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文芳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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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假思索贪看天下试读：
自序
吴文芳一个人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多少个好人，多少个坏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幸福，我们的生活是否会荆棘丛生?我们更加不知道。就因为我们做人有太多的“不知道”，人类就创造了希望和焦虑。希望和焦虑会产生怀疑和想象，这些都是好奇心的开始。人类是唯一懂得创造文字、音乐、图像、宗教、家庭、迁移、婚姻的本质和价值的生物。探索成为了人类进化的桥梁，因为我们懂得“不知道”，也就有了知道后的喜悦，也就接受了知识成为智慧的可能性。我有幸去了很多地方，有自己很乐意的，也有工作需要被迫的。我一直都在训练自己，只有主动拥抱陌生，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感受。种种的感受不能假之于人去为我们贪心，这就是这本书的原意。贪心于做一个有世界观的黄皮肤，尽情地看世界，享受所有的色彩，将“不知道”当成了走出去的原动力。
一九八九年
今天的我有部分是打造而成的。一九八九年，从新加坡来到香港的智威汤逊。一个月后她约我吃午饭，席间提出要我出任公司的行政创意总监。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接受。后来她用了一个简单却十分有效的方法教我如何去自我分析，第二天的早上我信心满满地接受了她的邀请。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懂得培养别人的自信心。没有她，我的自信最多只有现在的一半。
二〇〇八年
二〇〇七年底我在东区的一家医院做慈善活动，远远地看到彭医生和护士长黄玉贞在和其他人拍照。我突然间想到，如果当天彭医生的手术不顺利，我今天有可能就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士，也有可能已经上了天堂。彭医生给了我第二个脑袋，令我记忆力差了，分析能力却强了，做人更“神经”了。所以这本书非邀请他作序不可。
二〇一六年
二〇一六年，在上海我遇到了管家，他请我吃了他亲手煮的小云吞和他的日本面包师做的面包。我给了他我在香港出版的书。我说:“管家，请你读读这本书。喜欢的话就给我写个序。不喜欢的话我吃完云吞，喝杯茶就走。”一个完全不认识我而只可以从我的文字来认识我的人会为我写序吗?
序一
唐御翎在人生的清晨时分，我们如日初升，带着向上的愿望和蓬勃的朝气前进，哪怕不知道将要去哪里。我们的心灵是放松的，肩膀是轻盈的;我们很少有负担，怀抱着充足的时间;认为世界是我们的，机会也总会到来。当日影渐长，我们步入人生的晚年，智慧增加了许多，对人生的去向也有了一些更坚实的想法。但是，焦虑也开始叩击我们的脚踝，我们不禁想象自己到达终点时的样子，会不会两手空空却仍在苦苦追溯人生的意义?
我们一生都在自己熟悉的道路上行走，战战兢兢地担心任何改变或者错误的转向所带来的未知会让我们迷失。我们总在等待机会的降临，等待实现梦想。 就像拉尔夫 沃尔多 爱默生所说:“我们总是为生活准备着，却从未真正 生活过。”
在我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我很幸运可以拥有一位有灵魂的同行者，不管岁月如何改变，他的人生始终像清晨的阳光。他积极掌控自己的人生，让每分钟都活得有价值。每隔十年他就会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对自己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我想这是他可以永远保持活力的秘诀。他从一名普通的设计师成为国际知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在事业巅峰之际，却又毅然转变人生的航向，成为广告导演。现在，在艺术本能的召唤下，他通过文字，将看到的、精彩纷呈的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文风朴实，极具魅力，他最原始的感受和情绪充满感染力。 吴文芳慷慨地将他丰盛的世界与每一位读者分享。
一个幸福的人应该轻装上阵，带着知识、智能、喜悦、善良、感激和一本值得 阅读的书。《不假思索贪看天下》将会成为你真诚而有趣的陪伴者，不管是 在旅途中还是人生的路上。(原文为英文)
序二
彭佳源医生认识吴文芳转眼已是数个年头。回想当日也是一个忙碌的日子，他被送到医院 来时已处于昏迷状态，和我接触商讨的是他的太太。情况初步稳定后，我便接到院长了解病情的来电，着实在治疗的责任上加了一点压力。幸好手术顺利，不辱使命。及后我须到海外参加学术会议，通过电话得悉他康复进展理 想，才放心下来。
往后的日子，跟吴文芳更像朋友的交往。见证他恢复工作，享受生活，创意无限(据说这是他病后的副产品)。这种经验正是临床医务工作给予我的最大满 足感，亦是在其他工作中较难感受到的。
接受吴文芳为他写序的邀请，实在惭愧。自问我只是尽力做好医者的本分。
一个个病人的名字、一张张脸孔，在脑海中萦绕......有成功康复的，有回天乏术的......相信大家都能在吴文芳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生命力，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去 展现“珍惜生命，活在当下”。
序三
管家喜欢的文字会收藏，喜欢的书会买很多本，翻到哪页读哪页，感觉一直读不完。
每一次旅行我一定会带上一本书，常常会读完就送人，不用带回来。
我对文字的兴奋点要远远高于对作者的兴趣点，因为我记性不好，常常会怕自己搞错作者的背景而不礼貌。文字就不一样，好的文字读起来会忘掉自己。我喜欢阅读散文，喜欢看记叙文，喜欢落笔日常，喜欢记叙外面。
打开这本《不假思索贪看天下》看到上面“给母亲”几个字，我就知道这是一本给母亲的书，这是在和母亲分享这些年他的所见、他的情绪，这种情感我有共鸣!
吴先生的文字朴素见底，就是生活中所遇见的真实，随心而走，随性而感， 我会被文字带着走，仿佛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一起旅行，一起吃饭，一起 参加朋友的婚礼，一起走过......“舒服”是我的读后感，读书如此，交朋友也如此。谢谢丽珈!
