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冰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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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试读：

前言

当人们看到“骑士”这个字眼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就是“坐着高头大马、身穿闪亮铠甲、手持长矛利剑、冲锋锐不可当”的中世纪武士。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勤练马上作战的攻防艺术，对自己的身心和言辞表达施以绝对的控制；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主人”，包括宗教上的主人——上帝，世俗中的主人——君王、大贵族或领主，以及情感上的主人——心仪的女性；他们具备所谓的“骑士风范”，不仅同情弱者，更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敌我双方的所有骑士。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封建社会的一个阶层，“骑士”们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是“勇敢、忠诚、荣誉、谦恭有礼”等品德的化身，即便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的血腥暴力也被演绎出一层“荣耀”的传奇色彩。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拉开了“二战”的帷幕。就在当日，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法令，重新设立发轫于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系列，包括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级别——“骑士铁十字勋章”（简称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法令中声称：“我已得出结论，是该召唤和武装德国人民抵御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了，为此我将为德意志的男儿们重新设立铁十字勋章，就像我们在以往的历次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希特勒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的“保家卫国”之辞时，他或许想到了1813至1815年以推翻拿破仑法国统治为目标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或许还会溯及公元9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被称为“德意志解放者”的这位古代骑士，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2万余罗马帝国军队，成功挡住了罗马帝国向北欧的扩张，阿米尼乌斯和条顿堡森林之战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泛日耳曼主义神话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希特勒把“骑士”这个字眼嵌入作为国家象征的“铁十字”之前时，或许他脑海中出现了“条顿骑士团”那些中世纪骑士的身影——手持利剑强制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以武力和杀伐在波罗的海地区疯狂扩张。在希特勒眼中，他的“骑士”或许就是神秘的条顿森林中走出的东征十字军，因为这个形象与纳粹政权的战争心态颇为吻合——第三帝国不仅要征服他国，更要通过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圣战”来“清洁欧洲”。无论如何，当第三帝国元首在这天设立骑士铁十字勋章时，他无疑期待日耳曼战士们在铁十字大旗的召唤下，以骑士的勇敢、忠实和无条件服从，投入到他所声称的“保家卫国”之战中。凯旋之日，他将以高规格的骑士勋章犒赏武士们。

尽管骑士勋章之上尚有极难获得的“大十字”勋章，但它还是被视为德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荣誉。“大十字”勋章自1813年创立到1918年为止一共仅颁发过19枚（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5枚，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9枚，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5枚），获勋者不是皇帝、亲王和显贵，就是赢得过重大战役或战术胜利的元帅或兵种将军级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士卒完全无缘染指。为弥补一级铁十字和“大十字”勋章之间的明显缺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诸邦国均曾在“一战”中设立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高规格勋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俗称的“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的功勋勋章（仅授予军官），以及“金质军事荣誉十字”（Golden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勋章（授予军士和士兵）。随着德皇在1918年11月的逊位和普鲁士王国的终结，这两种勋章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结果造成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体系中曾经存在的缺口依然如故。希特勒创设的骑士勋章据信就是填缺之作，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卒均有资格以战场表现获勋。

战后曾有“‘二战’德军勋章泛滥成灾、一钱不值”的说法，这或许适用于较低级别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6年间德军颁发了超过450万枚的二级铁十字勋章，这还不包括约45万个二级铁十字勋饰（在“一战”中已获二级或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在“二战”中再有资格获得同级勋章时将被授予相应的勋饰）；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发放了30万枚以上（同级勋饰的发放量在15万枚以上）。虽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官兵获得过最低两等的铁十字勋章。但是，“泛滥”一说并不适用于骑士勋章这一级别——自戈林1939年9月获得首枚骑士勋章以来（他在1940年7月19日还获得了“二战”德国唯一的“大十字”勋章），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共颁发了7361枚骑士勋章（含授予外国人的43枚）。获颁骑士勋章的先决条件是已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般而言，军人在战场上有一次超过职责要求的勇敢行为即可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有3到5次的勇敢表现就足以得到一枚一度相当难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欲获骑士勋章，候选者必须在面临对手时反复地表现出勇敢无畏——至于需要“反复”多少次才能证明自己，虽无明确规定，但指望战场上的“灵光一现”并不现实——比如一名普通步兵凭借某日突然击毁数辆敌军坦克的战功，虽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但并不能确保他获颁骑士勋章。如果说陆军的骑士勋章标准只是相对笼统的“战场勇敢或卓越指挥”，那么海军和空军的标准则更为明确。海军（尤其是U艇部队）一般以击沉敌军舰船的吨位数计算，通常10万吨击沉战果足以为U艇艇长带来一枚骑士勋章（地中海战场因作战难度甚高，其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敌方军舰另有加分），但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放宽，当然也有U-47艇艇长普里恩这种凭借惊人一击而获得骑士勋章的例外。德国空军颁发骑士勋章的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1940年的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期间，取得20架左右击坠战果的飞行员有资格获颁骑士勋章，如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1940年5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就是20次击坠，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在1940年7月29日以17次击坠的战果也获得了骑士勋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飞行员们摘取骑士勋章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东线飞行员在战争中后期需要45至50次击坠才有可能获颁骑士勋章，最后阶段甚至还出现了100次击坠才能确保骑士勋章的情况。空军高层也意识到西线飞行员在对垒英美盟军战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编队）时面临着比东线空战更多的困难，为提振西线飞行员的士气并提高作战绩效，德军1943年在西线引入了“积分制”（击坠一架单引擎战斗机、双引擎轰炸机和四引擎轰炸机时分别获得1分、2分和3分，通过击伤轰炸机将它从敌机编队中隔离出来也有积分）。根据有关资料的数字，西线飞行员获得40点积分后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值得指出的是，德军的“击坠战果”和“积分”是两类不同的统计数字，确认击坠战果依然要经过一套复杂严格的审核确认程序，“积分”更多地被用于西线飞行员的晋升和授勋等目的。

