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家弘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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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之罪(第三版)试读：
作者简介
何家弘，北京人，未及成年便到“北大荒”务农，当过拖拉机手、司务长、子弟小学教师等；“返城”后当过建筑工人；在爱情的推动下考取大学，随意地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便一路求学，直至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普通法中心主任、证据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法律语言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曾经在业余时间从事过侦查员、鉴定人、辩护律师、检察官、仲裁员、中央电视台嘉宾主持等工作；曾经到二十多个国家访问讲学；获得过若干奖项，如国家级“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和中国人民大学“公正杯”足球赛的“最佳射手奖”以及业余羽毛球比赛的金银铜牌；法学代表著作有《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和《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
题记
你犯下了罪恶，
因为你的躯体内流淌着罪恶的血液，
放出体内的血，
你的灵魂就得到了救赎。
楔子
2011年10月，洪钧又来到纽约。第一次到纽约，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还在西北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与同学一起驾车到纽约旅行，来去匆匆。毕业后，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然后回到中国，开办了北京第一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洪钧律师事务所”。从业多年之后，他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目前是中国很有影响的法学教授。
这一次，他是应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的邀请来访问讲学。这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对纽约有了更为精细的认知。不过，凸显在记忆之中的不是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不是中央公园的湖光树影，不是法学院的教师学生，不是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民众，而是一个神秘的中国人。
洪钧住在曼哈顿区东60街的一栋公寓楼内，离中央公园不远，但濒临通向皇后区的大桥，来往车辆很多，噪音很大，特别是那些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发出的不知疲倦的尖叫声。
纽约大学法学院在曼哈顿下城的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10月10日下午，洪钧在东63街乘坐F线地铁，大约20分钟后，就来到了西4街。走上地面，他沿着已然熟悉的街道向东走去，很快就来到法学院的福尔曼楼前。走进长廊环抱、绿荫遮蔽的庭院，他从书包里掏出邀请信——这是他进入法学院大楼时必须出示的证明文件。
他刚要走上台阶，一个陌生男子走过来，用英语说：“请问，你是从北京来的洪教授吗？”此人五十多岁，穿着体面，像个中国人。“是的。”洪钧看着对方，猜测他的来意。“我叫维克多。我听说你今天要给学生讲课，介绍中国的刑事司法。我很感兴趣，也想进去听听。但是，警卫不让我进去。”“你是中国人？”“是的。我在这里做生意，但是对法律问题很感兴趣。”“我想，我帮不了你，因为我进楼也需要出示邀请信。你可以去找法学院的教师谈谈。对不起，上课时间就要到了。”
洪钧走进楼门，来到316教室。这是研究生的“中国刑事司法”课程。在开场白之后，洪钧给学生们讲述了中国刑事司法的现状，重点介绍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于今年9月公开向公民征求修改意见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主要内容……
下课了，洪钧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走出教室。几个学生跟着他，继续询问一些与中国刑事司法有关的问题。走出法学院的大门，他和学生道别，但有一个学生要跟他一同乘坐地铁。天色昏黄，他们有说有笑地向地铁站走去。就在拐向地铁站入口时，他漫不经心地回头张望，却大吃一惊，因为那个想来听课的中年男子就跟在后面。他愣了一下，快步走下楼梯。
洪钧和学生站在地下二层的站台上，等候F线列车。那个男子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似乎是在查看地铁路线图。站台上人很多，声音也很嘈杂。在隔着两条铁道的另一个站台上，一个黑人青年正在吹奏萨克斯。大概因为看到他们，黑人青年竟然吹奏了《义勇军进行曲》。在纽约的地铁站里听到熟悉的中国国歌，洪钧情不自禁地给他鼓掌。然而，那个男子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不屑的目光。
列车来了，洪钧和学生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车厢，站在门边。那个男子从另外一个车门走进这节车厢，站在斜对面的角落里，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们。列车开过第42街之后，他们身边有了空位，便坐下来。此时，那个男子也有了座位。学生在第59街下车后，那个男子仍然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洪钧。洪钧把目光转向窗外，思考着此人的目的。凭直觉，他相信那人是在跟踪。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不能让人跟随到他的住处。列车驶入第五大道车站，他本应在下一站下车，但在车门即将关闭的一刹那，他突然起身走了出去。在站台上，他回头向车厢内望去，只见那个男子也要下车，但是被车门挡在了车厢内。
14日上午又是讲课的时间。来到法学院门口，洪钧特意巡视一番，但没有见到那个男子的身影。这堂课的主题是起诉决定和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作用。他认真准备了讲课内容，从2010年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赵作海冤案谈起……
