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二十四品套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顾问：饶宗颐叶嘉莹,主编：陈洪徐兴无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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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二十四品套书试读：

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两个字是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可是真要让我们说清楚文化是什么，可能就会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了。这不怪我们，据说学术界也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定义多，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混乱，而是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一言难尽。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其实，所谓“文化”，是相对于所谓“自然”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自然属于“天”，文化属于“人”，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这种自然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外乎两类：生产与生殖；目标只有两个：生存与发展。但是人的生殖与生产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种延续与食物摄取，人类生产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再靠天吃饭，人不仅传递、交换基因和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还传承、交流文化知识、智慧、情感与信仰，于是人种的繁殖与延续也成了文化的延续。

所以，文化根源于人类的创造能力，文化使人类摆脱了自然，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如鱼得水一样地生活于其中，每一个生长在人群中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并且凭借我们的文化与自然界进行交换，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由于文化存在于永不停息的人类活动之中，所以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形式。因为有这些差异，有的文化衰落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文化自我更新了，人们甚至认为：“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本世纪初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中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

知道文化是什么之后，还要了解一下文化观，也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文化观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看法异彩纷呈，但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文化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创造的。

有的认为是神赐予的，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后裔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而且教会人类认识天文地理、制造舟车、掌握文字，还给人类盗来了文明的火种。代表希伯来文化的《旧约》中，上帝用了一个星期创造世界，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人们获得食物的方法，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

有的认为是圣人创造的，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代表：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不过圣人创造文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说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经》最早给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文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圣人通过观察天文，预知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易经》还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宇宙自然中存在、运行着“道”，其中包含着阴阳两种动力，它们就像男人和女人生育子女一样不断化生着万事万物，赋予事物种种本性，只有圣人、君子们才能受到“道”的启发，从中见仁见智，这种觉悟和意识相当于我们现代文化学理论中所谓的“文化自觉”。

为什么圣人能够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不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身在道中却不知道。所以《易经》感慨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什么是“君子之道鲜”？“鲜”就是少，指的是文化不昌明，因此必须等待圣人来启蒙教化百姓。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使命是由圣贤来承担的，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人民，让其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无论文化是神灵赐予的还是圣人创造的，都是崇高神圣的，因此每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赞美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看待自然、社会和自我，调节个人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养成和谐的行为方式。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喜欢谈论文化的时代。平民百姓关注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养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些价值与意义。社会、国家关注政治文化、道德文化、风俗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精神力量与发展方向。神和圣人统治、教化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都有了“文化自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不过，我们越是在摆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蒙昧”时代，就越是要反思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喜欢谈论文化，懂点文化，或者有了“文化意识”就能有“文化自觉”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常表现出“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自卑”两种文化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单一不变的文化之中，从古到今，中国文化不断地与其他文化邂逅、对话、冲突、融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古代的文化，而且不停地在变革着。此时我们或者会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或者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左右，产生错误的文化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水如此，文化也如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和脉络，我们不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亲切体会和细微察觉，还要像孔子那样站在岸上观察，用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坐标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空间坐标定位中国文化，才能获得超越的眼光和客观真实的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能力，增强变革、创新自己的文化的能力，这也叫做“文化自主”的能力。中国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

因为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的心态、增强“文化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们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识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和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人写书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甚至将书中的内容按照宇宙的秩序罗列，比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设计国家制度，按照时空秩序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僚系统；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按照一年十二月为序，编为《十二纪》;唐代司空图写作《诗品》品评中国的诗歌风格，又称《二十四诗品》，因为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这套丛书，虽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内容，但希望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趣味，于是借用了“二十四品”的雅号，奉献一组中国文化的小品，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以小知大，由浅入深，如古人所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2015年7月吉祥物

古人认为，天下太平到来之前，龙凤等祥瑞都会呈现出来，所谓“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呈祥”。于是“龙凤呈祥”成了吉祥语，成了民间的年画题材，成了绣在丝绸上的图案……龙、凤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标志，是中国人的吉祥物。

讲中国文化，不妨借“龙凤呈祥”这句吉言谈起。

任何文化中的个人，都可以分为男人和女人，这是自然的性别分类。但是中国男人的名字里往往有“龙”字，李小龙、成龙简直是中国男人的形象大使。女人名字里往往有“凤”字，我们都认识凤姐这个人，也喜欢听凤飞飞的歌。因此，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男女还拥有另一种分类，这是文化分类，龙、凤就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男女组成一个家，既是自然血缘的结合，也是文化的融合，是最小的文化共同体。男女和谐，这个家才能幸福吉祥，这大概就称得上是“龙凤呈祥”了。由“家”扩大到“国”，再扩大到“天下”都这样，那就叫做“天下太平”。古人认为，天下太平到来之前，龙凤等祥瑞都会呈现出来，所谓“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呈祥”。于是“龙凤呈祥”成了吉祥语，成了民间的年画题材，成了绣在丝绸上的图案……龙、凤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标志，是中国人的吉祥物。

