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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2 23: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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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超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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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工业区更新的评价方法与体系:基于产业发展和环境风险的思考

城市老工业区更新的评价方法与体系:基于产业发展和环境风险的思考试读:

前言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城市中不同功能地区的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是这些功能区的不断兴衰演化,构成了城市更新的主要动力。工业区作为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建设之初就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传统工业城市而言,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现代以来,国际城市发展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着产业的变迁而演化的。工业化早期,许多国家的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经济,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业区则构成了城市空间的主体,并优先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规模。20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经济开始迅猛且稳固地增长,城市制造业经济达到最终成熟,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开始从城市中分离出来,金融、贸易、科技、信息与文化等服务业日趋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这一趋势导致过去在制造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结构性衰落,造成日益严重的城市用地大量闲置和废弃问题,出现了“逆工业化”现象,一些曾经强盛无比的传统工业中心逐渐解体和衰退。为了给老工业区注入新的活力并获得经济上的复兴,发达国家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与再发展,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功完成产业转型并再度实现经济复兴。

中国的工业发展肇始于清末的洋务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内忧外患,有了初步的发展基础。但大规模、有规划的工业化建设还是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80年代以来,经过30年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工业生产部门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竞争,城市老的国企和地方企业原有的生产与管理模式在新的经济框架下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老的工业基地经济开始萎缩,出现了功能性和结构性的衰退。进入21世纪,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年中国即将走完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这一过程符合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般特点,城市产业布局、类型、结构的重构和转型也将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退二进三”“退二优二”必然成为城市建设特别是旧城更新的重要主题。

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相交织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和城市形态的深刻变革,使老工业区成为城市更新领域中的重点。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重点集中于宏观经济、微观建筑改造,对国外经验的探讨也多是孤立的案例分析,整体上既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架构,也缺乏能够切实指导实践的方法体系,造成目前更新改造途径单一、再发展用途随意的现状。为此,本书以城市老工业区为研究对象,对老工业区衰退和更新的内在机制、类型模式、西方经验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从综合现状、产业发展、环境风险、更新模式等方面探索老工业区更新的综合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建立老工业区更新过程的“现状—目标—决策”评估模型,并从更新制度、更新目标、管理体系等方面确立老工业区更新的方法体系。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明晰研究对象的概念范畴,概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第2章概括了发达国家老工业区衰退的一般规律,并回顾了我国老工业区发展的阶段特征。

第3章从经济、社会、环境和空间四个层面分析老工业区衰退的表征,提出资源性衰退、结构性衰退、体制性衰退、政策性衰退和空间性衰退构成了老工业区衰退的五大机制。

第4章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差异,指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市空间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城市中心范围的扩大化、房地产市场、新技术和交通的发展、城市事件是推动城市老工业区更新的六大“外生性”和“内生性”力量。同时,发展梯度、规模等级、集聚形态,以及现有的土地政策导致了老工业区更新的不同差异。

第5章概括了我国现行老工业区更新的模式、问题与障碍。在整体战略层面常采用的是整体经济的转型战略,在中观层面有“退二进三”“退二优二”等战略选择,在微观层面则有“中心区化”“艺术区化”“公共物品化”等更新模式。但总体上还普遍存在认知性缺陷、制度性缺陷和技术性缺陷。

第6章是对发达国家老工业用地更新的模式研究和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多以经济复兴、功能转型、环境提升、遗产保护、社会建构等作为更新目标,其完备的法律框架、完善的制度建设、丰富的金融工具、先进的技术储备和多方的参与机制是达成目标的重要保障。

第7章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综合现状评价、产业发展评价、环境风险评价、更新模式评价等四组评价模型,构建老工业区的综合评估体系。

第8章从立法、规划程序、项目评估、金融支持等四个方面形成老工业区更新的制度保障,并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构建产业复兴、布局优化、用地调整、环境改善、风险管理、遗产保护等六大目标体系,从规划编制程序、数据库构建、污染风险分级、土地修复技术等方面构建管理体系。

第9章以郑州西部老工业基地更新、广州后航道仓库码头区保护更新、杭州重型机械厂改造等三个案例,验证不同层面和目标导向的老工业区更新规划的方法。

第10章是本书的研究结论以及尚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罗超2015年3月于苏州1相关理论研究综述1.1相关概念

1)老工业基地

老工业基地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名词,而是在长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通俗名称。“所谓老工业基地,是指那些在长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区域经济或全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工业集群区域或城市”; “老工业基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适应全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形成区域经济或全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业集聚区,亦称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些工业基地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为国家乃至世界工业化做出伟大的历史贡献的同时,自身的结构水平、技术装备水平呈现老化落后的状态”。由此可见,老工业基地是宏观区域背景下的概念,目前我们所说的我国老工业基地,主要是指那些新中国成立以前及成立之初所形成的对工业化起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地区和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东、中、西三个地带。

