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宗皓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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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试读：
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什么总难出现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关系着整个文学发展的命运，但是，要透彻地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却极具难度。雷达提出，当中的难度不仅仅在于文学批评本身，而是与整个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很少有哪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尴尬、无奈、软弱、被动。”雷达身处文学批评界，同时，也是与中国当代文学一起走过许多重要历史节点的见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剖当下的文学批评，便如同在解剖自己、解剖同仁，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雷达很清楚地意识到，文学批评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因此，分析症结，寻找方向，是批评界的当务之急。他认为，在多种力量的牵拉和围堵之下，文学批评已经找不到自己应有的无可替代的独立位置，更加难以找到摆脱困境的前行方向。“谈起批评的成就，大家都能找出很多很多，但是，我在这里想侧重谈问题。”“在思想受到禁锢的时期，文学批评的面貌僵化而刻板，除了棍棒就是廉价的赞美。不过，当时的文学批评尽管单一，却不像现在这样恍惚莫名、无所适从。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背景，文学批评迎来了一个大解放的时期。那时的文学批评扮演的是思想启蒙者和审美判断者的重要角色。”雷达认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是充满自信的，焕发着蓬勃的精神。
众所周知，“80年代”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名词，许多研究者将“80年代”作为近60年来中国文学真正的繁荣期，并时时与当下的文学发展状态相对比。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来说，从文章发表的数量到从事文学批评的队伍，似乎都可以用“繁荣”来加以形容，然而，雷达却用“过剩”一词代替了“繁荣”。
他说：“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在大学校园里也有不少的硕士、博士在研究着各类当代作家作品。仅就从业者之众，数量、口号、名词、新术语之繁而言，当前的文学批评不仅堪称繁荣，简直多得要过剩了。”尽管数量庞大，但质量却堪忧。“从思想深度、精神资源、理论概括力、创新意识、审美判断力等等方面而言，富有主体精神的、有个性风采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却十分罕见。反而那些被动的，跟在现象后面亦步亦趋的，或者迎合型的、克隆型的文章却很多。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的丧失，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单调、乏味、呆板，这一切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字的虚假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去了鲜活、锐利、博学、深刻的身影。”
作为批评家，难免受邀出席大大小小的文学作品研讨会，而研讨的结果大多流于表面，褒扬、推广、捧场的意味还是大于贡献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雷达认为，作品研讨会上批评家们所做的评论并非完全没有真见解，但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批评声音却似乎一直没有出场。“批评家没有发出应有的透彻有力的声音。有人说今天是个文学批评缺失的时代，还有人讽刺说，对现在的文学批评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场，在说。”
文学批评的问题是一个时代性的公共问题
在一个文学大量出产的年代，文学批评却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人们不是在讨论文学批评的声音有多强，而是在质疑文学批评究竟还能不能发出声音。将文学批评推入如此窘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雷达认为，不能单纯地从文学批评内部寻找答案，而应当视其为一个时代性的公共问题。“最近，我慢慢形成了一个也许偏颇的看法，我觉得文学批评公信力的缺失，根源在于社会生活中公信力的缺失。文学批评的虚弱乏力，是由于文学批评的性质功能价值发生了严重的位移、扭曲和变形。”雷达表示，提出上述观点并非为文学批评自身推脱责任，“今天的批评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确不是文学自身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几个人的职业精神可以挽还的。”“在一个诚信缺失，怀疑永恒的大环境下，要求文学批评家保持纯粹的精神和品格，固然是合理的、美好的，却也是很难达到的。当然，作为批评家，我愿为之努力。但是，谈到文学批评的问题，必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只有在认识外界环境的情况下，清醒地认识自我，才能积极地寻求更新之路。”雷达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其性质和价值已经在历史文化语境的巨大变迁中发生了位移和变异。文学批评实用化、商业化的现象日益严重。“我近来感到文学批评的审美空间越来越狭窄了。我们知道，文学批评的作用不仅仅能够引导人们的审美精神走向，提高人们的鉴赏能力，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建构力量，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全社会的精神生产。人们往往通过接触批评，发现作品的某种价值，揭示某种精神的潜在危机，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民族文化的精神涵养。”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大众传媒时代如何保持自己的品格
雷达提出，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总是能够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批评的。反过来说，批评只有对人们关注的事情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人们才会尊重批评，认为它不可或缺。“过去，一个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后续和附加的东西并不多。现在不一样了，作品出版和发表后，将面临参与多项评奖，发行量的多寡，上排行榜否，好书评选等多种关隘，这一切还会带来连环套般的利益链，于是，评论若出言‘不慎’，就可能‘搅局’，大煞风景。对于一部分真正视文学为生命，有高远追求的作家而言，这可能不是问题。他们听得进不同意见。但对某些文学组织者、出版者、利益相关者，甚至包括某些作家本人，就没有耐心倾听真正的批评的声音，他们很少意识到，评论是一个审美过程，是一门学术，是一种鉴赏艺术，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具有独立的品格。他们其实更想借助评论扩大作家作品的影响面，提升知名度，进而摘取各种大奖。某些组织者，甚至将之看作‘政绩’，而政绩对他们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政绩化’——我可能言重了，是另一种形态的工具论的死灰复燃，应该警惕。”
另一方面，雷达发现，文学批评的写作越来越依赖甚至依附于高科技新兴媒体，这种依赖和依附强化了文学批评的工具性、复制性、拼贴性和可操作性，进而直接影响到它的品质和品格。“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文学也告别了钢笔，学会了计算机的技术，同时，也在告别精英话语，进入大众文化欲望化书写的场域。文学仿佛进入到一个大型计算机控制系统，而文学批评自然也难逃劫数。于是，我们看到批评家们出现在不同的会场，却说着大同小异的观点，所有评论的声音包括词汇好像预先调好录音似的如出一辙。文学研究者们在复制似曾相识的论著，论文写作者们在写着批量的论文，它们像从同一个模式里面铸造出来的产品。”
