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成梁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人才学视角下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研究试读：
作者简介
李成梁，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鞍山市人。沈阳体育学院篮球教研室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先后承担过篮球专修、必修、选修等教学训练工作，近年来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E1期刊论文检索1篇，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院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编写教材，著作4部。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发明授权3项。第一章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历程及影响新中国成立65年来，辽宁省竞技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运动人才，为国家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竞技体育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半个多世纪以来辽宁省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绩来看，既有辉煌的时刻，也出现过令人担忧的下滑期，这充分体现了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坎坷历程。继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后，辽宁省成功举办了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两次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表明辽宁省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步入了成熟期：不仅能够培养运动员创造辉煌的运动成绩，而且有实力举办大型的体育赛事，体现出了较强的综合实力。面对历史机遇和过去的业绩，辽宁省竞技体育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65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刻、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以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启迪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保持体育大省和体育强省历史地位的基础上，争取在更高的平台上为国家体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对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形成的历史进行科学梳理，客观分析各历史分期的特点，既可以清醒地了解历史与现实，又能够在此基础上为未来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使辽宁省竞技体育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因此，笔者对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契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能够促进辽宁省竞技体育实力的提高，并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极为有益的借鉴。第一节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一、辽宁省“体育强省”地位的形成（1949—1993）
1.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49—1959）
新中国诞生以后，全社会百废待兴，竞技体育事业更是一片空白，党和国家以苏联的发展经验为借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体育事业同样以国家为唯一主导，在废墟上开始起步发展。1952年11月15日，中央体育委员会成立，贺龙任委员会主任，标志着国家统一管理体育运动的体制正式确立，该体制至今还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被称为“举国体制”。此时期，在支离破碎的旧中国竞技体育基础上，辽宁省竞技体育在排球、篮球、足球等球类集体项目上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并多次获得全国冠军。1959年，新中国第1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辽宁省取得了4金、9银、15铜的成绩，位列第15名，居全国中游；田径项目获得1金、6银，并打破男子4 ×400m接力和10000m两项全国纪录，初步展现了实力。该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政治因素是主要发展的动因。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辽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扬眉吐气，奋发图强，在各个方面都力争创造优异成绩。体育工作者同样不甘落后，艰苦奋斗。竞技健儿们继承刘长春的爱国主义传统，为甩掉“东亚病夫”的屈辱而努力拼搏，所爆发出的能量是惊人、感人的。旧中国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优势顺利地转化为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实力，完成了两种体育文化的对接，融合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且未产生较大的体制性摩擦和阵痛。（2）身体的先天优势与工业基地的经济优势整合出超强的体育生产力。辽宁地处北方，寒冷的气候和祖辈的生活方式使得大多数民众身体强壮、高大，常年与冰雪等恶劣气候的抗争，使民众具有与生俱来的良好意志品质，这也为从事艰苦的竞技体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当时辽宁是东北工业基地的“排头兵”，鞍山的钢铁工业、抚顺的煤炭工业、阜新的电力工业、沈阳的装备制造业、大连的造船和化学工业，均是国家“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享誉中外。先进的大工业生产能够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力、财力、人力资源。如当时的大连造船厂足球队就是辽宁足球队的主体。两大优势的结合，使辽宁省竞技体育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以集体项目为主要特色。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当时辽宁的足球、排球、篮球等集体项目深受群众欢迎，并且始终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因为集体项目更符合当时政治观念的表达，所以集体球类项目的发展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4）学校竞技体育成就突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时辽宁的沈阳、大连等城市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高等院校。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这些高校的竞技体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充分发挥了独有的智力支持、知识支撑的作用，形成了辽宁省竞技体育新的增长点。以沈阳体育学院为例，仅在1958年，该院就有4名学生获得“运动健将”的称号，50名学生进入一级运动员行列，112名学生达到了二级运动员标准；学生乔成明先后在全国比赛中以51分45秒6和1小时39分37秒的成绩打破当时男子10km和20km竞走全国纪录，并超过了美国运动员赫逊当年创造的1小时41分15秒的男子20km竞走世界最好成绩；学校足球队获得全国体院足球比赛冠军。1959年5月，沈阳体育学院学生佟作林在辽宁省第1届运动会上以10秒6的成绩打破了刘长春保持了26年的男子100m辽宁省纪录，实现了当时辽宁人民打破最后一项旧田径纪录的愿望。