序四
祝小兔每一个人远行的目的都不一样，或深或浅，或毫无目的。每一次出行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哪怕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心境和境遇下，旅行就像是一只万 花筒。读吴文芳的旅行笔记，有些我去过的地方，有些我未曾涉足的地方，不管是哪里，我都很乐意去细细地品味他的经历，他的视角，他的眼界。
他的旅行，每到一处要怀有最开放的心，观看和欣赏风景和不同肤色的人，试着融入其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也做自我的反思和思考，最终完成人和目 的地的对话和交流。这些正是我最欣赏的旅行态度，我们不是只付出了时间 和体力，而是交换了生活。
感谢我们的生命是流动的。所有的记录赶不上我们在路上的收获多，尽管我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吉光片羽。最后文字呈现的正如旅途一样，充满未知数， 当然这种状态自有它的魅力。正是在无数的可能中，我们的生命新鲜、充盈和丰富。世界太大，我们又太不安分，面对历史与生命中某种不确定的状态， 它检测着一个人的判断能力。
路途中，我们总会遇到我们理解之外的人和事，也许约定俗成的常识有时只不过是前人的偏见，所以我们旅行。珍惜每一次出发的机会，不携带嫉妒、 自私、恐惧和偏见。双脚比理论更可靠，就像他所说的:“决定一个旅程或做任何一件事情，客观的思考和科学化的辩证，并不是百分百准确的。心中的一个感觉或者突然的一个冲动，往往可以改变固有观念。”不要总在当下找自己，一团混沌中理不出头绪，远方的自己更加真实独立。 无论我们走过了哪里，那里就会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这是存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的风景。不过这倒不意味着我们走过的地方越多，背负的意义越多，心 里更沉重。恰恰相反，我感觉到越来越轻盈，越来越通透，好像更容易飞翔。既然岁月无可回头，我想我也更愿意去远行。
在旅途上认识自己
01 天下又怎么样看黄皮肤的我身为一名不太年轻，但心态也不太老的黄帝后人，再加上贪婪的内心，我想看尽天下、到尽可以到的地方、领略可以领略到的人情世故，满足更多的好奇。当我闭目离开这世界之时，我将会利用最后的五分钟回味我一生去过的地方、吃过的美食、见过的人和物。然后，我就会安详地合上双眼，准备登陆另外一个从没有去过的地方。
跟我聊过天的人总会满怀疑惑地问我：“既然坐了那么多小时的飞机，只逗留40个小时，怎样跟自己的钱包和屁股过得去呀？”每次我都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好奇心最强盛的就是步出机场后的40小时，眼睛、耳朵、鼻子甚至心态都突然间被新事物所占据。那个地方的颜色、气味、表情怎样？是穷困还是富有？是时尚还是保守？一切感受都会毫不客气地扑面而来。最初的40小时是最中立，也是最敏锐的。
有谁到巴黎不是第一两天就想到心仪已久的铁塔下面拍张照呢？除非你有别的原因或者已经到过铁塔好几趟了。我是个心急的人，想去的、想看的，等不了那么久。何况每到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对的路会走，冤枉路我也会走很多。大部分情况下，40小时过后，熟悉感增加了，身体疲倦了，起床的时间也晚了，这就是为何我选择集中于40小时内的所见所感。40小时之后的享受，就容待各人自己去发掘了。
每个人对新地方有不一样的感受，喜欢与否，见仁见智，而我喜欢自己不熟悉的。可是不熟悉也有个限度，如果太古怪、太离经叛道，我也会受不了。我计算过，如果我还有15年寿命，每年去13个新地方，那么在我安息时，就可以回味到过的195个地方。这世界是我们的，生命是自己的。生命虽有限期，世界却是永恒。我是个喜欢正能量、不喜欢算计的人，我愿意想多一点、计划多一点，这比听天由命的态度安心得多。
这两年我一直争取所有旅游的机会，有勉强的，也有顺其自然的，不管怎样，我享受每个旅程，也感受到不同的体验。02 电影镜头下一次又一次自我制造的旅游冲动
有很多地方是因为电影的一个镜头、一个情节或者女主角的一句话而令我决定前往的。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在不知不觉间被电影深深吸引了。
在英国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RoomwithaView）中，有个镜头是从房间的窗口拍摄佛罗伦萨河。黄昏的阳光穿过一道道文艺复兴时期所建的桥梁，河水闪闪发光，就像一条金黄色彩带配上一块块玉雕。和煦的太阳、弯曲的河水、秀气的小桥，一个主观镜头代表了主角，也代表了我或者其他人的一个欲望——一个要亲眼来看的欲望。
为了这个镜头，十多年前我们一家四口来到佛罗伦萨。我们先入住一间价格便宜的小酒店，安顿后便出发走去河边，在人山人海的石头路上仰望桥边的建筑物。不消一会儿，我们来到大名鼎鼎的PonteVecchio，觉得有点熟悉，对面是一间当时名叫Continental的小酒店。我问他们的经理这是不是拍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地方，他的回答很意大利：“Maybe……Maybenot……”
最后，我们用了很大数目的里拉（那时候还没转欧元）租下了他们的顶层。在弯弯曲曲的楼梯向上爬时，我心中不断祈祷。花了那么多里拉，走了这么远的路，我不是来看佛罗伦萨的，我是来看那个镜头的。皇天不负有心人，上天让我猜中了，楼上的其中一扇窗就是他们拍摄那个镜头的窗口！家人觉得我疯了。
走进房间，我完全被震慑了——优雅的室内设计，数个很大的窗户，还有一个小阳台。我迫不及待地跑到阳台，方向不对，看到的河不多；跑回房间走到另一边的大窗，我看到了完完整整的一条河和七八道桥，PonteVecchio就在我脚底。我开心得不知所措，回头一看才知道还有一个阁楼；阁楼不大，是主人房，也有几扇很大的窗和一个很小的阳台。在这里我看到了心中最想看到的那个镜头。我们回到原来的酒店把房退了，将行李搬过来，准备好三脚架，等待黄昏的到来。
说到电影，每个人总会有一两套故事对他会产生别人不能了解的化学反应，他还会将自己或者他心中的人放进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去代表自己的一个欲念，一个心灵上的享受或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爱情故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永远缺乏爱情、追求爱情。
