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哭泣(译文纪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兰迪·希尔茨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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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哭泣(译文纪实)试读：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主要人物弗朗索瓦丝·巴尔——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第一人。鲍勃·比格——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流行病研究员。弗朗西丝·博尔切特——旧金山的一位老祖母。爱德华·布兰特——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卫生部长。乔·布鲁尔——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的男同性恋精神治疗师。哈里·布利特——旧金山监事会（相当于市议会）成员，该机构唯一的出柜者。菲利普·波顿——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旧金山众议员。萨拉·波顿——继其丈夫菲利普·波顿之后担任众议员。迈克尔·凯伦——摇滚歌手，在纽约组建了“艾滋病患者联盟”。露·蔡金——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的女同性恋心理治疗师。让－克洛德·彻尔曼——首度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巴斯德研究所研究人员。马科斯·柯南特——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皮肤科医生。詹姆斯·科伦——流行病学家，美国亚特兰大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团队主任。威廉·达罗——参与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的社会学家兼流行病学家。沃尔特·道达尔——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塞尔玛·德里兹——旧金山公共卫生局传染病控制局助理主任。盖坦·杜加斯——加拿大航空公司法裔加拿大空乘，北美地区最早被诊断为艾滋病的患者之一。迈伦·“麦克斯”·埃塞克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逆转录病毒学家。桑德拉·福特——疾控中心医药技术人员。威廉·福格——艾滋病病毒刚开始肆虐时的疾控中心主任。唐纳德·弗朗西斯——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实验室负责人、逆转录病毒学家。罗伯特·加罗——位于贝塞斯达的国家癌症研究所逆转录病毒学家。迈克尔·戈特利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免疫学家。恩里克·“基科”·戈凡特斯——旧金山同性恋艺术家，比尔·克劳斯的情人。詹姆斯·格朗德沃特——治疗旧金山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皮肤科医生。玛丽·桂南——参与疾控中心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流行病学家。玛格丽特·哈克勒——1983年初至1985年底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肯·霍恩——旧金山第一例上报的艾滋病人。哈罗德·杰斐——疾控中心艾滋病研究项目的流行病学专家。克里夫·琼斯——旧金山同性恋活动领袖，“卡波西肉瘤研究与教育基金会”的组织者。拉里·克莱默——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纽约“男同性恋健(1)康危机”的组织者。(2)比尔·克劳斯——旧金山知名同性恋领袖，众议员菲利普·波顿和萨拉·波顿的助手。马修·克里格——旧金山平面设计师，盖瑞·沃什的情人。玛蒂尔达·克里姆——知名癌症研究者，艾滋病医学基金会组建者。戴尔·劳伦斯——曾在疾控中心对血友病患者及输血接受者进行艾滋病研究。迈克尔·马拉塔——旧金山发型师，早期艾滋病患者之一。詹姆斯·梅森——1983年底任疾控中心主任，1985年代理助理卫生部长。罗杰·麦克法兰——纽约“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执行理事。唐娜·米德文——位于曼哈顿的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艾滋病研究员。吕克·蒙塔尼耶——巴斯德研究所艾滋病研究团队负责人，该团队首次分离出艾滋病病毒。杰克·诺——纽约发现的早期艾滋病人之一，保罗·波帕姆的旧情人。恩诺·波斯克——平面设计师，1981年初因情人尼克去世而投身艾滋病防治组织。保罗·波帕姆——华尔街商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的主席。格蕾特·拉斯克——驻扎伊尔的丹麦外科医生，最早记录在案的死于艾滋病的西方人。威利·罗森鲍姆——巴黎顶尖艾滋病临床医生。埃尔·鲁宾斯坦——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免疫学家，最早在婴儿身上发现艾滋病毒的医生之一。大卫·森瑟——纽约市负责公共卫生事务的卫生专员。默文·希弗曼——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保罗·沃伯丁——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诊疗室主任。盖瑞·沃什——旧金山同性恋心理治疗师，艾滋病患者组织的早期创建者。亨利·威克斯曼——来自洛杉矶的美国众议员，众议院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主席。乔尔·魏斯曼——洛杉矶著名的同性恋医生，最早发现艾滋病疫情的医生之一。瑞克·威利考夫——最早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的纽约布鲁克林教师，保罗·波帕姆的密友。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众议院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顾问。丹·威廉——纽约知名的同性恋医生。(1)　Gay Men's Health Crisis，男同性恋平权组织。——译注(2)　William James“Bill”Kraus。——译注相关政府机构

美国政府机构中，卫生机构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一部分。主要的卫生和科研机构大都隶属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卫生部长领导下的美国公共卫生署（PHS）。其下属机构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食药局（FDA）以及疾控中心（CDC）。

国家卫生研究院由不同的独立机构组成，它们从事与卫生问题相关的实验室研究，实验室大都隶属政府。国家卫生研究院最大的两个研究机构，也是进行艾滋病研究最多的两个机构，分别是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NIAID）。

疾控中心由处理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不同中心组成。其中最大的是传染病中心，在那里，艾滋病研究通过大部分流行病来进行研究。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工作组（KSOI特别工作组）后来改名为艾滋病特别工作组，之后又改为艾滋病活动办公室，它也是疾控中心的一部分。

卡波西肉瘤研究和教育基金会（KS基金会）1982年初在旧金山成立。1983年分裂为国家卡波西肉瘤／艾滋病研究和教育基金会（国家KS基金会）和旧金山卡波西肉瘤／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前者于1984年解散，后者后来更名为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

艾滋病医学基金会1983年在纽约市成立，1985年与国家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合并，成为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AmFAR）。序言

1985年10月2日，洛克·哈德森去世的那个早晨，一个词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

艾滋病。

很多人听说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但这听上去似乎又事不关己，不幸罹患此症的大多是某些阶层的弃儿和贱民。可是突然之间，就在1985年的夏天，当一个电影明星被诊断为艾滋患者，报纸上无休止地讨论此事时，艾滋病疫情忽然变得触手可及，而这种威胁无处不在。

突然之间出现了要上学的艾滋儿童，要工作的艾滋劳工，出现了需要经费支持的研究人员，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着无法忽视的威胁。最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隐约意识到这个陌生的新词将会包含在未来之中。艾滋病将会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无可避免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历程。

艾滋病的影响要再过几年才会充分反映出来，但是1985年10月这一天，人们首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洛克·哈德森首次将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致命的新威胁上，他的诊断结果成为一道分水岭，将美国历史分为艾滋前时代与艾滋后时代。