面对这样一个发生着巨大变迁的外部环境，雷达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所遭遇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大众传媒时代如何保持自己的品格，保持独立的批评精神和价值标杆。“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因为它没有专属于自己的话语渠道，它必须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雷达说，今天的文学批评进入到大众传媒的汪洋大海，所见的是铺天盖地的刊物、书籍、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这些渠道本来可以成为充分传播文学批评声音的有力工具，在它们的帮助下，文学批评的自由度和选择性应该是大大扩展了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批评陷入到了言说更加不自由状态，显得更加被动。“批评什么，不批评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不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言说，一切似乎都要受制于经济利益，短期行为以及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乃至人情、面子、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雷达说，真正透彻的批评声音总难出现，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解嘲。当更多的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人，勇于自省，敢于解嘲的时候，或许，文学批评便真的能够重新寻回力量和尊重。
当下的文学批评并非真正的多元化
新世纪以来，针对文学批评的种种症结，文学界内部也时常有大大小小的讨论和交锋，归结出来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学批评陷入乏力、无所适从的状态，是因为批评缺乏真正具有权威性、公认性的标准，同时也因为文学批评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对此，中国作协研究员、著名批评家雷达给出了一些新的阐释。他认为，当下文学批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
文学创作与评论出现多元同步的格局，这是今天文学的真实面貌“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价值体系出现崩溃和重组，西方文学也进入一个多元的现代与后现代混合的时期，”雷达说，“而20世纪的中国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与世界经济、文化、哲学思想的不断交融，人们整体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其中包含进步因素，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转变表现在思想界、文化界，是批评资源的匮乏和批评标准的紊乱，缺乏必要的整合和重建。”
今天的中国，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同一部长篇小说，在同一个时空下，其评价可以南辕北辙。赞美的捧为伟大，贬斥的视作垃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批评标准的紊乱。雷达认为，今天，似乎再也找不到统一的标准来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80后’之前的几代人来说，可能是伟大的文学标杆；然而，对于‘80后’和‘90后’来说，这个标杆未免过于古老，有点儿像屈原一样遥远。即便是‘60后’、‘70后’的作家，他们真正向往的目标也许是《变形记》《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洛丽塔》之类作品。”
同时，批评家们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也往往与作家本人的想法迥然相异，其原因也是标准的不同。“举个例子，大家都说余华的《活着》代表了他告别先锋写作，进入现实主义写作，但余华本人却并不以为然。”雷达认为，批评标准的多元是好事情，而寻求统一标准这样一种思维恰恰属于传统的思维，带有专制性和一元化的特点，在今天已经落伍了，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他提出，伴随着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文学的创作与评论也出现了多元同步的格局，这是今天文学的真实面貌。
紊乱现象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足以解析当前文学复杂现象的思维能力
但是，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景象却并不是多元可以解释的。雷达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出，出现不同意见，或出现多种不同意见，不管多么尖锐，都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无标准，无章法，无尺度的“混战”，那就是无法形成美学意义上的对话和交锋的“乱象”。这种现象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能够足以解析当前文学复杂现象的思维能力，缺乏思想能力和精神驾驭的能力。“一个显见的事实是，面对今天文学所大胆披露的复杂人性、欲望升级，面对我们所处的转型的时代，人们有无数的怀疑。面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伦理与道德、人性恶与人性善……文学批评却没有能力加以评析和辨析，更没有能力弘扬正面的真善美的精神价值。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理论的失效，说服力的丧失。”雷达说，“严重点讲，是出现了某种思想的瘫痪症和失语状态。而剩下来的，只是那些跟进性的描述，中立性的介绍，或者毫无底蕴的粗暴判断，没有了理性的尊严。”
雷达提出，关于上述问题，有一个如何处理“多与一”的关系的复杂问题，他解释说：“我觉得文学毕竟有它根本的审美尺度和人类共通的某些价值和基础，当然也是变动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多元，那么，这种多元是可喜的。在正面的多元文化的精神基础上建立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标准，那么，将对人类的精神走向有指导意义。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有些东西是可以加入到多元互补的审美意识中的，而有些东西却是反人类、反文化的非文学观点，对于这些，我认为不能把它纳入所谓多元的概念，应当辨析清楚。”
专业批评被学院批评消解了，文本细读被大而无当的理论所代替
雷达还就目前出现的文学批评的失范现象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今天从事批评工作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三种批评各有侧重点。“以专业批评来看，它多侧重于文本，从众多文学作品中为读者挑选精品，并逐步去认识它。专业批评可以引发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但是，随着大学的扩张，很多专业批评家移居到了大学，而大学的批评因其自身的特点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着专业批评。大学的学术体制并不认可专业批评那种感性的、尖锐的、简短的批评，而要求进入大学的专业批评家必须遵守传统的严肃规范。批评文章有八股文式的模式和字数的要求，一般3000字以上才能算作学术成果。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本来锋芒毕露的批评家，当进入大学以后，就开始运用理论小心发言。原来那些充满感性色彩的批评文章，变成一种充满理论和引述的长篇大论。我觉得，专业批评是被学院批评消解了。”
