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与印度携手“一带一路”：前景与挑战试读：
内容提要
得益于地缘位置优势与可观的发展前景，印度在“一带一路”构想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印度支配印度洋的意图明显，向西太平洋渗透的愿望强烈，对其他国家在印度洋地区拓展利益保持高度警惕，又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开展活跃的地缘政治联合。虽然中印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的经济潜力巨大，且在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共享地区发展机遇与维护印度洋航线安全等方面有共同利益关切，但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地缘矛盾制约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也让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促使印度成为“一带一路”上畅通一环的努力面临重重困难。
文前辅文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文件，同时，高规格的“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也得到确认，标志着“一带一路”由倡议转入实施阶段。
根据《愿景》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北、中、南三线，其中南线经东南亚到南亚与印度洋沿岸地区，涵盖印度；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最富庶的沿海地区出发，过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至欧洲（另一支线联通南太平洋），其中印度沿岸与印度洋航线占据显要位置。直观来看，印度既是唯一同时被“一带”和“一路”覆盖的主要经济体，也是整个“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据预计其经济规模将在未来5年内超过欧洲诸强，仅次于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方面极具潜力。
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真正市场化改革以来，印度发展潜力得到巨大释放。1991年，拉奥政府开始在印度的各个经济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对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加快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步伐，开启了经济上的“第二代改革”，在继续实施拉奥政府改革政策的基础上，确定优先发展软件信息业，加速公营企业私有化进程。2004年，辛格政府延续改革脉络，继续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将出口加工区提升为经济特区，放松外汇管制，开放卢比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莫迪政府上台后，外界对新政府加码改革寄予厚望。根据目前观察，莫迪政府正努力营造有利于长期、稳定、战略投资的政策环境。
1950～1951财年至拉奥经济改革前的1990～1991财年，印度GDP年均增长4%，被讽为“印度教徒式增长”。1990～1991财年至2013～2014财年，GDP年均增长6.5%，其中2005～2006至2007～2008财年三个财年的增长率超过9%，为历史最高水平。从目前趋势看，莫迪执政期有望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2014～2015财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5%，在统计数据上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国家，其当年人均GDP为1620美元，约为同期中国人均GDP（7485美元）的22%，美国人均GDP（49222美元）的3.3%。
客观地说，若非被几乎同处一个发展阶段、规模体量与近代历史沿革又如此相似的中国的过分耀眼的光芒所遮盖，印度近20年来的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亦属罕见，经济成就也十分惊人。然而，就像世界冠军会被众人铭记而亚军则乏人问津一样，中印同时崛起的历史现实，在各类媒体、研究报告甚至人们的意识里，往往被中国快速崛起的巨大冲击所掩盖，再加上由于在半个世纪前的边境武装冲突中惨败，印度对中国的心态往往在自卑—自负—自卑中循环往复。既艳羡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希望搭上便车给自身谋求利益，又疑惧北方强邻真正成为“超级大国”后会给自身安全带来直接威胁。因此，对华关系虽然长期在印度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印度政府与学界也很少有人质疑“如何处理中印双边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印度国家利益”的论述，但一个长期、清晰且具备足够战略高度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出现在印度的外交叙事当中。
现在，当中国主动伸出“橄榄枝”，多次明确提出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中印关系发展时，印度要做何回应？从经济角度看，莫迪被公认为印度国内的邓小平，曾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数次赴华访问调研，极力促成该邦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但同时，莫迪也曾指责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妥协，并在竞选期间谈到边界问题时态度强硬，曾称“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领土”等。我们预料，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印关系将总体维持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状态，并逐步进入“合作逐渐加深的同时分歧也逐渐加深”的状态。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再平衡”进程中寻求印度合作的努力料将加码，考虑到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传统，在大方向上维持与中国发展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完全独立推进从“东向”到“东进”的政策转变，与适度联系区外力量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迅速增长，恐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印度国际战略的并行选项。一发展变化中的印度内外环境1. 经济发展成就与现状