为什么中国文化的标志是龙、凤，不是狮子、老鹰或者老虎呢？这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筛选出来的，我们的祖先和先民们划分为许许多多的部落和氏族，他们一定有五花八门的动物或植物标志，其中的“四灵”，龙、凤、麒麟、玄武（一个神龟身上再绕着一条蛇）等是中国古人创造的超自然动物，龙和凤算是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这些超自然动物讲了几千年都没有被目击过，好像水怪和野人一样。可是它们完全依靠中国文化的想象活灵活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中无处不在，这与我们现代文化制造米老鼠、唐老鸭、机器猫、灰太狼等卡通形象的过程差不多，要知道世界上很多古老的文明都创造了林林总总的神鸟神兽，只不过古人只创造伟大和神圣，没有兴趣创造我们喜欢的这些玩世不恭的宠物。

据说龙有麟，两栖，特点是变幻莫测，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形容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凤是东方神鸟，出现时天下太平。《说文解字》说：“凤，神鸟也。”又说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飞过昆仑山，饮于砥柱山，在弱水之间洗濯羽毛，宿于风穴之中。一旦出现，天下就会安宁。其他古代文献中有关龙和凤的传说也是这样，既令人着迷神往，又不知所云，它们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或者徽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被赋予不同的联想，叠加了不同的内涵，比如龙可以象征男人、帝王、东方星座、木、青色、云雨、江河……凤可以象征女人、帝后、南方星座、火、红色、风……这对符号能够指代的事物太多，以至于它们本来指代的意思反而被淹没不彰，学术界也无法作出符合逻辑的界说，考据文章连篇累牍，莫衷一是，旧瓶子不断地装新酒，反而不知道这个瓶子当初是用来装什么酒的了。

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寻找一些实证的话，保守一点地讲，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龙的艺术品是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约5000年前的玉龙。鸟的艺术品出现得更早，比如距今约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就有双鸟朝阳纹牙雕，红山文化中也有被认为是凤鸟的玉器，最可靠的可能是商代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凤，那时中国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当然，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动植物、人物以及抽象的图案。但有一点要知道，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与我们把玩、收藏的玉器决不是一回事，既不能用艺术标准衡量它们美不美，更不能在拍卖行里叫喊值多少钱。玉器是新石器文明工艺技术的巅峰作品，是那个时代物质文明的结晶；玉器是神圣的，往往用于祭祀，或表示社会等级，人们可以通过它们与神灵或者祖先们沟通。玉的神圣性一直延续在中国文化中，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喜欢佩玉在身，多多少少也相信玉有点灵性，中国的瓷器就是人工造出来的玉。

玉石连同上面雕刻的这些动物就好像用来卜筮的龟甲、兽骨、蓍草一样，被视为具有灵通的功能。中国先民文化中可能有很多动物充当人与神的媒介，但是龙蛇凤鸟之类最为普遍。进入青铜时代后，他们又频繁地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同样起到沟通天地人神的作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于帝史凤，二犬。”意思是说凤鸟是上帝的使者，要用两只犬祭祀。《荀子·解蔽篇》引了一首古代诗句：“有凤有凰，乐帝之心。”可见凤凰就在上帝身边。《山海经》里描写道：夏禹的儿子夏后启、巫师们、四方的神和远方异国的人民，佩戴着玉器，乘着龙、蛇，跟随着凤鸟，歌舞升平。屈原写了一首中国最长最伟大的诗叫《离骚》，描绘他去昆仑游历时，“驷玉虬以乘翳兮，溘埃风余上征”；玉虬是不长角的白龙，翳是凤凰的别名，他的车以四条玉虬作马，以凤凰为车，向着昆仑飞驰。他又写道：“吾令凤凰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这些场景，在1949年长沙战国楚墓帛画上和1973年长沙战国楚墓帛画上都有近似的描绘，表现人们通过龙凤前往上天和神的世界。因此，唯有驾龙乘凤才能前往神界，很难想象出一般的动物能有这么大的神通。尽管我们现在不需要它们引导我们上天入地，但是“龙飞凤舞”四个字，仍然能让我们感到精神振奋。战国楚帛画龙凤女巫图