该阶段也暴露出一些问题：①缺乏清晰而完整的发展规划，相关制度建设仍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制约，主管部门无法及时制订长期而具有指导性、前瞻性的竞技体育发展规划、战略；各种制度、机制均围绕政治功能执行，缺乏主动性、创造性。②隶属关系一度比较紊乱。当时很长时间内东北大区的区位概念与辽宁省域概念同时并存，因此当时辽宁省竞技体育与东北竞技体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区分，隶属关系不清。③体制混合，管理职能模糊。由于照搬苏联经验，难免过于机械呆板，致使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界限不清。特别是竞技训练、体育教育混为一体，如当时的东北体训班与东北体育学院就彼此交叉，较长时间没有分离，无法明晰各自的功能、 目标。总之，这个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国内居中游地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政治因素主导的管理体制促成了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各种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形成了强大的动力，为辽宁省竞技体育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政治因素的过度延伸，也混淆了政治与体育的区别，致使两者成为上位与下位的统属关系，没有体现体育的特殊性，也为以后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埋下一定的隐患。
2. 第二阶段：曲折前进阶段（1960—1970）
这一阶段的初期，正逢全国性的自然灾害，人们疲于保命；到了中期，于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致使全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停滞不前，各级各类运动机构无法正常运转，使竞技体育运动处于停顿的状态。辽宁省竞技体育也没能从这一政治灾难中幸免。1965年举行的第2届全国运动会是此阶段最具实际意义的赛会，辽宁省获得了9金、9银、11铜的成绩，位居全国第10名，已处于全国上游水平，与第1届全国运动会相比，产生了较大幅度的飞跃。但纵观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此阶段辽宁省的运动成绩是非常差的，当然全国的水平普遍较差。该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表现出的特点如下：①继续在集体球类项目上保持优势。辽宁女排获得1962年全国女排甲级联赛冠军、1965年第2届全国运动会亚军。辽宁男、女篮球队开始成为国内一流运动队，1966年男队两胜国家队、女队3次战胜第2届全国运动会冠军解放军队。②体操、武术、射击等项目初见成效，提高了辽宁省各项赛事的奖牌增长点。辽宁体操队运动员在1962年获得全国体操个人冠军赛男子鞍马第1名。辽宁武术队运动员在1960年举行的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全能冠军、短器械冠军和长器械冠军。辽宁射击女选手在1964年10月的全国射击冠军赛中，打破自选小口径步枪50m 60发卧射的世界纪录。③坚定信念，保留火种。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辽宁省竞技体育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和人才培养体系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上升势头被暂时遏止，但这种影响是全国性的。在这样让社会发展倒退的历史背景下，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用坚定的信念及依然坚持为祖国和人民争光的神圣使命感、责任感，苦撑危局，激流勇进，在田径、体操、球类等项目上保留了一批种子队员，为后来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3. 第三阶段：复苏徐行阶段（1971—1978）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家和人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深刻的反思，拨乱反正成为共同的心声。周恩来总理过问了停滞不前的体育工作，要求体育工作者打破“左”的束缚，有所作为。同年发生的“乒乓外交”事件，成为中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媒介，体现了体育重要的职能。辽宁省竞技体育被压抑和限制的激情得以爆发。以球类运动为例，足球在1972年全国足球分区赛中获得冠军，1975年再获全国运动会冠军；乒乓球共获9次世界冠军；羽毛球崭露头角，1977年获得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在1975年举行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省以13金、15银、15铜的成绩名列全国第7名，继续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这一阶段辽宁的田径项目成绩喜人，邹振先在1976年凭借16.60m的成绩创造了全国三级跳远纪录，位居亚洲前列。体操、射击、武术等项目也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的特点：①军队、厂矿等企业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专业运动队在该时期初期无法正常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的竞技体育也陷于沉寂之中。此时军队和厂矿的竞技体育比较活跃，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为竞技体育的发展保留了人才。②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初见成效。沈阳体育学院、辽宁体工队、沈阳军区体工队等体育教育、训练单位纷纷举办各类培训班（队），承担了青少年竞技体育人才的培训工作，解决了竞技体育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③传统项目巩固优势，崛起项目崭露头角。球类项目继续保持并扩大优势，田径、体操、武术、射击等继续巩固优势，乒乓球、羽毛球等新崛起项目崭露头角。辽宁乒乓球队队员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第3名，在第32届锦标赛中获得混合双打冠军。辽宁羽毛球选手在1977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总之，这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在曲折中艰难前进，开始摆脱极左政治路线的制约，逐步复苏，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从横向比较来看，在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吉林省位居全国第5名，黑龙江省位居全国第6名，因此从区域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并不占优势。但从取得的成绩来看，由于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的努力奋斗，已经为辽宁省竞技体育“体育强省”地位的形成准备了良好的前提。
