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秀玲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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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日本史试读：
引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1000多年里，日本几乎不在中国人的视野里；1895年之后的100多年里，这个昔日在中国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边陲小国似乎是突然跳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我们熟悉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甚至中东和非洲，但是，我们不熟悉日本，仅有的了解也往往是零散破碎的。
其实，撇开历史的怨仇憾恨，我们应该心中有数：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十多年里，中国一直以开放的胸襟向日本学习，中日经贸文化往来日见密切，双方都从中受益良多。
对待日本，正如我国学者金熙德教授所说，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强国心态”、“大国心态”。我们应该以开阔的心胸去“知己知彼”，没必要在“思想上闭关自守”。
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已经远不是当年侵华时的日本。如今，日本是世界一流的经济、金融、工业及科技大国，拥有尖端技术，世界知名的跨国企业集团比比皆是；日本也是世界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很多著名的高等学府，比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
……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真正在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真正希望中国和平崛起，那么，就让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日本邻居吧！
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邻居，而是一个强大的邻居。作者
1.日本的起源
最早提及日本的中国文献是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山海经》，书中写道：“盖国在钜燕之南，倭北，倭属燕。”大约300年之后，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又有记载说：“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作者
提到日本的起源，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列岛的形成。这一方土地的来历，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200多万年之前——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那时候，中国的东海和渤海还是森林茂密的陆地，而日本列岛也与亚洲大陆连为一体，呈现为亚洲东北部的沿海边地。直到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冲积世时期，由于地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剧烈的地壳运动，日本列岛才渐渐地与亚洲大陆剥离开来，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形似琵琶横卧海角、又如弯弓孤悬天涯、四面环海的一长串列岛。
这一串美丽的海岛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大小约3000多个岛屿组成，其曲折多姿的海岸线长达2.9万多公里。大致位于北纬20～46度、东经122～149度之间。属于海洋性温带季风气候，南北差异较大；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0～20℃，年均降雨量为1000～2500毫米。因为地处环太平洋造山地带，日本列岛的地质构造极不稳定，是大地震和火山活动频发之地。日本地图示意图
那么，最早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又是来自哪里呢？日本人的祖先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仍然聚讼不决，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日本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日本列岛的先民并非土生土长，而是远古时代从亚洲各地络绎迁徙而来的。据说，在遥远而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已经踏上了这片土地。到了距今3万年前，那里的人口已经达到数千人的规模，稀稀疏疏地散居在日本列岛的各处。
根据中日学者的研究，早期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先民中，有些人可能是中国北京猿人的后裔。当年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连为一体，日本的西部与中国、朝鲜直接相连，逐兽而徙的原始先民们追逐猎物，经由朝鲜逐步来到这里，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随后，也有生存在亚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古猿人，因追逐猎物，踏上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在冰川期形成的陆桥，陆续抵达日本列岛。
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认为，进入日本列岛的移民途径主要有五条：1，北路——来自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2，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3，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进入本州中部；4，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5，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
由此可见，日本的祖先比较复杂，按照日本学者木通口清之的说法：“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中国华南的洪积期化石人有关系的日本化石人为核心，渐次加入南亚方的马来人和印尼人、中国北方的通古斯人和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土著人—阿伊努人，最后产生出尚未完全统一的现代日本人。”
其中的阿伊努人，据说是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土著居民，属高加索人种的一支，面部和身体多毛，因此也被称作“厚毛阿伊努”。伊奴，在日语里是“狗”的意思，“阿伊努”原是对土人的蔑称。起初，阿伊努人居住在日本南部，后来被大和族人排挤，逐渐向北迁移，避居到北海道地区。也有一些日本人与阿伊努人通婚，生育了体毛发达的后代；中国史书称之为“多毛的海上倭人”。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人口总数约为2.45万人左右。
