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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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中日相互报道的难点与误区试读：
正文
我今天想和大家谈谈中日两国相互报道的难点与误区，即两国相互报道的困难之处，以及双方的报道容易产生摩擦、有碍彼此相互了解的地方。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得介绍一下日本大众传媒的一些特征。诸位对于中国传媒的特征与基调都很熟悉，应该说是比我还熟悉；所以今天，我将重点放在探讨日本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及其特征。
先谈谈战后日本大众传媒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说，日本是“传媒大国”或者“新闻大国”，相信谁都不会否定。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从普及率或者报纸的发行量等来看，日本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三家大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报份是惊人的。《读卖新闻》的发行量是一千万份左右，《朝日新闻》的发行量超过八百万份，《每日新闻》接近四百万份，所以说日本是“传媒大国”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传媒大国”日本的大众传媒在舆论宣传方面，当然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上述三家大报的发行总量差不多是全日本报纸发行量的百分之四十，如果再加上《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这五家大报的发行量占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一半以上，再加上每家报纸都跟各电视台等还有着系列经营与合作的关系，因此如果媒体开展某项报业宣传活动（press campaign），肯定对民众起着巨大的作用。
谈到媒体的舆论作用，中国大陆及不少中国境外的华文媒体，经常使用一个词叫做“舆论导向”。而在日本，不叫“舆论导向”，叫做“舆论诱导”。我个人认为，舆论诱导比舆论导向更加形象。为什么呢？望文生义，大家看到“诱导”这两个字时，就会明白它其实是含有诱惑你、引导你的意思，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认同媒体的某些论调，因此，同样使用汉字，日文“诱导”这两个字比中文的“导向”还更加生动些。
一、“传媒大国”舆论诱导三大法宝
那么，日本的大众传媒是通过什么方式展开舆论诱导的工作的呢？我曾在我的著作中和不同场合介绍过。一般而言，日本的新闻学者将它归纳为下列“三大法宝”，就是通过这三大法宝来引导民众的舆论。
第一个法宝是“划一性”。所谓“划一性”，最接近中文的说法就是统一口径。日本媒体的统一口径，从其功能而言，我想在全世界应该是排名第一的，当然，在中国或者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也会看到媒体统一口径的情况，但是这个统一口径和日本传媒的统一口径还不是一回事。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有着其独特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有关记者俱乐部这个话题因为比较细，也比较错综复杂，今天我就不开展了。总之，划一性或者说统一口径是日本大众传媒诱导舆论的重要手法。
第二就是“集中豪雨式”的报道方式。所谓“集中豪雨式”用中文来说，就是“倾盆大雨式”，即铺天盖地的报道。每当一个事件发生时，日本大众传媒就会采取统一口径而又铺天盖地的报道方式。比如说不久前发生的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日本的主流媒体不管是哪一家大报，从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乃至倒数的各个版面（末页的电视、电台节目表除外）集中同一个话题，通过各种方式来报道。至于各家电视台，更是从早到晚反复播映。
第三个特点就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倾向于采取激情主义的报道态度。诸位同学大多数都是新闻传播专业的，那么你们肯定会接触到西方新闻学的两个名词：一个是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这些以政治经济等硬性新闻为主的高级报纸。一个是像《太阳报》（The Sun）偏重社会新闻的大众报纸。大众报纸和高级报纸的最大的区别是，大众报纸为刺激报份，不惜采用煽情的手法，不怕惹官司，有时也不是很负责任，它只要能够有卖点，什么都可以报，都敢报。而高级报纸就是所谓高素质的报纸，经常出版的纸张有限，报份也有限，它是以政治经济新闻为重点、面向社会精英的报纸。如果以西方高级报纸的严格定义来要求日本的话，那日本没有一份报纸称得上是高级报纸。因为哪怕是最严肃的《日本经济新闻》或者是《朝日新闻》，它在任何大事件，比如绑票等社会新闻上也都采取激情主义而且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这样的报道方式实际上就已经否定了它成为quality paper的可能性。当然，有些日本学者或者报人不服气，他们认为《日本经济新闻》或者《朝日新闻》乃至《读卖新闻》应该算是高级报纸，它只是有别于西方高级报纸的定义。何况日本报纸为维持其庞大的发行量，必须迎合各方面读者的兴趣和要求，他们声称日本的大报是大众型的高级报纸。但这种看法也是有争议的。
