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温特森的人生故事套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珍妮特·温特森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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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温特森的人生故事套装试读：

总目录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目录

创世记

出埃及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约书亚

大审判

路得记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跟父母生活了很久。我父亲喜欢看人格斗，我母亲喜欢与人格斗；喜欢的内容并不重要。她总是站在光明正义的一边，就这样。

她在风最大的日子里晾晒最宽大的床单。她就盼着摩门教徒敲响房门。每当选举季，在一个属工党阵营的镇子里，她会在窗上贴一张保守党候选人的照片。

她从未听说过爱恨交织这种复杂的情绪。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

敌人：魔鬼（千变万化）

隔壁邻居

性（千变万化）

鼻涕虫

朋友：上帝

我家的狗

玛奇阿姨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

杀鼻涕虫的药

以及我，起初是这样。我被她拖入了一场与“我们以外的世界”格斗的车轮战。对于生养子女，她怀有一种神秘的心态；倒不是说她生不了，而在于她不想生。圣母玛利亚率先成功地处女生子，她一直十分嫉妒。所以，她退而求其次，筹划找来一个弃儿。那就是我。

印象中，我一直知道自己很特别。我们家没有三圣贤的摆设，因为她相信世上没有圣贤，但我们有羊。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这样一幕：复活节时，我坐在羔羊背上，她跟我讲“献祭羔羊”的故事。那只小羊配上土豆，让我们接连吃了好几个礼拜日。

礼拜日是主休日，整整一周里最精神昂扬的一天；我们家有台收音机，正面是气派大方的桃花心木板，上面有一枚胖鼓鼓的电木旋钮用来调频道。通常，我们收听的是轻音乐频道，但礼拜日总是听全球服务频道，好让母亲记下传教士们的进展。我们的《传教地图》十分精致。正面可见所有的国家，背面是一个编号表，能告诉你部落名称及其奇特的风俗。我最喜欢十六号部落：喀尔巴阡山脉的布足勒。那个部落的人相信，如果有只老鼠找到你掉下的头发并用它造了窝，你就会犯头疼。如果那个老鼠窝够大，说不定你就会失心疯。据我所知，还没有传教士去过他们那里。

每逢礼拜日，母亲总是起个大早，十点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客厅。那是她祈祷和冥想的地方。她总是站着祷告，因为她的膝盖不好，就像波拿巴总是骑在马背上发号施令，因为他个子不高。我确实认为，母亲那么享受和上帝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和那种高低形势有关。她完完全全是《旧约》式的。并非说她是驯良的逾越节羔羊，她实则是那种和众多先知一起冲杀在前线的人物，每当该毁灭的事物没有得到相应的下场，她就会愠怒。毁灭倒是时常发生，但究竟是出于她的意愿还是上帝的意愿，我就说不上来了。

她的祷告一成不变。首先，她感谢上帝让她活着看到新的一天到来，接着，她感谢上帝又宽限给全世界新的一天。随后，她谈论自己的各路仇敌，那是她所做的最接近教义问答的事。

每当“主说，伸冤在我”的祷词穿透墙壁、传到厨房，我就把水壶坐上炉。水开、泡茶所需的时间刚好吻合她的最后一项程式：列数病人名单。她很有规律。我往茶里加牛奶时，她肯定刚好走进来，猛灌一大口茶，说出的话必在这三句之内：“主是美善。”（冷钢般的眼神盯着后院。）“这是什么茶？”（冷钢般的眼神盯着我。）“圣经里年纪最大的人是谁？”

最后这句，当然还有一系列衍生变体，但总逃不脱圣经考查问答。我们教会举办很多小测试，母亲想要我赢。如果我回答正确，她就再考我一题，如果我答不上来，她就发火，还好不会太久，因为我们还得收听全球服务频道。情形总是如出一辙：我们一人一边在收音机旁坐好，她端着茶，我握着拍纸簿和铅笔；《传教地图》就搁在我们面前。遥远的声音从收音机喇叭里传出来，带给我们传教活动、新教徒皈依、问题争端等方面的新闻。节目结束前，会请求您的祷告。我必须把一切原原本本记下来，母亲才能在当晚向教堂递交她的汇报。她担任传教秘书一职。对我来说，《传教近况汇报》不啻重大考验，因为我们的午餐就取决于它。如果情况良好，没有死亡事件，皈依信徒很多，我母亲就会炖大块肉。如果不信教的那些人不仅冥顽不化，甚至大开杀戒，母亲就要耗上一整个上午聆听《吉姆·里夫斯圣歌精选》，我们就只能吃煮鸡蛋配烤士兵。她的丈夫随和温厚，但据我了解，这种食物也会令他郁闷。本来，他是可以自己做饭的，但我母亲坚决认定，她是我们家唯一可以分清炖锅和钢琴的人。我们觉得她弄错了，但她认为还是她对，说真的，问题就在这里。

不管怎样，我们熬过了那些上午，到了下午，她会带我散步遛狗，父亲负责清理所有鞋子。“看人要看鞋，”我母亲说，“瞧瞧隔壁那家。”“喝酒！”当我们走过邻居家门前，我母亲会狰狞地念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一样东西都是从马西波二手商店买来的。魔鬼自个儿就是个酒鬼！”（母亲有时杜撰神学警句。）

马西波有一家大商店，他家的衣服便宜但不耐穿，闻起来有股工业胶水味儿。每周六早上，穷困潦倒的失意人、穷光蛋和邋遢鬼会彼此较劲儿，在他们买得起的衣服堆里挑挑拣拣，再去讨价还价。我母亲宁可绝食，也不想被人看到出现在马西波的店里。她让我对那地方充满了恐惧。而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去那儿买东西，所以她的道理很难说得通，不过，她从来都不是很讲道理；要么爱，要么恨，而她恨马西波的店。有一年冬天，她迫不得已去那里买了一件紧身胸衣，结果就在那个礼拜日，圣餐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有根金属撑骨扎出来，刺伤了她的肚皮。整整一个小时，她无计可施。等我们回到家，她一把撕烂胸衣，把那些撑骨插在天竺葵旁作为支架，但留了一根给我。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根撑骨，每当我受到便宜货的蛊惑时，就会想想那根撑骨，心里就有数了。

街道的尽头就是山顶，母亲和我会步行上坡。我们所居住的小镇像是从山谷里偷来的，烟囱和小店铺挤挤挨挨，不带花园的小房子背靠背凑在一起，整个儿乱成一团。群山围绕我们，我们镇所在的小山一路绵延到奔宁山脉，时不时被某个农场或战后遗迹阻断一下。以前还有些旧油罐车，但政府把它们挪走了。小镇犹如一大块墨迹，街巷从中渗出，蔓延到绿色里，稳稳地向上攀升。我们家几乎在一条长长的一直伸展向远方的街道最顶端。那是条高低不平的石子路。当你爬到山顶俯瞰，景致就一览无余，恰如耶稣被魔鬼带到圣殿顶上时就能望见一切，只不过我们不必接受那样的试探。朝右望去，能看到跨越峡谷的孔桥，桥后面就是艾丽森廉租房区，每年一次的市集就在那儿举行。母亲允许我去赶集，条件是帮她带一罐黑豆回家。黑豆的模样酷似兔子粪，是在吉卜赛鸡肉汤底里炖出来的，味道好极了。吉卜赛人四处闲荡瞎闹混日子，整夜不睡，我母亲说他们“有伤风化”，但总体来说我们和他们和睦友好。太妃糖衣的苹果棒棒糖被摸走了，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如果人不多，而你钱不够，他们也会让你免费坐一次碰碰车。我们老是绕着大篷车打来打去，小街上的孩子——比如我——和大街上的富家子弟对打。有钱人家的小孩放学后去女童子军教习营，不会吃学校食堂里的午餐。