4. 第四阶段：攀上高峰阶段（1979—1993）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各项事业都逐渐步入正常发展的良性轨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战略方针，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在三十年积累的基础上，辽宁省竞技体育以改革开放为推动力，在制度建设、队伍管理、竞训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1979年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28金、28银、16铜的优秀成绩，位列全国第7名。但这届全国运动会的各项奖牌数已经比前三届的总和还多了。1983年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取得22金、18银、21铜的优异成绩，位列全国第3名，首次进入全国前列。1987年第6届全国运动会上，以32.5金、30银、19铜的优异成绩，继续位列全国第3名。1993年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凭借44金、48银、44铜的卓越战绩，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体坛的“巨无霸”，标志着辽宁省竞技体育鼎盛期的到来，也标志着辽宁省竞技体育“体育强省”地位的形成。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和桎梏，中国竞技体育前三十年无法真正走出国门，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1978年以后，中国重返国际奥运体坛，先后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辽宁籍运动员姚景远夺得男子举重67. 5kg级冠军、李玉伟夺得男子射击移动靶冠军、姜英夺得女排冠军（集体项目，为老女排“五连冠”立下汗马功劳）。占中国15枚金牌的五分之一，显示出辽宁省竞技体育已经具有走向世界的实力。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陈跃玲获得女子10km竞走冠军、庄晓岩获得女子柔道72kg以上级冠军、王义夫获得男子射击气手枪冠军，仍然保持强劲势头。辽宁男子足球队称霸国内足坛十年，并在1989年获得第9届亚洲足球俱乐部杯赛冠军。至此，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体育强省”地位已经无可非议，也就此被称为“辽老大”。这一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的特点：①均衡发展，形成集团优势。足、篮、排三大球雄风不减，田径、体操、武术、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稳步上升，游泳、柔道、举重、赛艇等项目后来居上。以游泳为例，辽宁游泳队1993年5月出战亚运会，夺得了3个第1名、2个第2名； 12月辽宁游泳队5人随国家队出征首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获3项个人冠军、3项接力冠军，均创造了这些项目的世界纪录。②重点项目突飞猛进。这一时期田径是辽宁省竞技体育的“重头戏”，政府予以了大力扶持。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冠军徐永久，中国第一个奥运会田径冠军陈跃玲，中国奥运会长跑项目的第一个冠军王军霞，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马家军”是辽宁田径的代表。在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马家军”包揽女子800m到马拉松的全部冠军，独得金牌13枚。1993年8月，“马家军”参加第4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在3000m比赛中包揽前三名，夺得1500m和10000m的金牌。10月马家军又参加了世界马拉松赛，获得团体冠军，并包揽个人前四名。世界田坛为之震惊。王军霞获得1993年第14届杰西·欧文斯奖。③改革先行，竞训管理模式居全国领先位置。20世纪80年代中期，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开始进行教练员负责制、运动员奖励机制等制度层面的改革，强化了目标管理体制，明确了责、权、利，使一大批优秀体育人才脱颖而出。王魁、鲁永明、马俊仁、刘永福等著名教练员大展宏图，徐永久、王军霞、庄晓岩等著名运动员大显身手。另外，辽宁足球队已经开始尝试企业与运动队联办的方式，初步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改革开放给辽宁省竞技体育带来了繁荣局面，使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更加稳固。这一阶段存在的问题，是辽宁省竞技体育并未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要素上实现根本性转变，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倾斜支持、地方经济扶持等，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等精神激励机制有所弱化，不利于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的保持。二、辽宁省“体育强省”地位的发展（1994— ）
1. 第一阶段：人才外流，实力下降趋势隐现（1994—2001）
登上中国竞技体育的历史制高点之后，如何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巩固领先地位，成为辽宁省竞技体育的首要任务。1992年邓小平同志赴南方视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讲话。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行一步的南方沿海省份，取得了飞速发展，竞技体育实力也不断增强，对辽宁省竞技体育领先地位形成赶超之势，给予辽宁省竞技体育以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辽宁老工业基地建设由于种种原因的制衡，发展速度减缓，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经济严重滑坡的窘况，在经济上无法给予辽宁省竞技体育强大的支持。而依然沉浸在喜悦之中的辽宁省竞技体育管理部门和从业者，对悄然而至的历史巨变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必要的思想准备。一些竞训单位领导和教练员出现故步自封的现象，缺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胆略和气魄。人才培养更新换代的动力不足，运动队伍动荡不安。最典型的事例，是“马家军”如流星般盛极而衰、辽宁男子足球队由甲级联赛掉入乙级联赛。该时期人才流失严重。仅从1998年到2001年，共有13个大项的75名教练员流入外省。运动员流失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在全国运动会上出现代表外省的辽宁人与代表本省的辽宁人激烈竞争的情况。辽宁省竞技体育赖以生存发展的“三级训练网”规模缩减，运动员和教练员数量、质量均不足，部分项目已经出现选材面极为狭窄的窘境。1997年第8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以39.5金、43.5银、29.5铜的成绩位列全国第2名，没有实现蝉联第一的目标。2001年第9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再以41金、31. 5银、28. 5铜的成绩排在第2名。从这两届全国运动会的成绩可以看出，辽宁省竞技体育没有适应市场经济出现后所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竞赛制度、人才流失和激励机制问题等。从全国来看，辽宁省竞技体育虽雄风犹在，但优势地位已今非昔比。虽然出现了动荡趋势，甚至个别项目明显下滑，但辽宁省竞技体育依靠雄厚的基础，继续在奥运会上大显身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孙福明获得女子柔道72kg以上级冠军、王军霞获得女子5000m跑冠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王楠获得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和双打冠军、丁美媛获得女子举重75kg以上级冠军、袁华获得女子柔道78kg以上级冠军、王丽萍获得女子20km竞走冠军，占中国代表团28枚金牌的近四分之一，表明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依然存在。但人才流失的现象也日渐严重，为第十届全国运动会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低谷”埋下了隐患。这一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主要特点：①改革开放的步伐减缓，竞技体育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期”。由于辽宁省竞技体育改革开放的持续动力不足、思想更新不及时，因此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显得无力应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背景下构建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如何实现竞技体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可持续化，是全国体育工作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严峻课题。