动物不仅成为人与祖先神灵世界的使者，而且是不同人群或者氏族的标志。所以，龙与凤不仅可以充作中国文化的标志，也可以当做中华民族的标志。

以动物作为族群标志是人类原始文化的普遍现象，古代华夏地区四周的民族有所谓东貉、西羌、南闽、北狄，这些名字都带有动物的标识。中国古代史书《春秋左氏传》里也记载了古代帝王用龙和凤鸟命名职官的事情。西方人类学家在调查北美五大湖地区的奥杰布韦人时发现了所谓的“图腾（ototeman）制度”。这种制度以动物或植物作为氏族集团的名称或符号，认为它是氏族的亲属或祖先，这个动物叫做“图腾（ototeman）"，意为“他是我的一个亲戚”，集团内的成员对它崇敬有加，禁止损坏、猎杀、食用，甚至将其神圣化。许多人类学家们把“图腾制度”当作人类氏族社会阶段普遍实行的社会组织方式，用来解释许多民族的原始文化。后来他们发现“图腾制度”好像并不是人类氏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也许是人类学家们的一种幻觉。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思想家、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了一本《图腾制度》，几乎颠覆了图腾理论，他说这是一种“图腾主义”。按照他的理论，人类将自己与某种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只不过是出于人类心智的本能：要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而原始阶段的人类缺乏逻辑思维的抽象概念或符号，不能对事物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归纳，只能用联想的思维方式，采用具象的词语标识事物，说到底就是比喻式的思维和语言。原始文化中的人们没办法像我们现代人那样用抽象符号标明事物，比如说：“我们是A氏族，他们是B氏族。”但他们能够说：“我们是熊族，他们是鹰族。”但这样说话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熊，他们就是鹰。”而是意味着：“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个氏族。”当然，以熊和鹰为标识的氏族往往会将熊和鹰的特性联想成本氏族的精神力量，将其形象作为氏族徽记，甚至认为与自己有亲属关系或是自己的祖先，对它产生认同和敬畏的心理。

没想到西方人类学的图腾的理论传到中国后大加流行，成为塑造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学术工具。因为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特别需要发扬民族主义，凝聚民族精神。于是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运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从文献和考古材料里找出一大堆的古代中国的“图腾”，解释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血脉联系。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一些学者将救亡图存的使命感贯彻到学术研究之中，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有人说龙与凤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又有人说“华夏”的名称意为以“花”为图腾的人。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在上世纪40年代写了一篇轰动学界的论文《伏羲考》，意在揭示中华民族是龙的后代。他认为中国古代有很多用图腾制度组织起来的氏族，比如西晋学者郭璞在给《山海经》作的注里说，夏人的祖先鲧（大禹的父亲）死后化为一条黄龙；《诗经》里面歌颂商人的祖先诞生，是因为商人的祖母简狄吞食了玄鸟的卵，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于是闻一多先生便推测“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他又认为古代各氏族的图腾最后都纳入了龙图腾之中，龙是一个综合式的图腾，他说：

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这综合式的龙图腾团族所包括的单位，大概就是古代所谓“诸夏”，和至少与他们同姓的若干夷狄。

他的说法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唱“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人类学家想象出来的图腾学说，居然被中国的学者和民众们广泛利用，创造出一个现代式的民族神话。原来画在大清帝国国旗上代表真龙天子的那条龙，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图腾。这种观念尽管不完全符合文化历史的真相，但的确是时代思潮和民族情感的产物，并且形成了实际的民族认同的心理，这和我们说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是一回事，只是一个比喻，表达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血缘”关系。

因此，不要以为“图腾主义”或者联想具象的思维方式只属于原始文化，现代人的文化也是这样。比如中国人给孩子起的名字，除了龙凤之外，还有许多叫“小虎”、“阿牛”的；再如各国的国旗、国徽，大多由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动物植物构成图案；我们的产品商标、广告也制造出大量的神话形象。这些比喻和形象包含着引发人们信仰与情感的巫术力量和艺术力量，不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在信息时代与图像时代更为流行。就在本书写作之际，《龙图腾》电影已经上映，而一部叫做《狼图腾》的小说突破了500万册，根据它拍摄的电影，票房已突破亿元大关。

不要忘了，中国文化中最精彩的“龙凤呈祥”是一出大家都熟悉的京剧。

话说刘备借了荆州，久占不还。东吴一筹莫展之际，刘备的夫人过世，东吴都督周瑜献计，让吴主孙权假意将妹妹孙尚香许给刘备，诱他来东吴成亲，就便扣留，用来交换荆州。刘备果然来甘露寺应聘，却得到孙权母亲的欣赏和妹妹的心仪，弄假成真。刘备不仅做了东吴的女婿，而且沉湎不归。于是诸葛亮与赵云设计将刘备夫妇骗出，打败了周瑜的追兵，回到荆州。这个故事是根据罗贯中《三国演义》五十五回“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改编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成了中国的成语。《三国演义》的题目侧重表达政治上的角斗，而京剧《龙凤呈祥》的题目就有点文化融合的意味了。

