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深处的马兰童年——上世纪60年代生活在核试验基地孩子们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振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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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深处的马兰童年——上世纪60年代生活在核试验基地孩子们的故事试读：

把我们的心捧给马兰（序一）

马兰，半个世纪前，我们随父母来到这戈壁大漠，在这里长大成人，她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马兰，半个世纪前，数万军人和科技精英挺进罗布泊无人区，隐姓埋名，用生命为民族注入了不屈灵魂，为国家锻造了钢筋铁骨，为祖国打下了大国基石。

马兰，半个世纪前，那如烟的往事已离我们远去，但那个年代的记忆却难以从我们心中抹去。这些魂牵梦绕的童年故事，寄托着我们的深深眷恋，让她把我们的心捧回马兰、留在马兰，直到永远……上个世纪60年代生活在马兰基地的孩子们2014年2月

故乡的雪（序二）

我们在大漠里的“马兰村”长大，见证了那里严酷的自然环境，但这“严酷”犹如迎春的白雪，又是那样的高洁而美丽；我们在马兰花盛开的戈壁中长大，见证了马兰人的崇高品格，就像马兰花那样朴实、坚贞而乐观。正是严酷、高洁而美丽的“雪”，才润育了一枝枝盛开的“马兰花”；正是朴实、坚贞而乐观的“马兰花”，才托起了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也正是有了一朵又一朵绽开在西北戈壁大漠中的蘑菇云，才开辟了共和国的强国之路。马兰村，我们的故乡，我们永远怀念您；马兰花，我们的父辈，我们永远崇敬您。雪的季节，我回到久别的故乡。故乡的本意是养育少年的水土，而养育我的少年的则是故乡的雪。黎明，雪的每一片变得鹅毛般大小，东方的曙光被一层层白色的绸纱弥漫着，似乎要遮住人们投向远方的视线，而那边的那边……晌午，阳光从云雾中飘来，纷纷扬扬的雪花变得小而明亮，一蓝一紫，一闪一烁，天地间恍惚成了七彩相映的晶体世界，好像在吸引着人去寻找那“太虚幻境”，而何方的何方……傍晚，夕阳陨落的山边，渐渐地浮现出红而黄的沉霞，仿佛要拦住人们奔向远方的途径——而路后的路……雪停了。我眺望着茫茫雪野，远方那青蓝色的连绵山峦变成一幅银色的屏风，山脚下冰封的小河犹如一条冻僵了的小蛇，两岸的古榆和枯蒿大都披上了冬天的睡衣。啊，这错落交织的景象全然将我载入了少年的梦呓之中：我记得清楚，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开放着许多野花，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花——马兰花。她是马莲草上开出的花，花是蓝色的，颜色不如野蔷薇那样艳丽，花瓣也不像野菊花那样层层相叠，然而她却很清雅，我喜欢她的朴实。她也不像其他野花那样随地生长，到处摆弄韶华，而是沿着蜿蜒的小径，在田边、在溪旁、在荒野、在山谷生根、长叶、开花、结果，我喜欢她的坚贞如一。每到春末夏初，她便和其他野花相互辉映，在红黄绿紫的花海里显现着点点蓝色的倩影。我不会忘记，小时候，每当马兰花开，我总要折下一枝，将花的底端放在嘴里一吸，就会发出一种明快的声响。这儿有一种鸟，嘴下有一撮蓝色的羽毛，因而得名蓝点颏。其他山鸟，如伯劳、黄雀、金翅、野杜鹃、凤头百灵等，叫声都不如蓝点颏动听，而蓝点颏的叫声也比不上马兰花的歌声，这明快的歌声常常会引起山鸟们的歌咏比赛。然而，在雪的季节里，那俏丽的身影，那明快的歌声，被埋没在雪的绒毯下面。我欠身轻轻地拨开一片片雪的绒，终于发现了她！啊，冻得枯萎的马莲叶间珍藏着马兰花的幼芽，是那样的翠绿，犹如一角破碎开来的翡翠。我看得出来，她在雪的深处瑟缩地做着春天的梦——老古榆伸下了长满榆钱的长枝，掠过她的苞蕾，拍打着潺潺溪流的波浪，水珠溅在绿色的马莲叶上，晶莹地滚动着。我看得出来，她在雪的深处瑟缩地做着夏天的梦——野草长了一尺多深，她在丛中睁大蓝色的眼睛，把希冀托给蓝天上缓缓流去的浮云，几只肥胖的棕褐色的小蚂蚁缠绵在花蕊的周围，在贪婪地吮吸着什么。我看得出，她在雪的深处瑟缩地做着秋天的梦——小河旁的芦苇塘里，晚上，夜公主将一把繁星撒在水面上，星星和那边山村的灯光交织在一起，霓虹般的碎影在秋风吹起的涟漪中快乐地跳动着。啊，她的梦亦是我的幻想，幻想终于与空想有别，雪便赋于实现的可能……此时，那幼芽冻得冷冷发青，可怜、可敬！吟雪的诗人将雪撒在幼芽上，撒在未来的花瓣上，默默地告诉她，也告诉我：雪是万物的精魂，虽然是冬，它却隐约着春的讯息。我怀着不舍和期待的心情，起身徘徊在故乡的土地上，见那雪野里升腾起缕缕青烟。啊，雪在它自己的梦幻中飘然而去，化成了一朵朵洁白的云。我仰望着这升腾而去的精魂，飘在高高的蓝天里。偶尔，一群大雁从云朵的背后飞来，渐渐地消失在远方……这时，我终于意识到，将告别故乡的雪，因为，我看见了那边的那边，我将要走上路后的路。

父亲

从我记事起，父亲张蕴钰只是朦胧中的一个影子，因为父亲在新疆工作，我们住在北京，平日见不到他。1960年我四岁，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从万寿寺幼儿园回到家中，母亲告诉我：“爸爸回来了。”父亲从里屋走出，一把抱起我说：“小胖，让爸爸看看长多高了！”又用他那旺盛的络腮胡子扎我的脸。我当时感觉既陌生又熟悉，既酥麻又舒服，那朦胧的影子一下子清晰了，啊——这是我的父亲！他高大的身材，国字脸，络腮胡，慈眉善目，笑眯眯地看着我，顿时让我从心底涌出无边的亲切感。

我问：“爸爸你在哪儿上班，很远吗，为什么总不回家？”

父亲伸出手臂遥指着远方，夸张地拉着长声说：“新疆……在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坐火车、飞机才能到。”我当时就想，很远很远有多远？有到万寿寺幼儿园十个那么远吗？

父亲摸着我的头，教我读的第一首唐诗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儿时的我就觉得诗很好听，朗朗上口，大声随声跟诵。其实我当时理解不了，那是父亲对家的思念。

第二天是星期天，父亲带上我们全家和另外一家新疆战友的孩子们去王府井松鹤楼吃饭。那是我第一次去饭馆吃饭，真香啊！我们几个孩子，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直打饱嗝，吃得心满意足。

早晨起来，父亲已回新疆了，我感觉家里一下子空了一片，盼望着父亲再次回家。

父亲太忙，每年只有开会才回北京几天，有时开会后立刻返回新疆不回家。我有两次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京西宾馆——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和父亲吃晚饭，因为他要赶晚上飞机回新疆，只能和我一起吃个饭，见个面。第一次去马兰

1961年夏，父亲带我去他新疆工作的地方。坐了几天火车，在一个叫大河沿的地方下车，在兵站吃完饭后，坐着噶斯69吉普车直奔父亲的单位。我们在戈壁滩搓板路上奔波了一天，颠得身架都快散了。戈壁滩干旱、荒凉，长着稀疏的骆驼刺和叫不上名的野草，走到火焰山时，已是寸草不生。途经托克逊、库米什兵站，父亲和兵站的战士们谈笑风生。战士们拿出自己种的葡萄给我吃。哇！仙果呀，此果只应天上有。

傍晚，终于到了父亲的单位，我总算看到小片的绿岛了。来到招待所，主楼居中，坐南朝北，东西两侧跨楼南北走向。院内路边栽柳，墙边种杨，树下长着片片野草，十几束长条叶挂着几朵紫花，远远望去，紫蓝一片，非常好看。我凑近花前闻了闻，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挥之不去。父亲指着野草问我：“好看吗？这叫马兰花，是一种野花，在戈壁滩上，它们生长这么好，是因为它们适应这里的环境。我给这个地方取名叫马兰。”

在马兰的头几天，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面，他一直忙个不停，不是开会就是外出，我只好和警卫员李迷栓叔叔和招待所服务员小兰阿姨玩，把招待所上下里外玩了个遍。一天，我在服务员值班室玩，看见父亲和十几位将军走进我和父亲住的房间。我辨认一下，哇。一个上将两个中将其他都是少将。李叔叔告诉我，那是张爱萍副总长、国防科委罗元发副主任、张震寰副秘书长、防化学兵部毕庆堂主任等，他们要开会，叫我别去打扰。当晚我在值班室睡了一夜，天亮时醒来，他们的会居然还没有开完。

吃早饭时，我向父亲抱怨，关在院里没意思。第二天父亲带我出了招待所。院外是一片工地。一条东西向的路面已铺完，数条南北向的路面正在铺，路两边都是地基坑，有部分房屋已盖出地面，工地上人声鼎沸，号子声、机器声此起彼伏。父亲带着柳条帽一处处走，和施工官兵、工人们说着、聊着、笑着，不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有时还推起小车送几趟砖头，完全把我忘在一边。我跟着父亲站在一个封了顶的大建筑前，他如数家珍地说，这里是礼堂，前边是广场，东边是服务社，西边是邮局和新华书店，北面是家属区，再北边就是学校幼儿园了，将来你会在那里上学。这是我们的马兰村。他说这些时，眼睛闪烁着憧憬的光芒，好像有片戈壁新城呈现在他的面前。

不一会儿，天边一片昏暗，狂风卷着尘土铺天盖地而来。风过后，所有人除眼睛、牙齿还干净外，全身裹了厚厚的黄土。大家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接着干了起来。几天下来，跟父亲跑了马兰、发电厂、医院、红山、农场等工地，马兰给我留下的印象：荒凉戈壁，狂风肆虐，一群满身尘土的欢乐的人群活跃在施工大地上。父亲他们马兰人（后来人们都这么称呼他们）就像——就像是一队天边的骆驼，在戈壁滩上耕耘。四十年后，著名画家关维兴送父亲一幅水粉画，画的就是行走在戈壁滩上的骆驼。第二次去马兰

1965年，马兰已建设得看上去很美，布局合理，街道整洁，设施配套，树茂花繁，当年被人称为新疆的“小北京”。随着马兰建设的成型和完善，我们家于8月份迁居马兰。

我上二年级了，每天上学放学很有规律，但是仍然很少见到父亲。他的日程是每天很晚回家，晚上工作到一两点后，我已睡觉。早晨一睁眼他已上班。若是赶上来任务，一进场区就是两三个月不着家。唉，住在家中也很少有机会一起吃一顿饭。

这天星期日，父亲难得休息。可能是工作进展顺利或是又解决了什么难题，早晨父亲笑眯眯地过来问我们，眼神中透着轻松的快意。“中午改善一下伙食，想吃点什么？说。”我们几个孩子顿时兴奋起来，争相报着自己中意的菜名，我记得我报的很傻，要吃鸡蛋炒饭（那时也就这么个水准）。这时警卫员范志亚叔叔来告诉父亲有电话找。父亲接完电话后不久，家里来了十几位叔叔，在客厅里吞云吐雾开起会来。那时没有公务烟，父亲从来是用自己工资买烟大家一起抽。警卫员每月给母亲报账：烟十条，母亲开始不信，后来才看到，父亲递烟不是一支一支扔，而是一盒一盒掰开每桌都有，开一次会要好几盒。基地老人都知道，张一号召集开会，管烟。唉，一帮老爷们儿，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加班加点的工作，钱，他们已经看得很淡了，他们更注重的是战友之间的那份感情。母亲是个大度的人，也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八路，非常体谅父亲的这种豪爽。

开饭了，我们兴冲冲地跑到餐厅，发现我们点的饭菜没有一个兑现，姐姐、哥哥没说什么，坐下吃饭，我却赌气回房间不吃了。我一上午的等待全落空了，委屈、失望涌上心头。炊事员柳根叔叔来叫我，不去！母亲来叫我，不去！父亲最后出现了，他笑着对我说：“都怨我，上午开会忘了交待了，刚才我给你们每人煎了两个鸡蛋，就算补偿了。”我看着父亲的笑脸，心里琢磨，饭菜是其次，能和父亲一起吃顿饭挺难得的。但脸还放不下，就随口说：“那你得背我过去！”父亲很高兴地转过身来，背着我来到餐厅。我在父亲背上感觉飘飘欲仙，饭菜有了，面子也有了，同时也感觉到父亲那宽阔、厚重脊背是那么有力。我忘形地在父亲的背上晃悠着两条腿，唱着“我骑着马儿上北京”——立刻遭到姐姐、哥哥的怒斥：“敢把爸爸当马！”我二话不说就出溜下来。是有点儿过分了！