独立后，印度以“甘地发展模式”为基础，实行公私并举、计划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强烈的管制性、封闭性、民族性和改良主义特征，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管理。1954年尼赫鲁推行新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了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确立了优先发展国营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并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发展模式。半管制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显著成效，国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迅速发展，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顺利建成。然而，对外资的限制严重影响了技术和资本引进，经济增长缓慢。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30年中，印度年均增长率仅为3.5%，被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长”。
1980年，英·甘地政府针对半管制经济体制的弊端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比如放松对私营部门的限制、鼓励出口、改善国营企业管理、调整产业结构、放松对外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尽管英·甘地的经济政策调整造成印度国际收支困境，但印度“六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提升至5.5%，能源短缺有所缓解，粮食实现净出口目标。拉·甘地上台后，延续了调整举措，强调提高生产率，将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发展消费品工业，并将电子工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80年代发展模式虽取得一定成效，但1990年以前的经济体制仍大体维持尼赫鲁模式，进口自由化措施导致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外汇危机于1991年爆发。
1991年，拉奥政府开始在印度的各个经济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对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推出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政策。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加快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步伐，开启了经济上的“第二代改革”，在继续实施拉奥政府改革政策的基础上，确定优先发展软件信息业，加速公营企业私有化进程。2004年，辛格政府延续改革脉络，继续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将出口加工区提升为经济特区，放松外汇管制，开放卢比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莫迪政府上台后，外界对新政府加码改革有很多期待。根据目前观察，莫迪政府正努力营造有利于长期、稳定、战略投资的政策环境，但其实施效果可能受国内政治生态与国际环境变化影响，最终成效仍不明朗。
1950～1951财年至拉奥政府实施经济改革前的1990～1991财年，印度实际GDP在40年中翻两番，从27962亿卢比增长至134789亿卢比，年均增长4.01%。1991年经济改革后，印度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自1990～1991财年至2013～2014财年的23年中，GDP再翻两番，从134789亿卢比增长至574179亿卢比。1990～1991财年至2013～2014财年，GDP年均增长6.50%。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6至2007～2008财年连续三个财年，印度GDP增长率超过9%，为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印度经济增速放缓，但其从2004～2005至2011～2012财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亦达到8.3%。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经济形势有所好转，2014～2015年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5%，至少在统计数据上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国家。
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条件优越，土地和水资源丰富，耕地面积1.6亿公顷（中国约1.35亿公顷），自20世纪60年代起基本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受制于基础设施发展落后，印度农业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从1950～1951至2013～2014财年，印度粮食作物产量由5100万吨增长到2.65亿吨，年均增长2.65%。2013～2014财年，粮食作物平均单产2101公斤（同期中国达5385公斤）。从1950～1951至2013～2014财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从51.88%降为13.94%。印度工业生产在2007～2008财年创历史最好成绩，增长15.5%。此后历经波动，2011～2012财年，工业增长仅2.9%；2012～2013财年进一步放缓至1.1%；2013～2014财年，尽管电力生产维持较高增长（6.1%），但受矿业和制造业增长放缓的影响，总体上，工业生产出现了近十年来第一次负增长（-0.1%）。印度是新兴经济体中服务业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包括建筑业在内的服务业是印度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从1950～1951至2013～2014财年，第三产业的产值从不足1万亿卢比增长至约38.7万亿卢比，占GDP的比重从34.63%提升至67.36%。