然而这一认知的时间点反映了艾滋病疫情发展过程中蕴藏的一个无法改变的悲剧：当美国人注意到这种疾病时，已经来不及采取行动了。病毒已在全国肆虐，遍及北美大陆的每个角落。横扫美国的死亡之潮后续也许会放慢速度，但已无法阻止。

当然，艾滋病最初出现在生物学领域时，尚属萌芽阶段，几十年来问题一直在恶化。1980年代后期，死亡人数并没有出现惊人的新增长，不过是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的事实。这种苦难一度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然而到了1985年，时机已然丧失。事实上，当洛克·哈德森的死讯公之于世时，有1.2万美国人已经或即将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十万人感染了病毒。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好像也根本没人在乎。

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体制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令西方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如果一种致命的新疫情蔓延，国家在那一刻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因为当时，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医疗技术和最广泛的公共卫生体系，其目标正是将这一类疫病从民众生活中清除。艾滋病毒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设有的经费充足的科研机构——它们有的隶属于政府医疗部门，有的设在科研院所内——其职责就是研究新疾病并迅速予以控制。而监督政府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是否尽职的，正是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媒体，大众的“看门狗”。此外，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同性恋团体此时也建立了基层政治组织，尤其是在疾病最先发生、情势最为凶险的城市。这些团体的领袖纷纷就位，时刻关注同性恋团体的健康和生存的福祉。

然而，自从1980年一位独居的同性恋男子首次罹患这种前所未闻的奇怪病症以来，迄今已过去将近五年。在危险刚刚降临时，所有机构——医疗、公共卫生、联邦及私人科研机构、大众传媒以及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艾滋病在美国流行的第一个五年，是一个全民皆输的局面，其背后是无谓的死亡。

他们死了，是因为里根政府无视来自政府机构的科学家的呼吁，没有为艾滋病研究划拨足够的经费，直到艾滋病蔓延全国才采取措施。

他们死了，是因为科学家认为研究因同性恋造成的疾病并无建树可言，所以没有在疫情初期予以适当的关注。即使是在这种忽视逐渐消失后，他们的死，也与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科学家脱不了干系，这些人更在乎跨国研究工作中的竞争而非合作，其关注点和精力根本没用在疾病本身。

他们死了，是因为公共卫生当局和领导它们的政治领袖，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拒绝采取必要但艰难的措施来控制疫情蔓延。

他们死了，是因为同性恋团体的领袖拿艾滋病当政治筹码，将政治教条置于救助人命之上。

他们死了，没人当回事，也因为大众传媒不愿报道同性恋的事，对涉及同性性行为的报道尤其谨小慎微。报纸与电视尽力避免讨论艾滋病，直到死亡人数高到无法忽视，且患者也不再只是社会边缘人物。媒体不履行公共监护人的职责，那么其他人只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或者不处理）艾滋病。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1)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为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1)　预后，在医学上指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译注第一部分且慢，灰白的马我就看着，见有一匹灰白的马。骑在马上的，是死神。地狱跟随他，权柄赐予他，许他以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屠戮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圣经》启示录6:81. 心灵的盛宴1976年7月4日，纽约港

高大的船帆在深紫色的夜幕中飘扬，烟花射向天空、炸开，在肃穆的自由女神像上方散开，变成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烟花。似乎全世界都在观看，全世界的人都汇聚在此。来自55个国家的船只把水手们运到了曼哈顿，与这里的百万人一起欣赏这史无前例的盛会。一切都是为了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典。城里所有的酒吧，直到第二天凌晨依然挤满了水手，后来人们一致认为纽约市这次办了一个史上最大的派对，招待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宾客。

后来，当流行病学家彻夜研究并讨论病毒是何时何地开始流行时，他们注意到了这次盛会，并忆起纽约港那个绚烂夺目的夜，还有那些水手；想起这些人是从世界各地汇聚到纽约的。1976年，圣诞夜，扎伊尔，金沙萨

烈日炎炎的非洲天空暗了下来，并且闷热异常，完全没有圣诞节的感觉。

在位于赤道的首都，持续的酷热让伊比·拜博耶格医生更加渴望回到丹麦。厨房里，决心帮年轻的同事缓解一下思乡之情的格蕾特·拉斯克医生，正着手以类似丹麦传统中开始庆祝圣诞的惯例准备一顿晚餐，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庆祝方式被称为“心灵的盛宴”。

她一边准备，一边回想起自己在齐斯泰兹度过的童年，这是一个古老的日德兰港口，坐落在靠近北海的利姆峡湾。格蕾特·拉斯克知道主菜必须包含一道禽类做的食物，在日德兰他们用鹅肉或鸭肉，在扎伊尔只能用鸡肉替代。在处理鸡肉时，格蕾特又一次感到了时时袭来的疲乏。过去两年里，她一直被疲惫缠绕，现在她觉得扛不住了。

格蕾特倒在了病床上。她是来这里接替比利时医生的丹麦医生之(1)一——这个新生的国家急于摆脱其比属刚果的殖民地身份，所以不欢迎比利时人。格蕾特初次来此是1964年，随后回到欧洲学习腹部手术和热带疾病的治疗。过去4年，她一直生活在扎伊尔，尽管在非洲待了这么久，但她依然是那种典型的以来自峡湾北部为傲的丹麦人。来自利姆峡湾以北的人，个性直接果断，独立率真。峡湾将丹麦半岛一分为二，北部的居民会说，生在峡湾南部的日德兰人性格偏弱。而因为哥本哈根的国王遥不可及，坚毅的北部居民几百年来养成了自己的集体特性。来自齐斯泰兹的格蕾特·拉斯克正是这种特性的写照。

这也是她来到离家5 000英里的扎伊尔的原因。如果在哥本哈根的大型现代医院，她可能会是一名收入可观的外科医生，但是大都市的工作意味着要被人监督，听人命令。而她宁愿在扎伊尔北部偏远的阿布莫拜兹村的简陋医院里工作。在那儿她一个人说了算。

