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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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作家作品漫谈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的发展，既是纵向的，又是横向的；纵向发展是各民族文学内部的继承性发展，横向发展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之间的影响、冲突和交会。这一纵一横的经线与纬线，织成了多姿多彩的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可以说，纵向的“通变”与横向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漫谈》丛书。本套书系共计10册，主要包括世界文学发展、世界古代作家作品、俄苏现代作家作品、东欧现代作家作品、西欧现代作家作品、北欧现代作家作品、南欧现代作家作品、美洲现代作家作品、亚洲现代作家作品、非洲现代作家作品等内容。
本套书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读性和知识性，是我们广大读者了解世界文学作品、增长文学素质的良好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章 世界古代文学作家
第一节 古希腊作家
荷马
荷马，古希腊盲诗人，相传是古希腊两大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是否确有其人以及他的身份、出生地等，一直是西方学者有争论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荷马可能是公元前8、9世纪时一位朗诵史诗的盲艺人，他根据口头流传的篇章，整理了这两部史诗。《伊里亚特》写由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骗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引发希腊联军讨伐特洛伊的10年战争。史诗集中描写第10年希腊英雄阿基琉斯和伊利昂城主将赫克托尔之间的决战，以赫克托尔的死告终。其中阿基琉斯是一个理想的部落英雄形象。《奥德赛》则写战争结束后，希腊主将奥德修斯返乡途中的海上冒险和机智地维护自己的财产并与妻儿团聚的故事，它的形成比《伊里亚特》稍晚，反映了奴隶制度萌芽时期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对私人财产的捍卫，并通过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的贞洁、勇敢来提倡新的家庭道德规范。
两部史诗的结构巧妙，布局完整，塑造了众多英雄人物，也被称为“英雄史诗”。基本主题是热爱现实，肯定人的奋斗精神，强调对人生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史诗的语言也很有特点，尤其比喻丰富多彩，贴切生动，被称为“荷马式比喻”。此外还常用重复的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伊索
伊索，约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寓言家，传说本是一个奴隶，因擅长讲寓言故事而获得自由，常出入吕底亚国王的宫廷。公元前5世纪时，伊索的名字已被希腊人所熟知，希腊寓言开始都归在他的名下。
今天流传的《伊索寓言》，是后人收集改编的，共有300～400个小故事。伊索寓言大部分是动物故事，这些故事通过描写动物之间的关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如《狼与小羊》、《狮子与鹿》、《狗和公鸡与狐狸》、《两个锅》等；也有一些总结了人们的生活经验，教人处世和做人的道理，如《龟兔赛跑》、《狐狸与葡萄》等。
伊索寓言形式短小精悍，比喻恰当，形象生动，对法国的拉封丹、俄国的克雷洛夫、德国的莱辛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出身贵族，曾参加马拉松之役和萨拉米之役，抗击侵略，老年时，因为和雅典人发生冲突，曾两次赴西西里。
他是古希腊悲剧的创始人之一，与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他出身贵族，共写了70部悲剧（一说是90部），生前得过13次奖，死后还得过4次。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波斯人》、《普罗米修斯》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等7部。
埃斯库罗斯对悲剧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增加了第二名演员，使对话成为戏剧的主要部分；简缩了合唱队，使戏剧结构程式基本形成；还创造了舞台背景，并使演员面具基本定型。但他的作品人物形象单纯高大，是理想化的性格，并且一般是静止的，缺少发展。抒情气氛浓郁，诗句庄严。由于他在悲剧发展阶段对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故被称为“悲剧之父”。
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派，他的悲剧中处处流露出民主精神。《波斯人》写波斯水师在萨拉米之役的覆灭，是现存的唯一以当时的现实为题材的悲剧，显示雅典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制度。诗人认为，希腊人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人，为保卫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波斯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波斯国王骄傲自大，受到神的惩罚，还因为波斯士兵是被奴役的人，在杀头的威胁下被迫作战。《七将攻忒拜》中的波吕涅刻斯是一个攻打祖国的叛徒，诗人用他来影射雅典僭主希庇亚斯，希庇亚斯曾在马拉松之役企图借波斯兵力复辟。
但是，埃斯库罗斯思想上存在着矛盾，他有时用贵族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他在《报仇神》中劝雅典人不要随便修改法律，表示他不同意民主派对元老院的改革；他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流露了调和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愿望。政治上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方面。诗人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在《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赞美神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对神抱敌视态度。他一方面相信命运的威力，认为连神也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埃斯库罗斯的思想矛盾反映了雅典早期民主派的特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一向采用适当节制贵族，适当满足自由民愿望的改良措施；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力图使先进思想和传统观念调和起来。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常常有欢庆胜利的收场，表明他对民主制的胜利满怀信心。恩格斯曾经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埃斯库罗斯最重要的作品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公元前479～前478）。悲剧取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开场时，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派威力神和暴力神用铁链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河神俄刻阿诺斯来劝他和宙斯和解，被他谢绝。普罗米修斯表示，“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他知道，如果宙斯和某一位女神结婚，她将生一个比他强大的儿子，把他推翻。赫耳墨斯奉命来逼迫普罗米修斯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坚决不讲。他说：“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遭遇来换取你奴才的命运。”随后，天塌地陷，普罗米修斯被打进深渊。第二部曲《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已失传，据说，在剧中，宙斯为了摆脱他父亲克洛诺斯关于他将被推翻的诅咒，同普罗米修斯和解了。第三部曲《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也已失传，据说是描写雅典人对普罗米修斯的崇拜仪式和火炬游行，表现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心。《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崇高、风格最庄严的作品之一。剧本用全宇宙来影射小小的雅典城邦，把民主派和寡头派表现为超人的神明，把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高尚精神和雄伟气魄。全剧富于哲理和肃穆气氛，感情汹涌澎湃，体现了雅典民主派的自豪感。
普罗米修斯在赫希俄德的《神谱》中本来是一个小神，经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他成了一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的神，成了民主派的化身。他憎恨不正义的神，宁可承受亿万年的苦难也决不向他们屈服。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堪称不朽，他从古到今都获得进步人类的称赞，马克思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宙斯在剧中是个新得势的神，他敌视人类，甚至企图毁灭人类，是人类的公敌。他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推翻他父亲而获得王位，但他恩将仇报，对他的战友进行迫害。他不讲信义，残忍暴虐，专制横蛮，荒淫邪恶。在宙斯的形象里反映出雅典当日的僭主。除了攻击宙斯而外，诗人还讽刺河神的怯懦，挖苦赫耳墨斯的奴根性，所以马克思说，希腊众神在《普罗米修斯》中“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普罗米修斯》的剧本结构简单，动作很少，独白和合唱队的抒情诗在剧中的比重很大，普罗米修斯就象是酒神颂歌中的回答者，剧中出现的人物向他提问题，他回答问题并抒发他的感触。宙斯在剧中始终没有出场，但他的淫威无处不在，他的无形的形象比有形的形象更有力。