千古一瞬，走过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末期，日本列岛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也即日本人所谓的“绳纹文化”时代，其时距今大约10000～8000年。
由于日本早期没有史料记载，历史时期只能根据考古发现的古迹、文物以及地名来命名。比如，日本出土的最古老的陶器，外部通常带有草绳痕迹，便被称为“绳纹陶器”，而它所代表的时代也就被称为“绳纹文化”时代。
阿伊努人的家庭。摄于1906年。
在日本北海道北部沿海生活着阿伊努族。由于日本政府长期实行同化政策，现在的阿伊努族人和大和族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阿伊努族人渔猎自足的生活方式，随着明治维新政府同化政策的强制实施逐渐消亡。明治政府把住在岛上的阿伊努族人迁到北海道，1898年又颁布了《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禁止阿伊努族人保留其传统风俗和文化，禁止他们打猎，要求他们从事农业活动。这项法令实行了100年，直到1997年《阿伊努文化振兴法》颁布后才被废止，首次从法律上正式承认阿伊努族的存在，并保存其文化和传统。
绳纹时代是日本的原始社会，绵延了数千年之久，一直存续至公元前3世纪。当时，日本先民们使用的是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开始学会打磨石器，制作和使用石枪、弓箭、石斧等劳动工具。伴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能力有了一些提高。但是，仍以采集、狩猎、捕鱼为生。环抱日本列岛的海洋，为人们提供了丰美的海产品；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花样繁多的野生动植物也是日本先民们的美味佳肴。
进入绳纹文化时代的人们，不再满足于早期的居住条件，人们从天然洞穴或岩石遮阴处走了出来，开始在地面上挖一些圆形或方形的坑，中间竖起四根可支撑屋顶的木柱，建起了竖穴式棚屋。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聚居规模也从最初的两三户一个部落发展到十几户一个部落，村落中央还辟出用于全部落活动的广场。
绳纹文化时代，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社会网络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单个的母系家庭聚合而成。随着部落的繁育、壮大，部落内部秩序应需而生。由于部落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所以，部落首领都是德高望重的女性。在她们的领导下，部落成员集体从事生产活动，过着原始的集体生活。女性首领们并不凭借权势发号施令，而是利用巫术控制家庭和部落。
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先民学会了用火，开始烧制陶器；陶器的出现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学会了存贮水、存贮粮食和煮熟食物，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各个部落渐渐地结束了四处飘移的游猎生活，逐渐在某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绳纹文化后期的人形纹注壶形陶器。陶器上刻画两个朴拙的人形纹样，相似的人形却也有细微的差别，表现了“男”与“女”、“阴”与“阳”的对峙与和谐。
绳纹时代中期，日本东北地区的陶俑。绳纹中期是日本陶俑制作的鼎盛期。这件陶俑是当时的典型作品。躯体的造型妖娆妩媚，洋溢着现代气息，脸部用写意的风格来表现。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日本先民们常常遭遇令人生畏的自然威力：岩浆四溢的火山爆发、频繁的地震、狂暴的海啸和凶猛的台风，令他们诚惶诚恐，由衷地相信山峦、瀑布、树木、岩石等等世间万物都包含着神灵。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即“自然崇拜”，在迷茫之中萌生了。
绳纹时代末期，人口的增长带来了食物的压力，狩猎、捕鱼和采集已经无力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于是，日本先民们开始尝试简单的农业生产，从而拉开了新时期的序幕。
画外旁白
离日本最近的外国领土是朝鲜的南端。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宽约120英里。很多先民都是经由朝鲜迁徙到日本的，其中也包括很多朝鲜人。直到6世纪，日本还在朝鲜东南岸保留着一个帮助移民转运的据点。公元815年编写的一部家谱记载，超过1/3的日本贵族声称自己拥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家世。朝鲜不但更为先进，而且是获得中国知识和技术之源。朝鲜人在日本不仅跻身贵族之列，还是熟练工匠、冶金专家和其他行业的技术专家。——（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2.徐福的传说
我年轻的时候，通过老辈介绍，知道信州羽田家族之根来自中国。我曾经在日本各地讲演，那时有人为我准备了车子，去追踪有关徐福历史故事的遗迹。听说祖先是从京都迁居长野，以前姓秦而不姓羽田，后来由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改为和“秦（hada）”姓读音相同的“羽田（hada）”，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秦始皇的后代。——羽田孜（1994年，日本第80任首相）
1884年，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出土了一种精致的陶器，引起世人瞩目。这种陶器器身细薄，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年代被推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相应的历史时期因而被称为弥生时代。
当时，处于原始社会的日本列岛出现了水稻、青铜器和铁器，标志着日本列岛在奔向文明社会的道路上出现了新的跨跃。但是，一直在蹒跚而行的日本列岛为什么会发生跳跃式的进步呢？如果说弥生式陶器是由绳纹陶器发展而来，那么，突然出现的水稻、青铜器和铁器又是从何而来呢？
对此，日本考古学家们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断定，促使日本列岛发生这一巨大飞跃的原因，是来自中国秦朝、汉朝的移民们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徐福像
重新展开2000多年前的这一幅历史画卷，就不能不提及中国历史上东渡日本的第一人——徐福。在近代的日本史书中，徐福已经很少被人谈起，有关他的一切也被看作传说，但是，他对日本的影响却终归是无法抹去的。
徐福的故事，最早见于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来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10部古书中都有记载。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通晓天文、地理、海洋等知识，掌握医药、炼丹等技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巡齐地，徐福上书请求入海求仙，秦始皇于是命他带领3000童男童女往求仙药。徐福入海求仙并不顺利，前两次均失败而归。公元前210年，徐福第三次率领船队出发，这一次除3000童男童女外，还带有五谷种子、水手、随从、技艺百工、善射者等，船队多达五六千人。