阿布莫拜兹的医院条件并不像这个国家的其他医院那么糟。这里出过一位著名的将军，他很有影响力，能把白人医生吸引到村里，而格蕾特正是在此与比利时修女一起用讨来或借来的设备开展工作。这里毕竟是中非，即便受到优待的诊所也无法配备无菌橡胶手套或一次性针头这样的基础设备。针头得反复使用，直到完全磨损，手套破损以后，就得冒着风险把手伸进病人的血液中去，别无他法。基本设备匮乏，意味着外科医生必须面对的风险是发达国家的医生难以想象的，因为在落后地区，尤其是中非，新的疾病会如噩梦般有规律地滋生。这一年的上半年，在距离阿布莫拜兹不远的地方，扎伊尔－苏丹边界埃博拉河边的一个村庄，一种可怕的致命新疾病爆发，展示了落后的药物和新病毒带来的危险。恩扎拉村的一个小贩因为发烧和无法控制的大出血来到马里迪的护士教学医院就医。这个人的病显然是由性行为引发的。然而几天内，马里迪40%的学生护士都被感染并伴有发烧，不管是标准的护理程序还是意外被针头刺到，病毒都可以通过接触病人的血液传染。

吓坏了的非洲卫生部门官员收起自尊心向世界卫生组织求助，世卫组织派来了一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年轻的美国医生抵达时，39名护士及2名医生已经去世。疾控中心的医生迅速行动，隔离了所有的发烧病人。当地人对美国医生禁止用传统方式埋葬死者极为愤怒，但清洗尸体的仪式明显导致了疾病的进一步扩散。数周内，传染病得到了控制。最终，这个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埃博拉病毒导致了53%的受感染者死亡，153人丧生，然后突然消失了，一如它当初神秘降临。性和血液，是传播新病毒的两条超高效途径。若干年后，当医生们谈及这个新的杀人病毒幸而是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萌芽并且很快被消灭时，声音里带着些许安慰。假如发生地距离这个地区的交通要隘再近一点，势必引发可怕的瘟疫。有了现代化的道路和飞机，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会遥不可及；也没有哪种疾病会像从前那样，找不到散播到地球各个角落的途径，只能在某个遥远的人群中流连几个世纪不为人知。

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斗争，没有比在恶臭的赤道气候下进行更惨烈的了，在那里高温和湿气会激发出新的生命体。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远古时代非洲地区第一批进化出来的人类，之所以向北迁徙到亚洲和欧洲，不过是希望找到致命微生物无法高效滋生的气候条件。

就是在这儿，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医疗环境下，格蕾特·拉斯克前来救死扶伤。在阿布莫拜兹的3年里，她通过软硬兼施弄到了资源，建起了她的丛林医院，当地人敬爱她，视她为偶像。后来，她回到了繁华的金沙萨，在最大的医疗机构——丹麦红十字医院担任首席外科医生。她遇到了刚刚从南部另一个偏远乡村回来的伊比·拜博耶格。拜博耶格长着浓密的黑发，身形小巧，看起来不像丹麦人，而他自认为这是某位西班牙水手在几个世纪前到丹麦留下的遗产。格蕾特·拉斯克具有齐斯泰兹女人的特征，高高的颧骨，剪得很短的金发，一些人说她有股“英气”。

在拜博耶格看来，那个圣诞夜，格蕾特的样子令人担忧。她身体消瘦，体重因不明原因导致的腹泻而下降。自从她在北部那个贫困的村庄工作以来，这两年她一直有隐隐约约且持续不断的疲惫感。1975年，经过药物治疗，症状短期内有所缓解，但是过去一年来，任何治疗似乎都无济于事。她的体重越来越轻，每一天都精疲力竭，衰弱不堪。

更让人担忧的是，46岁的她淋巴系统功能紊乱，而淋巴正是人体中发挥免疫功能抵御疾病的腺体。格蕾特所有的淋巴结都肿大，这种情况已持续两年。通常，淋巴结会在身体某处肿大，在脖子、腋窝或者腹股沟处出现小肿块，以抵御这样或那样的感染。但她的淋巴肿大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身上没有哪里存在明确的感染，更没有迹象表明为何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全身性淋巴肿大。

疲惫感，是格蕾特医生的症状中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当然，在她感觉还好的时候，这个峡湾北部来的务实的女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放松。比如那天，原本并没有排她的班，但她还是工作了一整天。她总是在工作，而在这里似乎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拜博耶格觉得，她的疲惫并非过度操劳引起的。工作向来辛苦，但格蕾特的身体一直相当健康。不，她的疲惫有着更隐秘可怕的原因；它的形影不离令她举步维艰，它像热带草原上的鬣狗无时无刻不发出咯咯的声音，嘲笑医生的勤奋敬业。

尽管格蕾特·拉斯克不是多愁善感之人，也不是无比虔诚的基督徒，她还是想鼓舞年轻的工作伙伴；可是，她倒下了，再一次无法动弹。两个小时后，格蕾特醒过来，有心无力地开始吃饭。拜博耶格惊讶于她病得如此之重，即便是像“心灵的盛宴”这样的东西也无法让她打起精神保持清醒了。1977年11月，丹麦，提斯特德

在利姆峡湾以北，丹麦的一个荒凉地区，凛冽的北极寒风捶打着光秃秃的荒野。一栋白色农舍孤零零地矗立着，离它最近的邻居家在两英里开外。狂风从北海而来，向西横扫，席卷沙丘和低矮弯曲的松林，发出嘶嘶的呼啸。小屋整齐的红瓦屋顶下，格蕾特·拉斯克气息急促，正通过氧气瓶呼吸。“我想死在家里。”格蕾特貌似不经意地对伊比·拜博耶格说过。

她的医生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她的临终预后。其余一切都是谜团。拜博耶格也刚刚从非洲回来，他反复思考着格蕾特身体上的复杂奥秘。一切都太不合理了。1977年初，她看起来有所好转，至少淋巴结肿大的症状有所缓解，尽管她变得越来越萎靡不振。她又继续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在7月初的时候到南非进行了短期休假。

突然之间，她开始呼吸困难。格蕾特吓坏了，飞回了哥本哈根，途中她靠瓶装氧气撑了过来。几个月以来，丹麦的顶级医疗专家为她做了检查，进行了各种研究。然而没有人能够彻底搞清楚，为何她会无缘无故地濒临死亡。同时，一系列无法捉摸的症状突然显现出来。她的口腔出现酵母菌感染，葡萄球菌感染在血液中扩散。血清检测显(2)示免疫系统异常，她的体内缺乏T细胞，它的作用是调节和引导身体抵御疾病。唯一能够解释T细胞缺失和身体无法击败感染的理由是淋巴癌，然而活检表明，她并没有罹患淋巴癌。医生只能心情沉重地告知，她患的是不明原因的渐进性肺病。并且，在她直截了当地提问之后，得到的肯定回答是：是的，她要死了。

