推荐他为道员，却遭到郑魁士的反对，于是他没得到此职位。当时，关于他的谣言纷纷，毁谤四起，使他不能在安徽老家立足。
后来，李鸿章虽然被授予了个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但徒有虚名，没实际职守。
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军转战到建昌，李鸿章便前去拜访，于是留在曾国藩幕府做事。
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藩调遣抚州的湘军旧部四营，并新招募组建了五营，任命他弟弟曾国荃为统帅，到江西景德镇助剿，让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
肃清江西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指挥部待了两年多。
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商讨建立淮扬水师。曾国藩奏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没获得批准；又荐举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奏折到达北京，却赶上咸丰帝到承德避难，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此时李鸿章已经38岁了，却怀才不遇，抑郁焦虑，只有拍腿空叹岁月蹉跎，仕途坎坷了。生命已过半，心想命该如此，不敢再谈功名了。
唉！这是上天在有意磨砺李鸿章吗？故意使他志气不得申，颠沛流离十余年，以磨砺其气量，增长其才干，为他日后担当大任做准备。
事实也是如此，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做参军的几年，正是他学习并积蓄能力的时期，也成为他终生受用的一段经历。读后感悟1.一个人光有能力不够，还要有机遇。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只是机遇问题。李鸿章初在老家做幕僚时，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才露端倪。真正的成功还远着呢。2.李鸿章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军事上，都得益于曾国藩。所谓良师益友和知遇之恩，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是良师，又有一份知遇之恩。3.曾国藩和李鸿章相继出现的时期，也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时期。当曾国藩以实力证明自己时，也为李鸿章后来的发展机遇埋下了伏笔。4.“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任何英雄人物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李鸿章同样如此：上天必要“苦其心志”，磨砺之，使之潦倒半生，反反复复，志不得申。然后，在历史需要他时，才让他走上舞台，大显身手。
第四章 一飞冲霄汉——军事家李鸿章
常胜军雏形：洋枪队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项羽称霸后，韩信出现；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到曹操成就霸业后，诸葛亮出现。自古伟人，其进退升迁，总有不顺，上天总要对他压制——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如满弓射箭，才能让他出现。冥冥中似乎有这种力量在起作用。
谢灵运说：“各位虽在我之前升天，但成佛必在我之后。”我看清朝中兴各大臣，论成名，李鸿章成名最晚，但论声名之大，李鸿章却是最大的。所谓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很自然地成为时代骄子。
咸丰六七年之际，太平军达到鼎盛，清军的衰败也达到极端。朝廷决策彷徨不定，官员们互相猜忌倾轧，加上军需紧张，国库空虚，各省只能自行筹集粮饷，解决各项开支。拆了东墙补西墙，解燃眉之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爱国忠臣和雄才大略之人才出现，也不能很快地发挥作用。于是，万般无奈，清廷想到了雇用欧美军队，来帮助其剿灭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后，开始四面进攻，大肆蹂躏，18个省区，几乎没了一块净地，历经十年，太平天国之乱还不能平定，清政府的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的英国领事和富商们，并不以洪秀全为造反分子，而把他视为为民权而战的革命人物，于是与太平军以礼相待，友好交往，不时提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傲自大，奢侈腐化，太平天国发生内讧，互相残杀，其内政很快荒废。欧美的有识之士看到此情形，才明白太平天国所谓四海皆兄弟，所谓和睦博爱，所谓平等自由，都不过是他们造反的借口而已，其本质和中国历代出现的流寇，并没什么区别，因此认定太平天国成不了气候。于是，英、法、美等国，改变他们的对华政策，都想借兵给清朝政府，以帮助其剿灭乱党。他们向朝廷请示，表达此意，这是咸丰十年的事情。俄罗斯也要派遣海军小舰队，运载了士兵，逆长江而上，来帮助剿匪，俄国公使伊格那还拜访了恭亲王奕，以示友好。案：当时，欧美各国刚与中国通商，他们当然不想中国处于动乱之中。所以，当两军相持对战、历年胜负不决时，他们感觉有必要站出来帮助一方以结束战争，使局势归于稳定。但清朝政府之腐败让西洋人十分厌恶，于是寄希望于太平天国。
当时欧美各国，帮助官军则官军胜，帮助太平军，则太平军胜。两军胜败不定。如果洪秀全果真雄才大略，有远见卓识，加强内政，外结友好，与各国通商，签订和约，借助外力平定中原，那么说不定天下就归于他手中了。可惜他没认识到，太平天国内讧腐败，外面又交恶，为自己树了敌人，所以最终被消灭，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名声，也因此得以成就。
当时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虽然和约已签订，但彼此并不信任。所以，对于向外国借兵剿匪，恭亲王不敢作主，于是他一面向热河方面请示，一面征求江南江北的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袁世凯之父）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的意见。
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极力反对，说百害而无一利。薛焕也不赞成向欧美借兵，却建议用印度士兵，以防卫上海及周边地区，并请示任命美国人华尔、白齐文为队长。
曾国藩也表示认同借用外国兵力，又上奏折申明，说眼下官兵衰疲，外国人既然有相助的美意，就不好拒绝，所以一面答应其好心请求，但要延缓他们出师会合的日期；一面利用其兵力，以起到剿匪的实际作用。朝廷批准，但谢绝各国派兵助剿，命令曾国藩聘请外国军官来训练新军，这就是“常胜军”的产生。而李鸿章开始建功立业，就与此事有关。华尔
华尔，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因犯罪逃到上海。咸丰十年，太平军侵入江苏，苏州、常州陷落。上海的候补道杨坊，认为华尔深沉有才，于是向布政使吴煦荐举他。吴煦向美国领事馆申请，赦免了华尔的罪过。他让华尔招募几十个美国自愿兵，又增加了几百个中国人，让华尔训练，以保卫苏州、上海。
后来，这支部队屡次与太平军交战，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无敌。于是，官兵、太平军都称之为“常胜军”。常胜军成立，其实在李鸿章来上海之前就有了。读后感悟1.时势造英雄，而在英雄出现之前，总要有一些人和事的铺垫，为之作陪衬，以此显示这个历史人物出现的必然性。李鸿章崭露头角之前，同样有这样的征兆：清朝军力败落，外国兵力凸显，其间出现的所有人和事，似乎都在为李鸿章的出现做准备。2.作者看来，李鸿章在清朝的“中兴”大臣中，资历不算深，成名不算早，但功业最巨，名声最大。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李鸿章作为时代骄子是无可置疑的。3.中国的很多农民起义，因其起初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开始往往是一呼百应，但发展到后来，往往又背叛了初衷，落后于时代，最终被打压下去。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因其狭隘的农民意识。洪秀全功败垂成就是典型的一例。当然，正因洪秀全的失败，才成就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中兴”之功名。4.外国入侵中国，虽然积极宣传其民主思想，但根本还是为了利益，为此，他们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西方先进的思想，为老大中国注入一股鲜活的力量。迫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帝国，开始反思自己，并开始艰难的外交工作。而这些，似乎都在呼唤着李鸿章的出现。5.本节交代清朝兵力败落，不得不借助外国势力的趋势，引出常胜军，为李鸿章的出现做伏笔。
临危受命，崛起于淮军
说到李鸿章的战功，不妨先从他立功的地方及其形势说起。
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财政税收的主要省份。可以说，没有江、浙，国家就没法生存。说到兵家必争之地，非武汉莫属；说到粮饷之地，非江、浙莫属，懂兵法的人都知道。淮军士兵
因各地官军的声势日高，洪秀全不敢再轻视官兵，加之安庆已被官兵收复（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收复），南京将被孤立，形势危急，不得不及时行动。
洪秀全派李秀成、李世贤兵分两路进攻江苏、浙江，以牵制官兵。李秀成的部队英勇善战，接连攻破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各地也被李秀成的部队侵入，逃难的百姓都涌往上海。
克复安庆后，湘军的声望高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原来与曾国藩不和的，或死或被贬。这样，剿灭太平军的重任，就完全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朝廷传旨，让曾国藩移师东进，收复苏州、常州、杭州等失地。五天之内，连下四道谕旨，语气不容商量。曾国藩上奏推荐左宗棠，让他一人负责浙江军务。
十月，江苏绅士钱鼎铭等人，乘船来到安庆，拜见曾国藩，请求他派遣部队支援江苏。并说吴中地区有可乘之机，将不能持久，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当地团练，二是洋枪和火轮船，三是埋伏下的内应；还有三座城池，虽没陷落，但也将守不住，它们是镇江、湖州、上海。言辞恳切，曾国藩动容。但当时粮饷缺乏，兵力不足，左宗棠的楚军也抽不出兵力。于是，曾国藩就与李鸿章商议，约定来年二月由李鸿章带兵前去支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向曾国藩征求支援江苏部队的统帅人选，曾国藩就推荐了李鸿章，并请示酌情调拨几千军队，由李鸿章带领，迅速奔赴长江下游，支援助剿。
于是，李鸿章回到庐州，招募淮人勇士。他到安庆后，曾国藩又帮他制定营规军制、武器军械的配备、军饷口粮的分配等制度，都按照湘勇的章程制定，同时参照了楚军的营规建制，对淮勇进行训练。
之前，淮南屡次遭到太平军和捻军的入侵，百姓被围困其中。自从咸丰初年，合肥的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就开始组织当地民兵团练保卫家乡，筑起堡垒，驻扎警卫，当安徽全省几乎都遭受战乱时，只有合肥还算安定。
李鸿章招募淮军，就是在乡里团练的基础上招募的，所以二张、二周、潘、刘等都随他参了军。
安徽人程学启，原来一直是曾国荃的部下，官至参将，智勇双全，是湘军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曾国藩把他调出来，让他跟随李鸿章。后来，此人因勇敢善战，闻名一时。
淮军成立之初，曾国藩把湘军的几个营划拨给淮军，从中选出一名优秀军官做统帅，也归李鸿章指挥，这人就是郭松林。
这样，淮军的名将，算起来主要有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淮军正式成立，共有8000人，计划沿长江而下，从太平军的营垒旁冲过去，以支援镇江，但一时没作决定。
二十八日，上海的官僚、士绅筹集白银18万两，雇了7艘轮船，来安庆迎接淮军。于是，李鸿章决定兵分三路，奔赴上海。三月三十日，淮军全军抵沪，圣旨下来，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任命原来的江苏巡抚薛焕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此时，上海常胜军的军制还不完备。外国将领华尔指挥着这支500人的军队，守卫着松江。这年正月，1万多太平军进攻松江，把华尔及其部队包围了几十层。华尔带队奋力抵抗，最终击败太平军。
李鸿章到达上海时，华尔带领他的新军归到李鸿章麾下。接着，李鸿章又招募了一些中国人，继续由华尔训练。常胜军的待遇，比湘军和淮军都要高，且高出很多。