2)城市老工业区

这是一个范畴更为宽泛的概念,可理解为在长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地方或区域,乃至全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业集群区域。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外大量有关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的理论与实践中,尚未有与“城市老工业区”完全对应的概念,由于发达国家在此领域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开发程序和监管措施,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需首先明确其相关概念范畴。国外文献中常见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棕地(Brownfields)、受污染土地(Contaminated Land)、废弃地(Derelict Land)、锈带(Rust Belt)、已开发土地(Previously Developed Land)、闲置地(Vacant Land)、工业地段(Man-ufactured Sites)等,其中“棕地”和“受污染土地”是法定概念,具有准确的法律解释,而废弃地、锈带、闲置地、工业地段则与“老工业区”类似,是通俗名词,使用中要加以界定。这些概念的共同点就是,其所涵盖的内容都与“城市老工业区”有重叠或交叉。

3)城市老工业用地

城市老工业用地是指城市建设区内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用于工业生产用途的土地,所涵盖的时间概念与“城市老工业区”相同,在本书中是指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工业用地的统称,其概念含义更为广泛,既包括集聚度高的老工业区,也包括集聚度较低、分散分布在城市空间中的小块老工业用地。

4)棕地

目前在世界范围广泛使用的“棕地”一词并无统一的定义,以参照美国和英国的定义为多。“棕地”一词本身并不反映工业空间的集聚状态,而关注污染程度及由此带来的开发障碍,其含义可理解为与“污染的工业用地”类似。在美国,“棕地”是一个法定概念,美国环境保护署于1997年将其定义为“遗弃、闲置或未充分使用的工业和商业设施,在扩张或再开发中因真实存在或可能的环境污染而复杂化”,实质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① 受污染的土地。当前或以前使用的,存在实际或潜在危害健康或环境的土地。② 废弃地。受到工业或其他发展的损害,未经处理无法使用的土地。③ 闲置的土地。以前作为生产性用途,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停止使用的土地。而在英国,“棕地”并非一个法定概念,英格兰策略联盟(English Partnerships)于2003年将其正式解释为“已开发土地(Previously Developed Land, PDL)”,与“受污染的(Contaminated)”是同义词,或综合称为“非绿地(Nongreen-field)”,与其相对的是“绿地(Greenfield)”,但“受污染土地(Contaminated Land)”是一个法定概念。此外,因欧洲各国政府体制各自独立,对于棕地的认定与规范均不相同,因此,在讨论欧洲棕地的发展时,必须就个别的国家来看。但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这些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总是包含“工业用地”的范畴,因此,其相应的更新策略、处置方法、过程监管等均有可借鉴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因严格的法制法规建设,使得棕地的再开发存在很多“禁忌”,开发商、投资者和银行因为担心可能要承担的未知责任而对棕地开发避之不及,因此,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和财政补贴等方式促进棕地的再开发活动。而我国当前的状况恰好相反,在城市用地紧缺、老工业用地区位优势凸显的背景下,加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开发商的趋利动机,使得城市老工业用地成了热点领域,开发企业趋之若鹜。理解了这一点,研究和借鉴西方经验才能更有针对性。

5)后工业化

1959年,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最先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在其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一书中对“后工业社会”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贝尔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在此书中,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五个方面的特征:①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② 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③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④ 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⑤ 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这些特征都将无一例外地对城市的功能结构、空间特征、人口分布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尤其是制造业的衰退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是导致许多城市制造业地段更新的直接原因。

1997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塑造后工业化城市》(Modelling the Post-Indus-trial City)一书中对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特征作了进一步诠释,将其归结为全球化、第三产业化、第四产业化、信息化以及向心性和多中心性等特征。