最终，格蕾特·拉斯克厌倦了哥本哈根的医生们的扎针和无休止的检查，回到了齐斯泰兹的农舍。当地一名医生为她在屋里安装了氧气瓶。格蕾特的多年好友——附近一家医院的护士来照顾她。躺在白色的农舍里，格蕾特回忆起了她在非洲的日子，而北海的大风呼啸着，在门外垒起了日德兰半岛的第一场冬雪。

在哥本哈根，伊比·拜博耶格为他的朋友忧心忡忡，他现在就职于国立大学医院。她那些难以解释的病症肯定是有原因的，假如再多做几次检查的话……他认为，罪魁祸首可能是被忽略的普通热带疾病。她可以被治愈，然后他们会一边呷着美酒，一边享用“心灵的盛宴”，笑谈问题竟然这么容易就解决了。拜博耶格恳求诸位医生，诸位医生又恳求格蕾特·拉斯克，最终憔悴的她又回到了哥本哈根古老的瑞斯医院，做最后一次尝试。

拜博耶格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把她从峡湾北部的农舍里带走。如果临终前她没有承受那些密集的检查，也许不会激发她体内隐藏的致命微生物。1977年12月12日，离“心灵的盛宴”仅剩12天，玛格蕾(3)特·P·拉斯克去世，享年47岁。

随后，拜博耶格决心投身热带医学研究。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弄清楚，究竟是非洲丛林里的哪个微型恶魔残忍地夺去了他最好的朋友，一个毕生如此关爱他人的女性的生命。

格蕾特·拉斯克的尸检表明，她的肺部充满了千百万被称为肺囊虫（Pneumocystis carinii）的微生物，正是它导致了这种令她呼吸困难的罕见肺炎。这次调查没有得到答案，却引发了更多问题——没有人会死于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拜博耶格深感困惑，他打算着手研究此病，却被年长的教授们劝阻了，他们建议他研究疟疾，不要去研究肺囊虫肺炎，说这种病太少见了，研究它是不会有前途的。(1)　比属刚果曾是比利时殖民地。1971年10月，时任总统蒙博托为去殖民化而改国名为扎伊尔，1997年恢复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译注(2)　T细胞是淋巴细胞的一种，在免疫反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注(3)　马格蕾特（Margrethe）是格蕾特（Grethe）的正式名。——译注第二部分之前：1980年所有的历史，无疑都可以分解为几个勇敢赤诚之士的传记。——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论自助》2. 光辉岁月1980年6月29日，旧金山

太阳驱散了清晨的薄雾，远景如此清晰、澄澈，让人担心凝望得(1)太久它可能会碎。泛美金字塔高耸于城市天际线之上，延伸至山丘的桥梁在初夏的阳光下闪着淡淡的金光。彩虹旗在微风中飘扬。

有7个人刚刚起床。比尔·克劳斯刚刚在华盛顿特区取得了政治胜利，这会儿他迫不及待想去市场街引领旧金山最大规模的游行。有不少事值得庆祝。

在旧金山同性恋聚集区核心地带的卡斯特罗街边公寓里，克里夫·琼斯正焦急地等着他的情人起床。克里夫反复念叨今天是游行日。即便是这个慵懒地躺在他身边的像松饼一样可爱的人，也不可能让他在这特殊的日子里迟到。克里夫爱看同性恋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的场景。就在一年前，他带领一大群同性恋冲击了市议会，当然，他现在的身份转换得相当体面，是加州最有权势的一个政客的助手。克里夫顽皮地告诉朋友们，他可没有出卖自己，只是给自己的传奇增加了一个新篇章。“游行队伍见！”他一边冲出门，一边对着床上昏昏欲睡的伴侣喊道，“我可不能迟到！”

几个街区外，丹·威廉在等着与大卫·奥斯特罗会合。这两位医生是为了同性恋医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研讨会而来的。在丹·威廉的家乡纽约，同性恋游行只能吸引到3万人左右，他试图想象数十万人的游行会是什么样子。大卫·奥斯特罗听说过有关游行的传闻，他很高兴在芝加哥没有旧金山这样规模巨大的游行；永远不会有。

在加州大街，空少盖坦·杜加斯认真检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容貌。耳朵下的疤痕只是隐约可见，脸蛋很快就会干净无瑕。他特地从多伦多赶来参加这一天的活动，此时此刻他打算不去想医生几周前告诉他的坏消息。

在教会区，22岁的基科·戈凡特斯过去五周一直待在旧金山等待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到来。从前他在威斯康星的一座小型院校谨慎地试探着自己的同性性取向，而在这里他可以大步前进了。也许在涌入这城市的千万人之中，基科能寻找到他的爱人。*　*　*

以前。

这个词将永远成为数百万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同性恋公民——的人生分水岭。一边是患病后的生活，一边是患病前的美好记忆。

以前和以后。这种疾病把患者的人生分割成两部分，就好像大型战争或经济大萧条通常被作为理解一个社会的分界点。“以前”将承载着无数的细节记忆和旧日情怀。“以前”意味着天真和任性、理想主义和目中无人。最重要的是，这是死亡来临前的时光。准确来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神已在人潮中推搡着前进，如同一个粗鲁的游客想要占据游行队伍的领头位置。然而，它的存在还尚未被察觉，仅有20或30名男同性恋明显感到身体有莫名的不舒服。而这一小群人将在这一天成为未来和过去的连接点。

像比尔·克劳斯、克里夫·琼斯、丹·威廉以及大卫·奥斯特罗这样的人，他们最近取得的胜利已经超乎他们的期待；而未来的挑战也会超乎他们所有的恐惧。对他们以及其他数百万人——包括那些自以为与旧金山的这种生活方式毫无关联的人——而言，这一年将会是关于“以前”的最后一段清晰记忆。一切都将改变。*　*　*

比尔·克劳斯从市场街望向卡斯特罗街区，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人潮五色斑斓，挤满了旧金山市中心，看不到尽头。比尔摩挲着自己浓密的棕色卷发，再一次感到身为同性恋，再没有什么比此时此地更美好的了。在这美好的一天，所有的同性恋聚集在这美丽的城市，尽管他们形形色色，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想法：我们无需再隐藏自己。

比尔·克劳斯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头顶上是一面横幅，写着男女同性恋代表参加198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字样。他再次回忆起自己为今天这场游行所走过的每一步。他首先想起作为一个同性恋，他的小心隐藏以及无法言说的恐惧。多年来，他对旁人隐瞒真相，甚而也欺骗自己。如今已经很难彻底理解他在那段无望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恐惧和憎恨。这段时光如梦一般，是一段无法融入他觉醒后生活的记忆。