这些年，洪钧一直在研究刑事错案问题。2011年4月，洪钧应“俄亥俄洗冤中心”的邀请，到辛辛那提市参加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就中国的冤案问题做了主题发言。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500人参加了会议，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面临的冤案难题。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美国“洗冤行动”的创始者介绍了美国的冤案情况。在过去20年，美国的“洗冤行动”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的冤案就有371起！
洪钧继续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讲课，并做了两次专题讲座。虽然每次走到法学院门口时他还会寻找那个神秘男子的身影，但是那人的缺失已不会令他感到意外了。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曼哈顿市区的华尔街一带，开始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示威者声称，占人口总数99%的普通大众无法容忍仅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的贪婪和腐败，他们要用和平示威的方式表达对权钱交易和社会不公的抗议。10月8日，洪钧利用周末到曼哈顿下城观光，在市政厅一带看到了人流如潮的示威游行。后来，示威者占据了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使之成为抗议活动的中心。那段时间，他天天观看纽约第一频道的电视节目，特别关注有关“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新闻报道。开始，媒体的报道多为支持示威活动的声音，一些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纷纷到祖科蒂公园去看望示威者。后来，媒体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例如，纽约市长表示，示威者有表达诉求的权利，但不能干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
一天晚上，洪钧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记者对华尔街附近居民的采访。一位华裔男子对记者说，他支持示威者的主张，但是不赞成这种“占领华尔街”的做法。他抱怨说，示威者的活动使他们难以正常生活，特别是那些高分贝的锣鼓声和音乐声。他要求把示威者播放音乐和敲锣打鼓的时间限制在白天，而且每天不能超过6个小时。洪钧觉得这位华裔的相貌与那位神秘男子相似。在随后滚动播放的新闻节目中，他再次看到这个采访的画面，并确认此人就是那个维克多。洪钧不禁自问：此人是干什么的？他居住在华尔街一带，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旁听讲课？他为什么在法学院外等候数小时并尾随乘坐地铁？此时，洪钧有些后悔，因为此人的身份和目的已成为不解之谜。
10月29日，星期六。一场五十年一遇的10月大雪在万圣节前光顾纽约。气温骤降，纽约人似乎一下子从夏季进入了冬季。不过，洪钧住的公寓楼已经供暖，室内暖意融融。他一边收拾行装，一边隔窗赏雪，别有一番情趣。他的心中也有一点忧虑，那就是这场大雪是否会影响明日回国的航班。此外，他也为那些“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担忧，因为纽约市警察局和消防局日前联合行动，到祖科蒂公园收缴了示威者使用的小型发电机和煤气炉。仅凭帐篷睡袋，那些年轻人如何度过这风雪交加的夜晚啊！通过电视新闻，他得知这场大雪已经给纽约市和毗邻的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造成了灾害。道路封堵，树枝折断，一些地区还停了电。新泽西州的州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然而，这场大雪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次日清晨，洪钧拉开窗帘，只见蓝天如洗，万里无云。他想，今天到中央公园，一定能看到难得一见的雪景。早饭后，他急不可待地走出公寓，顶着寒风，来到中央公园。此时，旭日东升，阳光明媚。他踏着小路上的积雪向园中走去，偶尔才能见到三三两两的游人。他走到古城堡下的乌龟湖畔，眺望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大草场及其周边色彩斑斓的树林，不禁想到曾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中国东北的林海雪原。
洪钧下午要去机场，便恋恋不舍地沿着园中公路向外走去。一路上，他看到许多赶来健身、嬉戏、赏景、摄影的纽约人和外地游客，也看到不少因枝叶难堪积雪压迫而折断的树杈。快到中央公园的东南入口时，他远远就看见那用数十个破旧轮胎做成的高大塑像。他想，积雪不会把它压倒吧？就在他抬头观望时，一个声音传入耳鼓——“洪教授！”
这声音不大，但说的是汉语。洪钧转回身，只见维克多走了过来。“洪教授，果然让我等到你了。我估计你就会来的。”“你好，维克多。这里的雪景确实很美。不来看看，一定会成为遗憾！”洪钧敷衍着，思考着脱身的说辞。“我知道你今天就要回中国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你，因为它已经纠缠我许多年。不问，也一定会成为我的遗憾。”“什么问题？”“十几年前，你曾经到黑龙江的滨北农场去办过一个案子吧？”“啊对。那应该是1994年了。”洪钧当然不会忘记，因为那是他留学回国之后办理的第一起案件，办案经历艰险曲折，而背后的人生故事更令人荡气回肠。“你想起来啦？我猜你也不会忘记。”“你怎么知道那个案子的？它与你有关吗？”现在是洪钧迫切地想把谈话继续下去了。“十年前吧，一个老朋友从中国来，带给我一张《法制日报》，因为那张报纸上有一篇关于那个冤案的文章。我告诉你，我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看到了你的名字——洪钧，洪律师，印象老深刻啦！不过，我对那篇文章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我认识那个案件中的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吧。”维克多的话语中还带着中国东北的口音。“是谁？”洪钧急不可待地问道。“肖雄。你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当然。”这是洪钧不会忘记的名字，因为他和肖雄之间还有一层非同寻常的个人关系。“你怎么认识他的？”“这可就说来话长喽！”此处来往的行人很多，维克多带着洪钧往公园里面走去，站在一处僻静的树林旁，语速平缓地讲述起来——“我家就在哈尔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专业是日语。毕业后，我就留在大学教书。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有理想，有激情，又接触了一些外国的东西，就一心投入到民主运动之中。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在大学里举办演讲和集会。后来，我们还创办了一个刊物——《松花江之春》，自己油印的，主要发表我们这些人写的诗歌和杂文。由于我们写的东西抨击时弊，宣扬民主，所以被官方定为‘地下刊物’，或者说，非法出版物。我告诉你，虽然官方查禁了，但我们的《松花江之春》很受青年人的欢迎。1984年4月5日，为了缅怀周总理，我们还在防洪纪念塔下搞了一个‘松花江之春’诗歌朗诵会。