应该说辽宁省竞技体育交出的答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体育管理体制、机制适时转型的关键问题，缺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竞训模式。②经济因素对竞技体育的制约凸显。由于国家大力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辽宁乃至于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的状况，已经位居全国中游，无法像广东、上海、山东等沿海发达省市一样给予本地区竞技体育以巨大的物力、财力支持，致使经费投入有限，是造成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客观上制约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的巩固和提升。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明星队员转入其他省份的情况包括：乒乓球运动员马琳1997年代表广东获得全国运动会冠军、游泳运动员刘子歌2002年从沈阳队转入上海队、赛艇运动员金紫薇2000年到了江西省⋯⋯③部分优势项目下滑趋势明显，且短期内无法回升。田径、游泳、球类等均不复昔日荣耀，纷纷由“第一集团”退至“第二集团”，个别项目已经没有复苏的基础。例如辽宁男篮的成绩下滑：1988年、1989年、1991年、1992年蝉联全国联赛冠军；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CBA联赛亚军；1998年全国男篮俱乐部杯锦标赛季军；1999—2000滑落到CBA联赛第七名；2000—2001CBA联赛第五名。总之，这一阶段从几届全国运动会成绩看，辽宁省竞技体育仍然算是“体育强省”，但发展势头不尽如人意，出现了实力下降的隐患。尽管如此，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基础仍然存在，优势地位依然保持，各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市场化、产业化的尝试，保证了辽宁省竞技体育精神薪火相传，没有出现急速下滑的势头，体现了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不服输、不低头的韧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2. 第二阶段：从低谷中走出，再创辉煌（2002— ）
由于前一阶段人才流失所带来的惯性影响，辽宁省竞技体育在此阶段初期（第一个全运期）尽管努力拼搏，但还是没能挽回低谷时期的到来。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发展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总体要求。2002年辽宁省共有65名运动员、10名教练员和1名官员共76人参加第14届亚运会。有27人在27个项目上获得31枚金牌，金牌总数列全国前茅。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辽宁省选手张宁、张爽、马弋博、高丽华、王义夫、张喜燕、王霞等在羽毛球、曲棍球、射击、女子拳击等项目上，获得12个世界冠军。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指导思想、原则、任务和政策措施。2005年第10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以31金、 35银、 33铜的成绩位列全国第5名，跌入所谓的“低谷”，引起国内外关注。
辽宁省体育代表队在第10届全国运动会滑入所谓的“低谷”后，省委、省政府加大了竞技体育改革的力度。在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①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针对竞技体育人才大量外流的情况，为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2008年省政府及时出台了《辽宁省引进优秀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办法》，制定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办法》，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为人才培养和使用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环境。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在北京举行。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始了新的征程。在保持传统优势、汲取成功经验的前提下，适时融入先进的发展理念、体制，有效地整合体育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辽宁省竞技体育步入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真正显示了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因素和动力因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场上，辽宁运动健儿再创辉煌，杨秀丽获得女子柔道78kg级冠军，杜婧、于洋获得羽毛球女双冠军，张宁获得羽毛球女单冠军，王楠、郭跃获得乒乓球女团冠军，王娇获得女子自由式摔跤72kg级冠军⋯⋯以8.5枚金牌的骄人战绩位列全国第1名，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参赛人数均列全国第1名，再次证明了体育大省的雄厚实力。2009年，竞技体育经过优化项目布局，完善激励机制，强化作风建设，加强训练和管理等项工作，经过广大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训练、努力拼搏，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11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选手参加了29个大项、243个小项的角逐，以48金、45银、34铜的成绩位居金牌榜第3名，实现了预期目标，仍居全国前列。同年，乒乓球、羽毛球、赛艇、柔道、摔跤、举重等项目在各级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全年共有4人7次获得7项世界冠军，228人98次获77项全国冠军，2人4次超3项世界纪录，2人4次创2项全国纪录。2010年16届亚运会上，辽宁有109名运动员参赛，共获得43枚金牌、65枚奖牌，获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全国的第三的好成绩，金牌数、奖牌数、参赛人数、参加项目，全面超过历届亚运会，辽宁省体育局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第十六届亚运会贡献奖”。2011年，辽宁足球、女子篮球、女子乒乓球、女子重剑、女子摔跤、男子体操、女子羽毛球等项目在国内外比赛中取得了突出成绩：高台滑雪运动员徐梦桃在第12届冬运会上，夺得了第1枚全国运动会金牌。其他如田径、游泳、激流回旋、男子皮艇、男子摔跤、举重等一些项目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和新的突破。全年辽宁选手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有1人16项获得了24个世界冠军，12人9项获得9个亚洲冠军，156人91项获得111个全国冠军，1人3项4次打破世界纪录。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辽宁共有41名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战伦敦奥运会，他们共参加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赛艇、田径、篮球、排球等15个大项及34个小项的角逐。若按人数统计，辽宁获得5枚金牌、 2枚银牌、2枚铜牌，共9枚奖牌，以及5个第4名、9个第5名、9个第6名和1个第8名，完成了“获金牌数、奖牌数名列全国各省区市前茅”的征战目标。2013年9月举行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选手参加了31个大项、40个分项、350个小项，以56金、49. 5银、39. 5铜的成绩位居第2名。该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①继续深化竞训体制改革。通过实行聘任制和主教练负责制，打破了教练员终身制。将有市场需求的项目实行职业化，寻求竞技体育新的发展道路。围绕改革做文章，是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保持的有效途径。