被电影的镜头、情节或几句对白弄得魂牵梦萦的我，决定要去造访这些小村落、小沙滩及小酒吧，带自己走进电影情节里。过去三十年，我曾到过意大利的一个小阳台、法国的一个小小小沙滩、纽约Tiffany的橱窗、墨西哥的一个小镇，给我自己留下了不少足迹。
电影《Sideways》，中文译作《杯酒人生》，说的是两名在公路上驾车的中年男人沿着加州产酒区，走遍电影里所有出现过的、连带旅行社带领游客去的酒庄，品尝葡萄酒。电影的魔力真厉害，这些酒庄突然身价百倍，我也是其中一个被引诱的游客。
电影《旧爱新欢》（OnefromtheHeart）提到南太平洋的BoraBora是人间天堂。从此BoraBora街知巷闻。每名自觉有识之士都会渴望到BoraBora一游，不然会终身遗憾。我还没有去，可是从一九八二年到今天，我还是念念不忘BoraBora，很性感的一个名字。我还惯性地留意一切有关的新闻，现在的BoraBora已经六星酒店林立，再过一两年，就不需要再想，一定会太贵了。
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theTuscanSun）带我去了四次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现在还想再去；不是所有电影都令人垂涎三尺的。电影《午夜快车》，是当年一名希腊船长为了想吓唬我这个半夜坐船，从希腊到土耳其西岸的游客而刻意播映的。当中讲述一名美国年轻人因贩毒而在土耳其坐牢，度过了黑暗痛苦的岁月。第二天早上，当我看到土耳其荷枪实弹的士兵时，有说不出的恐惧。其实，土耳其人对待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只是那时希腊和土耳其因塞浦路斯战争而封锁了所有海上交通。我在船上那天，海上交通刚重开了两个星期，希腊人对土耳其人还是耿耿于怀。
两个国家我都到过，也都喜欢。很多东西其实是互通的，大家煮咖啡的方式也一样，只是名称不同，例如：在希腊他们叫希腊咖啡；在土耳其，他们叫土耳其咖啡。希腊出名的Ouzo就很像土耳其的Raki，两种酒加水同样会变成奶白色。
电影《极地恋人》（LoversoftheArcticCircle）说北极圈的夏天，太阳是在地平线上走动，而非上下升降的。看完电影不到半年，我就去了瑞典北极圈内的基律纳（Kiruna）。在那里，我看到冬天的黑暗和神奇无比的北极光。电影增加了我的旅游知识，也令我更加爱上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03 第一次在深圳上厕所的手足无措
我第一次离开童年生长的地方，除了伤感留下的友谊，更舍不得习惯了多年的亲情。那时国内布料供应不足，没有太多新衣。搭大巴士从厦门到深圳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我妈决定给我穿得漂漂亮亮上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蓝白直条的布料，裁了三套衣服给我们三兄妹。有新衣服穿还可以坐大巴士，的确很威风。那天早上六时半，我们浩浩荡荡准时到达华侨大厦，在人群中我们并不特别突出，因为有两家人也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布料，其中还有一名中年男人很神气地在人群中高谈阔论。六时四十五分，大家含着泪光，挥别窗外投来羡慕眼光的亲人。
晚上，我们住在另外一座华侨大厦——深圳的华侨大厦，等候父亲明天来接我们过境。那天晚上，是我即将告别内地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很不一样的厕所文化。在这之前的厕所经验，用的是一张张粗糙不堪还有稻草的草纸，厕所是一块布帘隔离的小角落。那天，我看到的是白色瓷砖，摸到的是一卷柔软的、整齐地挂在墙上的、雪白无比的卫生纸。我内心舍不得用它，觉得太浪费了。其实，我更担心的是它的承受力，因为它是那么轻薄，心想应该不会比普通草纸的功能更好。最后我的疑虑当然是多余的。我将感受告诉妈妈，却原来她也这样担心过。
如厕后，我人生中的另一个第一次紧接而来。我是个机警的小孩，看见坐便器后边有个箱子，箱子旁边有个轻便的手柄，我便轻轻一按，随即听到哗啦哗啦的水声，我的眼睛睁得很大，原本在坐便器里的东西就像魔术一样不见了；可是那还在哗啦哗啦的水流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我以为弄坏了一生中最昂贵的一件机器！哗啦哗啦的水声不肯停下来，我跑到外面求救。妈妈和妺妹们一脸无助，妈妈更担心我们赔不起。刚好有个见过世面的叔叔经过，妈妈说尽好话请他出手帮忙。我们回到厕所，我站在后边，不敢面对现实。那时候水声已经开始减弱，不久哗啦哗啦的声音就没有了。叔叔干笑两声后告诉我们，厕所的水桶已经重新注满水，注水的时候声音会响一点，以后就会习惯，不用担心。我们一家人如释重负，妈妈说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说梦话，哀求哗啦哗啦的水停下来。第二天，我上一次厕所，就将一些东西用哗啦哗啦的水留在那里。
后来我才知道所穿的布料是专用来做睡衣的。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布就是布，不需要分门别类。穿衣服，也只有三个作用，保温、蔽体和炫耀。妈妈为我们选择了第三个原因。04 巴黎梦魇：血淋淋的晚餐
因工作关系我第二次到巴黎，心情还是很兴奋。巴黎永远是巴黎，我永远憎恨太多游客和不大懂得礼貌的侍应。但一走到河的两岸，停步于桥上，悄悄埋首于罗丹的作品中，就不可以不臣服于它的美丽、神秘和性感。
我翻查了三十年代拍摄巴黎街头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就好像伍迪•艾伦在电影里的桥段。在照片中我看到了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菲茨杰拉德（ScottFitzgerald）和斯泰因（GertrudeStein）的影子。还没上机，已经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我们按照事先选择的一道桥摆放摄影机，希望可以拍到最美丽的巴黎。最后的桥段，找到塞纳河旁的一个小露台，日落映衬在弯弯曲曲的河水上，我们将摄影机摆高一点，便拍到男主角拿着啤酒，站在这片美景前的写意镜头，我们也在日落前取到大家都满意的角度。回港后，这个镜头却出了事，不是灯光不好，也不是巴黎的黄昏不够漂亮，只是主角拿杯子的小指翘得特别高，客户认为他是“同志”。