父亲进场区又有两个多月没回家了，我们也已经习惯了。晚上放学回来，母亲叫我们跟她去546医院，原来父亲因工作劳累腰椎患病住院了。路上我还回想着父亲背我的感觉，你的腰板是那么硬朗，怎么会病得这么重？

父亲躺在床上，白床单，白枕套，白被罩，他还是那样笑眯眯地和母亲、和我们说话。他要我把双手放到他腰下，用他的体温和烤电的棉垫烘暖我这双黢黑、粗糙、皲裂的小手。因为小时贪玩，什么撒尿和泥，爬树抓鸟，下水摸鱼，一双小手练得皮糙肉厚，一到冬天就满手裂口，不小心撑开了，疼得龇牙咧嘴的。看来父亲都记着。

原子弹爆炸成功，马兰的任务已经公开，核试验的纪录片我们也看了多遍。于是我问了父亲个问题：“原子弹那么厉害，怎么才能只打坏人又不伤及老百姓呢？”父亲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目前我们还没解决的问题。”他沉思了片刻：“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也不要使用它。”父亲后来在他写的《战争与和平的台阶》一文中说：“以核武器进行战争，就必然殃及非交战国的平民，核战争是大恐怖战争。广岛、长崎的死难者不能复生，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应作出积极努力，当今比以往更有条件实现和平共处的世界。”

我怕手搁着时间长了父亲不舒服，想把手抽出来，但他不让，一直到我们离开医院。后来听母亲说，两天后，父亲出院回场区了。离开马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吹到马兰，父亲受到了冲击。1968年秋天，去北京参加学习班就没再回家。父亲被免职了，基地来了新领导。于是我们全家于1969年冬离开生活了四年多的马兰，前往河南省遂平县国防科委五七干校与还没安排工作的父亲相聚。

在遂平车站，一下车我就看到父亲来了，他站在寒风中期盼地望着列车。一年多没见了，他脸颊凹陷，络腮胡子和头发有了白霜，明显消瘦的躯干撑着那身黄里透白的旧军装。他老了，但他的笑容还是那么阳光。

第二天，我在父亲的书桌上看到他用铅笔写的一首诗：闻爱妻范凯携儿女由新疆来河南遂平县城老泪流成河，妻儿乘船来。牛棚教孺子，少言休惹灾。

1971年父亲重新工作，分配到沈阳军区。1975年重返马兰工作。我1978年参加核试验效应工作再到马兰时，已是一名坦克排长了，我们父子相逢在同一项任务中。在场区，父亲的腰病又犯了，前倾达45度左右，但他仍然弯着腰一个工号一个工号地走，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看。晚上我请假去指挥部看他，他趴在桌上休息，因为腰直不起来。我心疼地给他按摩腰部。想着那宽阔、厚重的脊背——那天夜里我给父亲按摩到很晚……

父亲1978年调到北京工作，先后参与组织指挥了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任务。为了能让年轻些的同志接班，他曾三次申请离休。1985年六十八岁的父亲离休了。我1987年有了女儿。母亲和我到医院把爱人及女儿接回家后，父亲抱过我女儿亲了又亲，仔细端详。我说：“爸爸，给你孙女取个名吧。”父亲说：“大名你们取吧，我给孙女取个小名叫皎皎，月光皎洁的意思。”看得出父亲很兴奋，还连夜写了首诗：三月三十日举孙女窗前绣绿吐新芽，金针胜兰实黄花。垂目见喜春颜泛，晓来天半照明霞。

女儿如今已经长大，但我们仍然习惯叫她的小名皎皎。心中的马兰

父亲离休后，经常回忆、整理和创作一些散文和诗词，字里行间描述最多的是马兰。如在《初征路》中，以《君自东方来》《中国一日》等文，描述了马兰的初建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时的场景。在诗集《戈壁言情》中，以马兰为题的诗就有四篇，“马兰村小可牧鸿，天叫风云画成”。抒发了他马兰创业的豪情。马兰既有父辈的自豪，也有我幼年的童趣。我在那里生活上学，学校、礼堂、球场、红山水库、榆树沟、博斯腾湖都留下我们淘气的足迹，我熟悉那里的沙漠戈壁，山水草木，街道建筑，那里有马兰人的艰辛，更有马兰孩子们的快乐！那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圣地。

2008年春天，父亲上呼吸道感染住院。在医院和我说：“今年是基地创建五十周年，真想再回去看看！”我说：“等您病好出院我陪您去。”父亲病情加重转入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他感觉有生之年无法再去马兰，嘱我执笔，给基地党委写了封贺信，并附诗表达他的敬意，其中几句是：马踏西陲，兰花问早。精心梳妆五十载，神韵世人晓！

这是一首藏头诗，其字头就是马兰精神。

进入七月，父亲病情日渐严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那年北京办奥运会，我在北京赛区奥运安保指挥部经常值班，但每天我都要抽时间去医院陪护父亲。一次他在昏迷中念叨着什么，我凑近仔细听，“三百万，三百万吨啊！”三百万吨，这是我国氢弹试验时的当量，难道父亲的大脑还在过他曾经创业的经历？父亲醒来了，看着我说：“你是个孝子。”这是我听到父亲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直到现在我还深责自己尽孝不够！

8月29日，父亲走了，他是在奥运会结束后，残奥会开幕前走的，他不愿给组织和任何人添麻烦。按父亲遗嘱，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骨灰送回老家撒了。当晚，总政李继耐主任来家看望，他展开签到簿认真写下“核司令永垂不朽”。总装常万全部长、迟万春政委及各位领导来了，机关干部来了；老战友，老部下来了，从前马兰的孩子们也来了；赞皇县的领导专程从老家赶来，并为父亲的安葬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北京卫戍区全体常委来家吊唁，卫戍区机关、部队、直属单位、武装部都来了代表。基地老政委许瑞忱叔叔自始至终帮助我们张罗和协调父亲的后事，马兰老兵彭继超同志听到父亲病危消息后，当夜挥泪写下长诗《敬老司令》为他祈福，书法家张又栋、闫焰同志悉心誊录。在此我向他们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基地的领导来家商量，想将父亲骨灰安葬在基地烈士陵园，那是马兰基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虑父亲的经历和基地领导的诚意，家庭会议决定将父亲部分骨灰送回马兰。

2008年10月15日，我们陪着父亲回到了他当年创业的地方。五十年前是您带队伍在这里勘查选址，定桩马兰，艰苦创业，干得轰轰烈烈。五十年后，经过一代一代的不懈奋斗，当年的荒凉戈壁已是一片绿洲，基地的事业蒸蒸日上，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兰精神和马兰文化。马兰曾经有您的精神寄托和您付出的艰辛与心血！

在东门一下车，我不由得震撼了！大门上横幅黑底白字“张蕴钰老司令员永垂不朽”，基地领导列队迎接，从东门横穿基地到西门，基地官兵肃立两侧，整个基地安静整洁，连鸟都停止了鸣叫，在树枝上静静地看着，只能听到灵车的轮胎滑过路面的哗哗声，我感觉进入一种无杂音、无污点、无烦恼、无边界、无我的空灵境界，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虽然隔了许多代，但看得出官兵们的神情是那样的凝重，他们行注目礼，以最庄重的仪式迎接他们的老司令员回家。

灵车在烈士陵园门前停下，我们捧着父亲的骨灰在礼兵和基地领导的护送下来到纪念碑前，纪念碑前肃立着几百名官兵，基地组织了隆重的悼念和安放骨灰仪式。目睹此情此景，我心里呼唤：爸爸，您这辈子，始终令人敬仰，我爱你——爸爸！

当夜，干旱的戈壁滩下了一夜的大雨。

马兰，留下了我心中永远的思念！

远去的马兰记忆

闲下来与同事们聊天时，常常听他们讲起从前在村里生活的趣闻，这也勾起了我童年的往事。我小时候也生活在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的名字叫“马兰村”，“村长”是将军，“村民”是军人和科学家，还有我们这些孩子。“村子”很大很大，是望不到边的戈壁大漠和连绵不断的天山。“马兰村”是我国核武器试验基地的俗称，不是一个行政区划。

马兰基地始建于1959年。我和弟弟妹妹在基地组建之初就随父母来到这里，与大人们走过了这个基地建设初期的历程。虽然当时还很小，但有些故事依旧历历在目，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大河沿兵站

大河沿兵站是当时部队进疆后进入马兰基地的枢纽转运站，那时，去往新疆的火车只通到这里。这里还是著名的风口。

1959年，我父亲从辽西军区调走了，一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生活在辽宁锦州。1960年的一天，父亲回来了，把我们从锦州带到北京，住在小西天总参大院里，院里只有几栋楼，好像还有一个篮球场。没过多久，我们又出发了，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北京新火车站。当时，这个新火车站刚刚盖起来。我们上了火车，不知道去哪里。我记得，母亲准备了一些炒黄豆、馒头干，装在用毛巾缝制的口袋里，当做路上的口粮。我们一家人就这样上路了。

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听着火车单调的声音就这么一直向西走。不知道走了几天，我们到兰州下了火车，在兰州军区招待所住了两天，然后又上车一路向西。那时候的铁路是单幅的，黑乎乎的木头枕木，火车走得很慢。越走越荒凉，开始还有些房子和树，后来就是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了。什么叫“西出阳关无故人”，现在想起来体会颇深。小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记得路上看见了一个城门楼子，其实那是嘉峪关。不知道又走了几天看见了几间小房子，这是个小车站，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松木，前面再没有铁路了。前后走了大概有十几天，我们到了铁路的尽头——新疆大河沿。

下了火车，小小的站台南面就是一排一排的军帐和一排一排的军车，这里是马兰基地当时的转运站。部队从内地来，都要从这里转运。从这里跨过天山，到达罗布泊边缘——马兰基地的生活区。

来到转运站的部队一般住一个晚上就走了，但这里的炊事班要管来往部队的用餐，不能走。为躲避风口的大风，就挖了个地窖做伙房，在里面做饭。这样比较安全，也能常驻。

记得那天是黄昏的时候，下火车后我们一家被安排在一顶帐篷里住下，准备第二天乘汽车去往马兰。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

天黑不久，外面就狂风大作，吹得帐篷的窗帘啪啪直响，帐篷开始晃动，我们在帐篷里面都感到十分害怕。这时候，就看见战士们都出来了，紧紧拉着固定帐篷的绳子，衣服在大风中飞舞，帽子就像变戏法一样被瞬间刮没了。风越刮越大，固定帐篷的两尺来长的三角钉也被拔了起来，没办法，战士们只好放弃了帐篷，挟着我们几个孩子，拉着我的母亲，往地窖的方向跑。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根本睁不开眼睛，小石子噼里啪啦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我妹妹没抓住，一下子被大风刮走了，我们听到她的呼唤声。母亲急得直喊，叫声惨厉。

得说那时候的战士真好，他们大都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不愧是人民子弟兵，不怕牺牲。一些战士顺着风就追了过去，追出去的人影一下子就看不见了。不一会儿，有人影回来，战士们把我妹妹追回来了。现在想想，如果没有那些战士，我妹妹早就是戈壁滩上的一具白骨了。现在她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还成了教授，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我想她是不会忘记救她的战士的。但是，他们叫什么名字？现在住在哪里？谁都不知道。这已成了尘封往事，记录在历史的天空里。

我们一家人进了兵站的地窖，又发生了第二件事。我的母亲急性阑尾炎犯了，疼得要命，强忍着。虽然我父母都是医生，也束手无策，因为那时，转运站没有医疗设备，没有药品，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看着母亲发出一阵阵呻吟。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我在地窖里睡着了。母亲那痛苦难耐的面容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现在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时光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段往事已被深深地埋在了“为两弹一星”奋斗而走过的茫茫故道上。“起来了，要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被父亲叫醒。母亲病情有了缓解，能动了，可以与我们一起上路了。走出地窖一看，那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但往远处看，是茫茫戈壁，晴朗朗的天，没有一丝风，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就像昨天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炊事班做了早饭，我记得有玉米糊糊，还有馒头，就着咸菜，吃完了饭就上车。那时候“解放”牌汽车刚刚生产，部队装备的大都是苏联的“嘎斯”卡车，车脸是平的，后面两个车轮是单轮，前后加力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坐在驾驶楼里，我和父亲坐在卡车后车厢里，是敞篷的。从大河沿向南走，过一段戈壁滩后向西进入天山。

行驶在天山里，道路崎岖、异常颠簸。其实哪里有路，就是运送部队及物资的车辆沿着山沟压出的一条车辙。顺着山沟，哪里能走就走哪里，这就是当时大河沿通往马兰基地的“公路”。车辆走得多了，就压出了搓板路。特别是在干沟这段路上，颠簸至极，走在上面，肠子都快要颠出来了。车子卷起的尘土，落在车厢里，简直呛死人。中午在库米什兵站吃午饭，饭后继续出发。就这样，二百多公里的路，颠簸了一天，晚上到了马兰基地的546医院。下车后发现耳朵、鼻子里都被尘土堵满了，脖子里面全是沙子，灰头土脸活像个“土猴”。我们一家被安顿在一顶帐篷里，这就是我在马兰基地的第一个家。从此，随父母扎根戈壁滩，开始了艰苦而快乐的马兰童年生活。老546医院的家

