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晓路主编、张黔生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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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试读：
总序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1]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研究提炼、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
遵义会议是发生在贵州地域上的重大党史事件，中共贵州省委历来高度重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2013年明确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申报于同年12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在首席专家徐静的主持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共完成由一个总报告、五个子报告构成的项目研究成果，并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验收结项。本套丛书正是在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的。丛书集研究性、资料性为一体，堪称目前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方面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成果，代表了目前全国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全国党史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丛书的可取之处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局限在遵义会议召开的这三天时间内，而是把遵义会议看成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沙窝会议等共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精神则主要是这一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宝贵精神。从中国革命精神的构成来看，遵义会议精神应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是延安精神的起点，是整个中国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链接点。
丛书的可取之处还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局限在政治学的学科视域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从精神的主体视角、要素视角、动力视角、时间视角、空间视角等进行多视角解析，从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时代需要出发进行多方面思考，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党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原则，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学理性强，结论令人信服。
丛书的可取之处更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而是在阐释其历史价值的同时，注重从探索中国梦的精神引领、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人类历史文化重要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出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正是因为这样，这一研究课题的重点不仅在于总结和凝练精神，更在于传承和弘扬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集中体现在把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初步提炼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敢闯新路、一往无前等，这一表述，既广泛汲取了历史上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精华，更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对遵义会议精神时代价值的评价，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学理支持，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实证空间。
坚定信念始终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80年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处于极度危险和困难之中，但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面对强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的悲观失望和张皇失措，表现出了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党通过召开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及时纠正“左”倾错误，从而实现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仍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牢固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始终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80年前，“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致使中央红军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遵义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正确抉择，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又一次恢复和弘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惊叹的辉煌成就。今天，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独立自主始终是探索中国道路的重大原则。80年前，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自身力量纠正了“左”倾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全面开启了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从那以后，独立自主精神的弘扬，就已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常态。今天，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夺取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胜利之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民主团结始终是党充满生机活力的法宝。80年前，遵义会议很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战胜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实现了全党全军和各族群众的大团结。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大力弘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敢闯新路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80年前，遵义会议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抉择，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今天，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的特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新路的政治勇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往无前始终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80年前，面对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没有退却，而是通过召开遵义会议，冷静地自我剖析、研判形势、应对挑战，充分体现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狭路相逢勇者胜！凭着这份豪情壮志，红军不仅战胜了敌人穷凶极恶的追杀，还战胜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制约，更战胜了内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今天，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遵义会议彰显出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201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纪念这两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节点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我谨以此序对这份厚礼的呈送表示真诚祝贺。