埃斯库罗斯的其他名剧是《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公元前458年），这是现存的古希腊唯一的三部曲。第一部《阿伽门农》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悲剧之一。阿伽门农出兵特洛亚时，曾经杀死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想为女儿复仇，串通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得胜回国时把他谋害了。第二部《奠酒人》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回国为父报仇，杀死他的母亲。第三部《报仇神》写俄瑞斯忒斯在雅典法庭受审，雅典娜女神宣判他无罪。剧本结束时，雅典人欢庆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这个三部曲的主题是描写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和进步的法治精神对血族复仇观念的胜利。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他使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形式。他首先采用三部曲的悲剧形式，每部既能独立存在，各部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据说，布景、庄严的舞蹈、高底靴和轻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的。
埃斯库罗斯的人物都是巨人式的，但一般说来，他们的性格固定不变。他的悲剧富于抒情气氛，不大注重情节的戏剧性。他的风格庄严崇高，词汇丰富，但有时显得堆砌。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里对埃斯库罗斯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悲剧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在19世纪受到广泛的重视。据说，埃斯库罗斯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欧里庇得斯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出生在雅典领土阿提卡东海岸佛吕亚乡，贵族出身。他学习过绘画，热心于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和一些诡辩派哲学家交往，被称为“剧场里的哲学家”。他晚年由于反对侵略战争，对神抱怀疑态度，以致不见容于雅典当局，到马其顿国王宫中做客，后来死在那里。他大约写过92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现存有《美狄亚》、《特洛亚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希波吕托斯》等18部悲剧，得过5次戏剧奖。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期的雅典社会。他主张维护民主制的一些重要原则，认为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人人都应有发言权，他也同样谴责僭主。但他和前两个悲剧家不同。埃斯库罗斯热烈拥护民主制，索福克勒斯对民主制的信心已发生动摇，欧里庇得斯则深切体会到民主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他受到诡辩派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于雅典城邦对外侵略、对内压迫的政策，对于当时的妇女地位和宗教意识都发生了怀疑。他说神是“古老的谎话”，甚至认为，“奴隶身上只有一件东西不体面，那就是奴隶这名称。”在欧里庇得斯看来，决定人的命运的不再是神，而是人自己。欧里庇得斯在某些地方超出了奴隶主民主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仍旧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
欧里庇得斯和其他的悲剧家一样，也借用现成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的情节进行创作，但他改变了这些传说的性质。希腊众神在诗人笔下失去了神性而无恶不作；古代的英雄也失去他们的庄严而变得厚颜无耻、自私自利；特洛亚战争也失去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成为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这种不同的处理，一方面是由于诗人的意图在于托古喻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人对理想化了的传说发生怀疑。
欧里庇得斯深切关怀妇女的命运，他现存的悲剧中有12部是写妇女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美狄亚》（公元前431年）。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不顾一切爱上了伊阿宋，帮助他杀死了她的兄弟，抢去她父亲的金羊毛，然后随他来到希腊，和他结婚。剧本开始时，伊阿宋将另娶科任托斯公主，遗弃美狄亚，科任托斯国王还要把她驱逐出境。美狄亚痛苦得几乎发狂。她起初和伊阿宋争吵，后来假意与他和解，打发两个儿子把两件浸沾毒药的礼物送给新娘，害死了新娘和国王。为了惩罚伊阿宋，使他断绝后代，美狄亚在痛苦中杀死了她的两个儿子，自己乘龙车逃往雅典。
在英雄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时期，妇女的地位还相当高。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期间，私有制的发展使家庭制度巩固下来，婚姻已经固定为一夫一妻制。但一夫一妻制只对妇女有约束，男子则可以把妻子关在家中，自己在外胡作非为，或随便把妻子遗弃。妇女的地位几乎和奴隶相等，她们的生活是痛苦的。《美狄亚》一剧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美狄亚在剧中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子算是最不幸的。”欧里庇得斯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表示愤慨，他赞成妇女起来反抗。
美狄亚是一个聪明倔强、有办法、有胆量的女性。她是外国人，得不到城邦的保护，在离乡背井、只身无援的处境中被丈夫遗弃，又遭到国王的迫害。她对丈夫的强烈的爱转化为强烈的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以图报复，向社会提出抗议。她复仇的方式固然是残酷的，但这是社会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
伊阿宋本来是一个取金羊毛的英雄，也很爱美狄亚。回国后，他贪图权势和钱财，变成了一个喜新厌旧的小人和野心家。他忘恩负义，遗弃了美狄亚，还处处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
欧里庇得斯善于描写炽烈的感情。美狄亚的爱和恨都超出了一般的感情，合唱队以中庸之道婉言相劝，也不能使她平息。从这部戏里可以看出，社会动荡引起了人们心理的变化，中庸适度的平衡感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骚动激烈的感情，近乎变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反映了这种情绪。
欧里庇得斯一般不甚注重结构，但这部悲剧的结构比较完整。在剧中，崇高和庄严的传统气氛消失了，只有冷酷无情的实际生活景象。剧本的前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被逼而濒于绝望的情绪，后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心中对丈夫的恨和对儿子的爱的激烈斗争和她的复仇行动，气氛可怖。《特洛亚妇女》（公元前415年）也是欧里庇得斯的名剧。这个剧本假托特洛亚战争的故事，反映了雅典人在公元前416年攻下守中立的墨罗斯岛、大肆杀戮的历史事实。剧中描写特洛亚城被焚毁，男子被杀尽，妇女沦为奴隶，赫克托耳的幼子被希腊人从城墙上扔下来摔死，景象很悲惨。剧中抒情气氛浓厚，心理描写深刻，但各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
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标志着旧日的英雄悲剧的结束。悲剧到了他的手中，现实的社会问题才提得特别鲜明，特别广泛。索福克勒斯曾经说，他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欧里庇得斯的人物是真实的。这句有名的话指出了希腊悲剧发展的一个方面。欧里庇得斯首先描写日常生活，甚至把农民、奴隶、儿童和仆人作为悲剧中的人物。欧里庇得斯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妇女的心理。他的语言自然流畅，接近口语，富于感情。
欧里庇得斯生前不大为同时代人所了解，死后的名声比较大。阿里斯托芬在《蛙》里指责欧里庇得斯不应描写妇女的激情和不健康的心理，但也承认他在戏剧艺术上有某些长处。亚里士多德对欧里庇得斯有许多指责，但也称赞他善于运用日常语言，善于造成悲剧的效果，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对古希腊“新喜剧”、罗马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前385？），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家住雅典，拥有土地。他交游甚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诗人敢于在剧中抨击雅典的当权人物，特别是克勒翁；曾被控告侮辱了雅典公民和城邦，但他并不退缩，仍旧继续讽刺他们。他写过44部喜剧，得过7次奖，现存11部。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社会生活。
阿里斯托芬的世界观基本上反映了自由民中的农民的利益，他提出了一些新思想，但在政治上又有保守倾向。他坚决反对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战争。他在《阿卡奈人》、《和平》和《吕西斯特剌忒》等剧中主张议和，同时也歌颂马拉松时代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内战期间，雅典的民主越来越衰落，政治越来越腐败，政治煽动家克勒翁的气焰特别嚣张。诗人在《骑士》中大胆地把克勒翁描写成一个愚弄人民的骗子，还在剧中使象征人民的德谟斯返老还童，恢复马拉松时代的精神。