从此，常胜军的作用，开始得到大大发挥。读后感悟1.时势造英雄，是真英雄自有时。当江苏、上海的战事吃紧时，李鸿章的机会终于来了。果然，他临危受命，创建淮军，接手并开始壮大常胜军，从此大展身手。2.在一个人还寂寂无声时，有能力、有机遇还不够，重要的还要有上级的支持。李鸿章受命时，正是曾国藩地位稳固，大权在握时。没有曾国藩的推荐和支持，李鸿章纵有才能，也难以施展。可见，地利、天时和人和缺一不可。3.所谓英雄，可以生于平凡，但成就其功名的必然是非凡的事业。这个非凡事业非他莫属。当时，克复苏州成为最艰巨的任务，也成为李鸿章及其淮军的非凡事业。李鸿章就这样受命于危难之时，担负一项艰巨的事业。这对于半生坎坷、准备多时、几近无望的李鸿章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应该说他人生的所有赌注都在此一举了。
上海得救，解围雨花台
松江府，在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是当地最高武官的驻扎之地，为江苏重要交通要道。太平军急于攻下松江。
李鸿章命令常胜军和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门屯在上海自保租界）合兵一处，攻打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命令淮军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攻打松江东南的南汇县。
太平军拼死作战，英法联军抵挡不住而撤退，嘉定县陷落。太平军乘胜进攻上海，程学启率军拦击，大败太平军。南汇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1万多太平军又来进犯，刘铭传坚守南汇县，大败太平军，收复了川沙厅。但太平军的气势很盛，一队围攻松江青浦，一队又屯集在广福塘桥，集中主力在泗滨，对准新桥。
五月，只有程学启一支部队守卫新桥，抵挡众多太平军围攻。连日来被围困，情况危急。
李鸿章得知后，亲自带队支援，在徐家汇与太平军交战，击败太平军。
程学启远远看见李鸿章的帅旗，率军出营两面夹击太平军，大获全胜，消灭3000太平军，俘虏400人，1000多人投降。驻扎在松江府外面的太平军，得到此消息，全军震惊，急率队北撤。于是，新桥解围，上海形势得到缓解。
淮军初到上海时，洋人看他们衣帽简陋，轻视他们。李鸿章曾从容地对将领们说：“能否打仗，要看军服吗？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军的实力！”当洋人看到淮军将领勇敢坚毅，部队纪律严明，都改变了态度，对他们肃然起敬。原来不服他的常胜军，也开始对李鸿章心悦诚服，顺从其指挥了。
当时曾国藩担负着剿灭太平军的重任，无人可代，也无人可牵制他。他命令李鸿章负责平定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平定浙江，曾国荃负责平定南京。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攻下它需要与江苏、浙江两省通力合作，形成强大的势力。所以，首先要肃清江苏的太平军，才能围困南京；同时还需要包围南京的太平天国巢穴，否则也无法剿灭江苏的太平军。
淮军到上海时，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等人，计划水陆并进助力淮军，以击破长江南北两岸的太平军堡垒。
四月，曾国荃从天平府出发，顺流而下，接连攻破金柱关、东梁山营寨、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
五月，曾国荃率军到达南京城外的雨花台。这实际上得益于李鸿章对松江的解围。所以，在谈到这场战役的功绩，湘军能攻克南京，歼灭大敌，并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际也得益于李鸿章等人消灭太平天国的外围势力，断其兵饷，使南京陷入孤立，根枯树亡。淮军能平定全吴和苏南，也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际得益于曾国荃等人捣毁太平天国巢穴，使太平军精锐部队产生后顾之忧，战斗力下降，成受困之势。
苏东坡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之际，中国出现的正是这种豪杰并立的局面。
李秀成，这位李鸿章的劲敌，是太平天国将领的后起之秀。洪秀全起兵造反时，同党中的杰出将领有：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人称“五王”。
后来，冯、萧战死在湖南；杨、韦在南京争权，互相残杀；石达开别有远大志向，别树一帜，转战于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这样，“五王”实际不存在了。
咸丰四、五年间，官兵最是萎靡不振，而江南太平军的气势也在衰落。
李秀成出身于普通小兵，地位低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他还是杨秀清手下一个小侍卫。但他十分聪敏，心有谋略，胆气超群。所以到太平天国晚期，他得以扬起太平天国的余力，以翻江倒海之势，使官军疲于奔命。
最后，太平天国历时六七年才最终平定，应该说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人之力。陈玉成在长江上游驰骋，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扬起飓风狂飙；李秀成出没在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地区，在苏州、杭州、常州、扬州激起万丈波涛。
陈玉成战死后，洪秀全能依靠的人，也就只有李秀成了。李秀成不仅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宽广，宽仁厚待部下，深得人心。所以，当时官军虽收复了安庆，但下游的太平军气势仍十分高涨，形势不容乐观。
当曾氏兄弟合围南京雨花台之后，江苏及南京方面的大小战役仍在持续，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了心力，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才取得成功，这都是因为李秀成。
所以，说到李鸿章，必须说到李秀成。
南汇一战后，李鸿章的根基渐稳，于是打算与南京的官军配合，以牵制太平军，于是制定进攻之策。这年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突袭青浦县城，收复之；派遣另一支军队驾船渡海，攻打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收复之。
八月，李秀成让谭绍洸带领十多万士兵进攻北新泾（在江苏地界，离上海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半路截击，大败之，太平军退守到苏州。
同月，淮军与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进攻慈溪县，收复之。此役中，常胜军统帅华尔胸部中弹身亡。依其遗嘱，为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安葬。美国人白齐文代替华尔统率常胜军。李秀成
同年夏秋之交，江南瘟疫流行，不少官兵传染致死。李秀成想趁机解围南京。于是在闰八月，李秀成挑选苏州、常州的精兵十多万人奔赴南京，包围了曾国荃的大营，调用数十门西洋大炮，集中火力轰炸，连续十五昼夜。湘军拼死抵抗，毫不示弱。
九月，李秀成令李世贤从浙江带领十多万人过来，合围南京，加强进攻。曾国藩得到战报，心怀担忧，忙从别处调集援兵。
这次战役，是两军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时太平军有20万大军，而陷于重围中的官军才3万多，且官兵病死、战死和负伤的有一大半。曾国荃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团结关爱如同一家人，所以三军将士愿以死相报，抵御住十倍于自己的太平军，从而成就功业。
李秀成看不能为南京解围，又因为江苏官军的气势日益高涨，怕江苏失守而南京也不能自保，十月，就带兵撤退，雨花台解围。案：此役后，洪秀全大势已去。在敌人坚固的城池下驻军，乃兵家大忌。向荣、和春，都因此两度失败，所以曾国藩对此十分警觉慎重。之前，曾国荃曾屯兵雨花台，曾国藩就多次告诫他。等到这次战役时，外有十倍于自己的强悍敌军，内有困境中殊死抵抗的流寇，官军处境之危急，可说前所未有。然而太平军明知官军势单力薄，且伤病惨重，却终不敢奋力突围，决一死战，抓住机会建立非常之功业，却功亏一篑，引兵退去，致使进退失守，进而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因为当时太平军将领们也多富贵已极，骄奢淫逸，恋生畏死吧，所以失败灭亡。这也是官军始料不及的。
曾国藩说：“军队最怕萎靡不振，缺乏士气。”道光、咸丰之际，官军开始不思振作，而太平军则朝气蓬勃；同治初年，太平军开始士气下降，而官军士气重振。
看来，失败的关键，真是全在于此啊！以李秀成的才干，尚不能避免失败，像洪秀全那样快入土的人，更不值得一提了。
所谓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并非秦国；灭秦朝的，是秦朝自己，并非天下。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不能不以此为鉴。洪秀全以一介平民，一朝崛起，没几年势力就席卷半个中国。但他不能抓住时机乘胜前进，用武力打下江山，却苟且偏安于一隅，把南京当成安乐窝，筑起深宫高宅，真是连陈胜也不如啊！致使最后在一座城里，坐以待毙。
所以，当初向荣、和春的溃败，不是因为洪秀全有多少本事，实在是他遇到的对手，与自己水平相当，所以洪秀全得以苟延残喘，勉强撑了几年。
唉！曾国藩、洪秀全一兴一亡，是天意，还是人为所致呢？君子说：是人，是人事造成的啊！又案：此役是湘军和淮军立下功劳的最关键战役。不包围南京，就不能牵制江苏、浙江，李鸿章的淮军新成立不久，难以立即取胜；如若不进攻江苏、浙江，就不能解南京之围，曾国荃的军队已经疲惫，强攻也不能完保。读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李秀成包围南京时，让他的副手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谭绍洸等人率十多万太平军，分道从金山、太仓东进，淮军抵防，两军在三江口、四江口交战，互有胜负。太平军又沿运河安营扎寨，横亘数十里。又在运河及其支流上架起浮桥，来进攻黄渡，包围四江口，情势危急。
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下令进攻太平军大本营。太平军强悍善战，淮军难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人身先士卒，士气大振，大败太平军，俘虏斩首1万多人，四江口解围。读后感悟1.淮军新创，就投入南汇一战，解围松江、上海，淮军初试锋芒，就显示出不凡的身手，令中外刮目，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就此打下坚实基础。淮军为什么一改清军颓废气象，充满战斗力？究其原因，当然与李鸿章有关。2.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外围对太平军的牵制，就不可能解雨花台之围。由此可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统一指挥下的协同作战能力。一个人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真正的成功不是一个人能达到的，一个人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功，真正的成功往往是上下通力合作的结果。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洪秀全、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风云起，英雄生，你方唱罢我出场，正是大显身手时，看谁是真正英雄。李鸿章要战胜的，又何止是太平军呢？4.李秀成无疑是李鸿章的一个劲敌，无论聪明智慧，还是胸怀人品，李秀成的优秀都堪称一流，而作者以他为李鸿章的劲敌，也可见对李鸿章的重视。他们都壮志凌云，都年富力强，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是行将就木的洪秀全可比的呢？5.在作者看来，太平天国及洪秀全败在丧失了士气。士气源于志气，说到底还是源于其眼光不足。志气不足，则易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则导致士气衰落；士气衰败，结果自然是失败。太平天国失败，清朝中兴；洪秀全的败亡，则成就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
罢免白齐文，显外事手段
常胜军统领华尔死后，副手白齐文接任。白齐文为人贪鄙狡猾，当时他见官军处境窘迫，就私通李秀成。十月，白齐文暗暗计划在松江城为李秀成做内应，威胁上海道台杨坊，索要巨额军费，杨坊拒绝，他就殴打杨坊，掠夺白银4万两，逃去。
李鸿章听说此事，大怒，立即与英国领事馆交涉，罢免了白齐文的职务，并要他偿还所掠钱财，让英国将官戈登接任常胜军首领。时为同治二年二月。
这实际上是李鸿章与外国进行交涉的第一件事，他表现出的果敢而强硬的作风，令人交口称赞。李鸿章罢免白齐文后，本要杀他，因美国领事馆阻拦，才放了他。白齐文就投到李秀成的帐下做参谋，参与策划了一些战役，却成效甚微。他建议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掠夺当地桑茶，烧其村舍，然后集中兵力北上，占据秦晋齐豫（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中原地带，以挟制东南。因为这里是官军水兵能力所不及处，可以成就大业。但李秀成没采纳。白齐文还为太平军购买武器，偷窃汽船，偷了官军的几门新式大炮，献给李秀成，致使官军在宝带桥一战中牺牲了数百人。后来，白齐文在李秀成处也不能得志，就跑到漳州太平军将领帐下，最后被郭松林抓住杀了。读后感悟1.李鸿章接手常胜军时，这支西洋人统领的洋枪队瞧不起他，不服他管束，直到解围松江后，李鸿章才让西洋人刮目相看。2.李鸿章在白齐文问题上的果断强硬处理，初步展露出他在外交事务上的手段和智慧。李鸿章在外交上初露锋芒。他在外交上有没有天分不敢说，但时代由此一步步把他推到外交岗位上，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3.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对外软弱卖国，事实上，李鸿章是一位传统而爱国的中国人，他从不崇洋媚外，也不会轻易低头。从罢免白齐文一事，可看出他的这个特点。