曹魏、蜀汉和东吴是当时中国三足鼎立的政治集团，这三个集团统治下的地缘文化差别也很大。曹魏处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里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文化最悠久，最先进。处在长江中上游的蜀汉在先秦就已开发成为天府之国，但其地理与外部隔绝，在空间上产生了文化差异。处在长江中下游的东吴则是中国经济与文化开发比较迟的地区，在时间上产生了文化差异。所以，三国也是三个文化共同体。他们都要发展，而且发展的方向都不是远离另两个文化，或者闭关自守，逃避冲突，而是积极地与其他文化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聚焦在三家交界的荆州地区，既联合又斗争，于是乎火烧赤壁、单刀赴会、走麦城，一出一出好戏连台。但是无论是打是和，文化总是在交流和融合。

战争是政治激化与冲突的手段，输家赢家都因此削弱；而联姻通婚则是古代政治联盟的手段，嫁娶双方都因此获利，变得壮大。政治迫使一个女子没有选择地嫁给自己的敌人，但她拥有的文化修养却使她慧眼识英雄，爱上了自己的敌人，这就超越了单纯政治利害的计算，进入文化融合的境界。英雄的打斗虽然好看，但是美好的爱情与婚姻更加令人向往与赞叹。龙代表着帝王和男性，凤代表着皇后和女性，男女之间的情投意合和家庭的成立，一个新的文化细胞诞生了，背后是蜀汉与东吴两个地缘文化的联盟，这给两大文化带来了更多的太平和福祉。

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反观上古时期中国各民族、各氏族之间的关系，大概都和三国时代的情形差不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这样开场的。

我们由此得到两个启示，第一，任何文化只有主动积极地与其他文化交流才能扩大空间与规模，积累财富，繁衍传承。第二，世界上一定要有异质的文化共生共存，多元发展，相互欣赏，文化才能有创造力，不断地更新。

龙和凤就像中国文化中的两个异质的力量，他们之间和而不同，才能呈现出祥和的局面。原典选读

钟山之神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山海经·海外北经》

凤凰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南山经》

伏羲女娲（一）

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二）

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列子》

盘古

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氏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昉按，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南朝]任昉《述异记》

郯子来朝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文化特征

了解一个文化，先要把握它的一些特征，也就是它的历史形态和总体表现。就像看一个人，先要记住他（她）的相貌和举止风度。中国文化的特征很多，比如独创性、统一性、延续性、凝聚性、保守性、家本位、伦理型等等，我们没有篇幅一一介绍，只能在其中提炼三个特征来观察一下。悠久持续

有人说，中国人不仅是生活在空间中的人，而且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很强，说什么事都要从祖宗八代谈起；每做一事，都要看看以前人如何处置。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所谓历史悠久不是纯粹指时间上的，因为所有的人类经历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长久，历史悠久是指进入历史的时间早，或者说，指创造文明的时间早。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分别处于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当然它们只是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世界上出现的许许多多文明中的重要代表。其他的文明也很杰出，比如处于希腊半岛南端地中海里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开辟了航海与商业文明。那么凭什么说这些文明是“文明古国”呢？考古学上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能生产金属器具，新石器文明只会生产石器、陶器、木器等，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飞跃。第二，有城邦一类的社会组织。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以自然血缘为形式的氏族组织，而城邦以社会等级和分工来组织人群，这是社会形态的飞跃。第三，有文字。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新石器时代没有记录这些思维成果的符号体系，人类的知识、智慧只能依靠记忆和口耳相传，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精神生产和知识生产的飞跃。还有其他如大型建筑、宗教信仰等等成就的出现。当然，不是说这三个条件必须一起实现才算是文明古国，任何一种文明当中的重要成就都是逐渐形成的。

抛开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不论，即以考古发掘的辽宁红山文化为计，中国在5000年以前已经跨入所谓“古国”时代，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玉质礼器等为标志，形成了基于氏族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因此，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文化实体。此后，金属冶炼技术也出现，现存最早的青铜器大约出土于河南二里头，距今约3700多年，因此金属的制造技术应该还要提早一些。至于文字，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出现丰富的符号和徽标，而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了复杂的记录与描述性的文字，商代文字体系已很成熟，说明其发明的时间很早。仰韶彩陶玫瑰花图案