546医院是一所原驻扎在东北的志愿军医院。党中央决定搞“两弹一星”，1959年调集各部队，546医院就是这一时期从辽西进疆来到马兰基地的。我父母在马兰基地的工作单位就是546医院。

由于从大河沿到达基地546医院时天色已晚，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天早晨起来，从帐篷里走出来一看，光秃秃一片，好像什么都没有。一个从城市里来的孩子头一次知道什么是空旷和遥远。东北是连绵不断的天山，西南方向就是一眼望不到边、连草都没有的大戈壁滩，天山和戈壁中间有一条小河，河边生长着一些老榆树和荒草，医院就坐落在这条小河的两旁。可以说，这是戈壁滩上的一片绿洲了。

部队在小河的东边用土坯搭了一个伙房，伙房旁边一个用泥巴做的烤炉。当时还没有来得及盖餐厅，后来才盖起了土坯餐厅。我到马兰第一个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吃烤面包。一个人两个面包，用大搪瓷杯（白色的，上面还印着“最可爱的人”字样，是朝鲜战场上发的）盛上一杯汤，和战士们蹲在河边一起啃着面包，觉得太好吃了。有时候还能吃上烤烧饼。那时候没什么地方好玩，几个孩子经常跑到伙房看炊事班的老班长做饭，特别是闻着烤炉中飘来的阵阵香味，看着远方的天山，听着小河流水的叮咚声，感觉好极了，真是终生难忘。刚去时，对马兰的感觉，一个是与内地风景大为不同，再一个就是能吃饱。后来才知道，当时部队都是内地供应，全国支援，在上世纪60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身居遥远大漠的部队还是有一定保障的。现在想起来很不容易。

我们刚到马兰的时候，部队都住帐篷，为了在戈壁滩扎下根，开始打土坯盖房子。546医院也是如此，医生、护士、战士人人动手，一边搞医疗，一边盖干打垒营房。我记得，小河的西边是医院的宿舍区，一排排的土房子，还有一棵大榆树，河边长了一些蒿草和芦苇。夏天蚊子不少，大人们拔蒿草堆在一起烧，用来熏蚊子，我们在一旁凑热闹，忙得不亦乐乎。宿舍区的南边，部队开了一片地，地的南边是一排排的干打垒病房，有院部、门诊部、外科、传染科、妇产科，内科在小河的东岸，离食堂不远。河上用两根柱子和几块长长的木板搭了一座小桥，我经常拎着饭盒到河对面的食堂打饭，小桥很窄，走上去就像走在平衡木上。部队盖营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二师派人支援，大都是支边青年，很多是上海过来的，说得一口上海话，衣着简朴，晒得黑黑的，推着小独轮车。有一次回家，跟妈妈说，我要吃大饼子（玉米面的）。妈妈问为什么，我说我看到一个农二师的叔叔，拿着一个大饼子，一块咸菜，吃得特别香，所以我就觉得大饼子好吃。妈妈说行，食堂要做大饼子就给你打来吃。现在想起来，他们那是干活累的，极饿。那时候，基地是全国供应，兵团不是，他们半军事化，吃住要自给自足，更是艰苦。

冬天住在土坯房里特别冷，部队想办法解决，就挖了一些地窖。地窖冬暖夏凉，我家有幸分了一间地窖的房子，非常高兴地搬了进去。地窖就是挖一个大坑，上面搭一个高出地面二三十公分的房顶，房顶有一个不大的窗户，用来采光，大部分在地下。几个台阶下去进到屋子里，左边是一面火墙，顺着火墙往里走，再向左拐个弯过去就是房间，靠西面墙根是一个用土坯搭的通铺，一家几口人挤在通铺上。窗户下面放着一张部队配给的小桌子，既是书桌，也是餐桌，承担着多种用途。没有凳子，自己找点儿木头钉了几个小板凳。这就是我们地窖的家。

我们家的后面是妇产科，我母亲是妇产科医生。半夜里，经常有护士来敲门，说谁谁临产了，快去。上世纪60年代在马兰出生的孩子，很多是我母亲接生的，现在这些孩子大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我们家到北京后，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人常常去看看我母亲或者打个电话问候，还记得给他们接生的这位老阿姨。

那时我们都住校，每个星期从学校、幼儿园回来，母亲都给我们改善改善伙食。母亲会做油茶面，几个小铁碗摆在桌子上，我们回来时，火墙炉子上烧着一壶开水，脏了吧唧的小手洗一洗，坐在小凳子上，母亲用开水冲开油茶面，每人一碗，有时候里面还放些葡萄干。这成了我们的一种期盼，每个周六在学校等班车的时候都在想，怎么班车还不来，真想一下子飞回家，家里有那碗油茶面。

马兰的孩子们穿的衣服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条绒布的最好；一种是用父母的旧军衣改成的小军装。每个星期六回到家，先是脱下一身脏衣服，有的是袜子磨坏了，袖子刮个口子，母亲一件一件缝补。特别有的裤子的膝盖、屁股磨破了，母亲就用缝纫机一圈一圈地匝，这样很结实，可以多穿些日子。几个孩子每周脱下的脏衣服都是一大堆，屋子地方小，母亲常常到地窖外面去洗这些脏衣服，一个大铝盆，弄一桶水，用搓衣板唰唰地搓，那时也没洗衣粉，都是用肥皂。尤其是冬天，新疆非常冷，星期天，只要太阳好，母亲就一定端着一大盆脏衣服出去洗，水里还有冰碴儿，手都冻肿了，从此患下了风湿病。地窑外立着两根棍子，拴上一根铁丝，衣服搭上去，很快就冻住了，用手一掰就能掰断。所以我们跑着玩的时候，母亲总说，别碰那些衣服。如今她老了，风湿病越来越严重，骨头变形，弓着腰，手指僵硬，有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虽然现在的医疗条件不错，但仍无法治愈，痛的时候就自己上床躺一躺。这些年，每逢春秋换季时病情加重，都要去医院住上十几天。

刚建基地的时候，虽然部队是全国供应，但也有因交通线中断而断粮的情况。一次断粮时，基地榆树沟里的榆树树皮、树叶都扒光了做口粮。军人和科技人员吃不上饭，但仍然保证我们这些孩子不挨饿。我们后来听说，聂荣臻元帅曾指示基地，苦了大人不能苦孩子，规定基地的孩子们享有十三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其实，在那种条件下官兵都差不多，十三级生活待遇又能有什么？这体现了老帅对孩子们的体贴和关心。虽然一般情况下主食有保证，但副食缺少，记得最好的是鸡蛋粉，还有黄豆罐头。可能是因为缺维生素、缺钙，我记得很清楚，我左手中指的指甲盖从中间裂开，肉翻在外面。星期六回到家，母亲用温水给我泡一泡，剪一剪，抹上碘酒，用纱布裹住。一边给我治疗一边训斥我：“也不知道疼，都这样了还玩，不注意卫生，感染了怎么办！”那时候小，哪管这个，照样玩。包扎好了出去玩，一扒土，包扎的纱布掉了也不知道。回来吃饭时，母亲见了，很生气，呵斥道：“简直不像话，不知道厉害吗？得破伤风怎么办！”由于在那种条件下生活，我的体质较差，伤寒、痢疾、腮腺炎都得过，一次得伤寒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月才恢复，前不久我妹妹想起这件事时还对我说，那次得伤寒病你差点就没了。

虽然很艰苦，但不知道什么是艰苦，现在想起来当时生活得还是很愉快。医院旁的那条小河，冬天结冰，孩子自己动手做冰车，几片木板用两个梁钉上，梁上绑上铁丝。再做冰叉，剪掉钉子头，倒着钉到木棍上。一群孩子划着冰车，你追我赶，不亦乐乎。夏天，在河里游泳，先是“狗刨”，再是仰泳、侧泳，就连蛙泳也是在这条河里学会的。后来，孩子们逐渐多了，滑冰、游泳成了546孩子们也包括马兰基地其他单位的孩子们的一大乐事。由于546医院在山脚下，又有一条小河，是一片狭长的绿洲，因此下套套野兔、做夹子打野鸽子、织网网鸟，这些事我们小时候都干过。至于跳方格、滚铁环、打沙包、玩冰猴、斗鸡，这些都与内地那个年代的孩子差不多。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在老546医院时，也就是滑滑冰车和游游泳，现在想起来比较单调。

到了1963年，部队从内地运来了砖，各单位的营房陆续盖起来。546医院有了住院大楼和一排排二层楼的生活区，还有了像样的食堂。我们家分了两间房，有里屋外屋了，还有厨房和厕所，条件大大改善了，从此我们告别了马兰基地的老546医院，告别了那段难忘的生活。干打垒小学

马兰基地建设初期没有像样的学校，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叫124团的驻地上学。124团当时是一个超大的工兵团，人数最多时达到八千人。他们在营区周围开了点儿荒，种了一些地，在当时的整个基地，这里的条件相对好一点儿，于是就把基地最早的小学建在这个地方。当时整个基地的孩子也不多，也就二十多个。

从546医院到124团几十公里远，那时医院只有五六个上学的孩子，院里就用救护车送我们去。当时，部队的汽车是万国牌的，什么样的都有，送孩子们上学的车五花八门，有嘎斯69、有油罐车（水车），还有防化车（很像装甲车）。送我们上学的救护车还是战争年代缴获的美式救护车。我们从后面的两扇门进去，透过不大的车窗往外看，一路都是戈壁滩，什么都没有，汽车在土路上颠簸一个小时左右，乏味得不行，总觉得路上的时间很长很长，等到可以看见部队开垦的耕地和营房时，就知道快到学校了。

学校是一栋干打垒的房子，教室的里外墙是用泥巴糊的，房顶用的是红柳枝，几个小木框窗户，里面黑呼呼的。简易的课桌是木板钉的，几个同学一个长条木凳。

当时的老师是部队有点儿文化的家属。后来学生多了，学校办大了，从部队抽调一些科技人员，又从内地调来了专业的教师给我们教课，老师中有不少是现役军人。

我们教室前面小操场的西侧有一口井，那时部队很少有能打井的，124团是工兵团，有设备，给学校打了个井。我还记得，井上面两根交叉的十字木棍，可以几个人推着走，底下是像自行车车链的东西，上面掛着一个个的“小碗”，推着“十字架”转，就把水提上来倒在槽里面，灌到水桶里。就那时候来说，戈壁滩上打一口井，还是不错的。

有一天，正在上课，孩子们叫着、喊着都跑出去了，老师拦也拦不住，怎么回事？外面路过一支驼队。孩子们从内地过来，从没见过骆驼，大家都很好奇。这是什么东西？突然有一个同学说“这么大的马，怎么身上还长着两个大包”。跟着我们出来的老师说“这是骆驼”，从此才知道什么是骆驼了。我们看见骆驼身上有的驮着一些铁架子，有的驮着弹药箱，前面几个战士牵着绳子。那支驼队可能是部队的一支运输队。

这些上学的孩子都是从内地大城市过来的，虽然在这样艰苦的地方，但有的还挺洋气。我记得有两个比我们大的女孩儿，她们是一家的，穿着布拉吉（当时苏联流行的裙子），戴着太阳帽。上学等车时，孩子们一看，啊，真漂亮，这是当时基地的两朵花。

部队放电影，露天的。看电影对我们来讲是件大事。部队照顾学校的孩子们，让我们先去，在前排坐好。之后部队一个连一个连地开来，整齐地席地而坐。然后就是叫号、拉歌，唱的是《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歌声惊天动地、排山倒海、气势磅礴。我记得那时候看的电影是《云雾山中》《大李、小李和老李》《哥俩好》。看《南征北战》《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这些电影，都是干打垒小学以后的事了。“怎么就完了呢”，电影结束时总是不想走，看一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

1963以后，随着部队营房陆续盖起来，也有了像样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后来听说，那个幼儿园和马兰大礼堂、军人服务社、马兰第一招待所、546医院病房大楼还是按照原苏联专家的设计图纸盖起来的。“永红幼儿园”和“永红小学”都建在马兰基地的主营区，名字还是聂帅亲笔题写的。后来随着更多的部队进入，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基地的学校也逐步正规了。学校不仅有给孩子们讲课的教学老师，还有负责住校孩子们起居的生活老师。设施比较先进，足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台一应俱全，体育老师、音乐老师都是专业的。再后来，基地又在红山、医院、机场等地建了学校。从干打垒小学到马兰小学，到红山小学，再到马兰中学，我曾经在马兰基地的几个学校学习、生活过，这期间不知发生了多少只有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才有的别样的童年故事。

现在，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都渐渐步入老年，但是，那些远去的故事却越发清晰地浮现出来，半个世纪前的尘封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走进将军的情感世界

年初的一天，《万家灯火——往事》摄制组来到了曾任中国第一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将军的家中，探访三十多年前那段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历史。