他常常会疑惑那些年自己究竟在想什么，或者到底在害怕什么。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天主教徒。1968年，才到俄亥俄州几个月，他在辛辛那提教会学校接受的13年教化就烟消云散了。他留起了长发，一遍遍听着破音响里播放的鲍勃·迪伦的歌。那些歌词指引着他，“现在走在前头的将来必会落在最后，”迪伦唱道，因为这时代在变。在反越战游行和激进的社会运动盛行的那些年，比尔从没有把这些话当真，直到10年前他搬到伯克利，发现了卡斯特罗街和新时代的希望。

在此，比尔向一位名叫哈维·米尔克的相机店中年店主学习关于基层选区的基本要点。他学会了如何走访选区、研究选举地图以及建立联盟，并且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有力量的，只要他相信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就能有所作为。于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成了他的政治理念的核心信条。每一次演讲，比尔都重复这句话，在今天的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中，他尤其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力量。过去三年发生的一切——哈维·米尔克参选市监事会委员，成为全国第一位出柜的政治人物；政治谋杀；权力巩固——都让比尔相信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几年之前还没人愿意蹚卡斯特罗街的浑水，而今天，同性恋已经成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单一选举群体，每四个登记选民中至少有一人为同性恋。比尔·克劳斯成为该市最声势浩大的草根组织“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主席。

哈维·米尔克1978年被枪杀后，他筹建的组织的影响力使得同性恋得以继续在市监事会保留一个席位，任职者是前卫理公会牧师兼米尔克的密友哈里·布利特。如今，比尔·克劳斯接替布利特成为“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并且是布利特在市政厅的助手。1979年，他组织了布利特的竞选连任活动，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旧金山首席同志幕僚的声望。

这座城市的同性恋社团正在政治圈里取得传奇地位，其影响力远不止65万张总选票中的7万多张同志选票。过去三个月间，总统候选人也派专人来卡斯特罗街区拉票。当其他城市也效仿旧金山的做法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正在聚合。两周后，比尔·克劳斯和哈里·布利特将要以特德·肯尼迪代表的身份前往纽约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此次大会的同性恋代表多达70人，同性恋代表团的规模超过了20个州的代表团规模。这一年，他们将有所作为。*　*　*

近几年来，同性恋大游行已经变得声势浩大，需要占用旧金山市中心相当大的区域让花车、人群和乐队有序通过。队伍集结完毕后，格温·克雷格微笑地看着年轻人走向比尔·克劳斯，编出各种理由来接近这位年轻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几天前，比尔过33岁生日的时候，有人笑称他到了“基督的年纪”。比尔跟那些常常和格温在卡斯特罗街的咖啡馆消磨下午时光的不修边幅、满腹牢骚的家伙不一样，他曾经是一头乱发，如今修剪得整整齐齐，厚厚的镜片也换成了隐形眼镜，从前猫头鹰似的神态也不见了，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的体格强健，浑身日益散发着自信，非常符合他所表达的形象政治的理想。

比尔·克劳斯甚至开始在全国建立自己的声望。两周前，他已就(2)同性恋权利纲领向民主党政纲委员会送交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请愿书，并推动其作为一项议程提交到7月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比尔还发表同性恋权利宣言的演说，阐述了这个新生政治团体的目标。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报纸纷纷刊发了他的讲话，并将在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的周末进行分发。

比尔·克劳斯指出，同性恋权利纲领“并不要求给予我们特权，也不要求任何人喜欢我们，甚至不要求民主党赋予我们那些其他美国人所拥有的法律保护”。“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的各位成员，这个修正案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好一再从民主党的一些重要党员那里听到谈及人权，民主党意识到我们是同性恋，也是人。”*　*　*(3)

伴随着乐队高声演奏的“加利福尼亚我来了”，同性恋自由日游行的队伍开始从市场街向着两英里外的旧金山市政厅前进。3万多人组成了240个方阵，从20多万名围观者面前缓缓经过。这场游行是城里最好的表演，展现了同性恋多姿多彩的生活。分属天主教会、圣公会、摩门教会及无神论的同性恋们，多年前就在这座城市里组织了起来，此时他们在各自的旗帜引领下昂首向前。以职业区分的同性恋方阵，包括律师、工会官员、牙医、医生、会计和数量巨大的电话公司雇员。此外，还有身为人母的同性恋，身为人父的同性恋，异性恋父母及他们养育的同性恋儿女。黑人、拉丁裔、亚裔以及美洲印第安同性恋走在各色旗帜下，宣示着自己的双重骄傲。怪模怪样的“同性(4)恋不吃早午餐”团体组成了自己的游行方针。一群男性易装癖则把这天当作演艺生涯的首秀，他们扮作修女，自称“永生放纵姐妹花”。

同性恋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入这个同性恋圣地，庆祝他们同性恋人生中的这个神圣的日子。凤凰城和丹佛来的游行花车，还有骑着马昂首阔步地经过市场街的“雷诺同志杂技团”的牛仔，他们纷纷挥舞着内华达州和加州的州旗以及作为加州同性恋标志的彩虹旗。

尽管路程只有2英里，但是全部游行队伍通过花了4小时。第一个方阵不到1小时就到达了宽阔的市政中心广场，那里的市政厅正门前已经竖起了一座舞台。

激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成员对于集会地点安放的嘉年华游乐设施颇为不满。游行组织者则认为，过去几年的活动变得过于“政治化”，于是大部分集会特有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便让位于游园会的庆典安排了。“我们觉得现在绝对不是庆祝的时候，”阿尔伯塔·马吉德向一家报纸的记者抱怨道。和她一起走在游行队伍里的还有包括“紫色左派”“石墙旅”，以及名称还挺贴切的“共产酷儿”等几个激进团体组成的联盟。“当我们还在受压迫时就不应该庆祝，在旧金山容易产生一种获得自由的幻觉，而实际上右翼运动正在飞快壮大。身为同性恋感到骄傲并没有错，但如果你仍在受到攻击，仅仅骄傲是不够的。”

许多强硬的激进分子回想起同性恋解放运动尚未流行的年代，都同意这个观点。毕竟，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纽约格林威治的易装癖同性恋针对警察的暴动——当时，一家名叫“石墙”的同性恋酒吧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从1969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的“石墙暴动”开始，同性恋解放运动诞生了，参与者是一些愤怒的男男女女，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抗争在反对战争和非正义行为之外，还有个人层面的意义。继席卷全美的各种解放组织之后，同性恋解放运动的登场令1970年代初刻板得令人窒息的美国尝到了甜头。