同时，批评传统的断裂和批评主体的丧失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的文学史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传统？这个传统的精神是否还发挥作用？是不是已经被抛弃掉了？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雷达认为，在学院批评未形成之前，批评是自足的，“批评人士在批评作品时往往都是细读文本，先把文本吃透了，在对人物、语言、情节都加以再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一部作品进行整体的批评。”“例如，钱谷融先生评《雷雨》，就是站在人物的立场上，钻进人物的心灵里，对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细究后，才进行批评的。所以，他说曹禺并没有把那个叫‘雷雨’的人物漏掉，那个人物就是繁漪。我认为，钱先生的这些方法非常珍贵。”令雷达感到遗憾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大学的扩张以及文学的市场化、大众化，那些文本细读的批评越来越少，批评多是大而无当的宏观论断。他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与文学批评无力应对每天几百部长篇小说出版的新局面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批评家面对着一个充满各种因素诱惑困扰的复杂的生态环境。
在雷达看来，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语言是鲜活的。这样的观点并非追求复古，雷达说，他并不想复古，但他认为，批评是有传统的。“批评文章不但可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可以看出批评家的个性和独特的风采。这样的批评家不但自己做得好，也深受读者的喜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批评文章大多失去了独特的个性，鲜活的文风，甚至于出现了大量的复制品。有些文章连作者自己也不读第二遍，很多大学的文学批评文章不能算科研成果，因为它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时代对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创新“有的学者说，当下是‘思想家退位，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满足于考证技巧的元素，满足于操作程序的流畅和制作的精致。再加上商业利益，体制化生产，生活化方式的需求和驱动，使得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评论界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精神。如果这种分歧不能得到扭转，那就不可能指望有什么大的突破和创新，更不可能在世界思想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雷达提出，文学批评必须要创新，“现在的确需要重建批评的公信力，强化批评的原则性和原创性，增强批评的批判精神。不同思想观点一定要通过相互的碰撞、摩擦、论证，才能显示出内在的分量和力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丧失了真正的批评家所应当具有的气质和素养，真正的反驳的激情和冲动，丧失了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对虚假和丑恶的仇恨，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敏感。”
作为一位批评家，雷达反思今天的文学批评，也深感在今天做一名批评家是更加艰难。“我们很难再看到像傅雷批评张爱玲，像李健吾批评《边城》那样个性四溢的美文。”他说，“今天，我们不仅要面对完全开放的、陌生的、广阔的世界文化，同时还要面对正在兴起的传统文化反思热。我们不仅要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不仅要面对现实社会的变化，还要思考电子虚拟世界带来的变化。这一切都对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关于文学批评那些巨大的争议《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在“批评家论坛”专栏刊发著名评论家丁帆的长文《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该文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呈现的多种病症分为创作和批评两大板块进行论述。这篇文章是据丁帆于2010年7月12日在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共同举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整理而成，在文中，丁帆分别罗列了文学创作中的11大病症，对文学评论的病症和价值立场的退守与乱象也从11个方面进行了批评。文章刊发后，反响广泛，本报曾节选该文刊发。
2009年，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陈晓明和肖鹰发生了激烈论战，陈晓明在发言时提出“中国立场”的概念，而肖鹰则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60年的定位应该在中西学者和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才能完成”，所谓“中国立场”的提法是不符合现实的空谈。两人不同的观点促使文学界开始了一场围绕“批评家价值立场”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文学评奖，这些年的争议颇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有关“茅盾文学奖”。2008年，著名评论家洪治纲撰写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对评出的作品是否代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艺术上的“高峰”等问题提出质疑。2010年1月28日，本报刊发的《肖鹰建议茅盾文学奖评选暂停十年》一文，成为关于文学评奖问题的热议焦点，众多传统媒体参与讨论，人民网、凤凰网、中新网、新华网等70余家网站转载此文。而有关“鲁迅文学奖”也同样遭受质疑，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车延高的诗歌在网络引起巨大争议。
2010年3月，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撰文指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论文造假，事件令舆论哗然。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持续至今仍未有定论。2010年7月8日，有网友发帖指出，学者朱学勤2003年再版博士论文有抄袭、剽窃。众多媒体随后报道。2011年1月12日，复旦大学公布了对朱学勤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认为被举报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剽窃抄袭指控不成立。
2006年末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垃圾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声随之四起。2009年10月18日，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文学馆的演讲中说，不管外界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他认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的时候。此观点一出即引起激烈争论。2009年，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过程中，陈晓明和肖鹰对此问题发生了激烈交锋。陈晓明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肖鹰则认为，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这些观点在凤凰网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网上调查，几千位网友参与投票。
中国批评家为什么不敢大声说“不”
从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繁盛”，批评队伍规模之大，批评文章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但与之相矛盾的是，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批评家南帆认为，人们对批评的种种指责，指向的是批评功能的丧失。在许多人看来，当下的文学批评可有可无，因为批评缺乏独到的发现的慧眼，更不敢大声说“不”，没有在文学生产系统之中显现出监察、修正、评判乃至规范的功能。对此，南帆在“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对文学批评的负面看法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症候——批评的公信力严重下降。“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对于公众，批评家的见解丧失了影响。尽管批评家热衷于发表形形色色的判断，但是，周围常常出现怀疑的声音：真的是这样吗？”南帆表示，他愿意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谈一谈批评的判断。“人们对于批评的判断信服与否，这显然是批评公信力的标志。”
