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殷弘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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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 中兴 衰毁：解读《汉书》密码试读：
前言
一
横亘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经典，即成于公元88年至105年东汉和帝时期的《汉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凝聚的史著之一。说它“伟大”，至少是因为它系统地以多篇“纪”、“传”和“志”，在近两个世纪之后决定性地巩固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撰史方式（“本纪”、“世家”、“列传”和习俗/制度/政策史性质的非常重要的“书”）。说它“凝聚”，是因为它不似《史记》那般纵贯数千年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即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武帝太初年间“至雍获白麟”），或者用我在《史记》之政治/战略解读著作——《〈史记〉早该这样读》里的话说，“主要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开始，直至伴随汉武帝去世告终的汉帝国初期”。与之相反，《汉书》仅集中于西汉这一个大朝代，甚至——就作者班固的独立记撰，而非他对司马迁的西汉初期史述少有例外的大致照录而言——只集中于武帝后期到西汉崩溃乃至王莽新朝灭亡这一个时代，从而开创了往后中国历代的修史方式，即纪传体断代史。诚如近世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云，“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汉书》也是中国史上最详密、最发人深省的史著之一。由于上面所说的“凝聚”，且大得益于其儒士世家背景，班固本人“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的智识志向，还有促使他史料丰富、见闻博洽的种种有利条件，所以《汉书》记事详密，颇不同于《史记》的恢宏倜傥和简约潇洒，从而对比较精密的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具有非同小可的特殊裨益。不仅如此，从武帝后期到新朝灭亡，一番长约125年的可称全面、系统和详尽的历史异常发人深省，因为它是一部完整、真实、详密并且典型的大帝国病变和衰毁史，而且中间插有至关紧要地增加历史曲折性和复杂性的帝国中兴历程。它由此从头至尾富含特殊性与普遍性交织的，借用古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话说，庶可“垂诸永远”的人类经验教训，涵盖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帝国经验教训。
病变中兴衰毁，即《汉书》解读的主题，或曰《汉书》蕴含的“政治密码”。这种解读方式乃是政治/战略式的，为此我愿援引我已出版的《〈史记〉早该这样读》前言中的两段话，就主要路径、思想方式和根本旨趣而言，它们一样适合于这里对《汉书》的解读：“通过对《史记》的从政治/战略视角出发的解读（那当然不同于史学和文学视野内的解读），还有在此称为‘点评’的相关的分析和领悟，可以争取透视这千年政治经验，发现和理解其间非常丰富和‘发达’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政治和战略方面能动的实践与其深刻的机理……与此同时，依凭当今我们内心可有和必有的相关比较，上述解读和点评可以大有助于发现、揣摩和思索现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文化包含的至关重要的悠久传统元素，虽然这样的发现、揣摩和思索在此只是‘蕴含式’的”。“像马丁·路德认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径直去读《圣经》和信仰《圣经》，而不必那么在乎他人（哪怕是教会权威）的诠释那样，我坚信可以从自己的政治/战略视角去读《史记》，由此提取对自己的政治/战略教益。或者说，有如《圣经》可以是每个有宗教自信心的基督徒自己的《圣经》，《史记》可以是每个有智识自信心的中国人自己的《史记》，它有助于我们步司马迁的后尘，去争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甚或‘成一家之言’。”当然，在《汉书》这里，关键或核心的观察和领悟容易得多，因为如前所述，《汉书》的记述远为集中和凝聚，它将帝国的病变、中兴、衰败和毁灭这昭然若揭的根本主题，全然不容置疑，甚而不可抗拒地加诸古今中外每一个政治读者。
二
这个根本主题可谓无所不在地贯穿和渗透于本书的全部纲目之中。它可分为四个部分：“战争霸王：帝国的病变”；“昭宣两帝：帝国的中兴”；“元成哀平：帝国的衰败”；“王莽新朝：帝国的毁灭”。战争霸王当然是汉武帝。虽然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战略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去击破它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是真正历史性的大幸事，但紧接着（甚或与此同时）汉武帝本人和他治下的大帝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大病变：对外征伐放肆无度，穷极伸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滥费国帑与剥夺社会反复不已地恶性循环，互为因果；更可怖的是，他在宫廷和朝廷内狂野清洗，以致超大规模地血腥灭亲，同时依靠凶残无比的众多酷吏和严重蜕变的官僚机器去治理国家和社会。
然而，或许由刘邦——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农民——开始的数位初汉君主缔造和发展的西汉仍有可观的活力和“复原力”，帝国在看似的绝境之中，由于昭帝、“摄政”霍光，特别是伟大的宣帝的统治而幡然中兴。昭帝和霍光的拨乱反正构成中兴前奏，而到宣帝这位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皇帝、登基以前自婴儿时起便多年饱尝底层苦难的君主那里，亲政伊始的坚决政治变更和始终一贯的深切社会关怀造就了非常可赞的结果，包括社会复兴、农业繁荣、民生改观、吏治良善，同时帝国对外战略的优良调整决定性地促成了“四夷宾服”和中华帝国“朝贡体制”的首次正式确立。不仅如此，伟大的宣帝还在很大程度上使帝国拥有了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作为中兴砥柱。
可是，昭宣中兴仅为相对短暂的插曲，其最大的实际意义大概是可观地延长了西汉王朝的寿命，而未真正经久地逆转帝国衰败的历史大趋势——事后来看极难经久逆转的大趋势。紧随宣帝去世，最快最突出的变化是在“柔仁好儒”的元帝统治下政治文化的蜕变，变得宽纵政治权贵跋扈和社会精英腐败，空谈儒家礼义而疏离具体现实，麻木于民众苦难和社会凋敝。在其后继者成帝宫廷内，君主、后妃和佞幸极端放纵无度，外戚和朝廷重臣大多胡作非为或偏狭险恶，以致狭义和广义的腐败狂野滥觞。到哀帝、平帝时期，部分地由于君主腐败导致接连几代皇帝无嗣，外戚政治变得猖獗无比，同时伴有相当激烈和变动无常的宫廷内斗。结果，在在位超级长久的太后王政君的卵翼下，大篡夺者王莽的权势难以遏止地增长。