2015年9月（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1]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一 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过去80多年。由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意义，所以直至今天，它的作用和影响就一直存在着。这是因为它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寻求独立解放道路的优秀儿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在一个传统落后的东方大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更因为，它与这个伟大的民族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辉煌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世界都在好奇地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原因，而国人在品味近百年中华民族峥嵘岁月和苦难辉煌历程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那些在艰难困苦中放射出耀眼光芒的历史事件上——遵义会议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光芒，就是遵义会议精神。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遵义会议精神是在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系列会议和艰难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离不开鲜活生动的遵义会议历史事实。所以要研究遵义会议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遵义会议的基本史实。而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重要的历史文献。遵义会议文献是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基础材料与依据，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的研究。
（一）遵义会议精神文献
首先必须先了解什么是遵义会议文献。
1.遵义会议文献
遵义会议文献资料是直接产生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原生物，它在历史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是对遵义会议客观历史事实的反映。
首先，是遵义会议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它是在当年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紧张局促的环境气氛中产生的。它蕴含、凝聚了当时真实、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信息，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遵义会议的最原始的记录和客观记载。我们今天对遵义会议的基本认识，都是通过这些原始资料的记述得来的。它们数量稀少，极为珍贵，而最直接、最具权威性也是唯一的文字资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其次，是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做出的与遵义会议紧密相关的文件、来往电文等，它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相关会议、军事行动做出的决议、通知和作战部署等，是对遵义会议背景和相关人物、事件等的有力佐证与说明。
最后，是遵义会议亲历者事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传达和著述。它们虽不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原始记录与反映，有的具有较明显的主观倾向，但由于是“三亲”资料，可信性与客观程度仍是相当高的。
以上珍贵文献是学习研究遵义会议的客观依据，也为今天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史料基础。遵义会议文献本身并没有直接反映遵义会议精神，但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首先离不开对遵义会议这一基本事实的发生发展过程的了解，离不开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与环境的认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认真学习研究遵义会议文献，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基础与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与前提，一切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遵义会议精神文献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主要是指事后为满足或适应某种需要，产生的有关讨论、总结遵义会议形成的观点并做出了结论的文件、文章。这类文献一般具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但关键在于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史实，尊重历史客观性，论从史出，逻辑严谨，客观科学地回答和澄清了遵义会议基本或重大的历史问题。有的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遵义会议包含的精神要素，为后人学习、了解、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重要参考。实际上这类文献本身就是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形成的。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资料首推中共中央先后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两个决议。其中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遵义会议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并最早对遵义会议作出了研究结论和历史评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提到遵义会议并作了评价与结论。两个决议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科学地回答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它们对遵义会议的认识、论述和评价，原则上都是一致的。两个历史决议出台的背景，都是党和革命事业处在重大历史发展转折关头，党中央组织精干力量，通过回顾历史，理清思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凝聚力量，迎接新的更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向全党提供了强大的历史智慧与精神力量。
再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要节庆日、纪念大会或重要活动时，关于遵义会议的讲话、题词，以及同时党报党刊等主要报刊媒体对遵义会议及其精神意义所做的重要论述。所以，这类文献包含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比较丰富，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重要元素。
3.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文献有关情况。中央红军自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后，12月15日攻占黎平，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改变了中共中央原定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1]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附近宋家湾召开的猴场会议，批评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仍要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研究了强渡乌江和渡江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以“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特别强调，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
[2]告”。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3日，党中央向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代表刘少奇发出的电报，《关于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致李卓然、刘少奇电》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份通知参加遵义会议的电文，是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主要根据。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领导问题。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共分14段。前3段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未能粉碎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第4段分析了“左”倾领导人战略上实行单纯防御，战术上实行短促突击、分兵把守的错误。第5段全面阐述了单纯防御为什么是错误的。第6段讲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问题。第7段阐述运动战的原则。第8段论述战略与战术是谁决定谁的问题，指出“左”倾领导人只从战术上去计算战斗结果，反对运动战，认识不到战略是决定战术的。第9段列举广昌战斗失利，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的冒险主义，而后保守主义的错误。第10段讲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统一战线的问题。第11段批评“左”倾领导人在战略退却与突围问题上严重错误。第12段、13段点名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华夫（李德）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和工作作风的严重错误。第14段提出要在川、黔、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决议对于纠正“左”倾错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全文共12000余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文献之一。