尽管改革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有时甚至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决不能因噎废食，要通过改革解决存在的问题，闯出一条新路。②优势项目和潜在优势项目构成体系。围绕奥运争光计划打造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使得田径、女子柔道、女子摔跤、拳击、乒乓球、皮划艇等优势项目和艺术体操、女子曲棍球、女排等潜优势项目均得到一定的发展，初步构成比较合理的体系。在每个优势项目的建设上，注意营造集团优势，如女子柔道、女子举重等，能够保证长盛不衰。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对人才的科学使用、管理和安置。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相当长的时期里，有关部门对教练员、运动员等竞技体育人才的关心爱护不够，尤其没有从制度层面上给予落实，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随着伤病治疗、文化教育、保险、福利、激励、奖励、退役安置等制度和机制的逐步完善，已经形成尊重竞技体育人才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稳定了运动队伍。第二节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对我国竞技体育格局的历史性影响一、与时俱进的“举省体制”为“举国体制”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
所谓“举省体制”，是指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举国体制”的部署和要求，赋予竞技体育发展更多的地域特点，使“举国体制”更加细化、深化和强化，最终形成的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总称。从1949年至今，历届辽宁省委、省政府，十四个城市的历届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区县党政领导机关，都极为重视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建立了“区县体校一市体校一省体校”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县区体育局一市体育局一省体育局”的管理体制，而且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后勤补充体制和科学支撑体制，为竞技体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财、物资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处于全国性的饥荒状态，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即使在如此严峻的时刻，辽宁省委、省政府仍然最大限度保证了教练员、运动员等竞技体育工作者的食品供应。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十运会滑入所谓的“低谷”后，省委、省政府加大了竞技体育改革的力度。在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①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针对竞技体育人才大量外流的情况，为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2008年省政府及时出台了《辽宁省引进优秀奥运项目竞技体育人才办法》，制定了《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办法》，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为人才培养和使用提供了宽松的宏观环境。②健全福利保障机制。改革开放后，竞技体育的主力军——运动员面临再就业的严峻课题。为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忧，根据市场经济的现状，参考国家的有关政策，省政府及时出台了《辽宁省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经济补偿办法》，拓宽了退役运动员的就业渠道。截至2008年，已有654名退役运动员选择了自主择业，领取经济补偿3354万元。尽管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省政府仍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先后投入120万元为运动员办理奖学金、助学金、老运动员、教练员“关怀基金”，并逐年加大投入，温暖了运动员，产生了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辽宁训练、比赛、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制度、机制的改革同样取得优异的成绩，产生了深远的现实与历史影响。二、创新的竞训模式为全国竞技体育改革开放的深化提供了参考
在不断坚持“举国体制”和完善“举省体制”的同时，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始终没有停止探索和改革的步伐。在计划经济时代，辽宁最先学习和消化“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创建了行之有效的竞训模式，使辽宁省竞技体育呈现上一个项目就能见到成效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辽宁省竞技体育率先摆脱极左路线和思想的束缚，为天下先，敢闯“禁区”“雷区”，实行了教练员聘任制、主教练负责制，优胜劣汰，使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辽宁男子足球队最先进入市场，首先尝试了与企业联办的模式，继而完成了股份制和俱乐部制改革；运动员激励机制也不断完善，保证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以辽宁女子柔道队为例，坚持主教练负责制近二十年，为国家培养了庄晓岩、孙福明、袁华、杨秀丽等奥运冠军。辽宁后备人才培养也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3年，全省已建立市级体育学校12所、体育传统学校2085所和53个省级高水平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拥有比较完善的三级训练网，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已经制度化。由于辽宁经济不景气宏观背景的影响，竞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甚至产生过负面影响，但总体看辽宁竞训模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他兄弟省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等），从辽宁汲取了丰富的经验，创建了符合自己地域实际的竞技体育竞训、管理模式，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国家体育总局对辽宁竞训模式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辽宁竞训模式改革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客观和正确的。三、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形成良性互动，构建了浓郁的体育文化环境
辽宁省竞技体育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并驾齐驱，互相补充，互相支援，互相促进。辽宁人民热爱体育，体育人口、体育家庭、体育观众（主要指球迷）等数量均居全国前列，体育观念、体育习俗等同样领风气之先。沈阳、大连、丹东、阜新等城市的冬泳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参加者既有少年儿童，又有老人妇女，最长者为82岁；既有工人农民，又有干部教师；沈阳市冬泳协会成立于1995年，截至2009年已经拥有注册会员873人，长年活动在北陵公园、五里河公园、棋盘山秀湖水库等地，强壮了体魄，抵御了疾病，磨练了意志。各市充分发挥地域、人才优势，创建了极具区域特色的群众体育：“篮球城”阜新、“足球城”大连、“乒乓球城”抚顺、“羽毛球城”丹东、“自行车城”本溪闻名遐迩，“柔道之乡”铁岭、“田径之乡”鞍山、“皮划艇之乡”营口、“柔道、摔跤之乡”朝阳名副其实，省会沈阳则是项目最多、实力最强的中心枢纽城市。学校体育同样自成体系，小学、中学、大学竞训活动频繁，形成良好的体育氛围。东北大学男子篮球队多次进入全国大学生篮球赛（CUBA）八强，沈阳体育学院培养出韩晓鹏、刘忠庆、贾宗洋、齐广璞、徐囡囡、李妮、徐梦桃等雪坛名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营造了发展环境、输送了人才；竞技体育反哺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为后两者提供了指导和帮助。正是由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三驾马车”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先进的体育文化，使辽宁省竞技体育能够不断汲取丰富而先进的理论、科学、文化、民俗营养，保持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四、竞技体育史上涌现出一大批体育人才，赢得了无数荣誉