有一次，我去买黑豆，正要回家时，有个老妇人突然抓住我的手。我还以为她要咬我呢。她只是看了看我的掌纹，笑了几声。“你这辈子不会结婚，”她说，“永远不会，而且你将终生漂泊。”她没收黑豆的钱，叫我赶紧跑回家去。我跑啊跑，使劲想弄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根本没想过结婚的事。我认得两个终生未嫁的女人；但她们都很老，和我母亲一样老。她们经营一家文具店，周三我去买漫画书时，她们时常送我一块香蕉饼干。我很喜欢她们，也常在母亲面前提起她们。有一天，她俩问我，要不要跟她们去海边玩。我奔回家，大呼小叫，忙着倒空零钱罐，想买把新的沙铲，可我母亲开了铁口，一锤定音：不行！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她也不愿意解释。她甚至不让我回店里跟她们说我不去了。后来，她还禁止我去她们店里买漫画，让我去另一家远得多的店买。我很难过。我也从来没有在格林斯比的店里得过哪怕一块香蕉饼干。几周后，我听到她跟怀特太太说起这件事。她说她们沉溺于违背自然的激情。我还以为她的意思是她们的糖果里有化学添加剂呢。

母亲和我爬啊爬，把小镇抛在身后，走到山顶的纪念石碑。风总是很猛，所以母亲必须多戴几只帽夹。通常她会戴头巾，但礼拜日不戴。我们坐在石碑的基座上，她感谢主让我们顺利地爬上山顶。然后即兴发挥，对世界的本质、人类的愚昧和不可避免的上帝之怒发表一通演说。之后，她给我讲个故事，一个英勇的人，鄙视肉体欢愉，转而侍奉上帝……

有一个故事叫“皈依的清扫工”，那个污秽而堕落的人不仅酗酒，还有很多恶习，但在烟道里刮煤灰时突然看到了上帝的灵光。他心神狂喜地待在烟道里，许久都不曾出来，他的朋友们还以为他不省人事了。好不容易劝服他爬出来后，那些人说，尽管那张沾染煤灰的脸难以辨认，却熠熠闪光，犹如天使的脸庞。后来，他成了主日学校的导师，再后来就死了，飞升至荣光之地。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尤其钟爱“哈利路亚巨人”，一个未开化的八英尺高的怪胎，经由虔诚祷告，身高缩到了正常人的六英尺三英寸。

母亲时不时还会把她自己的皈依故事讲给我听，一个十分浪漫的故事。我有时会想，如果密尔斯和布恩出版社走的是复兴宗教的路线，我母亲准会成为明星人物。

有天夜里，她误打误撞地走到斯普拉特牧师的“荣光布道会”——在那个搭在空地上的帐篷里，斯普拉特牧师每天晚上会在那里谈论被诅咒者的命运，并展示治愈疾病的神迹。他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母亲说他长得像埃罗尔·弗林，不过是圣洁版的。那一周，很多女人找到了上帝。斯普拉特牧师的感召力部分源自他的从业经历：他曾在拉兹伯恩锻铁厂当广告经理。他很懂得放饵。“放饵没什么错，”他说，当《时报》记者略带嘲讽地问他，为什么给新皈依的信徒发放盆栽植物，他这样回答，“我们奉我主的指令：得人如得鱼。”我母亲听闻感召便前去皈依，他给了她一本《诗篇》，又要她在（不开花的）圣诞仙人掌和铃兰之间选一种。她选了铃兰。第二天晚上，我父亲再去，她吩咐他一定要选仙人掌，可轮到他时，盆栽全都分光了。“他就是没进取心，”她总这么说，停顿一会儿再说，“上帝保佑他。”

其他时候，斯普拉特牧师还会和荣光布道团的参与者们一起待在教会，就是那时候，我母亲发现自己对传教事业有着恒久的兴趣。牧师本人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热带丛林和其他炎热地区做感化异教徒的工作。我们有一张他的照片：举着长矛的黑人簇拥在他周围。我母亲把它珍藏在床头。我母亲和威廉·布莱克有几分神似，她能看到幻觉和梦境，而且时常分不清跳蚤脑袋和国王的差异。幸好她不会画画。

有天晚上她走进夜色，思索自己的生活，思索什么事是可能的。她也思索自己无法做成的事。她的叔叔曾是个演员。“一位非常恰如其分的哈姆雷特。”《时报》曾如此评价。

但无论锦绣还是抹布都会化为旧日时光，而时光会流逝。威尔叔叔死时一贫如洗，她现在也不年轻了，人心不古。她曾经喜欢说法语，喜欢弹钢琴，但这些事又有什么意义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又聪慧又美丽的公主，她多愁善感，一只飞蛾死了，她都会连续几周忧伤不已。她的家人想不出解决办法。谋士无奈扼腕，贤人摇头叹息，勇猛的国王纷纷懊恼离去。就这样过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公主走进森林，偶遇住在木屋里的驼背老妇。老妇通晓神秘的魔法，看透了公主的内心：她其实是个拥有巨大能量、足智多谋的女人。“亲爱的，”她说，“你有被自己的火焰烧掉的危险。”

驼背老妇告诉公主，她很老很老了，一心想死，却不能死，因为她还有很多职责。她负责照看一个小村庄，村民安居乐业，她既是他们的朋友，也是导师。不知公主是否愿意接替她？她的职责将包括：（1）挤山羊奶（2）教育村民（3）为村民的庆典谱写歌谣

公主将得到一把三条腿的凳子和驼背老妇的所有藏书作为辅助，还有最棒的东西：老妇人的簧风琴，那是非常珍贵、能奏出四个八度音的古董乐器。

公主答应留下来，并忘记了皇宫和那些飞蛾。老妇人谢过她，立刻就死了。

出门散步的那晚，我母亲做了一个梦，梦境一直延续到了白天。她会有个孩子，她会训练她，塑造她，把她献给上帝：

传教之子，

上帝之仆，

主恩赐福。

于是，过了一阵子，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她跟着一颗星星走，直到它悬停在一家孤儿院上方，那儿有张婴儿床，床里有个婴儿。一个头发茂密的婴儿。

她说：“这孩子是主赐给我的。”

她带走了那个婴儿，婴儿哭喊了整整七天七夜，因为恐惧也因为无知。母亲唱歌给婴儿听，赶跑魔鬼。她懂得灵魂有多么嫉妒肉体。

如此温暖又幼嫩的血肉之躯。

现在是她的血肉了，是从她的头脑里冒出来的。

她所见的异象。

不是出于臀骨下的震颤，而是圣水和福音。

现在，她有出路了，在未来的年复一年。

我们站在山顶上，母亲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我们站在山顶上，母亲说：“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回到家时，父亲正在看电视。“碾压机威廉姆斯”对“独眼龙乔尼·斯托特”的格斗赛。我母亲怒火冲天：礼拜日我们总是把电视机罩上的。我们有一块桌布，上面印着“旧约善行”四个大字，是一位男士清理家中旧物时送给我们的。这块布很豪华，我们把它收在一个特殊的抽屉里，里面不放别的东西，除了一块蒂芙尼水晶玻璃饰品和几张黎巴嫩的羊皮纸。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这些羊皮纸。我们还以为那上面写着《旧约》呢，其实是张绵羊牧场的租赁合同。父亲通常都懒得把那块布叠好，我刚好能看到“摩西十诫”在电视机架的台面下皱成一团。“有麻烦了。”我心想，然后宣布我打算下山去救世军团学打小铃鼓。