战后，雅典经济崩溃，一般人民更加穷困，社会上产生了理想国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等剧都反映了这些思想。但诗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贫富不均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富裕意味着脱离劳动，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因此他对于平均财富的思想也有怀疑。阿里斯托芬对妇女问题也非常注意，他反对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批判轻视妇女的思想。他在《吕西斯特剌忒》中认为，妇女也了解政治问题，能够挽救城邦，治理国事，但他又不主张妇女的彻底解放。阿里斯托芬反对诡辩派的新教育，提倡培养心灵、注重节制的旧教育。他对神采取嘲笑态度，同时仍旧是传统宗教的拥护者。
阿里斯托芬留下了一些关于创作的言论。他在《阿卡奈人》中提出，他写作喜剧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真理，支持正义，给人民指出教训，把他们引上幸福之路。他在《蛙》一剧中提出，推崇一个诗人的标准，要看他是否为国家教好人民。酒神在剧中宣称，使人类堕落的诗人应当处死。他最早明确地表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阿卡奈人》（公元前425年）是阿里斯托芬第一部成功的喜剧。在“开场”中，农民狄开俄波利斯看见雅典公民大会不让一个提倡议和的人讲话，他给了那人8块钱币，派他替他自己一家人同斯巴达人议和。在“进场”中，雅典附近受战祸最深的阿卡奈人（合唱队）用石头追打狄开俄波利斯，指责他叛国。他在“对驳场”中争辩说，他并不想投靠斯巴达人，他本人也受到他们的蹂躏，但雅典人也要对引起战争负责。有一些阿卡奈人不服，请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帮忙，狄开俄波利斯当场和他扭打，把他打败，并去和伯罗奔尼撒人通商。接着的“插曲”表现了做交易的场面，显示和平的好处。拉马科斯再度出征，在“退场”中，他跛着脚上场，他在战争中负伤，痛苦万分。狄开俄波利斯却由两个吹双管的女子伴着，饱食大醉，得意洋洋。《阿卡奈人》通过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表面上很不严肃的讪笑打诨的场面来反映生活，很象闹剧。例如，狄开俄波利斯和拉马科斯的争辩本来是件正经事，但两人却在台上撒野，通过扭打来解决问题；又如，有一场写一个农民在战乱中丢掉耕牛，几乎把眼睛哭瞎，他来到狄开俄波利斯的市场上买“和平眼药”，谐谑地表现了农民的和平愿望。这些场面都很滑稽。但是，在“退场”中，堂皇的雅典将军在台上哇哇大叫的场面就很丑。在这些滑稽和丑陋的事件中，寄寓着非常严肃的思想。《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雅典公民中的主战心理，号召订立和约。诗人在剧中指出，战争对政治煽动家和军官有利，对人民有害；他认为战争双方都有过错，主张各城邦团结友好，发扬马拉松精神，共同对付波斯的侵略威胁。阿里斯托芬正是从这个思想高度去俯视脚下的现实，才把生活中丑陋的本质挖掘出来，尽情加以嘲笑。
狄开俄波利斯是个典型的阿提刻农民，他头脑清楚，有机智，有胆量。拉马科斯是一介武夫，头脑糊涂，虚荣心强，外强中干。《鸟》（公元前414年）也是阿里斯托芬的杰作之一，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喜剧。剧中有两个雅典人和一群鸟一起在天和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云中鹁鸪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其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生存的唯一条件。这部喜剧讽刺雅典城市中的寄生生活，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在艺术性方面，《鸟》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最优秀的作品。剧中情节丰富多彩，由合唱队扮演的飞鸟出入林间，五色缤纷。全剧富于幻想，抒情气氛浓厚。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这部喜剧的结构是最完整的。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的戏剧情节是虚构的，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是很现实的。他喜欢采用夸张手法，仿佛是用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来映照生活，镜中的形象虽然是漫画式的，但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他有时还采用象征手法，把一些抽象概念拟人化。阿里斯托芬富于机智，善于使用谐音字，并戏拟悲剧中的诗句，产生喜剧效果。他运用民间的朴素生动的语言，配合着城市里的文雅语，台词灵活生动。他的剧中有美丽的诗，也有粗野的场面。海涅曾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象童话里的一棵树，上面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爬行”。
恩格斯曾经称阿里斯托芬为“喜剧之父”和“有强烈倾向的诗人”。
柏拉图柏拉图（前427～前345），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出身雅典贵族。20岁起从苏格拉底求学，后游历埃及、意大利，试图在叙拉古实行他的政治理想而未成，遂回雅典建立学院。讲学期间所写40多篇对话涉及宗教、神话、政治、伦理、教育、哲学和文艺理论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对话以苏格拉底与论敌辩论的方式写成，因此很难断定哪些话代表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而且不同篇目对同一问题讨论的结论有时也不一致。西方一些研究者认为，对话分早期和晚期，早期主要阐述苏格拉底的思想，以纪念自己的亡师。
柏拉图从贵族立场出发，在政治上反对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民主派，在学术上反对民主派学者的“诡辩派”。他以“理式”解释客观世界，认为上帝根据理式造就可感事物，因而客观事物只是理式的摹本。他强调伦理，企图纠正民主派政权带来的“世风日下”。他主张国家管理者必须是哲学家，因而教育是重要的。
在艺术上，他认为艺术模仿客观事物，因而只是理式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他提出灵感说，认为灵感来自诗神，它使艺术家“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状态”。他的哲学和文艺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具有很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生于卡基狄克半岛斯塔吉罗斯城一个医生家庭。
17岁到雅典从学柏拉图，柏拉图死后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从事研究。曾做马其顿亚历山大王子的老师，后回雅典办学院，领导编纂了许多科学著作，最后死在卡尔基斯。
他的著作一部分是自己发表的，现只存片断，另一部分是由别人编著的，留存了下来。现存著作47种，公元前60年由安德罗尼柯编辑发表，包括：逻辑（《工具》），自然哲学（《物理学》等），心理学（《论灵魂》），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伦理、政治（《尼可马亥伦理学》、《政治学》），艺术和修辞（《诗学》、《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奠定了逻辑思维的基础，为经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西方思想史上实证论哲学派的杰出代表。在文艺理论方面，他强调艺术模仿自然是对现实的再现和重新创造，肯定艺术的认识价值和恢复人的心理健康的作用。他对悲剧情节的集中、演说的风格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二节 古罗马作家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共和国末期罗马动荡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他基本上站在贵族元老派的立场，主张贵族的“贤人政治”。他以律师从政，当选为执政官，后来在“后三雄”与元老派斗争中被杀。在哲学上，他推崇希腊学院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把这些思想介绍给罗马，成为中古和近代欧洲哲学思想同希腊哲学思想之间的桥梁。
他的主要散文成就是他的演说辞和书信。他遗下书信900封，其中主要的有《致阿提库斯书》16卷、《致友人书》16卷，反映了共和国末期社会政治生活，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他的演说辞共存58篇，一部分是法庭演说，另一部分是政治演说。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反对民主派喀提林的4篇演说和模仿狄摩西尼而作的反对安东尼（《菲力匹克》）的14篇演说。
他的演说按照修辞程式组织材料，词汇丰富，句法考究，讲求妥帖排列从属子句，局部之间要求对称，以累积说服力量，而在句尾特别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称为“西塞罗式的句法”。他也善用提问、直接向对方致词、比喻、讽刺等修辞手段。
他认为演说主要是打动听者的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因此他不惜用诬蔑或歪曲事实的手段。他的演说文的风格被后来一些作家和演说家奉为榜样。
奥维德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奥古斯都时期第3个重要诗人。他出生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作品内容轻佻，风格纤巧，反映了罗马奴隶主贵族和富有阶层糜烂淫逸的生活现实。著有《爱情诗》3卷，包括哀歌体诗49首，设想各种情景，追求爱情，以享乐主义为主导思想。《古代名媛》是21首用哀歌体写的诗，大半是作者设想古代传说中的女子如珀涅罗珀、狄多写给丈夫或情人的书信，表示离恨或责备对方无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戏剧性，但无真实感情。这部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极有影响。《爱的艺术》3卷也是用哀歌体写的，把求爱写成一种学问，反映出罗马奴隶主精神上的堕落颓废。奥维德早期作品违反了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政策，在他50岁那年被放逐到黑海之滨。