近年来,也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后工业化是一个“伪命题”,甚至认为其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认为服务业经济并没有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服务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生产与制造业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反对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反驳“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一,服务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只是统计方法上的差别,例如原来制造业内部本来就有大量从事非制造活动的工作,只是后来把这部分工作剥离出来,成立了专门的服务机构或公司,工作仍是那些工作,人员仍是那些人员,但统计数据上服务业就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第二,并非所有的服务经济都是高技术、高收入的产业,大量的服务业是低技术、低收入的行业;第三,服务业的增长既非制造业衰败的原因,也非其结果。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争论,但贝尔等人在四十年前对“后工业化”社会特征的预测与描述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信网络系统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世界趋平”的态势之下,城市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产业聚集模式、区位选择模式、人际交往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传统意义上的许多经济分析方法和城市研究方法已经失效,许多的经济问题和城市问题都已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个别的行业或区域范围之内,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后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城市老工业区更新改造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大相径庭,西方城市主要面对内城经济衰退、工业用地废弃等问题,其更新重在经济复兴和环境改善,在开发过程中非常关注环境污染整治、法律责任分摊等问题;而我国则面临城市用地紧缺、老工业区的产业功能和空间功能亟待提升转型的矛盾,更新重在产业结构调整、土地重新整合等突出问题。但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具有一般性规律,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按照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阶段不断前进,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而我国东南沿海的部分省市也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相对于工业化时期,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革,也必然深刻影响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发达国家在针对城市工业用地方面的一系列经验和教训正是我国许多城市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因此,这种差异化的发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1.2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城市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的研究最早始于欧美国家的一些城市。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导致传统的加工制造业逐渐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造成欧美国家制造业的整体衰落,进而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导致内城衰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展开了对传统工业基地的更新改造研究,迄今取得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成功地引导着衰退的老工业基地走向新生。如英国政府1977年发表的《城市白皮书:内城的政策》(Urban White Paper:Policy for the Inner City),正是以英国大工业城市持续存在的问题为焦点,指出使萧条旧城再生的关键在于旧城更新和城市发展,同时强调工业的驱动力和地方工业政策的改变对内城的复兴有着积极和重要的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的城市更新政策逐渐转向以市场为主导、鼓励私人投资,并相继成立公私合营的开发公司,重点是重新开发衰退的老工业区和仓库码头区,并依此通过了地方政府规划与土地法案。此后20年中,依据这种模式进行了大量的仓储码头、老工业地带的更新改造。此外,随着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识,城市发展更加强调人与环境的共生以及对历史文化的尊重。1996年巴塞罗那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第9届大会议题之一所提出的城市“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就包含了诸如工业、铁路、码头等废弃地段,指出这些单一用途、功能过时、具有严格逻辑的地段需要保护管理和再生。

进入21世纪,发达国家的许多老工业区更新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更新趋势上又有了新的动向,研究的内容也向纵深方向拓展,类型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目前,英美等国关于城市老工业用地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领域:① 结合案例研究的整体经济复兴策略;② 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综述及建设;③ 老工业用地再开发评估和污染治理的步骤、方法、技术;④ 老工业用地更新的社区及公众参与;⑤ 工业遗产保护与景观再生。

2000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城市白皮书《我们城镇的未来:传承城市复兴》(Our Towns and Cities:The Future—Delivering an Urban Renaissance),是英国城市政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文件,成为指导英国大城市复兴的纲领性文件。这份白皮书以罗杰斯勋爵(Lord Rogers)领导的“城市工作组(Urban Task Force)”于1999年提出的研究报告《迈向城市复兴》(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为基础,认为当前英国城市政策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复兴”。在“新城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战后英国开始推崇新村生活并强调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控制,郊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城市边缘区建设了大规模的居住区,城市以外建设了大量的零售业(如购物中心)和商务、办公园区。为了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土地使用极为浪费,并由此导致了较为富裕的人群向郊区迁移,出现了对汽车交通高度依赖的环境和设施配置,带来整体性的交通问题和土地、能源等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全球劳动力与生产结构的变化,传统制造业在英国大城市逐渐衰退,大面积的工业用地废弃,仓库、码头开始倒闭,土地抛荒,逐步造成大城市产业空心化、人口减少、环境恶化。白皮书由此认为,需要改变这种现状,恢复大城市的经济活力,同时还要克服郊区化的引力,吸引富裕群体向城市回迁,并就此提出了许多对策,强调城市文化的复兴,强调综合多目标的更新战略,强调地方政府、社区及其他参与者的合作关系,采取诸如鼓励循环使用城市土地、改进城市设计和建筑、运用税收和财政政策来鼓励开发弃置的土地等措施。《重组的增长:建构美国老工业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Retooling for Growth:Building a 21 st Century Economy in America' s Older Industrial Areas)一书全面介绍了美国老工业城市的经济振兴策略,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老工业区域与城市发展的概况,重点从各州的角度阐述对策,认为人才、市场和商业协会是老工业经济振兴的关键。此书采用指标因子的方法,以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美国302个主要的中心城市进行回归计算,确定了其中65个为经济低迷城市。随后从经济发展配套设施、人才战略、融资、经济发展实施者等几个方面提出老工业城市振兴的对策,其分析模型对判断城市相对衰退程度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欧洲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 in Europe)一书,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六个国家多名学者联合研究的成果,此书以八个典型城市为案例,概括了欧洲城市更新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认为老工业城市的衰败是欧洲诸多城市面临的迫切问题,影响欧洲城市更新的主导因素包括城市区位、区域经济、土地和建筑的使用等几个方面,而新兴的服务业则是这些城市复兴的希望和基石。欧洲国家及地方的制度和财政状况是城市更新的保障机制,在管理结构、行政过程和金融结构等几方面对城市更新产生影响。目前欧洲城市更新的管理机制主要是国家政府干预、区域政府参与、专业的代理机构主导等三种方式。城市和国家的金融结构决定了对城市更新计划的投资方式和投资力度,目前主要由国家公共基金、共有基金(非国有的)、商业金融基金(主要是私人部门)等三大部分组成。欧洲城市更新所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以教育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社会排斥、新联盟与合作、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新的问题正逐渐成熟并且在全欧洲的城市更新计划中日益成为中心问题。此书融合了欧洲城市更新研究者在各国的研究成果,用统一的编纂体例进行比较研究,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体制下城市更新的共同点及差异,借此概览欧洲城市更新的新问题、新动向、新策略。