你知道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吧？就在松花江边，对着中央大街。”“我去过那里。那么，肖雄也参加了你们的活动？当年，我就听说他被牵扯到一起政治案件，但不知他干了什么。”洪钧把话题转到肖雄的身上，因为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其实，肖雄也没干啥。他就是一个跑腿儿的，帮我们送送信，找找人，发发刊物。不过，他很热情，办事儿也很认真。你说的政治案件，就是那次‘四·五集会’，被政府定为‘反革命活动’。公安局的人四处抓捕我们，真的很恐怖。我们都躲了起来。有的跑到乡下，有的跑到外地。肖雄也受到牵连。好像他先去了滨北农场，后来又跑回哈尔滨。他来找过我，说公安局的人在抓他，农场不能回了，家里也不能住了，走投无路，让我帮帮他。当时吧，我有点儿自顾不暇，就让他自己去想办法。一方面，我觉得他没啥大问题，就算被抓住，也不能咋的。另一方面呢，我正在想办法出国，不想再添麻烦。我告诉你，那段时间，我们那几个核心人物都在反思。我们的奋斗究竟有多大意义？想来想去，我们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各奔前程吧。后来，我去了日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你知道，在日本留学，很难拿到移民身份，所以我又来到美国，读了一个经济学的硕士。这时候，我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感兴趣的是股市。我告诉你，股票市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要说呢，这炒股票就跟赌球、赌马差不多，但是更有学问。股市确实很神奇，它不会给人类生产出任何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但是可以创造出许多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这些年，我就是靠股市发的财。现在，我在曼哈顿有高级住宅，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还有一家餐馆。不用我管，有人替我打理。我奋斗过，现在就是要享受生活啦。我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年四季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观光。”“难怪你那天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说话那么轻松！”洪钧的心中升起一番感慨。“你说的是‘占领华尔街’行动吧？你也看到啦？我告诉你，我是亲身经历过中国80年代民主运动的人。我也曾经是个激情燃烧的热血青年。但是我现在认为，那样式儿的民主运动是不会有啥结果的。其实，这些美国青年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就跟当年中国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差不多。民主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不能成为真正的信仰。而没有信仰指引和支撑的政治运动，只能是一场闹剧，甚至是悲剧！我告诉你，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缺少民主，而是缺少法治，缺少文明。缺少法治和文明的民主，那肯定得乱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可是大民主，结果是无法无天，野蛮恶斗，天下大乱。”维克多挥了挥拳头，似乎是在演讲。
洪钧感觉，维克多很有演讲的天分。他想象着维克多站在防洪纪念塔下面向民众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说的情景。“维克多，你刚才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了，但是我发现，你还是很关心政治的，而且很有研究嘛！”“哪里？让你见笑了。我这个人，喜欢思考政治问题，但是厌倦政治斗争。政治是什么？就是权力斗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但是在中国，政治斗争缺少文明的基因，一定是你死我活。老祖宗就说过，胜者王侯败者贼！政治家们总会千方百计地把民众拉进政治斗争，特别是当他们还在台下的时候。其实呢，政治斗争跟老百姓没啥关系，因为掌权者终归是少数人。我告诉你，在一个国家中，关心政治的人越少，老百姓的生活就越好！所以嘛，我现在只是说说而已。算啦，不谈政治了，还是说说肖雄吧。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一直很内疚。我感觉自己对不起他，我本来是可以帮助他的。不过，那篇文章没有讲他的具体情况，只说他的命运很惨！我告诉你，这些年，我一直想找到他，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他，以便弥补我的过错。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回国了。在北京看完奥运会，我回到哈尔滨，主要目的就是去找肖雄。但是，我没有找到，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不知他现在何处，不知他是死是活。听说你要到纽约来讲学，我很兴奋，因为我相信你知道肖雄的情况。他现在究竟咋样了？”
洪钧的目光凝固在树林中的白雪上，他的思绪已经飞回到17年前那片寒冷荒蛮的土地上……第1章与众不同的律师
洪钧身材偏高，四肢略长，宽阔的前额与整齐地梳向右边的黑发显示着学者风度，明亮的大眼中流露出善解人意且执著的目光。他刚过而立之年，但举止稳重，显得老成。他语言简练，常有大智若愚的幽默。
洪钧之所以把律师事务所选在地处北京市西北角的友谊宾馆的商务楼中，还有一个感情上的理由——这里离他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很近，而且那感情中混含着初恋情愫。他坐在写字台前，看着窗外的红叶，右手的五指反复将头发向后梳去——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据说有极好的头部按摩功能。
突然，一个姑娘的声音传进耳鼓：“老板，请喝咖啡。”
洪钧转回身来，只见从办公室门口走来一位穿着入时的姑娘。她把咖啡放到洪钧面前，又补充了一句：“老板，这次我可没放糖！”“谢谢，宋小姐，第三次提醒——请你在进我的办公室之前先敲门！”“噢！我又忘啦！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宋佳快步走到门边，故作认真地敲了敲门。“老板，我可以进来吗？”
洪钧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招聘秘书时一眼就看中了宋佳，因为她长得太像一个人了——白皙的皮肤，秀丽的脸庞，线条明晰的鼻子，透着灵气的大眼睛和挺细但挺黑的眉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薄薄的嘴唇之间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白里透红的脸颊上泛起两个浅浅的酒窝，让人看了就心旷神怡。