哀帝早夭后，王氏外戚独大，王莽独大，刘姓平帝只是绝对的傀儡。宣告新朝成立以前的王莽是个邪恶的战略家，其14年苦心经营、大力进取、韬光养晦、东山再起，直至实现政权变更，进而实现王朝变更。宣告新朝成立以后，王莽的政治性格以至个人性格剧变，直到新朝灭亡、王莽暴死，其间这14年是乱政史的14年，可谓全无战略：彻头彻尾地乱政、乱国、乱华夏，或如班固所评，“恣睢威诈，流毒诸夏”。不仅如此，他还彻头彻尾地乱天下，结果帝国的四夷秩序几乎顷刻崩解，特别是如班固所言，“西域至此绝”。
三
既然是概说从《汉书》解读出来的帝国病变、中兴、衰败和毁坏的历史进程甚而“逻辑进程”，就有必要最浓缩地展示其间每个分支时期里最高统治者的本质图景，包括其根本的历史环境、政治特质和个人特性、治国甚而治家（皇家）的得失成败，以便较深刻较具体地把握参与规定有关时期政治/社会和帝国状况的头号要素，透视这些时期之间的某些更本质的联系。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是“战争霸王”。如前所述，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战略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拥有这么一位在其漫长历史上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性的大幸事。因为，他将发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去击破农耕华夏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然而，他在完成这伟业之后长达20余年的后续政治大抵是穷兵黩武、扩张无度、横征暴敛和妄生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国家混乱。在他晚年，还急剧地出现了他长达53年在位统治期间最黑暗、最恐怖的政治图景，即巫蛊之乱，这本质上是长时间深刻地酿成的——他变得全然狂野和腐败。
紧随武帝驾崩后，昭帝登基。这是一位可谓伟大非凡的少年皇帝（8岁即位，21岁早逝），辅佐他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国务家霍光——他的决定性的导师和“摄政”。他们两人粉碎了一场由其余最高层权势者发动的政变，始终关怀和施惠于普通人民，特别是穷人，扭转了以社会破坏和国家破产为特征的武帝治国方式。可以说，他有如一位小号版本的文帝。关于这个时期的霍光，还需要再补充两句：他作为“摄政”，对孩童/少年君主昭帝一贯持有高度的忠诚；他还成功地处理了昭帝早逝后的帝位继承危机，从而给汉帝国的“宣帝中兴”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宣帝乃汉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之所以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登基以前的磨难和学习——作为一名孤儿，几乎在社会最底层度过了牢狱和流亡生涯，期间他经历了持久磨难和潜在学习。（在两千多年中国史上那么多的皇帝中间，仅他有如此独特的经历。）有如他的前任昭帝及其“摄政”，他因而必定反武帝之道而行之，后者浮夸奢华、放肆盘剥、执迷征伐，伸展过度，导致政治狂野黑暗，社会凋敝不堪。而且，他比昭帝及其“摄政”在这方面做得更久，甚至更好。可以说，他以一种“复兴”方式，在武帝半个世纪的可怕治理之后，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和汉帝国的发展。他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两方面的成就确实杰出昭彰。
宣帝的儿子元帝与其父大相径庭，是一位过分“儒”的君主，执迷儒学、平庸少能、软弱无力，并对国家和社会的广义腐败高度容忍，使得他的伟大父亲的“中兴”成了短暂的一个插曲，同时开启了西汉帝国无可逆转的衰落和朽败。“柔仁好儒”，如我们的史家班固所言，是传统史撰对他的贬义的标准评价，而在他的统治之下儒家理念和政治文化对整个官僚机器的压倒性支配导致了一个结果，据1700年后长于透视的思想家王夫之所言，是“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一个曾经蓬勃有力的帝国的腐败衰颓，连同这与儒家政治文化的风行之间的关系，确实给人深刻甚至惊心的印象。
紧接其后的成帝在位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可以说，这位皇帝是典型实例之一（超常的中国古代君主史提供了许多这样的实例），例解王朝甚而社会的蜕变。他的权力和权威被王氏外戚——其母亲元后王政君强有力的亲戚们——严重侵蚀，甚或空洞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缺乏政治意识，沉溺于腐败的宫廷生活，特别是与他心爱的皇后以及臭名昭著的妃子赵飞燕姊妹在一起。整个社会衰败，严重的天灾人祸和重税使民不聊生。历史结论恰如班固所云：“建始（成帝首个年号）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帝）、平（帝）短祚，（王）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一定意义上，他是最伟大的中国农民刘邦创建的、历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西汉的摧毁者。
成帝之后，哀平两帝先后即位。哀帝犹如一首挽歌，在绝望之中哀唱，做着徒劳的努力，即仍然试图拯救已致命地衰败了的西汉王朝。试图这么做的是一位颇有抱负的青少年君主，通过在宫廷向皇帝集中权力、在社会向民众分散财富来实行改革。权势精英强劲的抵抗和糟糕的健康状况彻底击败了他。至于平帝，西汉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则是一个小儿皇帝，五年在位期间他始终被大篡夺者王莽彻底控制，直至14岁死去。而王莽及其权势家族在改革全然失败了的君主哀帝驾崩后，决定性地卷土重来，吞噬了那个垂死的王朝。
西汉帝国在其衰退和毁坏期间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是元后王政君：王氏外戚的魁首。她是个愚蠢和意志薄弱的女人，起初是一名卑微的宫婢，随后成为皇后、太后、太皇太后，跨越四代君主。在那段猖獗和腐败的外戚政治中，她盘踞中心地位，在侄子王莽的王朝变更活动中愈益成为他便利的工具甚或傀儡，尽管她最后一再懊悔和偶尔微弱地抵抗。
最后谈一谈西汉的终结者王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篡夺者，一个非常罕见（或干脆说：“独特”）的创造者，以造反和武力统一全帝国以外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正式的华夏新王朝（不管这王朝多么短命）。因外戚政治和皇帝接连驾崩且无嗣，帝国政权愈益腐败和衰朽，这对他权势的壮大和篡权大为有利。但这些亦大大败坏了政治文化，使得在他治下几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革和真正的复兴。他非常自相矛盾：（1）执迷于儒学——一种颇为保守的政治/伦理哲学，但进行了他的革命，伴有无所不在的儒学外表和浮言（虽然他的儒学是一种教条式的和大为扭曲了的）；（2）他在成功篡夺之后所做的，与他此前为追求权势而施行的战略性的变革完全相反：狂野地变更一切，包括国家体制、社会安排、传统习俗、名称概念、国内政策和边疆方针，将一切都搞得混乱不堪。他极端野心勃勃，极端马基雅维利主义，极端残酷无情和嗜血成性，并且极端傲慢自大。他对传统全无真正的尊重，甚至对他执迷的儒学也是如此。篡夺者王朝的头一半岁月里（9—16年），他狂野地进行全面的制度更替，肆无忌惮地执迷于武力和一时怪念，自我孤立于国内臣民和帝国附庸。政治审慎先前促成了他成功篡权，转眼却被丢得干干净净。班固的评价准确而雄辩：“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在古希腊具有双重意义的tyranny（僭主制、暴政）是他政权基本性质，伴有被他极端扭曲了的儒家信条（“稽古”）：此乃中国史上独特的一出激进闹剧。