决议是遵义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的。1935年2月7日，中央领导人进驻云南扎西大河滩后，张闻天写的决议草稿交由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开会通过。草稿的题目是“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副题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据罗开富著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记述：“周恩来看后，没有谈什么，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标题后提出：作为文件，可指名道姓，但如果向下传达似应将名字隐去，用×××同志为宜。陈云看后说：这样虽好，但李德的名字隐不隐去，应斟酌。毛泽东听了后表示：李德的大名应留着，他是代表人物，不然没有一个针对性。题目就这么定[3]了下来。”以后印行的决议，不仅去掉了副题，决议正文中多处提到的有关人名，除李德（华夫）的名字保留外，其余所有提到的名字均用×××隐去。
决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交红军总政治部秘书处文印科刻印成本。由于是油印版，印数很有限。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收录了决议，题目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据在延安保管过中共中央材料，又参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编辑工作的原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同说，括号中的“遵义会议”四字是毛泽东那时加写的。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由中央书记处拟定了该决议大纲，并于2月8日颁布，发到团以上政治机关。决议大纲简要地概括了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未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大纲还尖锐地指出了“左”倾领导人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事变、战略转移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错误，严厉地批评了华夫（即李德）恶劣的领导方式，同时也认为，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在紧急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对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与战争的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决议大纲最后指出，目前党和红军所处的环境，仍然有利于创造新的苏区，只要正确地灵活地运用好战略战术，我们必然会取得胜利。2月28日，中央又把决议大纲从文字上进行了精减，用电文形式向川鄂西的红二、六军团，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及江西的中央军区作了传达。
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第十期第二版登载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是遵义会议之后，军委纵队召开党的干部会议后做出的决议案，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4]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正式向军委纵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的报道。
1982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中央档案馆提供了馆藏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3年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内部发表；1985年1月，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中全文公开发表。发表时编者均注明是陈云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手稿。手稿约4000字，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其中对遵义会议酝酿过程，会议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记载。他写道：“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5]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从而帮助党史学界弄清楚了遵义会议的许多关键问题。《（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时，全国省级以上报纸几乎都全部转载了该文献的全文。该文献的公开发表，对解决遵义会议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对准确宣传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起到了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自该文献发表后，有研究者通过对该文献内容的研究和与遵义会议决议及大纲比较后，对该文献形成的时间和作为传达提纲提出了质疑，认为形成的时间和内容都需要进一步考证。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群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来，党史界有的学者对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质疑，认为从手稿内容来分析，有的地方不像是‘传达提纲’，更像是‘汇报提纲’。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尚缺乏更有力的证据。随着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不断挖掘，相信这一问题终将得到圆满解决。”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原主编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对将这份文献（指《（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引者）认定为‘传达提纲’提出疑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再将那份文献与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发表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相比较，从内容和用语来看，似乎更像同一时期，在同一地域写的文献。因此，这是不是向共产国际的一个‘汇报提纲’呢？《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加的，并非报告原题。它实际上没有将两者并重地来讲述问题，关于遵义会议情况讲得较少。而被认定为‘传达提纲’的那份文献，却将遵义会议内容作了较多介绍。如果将它认定为‘汇报提纲’，上述几个[6]疑问都不存在了。”从陈群、石仲泉的文章看来，“传达提纲”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如果是“汇报提纲”，何时、何地、何人向谁汇报的，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份文献原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室。1957年2月，苏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工作活动中形成的一批档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共14箱，该文献就夹带其中。不论该文献是“传达提纲”，还是“汇报提纲”，但终究是当年留存下来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原始文献。
以上遵义会议文献，均为遵义会议前后留存下来的，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最可靠的第一手基础材料。
中共中央、党史权威部门的有关文献中对遵义会议的论述，有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第一次被党的决议所肯定。36年后，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肯定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和意义。同时，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近年来编著的党史著作中有关遵义会议部分；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部分领导人《年谱》中的有关部分等，这些都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最权威的依据。还有遵义会议参加者对这次会议的论述和回忆（出席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彭德怀、朱德、刘少奇等20人中，只有邓发、李富春、林彪3人未查到有关材料）。由于他们都是当事人，这些论述和回忆材料，除了史实外，有的本身就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反映，对于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是十分重要和珍贵的。