在放逐前，奥维德完成了哀歌体的《岁时记》6卷，属教谕诗一类。作者的目的在于肯定并歌颂罗马的各种制度。自正月至6月，他在每月末写出本月的天文现象、历史事件和宗教节日的起源和仪式等内容，这对了解罗马风俗有一定参考价值。
奥维德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15卷，用六步诗行写成。这是由250个神话故事组成的故事集，其中50个较长。全部故事从天地创造一直写到当代罗马，使这部作品成为古代神话的汇编，后世欧洲文学家、艺术家多从这里寻找素材。作者根据毕达哥拉斯一切生物死后灵魂相互转替的唯心学说，从思想上把各个故事联系起来，因而故事中的人物无不变为动物、植物甚至顽石。作者最后把恺撒化为天上的星辰，以此来歌颂帝国。书中著名的故事有日神之子法厄同的故事，阿剌克涅变蜘蛛的故事，金羊毛的故事，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菲勒蒙的故事，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等。
作者用故事中套故事、人物轮流说故事、对话、描写器物上的故事画、写完一个故事又写一个性质相反的故事等方法，把故事串联起来。他注意描写人物心理，尤其是嫉妒和复仇。故事的叙述富于想象力，他的风格受到当时流行的修辞学的影响。这部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都很流行。
奥维德在流放年间写的哀歌体有《哀怨集》5卷、《庞图斯〔黑海〕诗简》4卷，备述流放之苦，哀求释放。奥维德最后死在流放所。
第三节 意大利古代作家
但丁·阿里盖利但丁·阿里盖利（1265～1321），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的文学创作属于“温柔的新体”诗派。为了歌颂他所爱的女子贝雅特丽齐，他写了一系列抒情诗。在这些诗里，他把妇女高度理想化。贝雅特丽齐被写成一个从天国下凡显示奇迹的天使。她死后，但丁把歌颂她的诗用散文串联起来，名为《新生》。但丁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情是精神上的爱情，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
他使用的艺术手法是中古文学所惯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等。除了《神曲》以外，《新生》是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但它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艺术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境界。
但丁好学深思，掌握了中古文化领域里的广博知识，这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他参加政治活动，1300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官。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他从1302年被放逐起，至死没有返回故乡。
政治生活使但丁接触到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放逐期间，他坚强不屈；他看到祖国壮丽的河山，接触到社会上各个阶层，加深了爱国思想。他的眼界扩大到意大利全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
放逐初期，但丁写了两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当时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飨宴》。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批判封建等级观念，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论俗语》（1304～1308）是用拉丁文写的，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了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重大问题。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他用拉丁文写的《帝制论》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自由的局面中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强调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要求。书中还热烈地赞扬了古罗马的光荣传统，流露出作者的爱国思想。《神曲》的写作开始于但丁放逐初年（大约在1307年），他逝世前不久才完成。政治上的挫折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但丁感到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放逐期间他看到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处于纷争混乱的状态，因而对祖国和人类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忧虑。但他并不悲观，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实现和平与统一的人出现。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人民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的历史使命。写作《神曲》的动机正在于此。《神曲》的故事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诗中叙述但丁在森林里迷了路，出了森林，忽然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去路。正危急时，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贝雅特丽齐的嘱托来救但丁，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丽齐又引导他游历天国。游历的过程构成了《地狱》、《炼狱》和《天国》三部曲。每部有33歌，连同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歌共100歌，这种匀称的结构是建立在中古关于数字的神秘意义和象征性的概念上，并不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在的必要性产生的。
和许多中古文学作品一样，全书的情节充满了寓意，在解释上引起很多争论，可是但丁在作品中所要贯串的主题思想是相当明确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维吉尔象征理性和哲学，他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象征个人和人类在哲学的指导下，凭借理性认识罪恶和错误，从而悔过自新的过程。贝雅特丽齐象征信仰和神学，她接替维吉尔作向导，引导但丁游历天国，象征个人和人类通过信仰的途径、神学的启发，认识最高真理和达到至善的过程，这种境界，依靠理性和哲学是无法达到的。认为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这完全是但丁作为中古诗人的偏见，他所认识的真理和至善，显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里。但是他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在中古时期说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给了中古文化以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现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时，遇到历史上和死去不久的著名人物。在他和各种正面与反面人物的谈话中，广泛地反映出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状况以及中古文化领域里的成就和重大问题。例如和洽科的谈话（《地狱篇》第6歌）反映了当时佛罗伦萨的社会情况；和卢加的诗人波拿君塔的谈话（《炼狱篇》第24歌）反映了意大利抒情诗发展的情况；和手抄本彩饰画家欧德利西的谈话（《炼狱篇》第11歌）反映了意大利绘画发展的情况；维吉尔的话和但丁自己的叙述（《地狱篇》第4歌）说明了中古对希腊、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这两个向导，用答疑的方式，广泛地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上的重要问题和理论。因此，《神曲》除了是一部政治倾向性强烈的长诗外，还起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书中某些阐述学理的部分（如《天国篇》第二歌关于月球上的暗斑的来源问题），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有韵的学术性散文。
但是《神曲》的进步意义主要在于它揭露了当时的现实，如教会的贪婪腐化、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以及市民的贪财好利。其中尤以对于教会的批评最为尖锐。但丁虽然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他对教会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是和异端运动中人民反教会的情绪一致的。诗中还忠实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但他又把封建宗法时代的佛罗伦萨美化为一个平静淳朴的牧歌式的社会，来和动荡的现实社会对比。《神曲》对于现实的揭露一般都是通过人物形象进行的。揭露者和被揭露者大都是历史上或当代的著名人物，如用圣彼得揭露罗马教廷的腐败，用法国加佩王朝的始祖揭发法国王室的罪行，用教皇尼古拉三世揭发他自己和他的后继者卜尼法斯八世及克力门五世的罪行，因为但丁相信，只有通过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才能打动人心，促使改革早日实现。