中国不仅是古代文明之一，而且是人类的轴心文明之一。什么叫轴心文明呢？这是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在四大文明古国出现之后，人类发展到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构成了我们仍然赖以生存的人类精神的基础。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史学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开始意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性的精神或信仰方面的问题，比如存与极限、永恒与短暂、寻求解脱与救赎的途径，提出了真善美等道德目标，创立了今天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学说和宗教。这些大思想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他们说的话，我们今天仍然在说，比如中文里的常用成语，什么“不亦乐乎”、“举一反三”、“舍我其谁”、“成仁取义”、“望洋兴叹”、“小国寡民”……许多都来自先秦诸子们的书里。如果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判断，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中间转折点，前后各2500年左右。孔子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导思想，孔子也被中华民族奉为先师和圣人。有思想家的文明和没有思想家的文明有本质的区别，有了思想家，文明的意义显现出来了，所以佛教说“一灯破千年暗”；宋朝人在旅店的墙上写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总之，中国文化是人类唯一具备两种文明成就的文化，后一文明是前一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而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文明都已中断，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中国的文化历程就像是长江黄河，延绵不绝，西方的历史学家说：“人们在这里看不到新旧文明的交替，所看到的只是文明在以一连串像阴阳那样的一正一反的方式向前发展，由乱到治，然后又由治到乱。”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文明能具备这种延续能力呢？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对中国文明和美洲文明的研究证明，这些文明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调整社会经济关系，通过政治程序操纵劳动力实现财富的集中来发展文明。而西方文明是通过生产技术革命和通过贸易输入新资源来实现财富集中发展文明的。由于前者是借助政治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借助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可以在不导致生态平衡破坏的情况下发展。前者是连续性的，后者是破裂性的。

这样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参考，美洲文明被西方殖民者消灭殆尽了，我们不太了解，但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文明，还是能够印证上述观点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冶炼铸造技术已经登峰造极了，这样的工艺能力在当时的世界，可能不亚于现代的核技术吧？可是无论你到哪个陈列商周青铜器的博物馆，看到的精湛的商周青铜器都不出两大类，第一类是礼器，包括乐器和食器，中国人说的“钟鸣鼎食”就是这样的气派；第二类是兵器，包括斧铖剑戈等。其实这两类都可以说是礼器，第一类用于朝聘、宴会和祭祀，称为“吉礼”，第二类用于征伐刑杀，称为“凶礼”。但是如此高超的工艺很少用于制造生产工具，直到春秋战国时发明了冶铁，农具才多用金属制作。《国语·齐语》中记载管子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斫，试诸土壤。”美金就是铜，恶金就是铁。将最为贵重的资源与技术用来制造礼器与兵器，印证了《春秋左传》中说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理想不是追求提高生产能力，聚敛财富，而是追求公平与和平，所以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中国古代的君主也以“致太平”为政治目标，把持权威，保持社会稳定，不过多地兴事造作，中国文化正是通过礼乐与征伐操纵和分配社会资源，沿续文明发展。西周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有这样长久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不能不强烈，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奉天法古”四个字。奉天，就是敬天；法古就是重视历史传统。中国文化认为“天”与“古”是一个时空的整体，天是自然万物的根源，古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根源。天的功能就是生生不息，从不间断。《易经》里面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还有什么道德比生生不息更仁爱、更伟大呢？所以“大德生”就被中国的药店当作字号了。古是人类的经验积累、文化与传统，值得珍视，所以中国的史学非常发达。文献学家钱存训说：“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和详细，更没有其他民族的记载可以相比。自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以来，直到今日，几乎没有一年缺少编年的记录。”公元前722年，是孔子所修《春秋》的第一年，即鲁隐公元年。如果我们算上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金文）中的时间记录，那就更为久远。《春秋》这部史书的记事很简单，很像我们现在的“标题新闻”。汉朝人桓谭说，如果没有左丘明写的《春秋左氏传》来叙述这些“标题”的内容，就是让圣人闭门十年也读不懂。北宋的宰相王安石认为《春秋》简直是没法读的“断烂朝报”。但《春秋》中每年每季的第一个月哪怕无事可记，也要将季节和月份写上，说明古代的史官非常看重时间的完整和延续，看重自然的秩序。天的运行是从不间断的，人间的事，只有重要的才值得被记载在这个秩序之中，历史才得以延续。

历史与记忆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制度、器物、艺术等方面，非常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演绎。比如历史上有汉承秦制、唐沿隋制的例子；又比如中国的器物青铜器、瓷器等，其外形在时间上有稳定的沿续性，甚至可以作为考古鉴定的断代根据；再如中国的诗词有严密的格律，千百年来，诗人合辙押韵地吟诗，皆可视为对同一曲谱的反复理解和演奏。一旦反其道而行，就被视作礼崩乐坏的征兆，引起“觚不觚”的感慨。多元融合