然而到了80年代，这场运动却成为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尤其是在旧金山，在大规模的性革命浪潮中，同性恋话题渐渐不再是禁忌。在“淘金热”之后，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怀着对自由的向往来到旧金山。1969年至1973年间，至少有9 000名男同性恋移居旧金山，而在1974年至1978年间，移居者达到2万人。到1980年，每年大约有5 (5)000名男同性恋移居金门海峡。移民的涌入使得这个城市每5名成年男子中就有2人是出柜的同性恋。这些移居此地的同性恋，无疑构成了美国选举人口中最稳固的自由派选民群体，而个中原因主要在于，自由派候选人承诺不干涉同性恋事务。不干涉就行了。重构全社会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将来的事，也许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对于谙熟对抗式政治的人而言，1980年的游行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表明他们的理想开始得到尊重。看起来，成功正在使同性恋解放运动变质。加州州长小埃德蒙·G·布朗发表声明，向全州各地的“同性恋自由周”活动致敬，州议员和市政府官员纷纷在同性恋集会上演讲。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急于表明自己是值得尊重的。比如，当地血库很早就发现，把移动采血车开到大批同性恋集结的活动场所会收获颇丰。这群人很有公民意识。据血库负责人估算，1980年旧金山5%到7%的血都是他们献的。*　*　*

摩天轮轻轻摇晃着，把克里夫·琼斯送到了最高点，他俯瞰雄伟的圆形市政厅前移动的20万人，那是他热爱的同性恋群体。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的力量。游行，洪亮、愤怒的演讲，偶尔高举的拳头以及类似的表演，很戏剧化。对克里夫·琼斯而言，这就是在旧金山身为同性恋的意义。“这是我的私人派对，”他咧嘴笑道，“只有我和我的几千密友。”

从14岁在斯科兹代尔高中读高二时起，克里夫·琼斯就知道旧金山才是他想去的地方，他要去参加同性恋权利游行。整个青春期他都饱受折磨，他是班上的娘娘腔，也是更衣室里的出气筒。但他一有机会便搭车来到了旧金山，参加了1973年的同性恋游行。之后乃至余生，他都认为自己是在正确的时间到了正确的地方。

1970年代的旧金山，是当时社会变革的力量与一系列大事件碰撞而产生的后来称为“历史瞬间”的场合之一。从克里夫踏进哈维·米尔克的店里，并自愿加入竞选活动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和这段历史以及戏剧性的东西交织在了一起。在比尔·克劳斯这样的政治战略家的记忆里，1970年代就是投票和胜选；而浪漫主义者克里夫·琼斯则将这个时代括进了一段宏伟叙事，一段在时光中流淌的梦境。

克里夫还记得，1978年他一身白衣走在队伍前列，与同样一袭白衣的一位女同性恋高举握在一起的手，他们身后是一面旗帜，上面绘有带刺的铁丝网形成的彩虹。死亡集中营的图案在那一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来自加州奥兰治县的一位州议员约翰·布里格斯发动全州投票禁止同性恋在加州的公立学校任教。由此，国际社会不仅对加州的事态予以了关注——1977年由安妮塔·布莱恩特倡导的反同性恋运动正在当地达到顶峰，也注意到了1978年的同性恋大游行，在此期间，同性恋公然展示了他们的力量。那一次，参加游行者有37.5万人之多，哈维·米尔克不顾死亡威胁乘敞篷车完成了漫长的游行，然后上台发表了“希望演讲”，鼓励大家以出柜的方式来创造自己最美好的未来。

克里夫·琼斯知道，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此类公开活动。毕竟，由于同性恋倾向本质上是不可见的，这便成为他们的政治事业达成目的的唯一途径。同性恋可以隐藏性取向，既是同性恋运动最大的弱点，也是其最深厚的潜力所在。不可见，同性恋就会被粗暴对待，这也使得他们永远不可能强调自己的力量。然而在1978年的那一天，这种力量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展现了出来。几个月后，加州以2:1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布里格斯的倡议，那一年简直太妙了。

然而，选举才结束三周，旧金山监事会议员、当地唯一的反同性恋政客丹·怀特携带他的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进入市政厅，射杀了哈维·米尔克和自由派市长乔治·莫斯克尼。当晚，克里夫协助组织了前往市政厅的烛光游行，以纪念哈维和乔治。6个月后，当陪审团裁定丹·怀特只需为谋杀这两人坐6年牢，克里夫组织了另一场前往市政厅的游行，但最终演变成骚乱，充分证明了这一代同性恋并不是一群只会受欺、不会反抗的软蛋。此次“白夜骚乱”，致使数十名警察受伤，市政厅前门受损。而当电视上出现一群狂躁的同性恋烧毁警车的画面时，全国上下的同性恋领袖都暗自高兴。

到1980年，经过克里夫等人的努力，哈维和1970年代、丹·怀特案以及“白夜骚乱”构成了初生的同性恋运动的新传奇，一个关于暗杀、政治阴谋、恐同分子以及街头骚乱的故事。从此，克里夫一跃成为城里最知名的街头活动家以及继哈维·米尔克之后最擅长操控媒体的人。新闻记者都爱克里夫·琼斯发表的那些激情四射的声明。

近几个月来，克里夫已经换下蓝色牛仔裤和球鞋，穿上了阿玛尼西装，为加州议会议长工作。此时，那些曾经参加游行声讨政府的局外人正在转变成学习如何使用手中权力的局内人。春季的大部分时间，克里夫都在组织筹备民主党议会竞选。他辗转于萨克拉门托和旧金山之间，旧金山有他的情人——杰出的墨西哥裔美国律师费利克斯·维拉德－穆尼奥斯。他们俩都认识当地政坛的要人，都热衷于谈论政治和解放运动、做爱以及随着无处不在的迪斯科音乐起舞。

在克里夫·琼斯的眼里，1980年的夏天就是这样的。同性恋群体是一种创造性能量，从旧金山放射出来，照亮全美。从偏执狂的投票倡议到后来的政治谋杀，同性恋渡过了重重难关，现在他们期待获得更大的胜利。

然而，克里夫跟许多同性恋活动家一样，对市政中心广场的游乐设施感到不安。他明白，同性恋革命至多只成功了一半。一遇到强大的有组织力量，其孱弱的成果就会被扫除殆尽。他明白，对于一位从(6)得梅因流亡到此的同性恋而言，这个城市意味着难以想象的自由。但他也知道，能自由出入同性恋酒吧并不算是真正的自由。