四
无论班固如何像史学家们历来评论的那样正统和保守（例如颂扬汉朝功德），而不似司马迁那样拥有独立和正直的伟大心灵，但他的《汉书》（尤其是他独立记撰而非大致照录司马迁西汉初期史述的部分）实际上并无掩饰地以帝国的病变、中兴和衰毁为鲜明的根本主题。在这主题之下，他除了彰显出中晚期西汉帝国的根本命运轨迹，实际上还披露了它至关紧要的基本维度，乃至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政治/文化/战略机理（如果人们能够予以深入和广泛的解读的话）。
在这些基本维度中，有一些特别值得关注：儒家信条作为西汉中晚期官方意识形态的蜕化和扭曲与其政治文化恶变作用；全面的腐败问题，即君主腐败、宫廷腐败、官僚机器腐败以及社会腐败；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汉帝国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史，其根本是权力与财富的互动，或曰政治权力、国家政策、国家（宫廷）财富、民间商业财富和农民生存状态几者间的能动关系；汉帝国的法律和司法状况与其演变史，特别由中国第一篇法律和司法史即《汉书·刑法志》提炼出来，展示了法律和司法状况与社会善治或恶治的重大联系；优秀的国务重臣和地方“循吏”，在很大意义上可以作为所有时代的一个标准；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就西汉帝国而言主要是帝国对外部强蛮和异族附庸的政策和战略，特别涉及帝国的边防、扩张、对外征伐、战略后勤、外交、宗主权行使和与它们相关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用前面的话说，所有这些都富含着特殊性与普遍性交织的，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庶可“垂诸永远”的政治经验教训，其中一些由班固本人异常精彩地直接揭示了出来。
讲到儒家信条作为西汉中晚期官方意识形态的蜕化和扭曲与其政治文化恶变作用，当然要从武帝时代的显赫儒臣公孙弘开始。公孙弘，一位出身微贱的老儒生，他的建议经武帝采纳，使儒家教义首次成为体制化的国家制度，包括使儒学教育成为国家官办事业，由此帝国的政治教育被体制化。而这种教育首先旨在从民间学生中间产生“儒官”，即经过国家儒学考试优者入仕。此外，还有提升现有未经提升的“儒官”，迅速增加中央和地方当局儒官的数量。要做官就必须先是儒生，这对国家、对儒家都有很重大的影响。国家几乎完全意识形态化，儒家则国家政治化。在某种意义上，标准的“中国式国家”由此问世。
至于此类“儒官”一般而言命运如何，《汉书》提供的共性与个性交织的“样本”比比皆是，例如韦贤和韦玄成父子——迂腐的父亲和较为灵活的儿子。韦贤乃汉帝国最为卓著的大儒之一，教昭帝儒学，宣帝在位早期担任丞相。他是一位饱学的儒相，没有任何“世俗”抱负，享有极多官方的和学者的尊敬，然而就创新性的儒家学问和可观的政治成就而言，未给历史留下任何东西。韦玄成乃韦贤少子，凭他的儒相父亲自然是一名新贵，在元帝之下攀到为官生涯顶峰担任丞相；他的文才甚于其父，但作为高官不如其父“守正持重”，这意味着他较为附和当时腐败的官场政治文化。又如，《汉书·匡张孔马传》提供了一组内在统一的图景，在西汉衰颓时代里四位最高层级“儒官”。这内在统一寓于班固锐利断定的“咸以儒宗居宰相位……其醖藉［宽容含蓄］（注：本书中（）和［］里的文字是作者对相关文字的注释和说明，而黑体字和［］里的黑体字是作者对相关内容的点评。——编者注）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对腐败的大权势者柔弱，甚至阿谀奉承，因而非常机会主义，同时始终一贯地将他们自己腐败的私利优先：确实非常儒，实质上类似他们的先驱公孙弘，虽然与儒家宗师孔夫子本人的人格截然相反。
西汉儒家信条的核心可谓“天人感应”论——董仲舒以后风行的自然神论政治信仰，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夫子本人的主张大相径庭。此乃儒家意识形态的庸俗化，以儒家意识形态给予了非常扭曲的解释，从而将它从起初的一种简明的世俗政治哲学转变为一种非常神秘古怪的东西，有如自然神狂信。然而，与《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主要为武帝至元帝时期）记录的多数人相比，人们可在《汉书·谷永杜邺传》（成帝时期）里见到这怪异儒学，伴随西汉帝国政治、文化的进一步蜕变。后一篇记录的两位鼓舌如簧的儒家学者（其中一位即谷永还是顶级的宫廷官僚）差不多奴颜婢膝地取悦于外戚——宣帝以后到西汉王朝政权覆灭期间最有权势的大贵族。他们“假天以文奸”，反映了一个政治末日时代灾难性的智识腐败。
智识腐败只是全面腐败的一个方面，尽管可能是最深刻的方面。君主腐败、宫廷腐败和官僚机器腐败可谓西汉后期最触目惊心的现象，至少《汉书》给人以这一强烈印象。君主腐败与后妃腐败往往互为因果，例如成帝最宠爱的女人赵飞燕（赵皇后）和赵合德（赵昭仪）跻身于中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腐败的后妃之列。她们刻意地妩媚诱人，险恶地支配他人，肆无忌惮，且野兽般地凶狠残忍。然而，生下一名皇储（对每位后妃来说都是关键）完全超出她们的能力，结果导致可怖的反复的宫廷谋杀。《外戚传下》是《汉书》关于这方面最重要的篇章：班固对皇家后妃及其娘家亲戚即外戚的行为、权势和命运的记录，全都在后期西汉那个日渐衰败的世纪里。该时代的一个特征在于皇帝的放荡、宫廷的腐败、外戚的猖獗和他们之间的激烈内斗，还有王莽愈益加紧的篡夺，直至西汉帝国崩解。总的来说，那是一出闹剧。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是那些被记录的后妃们（她们无论是否享有皇帝的浪漫情爱，都是政治工具和性欲手段）的个人命运，班固就此概括说：“（汉初以来）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仅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旨夷灭，小者放流。”一出人类悲剧！
君主和宫廷腐败的一个特色在于“佞幸”，或曰男性君主的男妾，是西汉帝国宫廷内最丑恶、最令人厌憎的腐败之一。要谴责的当然不仅是《汉书·佞幸传》叙述的服务提供者，而且包括享有其服务的皇帝。在此最重要的，是“色媚色幸”与政治权力和政策间的关系，加上腐败的个人与被腐败的政治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皇帝、皇后、皇妃和皇子之间的宫廷政治，而这方面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血腥的宫廷内斗以及大贵族的政变和造反。哀帝佞幸董贤的穷极尊盛大概最触目、最荒诞。他是中国史上男性君主最臭名昭著的男宠，而其主子性质复杂：既是个有优良抱负但彻底失败了的改革者，又是个腐败的同性恋者，有董贤作为男性伴侣，还有董贤之妹甚至连同董贤之妻作为他的女性伴侣。他和哀帝一起提供了一个关于病态的、无节制的、腐败的皇家的故事，这被英雄般正直的丞相王嘉概括为：“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竭尽］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