宋佳很精明。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能从十几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的真正原因，但她很快就察觉到这位相貌英俊的洋博士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她本来在警察学院学的是文秘专业，毕业后在公安局工作两年，后来辞了职，到一家私营公司搞公关。这几年，她已先后换了几个工作，包括饭店、酒吧和歌厅，但一直没找到满意的位置。这次应聘来当秘书，本来也没太认真。面试时，她对这四星级的办公环境印象不错，而且对老板很满意，用她的话说——“不俗，也不酸”。几年来，她一直在自修心理学，号称有心理学硕士的水平。根据她对洪钧性格的分析，她决定主动缩短与洪钧的心理距离。因此，试用期还没满，她就不再称洪钧为洪先生，而是直呼其老板，且说话颇为随便。用她的话说，在人之上就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就要把自己当人。
洪钧喝了口咖啡，心不在焉地问宋佳：“工作怎么样？”“不错，养尊处优。这不，都快一个月了，除了几个咨询的，连个正经案子都没有。我说老板，您不是回国休假的吧？”宋佳说话时，脸上的表情相当丰富，带着优美的韵律。
洪钧眯着眼睛，认真地品了一口咖啡。“要我看，咱们这样也坚持不了多久。”宋佳用手指了指桌子上那份《北京晚报》。
那份晚报的第二版有一小段报道——洪钧律师事务所日前在京成立。这是在北京成立的又一家个体所有制律师事务所。洪钧律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并兼任律师，后于1988年赴美留学。在美国五年期间，他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洪钧律师事务所专门承办各类刑事案件。这在归国律师中亦属罕见……
宋佳歪着头，用略带夸张的语调说：“现在的律师都玩儿命找经济案子，做国际项目，咱们哪能说自己专办刑事案件呢！”“兴趣，也是专长。”洪钧心平气和。“可是，办刑案赚不了多少钱呀！”“你别着急，会有的。”就在这时，外面传来门铃声。洪钧一脸认真地对宋佳说：“你去看看，大概是来送钱的。”
来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浓眉大眼，黑红脸膛，蓄着唇须和大鬓角，中等身材，挺着啤酒肚。他穿一身灰西装，领带没系紧，歪向一旁。进屋后，他大步走过来，一边用力与洪钧握手，一边大声说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大律师？”“洪钧。”洪钧说着，随手递上一张名片，“您贵姓？”“免贵姓郑，郑建中。”来人也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洪钧。
洪钧请郑建中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自己坐在对面，然后看着手中的名片。这张印制精美的名片上印着：“滨北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郑建中”。
郑建中从兜里掏出一盒“万宝路”，递向洪钧：“洪大律师，请抽支烟？”“谢谢，不会。”洪钧把茶几上的一个小牌子向前推了一下。
郑建中拿出一支香烟，刚要点火，看见那个小牌子上的字——“请您在谈完正事之后再吸烟！”他有些尴尬地把香烟收了起来——“那啥，咱是个粗人。洪大律师，你别见怪！”“我闻到烟味儿就爱犯晕。”洪钧眯着眼睛，脸上略带歉意。“您是东北人？”“老家在黑龙江。”“到北京多少年了？”“正经有几年了。咱是搞建筑的，我们那圪垯活儿不多。北京地界大，又是首都，挣钱容易。对吧？”“可您今天不像是为钱来的。”“你太有眼力啦！我找你，真不是为了钱，是为我老兄弟的案子。那可是一件特别奇怪的案子。你听了，一准感兴趣。”“为什么？”洪钧终于睁大了眼睛。“咋说呢？那是十年前发生在我们农场的强奸杀人案。我们农场是个小地界儿，拢共就几百口子人，都是知根知底儿的。要说吵架干仗的事儿，那常有。像偷人家东西、睡人家媳妇的事儿，也能有。可像这强奸、杀人的事儿，从来没有过。人都说，地界儿小，出不了大事儿！这下子可好，出了个大案，不光是强奸，还把人给整死了。可奇怪的是，那姑娘究竟是咋死的，谁也说不清楚。要说强奸吧，总得有点儿喊声啥的。可她爹就在旁边屋里，我家就住隔壁，居然啥动静也没听见！挺大一个活人，蔫不悄地就让人给整死了，还不知道是咋死的。公安局的说法也不一致。奇怪吧？还有更奇怪的呢！我告诉你，那事儿绝不是我老兄弟干的。可他为啥就承认了呢？公安也没把他咋地呀？那一阵子，他就跟中了邪似的，我跟他说啥他都听不进去！结果给判了个死缓！这事儿吧，我一直怀疑他在替别人顶罪。我也问过他，可他不承认。”“看来，你知道他在替谁顶罪喽？”“我确实怀疑一个人，他叫傻狍子，大号叫肖雄。”“这个案子还真是挺有趣的。可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才想要帮你弟弟翻案呢？”洪钧的目光似乎想钻进郑建中的大脑。“这不能说等。当年吧，我是没法子，心想这大概就是老兄弟的命了。他自己都不上诉，我还折腾个啥？我又能折腾出个啥？就认命吧。后来这些年，我净忙着挣钱了。可是挣的钱越多，我这心里就越不踏实，老觉着对不住老兄弟，对不住我死去的爹娘。想当年我要是个大款，说啥也不能让我兄弟下了大狱！是吧？这两年，我也在当地找过律师，可没人敢接这个案子。我在省里认识个律师，帮我办过工程上的事，挺有能力。他也去法院打听过，回来直冲我摇头，就说这个案子太复杂，还是政治性的，老有背景啦！他说法院根本就不让阅卷，还让我死了这个心吧。可是，我老兄弟在大狱里关着，我能死心嘛！那天，我在晚报上看了你那段广告……”“是报道。”“这我懂！眼下找记者整个报道，比广告还灵。这可不是扯犊子！就你那报道，有事儿的人看了，都得来找你帮忙。这不，我就找你来了，因为我觉着我兄弟又有指望了。你是美国律师……”“中国律师。”“你在美国干过律师，这不能假吧？”“不假。”“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那广告也是掺假的呢！”“美国律师怎么啦？”“那差老鼻子啦！我看过电影，美国律师都蝎虎着哪！这些年，我已经整明白了。就我兄弟这个案子，一般的律师都办不了，就得像你这种干过美国律师的人才行！”“您连律师都敢忽悠？”“我还真不是忽悠。我就想让你知道这个案子的难度。”“我喜欢有难度的案子。”“这我从你的名字上就看出来了。那啥，洪钧就是‘红军’呗！你想想看，红军才几万人，就能打败国民党那几百万军队，老厉害啦！得，不跟你扯。我来找你，还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美国有一帮律师专门为强奸案的被告平反，还整了个挺新鲜的名字，叫啥‘无辜者行动’。咋样？我挺专业吧？这些年，为了老兄弟的案子，我一直很关注法律方面的事。我跟你说，为了能记住这个词儿，我费老劲了！还有，那帮律师用了一种新技术，名字也挺新鲜，叫啥来着？哎呀，这词儿我没能记住。”“DNA指纹技术。”“对，就是这个词儿。我猜你一准知道。就这技术吧，说是能查出人血里的指纹。你说奇怪不，人血里咋还能有指纹呢？”“不是说人血里有指纹，而是说运用DNA检验技术可以对人体的血液、精液、毛发等进行同一认定，就跟指纹同一认定一样准确。”“甭管咋说吧，反正很科学。我知道，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律师。我寻思着，你也能用这种技术帮我兄弟平反。”“运用DNA指纹技术，首先得有检材，比方说，血痕、精斑等等。”“这没问题，咱这案子里都有。”“到黑龙江去办案，恐怕不太方便……”洪钧用右手依次按动左手的指关节，发出“啪啪”的声响。这是他要做出决定时的习惯动作。“洪大律师，你是说费用？这没问题。说句时髦的话——我现在穷得就剩钱了。”说着，郑建中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两叠人民币，放在茶几上，“这是两万，你先拿着用。不够告诉我，我再送来。事成之后，报酬十万。你看成不？”“关于收费问题，我们有标准。”“那就都按你的标准，你说咋办就咋办。”“您有案件材料吗，比方说，判决书的复印件？”“有。不仅有判决书，我还找人整了一份文字材料。我跟你说，我绝对是有备而来。”郑建中从皮包里拿出一沓文字材料，递给洪钧。