平定苏南，淮军威名扬
曾国藩抓了一个太平军的间谍，得到洪秀全给李秀成的一个手谕，说湖南、河北及长江以北地区，现在兵力空虚，令李秀成带兵20万，先攻下常熟，然后一面攻打扬州，一面逼视安徽。
曾国藩令人把信息报给李鸿章，让他先发制人，赶快拿下太仓州，干扰常熟的形势，牵制李秀成，使之不能到达长江以北。李鸿章也正有此意。
同治二年二月，李鸿章命令常熟守将死守，等待支援，派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等，率各部驾船赶赴福山，与太平军数十次交战，都取得胜利。李鸿章另派程学启、李鹤章攻打太仓昆山，阻断太平军，而命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一起攻打福山，攻克之，常熟解围。
三月，攻克太仓、昆山，擒拿太平军7000多人，程学启功劳最大。戈登从此更加佩服他。
五月，李秀成从无锡出发，和他的5个部将一起，率领水陆大军数十万人支援江阴，占领常熟。
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分路阻击太平军。刘铭传、郭松林与太平军先锋相遇，打败之。然而太平军来势凶猛，每次战斗双方死伤相当。当时太平军在运河两岸筑起连营，北自北漍，南到张泾桥，东自陈市，西到长寿，纵横六七十里，还有上百个堡垒，都扼守在运河的险要位置。太平军还把桥梁拆毁，在河上备置了船炮，水陆呼应配合，一时形势紧张。
李鹤章与刘铭传商量后，暗里收集木材造浮桥，半夜渡运河袭击太平军，击破北漍的敌营32个。郭松林发起猛烈进攻，击破南漍的敌营35个。周盛波带领部队，击破麦市桥的敌营23个。
太平军陷入大溃败，死伤数万，致使运河堵塞；擒拿头领百余人、马500匹、船20艘，兵器弹药粮食无数。从此，顾山以西太平军被消灭，淮军士气高涨。
六月，吴江的太平军望风投降。
程学启率领水陆大军1万多人，与刘铭传一起攻打苏州。攻入苏州，打下花泾港，守将投降，驻扎在潍亭。
七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收复太湖厅。然后向苏州进发，令刘铭传攻打江阴。太平军的强将陈坤书，调集了湖南、湖北、山东等四股十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合力支援江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勘察敌情，见太平军大小军营堡垒星罗棋布，西自江滨，东到山口，便决定猛攻。太平军拼死抵抗，两军相持不下。后来，江阴城内有人发动兵变，开门投降，于是江阴收复。
当时，程学启驻扎在苏州附近，连日奋战，前后数十战都取得胜利，太平军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十多处的营垒都先后失陷。
郭松林率队在新塘桥也大获全胜，斩杀太平军伪王两名，死伤1万多人，夺得数百艘轮船，大挫太平军水师。李秀成为此痛哭流涕，悲痛欲绝。从此淮军威名天下。
太平军经此巨挫之后，李秀成又大举反攻，以图恢复失地。李秀成命令手下集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地8万多人，1000多只船，从运河口出发。他亲自率领几千精兵，占据金匮援助苏州，互相配合策应，与官军连续作战，互有胜负。
十月十九日（同治二年），李鸿章亲自率军，以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攻苏州。经过激战，攻破苏州外围防护。李秀成和谭绍洸等人退回内城，宁死不屈。
后来，官军水陆并进，联合起来三面围攻苏州，此时，城中粮断，人心惶惶。李秀成的部下郜云官等人，生了二心，私下沟通程学启，想投降官军。于是，程学启与戈登亲自登上小船，到城北的阳澄湖，与郜云官等人谈判，订下投降协约，让他杀死李秀成、谭绍洸，献上他二人的首级来，答应赏给他二品官衔，戈登做保人，让郜云官等人放心。但郜云官终于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杀谭绍洸，离开。
李秀成早已料到谋杀自己的阴谋，但事已至此，已是无可奈何，于是连夜（十月二十三日夜）逃出城。
二十四日，谭绍洸召见郜云官，郜云官和汪有为怕事情泄露，一到军帐中，就先杀了谭绍洸，并灭其亲信部队1000多人，于是开城投降。
二十五日，郜云官等人献上谭绍洸的首级，请程学启进城验收。现将投降太平军将领列举如下：一、纳王郜云官二、比王伍贵文三、康王汪安均四、宁王周文佳五、天将军范起发六、天将军张大洲七、天将军汪环武八、天将军汪有为洋枪队
当时，这8位将军在城中的部队还有十多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曾许诺给他们总兵副将的职位，他们要求履约。但程学启看这8人都是心狠手毒，恐日后难以控制。就和李鸿章密谋杀之。在军舰上大摆筵席款待他们，只等炮令一响，伏兵就出来全部杀之，并杀了他们手下抵抗的1000多人，其余投降。
苏州平定，李鸿章因功被授予太子太保。
当初8人投降时，戈登是保人，后听说李鸿章食言杀了他们，大怒，要杀李鸿章。于是，他揣了短枪来找李鸿章。李鸿章避而不见，不敢回军营。几天后，戈登怒气才消，杀李的念头才放下。案：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应有惭愧之心。杀降者本为君子所不耻，更何况与投降者事先有约，还有保人呢？此事李鸿章有三罪：一是，杀降者，违背公理；二是违背约定，食言杀降；三是背信于戈登，有失朋友之信义。戈登为此愤恨以至于要杀了他，也在情理之中。
李鸿章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如苗沛霖、李世忠等人降后叛乱的事情发生，也许有其不得已，但他一生中喜好玩弄小聪明、小伎俩，由此可窥见一斑。
苏州平定，成为平定江南的最关键战役。当初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江南，深入军事重地，彼此不能联系配合，所以各自力量单薄，处境危急。
拿下苏州后，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乘胜攻入浙江，和曾国荃、左宗棠相接应，以便合力进攻，这是官军致胜的第一因素。
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攻克之，擒拿守将黄子漋父子。
于是，李鸿章把淮军分为三支部队：甲队，自己带领；乙队，程学启带领，进入浙江，攻克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逼近嘉兴府，左宗棠也来配合，攻入杭州地界，攻下余杭县，屡次大败太平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带领，与常胜军一起攻打常州，大获全胜，平定了宜兴、荆溪，擒拿黄靖忠。李鸿章又令郭松林进攻溧阳，守军投降。
当时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带领10多万人，占据着常州府，并进攻官军背后。李鸿章与刘铭传迎战，太平军气势旺盛，官军失败。陈坤书又偷偷迂回攻入江苏腹地，出没在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因此戒严，加强防备，江苏以西因此受到影响。
李鸿章令刘铭传抵挡常州的太平军，令郭松林放弃金坛，日夜赶路去支援苏州。又令李鹤章回去守无锡，令杨鼎勋、张树声率另一支部队扼守在江阴的青阳、焦阴，断绝太平军后路。
当时太平军包围了常熟，情势危急，官军连日苦战，才勉强支撑。太平军合力包围无锡，李鸿章奋力守护，几乎要筋疲力尽了。几天后，郭松林带领援兵赶到，大败太平军，才解无锡之围。郭松林因功被授予福山镇总兵。
当时程学启急力猛攻嘉兴（同治三年正月开始），城中的太平军，气势也很威猛，两军伤亡惨重。二月二十九日，程学启激励战士，要加速攻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穿越浮桥，爬上云梯，与太平军肉搏。城上敌兵奋力死守，发出的弹丸如雨。突然，一颗流弹击中程学启的头部左边，倒在地上。部将刘士奇当机立断代替主将，继续战斗，登上城楼。一时士气大振。潘鼎新、刘秉璋等人，也赶过来，水陆并进，一举攻克嘉兴。
程学启受伤后，卧床几十天，不见好转，三月十日去世。太平军人马连夜从北门逃走。
三月二日，左宗棠带兵进入杭州，从此苏军与浙军（李鸿章的部队和左宗棠的军队）的联络打通，兵力开始集中。
程学启死后，李鸿章让他的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带领他的部队，与郭松林会合，从福山镇出发进攻沙山，连续作战，攻克之。到三河口，又消灭了太平军2万人。
李鸿章命令各支军队合力围攻常州，令刘铭传攻击常州西北，攻下；郭松林进攻陈桥大营，攻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人袭击河边20多个敌营，攻下。太平军败走，想撤回常州城中，却被陈坤书挡住，许多人死在城下。
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部队逼迁常州城，炮轰城池，城墙倒塌数十丈。于是组成一个数百人的敢死队，爬云梯登上城楼。
陈坤书骁勇善战，亲自率精兵抵挡，修补城墙，官军死亡数百。李鸿章大怒，令将士增强攻城器具，筑起长围，连日猛攻，两军伤亡相当。相持10多天，李鸿章亲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人，身先士卒，奋勇战斗，登上城台，太平军大乱。陈坤书还不屈服，与部下费天将率领精锐，大声怒喝，展开巷战，郭松林奋力战斗，生擒陈坤书，费天将也被周盛波擒拿。刘铭传大喊：“放下兵器者赦免！”立时投降1万多人。官军也死亡好几千。
常州收复，为四月六日。至此，苏军与金陵军（曾国荃军队）的联络打通，江苏省，除南京外，全部克复。
自同治元年二月开始，李鸿章率领8000人东下到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战各地，大小战役数十场，开始于松江保卫战，终止于嘉兴、常州攻坚战，总共两年，到同治三年四月，终于平定苏南。戈登案：李鸿章平定苏南，固然由于淮军各级将领的骁勇善战和坚忍不拔，但华尔、戈登的帮助也不少。当时李秀成智勇过人，其部队用的也多是西式武器，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将领，虽然善战，但也不过凭借其勇气谋略，并不懂新式作战方法。所以在作战初期，淮军与太平军交手屡败，吃尽苦头。李鸿章考虑到此，让他们向常胜军学习，并用了不少常胜军的武器装备。左宗棠平定浙江之功，也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等人处得到不少帮助。
所以，清朝的起死回生，应该说也有不少英法人的功劳。他们愿意帮助清朝，是想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以利于他们经商。不料直到今天，清政府还不能自觉，不思振作，将来恐怕难免战乱。读后感悟1.平定苏南，不仅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重要战役，也是李鸿章从军立功的重要战役。这次战斗，使李鸿章及其淮军威名远扬，权位高升。其中体现了他的军事韬略，更显示了他驾驭千军万马和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也因此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家角色。2.在某种程度上，苏南的战斗，表面看是淮军、常胜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实际上是李鸿章与李秀成的战斗。这是两大英雄之间真正的交手。3.两军交战，不杀降者，但李鸿章却杀了8名降将，为他的军事生涯涂一抹灰色。此举虽然是作为一个指挥官在权衡利弊后顾全大局的必须决定，但在作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李鸿章贯使小阴谋伎俩的表现。4.梁氏看来，李鸿章平定苏南的胜利，固然由于他的领导有方，由于他手下部将的英勇善战，但也有戈登的洋枪队及其新式武器的功劳。这正是李鸿章善于“借力”的表现。5.透过李鸿章，透过战争，作者看到的是中国相对于西欧国家的落后和不足，心忧清政府的不觉悟，实在是思虑深长，用心良苦。链接1864年5月，官军在苏南的胜利已成定局，李鸿章就想裁撤常胜军，此时戈登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李鸿章立即愉快答应。1864年5月31日，常胜军在昆山被解散，全体外国军官辞去在清军中的职务，其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入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和老辣。李鸿章要代表朝廷送戈登一大笔钱，戈登婉拒。李鸿章又上书为戈登请功，清政府授予戈登提督之位，赏赐黄马褂、顶戴花翎等，戈登接受了。据说这是帮助清政府平定叛乱的洋人中，唯一一位受此厚赐的人。李鸿章划拨白银1500两在上海建立常胜军纪念碑。纪念碑原在外滩花园北门外，重建公园围墙时划入园内，纪念碑以正方形大理石为基座，基座上为三角锥形碑，碑上镌刻汉文“得胜”二字，共刻有48名阵亡的外籍常胜军官兵姓名，因华尔列居首位，因而又被称作“华尔纪念碑”。
收复金陵，居功不傲
曾国荃水陆大军并进，包围南京已有两年，到同治三年正月，攻下钟山的石头堡垒。