张蕴钰老将军是开国将军，戎马一生不但战功显赫而且学识渊博，是他们那个年代少有的文化将军。老将军今年已经八十周岁了。八十岁的人生经历已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卷。在将军已渐渐尘封的记忆中，最令将军兴奋，也是记忆最清晰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受命于中央军委担负起创建核武器试验基地的任务。在将军平缓而又饱含深情的叙述中，我们随着将军的思绪，回溯到人生长河的旋涡里……戈壁滩上的马兰花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59年，将军和几位基地领导为即将开进的部队营地选址。他们踏遍戈壁，几经筛选，最后选定了一块当地人称“马兰滩”的地方。所谓“马兰滩”，只不过是因为在干涸的河道上长了几丛马兰草而得名。马兰草是戈壁滩上特有的一种草本植物。状似韭菜，开一种紫色的小花，抗旱性强，从它身上透发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将军触景生情，挥毫成诗：朝来西山望雪，晚近东谷眺虹。入夜湖高水月明，四野煞然安静。极景不负时光，勤业巨细唯恭。马兰村小可牧鸿，天叫风云画成。

从此，这个即将诞生的部队营地有了一个好听而又浪漫的名字——马兰村。此后，随着中国核武器试验基地不断地建设，马兰村里又有了“马兰幼儿园”“马兰中学”“马兰服务社”“马兰俱乐部”……甚至共和国的领袖们也把核试验基地亲切地称为“马兰基地”。戈壁滩上的地窖小学

1961年4月，从马兰农场一所简陋的地窖中，传出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那稚嫩而又甜美的童音，在戈壁上空久久回荡着，它在父辈们的心底激起了一股对事业追求的豪情，也唤起父辈们对明天希望的憧憬。马兰子弟学校正式开学了！全校共有教师六人，学生二十七人。其中六年级学生仅有一人。将军动情地说，这些孩子有着比同龄孩子更多的人生经历。从他们呱呱坠地之时起，便随父辈们转战南北。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在艰苦的环境中，伴随着父辈们开创的事业成长。将军心情复杂地回忆起这样一件事：那是在基地创建初期，一位刚从大城市转来的孩子，哭着闹着要去动物园看动物，戈壁滩上哪儿来的动物园？父亲很无奈，又不愿孩子失望，灵机一动，便抱着孩子到猪圈看了一天的猪……或许是环境的艰苦，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父辈们倾注了太多的关心与温情，马兰村中最漂亮、居住最舒适的建筑是幼儿园和学校。孩子们的伙食供应是基地领导特别批准的特殊标准。为了孩子们的将来发展，甚至要求学校所有授课的老师都必须会讲普通话……如今，当年在地窖中上过课的孩子们，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将军欣慰地看到，从他们中间走出了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国家高级干部……他们都无愧于他们的父辈，无愧于他们“马兰人”的光荣称号。戈壁滩上的情思

将军迷恋戈壁大漠的美。将军认为戈壁的美是一种宽广的美，沧桑的美，一种宏伟气魄的美！这是世界上所有的美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每当静谧的戈壁滩上撒满柔和的阳光时，将军总喜欢独自一人极目远眺，将军说：“透过戈壁你能看到天的另一边。”

在浩瀚无垠的大漠戈壁里，将军留下了自己太多的情感印记。将军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张爱萍上将是我国首次核武器试验的总指挥，他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里，为了放松科学家们紧张的工作情绪，安排了一次短暂的戈壁野游，同行的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一天下来将军和科学家们拣到许多鱼螺化石，而那位姑娘或许被壮丽的大漠风光所吸引，或许被古楼兰遗址那神秘的气氛所感染，错过了拣化石的机会。此后，姑娘后悔不迭，连做梦都想再去拣化石。许多年后，张爱萍上将得知此事，特地托人将自己保存了多年的化石转送给了那位已不年轻的姑娘……作者按：此文为电视专题片《中国•1964•倒记时》的编导手札，发表在1997年第29期《中国电视报》上，此次特整理出来，以纪念基地的创始者、我们父辈的领头人张蕴钰将军。

马兰倒计时

在马兰长大的孩子，只要说起自己的父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工作繁忙，聚少离多！许多年以后，特别是当我们也成了父母以后，我们逐渐理解了千百个马兰父亲们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是他们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私奉献精神铸造出了民族的脊梁，是他们自觉自愿地忘我投入，书写了共和国一段辉煌的历史。我的父亲就是千百个马兰英雄父亲中的一个。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张学奭是第一代马兰人。1959年进疆时，参与了马兰基地生活区的选址和勘定工作。父亲的个子很高，年轻时身高有一米八三。因此就有了一个绰号“张大个子”。父亲的身材魁梧力气很大，一只手轻轻一抓就能把五十斤的面粉袋举起来。

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父亲奉命从志愿军后勤部调到刚组建的马兰基地，在大戈壁滩上开始了创建共和国核事业的艰苦生活。

父亲是第一届基地党委扩大会议的与会者。这个扩大会议是基地历史上有名的“地窖会议”。会议决定了基地的建设方针、政策、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为今天马兰基地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次会议上基地党委提出了“安下心，扎下根，落下户”的口号，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不搞出核武器就不走了。父亲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用动员，大家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都知道武器落后的滋味。从上到下大家什么都不想，就一门心思要把中国的核武器搞出来。”

从我记事起，父亲的工作就很忙，经常是晚上我们睡着了父亲才下班，早上我们醒了，父亲已经上班走了。尤其是父亲在老医院工作时，经常半夜自己提着马灯出去，说是查房。当时医院的病房科室分散得很广，查一趟房下来天都快亮了。还有时半夜三更的，通信员来敲门说是有危重病人，急需抢救或是要做手术，父亲一走就是一夜。

那时候的老医院都是干打垒的土房子，屋顶铺着芦苇再敷上一层泥，这种房子遇到小雨没什么问题，遇到大雨就会漏，严重的则会倒塌。

记得有一次下了一天的雨，晚上雨停了以后父亲回来了，一顿饭没吃完雨势就大了起来，父亲拿起雨衣又走了。父亲坐过的椅子和地下留下了一大片湿淋淋的水渍。

父亲经常出差，一走就是几个月。父亲出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去场区出差，时间很长。父亲回来的时候又黑又瘦，身上还带着一股汗臭味。我后来才知道场区缺水，生活用水都是定量供应，从将军到士兵都一样，所以从场区回来的人身上都带着一股“场区味”。我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件事很幸福，第一件是美美地洗一个热水澡，第二件是接着再舒舒服服睡一个自然醒的觉。”

还有一种是去内地出差，这种出差时间比较短，但父亲回来时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礼物，比如书或玩具。父亲出这种差是我们孩子最期待的，我最喜欢看春秋列国、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等书。我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在这个时候培养的……

父亲很爱我们，但很少有时间陪我们。有一次父亲去场区出差了，我生病住院，母亲上班两个弟弟还小，再加上马兰离医院远，母亲只能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我很想家。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人在抚摸我、亲我。睁眼一看是父亲，黑暗中父亲坐在我的床头，为了不影响别的病号休息父亲没有开灯，我爬起来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半天不愿松手。我问父亲：“你还来看我吗？”父亲说：“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看你。”父亲让我躺下帮我掖好被子，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一定要听医生护士的话，早点治好病好去上学。”然后抚摸着我的头说：“睡吧，睡吧。”父亲的手很大也很温暖，在他的抚摸下我很舒服也很有安全感，又进入梦乡……这一觉睡得真是香啊。

第二天醒来，那把椅子还在床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已经走了。听护士阿姨说，父亲是到医院来检查工作的，晚上开会到很晚，就这么在我的床边坐了一夜，天快亮时才走。

父亲个子大，脾气也很大。发起脾气来有点像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大概经历过战争的人性格都差不多吧。因此我们几个孩子都怕父亲，特别是我，只要父亲在家我都不敢在外面惹是生非，我是既想他又怕他。大概各家的情况都差不多，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各家的孩子们就撒了欢儿，父亲回来了，孩子们便收敛了许多，各家安静了，甚至马兰也安静了。马兰倒计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在父辈们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倒计时”离马兰越来越近了。到处弥漫着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气氛，每个马兰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尽心地工作着，企盼着那个伟大而又令人激动的时刻。

孩子们也都兴奋起来，在这段时间里，马兰特别热闹，好玩的东西特别多！天上飞过各种各样的飞机，附近的公路上行驶过各种各样的军用车辆。飞机的呼啸声，车队发动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人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神秘和兴奋。

马兰学校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下课后，陈效民、刘振、张京安、邓朝清、范新和我，一帮同学躺在操场旁边的沙坑里，仰望着天空中不时飞过的飞机，几个家在机场的孩子认真地教我们怎样区别飞机的种类，那种小的，翅膀向后斜着的，飞得很快的是战斗机。那种比较大的，翅膀比较直的是轰炸机，大飞机还分运输机和客机，有三个头的、五个头的。特别是直升机，看着它飞真让人着急，因为太慢了。

1964年的暑假放完了，刚开学，范新悄悄地告诉了我一个天大的喜讯，36团附近来了一大批真的坦克和装甲车，还有大炮！

下午没课，我们几个同学就翻过学校的围墙出发了，到了地方一看果然是停了很多坦克和装甲车，旁边还放着几门大炮，其中有一种炮，是用平头履带车牵引的，炮管很长，炮口离地至少也有两层楼那么高，支撑炮架的轮子一边两个，就像解放牌卡车的后轴一样，威风凛凛，很有气势。

坦克和装甲车的种类很多，是万国牌的。有美式、苏式、日式、英式。我们这个兴奋啊，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对这些新奇玩艺儿的探索中。现实中的坦克、装甲车看起来要比电影上的大许多，车身钢板被戈壁滩上的太阳炙烤得烫手，汗水滴到上面眼看着就被烘烤干了，车厢里更是闷热难耐，进去不到一分钟，浑身的汗水就顺着身体往下流，闷热的空气里加杂着一股难闻的机油味，憋得令人窒息，但是这挡不住我们对这“真家伙”的好奇。我嘴里发出机器的轰鸣声，努力想象着驾驶它在战场上纵横驶骋所向无敌。正玩得不亦乐乎，突然头顶上一声爆喝：“出来！”一只大手凌空而下揪住了我的脖领，把我拎了出来。原来是几位正在值勤巡逻的士兵，其中一位命令我们站好，严肃地对我们说：“这里是军事禁区，你们在这里玩很危险，万一把车门关上了打不开，周围又没有人，用不了半个小时你们的小命就没了。”然后他又警告我们：“不许再来了，如果再来的话就把你们抓起来，送到你们老师那儿去。”我们几个一溜烟地跑了。唉，没玩够！大家悻悻地往回走。我们刚走到一条用砂石建成的搓板路旁，远处传来像闷雷一样的机器轰鸣声。一支庞大的军用车队带着遮天蔽日的尘土向我们驶来。这支车队由几十辆重型载重卡车组成，满载着的物资上盖着苫布。大地在巨大车轮的碾压下微微颤抖着。这支由钢铁组成的洪流，以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浩浩荡荡地向前行进着，威武雄壮震撼人心。我们血管里流淌着的战士的鲜血顿时沸腾起来，几个孩子情不自禁地向车队行礼。车队前导车“嘎斯69”吉普上坐着一位佩戴着“一杠四星”的大尉军官，他注视着我们几个孩子，庄严地向我们还礼，司机还向我们鸣了两声喇叭……

进入9月底以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马兰忽然安静下来，公路上没有了长长的车队，天上飞过的飞机也明显少了许多。马兰在沉默中进入了等待，在沉默中我们也隐约预感到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

1964年10月16日的下午，我们正在教室上课。天空中似乎闪过一道白光，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在意，不一会儿，突然传来几声巨大的声响，就像是暴风雨中的滚雷，持续了好一阵，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急忙向窗外望去，那天的天气真是晴空万里呀。我正琢磨着，这晴天霹雳是从哪儿来的？忽然又觉得地面微微晃动起来。新疆地震多，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到，只见老师一个箭步窜到门口，英勇地一挥手：“同学们快跑！”到了傍晚（新疆比内地晚两个小时）广播里正式发布政府公告：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成功试爆了一颗原子弹。马兰各地突然响起了锣鼓声和鞭炮声……

几天以后，学校下发通知：全校三年级以上同学休课半天，去迎接科学家们凯旋。着装要求，上衣为白色衬衫，下穿蓝色裤子，系红领巾。

欢迎仪式在马兰的二号公路举行，科学家们的行车路线是由西向东拐入马兰广场绕场一周，再上一号公路至第一招待所。一号公路两侧和广场上站满了人群，仪式很简单，以现在的眼光看甚至有些简陋。就是在二号公路上方的电线杆子上拉了一些横幅标语，上面书写着：“热烈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热烈欢迎科学家凯旋”等字样。再就是一般的锣鼓家什，最奢华的部分就是位于广场入口处马兰学校的鼓乐队和在广场里的基地春雷文工团的欢迎队伍。

车队过来了，这是一支由敞篷吉普组成的车队，每辆车上都由基地各部门的领导陪着几位科学家，锣鼓声欢呼声震耳欲聋，人们尽情地渲泄着自己的情绪，很多叔叔阿姨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车队在广场入口处停下了，科学家们在张爱萍上将、张蕴钰少将、李觉少将、张志善副司令员、邓易飞副政委、任中咸主任、王义忠部长等共和国将校们恭敬地簇拥下步行进入了广场。仪式虽然简单但是气氛极其热烈，这是马兰人发自内心的激动和高兴，这是付出太多的艰辛而得到的巨大回报。据说欢迎仪式后很多单位的鼓都被敲破了。