（二）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
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又是指的什么呢？
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是指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宣传思想工作，以及伴随系列会议的召开，红军所到之处散发和公布的大量文告、标语与宣传品等，反映了党和红军在遵义期间所开展的政治思想和对群众的思想文化工作，彰显了党的政策、遵义会议和革命文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积极而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的伟大力量。它们本身就是遵义会议精神成果的反映。
革命文化和思想宣传工作的意义在于，它冲破了当年旧的思想观念对遵义人民的束缚，使百姓认识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人民大开了眼界，看到了希望，从最初的疑虑、不解转而热烈地支持、拥护红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对于党和红军扎根群众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战略方针、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下面介绍与遵义会议精神密切相关的宣传思想工作情况。
1.红军在遵义地区宣传工作概述
中央红军主力从1934年12月30日进入遵义地区，到1935年3月31日南渡乌江离开遵义境，在遵义境内共驻扎92天。在这期间红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很好地宣传、组织和武装了群众。遵义人民在红军的动员下，纷纷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官僚和地主的压迫，不少群众加入红军队伍中来。遵义人民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战略计划的实现。
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一度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军事战略上的保密性，广大指战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长征途中盲目前行、掉队，甚至逃亡现象时有发生。黎平会议后，中央做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策，在接下来的长征路途中，红军开展了各式活动，红军中各种宣传团体也纷纷活跃起来，在紧张的战斗之余振奋了广大指战员的情绪，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同时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红军所经之处，大多是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主，红军每到一处，都制定了符合当地实情的民族政策，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争取他们的支持。（1）鼓舞士气，保证战斗力
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战斗中，仍然加强了自身的宣传工作。一是注重宣传机构的建设。红军的各级机构设立政治部负责宣传，同时深入一线，为广大指战员宣讲党的宗旨、性质，让每一名红军战士都清楚为何而战。二是重视宣传队的建设，他们展开了深入的宣传工作，战斗间隙、行军途中，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珍惜每分每秒，书写标语，表演文艺节目，把战斗中的英雄事迹、行军中的好人好事等编成歌曲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2）对敌宣传，瓦解敌军
红军历来重视对敌军的瓦解工作，争取敌军官兵加入红军、壮大革命的力量是红军长征中的宣传目的之一。红军设置专门的宣传机构，加强对外的宣传工作，红军战士也不顾生命危险，在战斗中向敌军发动政治攻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便发出了《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揭露了国民党军阀对白军士兵的野蛮压迫，得到了白军士兵的响应，不少敌军弃暗投明。红军也创作了《劝郎回头》《瓦解敌军歌》等歌曲，对瓦解敌军，争取他们的起义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红军也非常重视对敌军俘虏的感化工作，敌军俘虏是红军力量扩充的一个来源之一。红军一贯优待俘虏，抓到俘虏，首先是平复他们的情绪，然后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同时红军队伍官兵平等友爱的鲜活的例子也能从心底打动敌军俘虏。（3）宣传教育群众，争取群众支持
群众的支持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长征途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使得红军所经区域内的老百姓最初对红军抱有恐惧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加之有些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民之间的固有矛盾。因此红军对沿途群众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在广大的区域内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红军以群众的实际利益为着眼点，用“通俗的语言”吸引群众的注意力。红军的文告和标语都采用十分贴近群众生活的语言形式，向群众展示了党的阶级属性和红军的宗旨。群众大会也是红军常用的宣传方式。红军占领遵义后，便召开了群众代表会议，会上，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向群众宣讲了党的政策，号召群众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在遵义期间，红军经常组织群众大会，其中很多都是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亲自主持，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还在各个级别的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用通俗、简单、清楚的语言向群众传达了革命的真理。通过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积极响应红军的号召，配合红军的行动。
2.红军在遵义地区宣传方式概述（1）文告类
红军到达遵义后，总政治部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安定了民心、组织了群众、扩大了影响。这些文告都有其针对性，如《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分析了贵州军阀部队的特点，同时提出了该如何宣传和瓦解贵州的白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号召“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认清这一现实，“拖枪过来当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通令》《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等文告中规定红军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同时要注意军容。《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向群众说明“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红军“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则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号召“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及“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和苏联”。
这些文告很好地进行了政治宣传，扩大了政治影响，不仅涉及党的主张、纲领、方针，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政治性，而且明确地告诉遵义人民，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与军阀的部队截然不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就是要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2）标语类
标语是一种口号，其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便于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理念，是红军采取的最简单快捷的宣传形式。红军非常重视标语的宣传，总政治部专门下达了标语书写的命令，要求能读会写的干部战士每天至少书写一条标语，党的领导干部也参与其中。红军所到之处，城墙、房门、碉楼、牌坊等，标语随处可见。在黔北地区，红军留下了大量的标语。红军标语的内容主要有这样几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抗日的；宣传红军游击战、运动战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瓦解敌军的等。