太平军失去这个险要据点，官军外围才开始围合过来，太平军内外不通，粮饷断绝，南京城内也要断粮了。
洪秀全明白败局已定，于是，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自尽。手下将领拥立他的儿子洪福继位。
当时官军并不知这种情况。朝廷屡次令李鸿章，率领得胜之师到南京助剿。
曾国荃以为南京城中的敌军筋疲力尽，粮食弹药断绝，胜利在望，所以不想让李鸿章参与进来，李鸿章也很知趣，不想分功，就谦虚回避，借口盛夏不便用火器，拖着不到南京。朝廷不解其意，再三催促。曾国荃听说了，很是忧愤，于是从五月十八日起，督促将士们不分昼夜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第一险要地），攻克之。又半夜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打通十多条地道。严令城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另外贴出告示，重赏敢死队员，一旦看到城墙有缺口，就冲锋上去。
当时李秀成在城里，洪秀全死后，所有号令都出自他一人。李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施，很得人心，将士们对他忠心耿耿。
五月十五日，李秀成亲率敢死队员数百人，从太平门的缺口突围而出。又让敢死队员穿上官兵的军服，冒充官兵，从朝阳门突围而出，冲入曾国荃的军营，放火喧哗。当时官军已很疲惫，缺乏战斗力，遭此突袭，几乎瓦解，幸亏彭毓橘等将领率领新兵火速赶到，才解除危机。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中装的火药爆炸，声如雷鸣，天地为之一震，南京城墙被崩坏二十多丈。
曾国荃的部队呼喊着奋力登城，太平军死命抵抗，弹丸如雨，外围的400名太平军士兵当场死亡。官军更加振奋，踩着尸体冲过去，蜂拥进城。
此刻，李秀成决心以死报太平天国，他把自己的爱马送给幼主洪福，让他逃命。
李秀成亲自带兵与官军展开巷战，连续三天三夜，直至被生擒。太平军大小将士战死烧死3000多人。天王宫被烧，火焰三天三夜才灭。城中忠诚跟随洪秀全的十多万士兵和百姓，无一投降。
自咸丰三年洪秀全占据南京，到此灭亡，共12年，最终被平。案：李秀成，真是人杰啊！在太平天国生死存亡之际，在全城人命在旦夕之时，他还能带领精兵，突破重围，竭力死战，气势如虹，毫不亚于官军。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的战斗，曾国荃的军队没有灭亡，也许是天意吧！
到南京城告破时，李秀成把爱马留给幼主，自己却慷慨赴死，心怀与国家同存亡的志向。回顾历代的名臣儒将，不过如此。回看项羽和文天祥的最终失意，是天意？还是人为呢？
据说李秀成离开苏州时，苏州百姓，男女老少，无不痛哭流涕。而他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降将，很有文明之国的大将风度。南京城内十多万百姓，无一人投降。就像齐国的田横，和他礼遇的500名宾客，志向相同，生死与共。而说到魄力，李秀成超过前人百倍，实为古来少有的现象啊！
如果李秀成处在洪秀全的位置，那么今天的中国，还不知是谁的呢！
李秀成被擒，从六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三天之内，他在站笼中壮怀激昂，破指为笔，奋力疾书，写下洋洋数万言的供状。后来虽经官军方面的删节，没能完全流传下来，但至今读来，仍可见其凛然不屈的豪迈气概。
唉！刘邦得了天下，项羽被骂。成败论英雄。今天，有谁会为李秀成说句公道话呢？百年之后，自有定评，未来史官作史，怎么会私心妄评呢？然而毕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氏兄弟，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同样是人杰啊！
南京收复，清政府论功行赏。加授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被封为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都有不同层次的赏赐。
曾国荃收复南京，立了一大功，各派将领都妒忌他。于是，诽谤谗言，纷纭而起。连有贤人君子之称的左宗棠也不免对他有妒意，只有李鸿章，不道一句是非，还竭力帮曾国荃说话，维护其功绩。案：这也是李鸿章之所以有“文忠”这个谥号的原因了，圣旨传令让他会合曾国荃的军队剿敌，他却不愿在功败垂成时分功，到事成之后还不怀嫉妒心，向主上推荐标榜其功绩，他的这种德操和胸怀确实有过人之处。名不虚传，不是随便就能留名的。李秀成亲供手迹读后感悟1.苏州克复，收复南京指日可待。朝廷催促李鸿章到南京助剿，但李鸿章出于回避抢头功之嫌疑，借口推托，按兵不动。由此可见他的官场修养和智慧。2.李鸿章的从容，不仅在于他对战局的把握，更在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在苏州，他是主角；在南京，他是配角。无论出于对恩师曾国藩的尊重，还是出于对曾国荃的成全，他都需要适可而止。3.如果说李秀成有什么失败的话，也许是他跟随太平天国的失败。而他的“愚忠”，也许是他在报答洪秀全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许这是上天给他的使命吧。也许这正是他作为英雄的可悲之处。4.李秀成忠勇可嘉，信义并存，其才能品质堪称完人，但因其所跟非人，人们对他并没一句公道话。作者为此惋惜，希望史家们还他一个公道。5.从来功利面前有纷争，大功告成，论功行赏之际，也是人事纷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这方面，李鸿章很聪明，他既不居功骄傲，也不妒忌抢功，更不参与到人事和口舌纷争中去。我们看到，随着阅历的增加，李鸿章已显示出他为人为官的城府和老道。曾国藩庆祝太平宴链接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李鸿章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像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戈登
捻军乱起，临危又受命
南京收复，中国的战争平熄了大半。但捻军的叛乱还在继续，所以清廷还是担忧。
捻军之乱，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到咸丰三年，洪秀全攻陷安庆、南京，安徽全省大惊。捻党趁此机会，在宿州、亳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一带，所到之处，大肆掠夺，官军无法控制；每次上面派人来剿，都遭到袭击，因此捻党势力日益猖獗。到咸丰七年冬天，捻军的骑兵已侵扰到直隶大名府等地，北京形势紧张。
现将李鸿章平捻之前，朝廷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避难热河，捻党乘机侵入山东，在济宁大肆掠夺。德楞额与捻军交战，大败而回。蒙古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带军追剿捻党，还算骁勇善战。
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头目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与捻军联合。捻军头目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率数万人，出没在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地，来往迅速，如暴风骤雨，难以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股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军队也屡次被打败。僧格林沁勇敢有余，但不学无术，军纪不严，所到之处奸淫掠夺，残害百姓，和太平军、捻军没什么区别，因此湖北的百姓对官军十分不满。
当时南京已收复，几万太平军余党加入捻军，转战到河南、山东一带，扰乱当地。同治四年春天，僧格林沁决心扫除乱党。他率领轻便骑兵，追击捻军头目，日夜飞驰三百里。到曹州，他的不少部下起了怀怨背叛之心。
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中了捻军之计，大败。僧格林沁奋勇作战，落马而死。朝廷震惊，表示哀痛，急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的军务，令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做后勤保障。僧格林沁行猎图
以前，官军追剿捻军，就知道追击，劳而无功，偶尔围堵一下，也是拆东补西，解救一时之急。总之，无论攻守，不是苟且作战，让捻军壮大了实力，就是有勇无谋地贸然进攻，挫伤兵力，没有一个全局的规划和战略，因此追剿捻军十多年，却不见成效。
曾国藩受命以后，开始制定了一个包围捻军、牵制其活动的战略规划，就是先把捻军围堵在一处，然后聚集优势兵力围歼。后来李鸿章也是继承了此方略，得以平定中原。
曾国藩是位君子。他向来以谨慎小心、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低调态度自勉。收复南京后，他平生的抱负已得实现，便想功成身退。
当僧格林沁战死，捻军猖獗，直逼京城的危急时刻，曾国藩又受命于危难之时，于是义不容辞地担起重任。但他看到湘军的士气已日益消沉，恐不能胜任战斗，于是逐步遣散湘军，只用淮军。
开始受任时，曾国藩就想到把这个重任交给李鸿章，以成就他的功业。
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托病辞职，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曾国藩恢复两江总督之职，为战事做后勤保障。
李鸿章的剿捻方针是：根据捻军已经成为流寇的情况，追堵逼迫，控制其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围歼之。这是最好的办法。明朝孙传庭曾说：追剿流寇要把其驱逐逼迫到绝境，在其困顿时围攻；否则，在枪林弹雨中争胜负，纵使打了胜仗，也不能彻底荡平流寇。李鸿章深刻领会此策略。同治四年十一月，李鸿章上奏称，要将乱党追逼到深山环水的复杂地带，然后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兵力，从三面或四面围困之。李鸿章后来的成功，实得益于此策略。读后感悟1.清朝嫡系军队的腐朽在僧格林沁的部队中可见一斑，他的身死，更代表了八旗子弟兵的无能，满洲纵使是骑兵也已经风光不再、今非昔比了。而此时，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汉族军队的实力已超过满人，清政府不得不用了。2.向来能者多劳。因为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当捻军四起，以流寇的性质危及京师时，清政府再次想到曾国藩，曾国藩此时虽已是名利双收，但也不得不临危受命。对别人而言，也许是机会；对他而言，也许是一个负担。3.曾国藩可说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每每给他机会。以前是，这次又是。可见，人生中有贵人相助是多么重要，英雄如李鸿章者也不能避免。当然，这个成就他功名的机会，意味着更大的考验和使命。4.无论是学问修养，还是作战方略，李鸿章都深得曾国藩的衣钵。可见，两人既情同父子，又相契如知音。这种相遇实在是人生中难得的相遇，可遇而不可求。就此意义说，李鸿章是幸运的。5.李鸿章的身上，有很多曾国藩的影子。但可贵的是，李鸿章能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作用，尤其在外交上，他青出于蓝，既师出有门，又有开创之功，也正是李鸿章的了不起之处。
破东西捻军，威名再涨
同年（同治）五月，任柱、赖汶洸等大举入侵山东。李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全力追击，想逼他们到登莱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设法围困，使其向北不能窜入京畿地区，南不能跑到淮南。刘铭传
六月，李鸿章亲自率军到济宁，视察战局。他感到任柱、赖汶洸等各军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还有一些游兵散勇和有煽动力的老兵，狡猾剽悍，不可轻视。如果兵力不足就想包围，追逼他们太紧，包围圈过小了，就会让其看穿计划，着急突围，趁官军不备逃走，对全局不利。
于是，李鸿章制定策略，先在运河上设防，断绝捻军退路，再在胶、莱两地设防，阻断其交通。
当时，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想把捻军驱出山东，对李鸿章的这个策略不以为然，十分抵触。
七月，捻军突袭潍河，山东守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竟然放纵捻军偷渡过去，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
此时，各界对李鸿章的诽谤纷纭而起，朝廷也责备下来，甚至要弃用李鸿章的策略。李鸿章上奏坚持己见，认为运河东、南、北三面，捻军来往流窜，官军分路追截，当地百姓可能受到侵扰，但不过几个府县而已。如果任由捻军驱入运河以西，那受害的就是好几个省了，其害无穷。同是中国领土和百姓，不能有偏废，顾此失彼。
朝廷准奏，照旧依李鸿章的策略。