在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中，培养和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教练员、运动员方阵，尤其是缔造了许多杰出的竞技体育人才，产生了辉煌灿烂的“明星效应”；几代入的艰苦奋斗，尤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体育明星，又推动辽宁省竞技体育不断进步。田径的邹振先、王魁、马俊仁、陈跃玲、王军霞、王丽萍、徐永久，游泳的鲁永明、韩冰岩、陈妍、戴国宏、战殊，体操的李月久，足球的王寿先、王政文、王礼宾、郭鸿滨、倪继德、李应发、杨玉敏、马林、唐尧东、肇俊哲、李金羽、韩端、马晓旭、毕妍，篮球的蒋兴权、柳继增、吴庆龙、郭士强、王芳、陈晓丽、马增玉、张瑜、张伟、杨半伴，排球的岳金库、姜英、赖亚文、杨昊、刘亚男、王一梅、隋盛胜，乒乓球的朱香云、谷振江、王楠、郭跃，羽毛球的韩健、陈昌杰、李永波、张宁、杜婧、于洋，射击的王义夫、李玉伟、高娥，举重的刘殿武、姚景远、丁美媛，柔道的刘永福、庄晓岩、李忠云、冷春惠、孙福明、袁华，赛艇的唐宾、田靓，摔跤的王娇，射箭的郭丹，曲棍球的马弋博、高丽华，都是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优秀教练员、运动员。他们是辽宁省竞技体育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其中邹振先、马俊仁、王军霞、王楠、刘永福、王义夫等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体坛人物，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体育都具有重要的影响。辽宁体坛“明星”不但彰显了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强大实力，而且为中国竞技体育赢得了无上的荣誉。
通过六十余年的不懈努力，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优势地位已经形成， 目前已进入成熟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共获得34个奥运冠军、402个世锦赛和世界杯冠军、342个全国运动会冠军，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尤为可贵的是，辽宁省竞技体育在竞赛、训练、科研、管理、保障等方面均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体育改革大潮中创建了卓有成效的模式、体系，成为举国公认的体育大省，并朝着体育强省的奋斗目标迈进。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借优势地位造就的实力，辽宁人民一定能够在成功举办第12届全国运动会的基础上，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安雅然，邹师，石林. 辽宁省竞技体育特色及可持续发展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4 （1）：73-75.
[2]李宗浩，肖林鹏，姜达维. 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4（3）：6-9.
[3]卢福玲，白景锋.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J]. 许昌学院学报，2005（5）：69-72.
[4]郭艳娇，王大超. 体育产业的发展与辽宁奥运冠军产生的互动效应[J]. 辽宁经济，2005（7）：24，25.
[5]刘颖，牟向东，邹本旭，等. 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历史演变及特点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5）：26-29.
[6]秦海霞. 辽宁省竞技体育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J]. 理论界，2006（5）：96，97.
[7]金珂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辽宁师专学报，2007（2）:55-58.
[8]潘书波. 我国重工业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调控与探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4）：575-577.
[9]范英. 我国竞技体育在北京奥运会上竞争力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 （4）：2.
[10]卢文云，唐炎，熊晓正. 建国初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历史回眸[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7（4）：9-12.
[11]张自如.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J]. 体育与科学，2008 （1）：29-32.
[12]郑锦惠，郭长寿，李莘. 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地位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期及特点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4）：25-30.
[13]袁伟民. 中国体育年鉴[M]. 中国体育年鉴社，1994-2005.第二章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优秀运动员成才规律第一节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中优秀运动员成长研究综述
21世纪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价值的因素，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当今世界体坛竞争加剧，其核心是优秀人才竞争，不但是数量上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竞争。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一直是各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是与人才的不断涌现分不开的。体育人才是促进一个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骨干力量。
关于优秀运动员成才规律研究，已有诸多的相关文献资料。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个别项目的调查分析和经验总结方面，分别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各自项目运动员的成才途径和影响因素，更有许多优秀教练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但是，有关优秀运动员的成长史系统研究资料并不多，尤其是对于某一地区优秀运动员成才的规律调查分析更是未见相关研究。崔鲁祥研究了姚明和王治郅的成长过程，认为姚明和王治郅篮球启蒙训练年龄较早，基础训练持续时间较长，没有过早进行专门中锋位置技术训练，有利于掌握全面的技术，其奥运成才期符合世界优秀运动员成才周期。少儿时期的比赛对姚明和王治郅成才的影响不十分显著，青年阶段的比赛机会，尤其是国际比赛机会的增多，促使其技战术水平快速提高。戴美芝等通过对我国优秀的跳远和三级跳远运动员成才规律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运动员的自身条件和教练员水平是保证和影响运动员顺利成才的主要因素，改善训练外部条件和建立合理的竞赛制度是促进运动员顺利成才的外部保障条件。何江海对中国游泳男子运动员成才规律进行研究认为，造成中国游泳落后的原因是对少年儿童过早实施成人化训练，在训练各个阶段由于运动员流失过大，从而导致成才率偏低。