无独有偶，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获得者们——“苏联英雄”所佩戴的“金星勋章”（Gold Star Medal）也是在“二战”前夕（1939年8月1日）创设的。这种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标志着获勋者对苏联做出了最高程度的贡献，一个衔级最低的列兵只要佩戴了“金星勋章”，即便大将和元帅都会肃然起敬并体面地对待他。研究军事勋章勋饰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二战”主要交战国的最高军事荣誉——苏联的“金星勋章”、德国的“骑士勋章”、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及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 honneur）等大体上是可以类比的。就“苏联英雄”佩戴的“金星勋章”而言，元帅和将军们可凭一场重要的战役胜利获得这一奖赏，校官和下级军官们也能以所部的显著成功戴上“金星勋章”，在近战或徒手搏斗中表现出最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普通士兵也能加入“苏联英雄”的行列。唯一具有相对明确标准的是苏联红军的空军，斯大林曾在1941年8月19日发布命令，获得“金星勋章”的最低要求应以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的次数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为基础——击坠10架敌机的飞行员有资格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获颁“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昼间对地攻击机飞行员在成功执行了40次危险作战任务后也将有类似的资格。平心而论，这些标准相对于德军的骑士勋章而言并不算高。

虽然比较交战国颁发的主要功勋勋章的数量可能既费力不讨好，又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下表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勇敢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独美于此”。不管是在火热的激战中，或面对必死无疑的危境时，还是面临占压倒优势的对手，甚至在与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国都有自己最勇武的战士和军人们最引以为荣的勋章。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曾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中年法国人没有得过梅毒和获得过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这句夸张的话语虽属笑谈，但多少显现出某些勋章的颁发门槛过低的事实。美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国会荣誉勋章”, “二战”中仅颁发了400余枚（多半还是死后追授），杜鲁门就曾称自己“宁可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也不愿做总统”。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许是最难获得的勋章之一，自1856年创立以来只颁发过1300余枚（多是追授）, “二战”中仅有182名军人获得过此种最高军事荣誉。相对于英美苏等颁发勋章的数量和标准而言，德国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佩戴的绝非“发滥的玩意儿”，而是代表着他们确属德军最著名、最受尊重的一个精英群体。在中国军事爱好者中颇有名气的装甲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曾是890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中的一员，他在1980年代末曾这样写道：“我在前线佩戴骑士勋章时的感受非常愉快，这使我能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即便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也是这样。这个荣誉对战士们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当那些根本不认识我，或可能只听说过我的战士们看到我佩戴的骑士勋章时，他们往往能更主动地信任我。另一方面，骑士勋章也使佩戴者们处于重压之下，因为他不能显露出自己的任何弱点。总之，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配得上他人给予的信任。”