那天晚上，我还不知道已经为即将来临的痛苦埋下伏线。我们决定吃一顿对我来说十分奢侈的法国名贵晚餐。大家换上西装，打上领带，坐上计程车，走进美轮美奂的餐厅。有人懂得点餐前开胃的、进餐时佐配的、最后作甜品的、不同颜色和不同甜度的酒，他还为大家点了三四道菜。我看了餐牌上的价格，倒抽了一道凉气，一切已成定局，英文所说的……Damageisdone。
一顿美丽的晚餐在酒精不停的灌溉下，有如张艺谋的制作，场面华丽而戏份紧密，直逼最后的高潮，一人一句“好吃！好吃！”，不绝于耳。舌头告诉我的味道，我不可以不同意大家的赞叹，但心中的痛又是另一个味道，整晚感觉比张艺谋最长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要长。
我们住在左岸的一间小旅馆，进了房门就是床，脱下只穿了一次的外套，刷了牙就睡着了。在美丽的城市吃了一顿华丽的美食，喝了好些年份的美酒佳酿理应睡甜梦香。谁知我身体发热，汗水湿透内衣，糊里糊涂地在叫嚷。我挣扎，我不吃，我不吃，我要逃跑，我全身赤裸，血迹斑斑，肌肤剧痛。回头一看，几名刚才服务我们的法国侍应生手握薄刀，刀片上有我刚被他们切下来的表皮。他们笑容可掬，口中说着MerciBeaucoup，再强迫我吞下血淋淋的皮……我大叫一声就醒了。
我流的冷汗比我整个晚上喝进肚子的香槟、红白酒、甜酒、咖啡分量一定多出一两个品脱。这种梦我不会再有了，这么多年来我不敢再乱花钱吃跟自己教养有冲突的豪宴。05 美国高等大学无懈可击的推销策略
上星期，我们一家四口坐了数十小时的飞机到纽约，再租车前往康涅狄格州的中州镇，原因是送小女儿上大学。她算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七科A，其中两科更是优。她的IB总成绩算是很不错。她上的大学叫Wesleyan（卫斯理），LiberalArts（文科）是他们最有名气的学科，在创意、电影制作、音乐、传播等行业上培育了许多人才。
当我告诉别人我女儿进了Wesleyan，大部分的人都说那是所很有名气的大学，因为宋家三姊妹就在那里上学。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三姊妹的大学是WeTTesley（韦尔斯利），跟Wesleyan毫无关系。韦尔斯利一直以“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所获准向女性颁授学位的学校”为傲。一九〇四年，学校出现首位留学美国的中国女性宋霭龄。因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对译音有所出入，故此两所大学便经常被混淆了。
送儿女上大学寄宿是种非凡的旅游乐趣：第一，所有学生都是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到一个没有妈妈煮饭洗衣、在几千里外跟很多陌生人生活的地方。我女儿搬进大学的前一个晚上，在酒店里就上演了一个悲欢离合的心理崩溃场景。作为父母，不可以不明白一个十八岁但还是小孩子心态的女儿对离家的恐惧，但又不可能不理性地劝慰她。最后，由我发脾气叫她关掉不安的情绪，开动既来之则安之的阿Q精神。大学只收取四个来自香港的学生，另外两家都住在这酒店，我在想他们的小孩一定没有我们的窝囊。后来，在我们跟女儿说再见的时候，另一家姓吴的爸爸妈妈跟女儿抱在一起，女儿Roseanne哭得满脸泪水。我拍了一张很动人、真情流露的照片。
我们感动的是，大学上下对他们所收的学生的责任和期望是难能可贵的。那是一所漂亮得很的大学，一八三一年的建筑围绕着个大草地。所有的设施就是要营造一个最好的学习环境。在空气中我们几乎可以闻到“学校会尽量造就进修的良好条件，学生们没有任何借口学习不好”这信息。这是个很强烈、很有系统而成熟的安排。我们家长去了大学两三天，就被他们这个信念心服口服地收买了。那天在招待国际学生和家长的晚餐上，校长用了大半小时说了个很有推销术的演讲。他没有说到什么天天努力、天天向上的东西。他说：“学生们选科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会选自己有把握的、熟悉的。其实你们该选择你没有接触过，但有兴趣的科目。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动力去搜索、去研究、去不满足于还没有到手的智慧。”回来后因为这段话，我对我的工作也有了新的态度：人生苦短，做过的就该放弃。下面是爱因斯坦的一个方程式：
自我就是自大，只有有能力跳出井外的人，才会更觉得世界宏伟。06 没有床和枕头的土耳其酒店
希腊的白色小屋永远是年轻人向往的天堂，就好像这几年很受世界欢迎的舞台剧《MamaMia》，故事背景就是描写当年崇拜太阳、蓝天白云的一群年轻人的世外桃源。
那年，我们怀着跟《MamaMia》差不多的心情来到希腊，希望争取百分百的太阳，好拥有和甘地及其夫人差不多的肤色。为了省钱，我们选择晚上在船上过夜，白天上岸旅游。有特别喜欢的地方就留下来住一晚。每到达码头，岸上就会有很多中年妇人挥手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她们家有空房间，价钱很便宜，这种地方叫Pension。我们住到一间小屋里，晚上那对夫妇半夜吵架，我们躲在他们儿子的房间，很想去厕所，但还是强忍了。第二天早上，发现太太的眼睛给打肿了，哭着煮早餐给我们吃。
有一天，我们坐了四十多分钟的小船，从希腊Chios（希俄斯）到土耳其Cesme（切什梅），然后遇到全世界最友善的人类。在广场上有人会请你吃太阳花的瓜子，有人会请你到他们家里喝茶。他们很主动，很想知道跟中国有关的事情。我们到市内唯一的酒店求宿，他们全满了。正当我们很彷徨之时，有位高大的荷兰美女游客向我们伸出援手。她说她住的地方在山上，风凉水冷，风景美丽，每天主人只收六美元，便宜得不得了。我们听后精神为之一振，照着她的地图经过市集往山上走。到达后，付了钱，拿了钥匙，搬了行李，走了六个石级，站在了我们房间的门口。
这地方以前一定是个养羊养鸡的地方，它应该是根据以前不同动物的间隔加高四面墙、一道房门、三个小窗，就成为酒店的房间。看着周围的环境和设施，我们小心翼翼地开了房门走进去。房中间是一张铁床，床上有条大概有一百年历史的床褥。床褥四角露出一撮撮稻草，稻草上有很多匆匆忙忙、走来走去的小虫。床褥上不一样的污渍，令我这个不太讲究洁净的人也有点不知所措。可是好戏还在后头，天花板上是个密度十分之高的昆虫宇宙，我懂的和不懂的，三代或五代同堂，车水马龙，很是壮观。有些还会表演空中飞虫，跌到床褥上。我和我的那个比我讲究卫生多十倍、会爱惜小动物但不会爱惜昆虫的标准城市女友呆若木鸡，在房间中停止了呼吸，四眼交投。她脸上是我见过最需要体恤和怜悯的表情。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晚上不会被吓得失去理性，我们决定下山到那唯一的酒店哀求一个房间，多少钱已经不在我们考虑之中。