五《食货志》是《汉书》最杰出的篇章之一，它与司马迁《史记》内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一起，可以说是系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史撰的伟大开端，而且两相比较，《食货志》尤以详密准确见长。它给后人提供了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汉帝国中后期（从武帝到西汉结束和王莽新朝）的政治经济史，其根本如前所述是权力与财富的互动，或曰政治权力、国家政策、国家（宫廷）财富、民间商业财富和农民生存状态几者之间的能动关系。概括而言，通过放纵狂野的对外征伐、内部腐败和严酷盘剥；农业第一方向和较健全的社会被颠覆，继而被毁坏；经过有效却短暂的中兴，权力/财富精英愈益腐败，社会愈益凋敝；最后是大篡夺者王莽轻浮和狂野的经济/社会“革命”，他将武帝过度的帝国野心重新纳入国家议程，甚至国家议程中心，大大扰乱了全国生活和帝国的起码秩序，中国由此出现事实上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人们不断处于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
上述中兴虽然短暂却值得赞颂。按照班固的史录，少年君主昭帝伴同伟大国务家霍光一贯关怀和施惠于普通人民，特别是穷人，使得“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接着，宣帝这汉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之一，比昭帝及其“摄政”在反武帝之道而行方面做得更久，甚至更好。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他的最好措施之一是按照“以善为算能商功利（而）得幸于上”的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提议，在多年丰收导致谷价低贱“农人少利”的情况下，废除“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的成例，改为“籴［买］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继而，在“漕事果便”后，再度按照耿寿昌的主张“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价）而籴［买］，以利农，谷贵时减贾（价）而粜［卖］，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国家政策议程上将农业放在第一位，关爱农民：这是农耕华夏帝国欲求兴旺的头号常识性治国原理，也是在中国史上曾多次被忘记或践踏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汉书·刑法志》是中国第一部法律史和司法史，它提炼了汉帝国的法律和司法状况演变史，展示司法状况与社会善治或恶治的重大联系。首先有一番“史前史”：继春秋后期，特别是战国时代法禁刑惩愈厉之后，秦帝国极为严酷和处处施加的法律惩罚构成终极的最恶。初汉对此做了伟大的扭转，其要义是温和、“最低限度主义”和通情达理。然而，武帝统治期间情形大逆转，司法和刑罚致命地黑暗：严苛刻深、凶暴残忍和繁复混乱，且由此造就的司法腐败更加剧了政治腐败。武帝时代的一大特征是酷吏治理。众多酷吏的唯一共性是司法实践冷酷凶残，“其治（民）如狼牧羊”（公孙弘言），凶残高效。张汤是暴烈武帝之下的头号酷吏，政治上精明残忍，由一名身居高位的恶棍推荐进入宫廷，继而靠他在皇上最关注的一桩宫廷报复和惩罚中的最佳冷酷服务赢得武帝的宠信。然后，因为他的帝国“财政革命”，一套从社会，特别是富贾那里榨取巨量货币财富以填满耗竭了的国库的紧急政策，他成了皇上之下最有权势的官员。与酷吏治理紧密相关，在武帝好几十年的统治期间，全国政治文化与初汉相比大为恶化。
其后是中兴期间的拨乱反正，宣帝的有关实践表明他坚信，比较公正和温和的司法是善治和从普通人民那里赢得社会稳定的必需，恰如较为公平和有节制的农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他，作为一位很懂得普通人民、很了解武帝“酷吏”恶治的伟大君主，在位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关心这个方面。《汉书》记录了若干优秀的国务重臣和地方“循吏”，那在很大意义上可以作为所有时代的一个相关标准。在这些优秀的国务重臣中间，如杜延年，武帝时代二号酷吏杜周的儿子，却是一位国务家式的好性情的人，一位伟人！在昭帝和霍光镇压大贵族阴谋叛乱时做了一大贡献后，他反复吁请改革性质的帝国温和治理，以扭转武帝几十载的放荡暴政，并且其建议基本得到采纳。他还将宣帝作为皇位继承人推荐给霍光。由此，他确实对汉帝国的中兴贡献良多。又如《赵充国辛庆忌传》叙述的两位在对付（包括征伐）北方和西方蛮夷方面非常能干的汉帝国将领，有杰出的政治头脑、军事才能和地缘战略知识。就军事、政治和个人秉性而言，前一位即宣帝治下的赵充国尤为伟大。他或可被认作中国曾产生过的最佳军人之一，尤擅长做非常细致和具体的战略论辩或雄辩，是战略说服的一个楷模。
罕见地，《汉书·循吏传》比司马迁《史记》内的同名篇章（“循吏列传”）好得多，也重要得多，因为它记录了若干“现代的”真实的地方行政长官，而非在司马迁“循吏列传”里几乎全然传奇性的人物。班固在这篇叙述了六位好官，其中五位是在宣帝的伟大统治时期。“循吏”从何而来？答案或主题被显示在写得极好的导言里，即根本的决定要素（对篇内的大多数案例来说）是宣帝本人，经过他的政治本质、规制性训诫和不断监察起作用。没有此类顶层指引，且在一种不同的、蜕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情况就不可避免地会是“俗吏多为虚名”，像班固看似不经意指出的那样。在此，得到记录的大多数好官可被视为所有时代的标准。例如黄霸，“外宽内明得吏民心”。他先是一位非常能干和大得民望的地方行政长官，对被统治者格外温和，同时未失去治理的高效；继而，在渡过了一场几乎致命的个人危机和磨难之后，他成了宣帝关爱普通民众这一治国方针的一位忠诚、细致和非常勤勉的执行者。他是西汉帝国从头至尾两个多世纪里最好的地方行政长官。又如朱邑，是宣帝在位期间一位真正优良的地方行政官和中央大臣，从作为底层乡村小吏关爱民众的淳厚表现开始，基于地方任职的优良品行接连晋升。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他的诚实和简朴，不追求个人财富和权势——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一个难得的标准。
还颇值得注意的是《赵尹韩张两王传》，记录了六位曾执掌帝国大都市地区行政管理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那是个最难“驯服”的地方，主要因为高层权势精英在那里集中存在。他们全都正直不阿，才智非凡，富有勇气，而且其中某些人冒险去严厉规制地方豪强，必须或偶然地冒犯显贵人物。这六位中有一半最终遭遇暴死：“素刚者必死”！这是一个从政治世界抽取的惨痛结论。
六
或文或武的对外事务和宗主事务永远是帝国的一大类根本事务，远甚于非帝国国家。就西汉帝国而言，其中主要的是帝国对外部强蛮和异族附庸的政策和战略，特别涉及帝国的边防、扩张、对外征伐、战略后勤、外交、宗主权行使和与它们相关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不仅如此，班固本人作为政治/战略经验杰出的提炼者和揭示者，有一部分异常精彩的论说正是有关这个大领域的。