可怜的爸爸，他向来都不够优秀。

那天晚上，教堂来了一位嘉宾：来自斯托克波特的芬奇牧师。他是魔鬼方面的专家，布了一次骇人听闻的道，讲的是被魔鬼附身有多容易。听完之后我们都非常忧心。怀特太太说，她认为她的隔壁邻居大概已被附身了，各种征兆都有。芬奇牧师说，被附身的人常有不可自制的暴怒倾向，还会突然爆发出狂野大笑，而且一直、一直都非常狡猾。他提醒我们注意，魔鬼会假扮成光明的天使出现。

礼拜结束后举行聚餐；我母亲做了二十个屈莱弗蛋糕，还有平素拿手的奶酪堆和洋葱三明治。“看一个女人的三明治做得好不好，你就能判断出她是否贤惠良善。”芬奇牧师对大家说道。

母亲的脸都红了。

接着，他转向我，说道：“你多大啦，小姑娘？”“七岁。”我答。“啊，七，”他嘟哝起来，“多有福气啊，七天创世纪，七枝烛台，七封印。”（七封印？按母亲的辅导，我还没有学到《启示录》，所以我以为他在说《旧约》里被我漏掉的某种两栖动物。我花了好几周，想从字里行间找到这种动物，以防哪天会被考问。）“是的，”他继续说，“多有福啊，”转而沉下脸色，“却又多邪恶啊。”话音刚落，他握拳砸在桌面上，震得一小块奶酪三明治弹进了募集袋；我眼看着它蹦进去，心思却完全被他占据，竟然忘记告诉别人了。在第二周的姊妹聚会上，她们才在袋里发现了它。整张桌子鸦雀无声，除了罗斯维尔太太，她耳背，而且很饿。“魔鬼会以七倍魔法重返人间！”他用眼神巡视桌边。（吱嘎，罗斯维尔太太的勺子刮出了声儿。）

“七倍！”（“有人要这块蛋糕吗？”罗斯维尔太太发问。）“最好的可以变成最恶的，”——他一把揪住我的手——“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神约之花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罗斯维尔太太郑重宣布。

芬奇牧师瞪了她一眼，但他可不是会被扰乱的人。“这朵小小的纯洁百合也可能成为群魔乱舞之地。”“呃，悠着点，罗伊。”芬奇太太不安地说道。“别打断我，格蕾丝，”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是打个比方，但我是认真的。上帝赐予我良机，而我们，决不可荒废上帝的恩赐。”“世人皆知，最圣洁的人也会突然被恶魔迷住心窍。更何况妇人，更何况孩童。身为父母，要守望你们孩子身上出现的征兆。身为丈夫，要守望你们的妻子。以上帝之名，祝福信徒。”

他松开了我的手，我的掌心已经变得皱巴巴、湿乎乎的了。

他自己的那只手则在长裤裤腿上抹了抹。“你不该让自己这么劳神，罗伊，”芬奇太太说道，“来吃点屈莱弗蛋糕，里面放了雪莉酒呢。”

我觉得有点尴尬，便独自去了主日学校的教室。那里有魔毡小人儿，用来摆圣经里的场景。我布置出但以理身陷狮子坑的布景，刚刚有点乐趣，芬奇牧师就进来了。我把两只手都塞进口袋里，盯着毛毡布看。“小姑娘。”他打了个招呼，又一眼发现了魔毡。“这是什么？”“但以理。”我回答。“但这不对啊，”他说着，露出惊诧莫名的表情，“难道你不知道但以理脱险了吗？你这场景里，这些狮子正要张嘴把他吞下去。”“对不起。”我一边答，一边倾力摆出我是有福善女的表情。“我是想表现约拿和鲸鱼的故事，但魔毡盒里没有鲸鱼。我就假装那些狮子是鲸鱼。”“你刚说这是但以理。”他很怀疑。“我弄混了。”

他笑起来。“那就好好说但以理的故事，好吗？”他小心翼翼地把几头狮子挪到角落里，再把但以理挪到另一边。“尼布甲尼撒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玩儿‘拂晓震惊’那一幕。”他在魔毡人物盒里翻找起来，想找到一个国王。“没戏。”我心想，圣诞节那天，苏珊·格林吐在了“东方三圣”的舞台场景里，而一副魔毡道具里只有三个王。

我留他一人在那里。等我回到教堂中庭，有人问我有没有看见芬奇牧师。“他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玩魔毡。”我答。“别异想天开，珍妮特。”有人冒出这么一句。我抬头去看。原来是裘波莉小姐；她讲话总是那种怪腔调，我认为肯定和她教双簧管有关。吹那东西对人的嘴巴有影响。“该回家了，”我母亲说道，“我认为今天的事儿够你兴奋的了。”

真怪，别人竟会认为这些事让人兴奋。

我们走了，包括我母亲、爱丽丝和玫（“你得叫爱丽丝阿姨、玫阿姨”）。我拖着脚步跟在后头，心思还围绕着芬奇牧师和他的恐怖之处打转。他的牙往外龅，声音又尖又利，就算他憋着嗓子想装深沉严肃也没用。可怜的芬奇太太。她怎么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呢？之后，我便想起了那个吉卜赛老太婆。“你这辈子不会结婚。”如此说来，那也未必是天大的坏事。我们沿着工厂低谷区往家走。最穷苦的人都住在这一片，紧靠着厂区。有几百个小孩和无数条瘦骨嶙峋的狗。我们隔壁邻居就曾住在这里，紧挨着胶水作坊，但他们有个表亲或是别的什么亲戚，留给他们一座小房子，也就是我们家隔壁的那个。“让我说，这准是魔鬼干的好事。”我母亲说道，她始终坚信，这些事降临人间就是为了试验我们。

他们不允许我单独去工厂低谷区，那天晚上下起雨时，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如果魔鬼要住在哪儿，肯定是这个地方了。我们走过卖灭虱颈圈和毒药的店铺。那家店叫“阿克莱特除虫害”；我以前去过一次，那时我家出了蟑螂。阿克莱特太太正在店里清点账目，我们路过时，她一眼瞅见玫，便嚷嚷着让她进去。我母亲很不悦，但一边嘟哝着耶稣、税吏和罪人什么的，一边把我推进店门，站在她们所有人前面。“这阵子上哪儿去了啊，玫？”阿克莱特太太问着，还用洗碗布擦了擦手，“都有一个月没见你了。”“我去布莱克浦了。”“嚯，你挣了不少钱吧？”“在宾果游戏里连赢了三局。”“哎呀呀！”

阿克莱特太太又艳羡，又仿佛在发脾气。

如此寒暄了片刻，阿克莱特太太开始抱怨生意不好，逼得她要关门大吉，还说杀虫剂再也赚不到钱了。“那就指望夏天热一点吧，虫子出来，钱也就来了。”