我当时在思考着两个问题：谁是科学家？科学家在哪儿？我在画报上和书上看到的科学家都是：头戴着礼帽，鼻梁上架着眼镜，长着大胡子穿着体面的西服，手里还拿着烟斗。而我眼前这些人，没有一个长得像科学家，他们穿着普通的中山装，年纪都很轻，就和我们学校的老师差不多。以后才知道，这群貌不惊人的普通人中包括了当时新中国最顶尖的科学精英：朱光亚、王淦昌、王大珩、邓稼先、程开甲、于敏……

事隔三十多年后，在一次采访中我问了张蕴钰伯伯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您的感受是什么？”老将军沉吟了好一会儿，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绽放出一丝灿烂的微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好像是对我，又好像是对自己喃喃地说道：“那不仅仅是一种高兴和激动，那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一辈子都享受不完的幸福！”

大漠军歌

在我心中有一首大漠军人的歌在鼓荡奔腾，那铿锵的音符时时在我的耳旁回响。

这是一首怀念父亲的歌。

我的父亲范志赤是一位职业军人。1938年，他离家奔赴延安参军，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杀敌，先后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保卫延安等几百次战斗。解放大西北时，他率一个营的兵力坚守敦煌一年多，保护了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千佛洞。在朝鲜战场，他任志愿军司令部防化科科长，是我军最早的防化指挥员之一。他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等功勋奖章。1948年10月在陕西省大荔县，因战斗负伤，左腿股骨下端贯穿通枪伤，股骨下端单纯性骨折，被评为三等乙级残疾军人。

父亲是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1958年志愿军总部撤回国内，在大连宣布志愿军已完成历史任务，解散干部重新分配。他率志愿军司令部防化处大部份同志和沈阳防化团的两个连奉命调到新疆核试验基地，负责组建防化处（后改为防化部）。父亲在基地历任防化处长、效应大队队长兼政委、防化部部长、司令部付参谋长等职务。军歌铿锵，铁血男儿艰辛创业

基地组建初期，从将军到士兵，全部住在帐篷和地窖里，条件非常艰苦，父亲和战友们在地上挖个大坑，上面铺点干草和泥土，就算是办公室兼宿舍，小时候我们调皮，经常跑到他们的“房”顶上去跺脚，让地窖里刷刷地往下掉土。每年3—6月份，大风达到十二级，可以刮倒汽车和帐篷，官兵们只好用身体围住一些关键设备，不让大风把它吹跑。戈壁滩上水源极缺，部队给养全靠汽车运输，喝的都是又苦又涩的碱水，半碗黄沙半碗汤。有一份卫生报告中这样写道：“因为喝了苦水，试验部队一天内腹泻的人数达到三千七百人，治疗药物只有大蒜。”冬季大雪飘飘，一下就是半人多高，早上起来连门都打不开，人要从窗户里往外爬；夏季赤日炎炎，裸露地面的温度能达到七八十度。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些那个时期的照片，那是前辈们在艰苦环境下创业的历史见证。在这些照片中，战士们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下施工，挥锨舞镐、人拉肩扛地劳动，没有机械作业，他们就用混凝土浇铸了一个两吨重的大滚子，然后用人拉着它，硬是轧出了一条通往试验场区的公路，保证了大部队和试验器材源源不断地经此运进场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这些第一批开进罗布泊的官兵们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茫茫戈壁滩上竖起了耸入云端的核试验发射塔，成功地执行了一次又一次原子弹、氢弹爆炸任务。军歌激昂，铁血男儿青春无悔

每次试验时，场区内都聚集着国内科技界和军界的众多精英及上万名参试人员，负责他们人身安全的重任就压在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肩上。他们深知责任之重大，严格苛求自己的工作不能出一点点错。第一颗原子弹造好后，父亲亲自带队从生产厂家押车运回基地。听父亲回忆说，一路上他们万分紧张，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快到吐鲁番时，掉了一个小东西，又连夜开车回去找，直至找到。建场初期，没有电，他们就点小煤油灯工作到大半夜。繁重的工作常常使他们几天几夜不能休息，高度的精神紧张和营养不良使他们的生理极限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戈壁滩上刺骨的寒冷使他受过枪伤的腿常常疼得彻夜难眠，有一次，战友们看他痛得实在太厉害了，为他找来一点医用酒精让他喝了驱寒；防化部要负责全场区人员和车辆的核安全，每次试验前，父亲都要详细规划并检查场区内所有设施，指挥部属反复进行防化演练，他和战士们一起穿着厚厚的胶质防护衣，带着仪器爬山，测试在各种复杂地形上的防护措施是否安全。核爆炸后他们要率先进入爆心，搞清场区放射性沾染的范围、浓度，为后续各类工作人员能否进场提供决策依据，每天晚上他们还要汇总当天人员车辆进场的深度，受照射的情况等，寻找有无不安全因素并将情况上报指挥部。任务完成撤场时，父亲带领的防化部往往是最后撤出的部门，比别人至少要晚撤半个月。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核爆炸后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损害是相当严重的，吸收剂量超过一定当量时，就有生命危险。作为基地防化部的指挥员，父亲比谁都更清楚核试验后放射性沾染对人体伤害的后果，可他每次试验时都主动要求带队进场，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撤场时他又总是最后一批撤出场区的人员。军歌婉约，铁血男儿柔情似水

在我的记忆中，小车班、警卫团的那些小战士们在我们家简直和在自己家一样，妈妈做什么好吃的，只要他们赶上了，毫不客气，坐下来就吃，他们的军装破了拿到我们家来，妈妈宁肯把父亲的军装拆了做补丁也要给他们补得整整齐齐。可是我的衣服破了，他们却不管什么颜色的布，抓来就胡乱给我补上，我都长成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他们还让我穿着前面打着一对天蓝色大补丁的咖啡色裤子去上学，弄得我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有时周末父亲没有出去开会，他就会和来我们家玩的小战士们打牌，输了和他们一起贴纸条、钻桌子，从来没有一点儿首长架子。父亲深深地热爱他所献身的事业，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核试验工作。我的母亲也是第一代核试验军人，他们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感情笃深，从来没有吵过架。可是在妈妈有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能守在她的身边。20世纪70年代末妈妈患了颈静脉球体瘤，开刀两次都复发了，第三次是在北京医学院做的颅内大手术，全麻、刀口从耳前和耳后两个地方起刀，“Y”字形向下直划到下颌底的正中，三个教授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7点多。当时，父亲在新疆核试验场区执行任务出不来，是妹妹替父亲签字同意手术。年幼无知的妹妹守在手术室的外面，不停地抹眼泪，不知道如果手术出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妈妈虽然身为军人，有军人的刚强，但她也是女性，也有女性的柔弱，有时说起这件事来，她就眼中含泪，数落老爸的次数多了，被我们戏谑为“痛说革命家史”。父亲一辈子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从来没有动用过手中的权力为孩子们解决过任何个人问题，我们几个孩子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打拼，我小妹的工作一直都没有着落。198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父亲离休了，脱下军装，没有了人来人往，家中一下子少了往日的喧闹，电话也安静下来了，半夜三更能睡个安稳觉了。只有这时，父亲才有时间回过头来审视自己已走过的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他流着泪和妈妈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你的照顾太少了。”爸爸故去后，妈妈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她边说边哭，我边听边哭，两代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父亲在世时，我们常常忽略他的存在。他一年到头在核试验场区里执行任务，回来了也是整天开会。早上我们起床，他已出操去了；晚上我们睡着了，他还没回来，于是，我们有什么事都去找妈妈。忽然有一天，父亲永远地离去了，这时，我们才沉沉地掂出他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原来，父亲对我们的爱是这么深沉、这么博大；原来，我们对父亲的爱是这么强烈、这么眷恋。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们会庄重地站在父亲面前，请他接受女儿的敬礼，我们会搂着他的脖子，尽情倾诉女儿对他的爱戴，可是，上天不会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了，我们只能把思念幻成青烟围绕着他，把痛苦化做泪水藏在心底。爸爸，你虽然故去，但你留给我们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父爱如山，为我们撑起人生的重负，父爱是泉，让我们汲取人生的动力，父爱是灯，为我们照亮前进的道路。在我们心中，你是天下最好的爸爸，这辈子做你的女儿我没有做够，我们击掌为誓，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女儿。

蘑菇云下的童年（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可我的童年是在“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度过的。是这片神奇的土地，把我培育成长为基地的第二代建设者。

岁月流逝，一晃几十年了。人称“戈壁新城”的生活区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楼房被装饰的五颜六色，家家阳台上盆花艳丽夺目，高高的电视天线直刺蓝天，绿荫掩映的柏油路、人行道车来人往，一群群身着整洁校服的孩子涌向学校，一辆辆童车前，基地老一辈和第三代人在嬉戏玩耍，刚学走路的幼童跌跌撞撞地扑向母亲怀抱发出咯咯笑声。每当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孩提时代的往事，一幕幕再现在我的眼前。认识爸爸

记得1961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我正跟邻居二大娘家的女儿小华在辽宁新宾南杂木梨树沟的前山采冰蘑玩，远处传来了四叔的叫声“小——琴，你爸——爸——回来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快回来，你爸爸回来了”。奶奶又在喊了。小华赶紧带着我往家跑。

一到家门口，奶奶拉着我的手往里挤。屋子里挤得满满的，全村老少都来了，炕上坐的，地下站的，我连撞带推走到一个陌生人跟前。他穿着一身新的黄军衣，黑红黑红的脸，留着短短的头发。“他就是我的爸爸？”我正发愣。“快叫啊，叫爸爸！”奶奶催促着。爸爸走过来拍拍我的头，“爸……”我莫名奇妙地喊了一声。这是我出生五年来第二次见到爸爸。艰难的旅途

过了几天，爸爸和妈妈忙着打行李，妈妈给我和弟弟、妹妹换上洗净的衣服，还给我头发上扎了一个绿蝴蝶结。妈妈告诉我们说要到新疆去，那边是爸爸工作的地方。梨树沟全村老少都来送我们，人真多，还有好几个人哭哭涕涕的。二大娘一边哭一边絮叨：“路上多加小心，那鬼地方听说是充军的地方……”我不管他们说什么，心想，反正串门是好事。坐上老桑头的马车，爷爷怕冻坏我们，让奶奶在马车上铺好棉被把我们盖上，赶了小半天山路到了南杂木火车站。我想入非非：“要去新家了，那个地方一定很漂亮，山上也开满了山花……”上了火车不知坐了多少天，才到了兰州。我和弟妹们眼睛疼得直流泪，眼屎把眼睛糊得使劲睁也睁不开。原来我们得了急性沙眼，爸爸和妈妈急得给我们轮流点眼药。两天后，我们坐上了去新疆的汽车。车一开我真好奇，一路上野兔子、野羊的出现，常常吸引我和弟妹不断地惊呼，而过后就是无边无际的沙漠，还有可怕的大山。汽车在山石缝、悬崖中穿过来穿过去。那山能塌下来吗？我吓得藏在爸爸的身后。一会儿太阳出来了，晒得驾驶室跟蒸笼一样，驾驶员叔叔和我爸爸满脸是汗，我也一样汗流浃背，还有难以忍受的汽油味，隆隆的噪音让人说不出是个啥滋味。我晕车了，从胃里往上翻，恶心、呕吐、难受得哭了。我就跟爸爸说：“我不想上新家了，也不想坐车了，咱们回家吧。”迷迷糊糊一觉醒来，汽车怎么还走啊？我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又要尿尿，我恳求开汽车的叔叔：“你别开了。”

天渐渐黑了，车停了下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爸爸妈妈让我吃饭，可是我只觉得肚子饿就是吃不下去。我想睡觉。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一看，我睡在车篷上，有妈妈和弟妹还有好几个我不认识的阿姨、小朋友。“爸爸上哪儿去了？”我朝着妈妈喊叫。妈妈用手指车篷外面，我站起来一看，哟，爸爸在另一辆车厢板上睡得正香呢。还有好几个叔叔我都不认识。天刚蒙蒙亮，汽车又要开了，我死活也不上车。妈妈哄着我：“这回上车一会儿就到。”我信以为真，噘着嘴上了车。就这样，颠呀，摇的，不知又坐了多少天，终于到了目的地。没想到，迎接我们的是满天遮眼的大黄风沙，龙卷风，大龙卷风卷着小龙卷风一圈套一圈的，刮得昏天黑地，吹得睁不开眼，还呜——呜的直叫。妈妈只好把我们关在一间下半截在地下、上半截在地上的黑房子里（这就是我的新家），两天没让我们出门。奇怪的学校

几天后，一个叔叔跟爸爸说：“小琴可以上学了。”听说上学我高兴极了，一夜没睡踏实。不知是想象还是在做梦，一座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摆满了小书桌，一位梳着大辫子的老师把我领到一个涂着红颜色的小椅子上……