在其《史记·匈奴列传》里，司马迁留下了一部大史诗，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史纂书籍中最伟大的一部。那就是，匈奴人和他们被宽泛界定的祖先和亲族，依凭一种总的历史性战略优势，自“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侵暴中国”之后，他们与华夏族诸侯国和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难分胜负的较量，直到在长寿的战争霸王武帝治下，华夏汉帝国数度发动大规模远程反攻击破匈奴帝国，并且基本将其永无返回地逐至漠北为止。班固大致照录了上述史诗，以及武帝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为止后继的事态发展。他独立记录了持续近30年的主要后续，其结果是“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华夏民族此前从未享有过的形势。他还记录了后来匈奴人反复的骚扰性入侵，那是由中国内乱期间大篡夺者王莽的傲慢挑衅引起的（“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莽遂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
尽管击破匈奴帝国殊为必要，但无论如何，和平、“消极”和节约的初汉方针被武帝彻底抛弃。在武帝再三重起、经久不息的大规模征战中，初汉积累起来的巨量财政资源被急速消耗，社会开始重演凋敝过程。中央的巨额耗费最终导致国库耗尽、帝国中央破产，于是有武帝孤注一掷的财政“改革”。战争霸王几十年里主要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剥夺民间商人，反复地掠取无权的、传统上背以“末业”、“奸商”恶名的群鹅生下的金蛋。尤其据《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载，这以后直至战争霸王命归黄泉的漫长后续是：（1）由于与匈奴脱离接触而存在的一段“漫长的和平”；（2）遭到反复拒绝的、要匈奴人臣服的帝国“提议”；（3）将匈奴推挤至越来越远处的多个战略措施；（4）为摧毁匈奴而反复进行的、要么失败要么虽胜犹败的皮洛士式远征。后两者代价巨大，大到令帝国国家破产，但并非必需的或紧迫的。大战略须被认为走入了歧途或干脆化为乌有。不仅如此，武帝几乎同时在所有方向上进行武力扩张和征服，成效各异，但成本一概巨大。在他几乎遍绕帝国陆上周边次数过多的大规模征伐中，西征大宛是最遥远、最荒诞、最无谓和最腐败的一次。
在宣帝治下，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最终消散，这归因于帝国的大规模远征、匈奴的内部分裂和“内战”以及汉帝国的包容性/协调性外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华夏帝国对北方/西北方蛮夷的宗主地位，基于华夏的压倒性实力优势和优良外交的体制性和平最终确立，那是蛮夷的朝贡和平，但同时不再有华夏帝国与蛮夷匈奴人之间的在初汉大约一个世纪里有的平等（“昆弟”）观念。最后，在宣帝去世前三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华帝国”对北方/西北方蛮夷拥有帝国宗主权的一幅繁华浮盛的图景。《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记载的“徐乐上武帝书”是一则真正伟大的论说，基于被反复强调的暴秦的教训而发出一番根本告诫，告诫正处于武力征服和扩张高峰时期的武帝和汉帝国。它是继陆贾和贾谊之后，代表中国历史性政治经验和未经腐败的政治儒学中的一类最佳产物。更重要更精彩的是，班固以他一篇非常深刻的长篇政治评论结束了《汉书·匈奴传》上下全篇，那基于他心目中的“现代”历史经验，论说对付“蛮夷”，特别是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以外“蛮夷”的合适的战略大方针。它大概是班固做过的最精彩的政治/战略论说，几乎永久地富有意义。班固在其中强调，这方针应当是一种混合的和情势性的，从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基本的族裔/文化/地理差异的牢固坚定的理解出发，加上一种由此而来的冷静的分析，那就是坚定地意识到，像被应用于“我们”的那样去对他们施以同化或直接统治是不大可能的，即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深刻理解几乎永远地具有重大意义！此乃古老的杰出和深刻的政治/战略智慧。从这一点出发，必须有一种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大方针，内含种种合适的“硬”、“软”成分，去将他们当作不同的人民对待和对付，在坚决有效地捍卫华夏和中国边疆安全的同时，永不期盼对他们的统治能够是较高效的和可行的，近乎像对华夏人或中国人自己的统治那样。
整个《汉书·西域传》是班固继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之后做出的伟大贡献，是对关于帝国防御工事链以外广大西北的地理、“民族志”和社会/政治情势的华夏知识的贡献，也是对有关华夏帝国与该区域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编纂的贡献。这里说的“复杂”，是指这些关系混合的、不那么稳定的基本性质，无论是统治，还是宗主/附庸，还是事实上的或正式的独立，也无论是在什么时期，或是涉及为数众多的不同实体。富有特征的是，这里的记录在实质和形式两方面都基本系统完备，且有在一个相当长但篇幅依然有限的篇章里尽可能详细的事实。他提供了从武帝的扩张（与他摧垮匈奴帝国有内在的根本关联）到其后一个世纪西汉王朝临近结束期间中国的西域概史，包括远程征伐、探索性外交、宗主权确立、领土兼并、战略性移民、生产性边防和设置帝国总督似的“西域都护”等等，其内涵极为丰富，饶有教益。
七
我曾在《〈史记〉早该这样读》的前言中说过，“在少数必要或很有益的地方我对《汉书》的政治/战略解读和点评被添加进来作为补充。……在某些范畴内的某些问题上，《史记》的记述似有所不足，甚或‘空缺’，而很大程度上是《史记》续书的《汉书》……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这番话可以反过来适用于这里的《汉书》解读。如前所述，有关武帝统治末期以前的汉帝国史录，《汉书》大致照搬《史记》的有关记载。因而，关于武帝伐大宛，我们不能不依赖《史记·大宛列传》；关于武帝治下最重要的几名酷吏，《史记·酷吏列传》是真正的原始权威记录；就武帝时代若干典型的蜕变的官僚和相关的政治文化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更何况总的来说，司马迁在精神气质、思想水平和文笔才华方面显著地高于班固。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这前言之末，援引一下杰出史家范晔的《后汉书》，以其“光武帝纪”记录的东汉帝国创始者的主要素质和根本成就作为尾声，既表明华夏国家和帝国的衰兴循环，又表明政治的永恒主题之一，即政治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至关重要。光武帝刘秀是一个延续近两个世纪的统一的华夏王朝帝国的创始者，马基雅维利因其创建国家而最赞颂的一类政治人物，何况他创建的是一个颇为长寿的帝国国家。犹如先前西汉帝国的创始者，甚至伟大得多的刘邦，刘秀作为一位草根革命家，仅参与了（就他来说是颇晚参与了）全国范围的武装造反，而未率先发动它们。不仅如此，刘邦麾下的军队远非摧毁现存政权的主力。然而，他最终赢得了第二场战争，即不同的造反力量和武装机会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从而建立了他的全国统一政权。其间按照范晔的史述，人们可以见到，他在政策、战略、个人政治品格和运气等方面一概优于他的所有竞争者。