傻子都能看出来，我母亲度秒如年。“还记得两年前的酷暑吗？哎呀呀，生意可好了。蟑螂啊，甲虫啊，耗子啊，随便说一样，都能毒光光。没啦，再没那种好事啦。”

我们礼貌地静默了片刻，或更久，母亲便干咳几声，说我们该走了。“等等，”阿克莱特太太说道，“这是给小不点儿的。”

她说的是我。她在柜台后头翻找了一遍，拽出几只大小不一的铁罐头。“可以放点玻璃弹珠什么的。”她解释了一句。“谢谢。”我笑着说道。“哎呀，小玩意儿，谢啥呀。”她朝我笑笑，还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使劲摩挲，才让我们走出了店门。“看啊，玫。”我把铁罐头举起来。“是玫阿姨。”我母亲插了一句。

玫跟我一起细细端详。“‘银鱼’，”她读出声来，“‘充分洒在水池、厕所及其他潮湿的场所。’噢，挺不错的呀。这只上头写的是：‘对杀灭虱子、臭虫等有特效，无效退款。’”

我们总算回到家了，晚安玫，晚安爱丽丝，上帝保佑你们。我父亲早就上床睡了，因为他上早班。我母亲还得过好几个钟头才上床。

自从我记事以来，母亲就一直是凌晨四点上床睡觉，父亲则是凌晨五点起床。从某种角度说，这样挺好的，因为这意味着我半夜下楼时就不会孤零零一个人。我们经常吃点培根和鸡蛋，她还会读几页圣经给我听。

我就是这样开始接受教育的：她用《申命记》教我阅读，告诉我圣人们的生平故事，说他们曾是如何劣迹斑斑，常受各种欲望的摆布。他们不配得到崇拜；这是罗马天主教廷犯下的又一桩异端邪说之罪，我万万不可被巧舌如簧的神父们误导了。“可我从没见过神父呀。”“好女孩的座右铭是：防患于未然。”

我学到了：云团与譬如尖塔或大教堂的高耸建筑物彼此冲撞时就会下雨；云团被冲破，云朵下面的每个人就会被淋湿。这就是为什么——从前，只有最高的建筑才代表神圣——人们常说，清洁仅次于神圣。你们的小镇越神圣，你们的建筑物越高耸，得到的雨水也就更多。“所以那些异教区才那么干旱。”我母亲这样解释，接着，她的眼神空茫迷离起来，手中的铅笔也在微微颤抖。“可怜的斯普拉特牧师。”

我发现，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善恶争斗的象征。“想想曼巴毒蛇，”我母亲说，“若是短距离比赛，曼巴蛇的速度比马还快。”说完，她在纸上画下了蛇马赛跑。她的意思是，在短时间里，邪恶会胜利，但绝不会太久。我们挺开心的，一起唱起我俩最喜欢的赞美诗——《不向诱惑低头》。

我请求母亲教我法语，但她立刻拉下脸，说她不可以。“为什么不？”“那差点儿让我沉沦。”“这是什么意思呀？”我锲而不舍地追问，逮着机会就问。可她只是摇摇头，念叨说我还太小，我长大了就会知道，那是不好的事，诸如此类的说辞。“早晚有一天，”最后她终于松了口，“我会跟你说皮埃尔的事。”然后她拧开收音机，很长时间都不理我，我只能回床上睡觉。

她会给我讲一个故事，还没讲完就半路跳到别的事情上，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所以我始终不知道“人间天堂”从印度海岸离开后结局如何，还有整整一周都卡在“六七四十二”这一句。“为什么我不上学？”我问她。我对学校很好奇，因为母亲总是管它叫“孽生地”。我不懂那是什么，但我知道肯定和违背自然的激情一样是坏东西。“他们会引你走上歧途。”这是我得到的唯一解释。

我在厕所里思考这一切。厕所在户外，我很讨厌夜里去厕所，因为蜘蛛会从煤棚那儿爬过来。好像父亲和我都喜欢上厕所，我坐着，哼哼歌谣，他大概就那么站着吧，我猜。我母亲对此很光火。“你快点儿回来，上个厕所用不了那么久。”

但那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我们三人睡在一间卧室里，因为母亲正在为我们搭建后门口的卫浴间，要是布局得当，还能给我腾出小半间房。可她的工程进展极其缓慢，因为她说她有太多的事情要记挂在心上。有时候，怀特太太会过来帮忙和水泥，可她们总是虎头蛇尾，干到一半就去听约翰尼·卡什的歌，或是写一份新传单，宣扬全浸式洗礼的好处。最后卫浴间总算完工了，但花了足足三年。

与此同时，我的课程还在继续。通过鼻涕虫和我母亲订阅的种子目录，我学到了有关园艺和害虫的知识，通过《启示录》里的预言，以及我母亲订阅的周刊《真相大白》，我酝酿出一套有关历史进程的独到见解。“伊利亚又在我们之中了。”她宣布。

于是，我学会了诠释征兆和奇迹，不信仰上帝的人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懂。“当你走上传道之路，你就用得上这些本领。”她提醒我。

后来的一天早上，我们特地早起，想要收听“铁幕后的伊万·波波夫”节目，一只鼓鼓的棕色信封从信箱口“扑通”一声掉进了家里。我母亲以为这是参加了在镇公所里举办的“治愈伤患布道会”的人写来的感谢信。她把信封撕开，脸色一变。“是什么？”我问她。“是关于你的。”“关于我的什么？”“我必须送你去学校。”

我立刻猫进厕所里，坐在马桶上；总算要去了！孽生地。出埃及“为什么你让我去学校？”上学前的那晚，我问她。“因为，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进监狱。”她拿起一把刀。“你想要几片？”“两片，”我回答，“那里面有什么？”“罐头牛肉，知足吧。”“可是，就算你进监狱也会出来的啊。圣保罗就老是进监狱。”“我知道，”（她把肉压实了切，所以到我盘子里的牛肉只能渗出几滴可怜的肉汁）……“可邻居们不知道。把它吃了，保持安静。”

她把餐盘推到我面前。看上去很恶心。“我们为什么不来点薯条？”“因为我没时间给你做薯条。我的脚要泡，你的汗衫要烫，还有那么多恳请祷告的请求没处理。况且，也没土豆。”

我走进起居室，想找点事情做。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扭开了收音机。“接下来，”有个声音响起来，“是关于蜗牛的家庭生活的节目。”

我母亲尖声大喊。“你听见没？”她把脑袋探出厨房门，质疑道，“蜗牛的家庭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言的‘可憎之物’，就好比在说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

我不禁多想了一会儿。阴雨连绵的周三晚上，蜗牛先生和蜗牛太太待在家；蜗牛先生静静地打盹，蜗牛太太在读一本关于问题小孩的书。“医生，我非常忧心。他太安静了，不肯从他的壳里钻出来。”“不是啦，妈妈，”我应了一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可她没有听我说。她又回了厨房，我能听到她在收音机的静电噪音中喃喃自语，摆弄旋钮，寻找全球服务频道。我跟在她后面。“世上是有魔鬼，可这个家里没有。”她说，同时凝视着高悬在炉灶上的天主圣像。那是幅九英寸见方的水彩画，斯普拉特牧师专为我母亲画的，就在他带他的荣光布道团去维冈和非洲之前。

这幅画叫《天主喂鸟》，我母亲把它挂在炉灶上方是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忙着为广大信徒做各种食物。画已经显旧了，天主的一只脚上还有一小块凝结的蛋黄渍迹，但我们不敢剥掉它，生怕颜料也会跟着掉下来。“我受够了，”她说，“走开。”