洪钧很快地浏览了一遍那份相当简短的刑事判决书，又翻了翻那份案情说明材料，然后往沙发背上一靠，说：“我可以接受您的委托，但是您弟弟的案子究竟能否启动再审，有没有推翻原判的可能性，那得等我调查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换句话说，我现在不能给您任何承诺。您明白吗？”“这我能明白。洪大律师，只要你答应给办，就中！”“那好，就请您再谈谈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您弟弟和被害人的关系，还有那个肖雄。”
郑建中点上了一支香烟……第2章扑朔迷离的旧案
郑建中的家在离滨北县城四五十里远的滨北农场二分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农场曾改名为生产建设兵团，也来过不少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后来，建设兵团又叫了农场，知识青年也都返城了。名字改来改去，人也走来走去，可这黑油油的土地还是老样子。
郑建中十六岁那年，父母相继因患克山病去世。父亲临终前对他说，你兄弟身子弱，性子也弱，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于是，郑建中放弃上学，到场里干活，养活年仅十岁的弟弟。弟弟也很懂事，除了上学读书，就干家务。虽然兄弟二人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很和睦。
郑建国身材瘦小，有时会受人欺侮。有一次，建国和几个小伙伴到食堂的瓜地偷香瓜，被看瓜的小伙子抓住了。那小子把别人都放了，唯独把建国打了一顿。那天晚上，建中听了弟弟的哭诉之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他拎着一根镐棒就出了门。在路上，他截住那个小子，一镐棒就把那人腿骨打折了。为这事，他还去场部蹲了几天班房。当地的老人都说，这小子手黑，要是在解放前，一准上山当了胡子。为此，他得了个外号“大镐棒”。
郑建国十八岁那年也上了班，被安排到机务排，学开自动康拜因。对此，大镐棒相当得意。他自己在场里几乎什么活都干过。地里和场院的活不说，他还喂过猪，放过羊，赶过马车，打过石头，盖过房，可就是没上过机务排。据说，为了能让弟弟上机务，他还给机务排长送了一瓶“二龙山”呢！
郑建国身材不高，但比例匀称，相貌不美，但五官端正，性格内向，但很聪明。他爱看书，有时还写几句诗，但是透着土气，便得了个雅号“土诗人”。他有一首堪称代表作而且在农场流传甚广的情诗——
哥在地这头，
妹在地那头；
两根锄杠搂不住，
情思一垄沟。
郑家那排房子的西头住着一个人叫李青山。妻子去世早，他一人拉扯三个女儿，所以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知识青年刚来农场的时候，他也就三十出头，可知青们都叫他“老大爷”。他手上的皮肤又黑又糙，还有大骨节病，让人看了很容易联想到鸡爪子的形象。他不善言辞，因此也不爱说话。他胆子很小，从不干得罪人的事，但也不愿意轻易帮助别人。
有人说，李青山对他养的小猪比对他的闺女还要好。那年头，青霉素和链霉素是很难买到的药。他托人买了几支，锁在箱子里。孩子得了肺炎，他舍不得拿出来用；但小猪病了，他立马就开箱子。其实，他也不是不心疼孩子，只不过觉得孩子得病死不了，而小猪得病不赶紧用药就可能死。死一口小猪就是几十块钱啊！另外，李青山还有一个“臭鸡蛋”的外号。
虽然李青山家喂养了十几只母鸡，但家里从不吃鸡蛋，都拿去换钱。孩子们小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孩子吃鸡蛋，回家也要吃。他想出一个主意——把鸡蛋放臭之后煮给孩子吃，孩子都说不好吃；他又炒给孩子吃，她们仍说不好吃。他对孩子说，鸡蛋是从鸡屁股里拉出来的，所以都是这个味。从那以后，女儿们看见鸡蛋就恶心，坚决不吃，而他则得了这么个外号。
虽然臭鸡蛋长得不怎么样，但他的三个女儿长得都挺漂亮。特别是三女儿红梅，细眉大眼，鼻端口正，而且皮肤格外细腻。当她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农场的小伙子们都叫她“赛知青”，意思是说她比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女知识青年还漂亮。赛知青是个热情大方的姑娘，爱说、爱笑，也爱美。她喜欢穿可体的衣裳，以表现她那优美的身材，特别是丰满的胸部。别的姑娘在人前都会不由自主地拢肩含胸，而她却总是挺着胸。即使在夏天只穿一件薄衬衫，她也是这样。于是在她说笑的时候，那对硕大的乳房就会微微颤动，吸引着周围的目光。上班以后，她被分到食堂工作。每当开饭时，小伙子们不惜排长队也要等在她这个窗口买饭。有的小伙子说，即使在小窗口里看不到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也可以看到她那对诱人的乳房。
土诗人和赛知青是同学，又是邻居，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很有些青梅竹马。长大以后，赛知青成了一朵美丽的鲜花，土诗人的心底自然也有不少想法。不过，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土诗人和赛知青几乎天天见面，但说话却越来越少。每次在路上相遇，赛知青总是大大方方，但土诗人却异常紧张，心跳加快，舌头僵硬。他每天晚上都要准备一大堆台词，以便第二天见到赛知青时使用。然而每次见面时，他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有时，他也想约赛知青在晚饭后到场院后面的大树下见面。但他又不敢，他怕自己会听到明确的拒绝。他知道自己缺少男子汉的魅力，他也感到赛知青对他的态度只是一种邻居加同学的友谊。不过，他的心底毕竟还有梦想，他害怕因为自己的冒昧而失去这珍贵的梦想。他没有想到，生活却意外地给他的梦想添加了浪漫的色彩。
1980年的麦收季节。辽阔的田野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小麦。当地人都管这机器叫“康拜因”，据说是俄语的译音。有自走的胶轮康拜因，也有拖拉机牵引的铁轮康拜因。其中，土诗人驾驶的那台崭新的“东风”牌自动康拜因格外引人注目。中午，赛知青送饭来到地头。饭后，她走到东风旁边，好奇地看着。土诗人连忙走过来，一边带着赛知青参观，一边讲解。土诗人聪明好学，他的专业技术在青年中数一数二。
他们参观完驾驶台，又走到收割台旁边。就在土诗人讲解收割台的工作原理时，赛知青发现一处油管在滴油，便指给土诗人看。土诗人看了看，很有把握地说，“是收割台的液压升降油管接头有点漏油，小毛病，我把它紧紧就行。”他爬上驾驶台，把收割台升起来，然后拿了扳子跑下来钻到收割台底下。
姑娘蹲在收割台边上，探着头问：“用我帮忙吗？”“不用！”小伙子躺在收割台下面，看到了姑娘那个被裤子包得很紧的屁股。
土诗人咽了口吐沫，找到那个漏油的接头，用扳子紧了紧，但蓝黑色的机油仍在一滴滴流出。他见那接头螺母已经紧到头，便往回拧，想松下螺母看看，是不是垫圈坏了。然而，他忘记用“千斤顶”把收割台支上。结果，他还没把螺母完全松开，油管里的高压机油就喷了出来。沉重的收割台失去支撑力，一下子落下来，压到土诗人的身上。只听土诗人一声惨叫，便没有了动静。
赛知青吓坏了，过了一阵子才叫出声来。在地头休息的人们听到喊声，急忙跑过来。当人们抬起收割台并把土诗人拖出来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人们立即用“铁牛55”牌胶轮拖拉机把他送往场部医院。