第三帝国的扩张野心就像条顿骑士团时代一样没有止境，战争规模的一再升级自在纳粹元首的掌控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取得的空战击坠战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40年5月10日的法国战役开始前，德军一共颁发过52枚骑士勋章，但仅在5月10日至6月3日前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又有72人获颁骑士勋章。为褒奖并进一步激励“忠勇”的骑士们，希特勒6月3日修订了前一年的法令，设立了更高一级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新的勋章，而是加上了银质橡叶徽饰的第2枚骑士勋章（与“苏联英雄”的授勋方式颇为类似）。这个徽饰由三瓣橡树叶组成，中间的叶片与两旁的叶片部分重叠，佩戴时直接挂在骑士勋章的上方，徽饰背面的铁环可供缎带穿过。“二战”中德国一共颁发了890枚橡叶骑士勋章（包括8名外国人），希特勒曾亲自为其中的许多人授勋，他本人保留是否将获勋者召至大本营亲自授勋的最后发言权。第1位橡叶骑士得主是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因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夺取和固守纳尔维克的战功获此勋章。第2和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勋时的空战击坠战绩均为40架。1940年时，德军一共只有7人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除前述三人外，还有王牌飞行员维克（Helmut Wick）与三大U艇王牌艇长普里恩、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和舍普克（Joachim Schepke）。因而，把橡叶骑士勋章视为1940年时的德国最高军事荣誉是毫不为过的。资料来源：David T. Zabecki (ed.).World War II in Europe: An Encyclopedia, Volume 1. Routledge, 1999. p.1048。关于这些勋章的种类和颁发数量，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数字。如关于“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数量，有资料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称，“二战”中获得一次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分别有11633人和115人（参见Henry Sakaida. Heroes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p.9)。关于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维基百科提供的数字是有464人（上表中为440人) 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获得了这一最高军事荣誉。关于德国骑士勋章得主的数字是作者自行添加的，资料来源见：Stephen T. Previtera. The Iron Time: A History of the Iron Cross. Richmond, VA: Winidore Press, 1999. p.294.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身仇视共产主义、发誓要像十字军一样“清洗劣等种族”的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侵苏战争，欧亚和地中海的遍地狼烟之上再次燃起冲天的烈火。就在6月21日，希特勒在展望着即将发动的“新十字军东征”之时，下令在橡叶骑士勋章之上再加上双剑徽饰，并把这种最新的勋章授予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截至当日，德军已颁发了15枚橡叶骑士勋章，加兰德的个人击坠总数已达70架，非常接近里希特霍芬“一战”中创下的80架击坠世界纪录。苏德战争的首日，莫尔德斯就以总战绩72次击坠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纳粹政府正式修改1939年的法令，并将双剑骑士勋章纳入铁十字勋章系列却是1941年9月28日的事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颁发了35枚橡叶骑士勋章，双剑骑士团中又增添了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厄绍（Walter Oesau）。到一年后的9月28日，德军一共颁发了20枚双剑骑士勋章，统治了天空的飞行员们也牢牢把持着双剑骑士的俱乐部，除隆美尔、凯塞林和3名U艇艇长外，其余15名获勋者皆为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颁发过160枚双剑骑士勋章，除一名叫作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外（死后追授），获勋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军的战争精英。

1941年夏，无论是苏联的天空和地面，还是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域，抑或非洲的无垠大漠，只要有战火点燃的地方，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7月15日，莫尔德斯以击落敌机101架的战绩成为世界上首位突破空战百胜大关的飞行员，乐不可支的希特勒当日决定更慷慨地表达他对骑士们的感激——集银、金、铂金和钻石于一体的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在这一天问世了，并在次日授予给首位得主莫尔德斯。在1941年9月28日修改过的法令中，钻石骑士勋章与6月21日创立的双剑骑士勋章一起成为铁十字勋章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钻石骑士勋章的基本设计和佩戴方法与之前的两种高级勋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橡叶和双剑上镶嵌了手工磨制的钻石。钻石骑士勋章有两种尺寸略有区别的款型。第一款中钻石徽饰的尺寸略小，据信只颁授给过前五位获勋者（马尔塞尤除外，他在有机会领取钻石骑士勋章前即已阵亡）。1942年，戈林认为该款徽饰的钻石质量不佳、整体感觉不够流光溢彩，因之命令新的制造商克莱因（Klein）公司制作了第二款钻石徽饰。新款与老款的外观基本一致，但加大了尺寸且更加耀眼夺目。此后的每位获勋者都获得了两套新款钻石徽饰，其中一套用于正式的授勋典礼，是由铂金和53颗天然钻石制成的艺术精品，另一套用于日常佩戴，外观尺寸与正式的一套毫无二致，不过材质是银和人造钻石。前五位获勋者中，有三位后来补发了新款的两套钻石徽饰，当然，早亡的莫尔德斯和马尔塞尤与之无缘。