在苦苦哀求下，我们不准坐在大堂或咖啡厅里，只可在酒店向外的大门前坐到天亮。在陌生的地方，酒店无论如何都会给我们一个较公园或街头安全的感觉。最后，他们为了我们开了玻璃门内的灯，照亮我们最亲切的一个晚上，半夜后气温下降，我们就更相依为命。我们断断续续地睡了四个多小时。早上太阳从海上的水平线升起，远处传来喇叭声，呼唤去做祈祷的人们。然后就是从四面八方穿了白袍、腋下夹着小地毡的男人，朝着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动。喇叭声加上太阳照在石头路上给路人带来的长影，整个气氛、整个感觉令我们不敢开口说话，怕破坏任何现状，只希望用眼睛将眼前的景致尽量尽快地摄进脑海中，永远都可以保留下来。我们真的感谢那房间里面的昆虫宇宙，期望它们不会钻进我们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回去拿的行李。07 在好莱坞露天剧场听PaulMcCartney唱HeyJude
我人生中第一张四十五转的小唱片就是披头士的《Innerlight》。那年，他们正受印度音乐的影响。从他们的音乐中，我知道了印度乐器Sitar（锡塔琴），也因为这张唱片爱上了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还是小孩时的生活方式，就是希望自己有点颜色，也要带点神秘。
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是很难动摇的。对于披头士，很多人一生不可能不老实地承认他们的重要。披头士没有给我们空气，却给了我们呼吸音乐的乐趣；他们也不是水，却不停地写出一首一首歌曲来滋润我们内心的枯燥。有了披头士，我们的生活有了色彩，他们的人生观就好像空气和水一样慢慢地渗入我们的思维。他们很多元化，有很简单音调的民谣（BaTTad），也有比较复杂的摇滚（Rock）。他们还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融进音乐中，从一九六二年的《LoveMeDo》掀起了一个“披头士疯魔”（BeatleMania）。约翰•列侬于一九六六年曾经说错了句话：“我们比耶稣更受爱戴。”其后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反对他们，放火烧掉他们的黑胶片。约翰•列侬出来道歉。不久之后一首首好听的、感人的歌再次占据每个人的耳朵和心。他们的音乐所涉及的内容和转变也越来越宽阔。他们提倡爱、反对战争、希望世界和平，创造每个人心中的乌托邦。
那年我去到洛杉矶，得知披头士还在世的两个成员之一的保罗•麦卡特尼在好莱坞露天剧场（HoTTywoodBowl）开演唱会。四人之中，我最喜欢约翰•列侬，之后顺序是乔治•哈里森、保罗•麦卡特尼和林戈•斯塔尔。我心想，如果我错过这次的接触，很有可能披头士将成为我永远的记忆，这该多么令人伤感呀！想起年轻开始对女孩子有兴趣的年代，我们会唱《ATTYouNeedisLove》；失恋的那个暑假，每天都会唱《LetItBe》；碰了钉，就唱《GetBack》；开始老了，就怕唱《WhenIAm64》。因为有一天过了六十四岁，剩下的就只有他们的另一首歌《Yesterday》。我带着十四岁的小女儿，买了很贵的黄牛票，坐在演唱会里，我庆幸我还有力气手舞足蹈，保罗也还有力气载歌载舞。他还拿出已去世的乔治小时候送给他的小木吉他，自弹自唱乔治的《WhileMyGuitarGentlyWeeps》。我望着年轻的小女儿沉醉在保罗的歌声里，那一刻，我哭了，并不是太轻柔的哭泣。08 世界各地的Sayonara、AuRevoir、Kwaheri和再见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天下无不完结的旅程。就好像生命一样，有始就一定会有终。人是感情的动物，我们在分别的日子里，会牵肠挂肚，盼望重聚时内心的无限欢欣。我十七岁第一次出远门，在绝对的离愁中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感受到在未来的三四年中，每天早上我都不会在家中醒来，都不会再听到妈妈的声音。第一次要习惯没有家人的生活。在旧启德机场，飞机起飞的那一刻，窗外的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与我隔绝的世界，里面有我的家人、同学和往事。那还是个写信的年代，互联网还没诞生，长途电话比鲍鱼还贵。我到多伦多后，有人教我骗打长途回家：先叫接线生叫我妈妈听电话，预先教妈妈只可以用福建话咦咦喔喔拖长时间，绝不可以表示身份。我这边只可以听不可以出声，最后，假装要找的人不在家，就这样骗了长途电话公司的时间，免费听到妈妈几乎哭出来的声音和我这个老千报平安的信息。
那一年，小女儿去了牛津读暑期班，认识了一个据她所说吉他很了得的法国同学。在临回家的前两天，她哭着脸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那个吉他小子。随后，她住伦敦的姐姐答应和她坐Eurostar（欧洲之星）去巴黎，跟特意从马赛坐火车前来相会的吉他小子说再见。我想，十六岁的小女孩和十七岁的吉他好手就该这样卡萨布兰卡式地道别。整个过程，她姐姐都在五六米外的咖啡室里眺望监控。回来后三个月，小女儿每天都在Facebook谈情。现在一切已经烟消云散。美丽的回忆好像只留在我们心中而不是她的。
在旅途中、在码头上、在火车月台间，特别多依依不舍、难分难解的场面。机场有可能已经是太冰冷了，就少有好看而动人的道别。还记得在米科诺斯岛的码头，一个金发美籍少女，拥抱着刚认识不超过五天的当地餐厅希腊男侍应，说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以后每周一封情信，并会一年后回来。她哭着登船，无数个飞吻后，船就离开了还站在码头上的男朋友，直奔雅典。男的转身向市中心走去，一路上在我们前面，他系了黑色领结，走进一家好像叫Bakalo的希腊餐厅。09 生命和作品一样，遗憾总比精彩多
许久没有到北京了，去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这两个星期北京的天空特别灰，空气极差。友人告诉我要戴一个强力的口罩应付雾霾。我们星期六早上到达北京，天空开始由灰转蓝。就这样我们侥幸拥有两天十分不错的天气。三天后，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坏空气又回到首都，政府还首次发出红色警报。