第二天，我背上妈妈早就给我做好了的花边书包，跟着那个杨叔叔去上学。走了大半天还不见学校，我刚要问，叔叔说：“到了。”我纳闷地问：“在哪儿呀？”叔叔指了一下眼前的一个小土包说：“就在这儿。”拐了两道弯，我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是个梳着长辫子的阿姨。杨叔叔对我说：“她是你们的吴老师。”杨叔叔和老师嘀咕了几句转身走了，吴老师把我领到一个空座位上。这时我才发现，小朋友都朝我看，好像在说，欢迎你，新朋友。

上课了，我照着其他小朋友的样子，把书放在桌子上，两只手背在后面，可就是听不懂老师讲的是什么。我面带紧张新鲜的神情，东张西望，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新奇。四周都露着大石头、小石头，门上吊着一块“油毛毯”，与黑板和门相对的两面墙上各开着两个一尺多见方的小窗户。下课了，我才发现，所有小朋友都坐在一块就地支起的老榆树上，老榆树是被放倒后用刀刮平的前凸后凹的树木。所有的小朋友双手背后听老师讲课，有一个小朋友打哈哈一伸懒腰向后掉下去，不小心后脑勺儿磕了一个大包，还流了血，把我吓得够呛，“这就是学校吗？”我越想越想哭，越想越后悔，心里直恨那位杨叔叔。好不容易盼到放学了，我又猛地想起，家在哪儿呢？回家的路在哪儿？我为找不到家着急时，没想到杨叔叔又来接我了。我赶紧跑过去，拉住他的衣服，问：“叔叔，是接我回家的吧？”看到叔叔微笑着向我点头，瞬间我对他的一肚子怨恨都无影无踪了。一路上叔叔问我：“小琴，上学好不好？小朋友对你好不好？老师对你……”我乱回答一气，叔叔再问什么我好像没听到似的，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只在想，妈妈会不会在家等着我。一进家门，妈妈看到我背着书包的样子，高兴极了，又像杨叔叔那样：“小琴上学好不好？小朋友对你……”这时我好像什么都不害怕了，扯着嗓门大声喊起来，“不好，不好”，喊着喊着就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说什么也不去学校了，大声地对妈妈喊：“你为什么不上学，非让我上学？”突然，吴老师来了，我像被什么力量制服了一样，乖乖地跟着老师走了……揭开秘密

天气特别热，爸爸回家洗过脸吃完饭，和衣一躺就睡着了。我拿着一把竹扇，好玩似的给爸爸扇风，无意扒拉着爸爸肩膀上的破补丁，发现补丁窟窿里有一层厚厚的白纱布，就悄悄地把手指伸进去。顿时，爸爸那清瘦黝黑的脸上一阵抽搐，呻吟了一下。我吓得赶紧把手一缩，谁知没收缩回来，反而使劲往里一按，爸爸猛地睁开那疲惫不堪的眼睛一下子坐起来，用那双长满厚厚老茧子到处是裂口的手，抚摸着那包着的肩膀。我突然看见爸爸的手捂住的地方，衣服红了，血，出血啦，我害怕地往后退。妈妈急忙从外面进来，一把拽住我，爸爸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妈妈掰开爸爸捂着肩膀的手，然后从抽屉里拿了一些棉线烧成灰，一边往出血的地方倒一边说：“让你再逞能。”爸爸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我站在一旁心想，爸爸一定是打仗负的伤。一阵军号响了，爸爸又走了，我问妈妈：“爸爸又去打仗了？”妈妈没好气地说：“不知道。”原来，爸爸领着好多叔叔除了站岗、放哨值勤外，还担负着修路、挖沟、盖房子、盖水塔……快乐的晚会

那是1962年夏季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刚吃过晚饭，爸爸站起来说：“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卖呆（看热闹）。”噢，去卖呆喽，我高兴地叫上邻居的阿丽、丽娜一起跟着爸爸走了。一会儿爸爸把我们领到一片空地上。那里好多叔叔盘腿坐在地上，排得整整齐齐，二连的军犬也排在队伍里。这时有一个叔叔站出来说：“晚会现在开始。”话音刚落叔叔们拿出乐器来，有的吹，有的拉，有的敲打，我爸爸也站在里面手里拿两只铜铃，不停地碰撞着。那曲子我还记得：“打靶归来，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演完了这个节目又上来一个阿姨走进人圈里，扭扭搭搭，又是唱又是扭。爸爸告诉我这是一个叔叔演的《回娘家》。我仔细一看，噢，是王全瑞叔叔，他穿的还是我妈妈的衣服呢。我和阿丽、丽娜、小平都觉得好笑。过了一会儿又出来几位叔叔，有的拿着菜盆子，有的拿着脸盆，还有的拿大饭勺，一边敲一边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想家不能回，不能回，为给祖国增光辉，再苦再累也不后悔……”顿时叔叔们掌声如雷，好多叔叔乐得前仰后合。我看见有个叔叔脸上流着眼泪勉强笑着，我们几个小孩子也莫名奇妙地跟着大笑起来。广播喇叭在房顶上放出了音乐，叔叔们都进入了场内，跳起来了。

对了，还有警卫二连的军犬也跳进人群中和叔叔们跳起舞来，军犬跳舞的样式特别好玩……

后来，当年在基地建设中出力的父辈们有的奔向了新岗位，他们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建设、开拓，有的仍然在这块热土上奋斗，有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长眠在地下。他们用青春汗水铸成的盾牌金光闪烁，他们默默奉献的功绩永载我国核试验场区那永久的丰碑。

当我放眼四野八荒，方圆几百里戈壁滩时，当我俯仰天地之间时，我思绪万千，心底泛起涟漪，想起早逝的父亲和叔叔们，我是多么想念，几丝酸楚、刻骨铭心。

蘑菇云下的童年（二）

人们都知道试验我国原子弹的科学家、将军、还有解放军指战员艰苦创业，为国防事业贡献青春、贡献终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是那些曾经在蘑菇云下默默生活的孩子们您知道吗？您知道他们怎么生活、玩耍，怎么度过童年的吗？

每个人都是从童年、少年走过来的，而我的弟妹、我的同学们的童年、少年却是在蘑菇云下度过的。回想往事记忆犹新——记得1961年在新疆戈壁沙滩上有一片用帐篷和干打垒建起的一座军营，我的父辈们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混身是土，就连耳朵眼里面都是沙土。

我们的学校是在马兰最高建筑水塔东侧方向，由农场地下一半和地上一半的地窝子教室搬到这里的，盖的是砖瓦房有玻璃窗户，这儿是全基地最好的房子，全校的学生不足三十名。那时的马兰路是沙土面路，路上虚浮土跟白面一样疏松，我和我的同学背着书包每天往返于没到膝盖的沙土面路（学校——家），鞋里边灌满了干面土，每走一步都要将腿用双手使劲往上拔，而且每走一步都将土面刷的一下踩得向两边分开，稍不小心表面平整的沙面路下面的石头将脚咯得很痛，甚至被尖石头碰扎出血，有时大声哭泣可就是没人管，也没人能听见，出血时用自己小手抓点干土面往伤口上一按，血和土混合在一起后血就干巴巴的了。戈壁春天的童趣

记的那是十岁时春光明媚的一天，上完课老师告诉大家，我们三年级一班全体同学明天去榆树沟春游，让每个同学回家做好准备，带上干粮，背上水壶。大家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喜悦的心情无法掩饰，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回家后我急不可耐地告诉妈妈快点给我准备干粮，然后跑步上王士兰家看她带了啥干粮，又跑到苏东华家看她奶奶给她带什么，忙碌得了不得了，就好像如今要到外地出差似的。晚上我激动得使劲睡觉也睡不着，就这么翻过来调过去迷迷糊糊睡着。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被妈妈叫醒，拿上妈妈给准备的油饼、鸡蛋、咸菜和水壶急冲冲地上学校。同学们都到齐了，有的拿苹果（那时能吃上苹果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有的拿馒头，还有拿玩具的，真是五花八门。大家跟一群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排着队跟着老师一路说说笑笑、东张西望地走着。我也一样兴高采烈地不知道怎样才好，一会儿有人大喊看见了野兔子，一会有人又叫“四脚蛇”（即戈壁滩上的壁虎），女同学吓得大喊大叫。走了很长时间除了沙漠就是骆驼刺（沙漠上的一种植物），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才看见有十几棵老榆树，树下有许多干草，干草尖上发出绿色的小嫩芽，这里还有一条干涸的、弯曲的河沟。乔金毡老师说到了，大家不要乱跑，只能从西边的几棵榆树到东边的几棵树中间玩，不能过境。然后让大家坐得尽量靠近一点，好演出节目。先由李富琴同学跳“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然后让我唱“金瓶似的小山上”，又叫许刚和张立明演练一段相声。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节目演出得丰富而成功。演完后老师又带领我们玩“抓特务”，郝晓进和张宁军埋字条在草丛中、树杈上。谁发现得早谁就可以不当“特务”，然后赶紧抓别的同学。大家跑得满脸是汗时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老师说可以吃饭了。这时，大家都从书包里边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干粮，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围坐在一起吃饭，同学带的饭菜各式各样。饭后同学爬到老榆树上玩耍，我和士兰、殿军一块儿爬上一棵树，在树上每人讲一个故事。然后我们趴在树杈上叫东华上树，东华费劲也上不来，曹丽峰不会爬树，没办法我们三人只好从树上爬下来。那时的孩子们没有地方游玩，但是这次春游却让我和同学们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那时我们班级同龄的孩子们和我一样，对生活、对所有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无论到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忘记那儿的一切，那片神奇的戈壁、天山，那块浸泡着父辈血汗的土地，那块我和我的同学们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

21世纪的新春之际，突然接到三十多年未见过面的小学好友苏东华的电话，心情十分不平静，夜深人静时，彻夜难眠，脑海浮现出幼年时同学们的模样，如今天南地北，不知他们都好不好。

我们的同学个个都非常朴实、活泼，他（她）们小姑娘的样子，小男孩子的淘气，如同电影明星一样在我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有朴素、善良的王士兰、学习好的马殿军、体育课总是跑不动的大个子苏东华、还有会跳舞的李富琴，刘永庆、田保丁是非常老实的男孩子，有三道杠的大队长张宁军（如今是两杠四星的大校，师级军官，许多同学都曾经是部队的战士，军队干部现已大部分转业到地方了），有吹笛子不成调子的沈建平，还有调皮捣蛋的小刘振（原来是我们一班的，后来到二班了），得过猩红热、手软得像面条的邓朝清，有从不欺负我的同桌谷江宁，不爱说话的王社光，长得白白的曹丽峰，还有外号叫“罗皮尔先生”的罗正华，被吴国忠老师罚站的赵东时（因为自己用铁丝做成刀样学日本鬼子喊叫），张立明（曾经和我一起演过京剧“沙家浜”，饰刁德一），蔫淘但心肠好的周立平，那头上老留着像公鸡头说着四川话的谢明阳，有陈志敏、司丙华、白石和白晶兄妹俩，写字非常漂亮的郝晓进，还有说话有点结巴的王丽娜，男孩队伍总站第一的许刚，第二的刘中朝，爱哭、演大灰狼的沈徐生，还有比我们大几岁的吕玉兰，爱用勾针勾花的陈香菊、卜瑞雪等等。二班的付平原（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张志壮、王杰、侯荣（扮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白茹）、杨丽娅、李和平、赵国臣、王乐琴、赵志英等等。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跟随父母亲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大西北戈壁滩马兰。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有一个在蘑菇云下度过的童年和少年。现在同学们天各一方，不知道都在什么地方。但是谁也不会，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童年是在蘑菇云那块神奇的、特殊的环境中度过的。谁也不会忘掉幼年的小伙伴、小同学，更不会忘记父辈们为此奉献青春、终身、儿孙的无私精神。学游泳

马兰是个缺水的地方，部队首长为方便用水，用拉水车队从很远的孔雀河为基地官兵、家属拉来生活用水，记得每次水车到达后，我们就用盆、桶、缸、罐排着队将水接满备用，后来才有了自来水。但是，孩子们要想游泳那可是非常难办的大事情。记得那是1965年的夏季，殿军跟我们说她姐姐和她昨晚去游泳了，我和东华、士兰一听马上也要去，殿军说：“行，但是要走出很远，而且还要穿着游泳衣。”我马上说：“我没有咋办？”大家都说：“我们也没有。”后来决定就地取材，就穿长点儿的裤头，规定不许告诉其他人，因为去的人太多了水坑装不下。