钻石骑士勋章在战时只颁授过27名勇冠三军、战绩超群的军人，他们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下表列出了这些军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最后军衔、获勋时间、获勋时的职务和军衔等基本情况，以及本书四卷中每卷所覆盖的具体人物。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有12人来自空军（其中7名昼间和2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1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1名伞兵将军和1名元帅）,11人出自陆军，2人为U艇艇长，2人为武装党卫军将军。他们中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隆美尔、诺沃特尼、舒尔茨、胡贝、伦特和莫德尔等8人未能幸存于战争，吕特在停战的当月被忠实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误杀。希特勒战时一直都亲自颁发钻石骑士勋章，但有4人例外：马尔塞尤还未来得及领受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就殒命于北非大漠；拉姆克在1944年9月19日被授予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他负责守卫的法国布雷斯特要塞即将城破，而他一天后就向美军第8军投降了；毛斯获得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时，已无可能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领受勋章；最后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绍肯获勋时，希特勒已自杀一周有余，绍肯的勋章是由第三帝国末代元首邓尼茨下令颁发的。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是名动全德的战争英雄，也是纳粹宣传机器大加利用的宠儿，他们的战绩和经历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肖像也被印制在明信片上，印有他们头像的卡片甚至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收藏的宠物，孩子们可以用一个“隆美尔”换一个“加兰德”，或用一个“马尔塞尤”换好几个印有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头像的卡片。这27人中既有被载入空战史册的十名最杰出的飞行员，也有知名度不高，甚至获勋资格都颇差强人意者，如第20位得主拉姆克（在美军围困下坚守布雷斯特要塞长达一个月，投降前夕被希特勒一天之内连续授予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勋章，颇有“安慰奖”的味道）及第22位得主布兰迪（后人称他是U艇部队的“高估之王”——上报战果为击沉敌船11万余吨，实际战果平庸得甚至不足4万吨）。他们中既有身后受到敌友高度称赞的模范军人（如莫尔德斯），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戈洛布、吕特、鲁德尔、迪特里希、舍尔纳等），更有试图通过逮捕希特勒来拯救德国的人物（如隆美尔和施特拉赫维茨）。幸存于战争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有或长或短的战俘营经历，他们的战后岁月也可谓大相径庭，既有加入西德新国防军并成为战斗机联队上校联队长的哈特曼，也有成功的企业家兼任“飞行员和平大使”的加兰德，还有晚景凄凉、始终不被袍泽原谅的戈洛布和格拉夫，更有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的巴尔克和舍尔纳，当然还有成功跻身政坛的曼陀菲尔，更多的人则是在平淡的和平年月中追忆远去的叱咤风云。

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存在12年便被历史唾弃了，但在崩溃的前夜，即便失败的阴影已进入他杂乱无章的疯狂心绪，他依然在叫嚣：“取得最终胜利的将不是中亚，而是德国所领导的欧洲，我们在过去1500年里曾经保卫过欧洲，现在仍将继续带领欧洲抵御东方。”1944年12月29日，希特勒最后一次修订了1939年的相关法令，创设了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希望到战争最终胜利之时，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勋饰褒奖12名最忠勇的战士——他的12名现代骑士，将像不列颠的亚瑟王手下的12名最勇敢、最忠实的骑士一样，与他们的元首在圆桌旁聚首欢宴。希特勒的“圆桌骑士团”之梦自然无法实现，但据说已有3枚，甚至多达6枚的金橡叶骑士勋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在1945年的第1天颁授给了第10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鲁德尔（第2卷将有详细介绍）。德国报纸曾对此做过报道：“元首大本营1945年1月2日电。在1944年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元首创立了德国表彰勇敢的最高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将最多颁发12次。1月1日，‘殷麦曼’（对地攻击）联队联队长鲁德尔中校从元首手中接过了这一勋章，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位获勋者。与此同时，为表彰鲁德尔中校作为飞行员和战士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战功、久经考验的英雄主义，元首已晋升其为上校。”四个月后，第三帝国彻底覆灭了，鲁德尔也就此成为唯一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从技术上讲，铁十字勋章系列的顶峰是“大十字”勋章，就连金橡叶骑士勋章都位居其下，但“大十字”勋章的得主只有一人——被后人讥为“小丑”的帝国元帅戈林，显然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军人，如果把他作为战场勇敢的象征，那只能玷污了“勇敢”这一军人最重要的品质的真意，也只能是无视历史的荒唐闹剧。严格说来“二战”时期德国的最高战功勋章是仅有鲁德尔一人获得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是，把他和其他26名军人获得的钻石骑士勋章视为最高战功勋章，应该并无大的不妥，毕竟，1500万德国军人中只有这27人获得了该等勋章。同理，朱可夫元帅、波克雷什金（Alexandr Pokryshkin）和阔日杜布（Ivan Kozhedub）这三位在“二战”中三获“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虽然理所当然地居于苏联最高军事荣誉群体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后人认为，10000余名两次或一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也是苏联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群体中的成员。