这次来到北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见一位醉心于西洋歌剧的中国人。他的名字叫于志强，是英蓝国际的老板。打从二〇〇六年开始，每年的十二月，北京的金融街总有一晚是属于欧洲的，属于普契尼﹑维瓦尔第﹑瓦格纳﹑《茶花女》﹑《蝴蝶夫人》和《图兰朵》的。这些活动的发起人正是于志强先生。通过朋友，我今年有幸被邀请参加这个音乐会。于是我千里迢迢，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盛装出现在金融街。还没有进场前，我们到会场拍照，在前四行座位看到的标签写着法国大使和夫人、意大利大使、德国大使等外交人员的名字。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于志强每年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做这个盛会，他是在做一个企业公关活动吗？为什么不选择比这更轻松﹑更有趣的公关活动？为了明天和于志强的访问，我们做了很多歌剧的数据搜集，我也在很短时间里简单认识了延续上千年的歌剧世界。音乐会每年都会选定某个国家的作曲家作品为主题。今年（二〇一五年）恰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周年，于志强决定以泛欧为主题，演出几个欧洲重要歌剧国家的作品。因为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赏男高音、中高音、女高音和合唱团的演出，音乐仿佛走进我的身体，让我有前所未有的音乐高潮。
第二天下午，在英蓝大厦于志强先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提出“为什么是歌剧”这一问题。原来从十五岁第一次听到《蝴蝶夫人》开始，音乐和歌唱所制造的旋律已经走进他身体的每个细胞，虽然那时候他还听不懂内容。他认为歌剧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境界，一切都是旋律所营造的，一切都是爱情、悲哀和不如意。在二〇〇八年的音乐会结尾的录像里，于志强选了普契尼大师一句让我深感共鸣的话作为结束致辞：“生命和作品一样，遗憾总比精彩多。”我在想，于志强先生可能也有着和我同样的想法，人生可以精彩的时间有限，遗憾则比比皆是。那我们会否因此而更懂得珍惜那些让人生变得更精彩的机会呢？歌剧的漂亮就在于它可以带着我们的感情走过低谷再爬向巅峰。从谈话中，我知道每一场音乐会的安排和准备对于志强先生来说，就好像歌剧要经过一段暗淡的岁月后才会有文艺复兴的精彩。
轻装上路，不携带妒忌、自私、恐惧和偏见10 四十年后：加州走佬日记
虽然世界很大，可还是大不过我们的思维。时间是一条直线，只有以前、现在和将来。我的想法是：以前比现在美好，将来则代表只有更老和更无能。既然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我不是个悲观的人，所以也不考虑太多，凡事都答“是”最简单，无意间就做了yes-man。
解释一下，“尾牛车”是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中常见到的那种很长很宽敞的美国车；大家开在高速公路上，抽着乐富门香烟，喝着可口可乐，播着GuessWho的《AmericanWoman》。“巴士仔”是英文BusBoy（杂工）的直译。在北美，站在台边等客人点菜的是侍应（waiter）；清理客人用餐后的杯盘狼藉，则是巴士仔。他们负责将所有杯碟剩菜推车送往厨房。每晚我们会给侍应一点打赏，要升任侍应就先要做巴士仔。
几十年后的去年，黄先生提出趁大家还年轻，应该别妻离子，四男上路，重温高速公路情怀——标准的七十年代音乐、沿途油腻的食物、味淡的黑咖啡。喝多了黑咖啡，在路途上找厕所也成为乐趣。我们中间会说些中英夹杂的粗口，但不多，因为我们都变得有修养。我和黄先生从香港出发，Sammy由多伦多经水牛城搭飞机往旧金山附近的Concord，在朱英俊的家等我们从温哥华驾车去会合。我们四男的目的地是拉斯维加斯。
从华盛顿、俄勒冈州、加州海边往南走，回来时在内华达州的沙漠区往北走。两个很不一样的景观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我们就是开车、坐车、放音乐、说无聊的往事，一切自然自在，过了一道桥，过了一个城市，吃了一顿墨西哥卷饼，比较了数不清多少间汉堡王和麦当劳。虽然有人患糖尿病，我们还是喝了很多可乐。在美加边境遭遇凶神恶煞的美国移民警察盘问我们的目的地时，黄先生风趣有型地用略带加拿大口音的英文答道：“可能是拉斯维加斯！”他立即遭遇美国大帝国主义的语文再教育，移民警察说：“什么是可能？我可以说你们可能是男人，可能是女人吗？”
我坐在旁边，心内暗笑，因为我太同意这个很有见地的美国移民警察。做人肯定一点不会吃亏。顺便一谈，一路上我们的音乐来源是黄先生的iPod，从A至Z跟随歌星或乐队的姓名编排。我们离开温哥华时唱的是AC/DC、ATTManBrothers……回程路上刚唱了一圈，从ZZTOP又回到AC/DC。下车时JacksonBrown刚好在唱《TakeItEasy》，这也是我们五天走佬快乐时光的最佳写照。每个年过四十的男人都值得别妻离子，过几天不动脑筋、不争论谁是谁非、不理会胆固醇、纯粹踩油门向前百分百轻松随意的日子。11 北极圈的无中生有
我第二次来到这个位于北极圈内一个名为基律纳的瑞典小城市，人口只有两千多人。原居民是Sami族人，现分散在芬兰、俄罗斯和瑞典。他们有自己的文字、语言和艺术。为了抵抗寒冷，他们跟圣诞老人的驯鹿结下不解缘。驯鹿可以在极冷的天气中生活，它们供给Sami族人需要的肉食，其皮毛是家家户户最好的保暖用品，而角则是屋内漂亮的装饰或者实用的生活工具。驯鹿在这里无处不在，只要走近任何一家有东西吃的地方，就可以闻到那腥膻的驯鹿肉味道。我们南方人，第一次吃是为了好奇，第二次吃还可以，往后就有点抗拒了，最抗拒的不是嘴巴而是鼻子。我们还去看了一场驯鹿竞赛，它们跑起来没有马那么灵活，外表却很英伟。
这个旅程，我希望可以领略一下人类的另外一种智慧，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如何制造财富。这个地方从十月中到下一年的四月，这六七个月，平均气温只有零下十三四摄氏度，一片白蒙蒙，寸草不生。早上七时四十五分才开始天亮，下午不到四时天就黑了，年初还有好几十天是全黑暗的。可是眼前这个井井有条、高度文明的小镇，为何天气没有令他们贫穷和与世隔绝呢？