对于徐福的出海路线，后人有很多种推测。一条路线是，从琅琊（今山东诸城东南）出发，西航至黄县北海岸的黄河营港，驶向庙岛群岛南端的南长山岛，再逐岛北上横渡渤海海峡，抵达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之后，沿辽东半岛南海岸，东航至鸭绿江入海口，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行到济州岛，最后渡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北九州。据说，在公元7世纪以前，这条古老的航线是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海上往来的惟一通道。
徐福的船队踏上日本列岛时，与蹒跚而行的日本社会撞了个满怀。这一片土地毫不犹豫地留下了徐福的队伍。日本学者壹歧一郎在《日本列岛千年史略》中提到：“徐福集团分成了若干支团，定居在日本中西部地区。最东的定居地在富士山麓。”日本列岛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人、一支队伍，更有来自秦国的造船、航海、冶炼、农耕、纺织、医药等技术和中国的习俗文化。他们为日本列岛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根据壹歧一郎的记载，徐福和他的船队，因为厌恶“战国”时期的杀伐征战，决心不再制造武器，只制作用于生产的青铜工具和铁制农具……专心致力于治病救人。
在徐福船队的帮助下，发展迟缓的日本社会从落后的采集经济迅速地迈入了先进的农耕经济。水稻种植普及整个日本，人们逐渐从丘陵、海滨等居住地迁移到湿润的低洼地带。随后，又开辟了旱田。经济生活逐渐丰富，开始种植苎麻，养蚕抽丝，掌握织布技能。
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男性的地位开始提高，逐渐拥有更多的财产，女性的权威遇到了挑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单个母系家庭为主的原始社会结构日渐松散。
据统计，在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处，传说故事30余个。徐福纪念组织、研究机构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余种，出版相关著作50余部。
徐福也被日本各地民众称为“王”、“御”、“弥生文化的旗手”，还有人将他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等，世代祭祀。日本新宫市徐福公园内的徐福雕像
画外旁白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绣涩短刀何足云。——（宋）《日本刀歌》
3.邪马台国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戴季陶《日本论》
弥生时代后期，活跃在日本列岛上的主角是邪马台国。那么，邪马台国是如何诞生的？曾经在日本历史上演绎了怎样的故事呢？
日本最早的有关资料见于公元720年，其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该书记录的主要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虚构色彩浓厚。所幸的是，我国古书在2200年前留下了一些记载。
我国的《山海经·海内北经》、《汉书·地理志》，都对日本列岛有记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了乐浪郡。日本列岛上的“百余国”定期向汉朝的乐浪郡朝贡。在《后汉书·东夷传》书中，范晔记载说：公元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光武帝赐给他一副印绶。1700多年后，即1784年，在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果然出土了一方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印证了我国文献的真实可靠。汉委奴国王金印
关于邪马台国的故事，见于陈寿的《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公元3世纪前后，日本列岛进入了农耕文化时期。由于农作物逐渐有了剩余，部落之间出现了贫富差距。部落之间的土地争夺，逐步演化成部落之间的战争。而每次战争之前，都要举行神圣的祭神求佑仪式，主持司祭者逐渐成为部落中最重要的权力人物。
不知经过多少回合的部落战争之后，日本列岛上的百余个部落渐渐合并为30余个。而部落内部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除司祭者之外，部落里还产生了分管组织耕作、治水、灌溉等事务的首领。这些首领以权谋私，积累起个人财富，逐渐形成了贵族阶层。各个部落渐渐演变为部落小国，日本列岛陆续步入了阶级社会。
公元2世纪后半期，各部落小国之间战乱再起。战乱中，邪马台国脱颖而出，联盟周围30余小国形成了辐射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也就是说，一位叫卑弥呼的女子被贵族们推选为王。
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终身没有结婚。她擅长咒术，以此来统治诸国。《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有男弟佐治国”，卑弥呼女王主要是宗教领袖，而其弟则是政治领导，直接领导着大率、大倭、大夫等官员。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
大率是中央派到各小属国的检察官，大倭是管理全国集市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有些属国还保留国王。《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已经拥有一支维护女王统治秩序和对外战争的军队。而且还有了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
邪马台国人民被划分成“大人”、“下户”、“生口”和“奴婢”四个等级：“大人”是指达官贵族、奴隶主，其代表人物就是女王卑弥呼。“下户”是平民百姓或自由民。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向国家交纳“租赋”，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也是战时的主力军。“大人”与“下户”之间等级森严，如果在路途中相遇，“下户”不仅要让路，而且要躲到草丛中去。与“大人”说话时，“下户”要蹲下或跪下，两手踞地，必须非常恭敬。“生口”和“奴婢”来源于战俘和罪犯，没有人身自由，任凭“大人”们使用和相互赠与。“奴婢”们有时会成为殉葬品。《魏志·倭人传》记载道：“卑弥呼以死，大作家，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
这一时期，铁器农具开始在日本普及，农业生产水平日趋提高，粮食有了剩余，出现了酿酒业，书中记载说“人性嗜酒”。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兵器制造者、工具生产者和手工纺织业者，出现了专门制作供给贵族们享用的工艺品部门和工匠。随着手工业产品的增多，邪马台国出现了“国国有市，交易有无”的贸易场景。
由于地域差异，日本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对马国“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壹支国“多竹木丛林……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
也许是因为没有针和剪子之类工具的原因，人们的服装依然简陋，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魏明帝授给卑弥呼女王的“亲魏倭王”印
关于邪马台国的具体位置，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我国学者的主流看法是，邪马台国在日本列岛的九州（今福冈市）北部地区。日本的学者大多认为，邪马台国应该在日本列岛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
邪马台国时期，日本加强了同中国的交往。公元239～248年的9年间，邪马台国曾先后4次派使节团到中国，开辟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官方道路。