本书试图以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罕见的历史图片，相对全面地讲述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们的战时经历和人生轨迹。我为撰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著作，在阅读、分析和写作过程中，在以后人的眼光审视那些往事和历史图片时，我尽量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地记载这些军人的传奇经历。撇开战争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对错，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军人的人生经历丰富多样，他们的战场勇敢并不逊于英美盟军和苏军的勇士们，他们的战功（尤其是飞行员）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我的目的是既不“漂白”也不“涂黑”这些军人，既不“赞美”也不“挞伐”他们那些给受害国留下无数痛苦的战功，我只想把他们留下的那些“惊叹号”以数字和史实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读者朋友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和评论，但如果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发出一声“了解了这些人那些事”的感叹，那么本人的一番努力就算没有白费。当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资料繁杂，比对史料和滤掉纯粹传说的任务相当繁重，最主要的是能力和时间精力有限，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军事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首卷即将付梓之时，有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2013年1月初的一篇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探访德国海外驻军的家属时声称：“我们向很多地方派遣了士兵。有时，我细看地图上德国士兵或者维和警察派驻的地方，发现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地球仪！”视角独特且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纽约时报》将之解读为“德国海外驻军很快就会遍布全球，从而引发德国军事扩张的忧虑”。出于对不堪回首的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德国加强军事地位的举动及言辞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和德国国内某些人士的警觉与关注。包括德国官方不少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则认为，随着驻欧美军的不断减少，德国在拱卫欧洲自身安全方面必须挺身而出。另一则是2013年1月26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默克尔在“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像她的诸多前任一样再次公开声称：“……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二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要确保种族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交叉阅读这两条新闻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连连——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在战后无疑得到了充分清算，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人民也长时间地、痛苦深刻地反省全体国民的历史罪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民族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影，自信地引领着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德国并没有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是以持之以恒的诚意和行动向世人证明，德国将永久地楫别那段黑暗的岁月。我也不由得联想起本书27名曾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他们是那个邪恶政权的“代表人物”吗？他们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和勇猛无畏到底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元首、勋章，还是祖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充任了纳粹战争车轮上一根根“光芒四射”的辐条，同时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们追随希特勒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浑然不觉地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即便如此，德国朝野和国民在战后坦荡反省的态度和作为，包括对待这些曾经的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立场（书中会有详述），还是令人感佩不已。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得到了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改进意见；我也必须向指文图书的编辑团队和出版社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较量》杂志总编刚寒锋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应感谢关心我的著述的读者朋友们，他们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在最后定稿阶段，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里读到本书前言的一些同好，在肯定本书立意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包括shtuka-letchik、tvonk、commtek、reichsrommel、陈寿亭、近卫龙骑兵、拒绝再战、小河流水、我爱瑶瑶、raingun等（恕不能一一列举），这里特向大家表示感谢。raingun先生通过朋友为我提供了各语种的人名翻译手册，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一套大书在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2013年2月

第I卷

负有盛名的莫尔德斯出生于1913年3月，因飞机失事丧生于1941年11月，他短暂的人生和流星般的匆匆逝去，并未妨碍他成为德国最受人尊敬和怀念的空中领袖。“一战”中当波尔克和里希特霍芬先后阵亡时，英国空军都曾在空中掷下祭奠的花环以示敬意，莫尔德斯虽未获得这种骑士风范的际遇，但对手对他的惊人成就和战术创新也同样赞不绝口。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越里希特霍芬80架击坠记录的飞行员，也是第一个取得100次空战胜利的人，更是上千万德国军人中首位摘取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勋章的人。莫尔德斯的不凡并不仅仅体现在战绩上，他还是一个卓越的战术创新家和教育者，更以其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在28岁时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空军战斗机部队的总监。莫尔德斯丧生的消息借助电波传遍大街小巷时，数百万德国人的泪水曾夺眶而出，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英雄和偶像就这样翩然而去。纳粹政府为莫尔德斯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曾任联队长的第51战斗机联队（JG-51）也被改称为JG-51“莫尔德斯”联队，使他和这个王牌联队像“一战”中的“里希特霍芬”联队一样也成为传奇。迟至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德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被命名为“莫尔德斯”号，空军第34通信团位于下萨克森州的菲瑟尔赫沃德（Visselhö vede）的军营镌刻上了莫尔德斯的名字，多瑙河畔诺伊堡（Neuburg）的第74战斗机联队也被命名为“莫尔德斯”联队。德国素有用历史上的著名战将和军事家之名命名部队的传统，而莫尔德斯是唯一一位被海军和空军同时纪念的人物。早年岁月：从不适于飞行到空军少尉“你患有急性晕动病，不可能成为飞行员。”