中国的地理空间既广袤又孤立，东临太平洋，西部和北部为高山和沙漠所阻，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东汉时经学家们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国土有多大，他们引经据典，根据《尚书》说中国方圆五千里，但马上被否定了，因为任何一个汉朝人都知道，汉朝的版图，西自黑水，东至东海，南起衡山以南的地区，北抵朔方大漠，方圆万里。在这个区域内，很早就形成了理想的行政区划，这就是《尚书·禹贡》中所说的大禹治水后划分的九州，屈原在《离骚》中感叹道：“思九州之博大兮”。但中国人的想象力决不止于“九州”，中国居天下之中，但中国之外的空间也非常之大。西方的昆仑山是连接地与天的支柱，登上昆仑就进入天廷，见到西王母等许许多多神仙。这个观念引进起许多帝王登山的冲动，尽管他们去不了，但文人写了《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等小说来满足人们的想象。昆仑山上融化的雪水，形成中国的黄河和长江，向东冲刷两万多公里，汇入大海，而东方的茫茫大海，同样是中国人想象和向往的世界，那里有蓬莱、方丈、瀛洲等海上仙山。孔子在中国到处碰壁，气得他说：“理想不能实现，我就扎个木筏漂泊到海外去。”所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分海内与海外，别中国与蛮荒，战国时的阴阳家还说宇宙有九州，其中一州处于东南，叫赤县神州，就是中国。这是所谓的“大九州”说。

人类早期文明总是横向展开的，因为同一纬度的气候允许农耕和畜牧的传播。因此四大文明古国最早在北非、欧亚大陆形成。窄长纵向的中南非和美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中国西北的高山和荒漠，使得中国早期的古国文明不像古印度文明那样与西亚、欧洲等文明之间容易产生密切的交流，可以依靠外部的力量和新技术的引入发展自身的文明，比如由西方培育的麦子、马、驴、马车等动植物和工具，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600年间，经历了夏、商、周时期才逐渐进入中国；域外的宗教思想如佛教，也迟至东汉才进入中国。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独自创发”型的。从古至今，随着中华民族的传承、繁衍和历朝历代的经营，形成了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文化影响力也达到了与之毗邻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广袤而孤立的文明空间，独自创发的文化，表面看来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但这种统一性和整体性之所以不是僵化的铁板一块，而是生机勃勃的活火山，恰恰是由内部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形成的。以前我们经常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仿佛华夏文明都是从黄河中下游大平原上发祥的。其实诞生中华文明的摇篮很多，比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产地和稻作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甲骨文里就有了“稻”字，但是水稻的栽培并不起源于黄河流域，而是东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贡献。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元的，或是从中原发祥后再向四周辐射的，而是满天星斗、条块分布的。辽河、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流域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不同地域的古代民族也有差别。这些文化尽管自有其渊源和体系，却又相互影响，经过裂变、撞击和融合，不断组合或重组，突破了区域文化和血缘族群的体系，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构成了汉族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传统。所以，在中国大陆的内部各个大小水系发展起来的文明，逐渐向几个大的平原腹心地带扩张汇合，融成更大的文明，而这个更大的文明又凝聚形成一个更具有扩张力的中心文明，反过来影响更大范围的周边文明，将文明的版图逐渐铺开。其中构成“华夏”与“中国”概念的地区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成了中国古代最大的一个中心文明地区。这里不仅出现了仰韶文化，也是夏、商、周统治的中心。《史记》里说黄帝在阪泉之野击败炎帝，在逐鹿之野擒杀蚩尤，成为华夏诸族的共主，反映了上古民族迁徒冲突的情形。夏、商、周三代也是如此，这三个王朝肇始三个不同氏族创建的政治实体，夏人和周人皆根源于西部夏族，商人则根源于东方夷族，三个朝代的接续其实是三个氏族的轮替统治而已。《诗经》中歌颂周文王时唱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因为周取代商时，已经是一个西方古老的邦国了。秦汉以后，中国形成了统一郡县制的政治与文化实体，一直到清代，历史学家常常以“中华帝国”称之。在这个辽阔的舞台上，尽管有地区和时代的差异，尽管有所谓“夷夏之防”，但历史证明，汉族和匈奴、鲜卑、羯、羝、羌、突厥、契丹、女真、吐番、回纥、党项、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交叠登场，万里长城不仅没有隔绝“胡汉”，反而吸引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沿着长城地带既相互冲突斗争，又相互交织融合，用各自的民族文化，巩固、丰富、完善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有的时候，敌人恰恰自是自己学习的榜样，比如战国时的赵国处在华夏文化与北方匈奴文化冲突的前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习匈奴的文化，就是为了更好地战胜对方，但这两个文化却实现了交融。