我马上跑步回家，瞒着妈妈偷偷拿出长裤头塞到书包里，去找苏东华。东华奶奶在家问我们干什么去，东华给我使个眼色又摆摆手。我们心领神会地说：“玩儿去。”然后赶紧出门，正好士兰也从家中走出来，我们三人兴高采烈地往殿军家走去。殿军早就在等我们了，赶紧领着我们出门，一路连跑带颠的，要撵上她姐姐。走出很远的路，到学校后面的大北边，碰上司丙华后怕她也去，殿军领着我们绕弯走过庄稼地，又走出很远，好不容易才看见有一个下雨后积存的黄泥浆水坑。已经有好几个大姐姐在水坑里边游来游去，我也马上换装光着脚丫子挤下黄泥坑，结果黄泥水一下子没过头顶，我连连喝了好几口黄泥汤，吓得赶紧连扑通带抓地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根本不会游泳。站在坑边上，我问大姐姐我怎么样才能会游泳，大姐姐说：“女孩子都不会，我们也是回家拿脸盆练习憋气，然后才会游泳的。”听到这儿，我才好像明白我之所以不会，是没有练习憋气。这时候司丙华也找到我们了，她坐在水坑边看，我坐在水坑边上用脚打水玩，东华、世兰、殿军也不会游。我们几个人玩到天快黑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黄泥水坑回家。在回家路上，我们几个人商定回家赶紧练习憋气，争取第二天再来。回家后，我拿起脸盆盛上水，把脸没在水中练习憋气，憋得实在憋不下去了才把脸从盆里出来。这时候东华来找我，看见我这么练习憋气，她也跟我一起练，还互相掐表看谁憋得时间长。我妈妈看我练憋气整了一地水，认为我是神经病，东华看见我妈妈生气了，就让我跟她去她家练。等我回家后，我弟弟因为我没带他们去就告发我去大水坑的事，我挨了妈妈一顿打。我向妈妈保证不去了，可是，第二天她们还要去，我也想去，下定决心就是挨打我也要去学游泳，就又偷偷地跑步去了大水坑，但在水里我是怎么憋气也漂浮不起来，大姐姐教我们学“狗刨儿”，虽然不会，但是玩得十分高兴。

现在想起当年下大水坑的事来还真有些后怕，太危险了，老妈妈当年打我打得对。记得两天后，我们第三次再去大水坑时，坑里已经无水可游了。

几十年过去了，她们现今是否学会游泳我无从知道，但是同学们都能记得马兰水塔下的臭水沟里边曾经夺走我们同学胡兰小弟弟的宝贵生命。

那时候马兰的孩子们没有地方玩耍，除了学校就是家。晚上放学后，住得距离比较近的就在一起玩捉迷藏、扔沙包、人虎枪，或者排列成两队手挽手唱“我们要求一个人呀”，还经常在蒺藜草中藏身吓唬人。看见如今马兰的孩子们要啥有啥，什么水果都能吃到，什么玩具都有，各种花花绿绿的糖果都能吃到，我从心坎里为他们感到幸福、感到高兴。来之不易呀……

马兰小学的足球运动

马兰小学的足球活动开展得很好。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各班男同学几乎都爱玩两下。各班之间或年级之间时不时还进行比赛。

学校有良好的足球环境。小学教学楼的后面有一个土运动场，周围是一圈跑道，中间是足球场。我印象里场地较大，有正规的足球场大小。两个上着黑白相间油漆的木制球门还挂着球网。场地大体上平整，只是球门区由于经常“混战”，略有点儿坑洼不平。像这样的场地，当时北京的许多学校都没有。

学校里有两位体育老师对足球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位是阎复宽老师，阎老师一米七五以上的个子，略显窄长的面部轮廓很鲜明，当他穿上短运动装时，全身显出古铜色，肌肉的线条十分突出，整个人好像一块橡胶，弹力十足。阎老师技术全面，体力好，尤其让我们佩服的是踢球力道猛，踢得又高又远，几乎到对方球门区了。他还非常热心学校的足球活动，身兼学校足球队长与教练，每周都要组织我们练习基本功和对练。记得他在我班教室讲足球队建设问题，讲到高兴处，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烽火”两字，说：“我们就叫烽火足球队，踢球要像烽火燎原那样猛烈，到时候我们还要上乌鲁木齐比赛。”听得我们有点飘飘然。另一位是李斌老师，李老师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儿，身体匀称，非常灵活，奔跑速度很快。踢球的特点是控球好，突破能力强，尤其是脚头狠、准。一次他一脚开出去，十几米外一位我班的队员，没躲开，被闷在脸上，一个跟头当即放翻，帽子的塑料帽檐儿给闷成了几块。

学校有个小学足球队，我班王杰、付玉祥、迟晓南和我是校队成员，教练是严老师。校队经常组织训练。首先是体力训练，跑一千米或四百米；然后是基本功练习，有定点传接球、个人带球前进、带球过人、两人配合和三人配合打门、防守、定点射门等；最后是对抗练习，分成两队，进行比赛。除了训练，大家很自觉地接受榜样的影响和个人揣摩，向往的是球要踢得又高又远，又狠又准，前锋要能过人，后卫要能轧人，还互相切磋脚尖、脚背、脚内侧、脚外侧等不同部位的踢球效果。我们还有自己的“足球语言”，比如罚点球叫“罚十二码”，又叫“一脚球”；管定位球叫“两脚球”；管中后卫叫“二道”等等。

学校老师和高年级同学有时组队和外单位打比赛。不过那时外单位能组队的只有红山的三部，由知识分子和加工厂的工人组成，研究所和加工厂是从北京搬迁过来的，在北京见多识广，对足球运动有基础，其他都是部队单位，成员多是农村来的，都没见过足球，更别说踢了。我记得学校和三部球队踢过一场。学校队成员必少不了严老师和李老师，还有我们心目中的“学生球星”孙敏、孙庆文、王实现、范力克等。三部成员中有好几个带眼镜的，我哥哥张英武是三部加工厂的工人，也在其中，他踢很不错，让我心理暗暗感到自豪。比赛结果是三部赢，但不是一边倒，学校队也有进球。毕竟人家队员都是生力军，而我们场上有一部分学生军，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我们班是小学部足球劲旅，自我们年级以下无对手，六年级中有一个班也不是对手。班里除了我们几个校队成员外，还有几个踢得好的同学，像张志壮、刘振、赵国臣、程峰、范新等。张志壮同学是我们班的“铁后卫”，论个子他可以排进前五名，但身体很强壮，两只手张开比一般人大许多，可以称得上“彪形大汉”。他防守的典型动作是：两腿弯曲，两臂半展开，两手十指张开，手心向前，收下颌，但眼睛死死盯着你，一般与你保持正面对视。当对方到了合适的距离时，他两只大手向前一伸，同时整个人忽地一下扑上去，对方不是丢球就是倒地。遇到后一种情况，我们就会喊“合理冲撞，合理冲撞”，继续踢下去。

后来，停课了，学校里没了学生，我们的足球生涯也就随之结束。

孩子心里的马兰

1965年3月我十岁时，和妹妹晓莉随爸爸妈妈来到新疆马兰，之前姐姐晓军已入伍在基地。那时，北京到新疆没有直达火车，需在西安转车。我和妹妹都是第一次乘火车长途旅行，心中那个激动、兴奋啊！进了软卧包厢就爬上上铺，打开装了一书包的大米花吃了起来，盼着快开车。站台上，四姨和七舅来送行，姨哭得一塌糊涂。大人们想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我们根本就没想过离开北京有什么不好，心里充满了对戈壁大漠的好奇和对神秘马兰的向往。

我爸爸郝昨非原在总政歌剧团工作，1964年元旦，他接到上级传达的副总长张爱萍的指示，命他组建21基地文工团，编制五十人（后增至八十人），歌舞、话剧、曲艺都要有，8月份进疆，带一台晚会节目，有问题找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帮助解决。军队历来重视文化工作，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如此。核试验基地地位重要、使命神圣、条件艰苦，为了保密，外面的文艺团体不好去，中央军委决定，给基地组建一个文工团，以丰富官兵和科技人员的文化生活，鼓舞士气。

我爸爸抗战时期参加革命，一直在文艺战线工作，先后参加组建六个军队文艺单位，担任过团队领导，基地文工团是第七个。总部首长、特别是张爱萍副总长对基地文工团建设极为重视，许多事都是他亲自协调。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表示，全力支持基地文工团的组建，先从总政直属单位抽调，已向各团下达任务。

八个月内组建一个文工团并排练一场晚会，真是紧迫。我爸爸开始“招兵买马”、到处“化缘”，和郎福林（后任文工团副政委）跑遍了总政所属各团。那时也很难，经常是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不想要的硬塞。直到总部首长下了指示“不能拔尖子，不能甩包袱”，各单位才给了十七名业务骨干，包括艺术专家教蕴玉和石茵，还有舞蹈尖子艺兵（十岁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都是给全军代培的，魏传统院长得知基地文工团急需用人时，硬是“截留”了三个，把正在参加拍摄电影《英雄儿女》的华文莲和两个基本功很好的舞蹈学员给了基地。当时武汉军区文工团正在整编，李伟副部长写信，要来了他们培养多年的一个舞蹈队，“拐带”到戈壁滩，使基地文工团一下拉起了经过专业训练、科班出身、年龄整齐的舞蹈队。

人手还不够，又扩大到地方文艺团体和学校。张爱萍副总长亲自给天津、沈阳、哈尔滨市委领导写信，请他们支援。天津音乐学院调整已做好的分配计划，给了几个笛子、手风琴、长笛演奏优秀学员。东北几省市也给了七个人，包括独唱演员和舞美骨干。

乐器没钱买，也是到处求援。我爸爸找到老领导、总政歌剧团政委庄映说：“咱们从华南带来的那批乐器，堆在仓库里也没有用，基地文工团刚组建，一穷二白，就给了我吧。”庄映同意后，马上拉走。他哪里知道，这批乐器是大军南下到广东后，首长批了三百两黄金到香港买的，都是法国货，有的还是手工制作！后来华南文工团与别的团共同组建总政文工团，就带到北京来了。基地文工团招来的人到解放军军乐团培训时拿着这些乐器，军乐团的人一看大为吃惊：“你们从哪儿搞得这么好的乐器？”比他们第一把提琴、第一把小号使用的乐器还好！后来有一年我爸爸过生日时，我给他写的打油诗中有两句：“私携黄金三百两，马兰戈壁种蘑菇。”

文工团组建期间，在北京小西天基地驻京办事处办公，基地政治部干部处派人政审、办手续，办事处李主任想方设法安排突然增加的这么多人的食宿。业务人员边组建边排练，上级给的八十人的编制，怎么算也不够，有许多专业没人，只是个宣传队的规模。我爸爸反复找各方首长，说明组建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有舞蹈队、歌队、乐队、话剧队、曲艺和舞美，还得有创作组，即使一专多能，也得一百来人，又找张爱萍副总长，张副总长从国防科委总员额中又给挤了十七个名额。人员一报到，就投入紧张的培训、学习、排练。8月进疆前夕，文工团还没有名字，请示张副总长，第二天张副总长派人送来宣纸书写的两个大字“春雷”，从此，基地有了“春雷文工团”。

春雷文工团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当时驻北京通县的基地研究所，年轻演员接受了第一次考验，受到好评。

1964年8月21日，文工团乘火车进疆。带去了一台晚会和一台话剧，在场区戈壁滩上搭起舞台，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晚上演出，为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助兴喝彩。

待全团在基地安顿好、扎下根，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爸爸回京接收第二批人员，从总政文工团请了几位专家作指导，同时接我们进疆。那时，“人走家搬”，家属随干部的工作调动而搬迁，是规矩、是习惯，没有那么多文件规定，也不用人来做工作动员，营具都是公家的不用带，我们打包全部家当托运，高高兴兴地踏上西迁旅途。

原来，我不知道爸爸具体在哪里工作，不知道新疆基地是干什么的。直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晚上，我在街上抢了一张号外，激动地跑回家给妈妈报喜，爸爸的一个老战友、歌剧团的领导来家，高兴地对妈妈说：“你知道吗？这就是老郝他们那里干的！”这时，我才知道爸爸所在部队是试验原子弹的！更增强了我对马兰的向往之情。

西去路上，很舒适、很快乐。在西安换车买票停了三天，住在车站附近一个旅馆里，木头结构的楼，一走路楼板咚咚响。参观了碑林和半坡博物馆等。我记得同行的有：总政歌舞团苏凤竹、总政歌剧团崔永昌、总政话剧团陆原，他们是作为艺术顾问被请来作指导，以帮助基地文工团这个年轻的文艺团体顺利起步、尽快成长；文工团副政委郎福林，很爱说笑话；舞蹈队队长杨大坤，还有军艺刚毕业的翟梦宽等约二十人。

火车一路西行，跨过华北平原、黄土高坡、穿越秦岭乌鞘，驶入大漠戈壁，粗犷而荒凉，百里不见人烟，周围人们的热烈情绪也有所降温。对十岁的我来说，没有一丝忧郁惆怅，第一次坐火车时间这么长、跑这么远，第一次感到祖国国土之辽阔、景象之变化万千。

到大河沿车站下了车，在兵站休息吃饭，然后乘大轿车赴马兰。好像是在托克逊兵站住了一夜，记得院里有个喷水池，还有一条大狗。白天它转来转去自由活动，晚上自动到门口和哨兵一起站岗。翻越天山，汽车喘着气就像要爬不动了。一路砂石搓板路，把人颠得头碰上顶棚。我和妹妹专门跑到最后一排座位，玩儿“跳高”。