理论资源已经过剩，批评家应当使理论与周围生活产生联系“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批评公信力的下降缘于批评家不再说真话。”南帆则认为，要求批评“说真话”仅仅是一个底线，批评还要有能力说出真知灼见。“说真话是对于批评家的品德要求，即抗拒权势与利诱的勇气；真知灼见还包含了思想能力的要求，即发现问题的眼光与分析问题的智慧。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训练以及理论知识修养，仅有一腔的真诚很难完成批评工作。”因此，他认为，仅仅依靠说真话不足以保证批评的质量。“批评不能满足于底线，而是要力争做出更为精彩的表演。”
南帆所讲的“批评的判断”是批评最早出现的功能，同时也是至今从未削减的功能。随着批评的发展，它的另外两个功能开始逐渐显现：一、与作家对话；二、规范读者的阅读趣味。它们也仍然与判断相关。
今天的文学批评，其判断功能似乎被弱化了，至少表面看来，是黯淡了许多。判断的消退，其结果是批评的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作家和读者无法从批评文章中看到鲜活的观点，所看见的只有大量细致的、貌似高深的理论。有的批评家甚至提出：批评要放弃判断。南帆说，这种观点更多地流行于“学院派”批评家之间。“‘学院派’批评家认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分析、描述，至于价值判断就留给读者吧。放弃判断显然削弱了批评的作用。”依赖理论是此类批评家的主要特征，“主观的感受被压抑了，各种概念成为重点。文学批评仿佛操作程序一样有条不紊。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匆忙地表明自己的优劣判断是一种冒险，优质的批评应该提供坚实可靠的理论分析。”
今天，大量的理论资源被应用于文学批评，批评文章更像是理论功底的大展示。但是，高唱理论重要性的批评家同样不可能离开判断。南帆提出，选择哪些作品作为分析对象仍然是一种判断。“每一个批评家如何选择的理由即是判断，理论不是回避判断的理由，而是把判断理论化了。20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理论资源已经前所未有地丰盛，甚至已经过剩。许多理论蜂拥而入，对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理论对批评的确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批评家必须对于理论如何与周围生活产生联系存在自觉的意识。
批评家不是科学家，批评不是科学研究
根据南帆的观察，与那些用理论代替判断的批评家相反，另一些批评家是借助理论来维护自己的各种判断。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判断的权威，他们时常称之为“科学”。“于是，那些概念、术语等等都以‘科学’的面目出现。批评家仿佛在科学的名义之下写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学都是一个褒义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科学家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批评家也具有了科学家的身份，那么，他们将会身价倍增。”南帆分析说，“另一方面，批评家急于纳入科学范畴还包含着社会历史的原因。某个特殊时期，批评被当成了政治迫害工具，批评实际上是围剿作家的信号。这时，所谓的批评无非是制造出一顶一顶吓人的帽子，不由分说地扣到作家头上。这种批评主要特征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朝三暮四，信口开河。所以，如今的批评十分乐意借助科学的名义挽回一些名声。在批评家看来，他们的工作与科学家并无二致：收集大量的资料，筛选、淘汰、提炼，进而做出分析、综合和判断，最后得出结论——这不就是科学研究过程吗？”
然而，批评真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吗？“通常，我们总是将物理学、化学或者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每一个人似乎都知道科学在干什么。科学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距离。”南帆提出，一个趣味纯正的批评家既可以欣赏托尔斯泰，也可以喜欢海明威。批评家甚至时常返回历史寻找支持的证据。“因此，与自然科学比较，批评的结论未必能够那么明晰、坚定，批评必须考虑到许多旧的美学观念所拥有的合理性，为之保留一席之地。某些时候，尽管新的美学观念占尽风头，但是，旧的美学观念仍然光华不减。这在自然科学之中几乎不可思议。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果旧的观点依然有效，新的学说就不会面世。”
同时，南帆还指出了批评之于科学，在与母语以及民族文化联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批评家对于一部作品的深入理解总是与他的母语、他的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决定批评家可能从哪一个角度理解作品，对哪些方面感兴趣，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如果两位批评家的母语、民族文化大相径庭，他们的文学判断很难达成完全一致。”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那么，人文科学强调生活的“意义”。“批评家总是带着自己的个性、经验全身心地理解某一部作品。他们不可能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取得一些纯客观的结论，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批评家也不可能期待一个统一的答案。批评家对于问题的选择和探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眼光、经验和思想框架。这包含了他的洞见，也包含了他的局限。”
全球视野之中的“中国经验”向批评家的判断能力发出了挑战
南帆提醒说，判断也是具有历史感的，也就是说，将作品置于文学传统之下，根据文学传统给予评价。这便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作家们拓展文学传统、延伸文学传统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在我看来，人们的目光必须超越文学，进入更广阔的历史。也就是说，要触及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南帆将这一问题与“中国经验”的讨论联系在了一起。
南帆一直认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比文学传统更加重要，“强大的社会历史运动投射到文学之中，有时甚至撑破了传统的文学主题、文学形式。传统的写法不够用了，文学不得不另辟蹊径。这是新的创造，同时也为文学传统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他提出，当下恰恰处于这样的阶段。“尽管一些人对于‘中国经验’这种表述不以为然，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周围正在出现许多新型的事物，以往的理论谱系之中找不到现成的解释。30年来，甚至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接触到各种西方的理论知识，如饥似渴地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答案已经明确。这些理论可能使我们意识到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背景，意识到多种眼光的交错存在，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独特的问题系统，许多独特的历史现象远未得到清晰的阐释。”南帆说，全球视野之中的“中国经验”，同样反映在批评所研究的文学之中，这便向批评家的判断能力发出了挑战。“判断往往被理解得太狭窄了，甚至如同简单的表态。”南帆认为，大众传媒的批评很可能加剧了这种倾向。他说：“谈论判断与理论的关系，判断与历史感的关系，无非想表明一种观点：我们不仅需要判断，而且需要深刻的判断。”
南帆文摘：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的转向