今天所见的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标语宣传不论是形式还是数量上都是很罕见的，红军战士不拘泥于宣传的载体，制作标语的材料种类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标语写作切合当地实际，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口号，在贵州则着重提出打倒军阀王家烈。这些口号切合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拥护。特别是红军在遵义县花苗田（今花茂村）留下的一幅漫画上写的一条标语“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直接宣传了遵义会议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坚持与恢复，喻示了对当时脱离实际的阵地战、正规战等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摒弃。（3）歌谣类
红军在长征路上也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歌谣，通过这种口头语言表达形式来向沿途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当地百姓也用这种形式来纪念红军。遵义地区的红军歌谣主要分为这样几类：记录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记录红军打败白军的；记录红军与当地百姓鱼水情的等。
3.红军文化对遵义本地文化的影响
关于红军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曾告诉我们，红色必将铺满整个世界，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红色乃生命力的象征，乃积极无畏的象征，红军乃正义的象征，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文化则是指在那种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趋势大发展，为了人民利益、人类文明进步进行浴血奋斗而形成的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遵义，这种红军文化则表现为各种宣传标语、红军壁画、红军组织机构、红军民间故事、伟人诗词，等等。要谈红军文化对遵义本地文化的影响，首要的前提是了解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语境。（1）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语境解析
要分析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语境，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清楚什么是红军文化及红军文化背后的含义。那么在此之前，首先我们就要了解红军的由来。关于中国红军名称的来源，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红军来源于黄安县著名书法家吴兰阶所题的一副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该对联高度评价了黄忠汝所带领的农民自卫军（也称“起义军”）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随后“红军”称号开始使用，全国各地的革命武装统称为“红军”。另一种观点认为，红军来源于苏联红军，因苏联当时的国旗为红色，其革命军被称为苏联红军，而当时在井冈山的不少共产党领导人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所以我们的革命军也统称为“红军”。随后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我们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红军这样一支军队并未改变，但其名称有所改变，比如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等，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军之魂”并未改变。红色乃血色，是生命的颜色，是革命的象征。由此可见，红军并不单单指命名为红军的军队，而应该是指能够带领人民走向解放、走向自由的军队。结合中国的国情，红军是指以对抗各种反动势力、侵略势力，为着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奋斗的革命武装。
其次，关于文化。我们必须先了解其内涵。横贯古今，文化的含义，先古时有“以化成天下”，后有“先文德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强调文化对于社会的正向功能，即人文教化，可“以德服人”。发展到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交流愈加密切，文化的内涵除了传统文化所讲的教化、德育功能之外，还包括了更丰富、更具体的含义。其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将自然科学改造社会的成果以及由此而对生活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称之为文化，比如：以科技发展推动“农耕文化”，以科技带动交通设施进而促进形成的“旅游文化”，以现代化信息化为环境而形成的各种“饮食文化”，等等。因此，文化是指人类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进行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及与之相关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综上所述，红军文化是指以对抗各种反动势力、侵略势力，为着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奋斗的革命过程而形成的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最后，红军文化是因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红军在遵义的时候，因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一系列在遵义的战斗形成了红军文化。这种活动及活动而形成的理论、思想、体系、习俗等文化有着遵义本地文化的内容，同时，遵义为红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人文物质条件。这种红军文化的发生基于一定的时空条件，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对于文明的崇尚，对于自由和平的向往，使得这种红军文化在遵义撒下了红色的种子并随之开花结果，形成了遵义的红军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红军文化是遵义文化的一部分，而遵义文化也是红军文化的孕育环境之一。（2）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表现
从红军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都非常注重宣传文化的工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笔杆子能控制一个政权的灵魂。所以有人说，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我们的红军不管什么时候都非常注重文化的宣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谱写了许多壮丽的诗词。在任何时候我们的红军都是思想与实践并行，既改造社会也改造人本身。而红军文化在遵义的表现主要是指因革命需要而进行的各种改造物质要素并形成的文化传承，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遵义形成的各种实体的遗存物、纪念物、成立的组织、事件遗址、纪念场所、纪念物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等。
遗存物包括壁画、标语、摄影照片等。比如，黄镇同志关于长征的速写《遵义大捷》《川滇边干之人家》，朱德住址的标语“保卫书籍不要乱拿”等。纪念物包括坟墓、石碑。比如，遵义的红军山上面的遵义红军烈士墓园、邓萍烈士墓园、赤水市大石碑等。其成立的组织有青年组织“红军之友社”。遗址有遵义会议遗址、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赤水战斗遗址等。其纪念场与纪念物有红军山、红军帽、红军枪等。其文学艺术作品有诗词、小说、故事等，比如，《忆秦娥·娄山关》《西江月·遵义大捷》《沁园春·长沙》等精品。
这些红军文化都蕴含了为着争取人类解放、为了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不屈精神、革命精神以及爱国精神，具有传承性和激励性，对遵义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加速了遵义文明的进步，有利于遵义人民长远利益的发展。（3）红军文化对遵义文化的影响
首先，红军文化丰富了遵义本地文化。红军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解放而形成的战争文化，同时也是人民群众不断改造自身过程的文化，这种改造的结果往往会伴随新的文化元素的产生。那么，在遵义这座特定的历史转折之城，这种红军文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对当地的人们、当地的文化赋予新的内容。在遵义，这种红军文化对遵义本地文化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比如遵义的花灯文化、遵义的红色旅游文化这两个最突出的文化元素表现最为明显。就花灯而言，道光《遵义府志》载：“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增妍。”乾隆《开阳县志》载：“花灯则纸扎作四方、六方、八方等形，或作鱼形，虾形者。”可见花灯本身是用于传统节日的庆贺，生动展现人们愉悦、喜庆生活的艺术形式。花灯多见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在贵州尤以独山、遵义为最。遵义花灯的发展，在红军来到遵义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目前，遵义花灯甚至还有一个通俗的称谓“红军灯”，因其以表现重大革命题材为主。比如，《盘灯》《说唐二》《玩灯》《红军送我一把壶》《唱红军》等，其内容都是围绕红军战斗，打倒反动统治，带领人民走向幸福而展开。就遵义的旅游而言，因为遵义是红军到达之后的转折之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保留下来的遵义会议遗址、毛主席故居等都是遵义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遵义的旅游除了自然山水、古迹之外，还有红军文化遗址，并且遵义的红色旅游占其旅游收入的大部分。由此可见，红军文化极大地丰富了遵义文化的内涵，为后世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