为什么这些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在中国历史上更多地形成了融合的局面而不是分裂和排斥的局面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在黄河中下游大平原较早形成了大规模的文明，具有制度优势，对周边的文明产生了向心力和吸引力。中国历史上成熟的王朝和国家最早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有影响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文化，这个文化以画满玫瑰花的彩陶著称，他们可能将这种花奉为尊贵的神灵，“花”就是“华”，于是“华”字就代表了“尊贵”的意思。他们或许又将附近最大的一座山命名为“华山”，意为“尊贵的大山”，这和我们登上泰山看到刻在巨石上的“五岳独尊”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还自以为居处在天下之中，于是就有了“中华”的观念。进入青铜器时代，第一个大王朝叫做夏，“夏”就是“大”的意思，“华夏“二字意为“尊贵而伟大”。此后经历了商、西周、东周时期，华夏、中夏、中华、中国、诸夏就成了由中原地区诸侯国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称呼，而周边的民族和小邦国就称为四夷。不过，这些四夷如果有“得志行乎中国”的雄心，大都自觉认同并发展华夏文化，惟有如此才能在进入“中国”后，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孟子说舜是个东方的蛮夷，周文王是个西方的蛮夷，他们出生的地点相去千余里，时代相差千余岁，但是他们都在中国实现了政治理想。春秋五霸中，有诸夏的齐国、晋国、宋国，也有南方的蛮夷楚国和吴国。楚庄王打败华夏老霸主晋国之后，在诸侯会盟时，一口气背诵了四首《周颂》里的诗句，表示不可炫耀武力，但却炫耀了他的华夏文化修养。南北朝时，汉人的政权移至长江流域，北方中原由其他民族交替统治了270多年，这些民族也打着汉文化的旗号建立政权，比如匈奴人左贤王部落在三国时就改姓刘，西晋末年大乱，大单于刘渊就以恢复汉室的名义起兵。这些政权之所以能得到汉人的支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嘉峪关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与否，关系到各民族的生存利害，因为自夏商周以来的文化制度与形式已被共同认可，进入到这个文化圈里生活的民族很难选择自绝于这种文化格局。甚至有些入主中原的民族采用过激的手段试图迅速改变本民族的文化，没有认识到文化多元化的价值，导致本民族内部利益与文化的冲突，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所谓“汉化”，就导致了六个边镇军民的起义。还有的民族入主中国后将不同的民族分为不同的地位等级，防范人数多的民族，不向他们开放政权，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就会引起民族反抗的情绪，只能退出中国，比如只有89年的蒙元王朝。华夏文化的格局就好像中国的语言文字，各地的口语和方言可以相互不通，但书写的文字和文法是一样的。同样，每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中国的历史，但他们用的符号都是汉字，尽管蒙古人、满人都有标示自己语言的文字，但当他们统治中国后开设史馆为前朝修史，都采用汉文。而中国的历史也因为不断涌入的周边文明的充实，文明的版图也得了扩大，文明的内涵和精力也得了充实。

当然，人类文化中还有一种伟大的情感，那就是人类之间都具有相互的同情心，有着互相视为同类的内在意愿。中国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思想，又将血缘宗法观念推广为“天下一家”的观念——一种带有全人类意味的文化认同。比如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朝代，但他们自称是黄帝的后裔。汉人视其他民族也一样，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不仅华夏诸族同属炎黄子孙，甚至连当时汉朝最大的敌人匈奴，也是“夏后氏之苗裔”。唐太宗也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而融合性则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凝聚力，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得以持久延续的动力。家国天下