土诗人醒来时已是黄昏。他的腹部被收割台横梁压了一下，好在没有内伤，但他的右前臂骨折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圈红红的赛知青——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用右手擦擦眼睛，但发觉右胳膊已经被固定住了。他这才想起中午发生的事情。
人们见土诗人醒了，都围上来，询问，安慰。然而，他什么也没听见，他的耳边只有赛知青那喃喃细语——“都怪我……”
在土诗人住院的那几天里，赛知青几乎天天来看望他，而且经常流下歉疚的眼泪。
土诗人右臂的骨折处接上了。几个月后，石膏拆掉了，右臂也慢慢地恢复了功能，但是不能吃力，动作也不灵活，算是留下了一点残疾。然而，他却觉得这次受伤很值得，因为他得到了赛知青的爱——至少他自觉如此。
大镐棒也认为兄弟挺有福气——虽然挨了一砸，但是得到一个漂亮姑娘。不过，事情并没有按他希望的那样发展。几个月后，他发现兄弟与赛知青的关系又凉了。他知道还有几个小伙子在追求赛知青，便劝兄弟主动进攻，但兄弟总是苦笑着说“算啦”。他问兄弟为啥，可兄弟从不正面回答。看着兄弟的性格由内向转为孤僻，大镐棒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198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大镐棒还没有起床，就听见李青山家那边有人喊叫，声音很凄惨。他急忙穿上衣服走出来，正好土诗人也从对面出来，他们就一起来到臭鸡蛋家。李家的房子和郑家的一样，也是一明两暗。中间有一盘炉灶，一张方桌和各种杂物。东边一间住着臭鸡蛋，西边一间住着赛知青。进屋后，他们看见臭鸡蛋坐在西屋地上大哭，再看炕上——赛知青下身裸露，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大镐棒觉得不好看，就走到炕边拉过棉被盖在尸体身上。土诗人则呆呆地站在旁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时，院子里又来了几个邻居，乱哄哄的。后来，公安局的人也来了。
当时正好有县公安局的两个侦查员住在农场办案，为首的名叫谷春山，是个科长；另一位名叫吴鸿飞，是个大麻子。据说，他们办的是个大案子，政治性的。被审查的人名叫肖雄，是个老右派的儿子。此人浓眉大眼、身材高大，但是不爱说话、憨头憨脑，人送外号“傻狍子”。他原来在农场开胶轮拖拉机，可那一阵子老往外跑，不正经上班。傻狍子也是赛知青的追求者，而且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有人甚至说傻狍子和赛知青的对象关系已经“铁”了。
公安局的人来到之后就封锁了现场。不过，还有好多群众在远处围观。后来，公安局又来了一辆车，还带来些仪器。那天下午，很多人被叫到场部办公室去问话，包括郑家兄弟。问话内容主要是关于赛知青与小伙子们的关系以及被询问人头天晚上的活动情况。
大镐棒和土诗人头天晚上一起在家吃的晚饭。饭后，土诗人一人回到自己屋里看书，大镐棒就和媳妇玩牌九。其间，大镐棒外出解手看见弟弟的屋里亮着灯。他大概十点钟睡的觉，上炕前他还喊弟弟早点睡觉，土诗人答应说“就睡”。
此时，各种传言在农场里不胫而走。据说，公安局的法医检验了赛知青的尸体，认定她死前曾经和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处女膜是陈旧性破裂痕，而且全身上下没有伤痕。赛知青早就不是大姑娘啦——这在滨北农场可是个爆炸性新闻！于是，大家纷纷猜测谁是有幸和赛知青干过那种事情的人。有人猜土诗人；有人猜傻狍子；还有人猜别人。有人甚至能数出十几个可能和赛知青相好过的男人，而且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后来又传出消息，法医无法确定赛知青的死亡原因，可能是窒息死亡，也可能是过度兴奋诱发心脏病而死亡。于是，大家又议论纷纷。有人说，一定是强奸赛知青的那个男人整得太狠了，生把人给整死了；也有人说，赛知青大概是跟相好的偷情过度，犯病死的；还有人说，赛知青可能和那个男人采用了特殊的性交姿势，因为女人用特殊的姿势干那种事情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总之，这个案件成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在那些谈论的人中，既有同情惋惜的，也有幸灾乐祸的。
案发后第三天上午，土诗人被警察叫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让他去验血型。下午，大镐棒又被叫到办公室，询问他的就是公安局的那位谷科长。谷科长反复问他当天晚上的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而且特别追问了土诗人的情况。大镐棒意识到警察已怀疑他的兄弟，便一口咬定说土诗人那天晚上和他们一起打牌九，一直没有出门。然而，当天晚上，土诗人被公安局抓走了。大镐棒四处奔走，打听消息，但只知道弟弟是强奸杀人的嫌疑犯。
几个月后，土诗人的案子要审判了，大镐棒才得知一些内情。现场有一个削了一半皮的苹果，旁边的水果刀上有血迹，大概是削苹果的人没留神割破手指留下的。赛知青的手上没有伤口，而土诗人的右手食指上有伤口。经过检验，土诗人的血型与那水果刀上血迹的血型相同，与被害人阴道内精液的血型也相同。另外，臭鸡蛋作证说他头天晚上喝了酒，吃完饭就睡了，半夜起来解手时看见一个人影溜进郑家的院子，很像土诗人。根据土诗人与赛知青曾经有恋爱关系的事实以及上述证据，公安局认定土诗人就是强奸杀人犯。经过几番审讯，土诗人终于承认了。
在法庭上，大镐棒看到了戴着镣铐的土诗人。他冲弟弟招招手，但是弟弟神情漠然，没有任何反应。在审判过程中，土诗人几乎一直低垂着头，只是在回答法官和检察官的提问时短暂地抬一下头。后来，法院判了死缓。宣判之后，大镐棒去看守所见到土诗人，他劝弟弟上诉，但是土诗人没有上诉。
土诗人关进监狱之后，大镐棒觉得没脸在农场干下去，就一人外出闯荡。他来到哈尔滨，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瓦工。他脑瓜灵活，敢说敢干，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混乱环境中如鱼得水。几年之后，他就当上了包工头，后来又开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在哈尔滨完成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开始闯入北京的大市场，并且很快就站住了脚跟。目前，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把老兄弟救出来，以慰父母在天之灵。第3章刻骨铭心的初恋
坐在前往哈尔滨的飞机上，洪钧无法让自己的思维集中在郑建国的案件上，因为一个姑娘的相貌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哈尔滨牵连着他的初恋情人——
……肖雪来自哈尔滨，是人民大学法律系最漂亮的女生，而且多才多艺，因此校园里有很多追求者，包括洪钧。肖雪大概喜欢被多位男生同时追求的感觉，所以迟迟不做抉择，让那些男生忽而神魂颠倒，忽而六神无主。在肖雪的两个主要追求者中，洪钧并没有占到明显优势。虽然那位学生会主席郑晓龙没有洪钧的高大身材和英俊相貌，但是他有着哲学家的思维和外交家的口才，而且很善于利用同学之间的关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洪钧和郑晓龙没有公开宣战，但是二人心照不宣，都很执著地投入到这场竞争之中。为了得到肖雪的青睐，洪钧不惜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他并不怎么喜爱的舞厅。肖雪很欣赏洪钧的风度和学识，但她竭力对二位“候选人”一视同仁。为了参加北京市高校自行车比赛，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外出练车，因而就需要陪练。洪钧和郑晓龙便轮流承担这项任务。