究竟哪个方向是正确的？克里夫自问。同性恋运动已经从个人对克服恐惧和自我疏离的内在探索，发展到对外界选举运动的关注。选民登记表已经取代了觉悟提高的团体，成为解放运动的象征。有时克里夫会疑惑，这些新近涌入卡斯特罗街的人是否已在其他地方经历了个人成长，还是轻松跳过了这一步——因为如今作为同性恋在旧金山生活是如此容易，无需迷失自己来获得这种生活方式。

问题实在太多了，今天无暇细想。当克里夫回想起1978年大游行的盛况，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他也想庆祝一下。他再一次从他的摩天轮座舱里扫视围在圆形市政大厅外绵延数英里的几千人。他们曾在那里游行、暴动，如今他们在那里展示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摩天轮再次转动，一圈之后，他缓缓地回到了人群中。*　*　*

一种新的疾病。

它从未成为正式讨论的话题，但那个周末，当全国的同性恋医生聚集在旧金山时，偶尔会在过道上或就餐时提起它。假如有一种新的疾病悄悄潜入这个群体中少数几个男人的身体，究竟会发生什么？这个想法让大卫·奥斯特罗医生感到恐慌。他试着不去想这个，和参加研讨会的另外两位医生一起，穿过各种游乐设施，在拥挤的集会地带漫步，那两位医生是来自曼哈顿的丹·威廉和来自旧金山的罗伯特·博兰。

当“永生放纵姐妹花”搔首弄姿地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奥斯特罗医生做了个鬼脸。此情此景让他这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人感到一丝不快，他觉得这太怪了。媒体会大肆渲染这种公开展示性取向的做法，易装癖和半裸的肌肉男会再次成为同性恋文化的象征。像奥斯特罗这样倾向于长期、稳定的性关系的人，永远不会得到媒体的关注。而奇怪的外表似乎总会遮蔽同性恋群体中的积极方面，比如这次的医学研讨会。医生们不够浮夸，当然上不了头条。同性恋媒体也几乎不会提(7)到他们，能在最近的热门话题“皮革酒吧”后面提到他们已经算运气好了。

当比尔·克劳斯这样的战略家从选民登记册中读取同性恋群体的未来时，当克里夫·琼斯这样的街头活动家在响亮有力的演讲中听取同性恋群体的未来时，同性恋医生们则在那个周末根据病历诊断同性恋社群的病情。由于游行，研讨会推迟了，和许多内科医生一样，奥斯特罗医生离开时忧心忡忡。

性病治疗日渐证明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任务。奥斯特罗是霍华德·布朗纪念医院的主任，有些男同性恋希望躲开芝加哥公共卫生部门下属诊所医生的讥讽，而这家医院能提供保密服务。奥斯特罗诊室的筛查表明，进入医院的每10名患者中有1人患乙肝。有证据表明，在该院接受检查的男同性恋至少有一半患过乙肝。在旧金山，三分之二的男同性恋患有这种衰竭性疾病。统计数据表明，假如一位男同性恋跳下汽车，进入一个典型的城市同性恋社区，那么在未来12个月内，他感染乙肝病毒的几率是五分之一，5年内肯定会患病。

另一个问题是肠道疾病，例如阿米巴病和贾弟虫病，这些病由寄生在肠道内的微生物引发，在男同性恋中发病率高得出奇。由丹·威廉任医学主管的纽约男同性恋健康项目研究发现，30%的患者胃肠道有过寄生虫。医学杂志称该现象为“男同性恋肠胃征候群”，在旧金山，这种疾病的发生率1973年以来增长了8 000%。这些寄生虫造成的感染极有可能是由肛交引起的，肛交使人容易接触到其伴侣的排泄物，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通过当时流行的舔肛行为，医学杂志出于礼貌称之为“口肛行为”。

令人不安的是，同性恋群体中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些传染病的盛行。在纽约市公共卫生部任职以来，丹·威廉已经在演讲中谈过未确诊性病的危险性，尤其指出过舔肛等行为的危险。但他的“常客”还是一次次带着感染前来，期待他拿出什么灵丹妙药让他们重新活蹦乱跳。威廉开始觉得自己在像父母一样劝诫那些男孩：“我得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很不健康。”

然而，滥交才是1970年代喧嚣的同性恋运动的实质。至于他那些忠告，这个得克萨斯人太逗了，说如同在风中撒尿一样。他试着劝告人们，在性行为方面，最好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伴侣，就算不能长久，至少你能知道自己大部分晚上是睡在谁的床上。(8)

当“斗牛犬浴场”的花车驶进市政广场，游行队伍再一次欢呼(9)起来。肌肉发达的年轻男子身着黑色皮背带，既帅气又好看，从市场街过来他们一路在笼状花车里跳着迪斯科。当晚，他们会出现在浴场的监狱主题派对上，是蒸蒸日上的旧金山性产业发起的一个狂欢派对。

同性恋性行为的产业化是当下图景的一部分，也是导致性病、肝炎和胃肠疾病频发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197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催生了公共浴场和性俱乐部的生意。在美国和加拿大，有几百家这样的商业机构，总价值上亿美元。而公共浴场的老板本人往往就是同性恋政治领袖，为通常囊中羞涩的同性恋群体提供支持。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告诉他们自己，性产业服务于长期处在压抑中的人，目前也许在探索新自由的路上有点走极端，但稍后一切终会达到平衡，因此，性产业现今仍是政治解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畅销书《男同性恋性爱圣经》把舔肛称为“最有情趣的行为”，与此同时，多伦多一份左派报纸登载了一个关于“革命性的舔肛性爱”故事。

大卫·奥斯特罗想，这也许是种有趣的政治策略，然而纯粹从医学角度来看，公共浴场就是一个滋生疾病的恐怖温床。去公共浴场的人，比大街上任何一个同性恋都更容易感染疾病并传染给他人。例如，在西雅图开展了一项针对男同性恋的志贺杆菌病感染的研究，结果发现69%的患者从公共浴场挑选性伴侣。丹佛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共浴场的普通顾客一晚上通常有2.7个性接触者，当他走出浴场时，感染梅毒和淋病的机率达33%，因为那些在浴场走道闲逛的人中，大约每8个就有1个是上述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