丁英俊等对我国1979年开始到1999年20年间评选出的112人、200人次的十佳运动员的年龄特征、项目分布、省市自治区分布、十佳运动员的自身特征、运动员成才背景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比较，找出各项目、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异同，恰当定位，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综上可见，优秀运动员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潜在规律，这些规律基本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辽宁省是我国的体育大省，多年来为我国竞技体育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较多，如田径、举重、游泳、乒乓球等项目，研究这些项目优秀运动员的成才规律，总结成功经验，能够为辽宁省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例借鉴，同时也为辽宁省优秀运动员档案的建立提供建设性的参考。第二节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展演变历程的研究一、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确定
所谓优势竞技项目是指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并在未来竞争中具备有利条件的运动项目。因此，我们认为，在国内重大比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并在未来竞争中具备有利条件的运动项目就是一个省的优势项目。全国运动会上夺得金牌及奖牌数量的多少，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优势项目的优势程度。根据辽宁省的社会及经济发展状况，将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为了能对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优势竞技项目进行统一和客观的界定，引入经济学中评价系统态势的方法——帕累托分析法对此进行界定。即每一阶段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中获取奖牌数量占其累积百分比大于70％的运动项目就是辽宁省这一时期的优势运动项目，见表2-1、表2-2。表2-1 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全国运动会奖牌情况统计表注：奖牌顺序为：金/银/铜。表2-2 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各阶段的优势项目
对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各阶段的运动项目运用帕累托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优势项目有田径、柔道、游泳、自行车、赛艇、举重、射击、乒乓球、击剑、皮划艇，共10个项目。柔道、皮划艇、赛艇三个项目属于逐渐发展起来的优势项目，其余7个项目均是辽宁省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也一直是辽宁省争夺奖牌的稳定项目。
从表2-2还可以看出，辽宁省各届全国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的优势项目主要集中于体能主导类项目，如田径、游泳、自行车、举重、皮划艇、赛艇6个项目。技能主导类项目较少，只有三个项目，分别为柔道、乒乓球、射击。说明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以体能主导类项目为主。二、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展演变历程
我国的竞技体育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为了摆脱“东亚病夫”的帽子，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开展，1959年举办了第1届全国运动会，从此，我国的竞技体育逐渐由弱到强，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体育大国和强国，而其中辽宁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借鉴辽宁省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本书将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发展确定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恢复、普及与发展时期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发展（1949—1965）；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发展（1966—1976）；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发展（1977—1998）；第四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展面临挑战的阶段（1999—现在）。
1. 辽宁省竞技体育恢复、普及与发展时期（1949—1965）
1949—1965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辽宁体育也伴随着辽宁省经济建设恢复，逐渐发展。期间，辽宁兴办了各项体育事业，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各种体育项目的业余训练，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为辽宁体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处于全国的中下水平，足球、篮球、排球、田径和射击项目发展较快，和其他项目相比具有较强的优势。辽宁男足是辽宁省竞技体育中影响最大的项目，新中国第一支国家队就有多名辽宁运动员。这个时期，辽宁的乒乓球、体操、摔跤、拳击、武术等项目的水平在全国也居于前列。辽宁地处辽东半岛，经济比较发达，城市人口多，为辽宁体育提供了物质基础。辽宁人民热爱体育，地方党委、政府重视体育，使辽宁群众体育活动十分活跃，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的“提倡国民体育”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新中国体育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从此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辽宁的竞技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形成了稳定发展的态势。例如：球类项目中以辽宁足球项目的表现最为突出。在1951年9月举办的新中国第一次全国足球比赛中，辽宁足球队充分发挥“勇、快、长”的北方风格，以7战6胜1平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辽宁田径项目和射击项目更显现出了优势地位。在1959年9月举办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辽宁田径项目获得了1金， 5银， 5铜，并打破男子4 ×400m接力和10000m两项全国纪录；射击项目获得了1金、3银、5铜的好成绩。第2届全国运动会上田径项目取得了1金、5银、4铜；射击获得了5金、3银、1铜的佳绩。田径和射击项目的优势项目地位得以确立。