一位一丝不苟的德国医生这一句短短的话，在眩晕中的莫尔德斯听来不啻于死亡判决书。时针定格在1934年，21岁的陆军少尉莫尔德斯第一次试图圆自幼的一个梦——加入空军成为一名翱翔蓝天的飞行员。刚从离心机测试椅中踉跄爬出的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虽然机器早已停止旋转，他的脑袋依然晕转不停。颇有怜悯心的医生看着呕吐不止的莫尔德斯，一边摇头、一边咂巴着舌头说：“少尉，你待在陆军更有前途，你不适合飞行。”

莫尔德斯成为飞行员的初次尝试就这样结束了，但以后的经历证明，这将是他短暂多姿的军旅生涯中唯一的失败。

1913年3月18日，莫尔德斯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的一个教师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三，上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1914年9月，莫尔德斯家又添了一个男孩，但父亲维克托（Victor Mölders）作为后备役少尉已在月前随第145步兵团投入了“一战”，并在次年3月2日阵亡于法国的阿尔贡（L' Argonne）地区。随后，寡母安娜玛丽（Annemarie Mö lders）带着三子一女返回哈弗尔（Havel）河畔勃兰登堡的娘家，莫尔德斯也在这个历史绵长、风景如画的地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莫尔德斯的一位舅父住在附近，他经常来照料他们一家，也时常带几个男孩子外出野营、狩猎或欣赏大自然的壮美。早年的这段经历使莫尔德斯觉得自己与大自然有难以言说的亲近感，野外狩猎也成为他成年后除飞行之外最喜爱的户外运动。求学阶段的莫尔德斯对体育运动有着广泛的兴趣，美丽多姿的哈弗尔河为孩子们提供了夏天划船游泳、冬天溜冰滑雪的天然场所。当莫尔德斯进入勃兰登堡著名的扎尔德里亚（Saldria）文理学校读书时，他完全迷上了赛艇运动，曾作为赛艇队主力帮助学校赢得过不少比赛，被接纳为“勃兰登堡赛艇俱乐部”成员后，他很快又成为青年桨手们的领袖。

莫尔德斯在勃兰登堡生活的日子里结识了天主教神父克拉维特（Erich Klawitter），这位神父向他灌输了整套的天主教教义，使他逐渐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人道主义者。求学期间，莫尔德斯曾与弟弟维克托一起加入了“天主教青年运动”的学生组织“新德意志联盟”（Bund Neudeutschland,1933年被纳粹政权禁止），日后成为军官时，他更是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成名后的莫尔德斯的宗教信仰与纳粹教义时时发生冲突，但由于在战场上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纳粹当局只能无奈地给予容忍——早在1938年参加西班牙内战时，莫尔德斯就曾因宗教信仰和坚持人道立场而令上级不快，只不过由于德国迫切需要他的军事才华和战术创新能力，高层才没有过多追究他；1941年秋莫尔德斯举行了传统的天主教婚礼，这当然令纳粹宣传部门和一些政客感到不快，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曾向希特勒密报莫尔德斯的种种“不轨”行径，但元首破天荒地警告他们不得轻举妄动，教训他们“谁都不要碰这个体面端正的战士”。莫尔德斯从未背离过自己的信仰，宗教也为他提供了伦理道德上的支点，使他与一些完全拥抱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并视之为信仰的军官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与飞行员们辩论时经常谴责纳粹政权的“过分”之处，也反对任何鼓吹种族仇恨的理论，丝毫不惧地为蕴含在朋友和敌人身上的真与善辩护。自然，他的言行和立场都会被报告给希姆莱，但当局一次次放过了这位家喻户晓的英雄。