公元239年，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时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出使节，前往魏国的首都洛阳，向魏明帝进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作为回礼，魏明帝授予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并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珍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公元240年，魏明帝遣使将诏书、印绶及礼物送到日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派使者赴日。
随后一段时间，邪马台国与邻国——狗奴国——陷入苦战。公元247年，邪马台国向魏国求助，魏国遣使赴日本调解。在魏国的政治援助下，邪马台国最终保住了王权，加强了对各小国的控制。
据传说，卑弥呼女王死后曾经立一男子为王，结果引发了内乱。公元248年，与卑弥呼女王有血缘关系的13岁少女“壹与”当上女王，局势才稳定下来。显然，母系氏族制仍在主导着当时的日本社会，男权制度还没有确立。
自《晋书》记载，公元265年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约150年间，中国史书中再也没有记录日本的事情。而日本还没有文字，当然也不存在任何记录，这段历史空白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邪马台国最终结局如何？它与后来的“大和国”又有何关系？
画外旁白
日本号称有“天神地祗八百万”，大至生育出产，小至柴米油盐，均有相应的神各司其职。求神问佛是日本人的癖好，三天两头就往神社、寺庙跑，祈求得到神灵的保佑，消灾免祸。据统计，日本列岛目前共有大大小小的神社13万座，遍布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刮噪声随风飘来，为肃穆、古朴的神社平添几分寂静、几分阴森。神灵，在这里聚散；亡灵，在这里出没；生者的希望，也在这里寄托。——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
4.大和国时代
从5世纪末到7世纪，倭国逐步接受中国的“华夷之别”的思想。它也自视为“华夏”，视邻近小国为“夷狄”。它向朝鲜半岛扩张，并视新罗、百济为朝贡国，自己以大国自诩。——夏应元
公元3世纪末，在今天的奈良一带，兴起了一个较大的国家。因为地处大和平原，得名大和国；3世纪末至7世纪中叶，则被称为“大和国时代”。
3世纪中后期至5世纪初期，近150年的时间里，日本列岛没有留下片语支言的文字记载。但是，达官贵族们却留下了许多巨大的坟墓，似乎在向后人炫耀他们曾经的荣华富贵。因为这些古坟，“大和国时代”又称作“古坟时代”。
与大和国的迅速兴起相反，昔日的强国邪马台在3世纪末期日渐衰落。4世纪末，大和国的势力扩张到九州和关东一带，逐步统一了日本的主要地区，开启了大和国时代。
刚统一日本列岛，脚跟还没站稳，大和国便开始以大国自居，对朝鲜半岛垂涎三尺。当时，朝鲜处于三国时代；高句丽占据朝鲜半岛的北部，与半岛南部的百济、东部的新罗形成三足鼎立的对峙局面。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三国相争中力量最弱的百济，与大和国结盟，给了日本人一个入侵朝鲜半岛的切口。4世纪中叶，大和国出兵入侵朝鲜半岛，并占领了东南部的任那地区。
4世纪末，大和国开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向中国朝贡，试图借助中国的权威来加强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但是，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势力逐渐南下，与新罗联手，不断打击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公元6世纪中叶，大和国被迫撤出朝鲜半岛。
据《宋书·蛮夷传·倭国》记载，5世纪至6世纪初，有五位国王先后统治过大和国，史称“倭五王时代”。
图为大山古坟（仁德天皇皇陵），位于大仙町，是日本最大的前方后圆坟。与北侧的田出井山古坟（反正天皇皇陵）、南侧的Misanzai古坟（履中天皇皇陵），并称为百舌鸟耳原三陵。
公元413年，第一代大和国王“赞”主动与中国交往，遣使向东晋进贡。之后，第二代王“珍”（赞之弟）、第三代王“济”、第四代王“兴”、第五代王“武”（兴之弟），均在登基之后以及中国改朝换代之时，遣使来华，取得中国皇帝的册封，巩固在日本的统治地位。截至502年，大和国共向中国南朝派遣使节13次。
与中国的交往、与朝鲜百济国的联盟，带动了新一轮的移民潮。中国和朝鲜的先进文化大量传入大和国，促使了日本列岛的纺织业、金属加工、冶炼技术、制陶术以及土木建筑业的迅速发展；汉字、儒学、佛教也陆续传入，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
最初，汉字只在移民之间使用，后被用于官方的记录、商业帐簿及外交文件中，许多日本人也渐渐学会了汉文。公元478年，第五代倭王“武”写给中国南朝皇帝的国书就是用汉字写的。
佛教进入日本之际，日本的宗教活动还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不过，已经从露天的祭祀场所搬进了神社、神宫等建筑物中。公元552年，佛教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为了日本要不要信奉佛教，大和朝廷展开了激烈争论；物部尾舆认为“外国神”会触怒“日本神”，主张排斥佛教，而苏我稻目认为各国都信佛，日本应该顺应潮流。两派相持不下，当时的钦明倭王也拿不定主意。
一直到587年，钦明倭王去世，苏我马子联合信佛的厩户王子杀了物部守屋，掌握朝廷实权，佛教才在日本大行其道，逐渐被改造为控制人民的思想工具。
大和国的国王已经是男子世袭制。国王不只是宗教权威，也是政治、军事领袖。其统治体制是氏姓制。国王之外，各豪族的直系、旁系家族称作“氏”。氏的首领为“氏上”，一些氏上在朝廷中任职，氏的一般成员称为“氏人”。氏上有区别身份高低的世袭称号“姓”。最初，“姓”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为了加强对豪族的控制，国王掌握了赐予或剥夺氏上们“姓”的权力。
国王授予各氏“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宜”、“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拥有“臣”、“连”姓的豪族地位最高。最有实力的氏上通常被授予“大臣”、“大连”称号，辅佐国王掌管朝政，地位和职务是世袭的；地方的豪族则给予“国造”等称号，负责地方事务，以姓“臣”、“君”、“公”、“连”、“直”为主；“县主”是低于“国造”一级的地方官；在朝廷担任警备、祭祀等职位的被称作“伴造”，大多姓“首”、“造”、“连”。
图为6世纪的埴轮武士。埴轮是日本古坟时代统治者权力、威严的象征，用于装饰古坟顶部。
支撑氏姓制度的经济基础是部民制，也就是日本的奴隶制。
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是大和国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部民没有人身自由，是王室和豪族们的私民，来源主要是中国或朝鲜的移民、被征服者、战俘和罪犯等。按照所从事的行业，部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部。比如，王室的私民叫田部民，在王室直辖地“屯仓”上从事农业生产。从事手工业或养殖业、狩猎者叫品部民。豪族的私民叫部曲（民部），在豪族私有领地“田庄”上劳作。部民们有自己的家庭，但经济不独立，名字也被冠以主人名、职业名或地名。
为了追求财富，大和王室不断侵占地方豪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引起了地方贵族的不满甚至是反抗。在社会下层，因为不堪忍受部民制的奴役，部民逃亡的现象也日趋严重，社会经济陷入凋敝。沉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迫使大和朝廷走向改革之路。