著名批评家南帆曾在《当代作家评论》回顾总结“新时期文学30年”时，撰写长文《深刻的转向》，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发展轨迹给予了全面分析，本报摘选其中一小部分，看看文学批评的这种大致改变——
回想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我们肯定会察觉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相对于生机勃勃的80年代，这些特征耐人寻味。许多迹象证明90年代的文化气氛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变。通常意义的文学批评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例如考察某些著名的作家，举荐文学新锐，或者总结文学史的动向，如此等等。但是，某些深刻的转向愈来愈明显。我曾将这种转向概括为“杂志退隐，学院崛起”。这不仅是文学研究机构的交替，重要的是另一种文学研究体制的出场。批评家的活动区域，批评家评估以及介入文学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批评内在风格——一切都在变。如果引用一些人喜欢的表述，那就是“思想淡出，学术登场”。
80年代具有启蒙时期的不凡气势。振臂一呼的激情，叛逆的思想，种种惊世骇俗之论，富有才情的个人是真正的主角。启蒙就是让个人的思想卸下枷锁，纵横驰骋。80年代的主体蔑视一切外部结构——无论是社会历史结构还是语言结构。内心、“内宇宙”或者意识流才是主体的真正本质。80年代的文学杂志慷慨地腾出版面收留出格的批评家，尽量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言论空间。那个时候，学院仍在冬眠。张口引经闭口据典的学院派犹如迂呆的笑料。
大部分文学杂志在90年代陷入捉襟见肘的财政窘状；与此同时，学院携带一批数额巨大的经费昂然崛起。尽管办成世界性大学的梦想主要由理工科负担，但文学研究多少分得了一杯羹。当然，加入学院意味遵从了学院的管理体制，博士或者教授这些学衔的资格要求得到了重新核定。无论文学研究还是别的什么研究，学院一律祭出了学术规范的法宝，“六经注我”的姿态遭到了强烈的异议。灵机一动，信口开河，游谈无根，这均为学院尽力铲除的陋习。教授们对于80年代的才情不屑一顾，印象主义的夸夸其谈遭到了普遍的蔑视。严谨，规范，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注释的数量和格式必须符合论文手册的条令要求——这是学院的标准形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安分守己地呆在学院的格式内部，循规蹈矩。某些时刻，80年代的激情、冲动以及叛逆的能量可能突然集聚，如同过度压抑之后的猛烈反弹。我想，这至少是解读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辩论的一个视角。这一场辩论似乎没有显著的理论收获，但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激烈姿态和争先恐后的发言表明了至今犹存的思想活力。反抗琐碎迂腐的经院习气，反抗学术体制的专横束缚，反抗隐藏于市场背后庸俗的实利主义，持续地关注社会历史的情怀——这些精神资源内部无不可以收听到80年代的文化回声……
闭上眼睛或泯灭良心说话，这样的批评家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大背景的不断变化，文学批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状态和表现。解剖当下文学批评并分析其病症，首先应当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有一个科学的、理性的、清晰的认识。
文学从来不可能孤立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之外而存在，文学批评更是与时代的文化进程结合得尤为紧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批评家丁帆于1月12日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他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将改革开放后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十年”，细致分析了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收获与缺失。
80年代，批评家学习了大量方法，但忽略了如何甄别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丁帆曾经撰写过大量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文章，以知识完备、观点鲜明、词锋犀利著称。对于近30年文学批评的发展状态，他认为，可以分为3个阶段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到1989年，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到1999年，第三个阶段就是2000年到2010年。”
近年来，文学界出现“怀念80年代”的现象，不管是创作还是批评，或者是期刊、出版等均是如此。无疑，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重回‘五四’人性起跑线”的启蒙语境下呈现出令人惊讶的繁荣与活力，因此，这一时期被公认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丁帆在评述80年代的文学批评时，也持肯定态度，不过，他提出，当时的文学批评在大量吸收西方经验的同时，忽略了对方法的分析和鉴别。“我把1980年到1989年称为思想解放与禁锢之间进行激烈争斗的10年。”丁帆认为，这10年间，国家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状态，世界上大量先进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进入中国，“西方200余年的理论成果在中国像过电一样过了一遍。当然，这些理论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过，大部分是精华。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从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并且使自己的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不再是以往那种单调的、闭关锁国的、夜郎自大的、井底之蛙的狭隘的‘民族化’视野。”在丁帆看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眼花缭乱的信息爆炸的年代。他说：“海量的文学信息和文学思潮信息让我们开拓了眼界，丰富了知识。过去，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部世界精彩的理论景象。”
80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界出现了方法论研究热潮，批评家们掌握了很多新的方法，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丁帆提醒说，在吸收和运用新的方法的同时，大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批评家们有了新的批判武器，然而，却缺乏了对武器的批判。也就是说，没有甄别哪些是有效的批评，哪些是无效的批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批评。”这一忽略无疑对文学批评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丁帆认为，此阶段也存在着阻滞文学批评发展的不利因素。“‘极左’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不断沉渣泛起，腐朽没落的批评观常常对新生的批评价值观进行批判，实际上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构成了一种久远的戕害。”
90年代，批评家逐渐失语，名和利的诱惑让他们改弦易辙
进入第二个10年，消费文化的逐步兴起开始影响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批评家的价值观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重要的转折时期。丁帆指出，第二个10年是批评家经历了反思、观望、选择，直至舍弃的10年。“1990年到1999年，这10年的重要特征是消费文化时代的到来，它导致了整个文学界、批评界价值观念的裂变。所以，我称其为价值观念裂变的时代。从好的方面来讲，整个文化界都意识到了价值观念裂变的现象，而批评界尤其先行，引领了文化界对人文思潮的反思，也就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丁帆认为，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只是处于一种较平面的肤浅的文化语境当中，但是，它的出现证明了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还能够坚守人文底线，启蒙主义的传统仍然存在。“当时，文学批评的指向是比较明确的，批评家们对于那些商品文化之下的文学作品抱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对于那些媚俗的文学作品怀着一种耻感。当时，批评家们对大量作家作品的媚俗倾向作出了批评。”