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和休·赛克斯(Hugh Sykes)于2000年出版的《城市更新手册》(Urban Regeneration:A Handbook)是一本综合研究英国城市更新关键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著作,包含了全面理解城市更新所需要的所有基本论题,对城市更新作了全面系统的综述,包括城市更新的历史和背景回顾,环境、社会、社区、就业、教育和培训等问题的考察,集中关注城市更新的管理;有关土地使用和法规问题的思考;监督和评估等。同时,使用大量案例比较分析了北美和欧洲大陆的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讨论了未来城市更新的机会和面临的挑战。

其他国家则以美国、德国和法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为典型代表。它们针对老工业地区的衰退、土地的闲置和废弃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土地和城市:城市变化的模式与过程》(Landand the City: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Urban Change)、《已开发土地:工业活动和污染》(Previously Developed Land:Industrial Activities and Contamination)、《被污染的土地:再开发的实践与经济》(Contaminated Land:The Practice and Economics of Rede-velopment)、《城市重构:城市再开发的政治经济》(Restructuring the Cit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Redevelopment)、《棕地再开发:风景园林师·规划师·开发商》(Rede-veloping Brownfield:LandscapeArchitects, Planners, Developers)、《欧洲的城市和技术读本——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城市》(The European Cities and Technology Reader:In-dustrialto Post-Industrial City)、《城市衰败的声音——战后美国城市的命运》(Voices of Decline—The Postwar Fate of US Cities)等文献,系统地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从历史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战略层面揭示了内城老工业区的衰败机制及应对策略;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和社会公正;从城市土地使用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老工业城市闲置地、废弃地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对策等。《摩根公园:德卢斯,美国钢铁公司,以及一个公司城镇的铸造》(Morgan Park:Duluth, U.S.Steel, and the Forging of a Company Town)记录了美国钢铁公司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发展、衰败、更新的历程和这一地区如何从一个繁荣的钢铁城镇转变成一个以旅游为主的遗产公园。《锈带的生成》(TheRise of the Rustbelt)主要是以案例的方式探讨了锈带产生、发展、转变的过程,重点探讨了区域新产业的出现对锈带更新的决定性作用。《基于经验分析的棕地发展策略》(Strategies for Brownfield Development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es)、《棕地的绿色景象:四座新泽西城市的场地修复和再开发策略》(Green Visions for Brownfields:The Politics of Site Remediation and Redevelopment in Four New Jersey Cities)、《居民区中棕地再开发的公共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 in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Located in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意识形态的拉动:德国罗斯托克1990—2000年的城市更新》(Engines of Ideology:Urban Renewal in Rostock, Germa-ny 1990—2000)、《美国的生态工业园:这种实例能作为棕地重建的模范吗?》(Eco-Industrial P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Do Practical Examples Exist and Can They Serve as Models for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棕地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rown-fields)、《棕地再发展和竞争优势理论:纽约州南特洛伊城市复兴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Brownfields Re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Urban Revitalization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South Troy, NY)等博士论文,则针对传统工业城市,从整体发展策略、经济转型、城市景观、邻里复兴、公众参与、绩效评价等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后工业时代传统工业城市衰败、转型、更新与再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法律法规和制度研究方面,英国的体系最为完备和系统化,其相关的文献也很多。代表性的有《规划和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回顾》(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 Review of Law and Policy)、《土地再利用:理解棕地开发的法律景象》(Recycling Land:Understanding the Legal Landscape of Brownfield Development),这些文献系统阐述了英国有关“棕地”和“受污染土地”的更新和再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法规问题,这些法律法规确定了土地循环使用的制度框架,是项目运作的基础。

针对老工业区更新的技术层面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工业废弃地环境保护、大地景观、废弃工业建筑改造等领域。1998年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出版的《生产场地:后工业景观的反思》(Manufactured Sites:Rethinking the Post-Industrial Landscape)一书,汇集了对废弃地更新的科学、环境、技术和设计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实践,重点介绍了废弃地更新的技术和设计实施的战略。