她又把厨房门关上了，还关掉了收音机。我听见她在哼唱《天主荣耀被赞美》。“行，就这样呗。”我心里说。

确实如此。

第二天早上忙极了。母亲把我从床上拽起来，大喊已经七点半了，还说她一宿没睡，说我父亲饭都没吃就去上班了。她往水槽里倒了一壶滚烫的开水。“你为什么不睡？”我问她。“要是我必须和你一起起来，睡三个小时有什么用？”

她往开水里兑了些凉水。“那你本该早点上床的。”我好心提议，手忙脚乱地脱掉睡衣。这件衣服是位老妇人帮我做的，领口小得和袖口似的，我总得生拉硬拽，所以我的两只耳朵老是疼。有一次，我因为淋巴腺发炎聋了三个月：没人注意到。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忖天主的荣耀，冷不丁想到一件事：日子过得太安静了。我像平日那样去教堂，同以前一样放声高唱，但好像除我之外没人吭声儿，而且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猜想，我准是因狂喜而灵魂出窍了，而在我们教会里，这种事儿不稀奇，后来我发现母亲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玫问起我为什么不理会别人，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主的意愿。”“主有什么意愿？”玫不太明白。“用神秘的方式显能。”我母亲说完，趾高气扬地走到前头去了。

于是，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教会内外盛传我迈入狂喜之境，谁都不该和我说话。“为什么你会觉得发生了这种事呢？”怀特太太很想弄明白。“噢，不用大惊小怪，她七岁，你懂的。”玫停顿一下，制造出某种效果，再接着说道，“这是个神圣的数字，离奇的事总是逢七出现，瞧瞧艾尔西·诺里斯就知道了。”

艾尔西·诺里斯，她可是我们教堂里鼓舞人心的名人儿，也就是玫常提起的“证人艾尔西”。每当牧师要我们举证说明上帝的善行，艾尔西就会踮着脚叫起来：“听我说说上帝这周为我做的事吧。”

她需要鸡蛋，上帝就送了一打。

她犯了一次疝气，上帝就把病带走了。

她每天都要祈祷两个小时；早七点一次，晚七点一次。

她的爱好是数字占卜，每次翻读《福音书》之前必会掷骰子，任由数字指引她。“第一把掷出章节数，第二把掷出段落数。”这就是她的格言。

有人问过她，对于圣经中超过六章节的篇目，她是怎么处理的。“我有我的办法，”她生硬地回答，“上帝也有他的一套。”

我很喜欢她，因为她家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她有一架风琴，要它出声儿你就必须踩踏板。我每次去，她都弹奏《引路慈光》。她弹键盘，我踩踏板，因为她有哮喘。她收藏外国钱币，把它们存在一个有亚麻籽油味道的玻璃箱里。她说，这会让她想起过世的丈夫，他曾代表兰开夏郡参加板球赛。“他们都叫他‘强手斯坦’。”每次我去看她，她都免不了说一次。她总记不住自己对别人讲过什么。她也总记不住水果蛋糕放了多久。一度她一连五周都给我端上同一块蛋糕。我很幸运，因为她也记不住你跟她说了什么，所以每周我都用同样的借口。“肚子痛。”我说。“我会为你祈祷的。”她说。

最棒的是，她还有一幅“挪亚方舟”拼贴画。画上的挪亚爸爸和挪亚妈妈探身出去观望洪水，与此同时，小挪亚正打算逮住一只小兔子。但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那只可以拆下来的黑猩猩，用钢丝球做的；每次告辞前，她会允许我玩上五分钟。我会设计各种版本的情节，但通常都是让它淹死。

礼拜日，牧师告诉所有人，圣灵充溢我身心。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他都在谈论我，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只能坐在下面看圣经，心想这真是一本很长很长的书。当然，这一举动显得极其谦逊，信众越发坚信不疑。

我以为大家都不和我说话，而别人以为是我不和他们说。可到了夜里，我意识到我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走下楼，写了一张字条：“母亲，世界非常安静。”

我母亲点点头，又去看她的书了。书是早上收到的，斯普拉特牧师寄给她的。那是本描绘传教生活的书，书名是《普天之下皆知上帝》。

我无法引起她的注意，只好拿了只橘子，回到床上。我必须自己想出法子。

有一年过生日时，有人送了我一根竖笛和一本乐谱，所以，我靠在枕头上，吹出了一段苏格兰民谣《美好往昔》。

我看得到手指在移动，可是没有声音。

我又试了段《褐色小酒壶》。

没声音。

绝望的我又敲打出《老人河》里的节奏段落。

没声音。

无计可施，我必须等到天亮。

第二天，我跳下床的时候已经决心告诉母亲我耳朵出问题了。

可家里没人。

我的早餐留在厨房餐桌上，附带一张简短的字条。“亲爱的珍妮特，

我们已去医院为贝蒂阿姨祈祷。她的腿一碰就折。

爱你的，母亲。”

所以，我尽可能妥当地过好这一天，最后决定出去散步。那次散步拯救了我。我遇到了吹双簧管并指挥姊妹合唱团的裘波莉小姐。她十分聪明。“但她不够圣洁。”怀特太太曾说过。裘波莉小姐肯定对我说了“你好”，我也肯定没理她。她跟随“拯救灵魂交响乐团”去中部巡演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去教堂，因而不知道我被传圣灵附体并理应沉默的事。她站在我面前，嘴巴一张一合——吹双簧管也用不着那么大的嘴呀——而她的眉毛都挤到额头上去了。我拉住她的手，带她进了邮局。然后，我拿起一支公用笔，在一张《儿童津贴领取表》的背后写下：“亲爱的裘波莉小姐，

我什么都听不见。”

她惊恐地瞪着我，也抓过纸笔开始写：“你妈妈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你不卧床休息？”

写到这里，《儿童津贴领取表》已经没空地儿了，我不得不再拿一张《紧急事件联系人表》。“亲爱的裘波莉小姐，”我写道，“我妈妈不知道。她在医院陪贝蒂阿姨。我昨晚卧床了。”

裘波莉小姐对着字条目瞪口呆。她瞪了那么久，我都开始考虑要回家了。接着，她一把抓住我的手，不由分说地拉我去医院。到了医院，我母亲和别的姊妹们正围绕在贝蒂阿姨的病床旁唱着颂歌。母亲看到我们，似乎有点惊讶，但没有起身。裘波莉小姐拍拍她的胳膊肘，又把老套路来了一遍，嘴巴一张一合、挤眉毛之类的。我母亲只是摇头，摇啊摇啊。最后，裘波莉小姐大喊起来，声音那么响，连我都听到了。“这孩子不是圣灵附体，”她尖叫道，“她聋了。”

医院里的每个人都转头打量我。我的脸都红了，只能盯着贝蒂阿姨的水罐发呆。最糟糕的事莫过于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随后，有个医生过来了，火冒三丈，又和裘波莉小姐互相挥舞手臂。姊妹教友们都扭回头，再次凝视合唱乐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医生和裘波莉小姐把我带去一间冷冰冰的小屋子，里面摆放着各种仪器，然后让我躺下。医生用手指拍打我各个部位，还摇晃着脑袋。