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和潍县的交界地带和捻军交战，获胜。二十四日，刘铭传追击捻军到赣榆，和骑兵统帅善庆协同作战，击毙了任柱，东捻军势力大减。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与捻军交战，击毙很多强悍捻军。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抄袭捻军一昼夜，捻军军心动摇，很多人投降。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也频传捷报，战无不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追击捻军70里，到寿光的弥河，开始与捻军交战。战斗打了十几个回合，又追杀捻军40多里，消灭近3万人，捻军的武器、车马、辎重等丧失殆尽。
李鸿章上奏朝廷说：“我军士兵回到军营，我亲去抚慰，他们都辛苦疲惫，面无人色。”
弥河一战战败后，赖汶洸落水没死。于是他又纠集了1000多骑兵，冲出六塘河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人，带领水、陆、骑兵，随其后追剿，紧追不放，直到赖汶洸只剩下数百骑兵，被逼迫到高室水乡。
之前，李鸿章派出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在扬州运河防守。于是，各支官军合力战斗，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活捉赖汶洸。东捻军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的东捻军也都被消灭。
李鸿章报捷的奏折中，附带陈述说各军自剿捻以来，奔波数省，长年转战各地，日行百里，饥寒交迫，还要担忧外人的指责讥讽，此乃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困苦啊。
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也为他们请求，想让他们休养一下。刘铭传积劳成疾，李鸿章代他请假3个月。
同治七年正月，张总愚率领西捻军，从山西渡过黄河，向北流窜，势力直逼北京城下。北京政府为之大惊。
初七、初八日，朝廷多次下令刘铭传、善庆等人，带领骑步兵，赶赴河北剿杀西捻军。
因为刘铭传在病中，李鸿章不忍惊动他，于是率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11个营骑兵，潘鼎新的“鼎”字军全军，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陆续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命令郭松林、杨鼎勋整顿人马，随后跟进。
剿灭西捻军，比东捻军更难。原因是：一因黄河以北，千里平坦，没有高山大河限制其活动。张总愚狡猾多端，又知兵法，他们流窜到北方平原，掠夺马匹，如狂飙般往来迅速，瞬息百里。这种地势，想设一个圈子围困之，难以实行。而且张总愚吸取任柱、赖汶洸的前车之鉴，一听说被围，就立即死命突围而出，不给官军构筑围堵工事的时间，这是第一难题；二因淮军士兵多是南方人，和黄河以北风俗不同；南北性情口音不同，吃米吃面的习惯不同。而且骑兵力单，草料不足，这是第二大难题。
李鸿章奏请施行坚壁清野（坚固壁垒，清除郊野，使敌人既攻不下据点，又抢不到物资。）的策略，他说：之前，任柱、赖汶洸的东捻军，流窜在中原数省，害怕城寨多于害怕官兵。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因受乱党侵扰已久，百姓自己修起的堡垒城寨随处可见，城池很多，致使东捻军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来只有湖北、陕西一带，受捻军侵扰厉害，因为那里没有堡垒和城寨，临时修筑又来不及，所以乱党在那里流窜并大肆掠夺，势力嚣张。河北、山西一带，一直没受到捻军侵扰，那里民风淳朴软弱，也没修筑堡垒城寨。张总愚本就狡猾多端，又是末路的流寇，南面有黄河作屏障，势必纵横驰骋，到处流窜，百姓受此惊扰，到处迁徙，何时能结束？真是可悲可叹……自古用兵，必须对比双方实力，以此作为决策的标准。捻军未必比我军强大，但他们骑兵多于我军，自有我军不能比的气势；他们可随处掠夺粮草，而我军只能就地采购粮草；他们能吃饱，而我军常挨饿，这是我军不能比的。现在要想断其粮草马匹，只有下旨河北的士绅百姓们修筑堡垒城寨，加强防卫，一旦有捻军入侵的警报，立即收起粮草车马，这样既可保自家安全，又能置流寇于绝境……
如此等等。西捻军最后得平定，实有赖于此策略。
四月，李鸿章又奏请由刘铭传总领各军，朝廷准奏，敦促刘铭传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河北、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和运河，修筑起长墙、深沟来围困捻军；并抽调各军，轮流进攻，轮流休息。让疲惫休息的将士们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势屯集驻扎，一旦捻军流窜而至，立即迎击，改剿为防。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在陵县、吴桥一带，为防守在运河的部队做掩护。
左宗棠也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带部队来，自连镇以北到沧州一带减河东岸分别驻扎，与杨鼎勋等互相策应。布置妥当后，才下令开始围剿。
五月，西捻军流窜到西北，各路官军分路拦截阻击，接连获胜。
李鸿章趁黄河正在汛期河水上涨时，缩小包围圈。以运河为外围，将恩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内部的包围圈。逼迫捻军到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官军连连获胜，捻军势力大衰，纷纷投降流散。
六月十九到二十二日，官军乘胜追击，每战每胜。二十三日，张总愚渡河，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从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潘鼎新追击120里，冒雨到高唐县，流寇已逃向博平、清平县一带，企图攻运河。而官军早在马颊河西北岸筑起数百里长墙，足以围堵捻军。捻军不知已入圈套，越是逃往狭窄地方，离死期越近。
此时，官军各部因长时间追击也疲惫了，李鸿章派刘铭传率战斗力强盛的骑兵助战，前线士气大振。
二十八日，捻军被包围在徒骇河、黄河和运河之间，刘铭传调集骑兵和步兵迎击，追杀好几里远。此时，东面来的郭松林率骑兵正好挡住捻军的去路，加之河道交错纵横，地湿路滑，刘铭传、郭松林两军五六千骑兵，合兵一处，纵横追杀，杀死捻军无数。张总愚带领几十个骑兵往北逃去，很快无路可逃，投水自尽。
西捻军被荡平，中原恢复安定。八月，李鸿章奉旨进京。读后感悟1.李鸿章受任剿灭捻军时，由于初战不力，针对李鸿章的诽谤纷至，朝廷也怪罪下来。据说李鸿章被连降三级，但他还是坚持己见，说服朝廷仍用他的策略。事实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他用实力再一次堵住了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的嘴。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坚忍不拔。2.李鸿章在奏折中，专门提到手下将士的辛苦劳累和内心苦衷，可见他爱兵如子的大将风度。而这些苦楚，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隐痛呢？毕竟当时他已经声名显赫，正是遭朝廷嫌猜，遭同僚妒忌时。3.平捻战斗与剿灭太平军毕竟不同，李鸿章采取灵活机动又全局掌控的战略，显示出了一个成熟军事家的韬略。
师承曾国藩，用兵如神助
李鸿章用兵打仗，先制定谋略再行动，料敌如有神助，所以他从军15年，从没打过败仗。虽说这很幸运，但不也是因为他个人的努力吗？
李鸿章剿灭太平军时，以3个小城池为据点，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荡平苏南的太平军；剿灭捻军，面对着横行十多年的强悍敌人，在众将束手无策时，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歼灭捻军，好像有天助一样。
李鸿章对待属下将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同家人，所以属下都愿效命，真不愧为统率将领的人才啊！
虽如此，李鸿章的从军生涯，实际与曾国藩有密切联系，而不只是曾国藩推荐他而已。他平定苏南时，曾国藩统筹全局，肃清长江上游的太平军，曾国荃又合兵包围南京，牵制敌军，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李鸿章才有机可乘；他剿杀捻军，同样秉承了曾国藩的战略，之所以有充足的粮草，也是因为有两江总督曾国藩做后盾。才使他没后顾之忧。
不只这些，李鸿章曾在军中跟随曾国藩数年，从中得到磨砺，接受道德学问的熏陶，学习用兵打仗。
总结李鸿章一生，他的身体力行、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他治军带将开诚布公、团结将士的方略，无不得益于曾国藩。
所以说，先有曾国藩，然后才有李鸿章。李鸿章对曾国藩像对父母一样，尊之如神明，不也是应该的吗！读后感悟1.李鸿章从军15年，几乎没打过败仗，一年剿灭苏南太平军，一年剿灭捻军，用兵有如神助，真算是一个奇迹。幸运加上个人才能，使之在特殊时期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清朝的“中兴”大臣。2.李鸿章不仅头脑灵活，当机立断，能抓住有利战机；军纪严明，爱兵如子，而且他善于借力，有能力领导洋枪队常胜军，这在当时中国人普遍排斥外国人，与外国人搞不好关系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能力，也体现出李鸿章带兵的“洋”气。3.曾国藩对李鸿章不仅有一份知遇之遇，更是他的授业恩师，在学问和军事上对他启蒙并产生深刻影响。无论是剿太平军，还是剿捻军，没有曾国藩的直接支持和帮助，李鸿章是不可能成功的。链接任何曾为剿灭太平军和捻军效力的李鸿章的下属一旦遇到困难，李鸿章都会施以援手，下属去世后，李鸿章也会极力为死者争取哀荣，让家属得到安慰。——《李鸿章传》（英）罗伯特·道格拉斯李静韬等译
第五章 洋务兴邦国——洋务运动时的李鸿章
所办洋务知多少“洋务”二字，虽不是李鸿章的专用词。但为他作传，就不能不以“洋务”二字来概括他人生中20多年的事业。
因为洋务，李鸿章被读书人唾骂；也因为洋务，被世人崇拜。我对他的推崇、责备和惋惜，也因为洋务。
李鸿章不懂洋务吗？我看他比中国一般的洋务人士都懂；说李鸿章精通洋务吗？为何别的国家可洋务强国，而独我国不能呢？我总结了一句话作为原因：李鸿章自以为懂洋务，却不懂国家事务，以为洋人所为，与他办的洋务一样。
现把他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和日本交战之前所办的洋务列表如下：
李鸿章所办洋务，大体就是这些。它们分为两类：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其间也有兴学堂，派学生到外国学习等，但都是为军事服务的，要不就是为外交培养翻译人员。李鸿章所认识到的洋人的长处，也主要在此。读后感悟1.李鸿章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卫道士，但他同时善于向西洋学习，开明开放，兴办洋务，以期强大中国。无论结果如何，李鸿章办洋务的这个初衷都是好的。江南制造总局2.对于李鸿章的争议，源于洋务。李鸿章大办洋务，开一代新风，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在作者眼里，李鸿章在当时算是最懂洋务的，而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以为是，只看到了表面，而没联系到国家民生。3.李鸿章虽向洋人学习，但据说他并不崇洋媚外，他甚至瞧不起外国文化，总以中国文化自豪。在他眼里，他认为西洋人的优点就在于其技术、军事和商务。他没有看到西洋民主政体和民众的力量，这是他的短见，也许是他作为朝廷重臣的局限吧。链接当英国领事前来拜访时，李鸿章最初关闭了他衙门的正门。李希望领事自旁门进入，而旁门本是用来让官阶较低的清朝官员出入的。当英国领事对此提出抗议时，李的辩解是，根据条约，领事与道台同阶，而中国的道台都必须从旁门通行，因此领事也不应当期望衙门的正门为他敞开。——《李鸿章传》（英）罗伯特·道格拉斯李静韬等译
倾力建设水陆两军
陆海军事，是李鸿章下功夫最多的事业。他以知兵善战闻名，而这和他利用洋人及其先进武器有关。
功成后，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兵力平定内乱可能有余，但要抵御外侮就不行了，所以他把加强国家兵力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其眼光不可说不高，他在此投入的精力也最多。中日战争前，李鸿章手下兵力大体如下：北洋海军兵力表附：水雷船直隶淮军练勇表
中日战争爆发时，直隶淮军练勇有2万多人，大概如下：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倾注全部精力经营海陆两军建设，心中很有把握。清军演习图
光绪八年，法国入侵越南，滋扰我广西边境，朝廷商议筹资加强京畿防卫，李鸿章上奏说：“我用10多年时间练兵，购买新式武器，但苦于经费紧张，不能完全实现愿望。但临阵杀敌，还不至于让皇上担忧……”由此可看出他的自信。
但李鸿章怎么也没料到，一旦中日开战，自己辛苦经营的艨艟战舰或伤或沉或被日军缴获；淮军和新军屡战屡败，使其声名一扫而光。所剩武器装备，后来在溏沽与八国联军一战，也大多随同罗荣光、聂士成化为灰烬了。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30年来所积蓄的战争资本，就此烟消云散，如昨天的梦魇。临死时，他精心培植的天津大本营，还没收复。
唉！李合肥啊李合肥，我想你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啊！