画外旁白
公元420年，宋武帝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倭第二代王珍对此极为不满，因为爵位在其倭王之上。公元438年，派使节到中国朝贡，要求任命自己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未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蛮夷传·倭国》
5.推古改革
日本手艺人的工作材料主要是木头，而中国则更多地使用石料。但是，由于日本人重视保护，古代的大量佛教艺术品和成群的木结构寺院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公元562年，大和政权在朝鲜半岛的据点任那被新罗所灭。在朝鲜半岛的失利，打击了朝廷重臣大伴氏的威信，而主持军事的物部氏和主持财政的苏我氏则更加得势。
6世纪末，用明天皇（585～587年在位）死后，苏我马子消灭其政敌物部氏，把持朝政，操纵皇位继承事务。592年，苏我马子拥立外甥女即位，即推古女王（592～628年在位）。次年，又任命女王的外甥圣德太子（574～622年）为摄政。
在圣德太子摄政的30年间，推古朝正式采用了“天皇”一词代替以前“大王”的称号，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和统治，圣德太子首先制定了不能世袭的冠位制度，即“冠位十二阶”。冠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没有职权，也没有人数限制。朝廷根据个人的才干和功绩来授予头衔，而不必考虑出身门第。此举广纳天下人才，削弱了世袭贵族的势力。
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用汉文书写的《十七条宪法》。这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内容多出自中国儒家思想，以劝善弃恶的训诫和说教为主。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消除人民的反抗。十七条中最著名的有三条。即，第1条“以和为贵”；第2条奉“佛、法、僧三宝”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第17条“对重大之事情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决断”。
圣德太子热心于佛教的研究，并且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撰写《三经义疏》，下令推广“佛法”，推动日本各地修建了许多寺院，很多贵族也建造了“氏寺”。
圣德太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圣德太子学识渊博，笃信佛教，是日本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也被誉为日本佛教之父。
此时，中国已经结束了南北朝对立，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为了摄取更多的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圣德太子开始加强与中国的联系。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恢复了中断100多年的中日邦交。同时还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
由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推广，来自中国的佛教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形成了一种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飞鸟文化。圣德太子摄政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城，因而被称为“飞鸟文化”。
随着飞鸟城及其周边地区佛教寺庙的兴建，雕刻、绘画以及佛像的雕塑等艺术也发展起来。寺庙俨然成了外来文化和流行艺术的展示天地，中国南北朝时代的艺术风格俯仰皆是。日本美术史学家久野健描述说：日本7、8世纪的雕刻是从北魏至隋唐的中国雕刻史的缩影。这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是，日本最早的佛教寺院——飞鸟寺，以及现存的世界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物之一——法隆寺。
法隆寺建于公元607年，距今已近1400年了，是日本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为圣德太子所建。法隆寺的建筑和佛像线条深受中国北魏时期艺术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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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教不杀生的教义影响，日本饮食逐渐变为素食，但是他们继续吃鱼。日本人几乎全部聚居在狭窄的沿海平原，随处可以得到鲜鱼、干鱼、咸鱼和干海藻。住在山区的少数人不容易得到鱼，便继续吃一些当地的野味，鸟曾经被他们称为“山中之鱼”。——（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6.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日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始，也是日本由弱变强的开始。正如明治维新以西洋化为最高理想一样，大化改新是以中国化为最高理想。——唐建
公元7世纪初，日本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再度激化。而此时的中国，在618年隋朝灭亡之后，唐朝兴起，再度成为东亚地区最为强盛的国家。朝鲜半岛的新罗，因为充分采纳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国力日渐壮大。新的国际形势对日本产生了新的影响。
622年和628年，圣德太子与推古女皇相继去世。大贵族苏我氏掌控政权，擅自决定了两任天皇——舒明天皇和皇极天皇——的人选。苏我马子、苏我虾夷、苏我入鹿相继当政专权。其中，苏我入鹿“为人暴戾”，试图篡夺皇权，不仅逼死了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还大兴土木，为苏我氏大规模建造陵墓。频繁的徭役征调致使日本国民不堪重负，社会陷入混乱。
这期间，圣德太子在608年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僧）陆续回到日本。经过在中国二三十年的生活和学习，他们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还十分了解中国隋、唐两代的国家统治制度。“海归”们广泛传授和推广中国的先进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执政贵族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留学人员非常关注东亚地区的国际形势，认为日本应该仿效中国唐朝的统治方式进行政治改革。他们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与不满苏我氏专权跋扈的贵族结合成了新的政治势力集团。
主张改革的新势力集团，以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626～671）和出身于世袭祭官家庭的中臣镰足（614～669）为首。中大兄皇子刚毅果断、勤于政事，经常向从隋唐归来的留学生讨教。中臣镰足年长中大兄皇子12岁，雄才大略、聪慧过人、博览群书，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两人都对苏我氏的专权不满，又是无话不谈的知己。共同拜留学隋唐归国的南渊清安为师，学习隋唐政治制度和唐太宗巩固封建统治的各种措施。针对日本的国情，俩人秘密策划了消灭苏我入鹿的计划，立志要在日本推广革新政治。