工业遗产保护领域也有不少专著。肯尼斯·鲍威尔(Kenneth Powell,1999)的《旧建筑改建和重建》(Architecture Reborn:The Con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Old Buildings)一书系统介绍了旧建筑再利用的发展状况、意义、策略和手段。《产业建筑:保护与更新》(Industrial Buildings:Conservationand Regeneration)是工业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的一本重要著作,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衰退、废弃工业用地态度的转变,并结合若干场地与建筑的再利用案例,如港口、海军船坞、机场和军事用地等在重建方面的努力,阐释了工业建筑保护与更新的哲学思想。书中分析了工业用地的区位、企业本身、新产业、旅游业在工业建筑保护与转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老的工业建筑找到新功能是保证项目成功的核心。《理解历史建筑的保护》(Understanding Historic Building Conservation)是关于历史建筑保护的综合性文献,其中第六章《历史性工业地段的可持续再利用》(Sustainable Reuse of Historic In-dustrial Sites)概括了英国工业地段保护与更新的发展、现状、运作框架等,并简述了若干成功与失败案例。《工业景观:铁桥峡谷的变化模式》(The Landscape of Industry: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Ironbridge Gorge)一书研究了工业革命发源地英格兰铁桥峡谷(Iron-bridge Gorge)工业景观的发展演变,以及今天的保护与再利用问题。铁桥峡谷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极为成功,主要是通过对原有的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恢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和建造主题博物馆的形式来发展旅游业。目前已形成一个占地达10平方千米,由七个工业纪念地和博物馆、285个保护性工业建筑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欧盟委员会“欧洲工业遗产环线执行摘要2002(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Executive Summary 2002)”深入细致地介绍了欧洲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工程的缘起、旅游网络和工业旅游站点,以及旅游开发策略等,这些理论和著作更多地从小范围的实践层面给了我们可供参考的大量例证。

生态技术方面是发达国家棕地更新早期研究的重点,侧重在老工业用地再开发评估和污染治理的步骤、方法、技术。《景观设计更新手册》(Handbook of Regenerative Landscape Design)立足于城市或场地景观,重点从生态学的角度列举了工业废弃地、垃圾填埋场、污染的河道等大量场地修复的案例,其中第十七章《加拿大萨德伯里:从污染纪录的保持者到成功的场地修复》(Sudbury, Canada From Pollution Record Holder to Award Winning Res-toration Site),分析了萨德伯里镍和铜金属冶炼厂的案例,重点从生态修复的哲学思想、方法、重点等方面分析了整个修复过程,并比较了历经30年的修复前后的根本性变化与经济社会效益。此外,《污染土地:美国与欧盟的回收、再开发和再利用》(Contaminated Land:Reclamation, Redevelopmentand Reuse inthe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Union)、《污染土地:问题和应对》(Contaminated Land:Problems and Solutions)、《污染土地的回收》(Reclamationof Contaminated Land)、《污染土地:再开发的实践和经济》(Contaminated Land:The Practice and Economics of Redevelopment)、《基于风险的污染地段调查和评估》(Risk-based Contaminated Land Investigationand Assessment)等著作深入到技术层面,探讨棕地开发的污染处理与环境安全问题。

整体而言,这些论著成果或探讨理论,或关注实践,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及其文化背景下的老工业区更新展开的研究,其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老工业区更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有益启示,但因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时段的不同,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甚至生搬硬套。1.3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在中国,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城市老工业区更新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逐步进入快速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城市老工业区更新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和人们关注的热点。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其展开了探索和研究。

国内现有研究成果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早期对老工业区关注较多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社会、经济与地理学界,专家学者们从城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角度,重点研究城市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的宏观政策、政府职能、公众参与以及传统工业城市的区域分布、产业构成等问题。典型的研究成果有《工业布局与城市规划》(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1981)、《工业区位理论》(陈振汉等,1982)、《中国现代工业史》(祝慈寿,1990)、《中国工业地理》(李文彦等,1990)、《中国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1992)、《老工业基地的新生——中国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放促进会课题组,1995)、《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周叔莲等,2000)、《知识经济与老工业基地》(齐建珍,2001)、《从刚性到柔性——资源枯竭型老工业基地改造》(李清均,2003)、《老工业基地改造与体制创新》(王朗玲等,2004)、《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与竞争优势培育》(马聪,2004)、《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张一民,2004)等。

历史学界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的历程,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老工业城市和城市老工业区形成的剖面轮廓,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形成的时代背景。这方面论著较多,可供参考的主要有《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董志凯等,2004)、《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姚开建,2004)、《中国工业经济史》(高继仁,1992)、《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1840—1927年)》(范西成等,1991)、《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董志凯,1996)、《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马泉山,1998)、《新中国工业经济史》(汪海波,1986)、《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53—1965》(储成仿,2002)、《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58—1965)》(汪海波等,1995)等。