独立后，印度政府继承英殖民政府做法，对商品生产、销售及其进出口征收间接税，对个人收入和财产征收直接税；通过宪法，将中央与各邦间权力明确划分，继续在中央和地方间实行财政分税制，并按现代财政制度编制联邦财政预算和各邦财政预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不断对财政税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其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1990年，印度财税制度改革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的分权制财税体系，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出现了“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的现象。与财税制度改革前相比，印度各邦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市政建设任务越来越重，与此同时，印度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资金补贴的持续减少，使得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再加上印度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征税收费权力的限制，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现实问题。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度地方财政收入下滑明显，同时地方政府为缓解本地国有企业经营困难而为其进行债务担保，造成地方政府债务剧增。根据印度储备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2014～2015财年，各地方政府提供担保的未清偿债务普遍上升，部分地方债务占当地GDP的比重已接近财政安全警戒线。
根据印度财政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14～2015财年，印度外债余额4758亿美元，较2013～2014财年增加155亿美元，增幅3.5%。由于同期GDP增速较快，印度外债占GDP比重略有下降，由2013～2014财年末的23.7%下降至23.2%。同时，在债务结构上，印度外债中的长期债务比例上升，短期债务比例下降，债务结构得到改善。截至2014年年底，长期债务余额3764亿美元，较2013～2014财年末增加6.1%，长期债务占比由原来的79.5%上升到81.5%；短期债务余额856亿美元，较2013～2014财年末下降6.7%，短期债务占比由原来的20.5%下降至18.5%。
2013～2014财年，印度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赤字已经占GDP的6.9%，其中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约占GDP的4.62%（调整前为4.5%）。尽管2012年10月出台的五年财政巩固计划初见成效（目标是2013～2014财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4.8%，随后每年度降0.7个百分点，至2016～2017财年降为3.0%），但财政赤字状况很难在短期内扭转。需要注意的是，2013～2014财年印度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占比降为4.62%主要源于开支压缩而不是收入增加。依靠缩减开支来削减财政赤字的可操作空间有限，因为压缩开支需要减少政府对燃油、煤炭、化肥和食品的补贴。因此，增加税收，提高服务税、营业税和进口关税，对财政巩固至关重要。但税收能否提高取决于经济增长、收入水平以及贸易发展，未来几年，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当然，如果莫迪政府的改革措施取得成效，促成加快增长势头，则印度的财政赤字有望缩小，收支状况有望得到改善。2. 发展制约因素与莫迪改革
印度经济的潜力是与印度的人口红利联系在一起的。在印度目前的人口中，0～14岁人口占约30%，15～64岁人口占65%。与中国相比，印度青壮年劳动力充足，劳动年龄人口基本保持在印度总人口的65%～70%，且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2019～2035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其变化不超过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8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达到9.71亿，超过中国的9.56亿。而这段时间往往被视为中印战略崛起的关键时期。
从老龄人口来看，2014年印度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是6.1%。到2025年和2035年，这一数字将分别升至7.7%和10.2%，而同一时期，中国的这三个数字将分别为8.8%、14.3%和21%；从人口抚养比来看，到2035年，印度的幼龄被抚养人口依然是老龄被抚养人口的2倍，而同一时期，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老龄人口比幼龄人口多出10.8个。
然而，印度拥有绝对的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印度经济的绝对增长。除了人口红利，经济能否发展还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是否拥有就业所必需的技能，以及社会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目前印度在这方面的掣肘主要包括：基础教育落后，高等教育水平不高；人口的普遍健康水平偏低；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女性劳动力潜力的未释放；长期较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就业水平等。在新兴国家中，印度的优势还体现在对国际通用语言英语的掌握能力上。印度中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对英语的使用，以及通过表达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印度在特定服务业能以最快的速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原因之一。
英语是随着欧洲的海船一起来到印度的，并通过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历史渗透到印度社会的各个层面。到1950年印度宪法出台时，英语已经成了印度中央政府和各教育机构的通用语言。1991年经济改革后，新兴的通信技术和外包行业有效地利用了印度人力资本的语言优势，印度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产业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英语为印度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提供了软性支持，而英语报刊等媒体的传播，则给外界一种“言论和出版自由、多元与稳定的民主”的直观印象。
印度的优势还体现在一些软性的制度设计上，如印度特色的浮动汇率制度、差别管理的资本自由化及颇具灵活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一方面，印度认识到作为“新兴”的工业力量，印度不能没有现代与可信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因而2004年的《〈专利法案〉修正案》对产品专利的保护范围延伸到药物、食品和化学制品等方面；另一方面，基于对国际标准理解的透彻，印度也会用《有关贸易的知识产权条例》（TRIPs）所允许的灵活性来提高一部分药品对印度民众的普及率，如以专利申请者缺乏创新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而这完全符合印度专利法的部分特殊条款，而这在实践中大大促进了印度药品的出口。