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但丁常常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根据教会的道德标准，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作为犯淫行的罪人放在地狱里，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极度同情以致晕倒；把法利那塔作为信奉异端的人放在地狱里，同时又赞扬他的英雄气概和爱国行为；把乌勾林诺作为卖国者放在地狱的底层，但又从人道出发，对他和他的儿子们被关在塔牢里活活饿死的惨剧表示极端愤怒和诅咒。书中屡次揭露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罪行，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宣布他一定要入地狱，但对他在阿那尼受到的污辱则非常愤慨。同样，在古人中，卡图作为异教徒，作为反抗恺撒和犯自杀罪的人，按照但丁一贯的道德标准，是应该入地狱的；但他却成为炼狱的监督者，因为但丁把他看成是道德完善和热爱自由的典型。维吉尔作为异教徒，被放在地狱外围的“悬狱”里，不能升天国，可是但丁把他选为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称他是“拉丁人的光荣”、“其他诗人们的荣誉和光明”、“智慧的海洋”，对他怀有无限的尊敬和热爱；对于“悬狱”里的其他希腊和罗马的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也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敬意。但丁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俄底修斯）作为使用阴谋诡计的人放在地狱里，但又以赞美的语调描写他受了求知欲的推动，不肯还乡，坚持航海探险的英勇行为。
诗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有矛盾。他把现世生活看成是来世永生的准备，把代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圣者放在最高的天上，但诗中主要还是表现了他对现世生活的兴趣，即使“从佛罗伦萨来到正直、健全的人民当中”（指天国），他也忘不了“那个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恶的打谷场上”（指地球上）的事情。他借欧德利西的口讲到荣誉的虚幻无常，但又借维吉尔的口肯定追求荣誉的必要，并且表示自己要借《神曲》永垂不朽。在哲学观点上，他通过维吉尔的话肯定理性的局限：“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的无穷的道路，谁就是疯狂；”然而又通过尤利西斯的话，认为人类“生来不是为了象兽一般地生活，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这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政治观点上，他渴望祖国的和平与统一，但同时又把这种爱国主义的理想寄托在纯粹中古的政治力量神圣罗马皇帝身上。
凡此种种矛盾都是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在世界观上的矛盾。《神曲》描写的虽然是来世，但不是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的。诗中的来世正是现世的反映：地狱是现世的实际情况，天国是争取实现的理想，炼狱则是从现实到达理想必经的苦难历程。书中揭露现实的部分占很大比重，可是但丁也很着重描写生活的理想。这说明《神曲》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在黑暗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了他的光明理想，诗人渴望一个没有黑暗和罪恶的世界。《神曲》中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形成一座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的画廊。作为《神曲》的主人公，诗人自己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描绘得最为细致入微。但丁常常（特别在《地狱篇》里）通过人物在戏剧性场面的行动和对行为动机的挖掘来刻画性格。他勾勒人物形象的特征，有时只用寥寥数语。例如，“他挺胸翘首昂然直立，似乎对地狱怀着极大的轻蔑，”这两行诗就使法利那塔的英雄气概呈现在我们眼前。《神曲》对于地狱、炼狱、天国的描写不象中古一般文学作品那样模糊混乱，而是构思明确，想象丰富。诗人幻想地狱在北半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渊，从地面通到地心，形状象圆形剧场；炼狱是一座雄伟的高山，耸立在南半球的海洋中，山顶是地上乐园；天国由托洛米天文体系里的九重天和超越时间空间的净火天（即严格意义上的天国）构成，这九重天环绕着大地旋转，净火天则是永恒静止的。3个境界细分为若干层，体现出作者根据哲学、神学观点所要阐明的道德意义。3个境界的性质不同，因而色调也各不相同。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爽目的；天国是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在《地狱篇》中但丁只以自然景象为陪衬，主要描绘人物受苦的场面，《炼狱篇》才直接描写了自然景色，《天国篇》则广泛地利用自然界空灵的现象——光来表现精神喜悦的程度。这些境界的叙述都非常真实，使人如身历其境。对自然的描写也往往富有高度的画意，足见但丁对自然之美极为敏感。这一点也是他作为新时代诗人的特征。
但丁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情景时，善于使用来源于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的比喻。例如，形容鬼魂们注视但丁和维吉尔，好象老裁缝穿针时凝视着针眼一样。形容两队魂灵相遇，彼此接吻致意，象蚂蚁在路上觅食，彼此相遇时互相碰头探询消息的样子。形容禁食的魂灵瘦得两眼深陷无神，象宝石脱落的戒指。所写的对象越不平常，就越是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来比喻。形容基督上升，光芒下射，照耀着圣者们，象日光从云缝透出，射在繁花似锦的草坪上一样。这些比喻使人物和情景鲜明突出，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效果。《神曲》的细节描写虽有高度技巧，但它的主要成就还在于高度的概括和综合。这部作品把诗人的内心生活经验、宗教热情、爱国思想和政治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把历史的和现实的、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一点上，《神曲》确实是很成功的。《神曲》是一部用三韵句写成的长诗，共14233行。三韵句是但丁以当时民间诗歌常用的一种格律作为基础创制的。更重要的是《神曲》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文学用语问题和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使但丁成为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但丁评价很高，把他列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1304年7月28日出生于阿雷佐，1374年7月19日逝世。父亲是佛罗伦萨著名的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放逐。1311年，彼特拉克随家庭迁居法国，在普罗旺斯旅居多年。后来父亲送他到博洛尼亚学习法律，但他酷爱文学。
父亲去世后，他专心从事文学活动。他当过神甫，结识枢机主教乔万尼·科隆纳，因而有机会出入教会、宫廷，并周游意大利各地和欧洲一些国家。他关心现实生活，渴望实行政治改革。
1347年，罗马平民在科拉·迪·里恩佐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封建君主的暴政，彼特拉克写诗表示支持，并打算奔赴罗马参加这一斗争。
彼特拉克勤奋研读古典著作，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他广泛搜求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并最早突破中世纪神学观念，运用人文主义观点予以诠释和阐述，对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了影响，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驱。
彼特拉克用拉丁文写了许多诗歌、散文、书信。叙事诗《阿非利加》（1338～1342），根据李维乌斯的历史著作描写古罗马统帅斯齐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贯串着炽热的爱国精神。这首诗使彼特拉克获得桂冠诗人的荣誉。
散文作品《名人传》（1338～1374）记叙古罗马历史上和《圣经》、神话传说中的杰出人物的生平，用历史人物的英勇精神激励世人。《备忘录》（1343～1345）借助历史上的趣闻轶事，向同时代人进行道德教育。
抒情诗集《歌集》是他的最优秀的作品，用意大利语写成，收集了1330年至逝世前40多年间的300多首十四行诗，抒发诗人对年轻时倾心的少女劳拉的爱。他以丰富多彩的笔墨，描画劳拉的美丽形象，披露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大胆地歌颂爱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向往。这些诗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樊篱，表达了以人与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新世界观和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歌集》中的政治诗，如《我的意大利》、《高贵的精神》，谴责封建君主的败行劣迹，揭露教会的腐败，呼吁和平与统一，激荡着热爱祖国的热情。
彼特拉克的诗歌在风格上继承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派爱情诗的传统，却又跳出传统诗歌充满神秘的象征和把人物偶像化的框框，使爱情诗比较接近生活。他的诗歌结构缜密，韵味隽永，语言精练，文词淡雅，善于借景抒情，表达出诗人细微的心绪，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抒情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艺术实践使十四行诗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近代西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诗体。《歌集》的一些诗篇和某些散文作品，如以诗人同中世纪的宗教作家圣奥古斯丁的对话录形式写成的《隐忧》（1342～1358），都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他热爱生活，追求爱情和幸福，但又不能彻底摆脱中世纪神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因而常常感到内心矛盾的痛苦。他热爱祖国与人民，但又轻视和脱离群众，这都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新旧交替时代人文主义者的矛盾。