另一方面，丁帆表示，关于这一历史阶段，他想要重点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缺失。他说：“到了90年代中后期，批评家在文学创作的整体叛变的过程中保持了所谓的沉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失语的状态。我所说的‘叛变’指的是价值观的叛变。为什么批评家在这一时期集体失语？我认为，原因在于批评家选择了观望。从表层上来看，这种观望是批评家的失职；从深层来分析，批评家是在寻找自己的下一步出路，寻找个人的利益所在。”面对一个纷繁炫目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批评家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批评，选择怎样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名和利的诱惑让批评家们改弦易辙，推翻了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时期的价值观念，舍弃了启蒙主义传统。”
新世纪，批评的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严重破坏，批评主体的迷茫和价值判断的失衡是最大顽疾
新世纪10年，文学批评遭遇舆论的激烈抨击，被认为陷入全面退守和全面失守的境地。退守，是道德底线的不断后移；失守，则是指文学批评不再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2010年，丁帆在上海出席“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痛陈当下文学批评有十一大乱象，引起批评界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讨论。丁帆坦言，他的批评令一些同行感到不高兴，“我做了《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儿，说了实话。”
丁帆认为，从2000年到2010年，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遭到了进一步的严重破坏。“所谓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我总结了十一条乱象。从表层结构上来说，出现乱象有其客观原因，即，整个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批评家‘倒戈’了，倒向了消费文化。他们不是媚俗，就是媚官、媚权，或者媚金钱。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市场体制带来的种种利益，致使这些批评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消费文化的魅力，所以才出现了文学批评的种种怪现象。”
目睹批评之怪现状，丁帆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些怪现状的背后真相是批评家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提出，批评主体的迷茫和价值判断的失衡，是当下文学批评的最大顽疾，“此顽疾即便不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也已经是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也要进行自我反省，我有时也会无意识地进入到这种批评的层次。”丁帆说，虽然他一再张扬批评家要坚守价值观，但是，有时，他也难以避免地作出一些应景式的批评。“应景的批评，不是发自内心的，主要是受朋友之托。批评家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会在各种各样的压力面前，放弃了价值理念的追求。”正是因为批评家对价值判断的失衡，导致了今天的状态。
同时，丁帆认为，新世纪10年，闭上眼睛或者泯灭良心说话的批评家越来越多。“我曾经批评过《狼图腾》，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从《狼图腾》到现在很火的《大秦帝国》，对这些作品的盲目吹捧，实际上是一种反人类的价值观念的张扬，是不符合人性、人道主义原则的文化逆流。今天，这类作品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且吹捧者众多，坦白说，我不明白，那些经历过‘文革’和‘极左’年代的批评家们，对于这些现象难道毫无感受吗？如果是在不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发表自己的评论，那还可以被原谅。但是，那些明明有切肤之痛的批评家，要么是闭上了眼睛，要么是背叛了良心，在那里胡说八道。”
根据丁帆的归纳和剖析，三个十年的文学批评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却具有因果性的关联。今天文学批评的现状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透过不同时期的得失，或许能够为重建找到更有效的路径。
丁帆：网络批评为文学批评延续了生存的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文学批评发表的平台不再限于纸质传媒，网络为其开启了新的生长空间。当下，许多人指责长篇大论的文学批评文章大而不当，与之相反，网络批评虽没有众多的理论加身，却以充满个性的文字、短兵相接的姿态、快速即时的反应，在大众层面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对于网络批评日益显现的功能和作用，传统的文学批评界有所关注，但仍缺乏深入的研究。许多学者对网络批评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水平低、盲目性高、不具可研究性的层面上，丁帆是传统学者中的一员，而且身处学院体制，不过，令记者颇感意外的是，他对网络批评有着细致的观察，接受专访期间，他主动谈及自己对网络批评的评价。
丁帆表示，通常来说，学者所谈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指的是精英文化范畴内的，网络批评并不属于这一范畴，但是，它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对精英批评的一个有力补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批评最大的好处是能量非常大，爆破力非常强，批评者敢于说真话。虽然真话不一定是真理，真话也不能代表真理，但是，有真话存在，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生存还在延续。如果说没有了真话，那文学批评会变得更加糟糕。”
在丁帆看来，网络批评和精英批评之间可以做到互补，他说：“网络批评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它的质量有多么好，而恰恰是在于它保有了说真话的批评空间。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空间，那么，文学批评必死无疑。”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充斥了大量的捧场批评、应景批评、红包批评时，说真话的网络批评显得尤为可贵。
尽管丁帆对网络批评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他也明确地指出了网络批评存在的问题。“我认为，网络批评有两个弊病。一是质量不高，批评者的人文知识储备不足；二是网络批评常常会发展到人身攻击的地步，这一点是最大的问题。文学批评还是应该保持在学术层面和学理层面的讨论，不应该演变为人身攻击。如果文学问题的讨论变成了游戏式的争吵或者人身攻击式的辱骂，那么，这样的批评指向就是错误的。”“网络批评的确是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当下批评受到各种制约而不能发挥其本来应有的职能的时候，它的犀利性、及时性和新颖性弥补了纸质媒体批评的缺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引领和主导了批评的潮流。”但是，丁帆提醒说，“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由于大部分握有批评话语权的批评家还没有进入这样一个公共空间的领域，所以，它的文化影响的有效性还是比较差的。”
必须建构第三种批评模式