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因群臣的牵制，一半因他自己所为。从他个人原因讲，一半因其用人不当，一半因其见识不够。他立下战功，声名显赫时，自视太高，傲视一切。对他的副将和老部下，顾念私情，包庇重用，并不考虑其是否胜任，结果往往把事情搞坏，贻误大局。
李鸿章只知练兵，不知兵之来源；只知筹集粮饷，不知粮饷来源，所以他只能做些零碎事情，终无所成，这也是原因，下文再细说。读后感悟1.李鸿章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得益于常胜军，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与外国的差距，于是战后，致力于新军和新式武器的建设，加强军事力量，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进步的。2.李鸿章认识到海军建设对抵御外侮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起中国最早的海军，而且是亚洲一流的海军。虽然中国海军在中日战争中毁于一旦，但这并不能降低李鸿章的首创中国海军之功。3.李鸿章的淮军，在创立之初，就比别的官军更先进、更洋气，可以说就是一支中国的新军，这支新军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战后，李鸿章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显示了他强兵强国的伟大梦想。4.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李鸿章的“卖国”，但他最初建设水陆两军，都足以说明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爱国情怀。
商务得失在哪里
李鸿章办商务，也没看到明显成效，咎其原因，还是由于官督商办，有所牵制所致。
中国人做买卖的才能是天生的。如果国家能制定商法，搞市场经济，保护商人权利，就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节约成本，国家富强指日可待。但现在每开发一个新项目，必须向上请示，还有大臣督办，即使所派大臣很得力，但还是会产生越俎代庖的效果，对办事的人还是有牵制。而且这些官员奸滑贪财，狐假虎威，掌控着局势，那些入股的人怎能不寒心呢？那些准备入股的人怎能不观望呢？所以，中国的商务不能发达，可以说由李鸿章推行的官督商办的政策所误导。清代开平煤矿
我用一句话总结：李鸿章实在是个不懂国家事务的人。他不懂国家之本质，不懂国家与政府间的关系，不懂政府与人民间的责权关系，不知大臣应尽的责任。他不知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反认为我国的政治、教化、传统、风俗等，无不优越于别国。他认为我国只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等不如人家，只需学习这些就够了。
这是近来全国上下的一致论调，但李鸿章是其中的一个老前辈。无盐效仿西施的笑容，寿陵人学习邯郸人走路，真是越学越丑，适得其反，所以终无所成，这是必然的。读后感悟1.梁氏认为中国人不是不会做生意，但李鸿章开启的官督商办，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官员的牵制，就会滋生腐败，就不可能产生西方社会那样真正物尽其用的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的商务不能发达，可谓深刻呀！今天的中国，又何尝没有这种牵制呢？2.作者认为李鸿章的失败在于他没认识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深刻领会西方富强的真正原因，只片面地认为只需“拿来”西方的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等表面的东西，而不知西方政体和文化的某种先进性。有一定道理，但这岂是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所能超越的？3.李鸿章学习西方的一些“皮毛”，但在文化上自视很高，对西方不屑一顾，虽然有些固执迂腐，但这不正是他尊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的表现吗？事实上，在文化的博大精深上，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但对于文化的创新问题，也许依然值得我们探索。
毕竟是用心良苦
即使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远远超出常人的。我曾看到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第二次上奏，商议不可裁撤制造轮船的奏折：我认为欧洲各国，百年以来，从印度到南洋，从南洋到中国，闯入我边界，这是史上没有记载的。自古以来，没通关和贸易的国家，都来拜访我国，请求通商互市。我皇上有天朝上国的气度，一概与之立约通商，以笼络他们。如今，全球东西南北，遥隔万里的国家，都跑到中国来了，这是三千年来没有的。西洋人靠坚船利炮在中国横行，我们的武器敌不过，所以受制于他们。现在有人说驱之出境，不过一句空话罢了。即使想保全和平，守住疆土，没先进武器也不行呀……士大夫们限于道德学问，对此懵懂不知，苟且偷安而忘却二三十年前的创伤。以后用什么来安内制外呢？这就是有些人提出要停止制造轮船的所谓原因吗？我以为国家的其他费用可省，唯独在养兵军费上不能省。如果省，其他就更不必要了，国家将无以立足，永远不能强大起来。
光绪元年（1875年），因台湾事变起，李鸿章在筹备建立海防的奏折中说：这是总理衙门汇报的6条主张。它把当前最紧要的事与长远规划，概括说明，没有遗漏，应该说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其中不容易立即办好的，就是找优秀人才难，经费筹措难，意见分歧化解难，消除陈旧风气难。如果因循守旧，不加改变，纵使每天设防，也是画饼充饥，徒劳无功。轮船招商局当务之急，就是努力破除成见，做些实事。为什么呢？历代的边防守备，重在西北，对强弱势力的分布，主要次要的划分，各代差不多，而且与外国有固定界限。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的土地上，允许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他们还分布在北京，以及各省会城市。他们借友好往来之名，私下想吞并我国。一个国家闹事，其他各国跟着煽动，这实在是前所未有。轮船电报的迅猛威力，更是数千年来不遇的强大对手。外来侵扰不断，变幻迅速，而我们还在用老办法抵制，就像医生看病，不问症状，统统开旧处方医治，实在没疗效啊。186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日渐指向内陆，那些对外国人鄙夷不屑的文人士大夫们，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说要驱之出境。但这不过是局外人的非议，因他们根本不知当事人的艰难，要问他何以自强，如何抵御外侮时，他们却茫然不知所措了。我办洋务也很久，经历和见识也不少，对于敌我之间的优劣长短，认识得较深刻。环顾我们现在的人、财、物，各方面实在不足，多拘泥于既有观念，受口舌牵制，想做点事业却无从下手。《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如不变通，那无论是战是守都不可靠，光靠讲和也不能持久。
李鸿章又说：近来，迂腐守旧的读书人，大多以办洋务，与外国交涉为耻；心怀功利机巧的人，把回避洋务当成终南捷径，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如果朝廷不下大力气开辟新风，破除陋习，以实务富国强民，那危局将无法挽回。今后人才会更缺乏，偌大一个中国，将无自强自立之日，这就不仅令人担忧，更令人感到耻辱了。
可见，李鸿章明白当下时局，知道苟安现状不能长久；他在为中国的百年社稷着想，寻求安内制外的良方，知道老处方已不能医新病；他知道如果不变法维新，是战是守都不可靠；他知道分歧不解，陋习不除，将一事无成；他甚至也知道日后中国将更缺乏人才，偌大一个中国，将没有自强自立之时。
李鸿章说得沉痛，读来使我热泪盈眶。
那么，以他如此的忠诚，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又长期身居要职，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是这些，原因何在呢？
这是因为他只知有军事，不知有民政；只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只知责备他人，自己却不知反思自己；只知抱怨分歧难以化解，陋习不除，却看不到自己辖下的分歧陋习。所以，李鸿章与那些人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不知今天世界各国的竞争，不在于国家而在于国民；不知西方各国能化解分歧，消除陋习，施行新政富强国家，原因就在于一股源于基层的力量。而要让这股动力激发，就必须有一两个有先知先觉、能激发人力量的先行者。由他引导人们前行，鼓舞大家；新风形成后，再因势利导，利用下层百姓的力量，那么事情就必然能成功。
李鸿章如果不知这点，不担忧，也就算了。而他既然心中明白，并为此担忧，却无所作为，真是遗憾。以其声望地位，对上可打动皇上，指使官员；对下可制造舆论，号召全国人民，可他没能做到。
所以我说：李鸿章不学无术，他是被时势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
虽然如此，事情换了环境就会不同，人换了时代也不一样。我等生在今天的人，以此指责李鸿章，他一定不肯接受。他所说的旁观者不知当事人的艰难，显然是说自己心里也有无奈和不为人知的痛苦。晚清贵族
如果援引《春秋》责备圣贤的说法，李鸿章自然难辞其咎，但是，试问今日中国4亿人中，又有几人有资格这样攻击他呢？
我对李鸿章虽然也有不满，但我同样不能原谅那些守旧，拘泥于辞章的儒生和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小人，更不允许他们附和我，对李鸿章妄加评议。
简要说，李鸿章不失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不幸的是，偌大一个中国，继李鸿章之后，却没有一个哪怕是无名英雄的人出现。所以，李鸿章在一跃而起后，终没能取得更大成就。对此，我又对他表示遗憾和同情。
本章后，李鸿章的得意历史告终，失意的历史开始。读后感悟1.从李鸿章的奏折中，我们看到他的忧国忧民和高瞻远瞩。他放眼全球，进行中外优劣实力的对比，得出学习外国技术，强大军事国防的结论。虽然不免流于形式，但毕竟他已经观察到，想到并在努力做了。他的这种眼光和用心，是他的同僚们所不能比的。所以，他才倾力大办洋务，实在是用心良苦啊！2.一个人想做点事情，总是会遇到阻力，更何况李鸿章位高权重，想扳倒他的大有人在。无论是儒生们事不关己的妄议，还是渔利小人别有用心的诋毁，都不能动摇李鸿章做事的决心和魄力。李鸿章向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而在梁氏眼里，这些人的评论和行为，更是可鄙而微不足道的。3.对于老大之中国的种种病症，李鸿章是知道的，并一直寻找医治的良方，但他毕竟是有局限的，不仅由于他眼光的局限，更由于他身份的局限。所以，对于民众力量，对于民主政体，终是他个人无法超越的。4.作者对于李鸿章的认识到了，但无所作为，表示批评，所以说他终是不学无术之人，只能算是时势造就的英雄。但同时又对李鸿章表示一份理解：想到他背后的压力，想到他无法实现理想的痛苦，想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同情他，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客观和公正。
第六章 东亚逢对手——甲午战争时的李鸿章
三大失误引发战争
中国维新运动的启蒙，自甲午战争始。李鸿章的名声，在此战争中被淹没。
可惜啊！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鸿章刚过完70岁生日，就病了，但病而没死，结果就遭遇这场战争，一个接一个，真是祸不单行。经历了8年难熬的耻辱岁月后，现在死去。天啊！之前你怎么那么宠爱他，后来却为何让他遭此厄运，对他如此残酷呢？写到此，我不禁停笔喟叹。
中日战争实源于朝鲜，追溯其源头，应该说是李鸿章外交上的一大失误。朝鲜本是中国的属国。最初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日本与朝鲜不合，日本派使者到中国交涉。朝鲜既是中国的属国，那它的外交理应中国为它做主，这是国际公认的法则。但中国当局因害怕多事，就答复日本说：“朝鲜的国事，我朝向来不干涉，听凭贵国与朝鲜处理。”
日本又派使者到朝鲜，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两国签订条约，第一条是：“日本以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它和日本一样，拥有独立自主的主权。”
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先后来要求与朝鲜互市通商，朝鲜政府感恐慌，犹豫不决。李鸿章就密函给朝鲜太师李裕元，鼓励他与各国签订条约，又上奏朝廷说借此可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等等。
光绪六年，驻日本使臣何如璋提议中国应主持朝鲜的外交事宜，应在朝鲜派驻办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对朝鲜秘密地保护更方便些，否则朝鲜也未必愿意服从，还可能得罪别国，万一哪天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恐怕引起战争，等等。