莫尔德斯对早亡的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像同时代的许多男孩子一样，他也很早就在心里涌动着成为父亲一样的军官的念头。11岁那年，当那位宠爱他的舅父带着他到天上兜了一圈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愿望是成为一名飞行员。不过莫尔德斯的理想至少在眼下还无法实现，战败的德国被凡尔赛条约禁止拥有空军，获准保留的陆军也有规模上的严格限制，即使想成为陆军候补军官，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激烈的竞争。1931年，18岁的莫尔德斯高中毕业时志愿加入帝国国防军，他幸运地被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今属波兰）的第2步兵团接受了——该团在60名候补军官申请者中仅选录了3人。当年4月1日，莫尔德斯开始了十年的军旅生涯，新兵训练完成后，他在10月进入了德累斯顿（Dresden）军校学习（隆美尔此时正是该校的战术教官）。1933年6月1日，完成了军校学习的莫尔德斯被晋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ähnrich，注：德军军衔体系中的Fähnrich和Oberfähnrich比较独特，中文译法很不一致，本书将之分别译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和“一级中士候补军官”），同时调入第2步兵团第1工兵营1连，但很快又被派至慕尼黑工兵学校继续学习。在慕尼黑工兵学校的半年多被莫尔德斯自称为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段之一，除了学习工程原理、浮桥架设、驾驭战马车辆及大强度的山地训练外，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慕尼黑郊外的施塔恩贝格（Starnberger）湖驾船赛艇，充分享受水上运动强身健体的同时所带来的欢乐。他也与战友们时常攀登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湖光山色也许使年轻的莫尔德斯觉得，做一名能与山川河流亲密接触的工兵军官或许也是相当不错的职业选择。

1933年冬，仍处于秘密状态的空军来到慕尼黑工兵学校招收志愿者，莫尔德斯闻之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成为众皆艳羡的飞行员的愿望。他提交了申请，也通过了几乎所有考核，但只在一项上卡了壳——离心机旋转测试令他眩晕不止、恶心难耐，这就是前面描述的那些场景。莫尔德斯在日记中留下了“我被打发回去时头晕恶心、面色苍白，他们说我不适合飞行”之类的文字，但他下决心不让身体缺陷妨碍自己的追求。通过大强度的训练并以最大的毅力克服晕动病的困扰，莫尔德斯在第二次测试中虽仍东倒西歪，但总算止住了呕吐感，医生也同意他可以有条件地参加飞行训练。1934年2月1日，一级中士候补军官（Oberfähnrich）莫尔德斯终于成为一名“适于承担某些职责的飞行员”。

此时的德国空军虽并不正式存在，但其基础已经奠定。航空部常务副部长米尔希（Erhard Milch）1933年即奉命启动了在1934年1月1日至1935年9月30日间产出4021架各型飞机的庞大计划，国内也存在着一支名为“德国航空运动协会”（Deutscher Luftsportverband，简称DLV）的准军事化力量，其首脑就是“一战”中战绩仅次于里希特霍芬的二号王牌乌德特（Ernst Udet）。另外，德国非常重视培养飞行员的工作，当时这个任务基本由名义上的民用飞行学校承担，如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和柏林附近的飞行学校，莫尔德斯开始飞行生涯的科特布斯（Cottbus）运输机学校也是其中之一。莫尔德斯入学后很快发现，相较于侥幸通过医生这一关，他还有更多更大的困难要克服。头一个月里，除经常性呕吐外，莫尔德斯还时不时感到剧烈的头痛。在战友眼中，飞行对莫尔德斯来说就是纯粹受罪，更是旁人无法忍受的自我折磨。他当然可以随时返回陆军继续做工兵少尉（1934年3月1日授衔），但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依靠纯粹的意志力，缓慢坚实地逐步战胜了身体缺陷，头痛恶心的次数逐渐减少了，程度也不再那么剧烈，就这样他一步步完全控制了身体的不适反应，之后迅速成为所有学员当中成绩最优、表现最佳的佼佼者。

莫尔德斯在运输机学校受训期间，空军的首支战斗机单位——JG-132联队（JG-2“里希特霍芬”联队的前身）于1934年4月1日正式创建。不过，它的公开身份是在各地上空飞来飞去打广告或进行表演的单位，其联队长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少校“一战”中曾以28次击坠的战功摘取过“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担任JG-132联队长前曾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政府组建空军，“二战”谢幕前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德国在1934年时已拥有41个飞行单位，分散在6个所谓的空军军区（Luftkreis）里，当然这些单位的军事职能全都隐藏在无关痛痒的代号或假名之下：装备了“道尼尔11”（Dornier Do-11）中型轰炸机的单位被称为“汉萨飞行学校”；莱希费尔德（Lechfeld）的轰炸机作训单位负责Ju-52飞行训练，顶着的头衔却是“德国航空气象局”的研究部门；布伦瑞克的运输机学校掩饰着He-46侦察机训练的真面目；普伦茨劳（Prenzlau）的轰炸机飞行员们也在“州农业虫害控制单位”的幌子下接受Ju-52训练……飞行员训练的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军士和士兵也从陆军集体调入呼之欲出的新空军，这些高水准的志愿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拥有学习新军种和新技术的强烈意愿与能力，他们的加入使空军的基地和航站等的建设规模也在扩大。1934年8月1日，老迈的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成为独裁大权集于一身的国家元首，身在科特布斯的莫尔德斯与成千上万的官兵一样，按照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命令，宣誓效忠于“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希特勒。作为前陆军军官，莫尔德斯曾宣誓效忠魏玛共和国并誓死捍卫宪法，现在改为效忠希特勒个人，而且新誓言的首句即为“我向上帝起誓”，不知年轻的莫尔德斯如何在自己宗教的主人和世俗的新王之间寻找平衡？