当下，讨论文学批评必然会触及一个名词：价值标准。用学术化的眼光去阐述“价值标准”的具体含义，或许可以撰写一篇数万字的论文。如果用简单点的话来说，关于“价值标准”的拷问，也就是在拷问批评家的道德和良心。价值标准的游移、模糊甚至丧失，是今天文学批评一切乱象产生的根源。
2009年到2011年，记者曾经多次采访丁帆，虽然每一次采访所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最后总会回到“价值标准”的问题上来。丁帆一以贯之地强调价值标准，因为，他认为，价值标准是批评家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是评价文学批评好与坏的根本尺度。从“价值标准”出发，丁帆对当下文学批评的状态及其深层次原因作出了深入的剖析，并强调，中国当代文学需要“第三种批评”。
批评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素质，要坚守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文化可以多元，创作可以多元，然而，基本的价值立场却万万不可多元，否则我们将无法辨别人性活动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无法实现对社会良知的承诺。”这段话来自丁帆的文章《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因此，当谈起批评家的基本素质时，丁帆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以人性的历史的美学的审美价值为坐标，批评家应当有一个基本的素质，即，除了大量的人文知识的储备之外，还要坚守中世纪以后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人、人性、人道主义立场。没有这个坚守，批评家永远是盲从的。”
丁帆说，文学批评在1949年之前，大多表现为自发的声音，其影响并不是很大。1949年之后，由于与政治文化紧紧相连，文学批评的声音不断放大，功能和权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放大带来了一个悖论：既推动了文学批评的整体繁荣，也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异化。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文学批评又因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而产生了新的异化。”
在当下社会的大背景下，丁帆对何谓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概括性的判断，他认为，“能够介入当下、介入现实、深入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当中，而不是用某种理论、某种理念、某种方法僵化地去解剖作品，同时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丁帆认为，“正确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也是他一再强调的方面。当明确了批评家的基本素质以及什么是好的文学批评后，“坏的文学批评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出现坏的文学批评”，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批评主体的堕落是不争的事实，有意识地为个人利益发表观点的批评家不可原谅
与部分批评家不同，丁帆在出席研讨活动时，谈问题多过谈成绩，谈病症多过谈盛景。在他看来，今天，批评主体的堕落是不争的事实，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只会让文学批评继续糟糕下去。《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一文中，他列举了文学批评的“十一大乱象”，包括：批评家为市场需求抬轿；批评家为消费文化张目；前两种批评家的结合体，价值观呈悖反状态；极左理论与批评思维和方法破坏了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钻进所谓纯文学的批评与评论的象牙塔之中逍遥自得；缺乏文学史意识；对网络评论的忽视、恐惧和拒绝；放弃批评的“角色”和批判立场成为潮流与时尚；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基本估价的失衡；“学院派”批评的学术化和学理化倾向等等。上述观点，可以被视为近年来针对文学批评现状的各种批评言论中，最鲜明、最完整，也是最一针见血的声音。
丁帆用“见风使舵、阿谀奉承、排斥异己”来形容当下文学批评的表现形态，他说，“坏的文学批评，首先是没有恒定的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目前来看，表现形态为媚官、媚俗、媚权、媚钱。”同时，他提醒，应当对那些坏的文学批评加以区分，“我认为，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不自觉的。所谓自觉的，是有意识地为名利而批评；不自觉的，则是因为缺乏人文素养，欠缺人文知识的积累。”
最近，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教授发表了对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评论文章。对此，丁帆批评说，从该篇文章可以看出，批评者缺乏知识储备，人文素养不足，用狭隘的学科方法，用解剖僵尸一样的方式来解剖《大秦帝国》，刻意挖掘其中所谓的审美优点，“这类无厘头的所谓纯技术层面的吹捧，可以看出是在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其原因是人文素养和人文知识的匮乏。我认为，这一类的文学批评还是可以原谅的。不能原谅的是那些有意识地为了个人利益所在而发表违心观点的批评家，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并非真正从自己的审美兴趣和价值理念出发。比如，因为名和利，故意把一部坏作品说成好作品。”丁帆直言，“今天，趋之若鹜地为名利写作的批评家越来越多。在商品经济时代，客观上，他们是为了个人的生存，主观上则是想在文坛得到名利，弃人类的良知而不顾。”“第三种批评”是建构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方向
现在，提出反思与重建的声音日渐增多，丁帆认为，应当有“第三种批评”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就是建构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方向。
他把当下的批评家分为两大类：学院派和印象派。“在文坛上比较活跃的，有80%到90%是学院派，他们占据着批评的主导地位，包括我在内。这类批评家当然也是有好有坏。”丁帆说，学院派批评家中，好的一批人，价值立场比较鲜明，批评方法很鲜活并非僵化的。“也就是说，既有价值立场，又有对作品敏锐的感悟，同时也具备文学史意识，这样的批评家不多，比例极小。在学院派批评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那些价值立场模糊，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批评家，这是此类批评家的可悲之处。”
印象派批评家，指的是那些在作家协会、文联工作的批评家，当然也包括自由职业批评家。“这类批评家，长处是对作品的感悟比较深，写出来的文学批评是有生命温度的。如果说学院派批评家中大多数人用解剖僵尸的方式去解析作品，那么印象派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则是有感悟、有温度的。同时，他们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批评和评论比较迅速、及时。他们的缺点在于，批评文章的天马行空，大量作品还没有细读，上来就写文章，于是只能凭借印象，凭借所谓的批评经验直接套到作家作品上去，甚至发展到不看作品只看内容简介，就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唯上的特征很明显。”同时，印象派作家还缺乏文学史意识。丁帆说：“一部作品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当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分析，这样才会有参照系。在这方面，学院派批评家做的更好些。”