乔万尼·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接触到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熟读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政治斗争中，他拥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和勾结贵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但轻视下层群众。他和彼特拉克交往，热心研究古代典籍，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
薄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和叙事诗。他的杰作是《十日谈》（1348～1353）。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10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10天，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也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赞美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
薄伽丘热爱现实生活，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在思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了一大步。他的创作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如第4日第1个故事和第6日第7个故事）。但是《十日谈》里对于放纵的情欲描写过分，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并进而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自然。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例如使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在第1日第9个故事里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
薄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十日谈》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结构完整，文笔精炼，善用对比，语言丰富、鲜明、生动，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16、17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开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此后一直到16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短篇小说家都继承薄伽丘的创作传统，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杂曲折的新故事。
薄伽丘死后一直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家。15世纪中叶以后，诗人、作家虽然众多，甚至象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大艺术家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抒情诗，但他们的意义不能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薄伽丘相比。
第四节 英国古代作家
乔叟
杰弗利·乔叟（约1340～1400），英国14世纪的伟大诗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
乔叟出生于伦敦市民阶层的一个富裕酒商家庭。父亲约翰·乔叟是酒商公会会员，与宫廷来往甚密，曾给国王爱德华三世承办过粮食。因为这点关系，乔叟17岁时，就被送入宫廷给国王儿媳当侍童，并为皇室亲族服务。两年后（1359年），他随英国军队远征法国，后被法军俘虏，由父亲和国王出资赎回。回国后的10年中，他在宫廷内服务，并为宫内的武士和贵妇写作了很多“短歌”、“轮旋曲”和“轮唱歌”等。
后来，他在宫廷内任职，历任伦敦海关监督、外省法官和议员。1377年至1385年，乔叟担任外交使节，曾多次出使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在意大利期间，他接触了但丁、薄伽丘等名作家的作品，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和反宗教精神的影响，这使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晚年，乔叟在宫廷失宠，境遇窘困，贫病交加。他于1400年逝世，被安葬在伦敦的西敏寺。
乔叟生活在农奴制开始趋于瓦解、资本主义逐渐崛起的时代。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和王权的集中，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乔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这种时代的新趋势。
乔叟出生于市民阶层，常和下层市民接触往来，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有所了解，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他还汲取了欧洲文化的进步因素，因此，他的作品开始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特点。
乔叟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4世纪60年代。他不用当时贵族社会通用的法文和拉丁文，而用伦敦方言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1381年，他的重要长诗《特罗勒斯和克丽西德》问世。这部作品是根据薄伽丘的长诗《菲洛斯特拉托》改写而成的，写特洛亚十年战争时期，特洛亚王子特罗勒斯和宫廷寡妇克丽西德相爱，后来克丽西德背弃特罗勒斯，又接受希腊某将领的求爱。特罗勒斯悲愤欲绝，来到希腊军营和情敌决战，他杀死了不少希腊人，最后终于战死。这部作品虽以古代的特洛亚为背景，但却反映了英国贵族社会的生活。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肯定人类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权利，反对封建礼教和教会否定爱情的禁欲主义。1386年，乔叟发表另一部诗作《善良女人的故事》，真实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并对她们的人格和地位给予肯定。乔叟的早期作品还有长诗《禽鸟的议会》（1377～1382）、《声誉之堂》（1379～1384）等。这些作品带有反封建色彩，但写得比较粗糙。《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是乔叟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这部诗体故事集包括24个短篇故事，分别取材于民间传说、口头文学、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作品通过从伦敦到坎特伯雷朝圣的香客们在旅途中讲故事的形式，生动地描绘了14世纪英国的现实生活。这些故事反映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对宗教欺骗的辛辣讽刺，又有对封建贵族的愤怒揭露，还有对金钱罪恶的深刻批判。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如《骑士的故事》、《巴斯妇人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小地主的故事》等等。乔叟在这部作品中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女权，主张夫妇互敬互爱，反对那种动辄使用武力、丈夫反复考验妻子的爱情。乔叟的这部作品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反映出14世纪英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但在肯定爱情、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也有一些放纵情欲的描写。
乔叟是英国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作家。他第一个用伦敦方言进行创作，奠定了近代英国文学语言的基础。他继承了城市文学描写现实的传统，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的作品以幽默和讽刺为其风格特征，在人物刻画、语言运用、叙事技巧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前和同时代的英国其他文学作品。乔叟以很高的现实主义成就，赢得了“英国诗歌之父”的盛誉。
斯宾塞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生于伦敦的一个布商家庭。早年进入缝工商人学校受教育，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接触了法国和意大利文学，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1576年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579年，斯宾塞发表田园诗《牧人日历》，获得了成功，并逐渐受到器重。1580年，他被派往爱尔兰担任官职，定居于幽静的吉尔科尔蒙，写成了著名诗篇《仙后》的前3卷。前来拜访的瓦尔特·瑞理爵士对这部作品大为赞赏，并鼓励他将其刊行问世。斯宾塞接受了友人的建议，于翌年回到伦敦，准备把这3卷诗念给伊丽莎白听，然后把它发表。他原想这些颂扬女皇的诗准能为他进入宫廷打通道路，但女皇给予他的报酬十分微薄，他于失望中重新回到了爱尔兰。不久，他用《牧人日历》的牧歌体裁，写成《考琳·克劳特又回到家里》一诗，叙述了他到伦敦的种种情形。
以后数年间，斯宾塞忙于恋爱和结婚，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他于1596年再次来到伦敦，发表《仙后》的后3卷，并写成《天国爱情颂》、《天国美人颂》等4首诗作。1598年，斯宾塞从伦敦返回不久，就爆发了爱尔兰人民反对英格兰奴役者的起义。斯宾塞的吉尔科尔蒙私邸被焚烧，他的一个孩子也葬身火窟，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往伦敦。这时，他在伦敦的朋友们有的因罪被黜，有的已经去世，心身憔悴的斯宾塞陷入呼告无门的境地。1599年他在极度困苦中死去。《牧人日历》是使斯宾塞获得声誉的第一部作品。这部田园诗包括12首牧歌，每一首都以一年中的一个月份为标题。这部作品主要描写爱情和乡野的自然风光，同时也涉及宗教、政治和道德等问题。诗人在作品中歌颂伊丽莎白女皇是正直仁慈的君主，肯定自己关于社会与伦理的理想，并用理想粉饰的形式描写现实生活。诗人笔下的牧人懂得历史、文学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不象真正的牧民。