645年6月，在中臣镰足的精心布置下，中大兄皇子等人利用朝鲜半岛三国使者向大和朝廷进赠礼品之际，刺杀了苏我入鹿，并迅速劝降了原苏我氏的部属，迫使苏我入鹿的父亲苏我虾夷自焚而亡。
政权易手，孝德天皇（645～654在位）即位，组成了以中大兄皇子和隋唐留学生为中心的政权。首都从飞鸟城迁往难波（今大阪市），并效仿中国，首次建立年号——“大化”。“大化”的日语意思就是“伟大的变化”。
646年初，新政权颁布《改新之诏》，展开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史称“大化改新”。
中臣镰足像。645年6月12日，天皇要在板盖宫大殿接见朝鲜使者，接受馈赠的礼物。按惯例，苏我入鹿届时必然到场。中臣镰足则安排子麻吕刺杀苏我入鹿。不料，子麻吕临时胆怯，大中兄皇子出其不意刺伤苏我入鹿头肩，子麻吕这才抖起胆子行动，杀死苏我入鹿。《改新之诏》由四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废除世袭的氏姓制，设立中央机构。除首都之外，全国分为60多个“国”，“国”由中央派任地方官——国司——全权管理。但是，位于首都周围的五个“国”统称为“畿内”，中央给予特殊待遇。
各“国”下设“郡”，“郡”下又设“里”等行政组织。由此，将原有的氏姓贵族所统辖的大小诸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随后，又整顿军事和交通制度，各级官员的任免权也收归中央。环环紧扣，天皇朝廷逐步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体制。
其次，《改新之诏》废除了皇室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和部民制，将土地和部民收归国有。国家向贵族支付俸禄，称为“食封”。
第三，编制户籍和账簿，实行班田收授法。凡6岁以上的男子授予“口分田”2段（约6公亩），女子“口分田”为男子的2/3，奴婢为公民的1/3。政府每隔6年分发一次。
第四，统一税收标准，实行“租庸调”制。“租”是得到口分田者每年向政府交纳的田租。“庸”是21～65岁的男子每年需要服的徭役，时间的长短根据年龄而定，分15天、30天和60天不等，但实际天数往往超期。徭役包括“兵役”和“劳役”，此外还要为国家水利、土木工程或为地方政府的杂务出力，不能服役的就要上缴代纳物。“调”指国家征收的地方特产，比如布、绢、丝等实物。庸、调比租的征收率要高很多，农民还需要承担运送这些庸、调到首都的任务。
大化改新之后，中央机构得到了整顿和充实，官僚体制也有所加强，中央集权体制得以确立。农民对口分田有了终身使用权，对山林池沼也享有使用权。除需交纳固定的租税和承受徭役之外，农民可以分享自己的剩余劳动成果，经济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奴婢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社会阶层。大化改新的一系列措施，将日本带入了封建社会。
这时，朝鲜半岛的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进行着统一战争。日本为了恢复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中大兄皇子派出2.7万兵马出征朝鲜半岛，与百济的5000兵马联手，对抗唐朝和新罗的军队。
663年8月27日上午，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战争——白村〔1〕江海战——爆发。当时，大唐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军水兵万余人，战船1000多艘。日军人多、船多，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良。日军首战失利，次日又主动发起进攻，结果，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日本书纪》第27卷《天命开别天皇》对这场海战作了更加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中日第一战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此后的1000多年里，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日本也由此认识到自身的不足，积极向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巩固了大化改新的成果。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防范唐朝和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水城”布防图。
日本的国防政策转而采取守势，开始在本州西部和九州北部大量增筑烽火台，布置重兵防守。由于对外侵略的失利，中大兄皇子威信受损，被迫向守旧势力让步，增加官位阶名，承认他们对土地及人民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部民制。
667年，都城迁到内陆的近江大津。668年，中大兄皇子即位，称天智天皇。同年，指令中臣镰足修定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近江令》，并在670年编制了日本最早的全国性户籍，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
晚年的天智天皇日趋保守，与法定皇位继承人——其弟大海人皇子——之间矛盾重重。大海人皇子是一位公认的革新人物，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是，为了让儿子大友皇子继承自己的皇位，天智天皇极力吸收守旧贵族进入政权。遭到排挤的大海人皇子，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
671年天智天皇去世，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叔侄之间展开殊死搏杀。围绕皇位继承，双方发起征战；此次叔侄大战，也被视为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大友皇子的战败、自缢身亡而结束。战乱历时一个多月，史称“壬申之乱”。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城“净御原宫”即位，称为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
天智天皇，即舒明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62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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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村江海战给了日本极其深刻的教训，于是，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象，日唐之间不仅没有因为这场战争而疏远，反而往来更加密切。665年，日本遣使参加泰山封禅。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长安，祝贺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这种反应显示了日本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比自己更强大、更先进的大唐文明面前，日本低下了谦恭的头，就像1000多年后它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头一样。——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
注 释