与中国相比，基础设施落后是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长期的投资不足导致铁路等道路和电力能源领域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印度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不论是国家（基础设施领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还是私人，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自2009～2010财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电力领域，由于被“选票政治”所绑架，印度国家财政每年均要对配电企业进行重点补贴，以弥补印度居民用电价格严重偏低而造成的巨额亏损；而在工业用电上，电力供应不稳定及较大的电压波动，往往会造成机器设备损害和生产过程的中断，这对小生产者损害尤其严重。成本回收问题以及发电企业的贷款偿还问题，严重阻碍了私人和公共投资，也阻碍了基于市场和风险评估的资金进入。尽管2013年印度的发电装机总容量达1.47亿千瓦，比1995年提高了62%，比2002年提高35%，但远不能满足需要，近几年电力缺口保持在10%左右，农村地区还有40%～50%的家庭用不上电。印度目前的装机总容量仅约为中国的1/8（中国2013年达12.4亿千瓦）。在公路方面，由于资金来源及运作模式的问题，到2008年年初，印度的高速公路总长才200千米，只有2%的公路属于高等级国家高速公路，4%属于邦级高速公路，远低于中国。即便如此，印度政府每年仍会拨款为道路运行提供补贴，以弥补公路预期收入与到期还贷之间的缺口。在铁路方面，印度的铁路网络主要建于英殖民时期，目前典型的问题是雇员过多（人员成本占运营成本的50%以上），大量过期设备与铁轨需要更换、维护并加强安全防护。在民航运输上，按客运量排名，仅有两家印度机场进入2014年世界50大机场行列，且排名靠后（新德里机场排名37，孟买机场排名48），而中国不但有7家上榜，且首都机场在2014年“登顶”。在港口建设上，目前印度港口的平均装卸时间是3.5天，而世界最佳港口的装卸周转时间都是以小时来计算的。目前，印度仅有13%的港口有能力处理集装箱运输业务。同时，由于工会的反对，印度的港口管理局并没有实现公司化，印度港口的效率要远低于上海、新加坡甚至科伦坡。
印度实行严格的土地私有制度，70%的土地属于永久性私人所有，还有30%是政府土地和产权不明的土地。印度政府统计显示，印度工业发展瓶颈的70%可归结为征地问题，尽管土地成本一般只占工业项目的1%～4%，但是征地进度的缓慢和程序的复杂，往往将土地成本推高到工业项目成本的2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印度复杂、僵化的劳工法律体系，也是产业升级尤其是现代化制造业快速发展和吸引外资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印度雇佣法规定，雇员超过100人的企业解雇员工必须获得当地政府批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为避免引发工人不满甚至工潮，对于此类解雇很少给予支持，使企业经常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此外，印度工会也力量强大，各行业工会组织不计其数，某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会往往和与其有相似立场的政党联系紧密。
未来，印度的发展还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印度养活着世界人口的17%，但只拥有地球表面积的2.4%，世界淡水资源的3.5%。印度的平均森林覆盖率只有美国的1/3。与此同时，印度所处的热带地区具有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一旦遭受破坏将极难恢复。而在当前，向城市周围的河流倾倒垃圾、污水和工业废水仍很普遍，而大量疏于管理的露天煤矿的开采更加剧了空气污染。
为了更好地运用印度的发展优势，弥补印度的固有劣势，莫迪上台后实施了广泛的改革措施，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国投资和“再工业化”。首先，在加强基础设施领域，莫迪政府计划在全国建立五大工业走廊，将产业和基础建设相结合；在城市建设领域，主要是“智慧城市”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此外，还计划对现有老旧铁路线路进行翻新提速，并修建高铁。其次，在吸引外资上，主要着力点为改善投资环境，改革制约外资的系列法律法规，涉及土地、电力、税收、劳工等。2014年年底，莫迪政府向上院提交了一份将保险公司的外商投资股权限制从26%上调到49%的提案，意在提升外商投资信心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在税收上，印度人民党政府致力于简化印度税务管理，取消全国29个邦复杂的分散自收取，改为全国统一征收商品与服务税（GST）；在土地征收上，对于之前“取得70%和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的硬性条款，印度下院通过《〈土地法〉修改草案》，规定了一些特别处理方法。最后，在印度“再工业化”上，莫迪推出了以鼓励制造业发展为主的“印度制造运动”，旨在说服跨国制造业巨头将生产和研发中心转移到印度，促进包括交通、煤矿、电子、化工、食品加工等25个领域的制造业发展，以促进印度国内就业。此外，印度还废除了印度国家规划委员会，打破煤炭和天然气领域的垄断，以便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莫迪改革的主要方面均直指印度经济发展的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在根本上触动了现有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弹。为了弥补前政府因腐败欠下的发展债，莫迪的改革比宣传的要更加艰难和谨慎。
这种困境首先是由现有议会的权力架构决定的。虽然人民党目前在下院占据多数，但上议院仍控制在反对党手中，这使得莫迪政府推行的税收和外商投资相关法案频频遇阻。由于上议院议员均由各邦议会推选，代表印度的地方利益，人民党在上议院能否占据多数席位关乎莫迪改革的成败。如果人民党能在2018年议会选举时成为上院和下院的多数党，将从根本上扫除印度改革的制度障碍。
其次，需认识到，印度联邦制下的中央政府权威有限。在印度，“政治更多是地方的”，新德里的政策很难在地方真正落实。在印度松散的政治架构设计中，目前29个邦中由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控制的不过1/4，作为中央直辖区的首都新德里就是由平民党执政。人民党虽然在中央政府执政，但在诸多政策的操作层面高度依赖邦一级政府，加大了政策落实的难度。