一路颠簸到了马兰，住进新家，没觉得劳累或不适，穿上爸爸的大头鞋就到外面公路上蹚虚土去了。砂石公路两侧堆积着车辆碾压飞扬的积土，我两脚不离地踢蹚着，把干燥而细小的粉尘扬起一人多高，回家时成了“泥猴”。刚到时住现在的2号楼，过了几个月，搬到刚盖好的现在的1号楼。

不久，我和妹妹上学了。学校在马兰营区北侧，校舍很好，教学楼三层，有大操场、食堂、教工和学生宿舍。我们年级两个班，我在一班，班主任是吴国忠老师，使用的课本和北京一样，教学进度比北京慢一点儿，所以我和妹妹经历搬家、长途旅行也没拉下课，很快融入新的集体。

在学校我学习很好，特别是语文，有一次作文得了九十八分，听说是老师实在找不出毛病，但作文不能给一百分，所以找了一个别字、一个标点扣了两分。我和妹妹很有礼貌，见了老师都敬礼问好，从不调皮捣蛋，老师们都很喜欢我们，和同学关系也很好。学校还进行了军训，打真枪！那是我第一次打军用枪。训练几天后，三发子弹打了二十三环。

家长们嘴都很严，从不对孩子讲试验的事情。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试验啊！每试验成功一次，我们的核武器就完善一步，我们的国防就强大一分。当时，最使我激动的就是毛主席的两句话：“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说得多么有气魄！多么符合基地的使命！就好像是专门针对基地的任务说的。当时，有多少“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等着毛主席、等着共产党人去做啊！我深为爸爸、姐姐是这支队伍的一员，在为这一神圣事业奋斗而自豪，也为自己有幸进入这个神秘而神圣的基地而骄傲！

文工团为基地官兵服务、为试验任务服务，编排了不少反映基地战斗生活的作品。最精彩的是张爱萍副总长亲自创意、组织的大型歌舞《春雷之歌》。1965年初，张副总长创作了歌词《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文工团到北京请专家谱曲、试唱、修改。张副总长听完演唱后指示，今年多搞些自己的节目，整个节目就叫“春雷之歌”。经过全团上下共同努力，大型歌舞或者叫歌舞剧《春雷之歌》创作成功，在1965年5月14日第二次核试验成功之际与观众见面，《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为主题歌和音乐的主旋律，演出两个多小时，以歌、舞、朗诵等艺术形式，展现了核试验部队的科技人员和警卫、工程、运输、防化、气象、飞行等各路官兵，战天斗地、为蘑菇云腾起而无私奉献的事迹，在装载核弹的飞机起飞、蘑菇云升起、万众欢腾的高潮中结束。

文工团还创作了很多很好的小节目，我记得有快板《刘宝才爬塔》，反映第一次核试验前，阳平里气象站刘宝才冒着大风徒手攀上原子弹试验铁塔，取到急需的气象数据的事迹。《三个西瓜》，反映阳平里气象站断水，他们把仅存的水留下制氢气，自己忍受干渴的折磨，就在此时，张爱萍副总长派人送来三个西瓜，雪中送炭！歌颂了基层官兵的可爱可敬和总部首长爱兵如子。《水》，反映“八千里巡逻小分队”。文工团还学习了全军文艺汇演的许多优秀节目，并在基地演出，我记得的有舞蹈《三千里江山》，艺兵阿姨领舞，反映朝鲜妇女冒着炮火给志愿军送弹药；《洗衣歌》，反映驻藏部队军民鱼水情，杨大坤演解放军炊事班长，金木生演藏族小姑娘；《海岛女民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纪录片中有这个镜头，基地史馆中展出了这张照片，最前边的一位是胡永瑶。后来，文工团还创作了以三部（21所）科技人员为主题的话剧，开始叫《呼云唤雷》，后改为《呼云唤雷的人》，最后张爱萍副总长改定为《走自己的路》。可惜，没正式演出就“文化大革命”了。

每次进场，文工团不但在试验部队集中的驻地演出，还组成若干小分队，去试验场周边的哨所等分散执勤点慰问。那些执勤点长年累月不见人，一见有人来、特别是女同志，那个激动啊！文工团员面对面地给他们唱歌、跳舞、说快板、乐器独奏，代表总部和基地首长去慰问他们，感动得官兵掉眼泪！年轻的文工团员多来自城市，出了家门进校门，没见过这么荒凉寂寞的艰苦环境，没见过这么忠诚、单纯、可爱的战士，他们来不只是唱支歌、跳支舞，还帮助战士缝补衣裳，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激发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成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素材，同时是心灵的碰撞、情操的陶冶、信念的铸造、感情的升华。告别时依依不舍、泪流满面。几个团员回到马兰后，申请买几套修鞋工具，说战士们的大头鞋太破了，他们没法修补。

礼堂，是马兰生活区第一批重要基础设施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按照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的图纸建造，设计先进，功能齐全，质量上乘。舞台虽不能“推拉升降转”，但有多层幕布、布景、灯具悬挂升降装置；灯光不但有地灯、吊灯、背景灯，在舞台两侧和楼顶上沿都有灯光楼，人可以在里面穿行，根据需要打出各种亮度和颜色的灯光、追光；舞台右前角有个像地堡一样凸出舞台地面的灯光观察室，根据剧情进展调控灯光。一次，女报幕员报幕后倒退着退场，绊倒在观察室上，一屁股把顶盖坐断了，还好没有塌下去。乐池很大，可装下一个完整的大乐队，舞蹈队演员杨传林曾在一串跟头中翻进乐池。观众席不是平面的，而是前低后高斜坡式的，前排人不会挡住后排人的视线，到最后一排就是二楼了。一楼侧面有首长休息室，舞台后有一排化妆室；二楼两侧有侧厅，当时封闭上了，分别是舞蹈队男女宿舍；三楼是放映室，里面有大座机，当时还有四支冲锋枪；从三楼小门出去就到了礼堂楼顶，再爬上铁梯子就是最高楼顶。

礼堂，是我当年最爱去、最常去的地方，这里承载着我金色的童年、美好的回忆。礼堂是文工团基本活动场所，当时叫马兰俱乐部。那时学生作业不多，下课也早，没事我就跑去礼堂，不是去找爸爸，而是看文工团排练、演出，在宿舍中玩儿。

我看节目也不是老老实实坐在观众席，而是在后台、乐池、灯光楼等窜来窜去，有时还跑进化妆室。这让我开了不少眼界，比如制造舞台枪声效果，不是放录音，那时枪支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文工团有不少枪，做效果时装上空包弹就打；要是远方密集、连续的枪炮声，就放录音。打雷的声音是一个人拿着整张三合板，用力抖动，通过麦克传出去，就成了“呼隆隆”雷声；要是炸雷，就拿块薄薄的大铁皮使劲一抖，“卡啦啦”声音就出来了。

礼堂也是基地政治中心、重大集会的会场。军委、总部首长来时，在这里开大会，阳平里气象站命名大会就在这里举行，在我的记忆里，阳平里气象站是基地成立以来第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单位。

2012年，我再次回到马兰，看到礼堂已经重新装修，但基本保持着原貌，感到分外亲切。正面仍是原来的木制大门，颜色有所变化。二楼侧厅原舞蹈队宿舍，现在一边敞开放着乒乓球台、一边封闭成房间作为创作室。舞台后面仍是一排房间，是当年的化妆室，舞台、灯光楼没什么变化，只是拆掉了灯光观察室（地堡），封上了乐池，扩大了舞台面积，观众座椅换成了全包沙发座。

三楼仍是放映室，走到楼顶一切依旧，上最高楼顶的铁梯子还在——这是我当年看电影的地方。那时最高级的文化娱乐活动是看电影，看个电影像过节，大人孩子赶紧吃完晚饭，搬上凳子去广场占座，银幕正反面都坐满了人。我和几个小兄弟经常是爬上楼顶，有时还爬上最高楼顶。“文化大革命”期间停课了，那时不晓得要自学文化知识，报纸是“抱纸”——在乌鲁木齐印好运来，有时一周不来，一来就是一抱。广播听不清，没有书看，没有电视，很是寂寞无聊。这几年，我主要做了这些事：

帮书店卖书。广场西侧一排平房（现在文化活动中心），北头是书店，和卖书的老杨熟了，就时常给他帮忙，那时不开架售书，读者要看哪本书，得服务员给取，不买再收回来，后来也帮助收钱找钱，打包上架，打扫卫生。

到邮局帮忙。广场西侧平房南头是邮局，我帮助处理平信。连队寄走的信加盖“免费军邮”三角戳，其他信在邮票上加盖邮戳。记得1966年起取消“免费军邮”，前一天信件特别多。平时装一邮袋，那天装了4邮袋。还有就是分发来信，把来信分别投在标明信箱代号的格子里，等各单位通信员来取。有的信经长途颠簸信封磨破、挤破，我们给贴上“收到已破，邮局代封”纸条，把破口封上。

帮助放电影。时常跟着基地政治部电影组丁光静、降云卿阿姨在广场上放电影，技术活儿不会，就帮着搬箱子、放电线，出故障时帮着打手电。

做家务。那时在马兰有点接近农村生活，楼后有一排各家自建的鸡窝、柴栏，再后一排是各家的菜窖。一切都自己动手，先用砖头和泥垒个鸡睡觉的窝，上边垒个鸡下蛋的窝，再在外围用木柴、树棍扎个围栏，装上门，再搭个顶棚遮太阳。有一年赶上日全食，我们当时没有墨镜，用墨汁把玻璃片涂黑看太阳，眼看着太阳被遮住，天黑下来了，鸡全都“自觉”地回窝睡觉去了。过了一会儿，太阳从被月亮遮挡的另一边出来了，天空放亮，鸡又一个个地出来了！我在鸡窝围栏里的一角挖个坑，里边养兔子。兔子会自己掏洞，掏得很深，在里面睡觉、繁殖，在外面吃食、玩耍，要抓它时需拿木板把洞口挡住。那时副食品供应紧张，买肉时排好长的队，吃鸡肉、鸡蛋等得靠“自留地”。兔子繁殖快，只吃草，很适合过“穷日子”。每家都有个柴栏，有的和鸡窝连在一起，存放燃料：煤，是原煤，不是蜂窝煤、煤球，自己买、自己拉回来；木柴，一般是从木材加工厂买的下脚料；树干、树枝，到戈壁滩上拉死树；草，驻地附近野地里的蒿草，长得一人多高，割下晾干后很好烧。家家厨房里都砌有灶，既可烧煤，又可烧柴草。从那时起，我喜欢砍柴、劈柴，做木工活。菜窖也是家家必备的，冬天吃菜，全靠自家贮存。挖菜窖，像玩地道战。主坑挖得够深，架好顶盖埋上土后，再在里面掏洞，这个放萝卜，那个放土豆，那个放洋葱头，大洞套小洞。白菜太多，体积太大，还是放在主坑里码成垛。入冬前，我还买几个西瓜，用白菜帮子包住保持水分，放在洞里，到过春节时吃，那真是“围着火炉吃西瓜”，透心凉！

种菜。政治部这排楼（现1—5号楼）西边是空地，没有一座房子，是政治部家属的菜地（后来盖了二招，现在是社会服务部）。当时随军家属大都来自农村，没有工作，原来有工作的到基地也不好安排，便组织起来种菜。我经常随妈妈去地里劳动，种黄瓜、豆角、茄子、辣椒等。有人给记工分，按工分分菜。新疆天旱，种菜靠水浇，红山水库放下来的水，各单位排队，通知到，半夜也得浇，我经常夜里替妈妈去浇地。

踢足球。基地孩子也成帮成伙，政治部这一排楼男孩儿中，我和赵东时是头儿。姐姐给我从北京买了个很标准的少年足球，我们一帮男孩儿几乎每天在楼后空地上踢球，有时我和东时各带一队，有时我俩踢他们一帮，自然还是我们胜。球磨破了，妈妈帮我缝上，可是线绳不禁磨，踢不到半天又破了，球胆从几个口子中鼓出来没法踢了。

我们一帮男孩儿闲得没事，也干些淘气、恶作剧的事儿。杀猫、杀狗，捉住小鸟用鞭炮炸死。背着西瓜爬水塔，爬上去坐在顶上吃西瓜。再闲得没事，爬我家单元门口的雨棚（楼门口上方的水泥板），爬上去跳下来、爬上去跳下来，乐此不疲。2012年我回到马兰，来到我住了四年的1号楼。我一看，哇！雨棚好高啊，当年我怎么就敢跳呢？“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几年，心中是很苦恼，我和妹妹是“黑帮子女”。文工团是基地唯一的“四大单位”，文工团其他领导的子女不在基地，只有我和妹妹在。但这段经历没有让我对马兰的印象留下一丝阴影。当时，无论基地组织、学校的老师同学、周围的邻居、邮局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没有任何歧视和为难，爸爸的薪金、粮票等都照发。我的好朋友赵东时的爸爸赵印江是基地保卫处长，冯小宝的爸爸冯智卿是法院院长，晓莉的好朋友高丽娜的爸爸高志胜是干部处长，还有基地摄影师陈书元和他的妻子惠阿姨，对我爸爸的处境一清二楚，我们几乎天天去他们家玩儿，他们都对我们很好，没有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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