那天晚上，颐和园背面的公路上空荡荡的，只有秋风在追逐落叶。路两旁黑蒙蒙的，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一棵棵高大的杨树，伸出张牙舞爪的枝干，随风发出战栗的声响。
洪钧望着肖雪的背影，双手紧握车把，两旁的树干和路灯飞快地向后滑去，但是两人的车距仍在拉大。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似乎很有些得意。他便把屁股抬离车座，低着头，拼命追赶。突然，一声惊叫伴随着“咔嚓啪唧”的声音飞进他的耳鼓。他忙抬起头来，在看见她倒地的同时，也看见一根粗绳悬空横拦在面前。他急忙双手捏闸，但惯性仍推着他向前冲去——车被绳索兜住，他却飞了出去。摔倒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肖雪，便忍着身上的疼痛，爬了起来。
正在这时，从路旁的大树后面走出两个人，其中一人手中拿着一把片刀。他没有多想，弯腰抓起肖雪那辆轻便自行车便向两人抡去，持刀人躲闪不及，被前轮打了一个跟头，手中的刀也掉了。另一个小子躲了过去，但是他抡着自行车转了一圈，第二下又把那人打了一个大马趴！虽然他不很强壮，但毕竟身高一米八。那两个小子大概摔得不轻，而且从没见过如此拼命之人，便连滚带爬地跑进黑暗之中。
肖雪摔了一下，有些发蒙，此时清醒过来，见洪钧仍然在抡着自行车转圈，忙叫了一声。他这才停住，气喘吁吁地把车放到地上。然后，两人骑上车，逃回人民大学。
由于人民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校园被“二炮”占去了一部分，所以没有正规的体育场，只在东门内有一个小体育场。体育场中间是个短小的足球场，周围是一圈300米的跑道，都是土质的。天气干燥的时候，同学们在场上踢球，那尘土飞扬的场面，真像鏖战沙场。
进了人民大学东门，他们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两人缓缓地骑车绕过体育场，把车停放在灰楼前，然后并肩走到对面杨树下的双杠旁，面对面站着。
他借着昏黄的路灯，在肖雪的眼睛里看到了热情的目光。他犹豫了一下，抓起肖雪的双手，拉到自己的胸前。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她的手，也是第一次离她这么近。
肖雪没有抽回自己的手。
清凉的夜风吹着他发热的身躯。黄色的路灯在黑色的树叶间闪烁。
肖雪仰起头来望着他的眼睛。他明白了，低下头去轻轻地亲吻她那柔润的嘴唇——他感到有一股电流通过身体传到心脏，使他的心跳比抡车时还快。
第二天，洪钧和肖雪到海淀区公安分局报了案，并得知最近在该地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类似的“绊马索”抢劫案，市公安局二处大案要案科的侦查人员已经介入，决定并案侦查。没过多久，他们得知该案告破，据说还很有偶然性。侦查人员在蓝旗营一带“摸底排队”时发现了一个嫌疑人，但是这个人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而多名被害人都声称那两个抢劫犯身材高大，所以侦查人员准备放弃这个线索。然而，一名侦查人员到该嫌疑人家最后核实情况的时候，在院门口一间小屋的窗台上看到一个公共汽车的窗玻璃摇把。他记得一名被害人曾说自己是公共汽车司机，在被抢的背包里就有一个摇把。于是，他“偷”走了那个摇把，立刻找到那名被害人进行辨认。得到确认之后，侦查人员连夜抓捕了那名嫌疑人，经过突击审讯，很快就获得了认罪的口供。随后，侦查人员又抓到了另一名嫌疑人，并提取到相关的证据。至于那个摇把，侦查人员悄悄送了回去，然后经过正式搜查，“转化”为合法的证据。
洪钧和肖雪对两名抢劫犯的身高也有不同的印象。洪钧认为那两个人身材不高，但是肖雪认为那两个人身材高大。后来，在犯罪侦查学的课堂讨论中，两人还以此为例来说明人的感知差异。老师解释说，当被害人处于恐惧的心理状态下，而且是在昏暗的路灯下趴在地上看到持刀站立的抢劫犯时，往往会对身高做出错误的认知，即认为对方很高大。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被害人感知误差的案例。那次课堂讨论之后，洪钧“英雄救美”的故事便在同学中流传开来，二人的恋爱关系也就此得到了公开。
郑晓龙找到洪钧，郑重其事地用广东普通话说：“祝贺你，运气不错的啦！不过，你可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告诉你，如果你掉以轻心，再给我可乘之机，我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啦！”
洪钧也一本正经地说：“晓龙兄，承让了。不过，我既然得到了，就不会再给你机会。你就放心吧！”
1985年的春天，洪钧和肖雪都考取了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在等待入学那段时间里，他们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在为毕业分配工作而忧虑和奔忙，他们则因考取了研究生而省去了这份烦恼。每天晚上，他们一起去散步、跳舞、看电影、逛公园。他们要充分地享受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以便用充沛的精力和良好的心态去迎接下一阶段的紧张学习。诚然，最大的幸福还在于他们沉浸在热恋之中。
这一天的晚饭后，洪钧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东门内小花园的假山下等候肖雪，当然他也没忘记带着那个背英语单词用的小本。抓紧每一点零碎时间来学外语，这是他英语成绩名列前茅的诀窍。六点半，他的眼睛开始频繁地向通向花园入口处的小路望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频率不断提高。十分钟过去，他的目光已不再回到手中的小本上，又过了十分钟，他开始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七点钟，他终于沉不住气了——肖雪有时也故意来迟，但从没有超过一刻钟。他走出小花园，向女生宿舍楼走去。他担心肖雪得了病，正躺在床上等他。然而，他从女生宿舍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肖雪在晚饭前和一个男青年一起出去了！与肖雪同屋的一位女生还对他说：“嘿，洪钧，可别让人家把你的肖雪拐跑啦！”
这天晚上，洪钧失眠了。
第二天上午上课，肖雪踩着铃声跑进教室。课间休息，肖雪把洪钧叫到走廊尽头，抱歉地说：“昨天晚上让你白等了，真对不起！”“你到哪儿去啦？我一直在你们楼下等到十点钟，你都没回来！”洪钧若无其事地说。“一个老同学来找我，有点急事。”肖雪诡黠地笑了笑。“老同学？男的还是女的？”洪钧显得漫不经心。“你咋这样？”肖雪瞪圆了眼睛。“我……”洪钧有些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上课铃响了，他们匆匆向教室走去。快到门口时，洪钧急忙说了一句，“晚上见！”
晚饭后，洪钧又来到花园的假山下。他也觉得自己上午的表现有失风度，便准备好一大堆自我批评的话语。
六点半，洪钧看到肖雪急匆匆地从那条小路走来。此时，他的心里已然没有任何怨气，他愿意接受肖雪给他的任何解释，便迎上前去，满脸笑容地说：“你今天很准时！”“不过，我马上就得走。”肖雪说话很急，还看了一下手表，“我怕你又等我，所以来告诉你一声。”说着，她转身就要走。“你上哪儿去？”洪钧又乱了方寸。“别担心，我明天再告诉你！”肖雪几乎是小跑着走了。