科特布斯的训练生活一直持续到1934年的最后一天。1935年初，莫尔德斯与4名战友一起来到位于图托（Tutow）的空战学校进一步受训。2月26日，戈林以航空部长的身份向世界公开了德国空中力量的存在，这时空军拥有16个中队，但5个月后就翻了三倍，一线部队已拥有1833架战机，其中多为轰炸机和侦察机，Ar-64、Ar-65和He-51等战斗机只有250余架。当年5月21日，莫尔德斯在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Schleißheim）战斗机飞行学校取得了新设立的飞行员证书和徽章。摄于1933年6月，20岁的莫尔德斯结束了德累斯顿军校的学习，进入第2步兵团工兵营任职，不久后被派往慕尼黑工兵学校学习。摄于1925年的勃兰登堡，12岁的莫尔德斯与弟弟维克托（左一）和姐姐安娜玛丽（Annemarie）在一起。摄于1933年，莫尔德斯三兄弟，左一为哥哥汉斯，左二为弟弟维克托。摄于1934年春，莫尔德斯经过努力成为科特布斯运输机学校的一名学员。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934年最后一天，驾驶过包括AI-102、He-45、Ar-66等在内的多款战机，图中的飞机是一架Fw AI-101D型教练机。1935年5月21日，莫尔德斯获得了飞行员证书和徽章，图为他的飞行员证书，此时的莫尔德斯已从“不适于飞行”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了被凡尔赛条约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地区，图为德军战斗机中队飞越莱茵河上空时的情景。莫尔德斯此时为JG-162联队第1大队飞行员（当年4月1日即被调往JG-134第2大队），他的中队也参加了此次行动。飞行员们在杜塞尔多夫着陆时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希特勒同日在国会演说时曾煽情地说道：“我相信德国谋求平等权利的努力可以说告一段落了。”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这天，莫尔德斯晋升为中尉。

1935年7月，完成了战斗机飞行员全部训练的莫尔德斯被分派到驻什未林（Schwerin）的JG-162第1大队，这个战斗机联队的全称中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殷麦曼”，纪念的就是“一战”中的空战英雄殷麦曼（Max Immelmann）。莫尔德斯在什未林大队一直服役到次年3月底，期间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巴尔德奥夫（Luise Baldauf）女士。1936年3月7日，在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行动中，莫尔德斯与战友们曾驾机飞翔在莱茵河的两岸。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这天，莫尔德斯晋升为中尉，不过此时他已改任JG-134“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联队第2大队作战训练中队的中队长，顶头上司是“一战”中取得过32次空战胜利的奥斯特坎普（Theodor "Theo"Osterkamp）少校。奥斯特坎普作为莫尔德斯的早期导师和上级对后者产生过较大影响，有“特奥大叔”之称的他也非常赏识年轻的莫尔德斯中尉，而后者更是时时处处向这位长者学习，尤其是大队长对待下属的热情、骑士风范和优秀的领导才能。1940年时，已经名满全德的莫尔德斯从奥斯特坎普手中接过了JG-51联队，并将之塑造成王牌云集的精英集体。不过，JG-134全名中嵌入的“霍斯特·韦塞尔”并非里希特霍芬或殷麦曼之类的空战王牌，而是一名据信兼职充任皮条客的纳粹冲锋队员，更是与飞行和空战无论如何都扯不上干系的一名纳粹狂徒。韦塞尔于1930年2月丧生，虽然关于其死因有多种说法，但纳粹党掌权后戈培尔的宣传部门对其极尽美化之能事，把他描绘为一名“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搏斗中献出生命的烈士”。当然，这些背景是莫尔德斯等普通军人当时无从得知的，但在引人注目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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