光绪八年十月，皇上的侍读张佩伦上奏，建议派通商大臣到朝鲜，帮朝鲜办理外交事务。李鸿章还是坚持原来意见。因为李鸿章对“藩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图一时省事，不能明确立场，最终给人以口实，实在是外交史上的一大遗憾啊。此后，各国不再把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与伊藤博文签订条约，明确约定，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日两国如果派兵，必须事先相互通知。于是，朝鲜似乎成了两个国家共同的属国，真是不可思议。后来两国各执一理，纠缠不清，最终酿成战争，祸根就始于此。而这个祸根不能不说是由李鸿章引起，这是他的第一大失误。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东学党发动叛乱，气势猖獗。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他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到朝鲜助剿，并鼓动朝鲜国王向清朝求援。
五月初一，李鸿章派海军“济远舰”、“扬威舰”赴仁川、汉城，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淮军1500人开往牙山，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日本随即也派兵前往。到五月十五日，到达朝鲜仁川的日军已达到5000人。朝鲜震惊，请求中国先撤兵，以让日本撤兵。日本既派重兵来，自然不退，就商议与中国共同干涉朝鲜内政，双方信函往来，言辞激昂，战争一触即发。
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属国有叛乱，人家又请求派兵支援，作为宗主国，自然有助剿的责任，所派兵前往；对日本来说，朝鲜既然已成独立国家，现在中国派兵来平叛，一定有目的，所以也派兵来干涉。两国各执一词，都自以为是，有凭有据，说起来都有道理。
但也有疑点，中国还没派兵时，袁世凯屡次致电李鸿章，说明朝鲜的东学党十分猖獗，朝鲜没能力平定，之后朝鲜国王发来求援文书，乃袁世凯指使。但为何五月初一才发兵，而初十已传来叛乱平定的消息呢？当时中国军队还在路途中呢。可见，朝鲜叛乱根本不必请中国助剿。不必助剿，而中国却出兵了，所以日本怎能不疑心呢？所以要说日本没道理，日本国当然不能接受。有人说袁世凯想借此邀功，所以夸大其词，制造事端，却没料到日军却紧随其后。果如此，一己私心，使十多万百姓遭难，破坏千年古国的体面尊严，他袁世凯就难辞其咎了。可是，听凭亲信之言的李鸿章，不是也有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的罪过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多次与中国商议共同干预朝鲜内政，中国不同意；中国多次要求双方同时撤兵，日本不同意。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于是寄希望于俄国和英国出面调停。北京、伦敦、圣彼得堡3个城市间电报和信函往来传递，俄国、英国也愿意帮忙，却暗里坐收渔翁之利。
拖了些日子，还没做好战争准备。五月下旬，日本派驻朝鲜的军队已达1万多人。本来中国兵力就不如日本，临时交战，又准备不力，步步落后于人，重要战略地点都被敌人占据了，所以还没开战，胜负结果就可知了。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读后感悟1.中日开战，源于朝鲜内乱，而祸根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失误。什么失误？态度不明确，胆小怕事，藕断丝连，结果造成麻烦。2.作者总结中日战争李鸿章的三大失误：态度不明，用人不当，贻误战机。也算深刻了。3.李鸿章刚刚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而建起的名声，因为中日战争，一落千丈。也许这也是上天的安排，让李鸿章品尝失败的滋味，以便打击他的骄傲自信，让他今后担当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海军大受挫
三大失误无法挽回，战争就打响了。
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命开战。他派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的骑兵6个营，进驻平壤，令提督马玉崑统领“毅军”2000人进驻义州，他们由海路到朝鲜的大东沟登陆；令叶志超带军到平壤，他们都是淮军，乘坐英国的三艘商船分批前往，由济远舰、广丙舰两艘军舰护卫。
二十五日凌晨，遭到日舰袭击，济远舰舰长方伯谦，见日舰临近，吓得躲到铁甲最厚处。随即，济远舰遭到炮轰，船舵被毁，方伯谦竟挂起白旗请求停战，然后逃回旅顺港。“高升号”被击沉，死亡700多人。二十七日，通告各国，饬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撤下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撤回平壤，却谎报打了胜仗，声称在二十五六七等几天内，共歼敌5000多人，朝廷下旨，赏给2万两白银，各级军官都受到赏赐。此后，中国海军、淮军的威望，开始衰落。
当时正在五六月间，日舰聚集在朝鲜海面，穿梭如织。中国的各个军舰却躲在威海卫，悠闲自在，直到北京方面有人上奏弹劾，才假装着派出一支辅助舰队，开出军港，有时行驶30里，有时行驶50里，从起航出港，大约五六个小时后，就又迅速返回军港，然后拍电报给北洋大臣，说某船巡逻到某处，并没看到日本兵等言语。
如此种种，可笑可叹。八月上旬，北洋大臣接连接到前线电报，要求增加兵力。于是就雇用5艘招商局的轮船，载着士兵粮食，由军舰护送前来。铁甲船、巡洋船各6艘，水雷船4艘，合成一队同行。中秋节抵达鸭绿江口。5艘运兵船鼓起轮帆，直接驶入鸭绿江，浅水兵船和水雷船护卫着一起进入，其他船舰驻扎在离江10里或16里的地方。
当时锅炉的火还没灭。十六日晨，望见黑烟升起，估计日舰临近。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成“人”字形阵，镇远、定远两舰排在“人”形阵的顶部，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排在“人”形阵两翼，另用号旗招呼鸭绿江中的各个战船都出来助战。
一会儿，日本的舰队靠近，排成“一”字形，扑过来，总共有11艘，敌军巡洋舰的速度很快，转眼间变成太极阵，把中国舰队的“人”形阵包围起来。中国战舰开炮示威，但因距离日舰有9里远，肯定打不中。炮声还没停，敌舰已经聚集过来，与定远、镇远舰相距6里多，他们怕中舰的重装甲和重炮，而且这个距离中国的大炮打不到，而日舰的大炮却可以打到中国军舰。日舰离中国“人”形阵最末端的两艘军舰较近，而且炮小装甲薄。一会儿，日本军舰就切入中国舰队的“人”形阵脚，致远、经远、济远3舰，被隔在“人”形阵之外。致远舰被孤立后，船身接连受击，快要沉溺了。
致远舰长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舰撞去，要与之同沉，但没做到，全舰沉陷，舰中250人全部遇难。整个甲午之战的死难者中，以邓世昌最为悲壮。
同时，被孤立在阵外的经远舰，刚离开主队，就突然失火，舰长林永升，一面开炮，一面泼水灭火，紧急中依然有条不紊。远看一艘日舰，好像受伤，他立即开足马力追击，却被日军所放的水雷击中，躲闪不及，轰然炸毁，殉难者共有270人。
惨烈啊！济远舰舰长方伯谦，即七月护送高升号军舰到牙山的那个人，中途遇日舰而逃回旅顺港。两军刚一交战当天，他就挂起白旗，示意主将他的军舰受伤，后来因为企图逃跑，也被日舰隔出阵外。当致远、经远两舰与日军激战时，方伯谦却全然不顾，只顾自己，如丧家犬一样逃跑，却误入浅水区。当时扬威舰在此处搁浅，不能转动，被济远舰猛撞开一个大口，沉没，死难者150多人。方伯谦惊恐万分，飞逃到旅顺港。
第二天，李鸿章发电令：捆绑方伯谦到军前正法。同样的，还有广甲舰，只顾防备身后追击，不顾前路，也失误撞在海岛的礁石上，被日军的水雷击碎。
中国的整个“人”形阵中，经远、致远、扬威、超勇舰沉没，济远、广甲舰逃跑，能与日本军舰相抗衡的只有7艘军舰。这次战斗，虽然日本舰队也受到伤害，但并没丧失一艘军舰，而中国却失去5艘。
中国海军在大东沟几乎被消灭，同时，中国陆军在平壤也战败。平壤是朝鲜重镇，西、南、东三面环海，北面是崇山峻岭，整个城市背靠山崖，城东的江水，绕过山崖曲折西流；西北角则无山无水，是直达义州的通道。
中国的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6员大将，统领精兵34个营，七月中旬在此地会合，他们都是李鸿章的部下。他们从牙山出发时，副将聂士成曾建议，应趁日军还没进入朝鲜境内时，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同时让海军占据仁川港，使日本军舰无计可施，以两地的海陆大军，共同牵制日军，然后，让驻在平壤的大军南下。李鸿章却没采纳。七月二十九日，牙山失守，这个策略自然作废。
日军进入朝鲜时，正当酷暑，道路崎岖不平，行军艰难；沿途村庄贫瘠，无处筹粮。朝鲜向来惧怕我军，中国军队到了，就提供粮食，有求必应，而不给日军。所以，日军进攻平壤时，只能吃干粮咸菜。此时，如果我军通晓兵法，趁日军疲惫时出兵袭击，必能获胜。但他们只采取了以逸待劳的策略，自以为凭借平壤的坚固堡垒，足可御敌，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八月十四日所下的军令，主要在防守而不是进攻。中日战争都是被此策略所误导。
按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率领所部“毅”字军4个营绕出江东，与其他部队形成两面夹攻之势。卫汝贵、丰升阿率两支部队共18个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的6个营驻在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率军据守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等几天内，日军已陆续集结在平壤附近。开始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到十五日晚上，日军完成部署，以右翼部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再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以师团长所率主队为后援；以左翼部队从羊角岛往下渡过大同江，直接冲击我军右翼。十六日，日军在大同江岸与马玉崑所率军队展开激战，日军死伤很多，其炮台失陷。
当时左宝贵已退守牡丹台，拥有7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等枪械，在战斗中很起作用，但日军接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阵亡，军队大乱。午后4点半，叶志超急忙中挂起白旗，请求停战。当晚，全军士兵纷纷撤退，从义州、甑山兵分两路，却被敌人堵截，阵亡2000多人，平壤失陷。
这次战役，李鸿章20多年所培植、自以为强兵劲旅的部队，也基本被报销了。中国在军事装备上的懈怠，本为外国所熟知。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以西洋的方法练兵，也是李鸿章一生苦心经营的部队，其赫赫威名令日军也胆寒。战后，日本的将领还说这结果始料未及。
淮军所以失败，一因将帅愚蠢又不称职，甚至还有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叶志超谎报军情，欺骗皇上邀功的，就这样的人上前线，怎能不败？二因6个统帅官职、权限都相同，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指挥，致使军队管理涣散，配合不力。这次战役是李鸿章在用兵上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名声，也一扫而光。
久经训练的军队，尚且如此，其他仓促间新近招募、军纪不严、军械不完备的部队，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自平壤战败后，朝廷决策更加犹豫，军事上的责任，不只在李鸿章一人身上，这里列出其中的重要将帅如下：
其余还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骑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人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的桂勇；郡王哈咪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的津胜军；某蒙员所带的蒙古兵。其间有的归李鸿章节制，有的归依克唐阿节制，有的归宋庆节制，有的归吴大澂节制，有的归刘坤一节制，丝毫没有规矩，也不统一。有识之士早预料到战败的结局了。
九连城、凤凰城、金州、大连湾、岫岩、海城、旅顺口、盖平、营口、登州、荣城、威海卫、刘公岛先后失陷。海军提督丁汝昌，带领战败的舰队，投降日本，于是，中国的海、陆军兵力全部被摧毁。
这里，将李鸿章生平下大力气经营的海军列一表，以纪我对李鸿章末路英雄之感慨：
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小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等4艘蚊子船，还有水雷船4艘，炮船3艘，在刘公岛海湾内或伤或完好无损的船只，大小共有23艘，全被日军缴获。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3艘军舰，或沉或降。