此后，他不得不既依凭武力，也依凭外交，去对付帝国周边内外两侧进行扰乱甚至入侵和劫掠的蛮夷，特别是匈奴人和西南夷，他们先前被疯狂的篡夺者王莽严重侵扰和侮辱。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去恢复被极可怕地损毁了的极凋敝的华夏社会。在他应对这些艰难任务时，他不断显现出来的马基雅维利式美德——英勇实践禀性——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他具有某些就儒家理念而言最好的品格：军事骁勇、政治明智，以及近乎不断的通过伟大社会政策对华夏草根民众施予的关怀。如同他曾说的和被记录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帝国的创建者，远远优于《汉书》记录的西汉中期以后的所有最高统治者（唯昭宣两帝和霍光除外）。第一篇战争霸王：帝国的病变简序 武帝在位时代概览（注：本部分是对《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的摘录和评注。）
汉武帝的根本特质是“战争霸王”。对天然容易接受孙子式战略方式和儒家政治文化的农耕华夏来说，在其漫长历史上拥有这么一位甚为罕见的战争霸王是历史性的大幸事。因为，他将发动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去击破农耕华夏多个世纪的一大（甚或首要）致命威胁——差不多天然喜战善战的广义匈奴和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尽管他在完成这伟业之后的长期的政治大抵是穷兵黩武、扩张无度、横征暴敛和妄生内乱，以致国家混乱、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注：此乃一番紧张、充满阴谋和异常肮脏的后宫内斗的最后结果。胜方的主角一是他的母亲，即出身微贱、阴险诡谲的王美人；二是景帝的姐姐、傲慢的贵族长公主嫖。这两位宫廷女人是被废前的皇储与其母亲栗姬的幕后摧毁者。《史记·外戚世家》载：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一个目光短浅和政治上极愚蠢的女人］，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景帝的姐姐，窦太后唯一的女儿，最大的贵族，因此很有权势。她开始关键性地影响宫廷政治］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她引入这些美女给皇帝是为了摧毁她恨之入骨的敌人栗姬，因为其拒绝让她搭上未来的第一皇船］，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谢罪］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至此她一直处于边缘，虽恭谦有加，但她深知这位宫廷第一公主的权势、威望和决心。她精明透顶。］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〇索隐“望”犹责望，谓恨之也。［由女人的复杂嫉妒心和她们的野心驱使的内宫政治。命运因而变得脆弱、危险甚而阴恶。］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怨恨］，心嗛之而未发也。〇索隐“嗛”音“衔”。“衔”谓恨也。［如此对待她君主丈夫最后的重大信托，她行将完蛋。］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向者，早先］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她极其阴险诡谲。］大行奏事〇索隐“大行”，礼官。“行”音“衡”。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〇索隐此皆《公羊传》文。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尔）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彻底孤立，悲惨而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这个女人，靠她的宫廷阴谋和她盟友强有力的支持赢得最后胜利］，其男为太子……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前141年］……）十六岁，后三年［前140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胜皆为列侯。
建元元年［前140年］［是年董仲舒对策﹐请黜刑名﹐崇儒术。］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秋七月……
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以蒲裹车轮，减轻颠簸］，束帛加璧，征鲁申公［儒生］。
二年［前139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霍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魏其［魏其侯窦婴］、武安［武安侯田蚡］俱好儒术［前者如此是出于真实的信仰，后者如此则出于机会主义］，推毂（两个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〇索隐按：“推毂”谓自卑下之，如为之推车毂也。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儒生］，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以礼为服制，〇索隐按：其时礼度逾侈，多不依礼，今令吉凶服制皆法于礼也。以兴太平。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娶］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悦）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集解韦昭曰：“欲夺其政也。”窦太后大怒［因为她心爱的“正统”以及莫大权势受到严重威胁］，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儒家信条在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途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三年［前138年］春，河水溢于平原［一县名］，大饥，人相食。
赐徙茂陵［武帝坟墓，前139—前87年建成，为西汉帝陵中规模最大者］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在长安西北渭水上，以便赴往茂陵］。……
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
六年［前135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窦太后］崩。［权势莫大的窦太后离去，武帝这才真正独揽皇权。帝国中央统治层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战略风格”将幡然改变。］