〔1〕铜江古名，亦称白江，是朝鲜半岛上的熊泮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
7.律令社会
我们日本人，接受了把看重自我视为恶行，以抛弃自我作为良知的教育，而且习惯于接受这种教育，甚至毫不怀疑。——（日）黑泽明《蛤蟆的油：黑泽明自传》
公元673年，天武天皇上台后，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彻底废除了部民制，山林、池塘等资源收归国有，不再为贵族们独占，并适当减轻了农民的田租和徭役负担。政治方面，继续加强皇权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官僚体制。
天武天皇十分尚武，他要求文武官员“务习用兵及乘马”，并在地方上建立军团，负责中央和地方的治安。
在吏治上，天武天皇任人唯亲，推行家族式的皇亲政治。他执政的14年间，没有任命一个大臣，朝中大事完全依靠自己及皇后、皇子等皇亲来打理。同时，大量起用中小官吏，削弱大贵族的势力。通过这种方式，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天武天皇还很重视法治建设。681年，在修改《近江令》的基础上，制定了新律令《飞鸟净御原令》。又经过几年的不断修改和编制后，于689年正式实施。其时，天武天皇已经去世，在位的是持统天皇（686～697年在位，女天皇）。“大和三山”之间的藤原京，位于现在的橿原市醍醐町，其中心是藤原宫，包含天皇居住和处理国政的大极殿、内里及各役所。距今已有1300多年。
藤原京的“藤原”与平安时代的“藤原”是两回事，后者是10～11世纪前半叶的掌权氏族，距离藤原京建成已有200多年。在这200年间，都城多次搬迁，曾先后以平城京、恭仁京、难波宫、紫香乐宫、长冈京、平安京为都。
710年，藤原京被废弃，此后昔日的繁华之地成为田园，并最终被深埋于地下。1940年代，长眠地下的藤原京被发现，其格局南北称“条”、东西称“坊”，这整齐、有序分割町的制度被称为“条坊制”。
天武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即674年，迁都藤原京（今奈良县原市），仿照唐朝的长安，建设了新的皇宫和皇城。697年，持统天皇让位于文武天皇，自己与中臣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等19人专心编制律令，一年后编制完成，并付诸实施。该法典完成于“大宝”年间，因此称为《大宝律令》。
718年，元正天皇命令藤原不比等修改《大宝律令》。当时年号为“养老”，新的律令于是被称为《养老律令》。该律令涉及仍然是中央机构设置、班田制、司法建设、身份等级、军事制度等内容。
中央设置了掌管祭祀的神祗官司、管理朝中政务的太政官。当时，祭祀仍然是国家的重要国务，神祗官的品级高于太政官。
班田制方面，除了农民的口分田之外，还按照官僚贵族们的阶位、官职和功劳授予位田、职田和功田，皇室持有直辖领地的官田。位田和职田不能世袭。
国民的身份被分为“良民”和“贱民”。一般的农民属于良民。“贱民”是改新后没有得到解放的奴隶，人数不多。“贱民”分为公有和私有的“奴婢”、私有的“家人”，以及从事手工业的“杂户”等。“奴婢”是明显的奴隶；“家人”也是奴隶，但与奴婢不同，可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杂户”是原属朝廷的手工业部民。私有“奴婢”与田宅等财产一样可以买卖。
农民要定期服兵役。服役期间可免服劳役，但是，武器和口粮完全由自己准备。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养老律令》的“律”，相当于现在的刑法；“令”，如同行政法规、民法和诉讼法等。这一时期的日本律令，大体是照搬唐律和唐令编制而成，同时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加以充实、变化。比如，官职任命方面，日本没有采取中国的科举制度，而是沿袭了其传统的世袭原则。日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以大唐国为蓝本，建立了“法制完备”的天皇制国家。
持统天皇，原名鸬野赞良，天武天皇的皇后。天武天皇死后，持统天皇即位。702年12月，持统天皇病逝。死前下诏，改天皇死后土葬为火葬、厚葬为薄葬，开创了日本丧葬改革的先河。自此，火葬的风俗在日本民间逐步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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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评论家曾经这样形容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好比一群小鱼，它们有秩序地沿着一个方向游着。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形，使他们突然掉头，朝相反的方向游去，然而队伍依然是井然有序的。——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
8.奈良时代
亦知人生世，无非忧与羞；
所恨不为鸟，何当飞去休。——（日）山上忆良
进入8世纪，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官僚机构日渐庞大。都城藤原京显得狭小而不敷使用，天皇于是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奈良地区仿照唐朝的都城长安，建造了平城京（今奈良）。
710年，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率百官贵族迁都平城京。此后至794年恒武天皇（781～806年在位）又将首都迁往平安京（今京都）之前，这84年在历史上称为“奈良时代”。
平城京的规模只有中国长安的四分之一，但其式样却是长安的翻版，也是日本第一个真正的城市。但是，住在首都的只有贵族和官员，因此，平城京也是没有市民社会的政治城市。支撑这座都城的经济基础是各地上缴中央政府的庸、调等纳贡品，这也是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之源。
为了便于地方物资运往中央，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修建了7条以京城为中心联络地方和中央的道路，并在沿途设置了驿站，为往返京城与地方的官员提供方便。道路网的建设增强了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也带动了物资流通与经济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各地陆续开采出铁、铜、金、银、水银等矿业资源，适应宫殿、官府、寺院等建设的需要，这些资源也是制造军事装备的必需品，采矿业随之兴起。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中央政府设置了典铸司、锻冶司、造兵司，专门控制矿产资源。
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灌溉技术的掌握，农产品的产量也有所增加。加之养蚕业的发展，农业经济一片繁荣。农业之外，早期日本社会的另一重要的经济支柱是手工业。家庭式手工作坊生产简单的日用品，而中央政府的官方手工业作坊则生产供皇室和贵族享用的高级手工产品。
由于交通的改善、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逐渐频繁，出现了“往来商贾，相继不绝”的场景。行商的大量出现，带动了坐商的发展以及集市的形成。
在京城，官员们从朝廷中领取的俸禄多为布、丝等单一物品，而游走各地的行商手中的物资则相当丰富。于是，在京城的东西两侧开设了官市，官员们用手中多余的物品来换取丰富的生活用品。当时的贸易形式主要是以货易货。708年，日本政府模仿唐朝的货币铸造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铜钱——“和同开珎”，并鼓励人们使用货币。但是，除了京城及周边少数地区之外，其他地方并没有流通。
8世纪之前，日本列岛上部分地区处于天皇的控制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巩固，天皇朝廷的版图扩张欲日渐膨胀。生活在本州岛东北地区的土著居民——阿伊努族人——被天皇朝廷视为异族，并将之征服。同时，还征服了南九州岛的原住民——隼人，将九州岛南部的西南群岛纳入控制。至此，奈良朝廷的辖地囊括了日本列岛的本州岛、四国岛、九州岛以及佐渡、隐岐、对马及其周围的岛屿。