从此，中国北部数千里的海面上，几乎再也看不到中国军舰的影子了。读后感悟1.大东沟一战，中国海军几乎丧失殆尽。据说当时中国海军在亚洲是一流的，将士们不可谓不英勇，何以如此不堪一击？这结果不仅日本没料到，大概李鸿章自己也没想到吧？日本历来向天朝伏拜的，封闭的天朝也从未把小日本放在眼里。虽然今非昔比，日本明治维新国家实力大涨，天朝已然落后但经济实力还属世界一流，怎能想到会败得如此突然而惨痛？2.平壤之战中，李鸿章指挥失误，贻误战机，致使战败。当然不只因为李鸿章一人的失误造成的，更因为整个军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3.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多年辛苦经营的海陆大军毁于一旦，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天朝帝国走向悲哀和末落的必然命运。这里，李鸿章个人的命运，也成为一个国家命运的体现和缩影。
军事声名一朝损
中日战争，李鸿章被指责，成了众矢之的，被骂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死他。
客观地说，李鸿章的确有难辞其咎的一面。开始，他错误地劝告朝鲜国王与外国定约，却不懂国际公法，这是责任一；
既然已与日本签约，默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却又派兵干涉，授人以话柄，这是责任二；
日本派兵到朝鲜，有进无退，李鸿章不抓住先机，却还依赖别国的调停，致使战机延误，这是责任三；
聂士成建议趁日军没到时进据韩城，以牵制敌军，李鸿章却不采纳，这是责任四；
高升号军舰被击沉之前，丁汝昌曾请示带北洋水师与日军作战，李鸿章也没采纳，致使日军反客为主，给日军以喘息的机会，我军处境日益危险。这些都是由于李鸿章害怕与人交战引起的，以为谈和即可，而不知道中日早已成为敌对国，而非友好邻邦了。错误地把外交政策用到军事中，这是责任五；
李鸿章也许会说，这是考虑到我国的兵力不如日本，所以苟且忍让，害怕战争。即使如此，身为北洋大臣，带兵打仗20年，怎么连一战都打不了呢？这是责任六；
李鸿章可能辩解说：朝廷牵制，经费不足。虽如此，这只是兵力不足而已，为何现有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向来久经训练的部队，也如此脆弱呢？而且克扣军粮、奸淫掳掠，无视军纪，这是责任七；
要么枪不好，弹药不好，子弹与枪不匹配，枪支弹药不协调，却说以前管理军械局的人都廉明，谁信呢？这是责任八；
平壤之战，军队没统帅，此兵家大忌，李鸿章却重蹈覆辙，这是责任九；
始终防守为主，被动受敌，受制于人，而不是牵制敌人，害怕敌人如老虎，这是责任十；
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
旅顺港地处天险，西洋人说就是让几百人守护，只要粮食充足，3年也难攻破，如今却任用一个鄙陋懦弱的亲信守护，临事就望风而逃，这是责任十二。
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过。
甲午年九、十月以后，清廷上下，到处可见盲目无知却指手画脚的人，他们闭门造车，道出多门，号令也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战败的责任自然不能归咎李鸿章一人身上。
我认为那些指责李鸿章的人，应负比李鸿章更多的责任。这次战役，没有一个将帅不辱国，这是自然的。但相对说，海军比陆军表现优秀，李鸿章部下的陆军比其他军表现优秀。在大东沟一战中，中日海军激战5个小时，令观战的西洋人啧啧称赞。虽有方伯谦这种败类，但其他舰船的表现也算好的，即使敌军也肃然起敬了。
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只有海军是日军的对手，陆军没对手。刘公岛一战，弹尽粮绝，或投降以保全性命，或殉国以保全名节。先后死难的有：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是不同的死，价值不同，但都有一股男儿气概，所以他们的死令人敬佩哀痛。他们全是北洋海军中的重要人物。
再看陆军，都是些没有心肝的人，其无能不值得一提。然而在平壤之战中，还是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人连续激战，他们也是李鸿章的部下，敌我伤亡相当。后来想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到防御盖平，前后几次与敌人激战，虽然没能成功，但也竭尽全力了，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宋庆，也是李鸿章的部下。
这些虽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但比起吴大澂贴告示劝降日军，不战而逃的表现如何？比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的表现如何？
所以，说中国军队腐败可以，但说李鸿章的淮军腐败，不合适。
但满朝有一股浮躁骄横之气，以为杀了李鸿章，就万事大吉。然后，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官绅们，就可气吞山河，任意妄为了。尤其是湖南人，气焰最为嚣张。于是，重新起用湘军的说法产生。但总体看，湘军还不如淮军。
唉，这些人真该羞愧呀！我这不是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看这次战争，本来不想原谅李鸿章和淮军，但更讨厌那些骄狂奸诈的人，不负责任地在背后挑剔，飞短流长地道人是非，图一时口舌之快，却不知如何改进，所以这种人实在是败坏国家。李鸿章纵有责任，但是这些人可以指责的吗？
这次战争，李鸿章失误不少，但即使他没失误，中国也不会获胜。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间的战争，其胜负在开战前就可预料。为什么呢？社会越文明，优胜劣汰就更加明显。谁有实力，谁就能获得胜利。无论政治、学术、商务、无不如此，军事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30年来，苦心经营，上下一心，造就出一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强大军队，然后孤注一掷地向我军进攻，如果没有自信，敢这样吗？所以失败后，才明白原因，这是愚蠢的人；或者失败了还不知原因，这是麻木死人。但只加罪于李鸿章一人，不应该吧？致远舰
西方有媒体评论说：日本不是在与中国作战，而是与李鸿章一人作战。此话虽有些过头，但也近于情理。看行政大员，只知道自守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认为中日战争就是直隶省或满洲的事，所以没看到他们出点粮食或出点兵力来救急吧？即使有，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有最可笑的，舰队在刘公岛投降时，当事人还写信给日军，请求放还广丙舰，说此舰属于广东，这次战役与广东无关等语。别国人听说，无不感觉可笑。他们不知，这话实际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各自为政的思想。就此意义讲，日本的确在与李鸿章一人作战。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李合肥啊李合肥，虽败也荣了。
从此，李鸿章军事上的声誉消失，外交上的困难又开始了。读后感悟1.作者历数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12宗罪过，但同时又考虑到整个朝廷和军队的腐败，所以战败的责任不应归咎于李鸿章一人。2.中国虽然战败，但李鸿章所辖的海军和淮军，在整个战争中还是表现得最为英勇壮烈，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李鸿章所辖的军队，风气还是正一些，腐败还是少一些，还是敢于并能够打硬仗的。3.李鸿章及其军队纵然再英勇，但面对其他官军缺乏战斗力，面对其他各省大员各自为政，面对满朝腐败的局面和形势，又能怎样？只能是徒劳空叹，难以挽救大局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日本全国上下，团结齐心，所以说，李鸿章是一人在和整个日本作战，怎么可能战胜呢？
第七章 东方俾斯麦——外交家李鸿章
天津教案，显外交手段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很大声誉，因为外交，李鸿章在国内受到严重的诽谤，也是因为外交。简单说，李鸿章的一生，就是外交的一生。所以要论其功罪，必须把他的外交生涯特别叙述。
李鸿章所办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天津教案。当时刚平定完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内忧刚除。突然又发生天津百姓杀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一事（同治九年即1870年）。法国人借此要挟，联合英、美两国威逼清政府。
曾国藩刚就任直隶总督，他深知中国一方理亏，但各国得理不饶人，提出要求太过分，随便不能应付解决。于是委婉地与之周旋，镇压天津百姓，处死了8人，20多人被依法治罪。但法国人还不满意，还要巨额赔偿，要求给天津知府、知县治罪。
此时，曾国藩应付这些外国人已很疲惫，还遭到朝廷内部顽固党的攻击，说他是卖国贼，弹劾他的奏章纷纷扬扬，恨不得要杀了他似的。通商大臣崇厚，怕事情闹大，就奏请皇上罢免曾国藩，让李鸿章代替他。晚清重臣李鸿章
圣旨下来，让李鸿章到天津赴任。这是李鸿章外交生涯的开始，时为同治九年八月。
那时的李鸿章，是天之骄子，事业一帆风顺，可谓一日千里，忽接此任，似乎上天又安排他这一位置，以成就更大功名。
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普法战争就爆发了。法国人匆忙回国自救，无暇顾及其他。欧美各国也开始奔走相顾，忙得不可开交，去研究解决西方的大问题，天津的这点小事，几乎没人理会了。于是天津教案，就此不了了之。当时的中国人，没人了解世界大势，对普法战争也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作用呢，都认为他比曾国藩高明。于是，李鸿章的身价猛增。
天津教案后，中日开战前，李鸿章办理的涉外事务有十几起。最重要的，就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
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在越南挑衅，对我国虎视眈眈，想得到更大利益。本来两国之间早有约定，但法国为挑起事端，撕毁条约，于是中法开战。
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计划着先由海军夺取海南，再占据台湾，然后直捣福州，歼灭驻在那里的中国海军；让法国陆军从越南的东京出发，进攻云南和贵州。如此水陆进攻，必将大获全胜，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就可和英国相匹敌了。
于是，格鲁比一面电报本国，要求提供军需物资，增派军队；一面趁福州没有防备，炮轰我船厂，破坏我兵船；一面派法国陆军进迫越南东京。
当时的中国南方，可说是风云惨淡，笼罩着战争的阴霾。为此，李鸿章实行软硬兼施的政策，让英国和德国牵制法国。当时，曾纪泽刚担任驻英公使，就办理此事，虽然没成功，但法国因为顾忌英国，往中国增加兵力和军费的方案在议会遭到否决。
格鲁比正攻打台湾淡水，越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所阻挡，使他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忽又接到方案被否决的报告，差点气死。于是，法国先向我国提出议和。经过此番中法交涉，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被欧洲人所关注。读后感悟1.李鸿章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都与曾国藩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任直隶总督也是如此，他接替年迈的曾国藩，义不容辞地接手天津教案。似乎上天也格外眷顾他，对于别人这是棘手的事情，而对于他，则是对自己潜力的发掘——他的外交才能由此脱颖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真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啊！2.虽然，作者认为天津教案的顺利解决有时机和侥幸的成分，但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才能确实由此显现，并从此走上外交之路。3.在对待法国的问题上，李鸿章以夷制夷，以英国和德国来牵制法国，迫使法国就犯，显示出他软硬兼施的外交智慧，也因此引起国外对他的关注。4.据说在天津教案中，外国人要求对知府、知县给予解职的处罚，以对20多位死亡的外国人负责，但李鸿章委婉回绝说：如果死者中有领事，那就对官员即行解职；如果死的仅仅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那么解职就过于严重了。可见李鸿章的斡旋智慧。
马关谈判，一生至痛
法国的事刚平息，朝鲜又发生了袭击日本领事馆的事件，中国及朝鲜的部队准备行动。
朝鲜作为中国的属国，为了实现独立自主，长期以来和中日两国抗争。纠纷还没解决，日本趁我国处于多事之秋，派伊藤博文来天津交涉。
伊藤博文刚到天津时，法国已向中国请求讲和，此时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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