相比在同性恋大游行那天上了报纸的人，大卫·奥斯特罗和丹·威廉这样的医生虽然有着相对稳重刻板的形象，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假道学。然而性产业化带来的健康问题令他们不安。1980年，威廉在接受纽约同性恋杂志《克里斯托弗大街》采访时指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一，是性行为被视为习以为常乃至天经地义。20年前，在纽约的浴场或公园进行性交的男子一晚上也许有1 000人，而现在达到了一两万人，地点遍布浴场、酒吧包间、书店、色情影院、纽约中央公园漫步区以及其他一系列地方。性行为的机会过多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将伴随每一家新开的浴场而越来越多。”

如此言论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威廉被指责为“一夫一妻论者”。至于这个刚刚摆脱了几个世纪的压迫，开始自我认同的群体，他们还很不擅长自我批评。

总的来说，这一代同性恋有幸拥有健康的体魄。威廉常常告诉自己，当一名同性恋医生是很有意思的。健身是同性恋群体的习惯，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拥在著名的诺德士健身中心和各种举重室。他很少被迫匆忙赶去医院，因为他的病人极少患上重疾。

离开游行队伍时，大卫·奥斯特罗的心里也萦绕着不祥的预感。由于浴池和高频率的性行为，这群人不断染上新疾病的情况很难避免。当然，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比较小。值得庆幸的是，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已被现代医学根除。但是，恐惧还是会不时袭上奥斯特罗的心头，因为他不知道性传播疾病何时才有尽头。它们不应该无限发展下去。他已经注意到，芝加哥有数名男同性恋的免疫系统出现严重问题。而丹·威廉注意到，一些过度滥交的病人中出现了奇怪的淋巴结炎症。淋巴结肿胀的原因令人困惑，因为看起来并非是对特定部位的炎症做出的反应，而是全身性的；也许这是人体在染上各种性病后，免疫系统超负荷而产生的反应。

多年以后，丹·威廉还会想起1980年的初春，那个45岁左右男子因乙肝急性发作接受治疗的情景。因为此人的手臂和胸口有奇怪的紫色伤口，威廉便把他转到了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治疗。后来发现，他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威廉从未听说过这种病，只好回去翻书。幸运的是，书上说，这种病预后不错。老年犹太男子或意大利男子会患上卡波西肉瘤，通常他们会在20年后正常老死。而这种癌症看起来良性的。*　*　*

默文·希弗曼看着经过他身边的这些女人，她们身着皮质束带，穿了乳环的乳头赫然袒露，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堪萨斯了。他在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了20年，曾经游历世界，在曼谷和南非住过一段时间。他看着同性恋大游行的队伍从身边经过，想着他去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如旧金山这样令人激动，觉得此生再也不想去任何地方了。

希弗曼早生华发，这使他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大家都来跟他握手，向他介绍自己的爱人。作为公共卫生局局长，旧金山市政厅的官员没有谁比希弗曼更受欢迎了，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遗余力地表现出对同性恋群体的关心。1977年，就在乔治·莫斯克尼市长任命他为公共卫生局局长几周后，默文·希弗曼意识到，在旧金山当这个局长与在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每个社团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顾问团向卫生局谏言，这样的顾问团共有34个。每个送到他桌面的决议都充满了政治暗示。希弗曼住在上阿什伯里街区的弗雷德里克街，这是一栋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现在已安排了警戒，这都是因为一条关闭附近一家健康中心的决议。

但是，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令希弗曼兴奋。他喜欢挑战，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赢得了不可思议的好名声。希弗曼是一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他也喜欢这样。他基于大部分人的意见做决定，以避免公众的不满。他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制定中间路线。他意识到，所有公共卫生政策本质上都事关政治；他享受公众对他的认同，是一位好政客。这是他作为政府官员的长处。*　*　*“我最帅了。”

这已经是个固定的玩笑了。盖坦·杜加斯走进同志酒吧，四下扫了一眼，然后对朋友们宣布：“我最帅了。”通常，他的朋友也承认他是对的。

盖坦是那种大家都想亲近的人，是此时此地最理想的那种男同性恋。他的沙色头发略带稚气地覆在额头，嘴角随时漾起讨人喜欢的微笑，他的笑声会让黑白两色的单调房间变得春意盎然。他在巴黎和伦敦最时髦的商店置装，他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度假，美国人被他柔和的魁北克口音和性吸引力所迷倒。对这位28岁的空少而言，让男孩们爱上自己的最佳地点莫过于旧金山了。

雾气越过山丘，飘向卡斯特罗街，飘向1980年市政广场上的集会人群。随着傍晚的第一缕凉风拂过，市中心的人潮渐渐散开，成千上万的同性恋涌入城里各处的盛大迪斯科派对，这是大游行周最主要的庆祝方式。花上25美元便可以去位于日本町中心的“热浪”迪斯科派对、“肌肉海滩”派对和流行的“梦境”派对，还有几个街区外更入时有趣的“勃勃生气”舞会。

空少盖坦知道，最性感最健美的人将在涌入加勒瑞设计中心的那4 000人当中。当他和朋友们抵达时，派对刚刚开始。大堂的每个角落以及五层楼的中庭都挤满了和着迪斯科音乐起舞的男人。音乐太嘈杂的时候，他们就来点可卡因和安眠酮，它们都是这种派对的标配。

盖坦和他的朋友——另一位多伦多来的空少——轻松地从这群大汗淋漓的人体间穿过。他俩是1977年驻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时认识的。1978年，他们鼓足勇气一起到旧金山参加同性恋游行，之后便每年都来。他们认定旧金山将是他们的终极庇护所。如今，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们都会抛开一切，直奔酒吧和浴池那些彻夜狂欢的派对而来。

在这里，盖坦可以和他钟爱的加州帅哥纵情声色。每次他在卡斯特罗街逛一圈回来，口袋里便会装满写着地址及电话号码的火柴盒外壳和纸巾。他把最热情的仰慕者的名字记在布面通讯录里，但情人对他而言一如日光浴：他们的美妙、性感只能维持几天，很快就会褪色。有时候，盖坦会好奇地研究他那本通讯录，想回忆起某人到底是谁。

当盖坦走进加勒瑞中心舞池的时候，很多人大声和他打招呼，他也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热情地拥抱他们。他的加州帅哥会问：“这是谁？”盖坦漫不经心地笑道：“我也不知道。”

盖坦时而和着音乐轻轻摇摆，时而欢快地跺脚，总之如鱼得水。对他而言，旧金山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令他淡忘了很久以前在远方的生活，在魁北克的工人阶级街区，他是个人尽皆知的娘炮。那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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