那时候，真的好安静啊。

我母亲也来了，似乎搞清了状况。她填了一张表格，又给我写了一张字条。“亲爱的珍妮特，

没什么大毛病，你只是有点聋。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呢？我要回一趟家，把你的睡衣带来。”

她在做什么呀？为什么把我独自留在这里？我开始哭。我母亲好像吓坏了，赶忙从手袋里摸出一只橘子塞给我。我剥开橘子以安抚自己，眼看我镇定下来，大伙儿交换了眼神，又都走开了。

自出生以来，我总以为世界是以简单明了的规则运行的，就像我们小镇教会的放大版。现在我却发现教会本身也挺让人迷惑的。这是个问题，但不是我准备为之耗上很多年的问题。当时的问题则很简单：我究竟会怎样？维多利亚医院又大又吓人，我甚至无法好好唱歌，因为我听不见自己在唱什么。除了几张牙医广告和一本X光机器的使用手册，就没别的可读了。我试图用橘子皮搭一座小冰屋，可橘子皮老往下掉，就算乖乖竖起来了，我又找不到别的东西扮演爱斯基摩人，于是我不得不编了一个“爱斯基摩人被吃掉”的故事，而这让我显得更凄惨。扮家家总免不了这样，扮着扮着你就当真了。

母亲好歹是回来了，有个护士帮我套上睡衣，再带我们俩去了儿童病房。那地方太可怕了。墙壁是淡粉色，所有窗帘上都有小动物。当然不是真的小动物，而是毛茸茸的小东西玩着彩球。我想到了刚刚被自己编进凄惨故事里的海象。它很邪恶，吃了爱斯基摩人；但它起码比这些玩意儿强。护士已经把我的“小冰屋”扔进了垃圾桶。

我没别的事可干，只能静静地躺着，凝神思索自己的命运。几小时后，母亲又回来了，带来了我的圣经、圣经联合协会出的涂色书，还有一块橡皮泥，但橡皮泥被护士收走了。我气得扮鬼脸，她就在卡片上写道：“不好，可能吞咽。”我看了看她，也写了一句：“我又不是想吃它，我想捏它。再说了，橡皮泥没有毒，背后的说明书上写着呢。”我还朝她扬了扬包装盒。她皱着眉，摇摇头。我转向母亲求援，可她正忙着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一封长信。护士开始整理我的床铺，把冒犯她的橡皮泥揣进了兜里。我瞧出来了，没什么能改变她的决定。

我吸了吸鼻子，闻到了消毒水和土豆泥的味道。母亲戳了戳我，把信搁在床头柜上，又把一大袋橘子全倒进了水罐旁的大碗里。我虚弱地笑笑，期待得到安慰，然而，她拍拍我的头，转身走了。于是，我又是一个人了。我想到了简·爱，她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却总是那么勇敢。但凡我母亲感到悲伤，就会读《简·爱》给我听；她说，这本书让她坚强。我拿起她的信，都是寻常的话：别担心，很多人会来看望你，鼓起勇气来，还保证会加紧建造卫浴间，不让怀特太太碍事儿。还说她不久后会再来，就算她不来，也会让她丈夫来。说我的手术就在明天。读到这里，手中的信飘下了床。明天！万一我死了呢？如此年轻，如此前途无量的我！我想到了自己的葬礼，别人的泪水。我要我的黑脸布娃娃和圣经陪葬。我该写一份下葬指示吗？能指望他们注意到吗？我母亲通晓各种疾病和手术。医生曾告诫她，像她这样的身体状况不应该到处走动，可她说时候还没到，而且，她至少知道自己往何处去，不像他。母亲在一本书里读到过，死于麻醉药的人比滑水时淹死的人还多。“如果上帝带你回来，”她因胆结石而入院时，曾对玫说，“你就会明白，那是因为他还有工作让你去做。”我猫在被子下，祈祷自己能被带回人世。

手术当天的大清早，护士们笑眯眯地又理了一次床，还把碗里的橘子堆成一座匀称的塔。两条汗毛浓密的手臂把我整个儿抱起来，把我绑在冰凉的推床上。脚轮咯吱咯吱地响，推我走的男人速度太快了。走廊，对开门，然后是露在密实的白口罩上方的两双眼睛。一个护士抓住我的手，与此同时，另一个把罩子扣在我的嘴巴和鼻子上。我吸了一口气，看到一整排滑水的人随波跌落，再没浮起。然后，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珍妮特，小果冻。”

我就知道！我已经死了，天使们在发果冻给我吃。我睁开眼睛，还指望会看到一双翅膀呢。“来，吃一点。”那个声音在鼓动我。“你是天使吗？”我带着希冀问道。“算不上，我是医生。但她是个天使，护士小姐，是不是？”

天使羞红了脸。“我听见了。”我说道，不是特意对谁说的。“吃果冻吧。”护士说。

要不是艾尔西发现我住院了，并且来看望我，我很可能要孤苦伶仃地挨过余下的一周。我母亲得等到周末才能来，我知道，因为她在等水电工检查她铺设的管线。艾尔西每天都来，讲笑话逗我笑，还讲故事，这让我感觉好多了。她说，故事能帮助一个人理解世界。等我感觉好些了，她承诺会教我一些基础知识，以后就能帮她数字占卜了。一阵激动油然而生，因为我知道母亲肯定不同意。她说过，占卜几乎算得上发疯了。“甭担心，”艾尔西说，“占卜可管用啦。”

所以，我们过得挺开心，就我们俩，筹划着等我病好了要做些什么。“你多大了，艾尔西？”我很想知道。“我记得‘一战’，我只能透露这么多啦。”随后就开始说她怎么驾驶一辆没有任何刹车装置的救护车。

最后那几天，我母亲来得挺勤的，但那是一年里教堂最忙的时节。他们都在安排圣诞活动。她不能脱身时就让父亲来，他通常都会捎来一封信和几只橘子。“唯一的水果。”她总那么说。

水果沙拉，水果派，水果奶油杯，水果潘趣酒。恶魔果，激情果，腐烂果，礼拜日水果。

橘子是唯一的水果。我剥下的橘子皮填满了小垃圾桶，护士们去倒垃圾时都不情不愿的。我把橘子皮藏在枕头底下，护士们责骂我，还叹气。

艾尔西·诺里斯和我每天都分吃一只橘子，一人一半。艾尔西没有牙，所以她先吸吮，再咀嚼。我假装在吃牡蛎，把橘瓣倒进喉咙。人们会打量我们，但我们不在乎。

艾尔西不读圣经也不讲故事的时候，就找诗人来做伴。她把斯温伯恩和他的麻烦事儿、威廉·布莱克的苦闷都讲给我听。“没人听怪人的话。”她说。她读给我听《妖精市集》，是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女人写的，有个朋友送她的礼物是一只罐子，罐子里有一只腌制的耗子。

不过，在所有她喜爱的诗人中，艾尔西最爱W. B. 叶芝。她说，叶芝懂得数字的重要性，以及想象力对世界有多大的奇效。“一样东西看起来是这样，”她告诉我，“实际上可能是那样的。”我不由想起自己的橘皮冰屋。“如果你想一件事想得够久，”她解释道，“很有可能，那件事就会真的发生。”她拍拍脑袋，“都在脑子里呢。”

我母亲相信，如果你为某件事祈祷够久，它就会成真。我问艾尔西，这是不是一码事。“上帝在万事万物之中，”她若有所思地说道，“所以，总是一码事。”