其次，红军文化加强了遵义文化的教化作用，促进了遵义当地人文素质的发展。红军文化是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红军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勤学奋进、爱国爱家的重要标榜，同时红军最终获得胜利的结果是我们梦想希望的起航。这种榜样示范的激励、梦想希望的成功是我们笔杆子宣传以及文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红军文化在遵义的体现大多是以人们喜乐闻见的方式出现，其内容通俗易懂，其形式丰富多样，这样就更能使这种红军文化所体现出的灵魂为群众所接受。这种普及接受的效果远比书本的教育、课堂的灌输来得更加强劲，效果更为突出。因此，利用好红军文化，提高遵义人文修养无疑是一条可取、有效的实践途径。
最后，红军文化推动遵义文化由封闭落后走向先进文明。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为贵州第二大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为梁州之域。“遵义”之名出自《尚书》“无偏无跛，遵王之义”。其地理位置北依娄山，南临乌江，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咽喉，且遵义群山环绕，地势险峻，由此而形成的黔北文化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主。由于山多、地险，交通不便，遵义的人口大多分散居住并夹杂少数民族。在此基础上，遵义的文化更多的是出于内部自发形成或受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这种文化在小农经济的社会条件之下形成的是一种相对封闭、封建的农耕文化，且云贵川都属偏远地区，其总体文化落后。但是，自从红军来到遵义之后，解放、自由、平等、革命等新思潮迎来了其在遵义的流播发展，遵义的人们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其文化也得风气之先，开始走向红色的先进文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181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第194页。
[3] 罗开富：《红军长征追踪》（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第235页。
[4] 《红星报》1935年2月19日，复印件。
[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42页。
[6] 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第91页。
二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梳理
遵义会议文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文献为后人学习、了解、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基本素材。在遵义会议文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文献提供的基本历史事实、基本观点和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人们不同程度地涉及或直接开展了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几十年来，间接涉及或直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已有不少，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了解其研究状况与脉络，可以为今天的深入研究提供扎实基础与有力借鉴。这就需要了解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是后人为了学习、研究、继承和弘扬革命的优良作风与光荣传统，充分发挥遵义会议对现实的启迪作用，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为任务，以启迪现实为目的，从遵义会议的基本史实、历史功绩、重大意义和突出特点入手，从历史纵向发展与现实横向观照的宏观角度，对遵义会议进行精神文化层面专题研究形成的论文，其主要成果或观点，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在该研究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并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类文献一方面有各级领导涉及遵义会议精神的言论，另一方面主要是广大专业的党史、理论工作者和党史理论爱好者撰写的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有代表性的文章。
纵观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起步、发展和突破三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1.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难，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际上，还要面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年轻的共和国处处遭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期间，有涂尘野、张南生和李安葆等作者撰文，回顾遵义会议的历史过程，分析总结遵义会议的经验教训，用历史的经验和智慧以激励、支撑人民群众的信仰、信念。在那个物质困乏、生活困难的时代，回顾遵义会议史实无疑成了当时人民群众宝贵的精神食粮之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在反“右”“四清”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是“断层的”，遵义会议等涉及党的历史研究几乎成为禁区。但出现过“遵义会议精神”标语口号冠名式的文章。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乃至“四人帮”覆灭，受思想上长期禁锢的影响，几乎没有学者研究遵义会议的文章发表。
2.特征
对遵义会议的研究，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像今天这样明确的、实质性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深度。起步阶段的遵义会议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主要是在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继续深化或解读中央做出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表述，更多的是对遵义会议及其前后那段史实的回忆性文章，帮助当时的干部党员和群众了解那段峥嵘历史，加深对遵义会议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的认识和理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时发表的关于对遵义会议的认识或涉及遵义会议的文章不少，还有很多对遵义会议史实进行考证的研究性文章，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跟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研究性文章并不多。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以纪念性文章的形式为主，不是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章。在记叙和论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从各自角度揭示或解读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总结经验教训，指出现实意义。也有的文章归纳或抽象出了精神文化层面的相关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发现最早出现“遵义会议精神”一词，是在1971年9月遵义地区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遵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张梓同志的工作报告，标题就是《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沿着[1]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文中首次提及“遵义会议精神”。该文虽出现了“遵义会议精神”一词，但作者并没有在遵义会议精神概念下，对其展开条分缕析的论述，不过仍涉及了遵义会议精神层面的重要内核——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当年类似这样的文章较多，不再一一列举。
所以在这一阶段，尽管我们见到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成果不多，影响也不是很大，却为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开启了先河。