由于学院派批评家和印象派批评家各有长处与不足，丁帆认为，应该提倡“第三种批评”，把学院派和印象派两者的长处相结合，使批评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同时，还有对于作品的鲜活的生命感悟。“这样的批评才是建构真正的文学批评所应当走的方向。”丁帆表示，他从十几年前开始尝试走这个道路，“第三种批评”是他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境界。“‘第三种批评’能够甩开学院派的僵化，也可以避免印象派天马行空的批评方式，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对于当下围绕“中国的文学批评是否过于西化，能否从古代传统文论中寻找理论依据”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丁帆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绝对强调哪一种理论体系的可用和不可用，都是不够科学严谨的。“古代文论中那些凭经验和感悟得出的理论，在今天依然可以用于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但是，如果要分析作品的人文含量，则缺乏学理性。我个人认为，那些过于强调继承传统的观点，带有民族主义的狭隘思维，对于世界先进文学理论、文化思潮抱着一种天然的排斥感。”而对于西方理论的吸收和运用，丁帆则提醒说，批评方法的完全西化是绝对错误的。“什么都是拿人家现成的，却没有自己的体悟，对中国国情没有形成自己的经验，这种运用理论的方式是错误的。前面我也提到过，尤其是学院派批评家，不能只会用方法生搬硬套。在当今文学批评界，这种现象成风。正确的批评，应当是运用适当的方法，并经过批评家个人的感悟，同时结合本国的经验，几方面水乳交融而形成的。”
本报“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系列报道引发文学界深入讨论
1月10日，本报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式启动，此次策划在启动之初便受到文学界内外的高度关注，目前已陆续推出著名批评家雷达、南帆、丁帆的独家专访。报道刊登后，被中新网、搜狐网等各类媒体广泛转载，同时，也引发文学界的深入讨论，部分学者、编辑就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大众媒体应当担任何种角色等话题向本报作出反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认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这一话题极有意义，他会持续关注报道并及时参与讨论。他表示，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介入事实上构成了文学继续产生影响的条件，文学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形成一种普遍的生活氛围。王晓华提出，文学没有必要拒绝传媒，应该通过传媒表达自己独立的声音，“《南方都市报》等传媒成功举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活动，就反映出了传媒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交集。”《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对文学进行客观的报道，少一些单纯为了吸引眼球的、爆炸性的，甚至耸人听闻的话题，“文学的发展不可能总有这类话题，如果媒体能够如实地对文学境况进行报道，那将对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探索与争鸣》编辑叶祝弟从本报推出“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系列策划时，就始终保持关注。作为一名期刊编辑，他对此次“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题目颇有感触。他说：“《探索与争鸣》的来稿量非常多，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来稿更多，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发光的金子，但是很失望，今天的年轻文学批评者将文学批评写得老气横秋，太过学究气和理论化，缺乏文学批评应有的锋芒，文章的气场也很狭小。”因此，他认为，讨论文学批评的现状十分必要，建议“扩大文学批评的疆界，提倡一种走向文化的文学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青年批评家杨庆祥提出，20世纪80年代，媒体曾经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身处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文学的严肃性与大众需求的娱乐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继续正面推动文学的发展，是对媒体的一大考验和挑战。“文学批评是一个小众的话题，很难吸引一般大众的关注，但是，有眼光和有素养的媒体会选择适当的题目切入。并通过此类策划，提升自己的品位，打造自己的品牌，最终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报道。”
接下来，本报将继续推出其他批评家的专访，把讨论的问题进一步细化，同时还会邀请一众当代著名作家参与此次讨论，请读者继续关注“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系列报道。
今天的批评缺乏生命的体温
当下，讨论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总是绕不开“断裂”和“继承”的话题。质疑的，总要提及在若干重要历史节点上发生的“断裂”；褒扬的，也必然要从“继承”说起。一切事物的发展总会有一个必然的历史因由，分析文学批评的现状，评断文学批评的好与坏，历史往往能够提供更冷静的理据和更客观的角度。
著名批评家孙郁是国内重要的鲁迅研究专家，多年来一直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近年又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对“五四”时期的文学发展状况有着深入的了解。1月10日，孙郁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本报专访，他从“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谈起，用梳理与对照相结合的方式，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的文学批评和重要批评家，阐明了自己对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看法与评价。同时，他提出，在“断裂”和“继承”之间，需要一个“焊接”的过程，今天，中国的批评家已经有人在尝试进行“焊接”的工作。“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带着文人气息，有力量，有趣味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五四”是一代文学巨匠的群体代称，它始终以一座高峰的姿态出现并几乎难以超越。“五四”时期的文学留下了鲜活的历史存影，反照出当下文学的僵硬和麻木。那时的文学批评因为鲁迅、茅盾、李健吾、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参与，显得格外生机勃勃。他们撰写的批评文章，充满生命的体温，个性飞扬，这恰恰是今天的文学批评中所极度缺乏的。
回顾历史，孙郁表示，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的文学批评还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搞文学批评的人中大部分是作家，对此，鲁迅曾经发出呼吁，希望中国能够诞生真正的批评家。“‘五四’时期，文学批评大多刊载在《新青年》《语丝》等杂志上。当时的文人曾经翻译过不少外国批评家的文章，比如，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蔼理斯的《论左拉》。另外，当时还有一些非文学领域的学者，运用社会学或者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和分析文学。‘五四’时期以及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搞文学批评的人大部分都是作家，还有一部分是学者。”孙郁认为，从文章的质量来看，当时写文学批评写得最好的还是作家。“大家熟知的著名作家茅盾，他写过许多文学批评文章，对鲁迅、徐志摩、丁玲、冰心等作家的评论都很到位，也很深切。茅盾自身有很深的理论修养，他对自然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都颇有研究。另外，鲁迅和周作人的批评文章也写得很好，不过，他们的批评带有小品、杂感的性质，应当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当具有一种批评意识。”
谈到中国批评家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运用，孙郁认为滥觞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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