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远程征伐——是帝国兴师惩罚一个攻击另一附庸国的附庸国（尽管附庸程度其时甚微）——总是受制于距离和地形。然而这次，族裔和文化意义上的“战略意外”突然给尚未崭露头角的战争霸王提供了极便宜的决定性裨益。］
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画衣服象刑，并不真正施刑罚］而民不犯，日月所烛［照］，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措）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古代族名，在东北地区］，北发渠搜［古代族名，在西北地区］，氐羌徠（来）服。［华夏帝国近乎永恒的理想的等级制和教化式“天下”，出自由孔子恢复了的西周初始意念和更古老的传奇记忆。然而，武帝本人的未来政策将与此大致截然相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不久之后，武帝成为不折不扣的战争霸王和酷吏用者。然而，他竟是使儒家信条和基本体制（“标准的中国式国家”）成为千年正统的肇始人！政治史上绝顶奇特和辨证的图景之一。］
二年［前133年］……［开始历史性转折——从朝贡和平到决战决胜——的一年。此前，初汉半个世纪里，出于必需始终上下起伏地对匈奴帝国实施绥靖政策，是为“朝贡和平”——以汉帝国对匈奴帝国朝贡为首要基石的“漫长的和平”。然而是年，它被匈奴的（被引诱的）大规模入侵打破，并且开始转变为武帝治下的大反攻。］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慢），侵盗亡（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议宜击。
［汉帝国一次意欲未遂的大规模伏击：］夏六月，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单于入塞，觉之，走出。六月，军罢。将军王恢坐首谋不进，下狱死。……
五年［前130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武帝在西南向扩展初期最主要的事态之一。20年后，武帝在西南向大举发兵，汉帝国终于将“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纳入版图。之前西南夷从未处于华夏诸侯国或帝国的正式统治或政治控制之下。这使中华国度从此有了比先前更为广大的西南部。］……
乙巳，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枭首。（注：陈皇后，大贵族，但如本章后面“狂野清洗、血腥灭亲的宫廷政治”部分所述，她迅速彻底地败于一位杰出的女奴卫子夫。在此简要摘录《史记·外戚世家》的有关内容：
卫皇后［一位曾盛极尊荣但最终受难暴死的皇后；她摇身从奴隶变成最大贵族，但最终又以英雄的奴隶气概殊死反抗皇帝丈夫的昏庸暴行］字子夫，生微矣。［又一个关于命运剧变的故事。］盖其家号曰卫氏，□正义《卫青传》云：“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故冒卫氏。”出平阳侯邑。◇集解徐广曰：“平阳侯曹寿尚平阳公主。”子夫为平阳（公）主讴［歌］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武帝祓〇索隐苏林音“废”，今亦音“拂”，谓祓禊之，游水自洁，故曰祓除。霸上还，因过平阳主。……既饮，讴［歌］者进，上望见，独说（悦）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正义“尚”，主也。于主衣车中得幸也。上还坐，（欢）甚。［某些女人那么依赖偶然性而获得成功。然后，她们大为依赖自己的才能。］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有身，尊宠日隆。……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〇索隐即戾太子也。
初，上为太子时，娶（大）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无子。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集解徐广曰：“即景帝姊嫖也。”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怨恨］，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〇索隐按：《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而立卫子夫为皇后。［美色和生子致使这位地位微贱的女人彻底赢了大贵族兼合法皇后。这大有赖于她皇帝丈夫强固的意志。］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斥］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背）本乎！”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六年［前129年］……
［对匈奴帝国的初次远征，规模颇为有限，结果胜败参半：］春……匈奴入上谷，杀略（掠）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诏曰：“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近年］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虏之方入，将吏新会，上下未辑［和睦，和谐］，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帅）之过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
元朔元年［前128年］……
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掠）三千馀人。遣将军卫青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
东夷薉君南闾［秽貊族之君。秽貊在今朝鲜半岛。南闾：秽君之名］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
二年［前127年］……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用主父偃策，行推恩令——景帝平吴楚七国之乱以来应对和解决汉帝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的关键措施，那就是如何减抑同姓王国权势，制止或防止其侵蚀甚而严重威胁帝国中央权势。］
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掠）吏民千馀人。［最终实现击破匈奴帝国的武帝大远征战争中的第一场大战役——漠南之战（前127—前123年），由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长于战略性出其不意和纵深进攻的“战神”卫青指挥，分三阶段，大胜。］［第一阶段：］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三年［前126年］……
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入雁门，杀略（掠）千馀人。……
四年［前125年］……
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掠）数千人。