斯宾塞一生写有大量抒情诗，其中以十四行诗组《爱情小诗》（1591～1595年）最为杰出。这部诗组共有诗89首，用来赞美一个名叫伊利沙贝的女子，这女子究竟指谁，无从查考。他还写有两首婚姻颂歌《婚后曲》（1591～1595年）和《婚前曲》（1596年）。前者记叙了诗人自己的爱情生活，后者则是为莱斯特伯爵的两个女儿结婚而写的贺诗。这些抒情诗情景交融，韵律优美。
长诗《仙后》（1589，1596年）是斯宾塞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英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史诗。它同班扬的《天路历程》和但丁的《神曲》一起，被称为世界文学中的三大寓言。这部长诗原计划写12卷，但只完成了6卷。长诗开始写仙后葛罗丽亚娜宫廷节日宴会的情景，接着描写宫廷武士同妖怪交战、同巫师斗法的经过。作品以描写仙后为名来歌颂女皇伊丽莎白，宣扬资产阶级新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在已完成的6卷故事中，武士主人公都被写成是一定道德品质的象征。如亚瑟亲王被写成人类最高品性的化身，红十字武士是神圣的象征，布津托玛是贞洁的典范，卡里多是礼貌的模范等等。《仙后》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概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在艺术上，它继承了骑士传奇文学，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阿利奥斯托的艺术风格的影响，为当时英国提供了诗歌创作技巧的最高范例。这部作品的诗体完美，语言动听，富有音乐美，后来被称为“斯宾塞体”，对英国诗歌格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斯宾塞曾被誉为“诗人的诗人”，他的作品对当时所有的诗歌创作都产生过良好的作用。后来的诗人，特别是19世纪初叶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等，也从他的创作中学到很多东西。
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现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生在伦敦一个大贵族家庭，父亲是女皇伊丽莎白的掌玺大臣，叔父是女皇的首相。培根早年进剑桥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他从小就有非凡的抱负，想施展他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1584年任英国下院议员和艾塞克斯顾问，但他叔父竭力反对他，因而他在女皇时代并未得到宠幸。到了詹姆士一世时，他便官运亨通，历任要职：1617年接替父职，当了皇家掌玺大臣，1618年担任皇家大法官。1621年，因受贿舞弊，被削官入狱。此后，他意志消沉，退出官场，隐居家乡。到了晚年，便用全部精力从事科学实验、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1626年冬，据说他因在露天试验雪的防腐消毒作用时，受寒患病逝世。
培根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很有建树。他代表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向封建文化全面进攻，为实验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他曾计划写一套总名为《伟大的复兴》的巨著，目的是“在良好的基础上，将全部科学、技术和人类的一切知识全面重建。”在已完成的该书的一、二部分中，培根对当时的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归类，系统批判了前人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他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唯物论，认为感性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并强调知识和科学的力量，提出归纳法作为认识方法。他在《学术的推进》（1605年）和用拉丁文写的《新工具》（1620年）等学术著作中，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培根还著有一本哲学小说《新大西岛》（1624年写成，1627年出版），描绘了一个能迅速发展科学事业的理想国，成为后来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蓝图。
培根在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论说文集》。这个文集分别发表于1597、1612、1625等不同年份，共收入不同内容和题材的散文作品58篇。这部著名作品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读者为对象，广泛谈论了哲学、宗教、政治、国家以及处世、待人、修身、养性等问题。题目有哲理意味较浓的《真理》、《死亡》、《宗教》；有直接关系到宦海沉浮的《高位》、《贵族》、《帝王》、《党争》、《叛乱》；也有涉及私人生活的《友谊》、《父母与子女》、《婚嫁与单身》等等。不论哪一类，他都以明澈的智慧，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当时的英国社会，极其深刻地描写周围人物的思想动机和真实心理。作者在作品中鼓励商业活动和殖民扩张，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道德观念给予肯定。在《论读书》等文章中，作者谈论了一些关于读书的有用的经验。
培根是英国论说文体的创始者。在文章风格上，他坚决反对那种华而不实、言过其实的腐朽文风，提倡并创造了简朴、准确，能说明具体事物的实用文体。他善于运用凝练有力的语言和富有诗意的比喻来表达丰富的思想。他的文字朴素而又精美，犹如格言警句一般，他的文章组织缜密，思想深邃，引人思索，对后代的散文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
威廉·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艺术性也最高。他的作品为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最有力的舆论准备。
他出生于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城一个富裕市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当地“文法学校”学习古代语言和文学。20岁后，他到伦敦谋生，广泛接触到各阶层的生活，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1590年左右，他参加了剧团，开始舞台和创作生活。他的绝大部分戏剧是利用现成材料加以改编而写成的，在改编过程中给以新的内容和艺术加工。在20几年的时间里，他写了37部戏剧，此外还有两首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1613年左右，他离开伦敦，回到家乡，1616年逝世。
莎士比亚的创作可以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年）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国内的宗教改革、血腥立法、镇压农民起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时英国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封建势力还很强大，女王比较成功地运用王权维持了封建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对外，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增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自信。这时，莎士比亚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他的喜剧宣扬爱情（仁爱精神）可以战胜一切，宣扬个性解放；历史剧则反复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宣传开明君主的理想，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
他早期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年）和《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年）都根据奥维德的故事写成。前者描写爱神对青年猎手阿都尼的爱情与追求，后者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艺术上总的特点是华丽纤巧。《十四行诗》（1592～1598年）中的大多数，据一般公认，是写给一个青年贵族的，另一组诗是写给一个深肤色的女子的。这些诗歌颂友谊和爱情，诗人把它们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征，他特别强调心灵的结合、忠诚和谅解这些人文主义理想。诗人歌颂青春和美，以与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照，坚信美好的事物应当永存，并可以借助于文艺而成为不朽。诗中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生活体验。十四行诗具有新兴资产阶级肯定生活、要求解放个性的反封建理想，也流露出患得患失、取悦贵族的倾向。诗人的情绪变化多端，有时欢乐，有时忧伤，有时表现嫉妒，有时沉思。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彼特拉克更向前发展一步，主题更加丰富，对待爱情已没有宗教情绪或封建等级观念。他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每首诗更能体现起承转合，情感和思路曲折而有变化。他喜欢从生活和大自然中，从乡村、城市、法庭、舞台、宫廷、战场、商人的柜房、教堂等场所寻找生动的形象和比喻。他常用对照、多义词、重复、停顿、头韵、长短音的错落来烘托内容，增强音乐性。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在莎士比亚笔下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写了9部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在当时盛行的历史剧中成就最高。90年代王权虽仍巩固，但王位继承问题日趋迫切，封建势力蠢蠢欲动，英国有可能重新出现内战局面。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关心民族命运，反对封建内讧，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使国家臻于富强，这是符合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的。他比当时任何剧作家都更系统地探索了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他认为观察历史可以比较准确地预示未来。在历史剧中他批判了一系列的封建君主，谴责了封建集团间的血腥战争，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