中国文化中的生产方式有农耕，有游牧，有贸易，但农耕文明是主要形式，这基于三大天然因素。一是水，中国的水系很多，黄河、淮河、长江、珠江都孕育了不同的农业文化。这些大水系都带有冲积平原，并且有灌溉的便利，形成良好的农业区。二是风。由于西北高和东南低的地势，每年冬季风和夏季风轮流主宰中国的天空，加上北方的寒潮、南方的梅雨以及海上生成的台风的调剂，一年的冷、热、燥、湿形成了基本稳定的自然规律，特别是夏季的高温，使得植物的生长条件很好。三是土。《尚书·禹贡》是记载大禹治水，治理九州的古老文献，也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其中记载九州的山川地理，特别注重辨别每一州的土壤性质、适宜生长的植物。比如冀州是白壤，适宜生长蚕桑；徐州的土是红粘土，宜生草木等等。几万年前，西北风就开始将西北沙漠上的黄土吹向黄河中下游平原，越堆越高，越远越细，形成黄土高原。这是大自然奉送的已经风化好的，富含钾、钙、磷的土壤，疏松而有孔隙，易于吸水，只要保持水份，就可以直接生长植物。在这种土地上种庄稼，只要开垦两三倍的土地轮番耕种就可以生存，不需要在很大的土地范围内开垦游耕，所以在这里的新石器文明如半坡、仰韶文化都是密集定居的农业村落，生活方式可以稳定地传递，文明的规模可以迅速扩大。而北方的黑土和南方的红壤等肥力也很充足，使得中国的农作物丰富多彩。在公元前7000左右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出现了水稻，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的裴李岗文化中，就出现了粟、稷、猪、狗、鸡。大概在北宋前期，耐旱、生长期短的越南占城稻由海外贸易传入中国，在江淮以南的地区广泛种植，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16世纪新大陆发现，美洲的马铃薯、红薯、玉米和花生传入中国，使得山地、沙壤等贫瘠的土地也能养活人口。直到今天，这四种农作物在中国的产量都居世界前列。

于是，中国农业采取了因地制宜、多元耕作的方式，通过培育和引进高产农作物品种，循环增加土壤的养分，有效利用水资源，凭借熟练程度高的农民的集约型劳动，使得土地可持续生长的能力提高，在很少的固定耕地上养活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形成了人类充分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自给自足的文化生态。农耕文明注重经验，崇尚实用，也造成了中国文化不尚玄想、务实简易的思想趋向和安土重迁、祈求和平的幸福观，而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寒来暑往与农业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萌发了循环不息、天长地久的自然观和创造行为，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人时间观念既不是我们近现代社会中的直线式的，也不是像古代希伯来人的阶段式的，又不像古希腊人的圆环式的，而是往复式的。具有这种时间观念的文明，往往将过去的经验和历史通过仪式作为创造未来的活动。

由于固定耕地上的集约型农业同时需要大量的人口和劳力，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家族、村落和土地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家庭是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家族人口的繁衍是农业生产的劳力保障。同时，经验的积累、文化和教育又是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得以延续发展的保证。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就是一个农业家庭和农业村落的理想生活状态，一个家庭或一个村落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社会伦理单位，还是一个文化教育单位。所以，孟子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国特有的农耕文明方式造成了由家国而天下的社会形态，家成了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模式。中国人向来以耕读传家为生活理想，以士、农、工、商为社会职业品级，而士阶层又大多来自农民。清代的名臣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不违天时、勿夺农时是中国古代一贯的治国之策。在汉语中，社稷是国家的代称，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崇拜是农耕文明构成国家的象征。社会国家的组成，风俗习惯、社会活动和国家行政均以季节和农业生产周期为模式。任何朝代的政权都会颁布不同的历法，象征天道和政权的更替，但是以二十四节气组成的农历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的历法当中，这是中国的文化历法，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华人甚至东亚民族的文化节日。

以家为社会伦理的基本单位，造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群体主义的文化。尊祖敬宗是伦理核心，孝是本位道德，因为生殖能力是劳力的保障；而对老人的尊崇，是因为老人身上承载着过去的经验。《尚书·召浩》记载召公的话说，要照顾好老人，能否从他们身上考察古人的美德和上天的原则？中国文化中规定了五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及其伦理原则，所谓的“五伦”，即父子有亲、长幼（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君臣有义，其中既有亲亲之情，也有尊尊之义。在中国人看来，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人组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伦理至上的文化中，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只有在伦理关系中通过承担和履行其伦理角色所规定的道德责任来实现，个体服从群体，权利服从义务。即使个体带有宗教性的精神超越、对自性的觉悟和对天道的体悟，也必须在履践道德和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实现，张扬个性、突破秩序、超越现实的自由主义倾向虽然体现在道家思想和文学艺术之中，但不构成社会文化的主导价值观念。即使在现代中国仍至东亚社会，家族伦理、群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仍然影响并存在于家庭、行业、社群、企业乃至国家文化国际交往之中。总之，在自然中发展人类、在群体中实现个人、农耕为本、家族和伦理至上的文化特征表明，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在超越型而不是外在突破型的文化。原典选读

石、玉、铁

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曰：“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楚王曰：“寡人闻命矣！”——[东汉]袁康《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河图》、《洛书》（一）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上》（二）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三）

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尚书·洪范》（四）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五）

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东汉]班固《汉书·五行志》

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

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萚。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

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昼尔于茅，宵尔索綯，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经》

匈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騨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

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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