在城市规划学术界,最近几年关于城市老工业用地更新问题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多,主要围绕老工业区的发展历史、用地功能结构调整、更新改造方式以及工业遗产保护等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代表性研究论著有《后工业时代产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王建国,2008)、《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刘伯英等,2009)、《地域性建筑的理论与实践》(陈伯超,2007)、《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面临的城市化问题与对策》(陈群元等,2004)、《上海市杨浦老工业区工业用地更新对策》(李冬生等,2005)、《工业区改造过程中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与关联——沈阳铁西工业区改造再利用的设计理念》(陈伯超等,2004)、《以工业调整和改造为动力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哈尔滨市工业调整和改造规划为例》(于亚滨等,2004)、《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李百浩等,2006)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5年组织了“老工业基地改造措施研究”培训团,赴德国鲁尔工业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培训考察,对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和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历程、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政府如何进行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转型、发展等进行了调研,显示出政策决策层面对老工业区进行整体更新的关注。

在实施案例方面,国内目前的开展状况主要有三个层次:城市层面的综合性研究、地段级的城市设计、单体建筑的改造利用。第一层次的研究以沈阳铁西区、郑州西部老工业基地、成都东郊工业区改造、武汉老工业区改造等研究为代表;第二层次的研究以上海世博园工业遗产区的保护规划、北京首钢搬迁、中山岐江公园为代表;第三层次的研究则大量探索工业遗产建筑改造利用的案例,包括北京焦化厂工业遗址公园、无锡茂新面粉厂和北仓门艺术中心改建、北京798工厂的再利用、广州后航道沿岸仓库码头区的改造再利用、上海苏州河沿岸工业仓储建筑的再利用等等。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专业人员和理论界对城市老工业区更新已有了一定的重视,城市规划与建筑专业学术刊物中也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介绍和评论,在一些规划实际工程中也取得一定进展。但我国城市老工业区更新规划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满足我国正在成为城市更新热点的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的社会需求和实践技术支持的要求,亟须理论、方法、技术的总结和实践的进一步提高。概括起来,其存在的主要科学问题包括:① 以往的城市规划体系中缺乏有针对性的理论探讨;② 对城市老工业区功能结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研究不足;③ 城市老工业区更新的综合评价体系与方法亟待探索和研究;④ 城市老工业区更新改造与再利用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亟待探索和总结;⑤ 我国迄今尚未有专门论述城市老工业区更新的系统理论,缺乏实践所需的学术指导和成功经验等。2老工业区的发展与衰退规律2.1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区发展历程2.1.1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1)工业革命和工业城市的勃兴(19世纪初)(1)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一词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英国,经济组织的变革和技术进步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降低了棉纺工业和制铁工业的成本,促使棉纺工业在短短30年内从一个小行业扩展为英国最大的行业,其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重增加了近60%,制铁工业则在1788—1806年间增长了4倍。例如,格拉斯哥(Glas-gow)的早期发展得益于烟草贸易,随之是纺织工业,自19世纪早期开始发展重工业,19世纪后陆续建立包括出版、化学、光学器械、缝纫机、地毯制造、汽车和卡车等工业。造船业是格拉斯哥闻名世界的产业,1903年,其39个造船厂一年就造了370艘船,排水量超过75万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产量排名世界第五。造船厂雇用了6万人,开挖了一系列码头,使格拉斯哥成为英国第三大港口。格拉斯哥的工业和城市发展历史也是英国其他工业重镇发展的映射。图2-1 英国工业化的中心

技术变革带来的效率、规模经济和可塑性等三个方面冲破了传统工业组织和生产方式,开始推动社会组织的城市化,“圈地运动”更加快了这一进程,给工业化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这期间,英国西北部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工业中心,包括格拉斯哥、伯明翰(Birmingham)、谢菲尔德(Sheffield)、曼彻斯特(Manchester)、布拉德福德(Bradford)、利兹(Leeds),这些城市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英国工业的象征。至1931年,英国由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水平已高达78.1%(图2-1)。(2)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工业革命

欧洲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工业化的起步与发展均晚于英国。例如法国的工业化高潮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到来,并且在很长时期内,城市对工业的吸引力都没有英国那么大,而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出现。德国工业城市的发展首先是纺织工业城市,如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的布雷斯劳(Breslau)是亚麻纺织业中心,而萨克森(Saxony)地区的开姆尼茨(Chemnitz)被称为“德国的曼彻斯特”,是棉纺业的摇篮。鲁尔区(Ruhrg-ebi-et)的亚琛(Aachen)、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多特蒙德(Dortmund)、埃森(Essen)、杜伊斯堡(Duisburg),洛林-阿尔萨斯地区(Lorraine-Alsace)的米卢斯(Mulhouse)、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等大批新兴城市,利用资源优势和莱茵河的运输之便,发展成为德国新的采矿和冶炼中心;洛林的优质磷铁矿和鲁尔的焦炭冶炼铁,保证了德国75%的需求。美国的城市发展首先是在东部沿大西洋一线,波士顿(Boston)、费城(Philadelphia)、纽约(New York)、巴尔的摩(Baltimore)等城市率先由商业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到1860年,东部地区已经成为全国制造业中心,其生产总产值占到全国的2/3。(3)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城市的矛盾与问题