直觉告诉我，母亲会不同意，可她不在，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艾尔西玩“卢多”“吊死鬼”，探访时间快结束了，她在临走前又给我念了一首诗。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万物倒塌又被重建而重建者充满欢愉。”

这句我懂，因为我几周来一直坚持不懈地搭建橘皮冰屋。有些时候，只会让人大失所望，其他时候差一点就能成功，但终是功亏一篑。那是既要有预见力、又要能掌握平衡的巧活儿。艾尔西总让我再接再厉，还让我别去理会护士们。“用橡皮泥就容易多了。”有一天，我抱怨道。“但就没这么有趣啦。”她说。

等我终于出院时，听力恢复了，自信心也康复了（多亏了艾尔西）。

我得跟艾尔西回家，和她住几天，直到我母亲从维冈回来，她在那儿帮“迷途人协会”审计账目。“我找到了一份新乐谱，”她在公共汽车上对我说，“里面有一段为七头大象所谱的间奏曲。”“叫什么名字？”“《阿比西尼亚之战》。”

当然了，那是极有名的，极富维多利亚式的温情，就像艾伯特亲王一样。“还有什么好玩的？”“倒是没啥了，眼下，上帝和我互不干扰。偶尔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得空就去拾掇一下房子。也不是什么花哨的活儿，无非就是给护墙板打打蜡。一旦主与我同在，我就没时间干别的了！”

到了家，她变得神秘兮兮的，让我在门厅里等一会儿。我听到她在屋里窸窸窣窣地摆弄什么，兀自嘟嘟囔囔，还有什么东西吱呀吱呀响。最后，她终于推开门，气喘吁吁地大声宣布：“上帝宽恕我，”她喘着大气说，“但这东西太烦人了。”

砰的一声，她把一只大箱子搁在桌上。“打开吧。”“这是什么？”“别问啦，快打开。”

我扯开包装纸。

那是只圆顶的木盒，里面有三只小白鼠。“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在烈火的炉中。”她的上唇牵出了一抹微笑。“瞧，我亲手画的火焰。”

只见盒子背板上是一片怒气冲冲的橘色火舌。“也可能是圣灵降临节啊。”我提出不同见解。“噢，是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她表示同意。

老鼠们毫不在意。“瞧，我还做了这些呢。”她在手袋里摸索，掏出两尊胶合板做的人像。两尊像都涂成了鲜亮的颜色，但一个明显比另一个有神性，因为背上有翅膀。她得意地看着我。“尼布甲尼撒和主的天使。”

天使的基座下有道小口子，刚好能嵌入鼠仓的圆顶，不会干扰到老鼠。“真漂亮。”我说。“我知道。”她点点头，擦着天使身边，往盒子里丢了一点奶酪渣儿。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司康饼，围着壁炉吃。她家的老壁炉上有名人画，瓷砖上还印着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画像。壁炉上有印度的克莱武、帕默斯顿首相、艾萨克·牛顿爵士，牛顿的下巴有点焦，因为壁炉里的火蹿得太高。艾尔西把她的灵骰拿给我看，那是四十年前她在麦加买的。她把它们藏在炉膛后的小盒子里，以免被贼发现。“有人说我是傻瓜，但世界包罗万象，肉眼所见只是一小部分。”我静候下文。“有这个世界，”她夸张地敲了敲墙壁，“还有这个世界，”又砰砰地拍了拍胸膛，“如果两个世界你都想搞明白，你就必须同时留意这两个世界。”“我不明白。”我叹了一口气，琢磨接下去该问什么才能理解得透彻些，可她嘴巴张着，睡着了，再说了，我还得喂老鼠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艾尔西一直没有醒，我想，大概等我去上学就能明白了吧，这是我唯一的慰藉。等她睡醒时，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正要解释宇宙的奥秘，只想给老鼠造一条小隧道。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找到答案，问题反而越来越复杂了。上完三个学期，我开始泄气。我学会了乡村舞和基础女红技巧，仅此而已。乡村舞，就是三十三个东倒西歪、身穿黑色胶底帆布鞋和绿色灯笼裤的小孩努力跟上女老师的脚步，她自带一位男舞伴，并且眼里完全没有别人。他们很快就订婚了，但对我们没好处，因为他们又开始为舞会大赛做准备，也就是说，把课时全用在练习他们的舞步上，而我们都跟着留声机里的指令上蹿下跳。最糟糕的是，你不得不拉紧你讨厌的人的手。一下课，我们就连拧带打地甩掉彼此的手，在无声的交流中恐吓对方。我烦透了被人欺负，也渐渐发明出一套最基本的折磨人的手段，并以甜蜜圣洁的外表加以伪饰。“老师，你说是我吗？没有啊，老师。噢老师，不是我干的。”其实就是我干的，我一直这么干。对女孩们来说，最最可怕的欺负莫过于被推进拉兹伯恩锻铁厂后头的污水池，浑身浸湿。对男孩们来说，则是任何牵扯到他们的小鸡鸡的事。就这样，三个学期过后，我蹲坐在一堆鞋袋里，郁郁寡欢。鞋柜间又黑又臭，总有股臭脚丫子味儿，哪怕开学第一天都很臭。“你去不掉脚臭味儿。”我听门房很不开心地说过这话。

清洁女工直摇头，她驱除的臭味儿比她吃过的热饭热汤还要多。她曾在动物园干过活儿。“要知道那些动物臭气熏天。”但脚臭味儿让她更挫败。“这玩意儿能擦掉地板一层皮，”她挥动着一个红罐头说，“可拿臭脚丫味儿没辙。”

一两周之后，我们就不怎么在意臭味了，况且，那是个很不错的藏身地。老师们不靠近这里，顶多站在离门几码远的地方监督我们。学期最后一天……再之前的几天，学校组织我们去查斯特动物园参观。那意味着每个人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还要比谁的袜子最干净、谁带的三明治最丰盛。罐头饮料是最让我们羡慕嫉妒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能带特百惠塑料罐里的橙汁。塑料罐很容易被捂热，喝起来都会烫嘴。“你带了黑面包，”（三个脑袋顶来顶去，凑在你的座位上方，）“那是干什么的？里面有不少哩，你只吃素吗？”

我的三明治被人用手指头戳，我假装没看到。常规三明治检查是一个座位一个座位挨下去进行的，时而有啧啧称羡声，时而爆发出尖利的笑声。苏珊·格林的三明治里是冷透的炸鱼条，因为她家很穷，只能吃剩菜，哪怕很难吃。上一次她连剩菜都没有，三明治里只能涂一层褐色的沙司酱。检查员宣布，这次雪莉第一名。雪白的软面包里裹着咖喱蛋和碎欧芹。她还有一听柠檬水呢。动物园没啥好看的，我们必须两人一排走完一圈。漫长的队伍迂回行进，沙子和锯屑湿答答地黏在一起，毁了我们的新鞋。斯坦利·法莫掉进了火烈鸟池。谁也没钱买小动物模型。所以，我们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一小时回到大巴士上，摇摇晃晃地颠回了家。我们留给司机的纪念品是填满三个塑料袋的呕吐物和几百张糖果纸。我们只有这些可以无私奉献。“下不为例！”佛图太太领着我们下车、走到大街上时拔高声调，“我再也不要这样丢脸了。”