五年［前124年］春，大旱。［第二阶段：］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
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公孙弘，一位出身微贱的老儒生，其建议经武帝采纳，使儒家教义首次成了体制化的国家制度，包括使儒学教育成为国家官办事业。由此帝国的政治教育被体制化。这种教育首先旨在从被选的民间学生里产生“儒官”，即经过国家儒学考试优者入仕；提升现有的未经提升的“儒官”，迅速增加中央和地方当局儒者的数量。这些对国家和对儒家都有很重大的影响：要做官就必须先是儒生。国家近乎完全意识形态化，儒家则政治化。在某种意义上，标准的“中国式国家”由此问世。（注：详见《史记·儒林列传》。）］
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第三阶段：］六年［前123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馀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
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漠）［穿过沙漠］，大克获。……
元狩元年［前122年］……
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大贵族们试图叛乱，然而战略糟糕或全无战略，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特别在几乎绝对奉行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的武帝治下。］……
二年［前121年］……［是年有最终实现击破匈奴帝国的武帝大远征战争中的第二场大战役——河西之战，由中国历史上又一位特别伟大的将领、长于远程超纵深征伐和超快速决战的“战神”霍去病指挥，大胜。］
春三月……
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馀级。
夏……
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馀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馀级。
匈奴入雁门，杀略（掠）数百人。遣卫尉张骞、郎中令李广皆出右北平。广杀匈奴三千馀人，尽亡其军四千人，独身脱还，及公孙敖、张骞皆后期，当斩，赎为庶人。……
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匈奴大贵族内斗、背叛和投降令霍去病的胜利更加辉煌。］……
三年［前120年］……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掠）千馀人。……
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有者征税。每二千钱或四千钱征一算（一百二十文）。隐匿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除没收缗钱外，戍边一年。］［尽管击破匈奴帝国殊为必要，但无论如何，和平、“消极”和节约的初汉方针被武帝彻底抛弃。帝国积累的巨量财政资源在武帝经久不息的大规模征战中急速消耗，社会又开始凋敝，由此又导致巨额中央耗费，最终国库耗尽、帝国中央破产。于是有武帝孤注一掷的财政“改革”，由两个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和一个大有“经济头脑”的宫廷幕僚（桑弘羊）操作，其第一大阶段是剥夺商人财富，以填充空虚的国库，初始措施为漠北大战之年（前119年）开始发动财政“改革”，即国家垄断盐、铁生产，剥夺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私人财富和私人机会；对商人征收致命性的超级重税（“初算缗钱”）。（注：详见《史记·平准书》：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集解韦昭曰：“更，续也。或曰更，偿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集解服虔曰：“入穀于外县，受钱于内府也。”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〇索隐按：水运曰漕也。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其后四年，◇集解徐广曰：“元朔五年也［前124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集解韦昭曰：“陈，久也。”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集解徐广曰：“观，县名也。”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隄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集解徐广曰：“音脍。”以赈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集解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天子］。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
其明年［前119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夏……
［最终实现击破匈奴帝国的武帝大远征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即第三场大战役——漠北之战，由卫青和霍去病指挥。这是一场空前远程的战役，伴有宏大的决心、巨量的兵力和巨大的后勤支持，分两路给匈奴以致命性打击，大胜：］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漠）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两军士死者数万人。……［用伟大史家司马迁的话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两个帝国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复杂单战以及最终的浴血斗争产生了这个非常重大的结果，对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历史来说都意义重大。］［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而且从此直到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即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帝国和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和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游牧民族的致命威胁。此乃武帝伟大、难与伦比的成就！］
［然而，据《史记·匈奴列传》，这往后直至战争霸王命归黄泉的漫长后续是：（1）与匈奴脱离接触而存在的一段“漫长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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