工业化的浪潮和交通事业的进步引领了西欧的城市化进程。一开始,工厂多集中于城市中心位置,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往往集中在同一条街上或同一地区,周围是住宅;其后,工业和居住区逐渐外迁,形成“夹心饼干”式的层叠发展模式(图2-2)。随着新的建筑技术的进步,大空间的钢铁构架厂房和仓库成为19世纪英国工业中心城市景观的典型特征,而纺织品和化学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导致了城市和码头对储藏设施的大量需求。

这种夹层混合式的布局模式迅速使城市的卫生状况恶化,造成环境肮脏、污水横流,居民对于工业污染无可奈何,工厂甚至被人们称为“黑色撒旦工厂”。例如,梅瑟(Merthyr)是一座1760年建立的钢铁城镇,公共健康委员会巡视员拉梅尔(Rammell)在1850年的报告中写道:“梅瑟迅速从一个村庄成长为城镇,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垃圾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没有预防横流的污水,没有管理街道,也没有管理租户的建筑……一个非常美丽的乡村,原本拥有良好的排水和供水设施,现在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的、污秽的工业城镇,其死亡率高于英国任何一个其他商业或制造业城镇……”

当时的进步建筑师和左翼作家都对这些工业城市表达了不满,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讽刺小说《艰难时世》(H ard Time)正反映了这一时期城市资本家与劳工的尖锐矛盾。但大多数工业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仍然没有改变,如历史悠久的金属加工厂坐落在旧城中心,新的工厂(如发电厂和其他消费品工厂)在城市边缘或城市园林绿地内建设,而市区边缘则出现了巨大的单层厂房。图2-2 19世纪英国西约克郡的盐厂:“夹心饼干”式的层叠发展模式

19世纪末,法国建筑师托尼·戛涅(Tony Garnier)提出一个“工业城市”理论,即从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将工业区作为城市最主要的功能区之一单独布局,其他功能要素都有明确的划分,以解决快速工业化对传统城市结构的冲击和破坏(图2-3)。

2)“二战”后工业社会和工业城市的成熟(1946年—1969年)(1)福特主义的巨大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恢复和调整,出现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被西方学者称为“腾飞”或“经济奇迹”。在经济领域,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大行其道,而福特主义(Fordism)的大规模生产线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美国为例,1954—197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分别增加3.5%和4.4%,20年间翻了近4倍,以钢铁、机械、汽车、航空、化学、动力等传统工业,以及石化、电子、原子能等新兴产业为代表的美国工业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图2-3 戛涅“工业城市”方案1.集会厅;2.博物馆;3.图书馆;4.展览厅;5.剧院;6.露天剧场;7.运动场地;8.学校;9.技术学校;10.住宅区;11.保健中心;12.工业区;13.火车站;14.货运站;15.古城;16.屠宰场;17.河流;18.水电站(2)功能主义的城市思想广泛传播

以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代表的城市功能主义学派,1933年通过的《雅典宪章》奠定了以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等四大功能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分区理论,该理论在“二战”以后与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相契合,成为此后数十年城市布局的主导思想。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集中化的工业布局思想对我国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3)内城衰败与郊区发展

受“花园城市”运动理想的影响,英国战后的规划系统开始聚焦于新城建设,19世纪遗留下来的工厂、车间和人口稠密的住房被暂时放在一边。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开始从占统治地位的制造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老城市中心的地理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人口和工业开始呈现持续不断的远郊化分散趋势,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缓慢,近郊开始彻底衰败。城市变得“更穷、更黑、更小”,中产阶级和白人搬出城去,内城被少数民族所占领。从1960—1978年,美国老城中心流失了9%的白种人口,而黑人则增加了40%。到了1980年,55%的黑人和24%的白人生活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几乎1/3的人口都是黑人和西班牙人。1969—1976年,政府界定的贫困人口整体在下降,而在老的中心城市贫困人口比重则从6%增加到16%,超过100万人,1979年这个数字超过31%。