除了权力结构上的制约，更深层次的制约来自观念层面，而这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土地、劳工及再工业化的背后，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国家精英主体的主体价值观念，背后有很深的社会基础。以新版《〈土地法〉修改草案》为例，其出台后受到了印度各反对党的抨击，认为这一草案强征农业用地，必然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农民失去生产资料不久会导致更多穷人向城市聚集，带来对生活空间和生活资料的竞争，而且会从根本上挑战印度教不同种姓之间的“隔离”文化。在劳工法领域，劳工法的核心涉及的是印度人“安命”的思想，而印度在职场领域讲究“公平竞争”的观念并不强烈。
整体而言，至今，莫迪改革的实质性成果并不突出。3. 主要国际关系与外部援助
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亚洲再平衡的背景下，印度作为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享有较为“友善”的国际环境。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均表示愿意与印度合作，而鉴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印度在南亚，甚至中东，均享有一定的传统地缘和经济影响力。与之前政府相比，莫迪政府的外交更为积极主动，集中体现于提升与美国战略关系的支点性作用，夯实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基础，同时加强“东进”和“西向”战略，最大幅度提升印度的战略地位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上。
对世界来说，印度塑造了一种充满社会文化活力的具有吸引力的全球形象，这也是印度对外环境利好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新版不结盟政策报告所指出的，印度正面临一个“祥顺的”发展环境，印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不被视为一种威胁的力量，世界认识到需要印度的成功，而且即使是在利益受到威胁的背景下，外部通常认为印度不会做出伤害性的行为。确实，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相比，世界上除几个周边邻国外基本上鲜有“印度威胁论”，相反，印度发展与影响提升的“印度有益论”甚至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
印美关系 2014年莫迪当选后，印美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突出表现为印美防务安全关系实质性合作的加强，如防务贸易和武器技术的共同研发；此外，印美在民用核能上的合作也有所推进，印度正在对国内立法进行修改，以便尽早实现美国在印度建造核电站以输送电力的目标；配合“印度洋—太平洋”概念，印美在海洋事务上的合作也有所加强，并与日本一起形成了美印日小三边互动机制；以印美战略关系升级为契机，印度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中的重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关系均得到夯实。
印俄关系 印度与传统友好国家俄罗斯的关系正在进行一些细微调整。印俄之间保持了近五十年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但随着俄罗斯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大幅度下降，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国家利益”导向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印度正在稳步推进武器供应多元化战略。二是切实推进印俄能源合作。目前印度单个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就是投入10亿美元与俄共同开发萨哈林岛的油气资源。此外，印度在克里米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期间均明确支持俄罗斯，并在金砖国家集团等多边机制中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合作。
印日关系 发展对日关系是印度“东向/东进”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落脚点。印日两国在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保障海上能源通道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作为两个最有希望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国家，它们都积极主张联合国改革，并为此愿意进行合作。此外，印度也希望得到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2014年9月，印日两国关系提升至“特殊战略性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这显然突出了双方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也是印度在东亚地区提升自身战略地位的利益使然。
印欧（盟）关系 在莫迪时期，印欧关系将更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双方将致力于处理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等问题，印度也将寻求从欧盟国家获得更多技术转让和更多投资，吸引欧盟企业参与包括高铁在内的印度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 在印度周边，莫迪上台后，较为重视与南亚周边国家的关系，这较之前政府的政策是一个较大的改变。具体表现为：选取不丹为上台后的首访国家、助斯里兰卡反对派在大选中获胜、与孟加拉通过交换土地解决飞地问题等。这体现了印度稳定南亚的基本思路。然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仍然不太可能出现质的变化，虽然不排除在“一带一路”“长椅”下可能出现的“中—印—巴”三边非正式会谈。同时，印度长期以来在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中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已经开始引起反弹，2015年尼泊尔燃料危机就是一例。
与此同时，印度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对话机制的构建，如“东盟+N”峰会与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太平洋岛国论坛会后对话会（PIF）、亚信会议（CICA）等，积极参与包括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多边机制，如二十国集团（G20）、二十四国集团（G24）、亚欧会议（ASEM）、英联邦首脑会议（CHOGM）。总体来看，印度参与亚太多边机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一个繁荣、开放和稳定的亚洲。同时，印度参与的三边或小多边对话机制也有所发展，如俄印中三国外长对话（2007年）、美日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