当权者在开疆拓土中满足了自己的权力欲，却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朝廷所实施的改革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受益的却永远都是皇族和贵族。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朝廷不断地加大对农民的剥削。因为不堪调、庸和劳役之苦，农民纷纷举家逃亡、反抗统治者的剥削。
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分为上上户、下下户、等外户等十级。据730年越前（今福井县一带）的记录，90％以上的家庭属于等外户，也就是需要立即救济的家庭。而750年安房（今千叶县一带）的记录也显示，80％左右的家庭属于等外户，下下户占15％以上。为了逃避租税负担，有的农民走进寺院当上了僧侣，有的投奔到贵族的门下。税基的不断流失，严重地削弱了奈良时代末期的中央财政。
大化改新时期的班田制度，到奈良时代也遇到了困难。因为人口的增长，政府班发的口分田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农民的大量外逃又使很多田地撂荒。为了解决这一困境，723年朝廷颁布了鼓励开荒种地的《三世一身法》。规定新开垦的荒地，可传为子孙三代私有；开垦被撂荒的土地，可以一生拥有。
743年，又实施《垦田永世私财法》，进一步确定了土地的永久私有权。只要在身份地位规定的限度之内，开垦的土地就可以永久私有。这一政策变化，改变了土地国有制度，使其向私有化转变。一些贵族和大寺院抓住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私有地，逐渐形成了庄园。而那些逃亡的农民也渐渐被庄园吸收。
在奈良时代，天皇朝廷依然大力提倡佛教。受佛教的影响，光明皇后设立了日本最早的贫民救济机构——“悲田院”——和贫民医疗机构——“施药院”。同时，国家也大力兴建寺院、建造大佛，对大寺院给予特殊保护，致使一些大寺院不仅拥有了众多奴婢和农民，还占有了大量的土地。
此时，藤原氏家族在贵族争斗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在大化改新中立功的中臣镰足，被天皇授予最高官阶，并赐姓藤原。藤原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也因在编制律令中卓有建树，而跻身元明女皇（707～715年在位）的右大臣之位，直接辅控朝政。
为了让其家族进入皇室，藤原不比等将2个女儿分别嫁给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及其子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藤原氏家族以外戚和朝臣的双重身份，掌控朝政。
藤原不比等的4个儿子均为朝廷高官：武智麻吕（南家）、房前（北家）、宇合（式家）、麻吕（京家），是政治势力最强大的四家。729年，他们拥立自家姊妹——光明子——为皇后，开藤原氏族立后之端，打破了皇室自古以来不选皇族以外的妇女任皇后的制度。
764年，藤原家族的第四代之时，因为藤原氏中有三家在争权中失势，势力短暂削弱。但不久后，藤原氏又进入其北家一枝独秀的时代。
奈良时代，日本朝廷依然不断地派遣使团到唐朝。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大量传入日本，也使中国文化风靡于日本上层社会，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从圣德太子时代开始编纂的史书《古事纪》，在712年完成。书中描述的是日本远古神话、传说，以及宫廷中口头流传的历代帝王的事迹。这部书籍使用的是改造汉字而成的日本文字，即“万叶假名”。奈良时代，用“万叶假名”写成的还有文学作品《万叶集》，书中收录了4500首5～8世纪中叶描写生活的诗歌。
不过，一些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作品，还是用汉文写成的。比如，模仿中国史书的体裁、并引用了中国和朝鲜文献写成的《日本书纪》，以及记载当时日本风土人情、地貌环境等的《风土记》。
奈良时代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歌人，如山上忆良、山部赤人、大伴家持等，创作了很多和歌形式的诗歌。
奈良时代末期，桓武天皇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缩减财政开支、改革兵制、打击贪官污吏、禁止滥造寺院、限制寺院特权等。力图整顿混乱的政局，重新加强律令制。但是，积重难返，效果并不明显。
794年，在贵族支持下，桓武天皇将都城北移数公里，在大和平原北端紧靠琵琶湖南岸建设一座新城市，取名平安京（今京都）。此后400年，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平安时代。
藤原不比等。716年，藤原不比等把小女儿光明子嫁给圣武天皇做皇妃。727年，光明子生一子，随即立为太子。朝廷百官为了紧跟形势，纷纷前去祝贺，只有长屋王不肯巴结。随后，藤原不比等提议立光明子为皇后。这种此做法有违祖制——非皇族出身的人不能立为皇后。朝中大臣开始不满，反对藤原氏的势力集聚在长屋王周围，长屋王同藤原氏成了冤家。不久，刚刚一岁的皇太子生病夭折，藤原氏乃诬蔑长屋王用魇法咒死了小太子。729年，藤原氏安排人向朝中告密，说长屋王密谋造反。于是，朝廷派兵包围了长屋王的住宅。长屋王在悲愤之下，全家自杀身亡。长屋王一死，朝中无人敢与藤原氏作对。光明子顺利成为皇后，光明子的四个兄弟把持了朝廷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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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处在日本中部的城市群中，环绕四周的是大阪、京都、歌山县和三重县，它是一个比京都还要古老的古都。从京都到奈良，有一种从罗马到雅典的那种跨越历史的感觉。——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
9.遣唐使
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搭载100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船队在人们的祝愿声中，离开了港口，驶向了茫茫的大海。——纪江红主编《世界上下五千年》
盛唐时期，中国的影响力辐射东亚各国，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一个共同文化圈。日本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当时，日本正处在封建制度刚刚确立、中央集权正在巩固的阶段，而唐朝的政治制度已趋完备，科学技术颇为先进，社会文化富有国际色彩。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发达羡慕不已。向中国学习、促进日本的发展，成了日本对外交流的首要任务。
公元631年，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向唐朝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此后，到公元894年，2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总共派出20次遣唐使。其中，746年、761年、762年和894年的四次派遣计划未能成行；另有两次，日本使节是因为护送唐朝使臣回国而抵达长安；还有一次是为了迎接遣唐使回日本而来到长安。扣除未成行的和非正式的遣唐使，日本先后派出的正式遣唐使共有13次之多。
遣唐使来华路线主要有三条。第1条是北线：难波（今大阪）→筑紫大津浦（今福冈）→值嘉岛→壹岐→对马→济州岛→朝鲜半岛南端的百济→黄海→山东登州；第2条是中线：难波→博德→萨摩→种子岛→屋久→庵美→东海→长江口→扬州；第3条是南线：难波→松浦博多→值嘉岛（平户岛、五岛列岛）→东海→扬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