人类是聪明的，只要动动脑筋，多么恶劣的环境都难不了人类的创意，利用经验改善生活的条件。Sami族人用的策略，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就地取材”。寒冷就是他们的资源，是他们产品的卖点，也是他们的财富和品牌。每年十月中，气温降至零下十四摄氏度时，就是他们特别兴奋和期盼的日子。
他们会在附近的Jukkasjärvi湖抽取大量的湖水，制造大块大块的冰墙，建造有几十个房间的大型冰酒店。每年邀请各国设计师设计不同主题的冰房，甚至套房，有冰雕的沙发、桌子或椅子，很好看。床是一块很大很厚的冰，上面铺着驯鹿皮。这里还有一个冰酒吧，绝对不提供热饮。每人坐在冰椅上细味拿在手中的鸡尾酒，好奇地欣赏里面的一切。喝完美酒后还可以咬一口杯子或把它整个吃掉，因为它们全是冰做的。这里还有一个冰教堂，可以举行婚礼，晚上新婚夫妇共度冰冷洞房夜。
在冰酒店睡觉前，我们先在另外一幢非冰造的建筑物内洗澡及换上睡衣，将所有的对象锁在小房间里。随后，只拿着睡袋，用最快的速度穿过室外的走廊，打开大门跑进冰冷的世界。房间没有门，只有一块小布分隔里外。我们钻进睡袋时，身体还在抖、牙齿仍在震。不过那个睡袋非常厉害，全身很快便暖和了。提醒大家，记得睡前要先上洗手间！因为房里是没有的，要解决便只能冒着寒冷跑回那幢非冰造的建筑物。
四月份整座酒店便会融化，回复一无所有的面目，等待下年的冬天重新再现。12 法国：号啕大哭后的糖果
二〇〇八年因一场大病我几乎没命，在医院里和家中休息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幸好熬过了。我感恩可以重新回来这个世界，可以再上班，可以再见到家人，可以再旅游，可以再做白日梦，就谦虚地一一回报在病中对我好的所有人，医护人员、家人和朋友，当然更免不了众神的保护。妈妈信佛，我就到观音庙还神；年轻一点的朋友信基督，我就到他们的教堂答谢所有兄弟姐妹；我最好的朋友Grace信天主教，我就去教堂听弥撒。
每年八月，Grace都会到法国做义工，帮助行动不便的信徒浸入圣水。那年我跟她一起去Lourdes，那是天主教重要的圣城，中文叫卢尔德。据说圣母于一八五八年在这里显灵了十八次，从此这个小城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朝圣。
有病痛的信徒会喝地下来的泉水或在神父的祈祷下将身体浸入圣水中。我不是信徒就只可以在小店里买瓶泉水喝。
每天下午五点，他们都会有巡游。我手握相机，挑了个好位置，面对着小桥另一边，看到很多宗教的旗帜。人群向我的方向直走过来，带头的是位手脚自如的神父，旗帜遮挡了后面的其他人，等他们走近我面前，我眼前已是几百个，甚至一两千个坐在轮椅上、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每名病人紧握着一支白蜡烛，一排四个由自愿者默默地向前推。整个环境陷入了我从未经历过的沉寂，时间给凝固了，感受被压缩成一颗小小的原子。如果这时有一根针掉到路面上，我担保那是绝对可以听得到的。看到眼前所有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病服加上白色的蜡烛和面无血色的脸孔，就在这一刻我崩溃了。
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像瀑布一样倾盆而下，然后就是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我一生人从没这样悲哀过。他们要忍受那么多身心的痛苦，已经无望的病人只祈求神迹突然出现，积极地给自己一点希望和信心。他们点燃手中的蜡烛，带着最后的希望，勇敢地在路人温和怜悯的眼神中，缓缓向前蠕动。几个月前我如果不是比他们幸运，就会是他们其中一员，想到这里我就更彻底地崩溃了。
Grace轻搂着我，要我振作一点。她掏出纸巾，抽了一张给我，可是我的眼泪并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关掉。站在旁边的法国老太太看在眼里，打开手袋，她没有给我另一张纸巾，她只将一颗糖果放到我的掌心，再用带法国口音的英文跟我说：“Havesomethingsweet.”（吃块糖果吧。）这突如其来的幽默是那么的恰到好处。我的眼泪止住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会努力地回想那老太太的轮廓，但怎样也想不起来。
不知不觉中，法国老太太的话改变了我做人的态度，每个人都想健康有用，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我们如何锻炼身体，如何选择健康的饮食，我们总是会有病的，甚至于无缘无故地有生命危险。命运不是可以小心翼翼，每个卡路里，每天跑步可以计算出来的。老太太说的就是更大不了的事情，都可以看得甜一点点。13 卡萨布兰卡：极简单而极不隆重的婚照
我不庆祝结婚纪念日，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哪天是真，哪天是假。那一年，我们飞到葡萄牙辛特拉，那里便宜的白酒、新鲜的沙丁鱼加上美丽的环境，造成我们决定在葡萄牙结婚的冲动。辛特拉以黄金首饰出名，我们便买了戒指打算回到里斯本后，找个以前在澳门认识的律师注册结婚，却因为找不到两个证婚人，结不成婚。两只戒指从来没有戴上，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们一路往南走，过了西班牙边境，坐上前往摩洛哥的船和火车到卡萨布兰卡。那里的红酒更便宜、环境更神秘，带来了更浪漫的冲动。我们又决定在卡萨布兰卡结婚，希望带一张没有人看得懂的结婚证书回家。但又因为找不到足够的见证人，我们又听不懂他们的法律程序，最终也没能正式结为夫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们决定自设婚宴，回酒店订客房餐饮服务，既简单又美味，那天好像是七月九日。
吃完早餐婚宴，走到市区路上，我们补拍了正式的结婚相。摄影师是当地接近七十岁的一位老人。他穿西装、戴伊斯兰教徒的小白帽子，用的照相机不是尼康，也不是徕卡，而是一个放在木制三脚架上的自制木箱。晨光将这个笨拙的装备映在路上，投下一幅很安详的长影。虽然我们确信这将是一幅很珍贵的结婚照，但还是努力讨价还价，最终以五港元成交，换来一张底片、两张正片，一人一张，即使将来分开也不会吵架。