2.“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辽宁体育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体育工作者受到迫害，管理机构瘫痪，各项体育工作停顿。1968年辽宁省体育系统实行军事接管。“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一度停顿，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恢复。田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武术、射击、游泳等运动项目的省专业运动队重新组建。这些队伍组建后，在国内重大比赛中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这一阶段，由于国民经济发展遇到暂时的困难，辽宁省竞技体育的发展步入了低潮，田径和体操等项目只保留了一些种子队员。“文化大革命”初期，辽宁省竞技体育总体上遭受重创，辽宁仅存的一些优势项目被迫停训。尽管如此，辽宁省竞技体育仍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如辽宁田径、女排、体操在这一时期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一阶段的后期，由于国民经济的好转，辽宁省竞技体育开始进入恢复发展阶段。首先，球类项目得到迅速发展。如辽宁青年足球项目，在1972年9月举行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足球分区竞赛中，以不败的战绩获得冠军。1975年，在第3届全国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中，又荣登榜首。辽宁乒乓球项目在这一阶段，获得9次世界冠军、15次全国冠军。辽宁羽毛球项目也开始崛起，辽宁运动员在1977年获得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其次，田径项目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如邹振先在1976年10月以16.60m的成绩创造了三级跳远全国纪录。同时击剑、自行车、乒乓球等新兴优势项目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我国举办了第3届全国运动会，辽宁省田径、射击仍然保持了较大优势：田径取得了4金、5银、5铜的好成绩，射击获得了2金、1银。几个新兴优势项目也有较好表现：击剑获得了1金、2铜；举重获得了1金、1银；自行车获得了1银、1铜；尤其是乒乓球，获得了3金、1铜的好成绩。
3.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7—1998）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辽宁体育战线和全省各条战线一起，进行了揭批“四人帮”，恢复健全全省体育管理机构，制定了全省发展体育事业的八年规划。1978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批转了《省体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高速发展辽宁体育事业。从此，辽宁省的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教育、科研、宣传、对外交流、场馆建设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5年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辽宁建成全国体育基地之一的要求，省体委在抓竞技体育工作中，深化改革，加速人才培养和运动队建设，在较短时间里，就使辽宁省竞技体育水平有长足的发展。射击、举重、柔道、田径等项目在世界赛场都占有绝对优势。首先，辽宁省竞技体育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如田径项目中，中国第一个奥运竞走冠军陈跃玲、第一个奥运长跑冠军王军霞，均出自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运动员队伍。射击项目的50m移动靶标准项目获洛杉矶奥运会金牌。其次，新兴优势项目各领风骚。尤其是游泳项目开始全面崛起，曾获得多项全国及世界冠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先后涌现了吕彬、戴国宏、王怡武、陈妍等名将。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田径队的“马家军”包揽了女子从800m至马拉松的全部冠军，独得金牌20枚（按规程破13次世界纪录加13枚）。射击队的佟德伟、许洪涛不畏强手，超水平发挥夺得金牌，射击队获团体冠军。以老将郭龙臣为首的男子自行车队克服重重困难，奋勇拼搏，勇夺3枚金牌。女子柔道夺得5枚金牌（按规程在第25届奥运会上所获金牌带入全国运动会成绩）。女子举重、赛艇各获3枚金牌。拳击、皮划艇各获2枚金牌。蹼泳、男子柔道、男子举重、击剑、自由式摔跤、男足、女排、滑水各1枚金牌。1997年第8届全国运动会上，16岁的陈妍一人两次打破世界纪录，夺得6枚游泳金牌。在1998年澳大利亚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她又获得2枚游泳金牌，为中国的游泳事业争得了荣誉。可以说，这一阶段，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获得的世界冠军之多、项目分布之广均居全国前列。辽宁女子中长跑是中国体育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热点。1989年至1992年，在第2届、第3届、第4届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这支队伍获得了10枚金牌。1993年8月，在德国举行第4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曲云霞、张林丽、张丽荣在300m的比赛中包揽了前三名；王军霞在女子10000m比赛中荣获冠军；刘东获得1500m冠军。这是我国田径中长跑运动员在世界重大比赛中第一次获得金牌，而且如此之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当年9月，在第7届全国运动会上，这支队伍再创辉煌，多人多次打破女子中长跑世界纪录。其中，王军霞以29分31.78秒的成绩打破女子10000m世界纪录；曲云霞以3分5.46秒的成绩打破女子1500m世界纪录；王军霞和张林丽分别打破女子3000m世界纪录。马俊仁教练和王军霞等运动员们的成绩轰动了全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王军霞被国际田联及英、美、德的多家电台评为“世界最佳”“世界十佳”运动员。在1996年第26届奥运会上，王军霞是唯一参加女子5000m和10000m两项长跑比赛的运动员，获得了5000m金牌和10000m银牌，成为中国奥运史上荣获径赛项目金牌的第一人。在田径项目上，竞走是最早在国际比赛中取得重大突破的项目。1981年辽宁省就建立了女子竞走队。经过几年的努力，1985年9月徐永久获得第3届世界杯10km竞走比赛的金牌，同时，徐永久、阎红获得女子10km竞走团体赛冠军。这是中国径赛项目的首次世界重大比赛的金牌。1992年，陈跃玲在第25届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km竞走比赛的金牌。后来，辽宁竞走运动员高红苗、刘宏宇、赵永胜等多次获得世界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邹振先曾打破男子三级跳远亚洲纪录。
辽宁乒乓球运动员好手辈出，胡玉兰是辽宁第一个世界冠军，还有王会元、朱香云等世界冠军。1995年以来，辽宁女子乒乓球选手王楠先后取得了第12届、第13届世界杯女子单打冠军，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在国际乒联颁布的世界排名中，王楠很长时间高居第1位。柔道是这一阶段兴起的新的优势项目，女子选手李忠云、冷春慧、庄晓岩、孙福明等名将，多次获得世界冠军。射击是辽宁的传统优势项目， 1984年，李玉伟获得第23届奥运会移动靶标准射速50m金牌。著名射击运动员王义夫是连续参加5届奥运会的运动员，先后取得奥运会、世界杯赛冠军。在射击项目上，辽宁还涌现出赵璧、金东翔、李玉伟、高娥等优秀运动员。女子举重队1986年成立以来，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多次在国际比赛和全国运动会上打破世界纪录，先后出现了李红玲、孙彩艳、花菊、丁美媛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
辽宁省竞技体育逐步走到国内前列，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得益于辽宁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辽宁人民强健的身体素质；得益于历届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重视体育工作；得益于辽宁体育战线几代领导和职工从辽宁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适合辽宁省竞技体育发展的规划和措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重视基础建设，加强业余训练和后备人才培养，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使辽宁省竞技体育长盛不衰。
4. 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发展面临挑战的阶段（1999— ）
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沿海省份的竞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辽宁省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