眼下，佛图太太正在帮助雪莉完成夏季晚会的舞裙。“她俩挺般配的。”我心想。

想到教会每年举办的夏季露营，我才略感安慰。这一次，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德文郡。我母亲激动死了，因为斯普拉特牧师承诺，他会利用自己难得回英国的机会过去一趟。他会主持第一场主日礼拜，就在卡伦普顿外的福音营里。此刻，他正在欧洲举行巡展。他迅速成为我们教区派出的最有名、最成功的传教士之一。世界各地的土著把感谢信发到我们的教区总部，感恩灵魂被拯救、和上帝喜悦同在，而我们连那些部落的名字都读不利索。为了庆祝他的布道令一万名信徒皈依，牧师得到一笔赞助，并获准休个长假，到各地展示他搜集的武器、驱邪物、偶像和原始避孕工具。展览被命名为“唯主荣光才能拯救”。我只看到了宣传册，但个中细节我母亲知道得巨细无靡。除了斯普拉特牧师会现身，我们还为德文郡的农民精心组织了一场活动。过去，不管在福音营还是在镇公所，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只用一套程式。后来，我们的秘书收到了总部寄来的活动指南，特附说明：基督随时都可能复临，我们应不遗余力地拯救灵魂，用什么法子取决于我们自己。活动指南由灵恩运动营销委员会特别设计，它说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感化方式。你必须打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觉得救赎与自己有切身关系。所以，假如你面对的是渔夫，就得用大海来比喻，巧妙地传递出讯息。最重要的是，一对一交谈时，你要尽快判断出他最渴盼什么又最恐惧什么，那样就能知道该怎么感化他，让他产生共鸣。委员会给我们这些参与圣战的教友们做周末培训，发放图表，以助我们掌握一切进步的迹象，并得到鼓舞。斯普拉特牧师写了一篇他个人的倡议文，登在指南书封底，还附有一张年轻得多的他为某个酋长施洗礼的照片。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证实一点：上帝和德文郡的农民休戚相关。我母亲负责筹办营地小卖部，已开始大量购买豆子罐头、法兰克福香肠。她跟我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们都期盼更多的人皈依，多到足以在埃克塞特建一座新教堂。“我记得在这里建起福音堂时，”母亲带着怀念的口吻说道，“我们都是一条心，只用皈依再生的工人。”那是艰难而光辉的时代；攒钱买钢琴和赞美诗集；抵挡魔鬼的诱惑，只干活不休假。“当然啦，那个时候，你父亲还是个爱玩牌的人。”

最后，他们从总部得到一笔资金，这才造好了屋顶，还买了一面旗插在上头，旗子上用红线绣着“寻求上帝”。升旗那天真是光荣之日。所有教堂都有旗帜，由残疾的教友们做成，这样做既能让他们获得贴补，也能给予精神上的满足感。头一年，我母亲的足迹遍布大小酒吧、各等酒馆，敦促酒徒们跟随她去教堂。她曾坐在钢琴边弹唱《你心有空虚向主吗？》。她唱得感人肺腑，她这么说。歌声一起，男人们就捧着大酒杯哭泣，停下了斯诺克的球杆。那时她又丰满又漂亮，他们叫她“耶稣美女”。“哦，是有人追求我，”她坦言道，“也不都是虔诚的。”不管他们是否虔诚，反正教会壮大起来了，我母亲走在大街上时，很多男人会停在路边，向“耶稣美女”脱帽致敬。

有时候我会想，她是仓促成婚的。和皮埃尔那段纠葛之后，她不想再折腾了。当我坐在她身边浏览相册里面容严峻的祖辈时，她总会停在那两页——目录上称之为“旧爱”。上面有皮埃尔，还有我父亲和其他男人。“为什么你没有嫁给这个人或那个人？”我会十分好奇地问她。“尽是些任性的男人，”她叹口气说，“我花了很久才找到了一个人，而他是个赌徒。”“为什么他现在不赌了？”我想知道，并试图按照电影里男人的形象想象出我那温顺的父亲的模样。“他娶了我，也找到了上帝。”说完她又叹了一声，把“旧爱”里每个人的故事都讲给我听：疯子珀西，开一辆敞篷车，要她跟他住到布莱顿去；戴玳瑁眼镜的艾迪养蜜蜂……就在那一页最下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漂亮的女人怀里抱着小猫。“那是谁？”我指着她问。“这个？哦，是艾迪的妹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放在这里。”她翻过这一页。下一次我们再看相册时，这张照片就不见了。

就这样，她嫁给我父亲，并改造了他，他建起教堂，并且从不生气。我觉得他人很好，尽管不太说话。当然，她自己的父亲是暴怒型的。他对她说，她下嫁粗人，有失身份，还说她本该留在巴黎，然后便与她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她的钱从来都不够用，过了一阵，她索性认定自己始终都没什么钱。“教堂就是我的家。”每次我问起相册里的人，她总这么说。而教堂也是我的家。

在学校里，我好像学不到什么，也赢不了什么，就连抽签都抽不好，总抽到要当食堂监督员的下下签。当食堂监督员意味着，你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一只餐盘，水罐里不能有碎渣。食堂监督员只能最后一个吃饭，只能分到最少的饭菜。我曾一连三次抽到这张签，同班同学对我大呼小叫，因为我闻起来总有一股肉汤味儿。肉汤星星点点地溅到衣服上，母亲却逼我整整一周都穿同一套运动校服，理由还很充分：既然我还要当监督员，何必费事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呢？现在，我坐在一堆鞋袋里，胸前挂着猪肝洋葱汤汁。通常我会努力把污渍抹干净，但今天实在太郁闷了。跟着教会过了为期六周的暑假之后，我真的不能再应付这种事儿了。母亲说得对，学校就是孽生地。而且我不是没有努力过。一开始，我倾尽全力想要表现出色，想要融入集体。去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前，老师布置过一次作业，让我们写一篇题为《暑假记事》的作文。我一心想要写好，因为我知道他们都觉得我因为没有早点上学，所以不会读也不会写。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漂亮的书写体，我很自豪，因为很多学生只会写印刷体。我们轮流朗读自己的作文，然后交给老师。大家写得都差不多，钓鱼、游泳、野餐、迪士尼的动画片。有三十二篇作文都是关于花园和青蛙产卵的。我的姓氏排在字母表的最后，只能耐下性子等。老师是希望课堂充满欢乐的那种女人。她管我们叫小羊羔，还特地对我说，假如有困难也别担心。“你很快就会适应的。”她安慰我。

我很想讨她欢心，便充满期待地颤抖着念起我的作文……“‘这个暑假，我跟着教会夏令营去了科尔温湾。’”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天气非常热，贝蒂阿姨中暑了，更何况，她的腿老是一碰就折，我们都以为她会死掉。’”

老师略显忧虑，但同学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但她好转了，这多亏我母亲整夜陪护，竭尽全力。’”“你母亲是护士吗？”老师问道，言语中透着一丝同情。“不，她只是治愈伤患。”

老师皱起了眉头。“好吧，继续念。”“‘等贝蒂阿姨恢复了，我们一齐坐巴士去兰迪德诺的海滩举行证道仪式。我打铃鼓，艾尔西·诺里斯带上了她的手风琴，但以前有个男孩往琴里扔过一把沙子，之后那台手风琴就拉不出升F调了。我们打算到秋天办一次废品义卖活动，筹钱修好它。“‘我们从科尔温湾回来后，隔壁邻居家又多了一个孩子，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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