我们站在摄影机前方，摆出恩爱的姿势。摄影师钻进黑布里，传来几阵调试相机发出的声响和阿拉伯语的埋怨，亦可能夹杂着一两句粗口。我们等了足有七八分钟，直到笑容僵硬，他才从黑布里走到阳光下。这个阳光普照大地的清晨，属于我们的良辰。他手中拿着一个小胶桶，里面是我们两人在一张相纸上呈现的负影像，泡在水中荡漾。我从未看过有人用相纸充当菲林直接拍摄。我们就这样在他粗糙的手中荡漾了好几分钟，直到他用一块很旧的布将我们抹干。他重新钻进黑布，又传来一阵子声音。只见他右手拿着我们的负片放在摄影机镜头前，咔嚓一声，跟着又是一阵动作声。几分钟后，老人与水桶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水桶载着四个我们，在阳光下荡漾。影像是正的，焦点却颇模糊。老人该验眼睛了。
一年后，我们在长洲当地的乡公所正式注册结婚，这次我们有了足够的证婚团队。再过一个月，我们的大女儿就要来到这个世界，所以需要父母的身份证明。以前未婚妈妈是要浸猪笼的，还好现代法律不容许。当天还有另外一对新人，是当地渔民补领证书，免除将来遗产纷争。隆重的仪式六分钟完成，然后大宴亲朋，鱼蛋粉、牛腩河络绎不绝，埋单五十六元。
从那之后，我就成了一个有妇之夫，遵守着一夫一妻的戒律。如果大家读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就会知道汤马士对轻和重的看法。有些人会将轻看得太重，又将重看得太轻。这好像就是自己常常捉弄自己的一个模块。14 这一辈子做不到的北欧羡慕
有种东西叫StereoType。譬如小时候一说到北欧，最直接的就是想起性开放。这是个有趣的联想，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最感兴趣的联想，所以也就更愿意不假思索地相信─蓝眼睛、皮肤白皙、金色长发的女人，就是北欧人，就是性开放，就是人尽可夫。长大了，常识多了，知道喜欢裸泳并非变态，不在意暴露自己身体也跟性无关。我慢慢才懂得北欧其实是社会思维、工业设计及教育都很先进的地方。在这里，个人精神最受尊重。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北欧又喜欢又敬佩，但又不像对托斯卡纳一样的钟爱。我们从柏林坐半夜火车北上，目的地是马尔默。那个夏天正举行世界骑术大赛，我太太是马痴，说既然要去欧洲就一定要到马尔默，身为yes-man的我也就跟队出发。我们的车来到酒店，在门口跟远在斯德哥尔摩的“前台”通话，确认信用卡资料后，她在斯德哥尔摩一按，酒店大门就打开了。跟随她的指示，我们在箱子里找到房间钥匙和欢迎信。酒店很大，大部分的设施都有，却全是自助的。自己的事自己做，就是北欧人的特色。
马术场地漂亮得叫人惊叹，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依水而建的公园。那里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坪，比赛时，骑士们要沿着一个个用树枝和绿叶搭建的大圈围栏竞技。精心设计的场地，华丽却又很自然，这也是我喜欢北欧的另一原因——井井有条但尊重人性的自然。公园的背景是城市里唯一一座现代化的高楼，叫TwistingTorso，以它扭曲的躯干闻名于世。靠近岸边的Sundspromenaden，令我见证了任何现代化城市都难得一见的优雅与和谐。
在一块用木材建成的空地上，有好几十对男女互拥着对方跳舞。音乐带有探戈味，用手风琴做主音，却不是南美味道，而是略带罗马尼亚吉卜赛风情，很有感情，很有耳边细说情话绵绵的伤感。男女老幼都穿得很漂亮，没有刻意的打扮，却也没有减少画面漂亮构图的随便。他们旋转，裙子在微风中飘扬，黄昏时天空的一抹紫蓝，在木板上旋转的黄色长影，构成一幅世间难得的好画，一幅懂得陶醉于生活的油画，它生动的笔触深深触动了我，令我对北欧有新评价：他们比我懂得生活，他们作状时可以作状得那么自然，坦诚时可以自然自在得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跳进海洋，跳进河流、冰川、温泉。比起他们，我们太过知书识礼了。15 肯尼迪机场：不是机场的三十小时
世界运转总有它的规则和脾气，就好像我们人类也有健康和伤风鼻塞的时候一样。最近看了王尔德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乐观的人眼中看到的是甜甜圈，可是悲观的人则会说看到的是个空洞。这跟半杯水的原理一样，但我认为多点想象空间。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们从波士顿驾车回到纽约，一家四口，太太在我右边，两个女儿坐在后座。我们预留了时间想先到当时还是个大洞的世贸大厦原址哀悼一下“9•11”留下的伤痕。我们沿岸经西街直落曼哈顿，奇怪的景象接二连三地出现。首先，整条路上的红绿灯都坏了，心底不由疑问：“咦，为什么？”沿路很多写字楼的白领们全部站在马路上无聊地谈天说地，我们越向南走，路上的人就越多，我和太太的直觉就跟外面的天空一样——越想越暗。举头一看，心中更为之一沉，世界闻名的曼哈顿高楼大厦，竟然漆黑一片。每幢大楼就好像剪影般贴在深蓝色的天空背景之上，那并不是一幅璀璨的图画，但绝对是人生难得一见的沉寂，只有黑和深灰蓝的世界。路上的警察告诉我们电力供应出现故障，但我们心中暗想，也许这是拉登的另一次袭击。我以一家之主和最高统帅的决策能力，决定放弃到世贸的原意，加速前往机场准备上机。天色越来越暗，纽约就在黑暗中存在着，沿途我们经过黑人区、白人区和带着瓜皮帽的犹太区。每区都有他们自己的人，带上白色的布臂章，拿着手电筒在引导交通，整个景象改变了我最初走入黑人区时，不期然的恐惧，更给我这个肤浅的黄皮肤一个难得的教训，如何去信任其他人。
到了肯尼迪机场，沿途依然是漆黑，机场大楼里面只有应急的临时灯光。航空公司的职员告诉大家，没有电力供应，计算机开不了，不能办理登机手续。大家觉得她有道理，问：“那改什么时候起飞？”“我们有了电就办理、就起飞。”“那什么时候会有电？”“他们说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最终变成三十多个小时。就因为没有电，餐厅的收款机开不了，他们不能卖任何食物；汽水机不能贩卖汽水；厕所不能冲；有人按了洗手液，很开心地将洗手液均匀地分布到两只手上，却发现由电力控制的水龙头流不出他迫切需要的水。一切就因为没有了电。我们幸运地找到两个纸皮箱，铺在地上，一家人便在办理登机柜台里面的通道睡觉，小女儿特别开心。那天晚上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任何分心的娱乐，难得一家人可以坐在地上，躺在航空公司的柜台下共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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