3)工业社会的危机和城市结构重构(1970年—1990年)(1)石油危机与经济萧条

1973年一场因中东战争而起的石油危机标志着战后繁荣的结束。这场危机持续三年,对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下降20%以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失业率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进入长达十年的“滞涨”时期。这一周期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开始产生怀疑,进而转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追求。逆工业化的蔓延在许多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使德国鲁尔区、英国东北部工业区和美国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锈带”迅速衰败。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不断消失,投资缩减、城市衰落、工人失业、工人社区被剥夺和侵蚀现象比比皆是。如1971—1981年间,英国工业重镇大曼彻斯特地区流失了7.3万人,丧失了51%的制造业工作岗位;纽卡斯尔的泰恩和桑德兰韦尔,失业率在1985年上升到20%;谢菲尔德从事钢铁工业的工人从45100人减少到4700人。(2)城市结构的重构

导致城市结构方面巨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的基础经济快速重组,城市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已经完结,而代之以服务业和消费中心的功能;二是分散化的过程,城市中心和内城的许多功能走向外围的卫星城镇。这两种趋势导致了大范围土地和建筑废弃、环境退化、失业人口增加以及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在老工业地带尤为严重,包括依赖采矿、传统制造业,以及码头和铁路运输的城市或区域,如英国的南威尔士(South Wales)、北英格兰(North England)、苏格兰中部(Central Scotland)和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Belfast)地区,法国的洛林(Lorraine)和诺德(Nord)地区,荷兰的鹿特丹(Rotterdam),比利时的瓦隆(Wallonne)地区,德国的萨尔兰(Saarland)、鲁尔以及前东德的大部分地区,意大利的米兰(Milano),美国的“锈带”(Rust Belt)等。许多人都认为“废弃或未充分使用的工业用地和建筑是社区衰败的元凶”。(3)后工业化城市轮廓出现

从1982年开始,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繁荣期。随着跨国公司的形成,全球化与新技术创新成为近30年来经济领域的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全球层面重构其生产、研发、消费,发展中国家因承接制造业而迅速工业化,这些变化不仅给发达国家带来新的中产阶层,也使其产业结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内城的衰退与复兴、郊区的发展与繁荣、城市多中心化等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变化和研究的主题。无论是在内城还是在郊区,老工业区的废弃与重建、新产业在内城和郊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成为这一转变过程的重要环节,城市地区初步呈现后工业化特征。

例如,美国28个大城市就业成分中服务业是增长最为迅速的私人就业部门。1969—1978年,纽约总共丧失了50万个工作岗位,服务业、银行和金融业增加了7.4万个岗位。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主要经济部门,发达国家约3/4的劳动力分布在服务行业。例如,美国服务业占新创造就业机会的90%,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的70%(图2-4、图2-5)。再如英国传统工业中心城市曼彻斯特,虽然制造业岗位大量丧失、都市人口流失,但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增加却十分显著,1981—1991年,保险、银行、商业服务的就业人口增加了45.68%,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增加也十分明显(图2-6)。

4)后工业化城市特征出现(1991年迄今)

最近20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深刻转变,对产业创新和城市社会构成、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区域范围内重新分布,在城市范围内区位转移,并由此催生了“全球城市”和“区域城市”的产生。

国际经济的兴起深深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迫使其寻求更大的灵活性。技术密集型“新经济”产业开始在城市中寻求新的集聚空间,形成高技术园区和产业集聚区,传统服务产业(文化、旅游、餐饮等)则倾向于在中心城区寻求发展空间,这些趋势构成了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新形式,也成为城市棕地再开发的根源。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逐渐酝酿出后工业的城市轮廓:① 城镇就业基础重构,制造部门缩减,服务部门迅速增加;② 服务机构在中央商务区兴起和集中,超高层办公楼成为资本强势和现代化优势的极端表达;③ 产生了非匀质的大都市核心;④“新中产阶级”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开始出现;⑤“新产业空间”大量涌现。许多工业化时期的老工业区、仓库码头区率先获得更新改造,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空间景象(图2-7)。图2-4 美国部分制造业就业变化状况图2-5 美国部分服务业就业变化状况图2-6 1981和1991年大曼彻斯特的就业结构对比图图2-7 典型的工业城市景观和后工业城市景观2.1.2 老工业区的发展与衰退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Simon S.Kuznets)指出,任何高速增长的工业部门都呈现“发展—成熟—衰退”的循环规律。老工业城市是产业部门的空间集合体,随着产业的兴衰更替,也必然出现城市的兴衰,这也是世界工业化过程中的客观现象。

西方发达国家老工业城市的集体性增长出现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主要是利用丰富的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一大批工业城市,包括美国东北部工业城市群、德国鲁尔区、英国中部工业城市群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些以煤炭、钢铁和纺织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城市开始受到资源短缺、市场饱和等因素的制约,主导产业开始衰退,进而导致城市的衰退。这一时期,由于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尚未成熟,接续产业的发展也没有形成规模,致使城市老工业区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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