洪钧觉得百无聊赖，就想去政法大学找同学消磨时光。他骑车来到校园东门，突然看见了站在门外杨树下的肖雪。他本能地退到铁栅栏后面。只见肖雪向北方张望着，而且不时地看看手表。一丝醋意从他的心底油然升起。
一个身材魁梧戴着墨镜的男青年走到肖雪面前。由于距离较远，且光线昏暗，他看不清那人的相貌。只见肖雪和那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两人向南面的汽车站走去。
他的心里突然萌生了跟踪的念头。虽然他觉得这不够绅士，但欲望是那么强烈。他在一阵内心挣扎之后，推车出了校门。
肖雪二人上了公共汽车。他骑车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时而猛蹬，时而捏闸，还在一个路口闯了红灯。当汽车来到紫竹院公园时，他看见肖雪二人下了车。虽然此时天色已黑，但是他毫不费力地在下车的人中分辨出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存好自行车，远远地跟在肖雪他们后面走进了公园。
夜幕下的紫竹院公园显得格外宁静。小路上稀疏地走着一双双恋人。肖雪和男青年并肩向湖边走去。此情此景，那股酸溜溜的滋味再次从他的心底升起。
肖雪二人在一块山石下停住脚步。他就藏在一个树丛后面，借着远处的路灯观望着。肖雪从挎包里取出一些东西交给那个男人。男人说了很多话，似乎在解释什么。后来，肖雪突然趴到那个男人的肩上，轻声哭了起来。
洪钧失魂落魄地走出紫竹院公园，茫然无知地回到学校。但是，当他走过体育馆旁边的餐厅时，见二楼上仍然亮着灯，便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他买了一瓶啤酒和一盘凉菜。虽然他平常不喝酒，但此时却很想喝酒。一瓶啤酒下肚，他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就又去买了一瓶。喝完第二瓶之后，他已经不难过了，摇摇晃晃地走出餐厅，一路行军一路歌地走回宿舍。
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醉酒之后，洪钧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他的腿还有些发软，他的头还有些晕眩，但是他挣扎着去水房用凉水洗了把脸，他觉得大脑清醒多了。同学说要去给他买饭，他谢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食道里仍然有什么东西在涌动。他喝了点开水。
他记得肖雪曾说过今晚还跟他约会之类的话，便决定再到小花园去一次——当然是最后一次。他拿出电动剃须刀，坐在床边，对着一面小镜子把脸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又拿出一把梳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经过这一天一夜的磨难，他觉得自己已经解脱了。他想好了要对肖雪说的话。他决定自己这次一定要表现得“特绅士”。他穿好衣服，又擦去皮鞋上的尘土，看了看手表——已经六点半了。他微笑了一下，心想，这是他在与肖雪的约会中第一次迟到，或者说，第一次这么从容。
当他来到小花园时，肖雪已经在假山下等候他。见他来了，肖雪迎上前，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今天上午也没去上课。你的脸色咋这么白？病了？”
洪钧避开肖雪的目光，看着旁边树枝上那刚刚伸展开的嫩叶，用异常平静的语调说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然，回不回答是你的权利。”“啥问题？”肖雪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洪钧。“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洪钧的目光从肖雪的头顶越过。“去看了一个同学。”肖雪的声音有些犹豫。“同学？还是前天晚上来找你的那个同学？”洪钧的目光终于落在了肖雪的脸上。“不，不，是个……女同学。她病了……”这次是肖雪避开了洪钧的目光。“算了，肖雪。你不会撒谎。其实，这没有必要。”洪钧的嘴角留下一丝轻蔑的微笑。“我哪儿撒谎啦？”肖雪只能被动地防守。“你能告诉我那个男的是谁吗？”洪钧毫不留情地乘胜追击。“哪个男的？”肖雪的嘴只是本能地启动了一下。“就是在——”洪钧犹豫了一下，没有讲出“紫竹院”三个字——“前天下午到宿舍去找你的那个男的。”“他呀，噢，他是我原来在哈尔滨的一个同学。你还在为前天晚上的事生气啊？你可真是的！”肖雪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机会。“不，一切都过去了。”说到此，洪钧停顿了一下，然后郑重地背诵了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那首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的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记忆。’肖雪，一切都过去了，我将会永远记住你带给我的美好时光。再见，祝你们幸福！”
洪钧故意把“你们”两个字说得很重，然后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听见肖雪在后面叫他——“洪钧”！
与肖雪分手之后，洪钧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之中。他拼命学习英语，大量阅读专业书籍，并开始给学术刊物写文章。他要用专业学习的压力来转移失恋的痛苦。他试图让自己忘记肖雪，忘记那些幸福的时光。但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的眼前就会浮现肖雪的身影，他的耳边就会响起肖雪的声音。他无法欺骗自己，他对肖雪的爱已经深深植入心底。他后悔了，后悔自己不该逞一时之气而与肖雪分手。他对自己说，即使肖雪过去有过男朋友，即使肖雪向他隐瞒了这个事实，只要肖雪现在爱的人是他，他又何必在意呢？现在，只要肖雪愿意回到他的身边，他就可以原谅一切。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潜伏着一个朦胧的希望——肖雪会回来的，他只需耐心等待。
然而，洪钧在阅览室里看到了并肩而坐、窃窃私语的肖雪和郑晓龙。他情不自禁地把责问的目光投向肖雪。肖雪也把目光投了过来，但是并没有停留在他的身上，而是穿越过去，似乎他的身躯只是一层稀薄的空气。郑晓龙也看到了他，慢慢地冲他点了点头，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洪钧忍无可忍地走了出去。他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真想立刻把肖雪夺回来；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低下自己的头。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宽慰自己，别着急，他和肖雪还有三年共同读研的时间，而郑晓龙已经决定回广东工作了。他还有机会。
然而，洪钧又听到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肖雪决定放弃读研的机会，回哈尔滨工作！同学们劝她，老师也为她惋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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