总之，通过上述三大法宝，日本社会在任何事件任何时候发生后的短暂期间之内就很容易形成某种“舆论”。不管是所谓“毒饺子事件”或者说撞船风波之后，你问十个日本人，十有八九都会告诉你相同或者相似的看法。因为，他们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彼此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他未当首相之前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在战前，日本因为有国定教科书（就是统一的国家指定的教科书），日本国民容易盲从政府，政府一说什么大家就信以为真了。但是，在战后，非常令人惋惜的是，取而代之的是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媒。因此他的结论是不管是在战前还是战后，日本人仍然是“金太郎糖”。所谓“金太郎糖”是以金太郎的脸孔图形为模而制成的糖果。这个糖果是不管从哪个横切面去切它，它的图形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的民众不管看哪一家报纸，哪一个电视台都接受了媒体统一口径的“舆论诱导”，人人都成为没有个性的“金太郎糖”。如果你今天去问撞船事件究竟是谁错，答案肯定是中国错。为什么错？他们回答的理由也会一模一样的。你问一百个人，大概九十九个会给你同样的标准答案。因为这是在媒体统一口径、既煽情而又铺天盖地的报道下形成的“舆论”，所以宫泽喜一认为这是日本的强处，也是日本的弱处。强处是指什么问题大家都不必花太多时间去争议，就能达成共识（特别是对外的态度）。
接着，我想跟大家介绍战后日本大众传媒和政府、官界与商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大众传媒经常自认为是一个舆论监督的机构，也对“政官商”铁三角关系有所抨击，指责日本的政、官、商三者相互勾结。这里的“政”是指政治家，“官”是指官僚机构，也就是公务员；“商”是指财界、大企业。大众传媒认为它们在铁三角之外，负起监督铁三角的任务。但其实日本大众传媒也密切参与其中，而被认为是“铁四角”关系。
也许最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是前首相羽田孜的一番话。1993年，羽田孜和小泽一郎退出自民党、另组新生党时，有日本记者问他：“羽田先生，你为什么要离开自民党？”羽田回答道：“因为自民党太腐败了。”记者接着问：“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们自民党是怎样的腐败？”羽田孜回答了一句其实记者们谁也都心知肚明的话：“你们知道的并不比我少。”后来这名提问的资深政治记者就写了一本书，说他当时恍然大悟了，其实自己并不是在这个体制之外。这个体制并不是“铁三角”，而是紧密挂钩的“铁四角”关系。在日本独特的记者俱乐部体制之下，媒体人跟政界、官界与财界，或者说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实际上是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二、“国益论”、“自我中心”与大国意识
以上是指日本大众传媒统一口径及其煽情与铺天盖地的报道倾向与特征。那么，日本的国际新闻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把它梳理为以下三大点。
第一点是“国益论”优先。留意日本舆论动向的人士不难发现，哪怕日本国内不论有着多大的争执，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只要有人搬出“国益”——“国家的利益”的主张，就能转移国内的视线，把矛头一致对准外部。这里的“国益”当然是应该加双引号的，因为所谓“国益” （national interest）到底是什么，颇有争议性。认真而言，在很多的情况下，它与其说真的是为了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不如说是旨在维护当权者的利益。所以每当和外国发生争执，特别是领土纷争时，如果仔细阅读日本报章，就会发现很少有人会去认真探讨在历史上它是谁的领土，在国际法中究竟谁的说法站得住脚。日本主流媒体总是会率先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坚持“国益论”优先的立场。
第二个特征是“自我中心”。一条新闻是不是要报道，是不是要追踪，日本主流媒体首先考虑的是，这条新闻与日本、日本政府、日本人或日本企业是否有关系。从我在60年代到日本念新闻系到后来在大学教新闻学的几十年里，不少新闻学的老师都会经常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报人也不止一次自我反思过。这例子就是当飞机失事等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主流媒体第一时间都要问是否有日本人在里头。假如上午八点钟的头条新闻是这架飞机失事，但到了九点钟如果发现旅客中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条新闻可能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每个国家像新加坡、中国的传媒也会同样关心自己的同胞，但像日本那么彻底的还是少有。比如说，在“9·11”事件发生当天，我从清晨就一直在看着电视，但是我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纽约国际贸易中心某层有五名某某日本银行的职员失踪，这五个人的名字每隔一个时段就反复地重播，记忆力好的人都可以把那五个人的名字记下。当时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日本这五个人的安危备受关注之外，其他国际人士的消息始终没有被报道。
第三个特点就是强烈的大国意识。凡是谈到亚洲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大众传媒首先浮现其脑海的，不是别的，就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先进国。这个大国意识非常强烈，可以这么说，在日本人眼中，日本在亚洲理所当然就是老大。如此这般抱着大国意识的报道方式，不仅体现在战前歌颂“赫赫战果”的年代，哪怕是在当年打了败仗的时刻，和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丧失20年”的今天，基本情况都没有改变。
三、“西藏”牌、“毒饺”牌与“抵制奥运”牌
接下来，围绕着以上特征，我想围绕两个具体例子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是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时日本报道的倾向；另一个是想谈谈有关撞船风波后日本国内的舆论造势。
先谈谈2008年日本大众传媒的舆论诱导攻势。谈起2008年，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对，北京奥运会。在2008年5月也就是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