（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1.时代背景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重大的实践活动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需要崇高精神的激励和鼓舞。对此，顺应时代潮流的需求，一大批专家和学者开始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实质进行研究，无论从理论的高度、深度，还是广度及其实际运用等方面，都超越了之前的研究。从研究的成果来看，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与深入。其研究的目的在于，阐述遵义会议精神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的契合点，不断激发人民的激情、创造力，以激励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2.特征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党着手恢复正确路线与优良传统，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展开，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高歌猛进。到20世纪末，遵义会议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时期虽然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章仍不多见，但对遵义会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的拓展，其中包括大量对遵义会议的实证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深化。更多的研究文章论及遵义会议留下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党史研究的禁区被打破。突出的标志，是1985年中央举行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型活动，并召开了全国范围的遵义会议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带动了遵义会议研究向纵深发展。十年以后，中共贵州省委举行了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引导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到遵义会议的学习研究中来。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研究在基本史实、历史地位与作用、现实意义、精神内涵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老红军老干部，在不同场合开始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但就理论研究总体来说，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方面，仍未形成鲜明的特色与主流，也未成为一个规范与专门的课题，在研究成果与力量上，也显得量虽较大却较分散，议论宽泛而不集中。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力量，相继引起了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关注与重视。他们当中较早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迄今知道的有：1984年1月，廖汉生同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留下了“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1991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现象说明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逐步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第二，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研究，有相当部分关于纪念、回忆、史实考据、总结经验、深化理解等文章。也有不少文章在遵义会议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深度挖掘，开始探讨遵义会议为什么开得成功的原因，深入到历史事件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层面，比较深入地认识到了实事求是、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等重要精神因素，从而大大地推动和发展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同时，不少学者很自然地把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联系对比，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点，充分肯定二者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伟大转折作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期间仍没有明确而响亮地提出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人们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与研究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还没有一篇专门论述遵义会议精神的定义、内涵等要素的文章。
但是，以上情况已经说明了一个总的倾向：鲜明地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并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专题研究是大势所趋，必将呼之欲出了。
（三）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突破阶段（2000年至2014年）
进入21世纪，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时期。其显著标志是2002年4月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省委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继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激励、鼓舞全省干部群众努力建设贵州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迄今发现的党的文件里首次完整提到“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并初步赋予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作用与意义。“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终于从一个较高的平台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同时也意味着，省委把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这个任务，交给了广大党史理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遵义会议精神科研工作必将进入规范的专题研究阶段。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取得质的飞跃与突破的开始。
1.时代背景
世纪之交，中国开启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技术进步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和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文化、卫生和体育设施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共贵州省委提出继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后，省内的社会科学与党史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遵义市委于2002年5月10日召开了首次“遵义会议精神研讨会”，会后成立了中共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开展研究活动，并在2003年3月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遵义市委共同举办的“全国‘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首次披露了中共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提出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初步成果，在会上引起来自国内各地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与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恰逢遵义会议70周年纪念日，并与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期而遇。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高度一致的。中共贵州省委、遵义市委都要求把继承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同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现贵州后发赶超、转型跨越发展，适应新常态，同全国一起迈进全面小康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在此背景下，2005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在遵义召开了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座谈会，省委和遵义市委领导、老红军与党史专家畅谈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3月至2012年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中共遵义市委和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遵义会议精神研讨征文活动。全国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中来，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十几年间，广大专家学者立足历史，着眼现实，紧密结合时代精神，认真学习、研究、提炼和阐释遵义会议精神，以科学的态度，从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定义、内涵等入手，拓展和深化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领域与深度，赋予遵义会议精神及其研究工作全新的意义，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取得了质的突破与空前的发展，全国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为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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