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分为上中下3部（1590～1591年），主要写亨利六世统治50年间（1422～1471年）的事迹。第一部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第二部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导向内战；第三部写号称“红白玫瑰战争”的封建内战，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战中被杀。在三剧中，亨利被写成一个软弱无能，既不能保全国外领地，又不能制止贵族内讧的君主。《理查三世》（1592）与前三剧合为四部曲，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爱德华四世死后，同族贵族理查用卑鄙、血腥手段排除了6个王位继承人，登上统治宝座（1483～1485年），很快为敌党所杀，结束了玫瑰战争。理查不仅是个暴君，而且具有阴险狡诈、冷酷毒辣的特点。《约翰王》（1594年）是一部独立的历史剧，写约翰（1199～1216年）虽然有反天主教的一面，但企图谋害合法继承人，篡夺了王位，引起外患。《理查二世》（1595年）、《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年）和《亨利五世》（1599年）构成第二个四部曲，从历史顺序看来，第一个四部曲正衔接在第二个四部曲之后。作者把理查二世（1377～1399年）写成优柔寡断、听信宠臣的昏君，不能维持贵族势力的平衡，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位，自立为亨利四世（1399～1413年）。亨利四世登位，由于王位来路“不正”，终生惴惴不安，虽然两次平复贵族内乱，但太子不务“正业”，和流氓鬼混，王位前途仍然堪忧。后来太子逐渐改过自新，继位为亨利五世（1413～1422年）。亨利五世用对外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战胜法国，夺回在法国的领地。莎士比亚写他性格中有善良仁慈的一面，有时能以普通人自居，在他身上多少寄托了对君主和民族英雄的理想。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排除封建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尤其关心封建割据的局面和王权的封建性质。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它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他要能镇压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莎士比亚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即通过道德改善的途径把封建君主改造过来，使之成为后来历史上的立宪君主。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莎士比亚的谋虑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但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他的历史剧里无例外地出现市民、社会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他对他们的疾苦表示同情，并认为他们能明辨是非，但他并不相信他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革仍须自上而下，有时他对群众还有所丑化。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史诗的宏大规模。他虽然写的是英国过去的历史，但这些剧本却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和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用广阔的社会画面、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反映了英国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的漫长过程。他描绘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主要是王权与封建贵族之间、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国内封建主和国外封建主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反复斗争。他塑造了一系列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君主、大小封建贵族、主教、大小官吏、市民、手工艺人、农民、仆役、兵士以至流氓强盗。许多人物，尤其是封建暴君，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各有特点。帝王将相的场面和群众的场面、悲剧和喜剧的场面、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相互交织。人民群众在他的历史剧中不是主要人物，他们有时是帝王将相等主角的陪衬，有时是作者的代言人，有时作者对他们表示同情，有时则加以丑化。《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剧，写出了封建制度没落的趋势，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割据局面的批判，并形象地描绘了如何通过道德改善而产生理想君主的过程。亨利四世以封建的血腥方式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不仅自己日夜良心不安，而且由于不得人心，给野心勃勃的贵族造成借口，他又和封臣争夺俘虏，引起叛乱。莎士比亚认为封建主之所以跋扈，敢于同王权较量，根源在于君主。他认为亨利四世、五世、六世以至理查三世100年的混乱根源于亨利四世的行动。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看出封建贵族的没落，他们傲慢、迷信，彼此各谋私利，不能团结一致，只能被国王击败。贵族青年飞将军代表封建贵族的新生一代，为了维护贵族“荣誉”和利益，敢于赴汤蹈火，但勇而无谋，终于战死。贵族“荣誉”在太子的流氓伙伴福斯塔夫口中更是受到百般奚落。剧本令人信服地表明，整个封建制度已经不成气候。但作者认为英国这个“患病的躯体”只要有“良言和少许药物”还是能恢复健康的。亨利四世自始至终要去耶路撒冷忏悔自己的罪孽，亨利五世则改邪归正，由一个浪子转变为英明君主，表现了作者对于道德改善所寄予的幻想。
剧本的主题不仅体现在国王与太子的行动以及国王与贵族的战争中，而且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剧中描写了宫廷和贵族城堡中的生活，公路上的抢劫，政府的搜捕，四乡的征兵骚扰，官吏的无情压榨和层层敲诈，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失业贫困，以至酒店、妓馆的情景，构成了一幅16世纪英国动荡社会的生动画面。这一“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核心人物是福斯塔夫。他是个破落骑士，是一批流氓的首领，倚仗他和太子的亲密关系，招摇撞骗以至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在战场上，他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勇敢”，为了苟全性命，不惜装死并进而虚报军功。他躯体肥胖，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膝盖，他走过的地方，贫瘠的土地象涂上一层猪油。他是个酒色之徒，他的谋生本领是吹牛、欺骗、诡辩、顺风转舵、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他唯恐天下不乱。对于被抓的壮丁，他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他出身封建阶级，但对于这一阶级视为最珍贵的品质——荣誉，则弃之如敝屣。他的生活理想只在声色口腹的享乐。福斯塔夫正是封建关系解体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形象。但莎士比亚也十分欣赏他的机智，以同情的笔调写他被摈弃之后在悲愤中默默无闻死去的情景。这种矛盾态度统一于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莎士比亚对现实的深入而广泛的观察和对他所处的时代的探索，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基础。
莎士比亚在第一期还写了大约10部喜剧、1部悲剧。他的喜剧主要不是讽刺社会现实，而更多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喜剧的主题可以用罗马诗人维吉尔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来概括：“爱征服一切。”作者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另一方面，他批判封建门阀观念、封建道德和封建压迫的其他种种表现，也批判资本主义所暴露的一些恶迹。资产阶级的“仁爱”原则通过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因而他的喜剧带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氛。
最早的喜剧《驯悍记》（1593年）、《维洛那二绅士》（1594年）、《爱的徒劳》（1594年），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观点。1595年以后，莎士比亚接连写了几部优秀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年）、《仲夏夜之梦》（1596年）、《威尼斯商人》（1597年）、《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8年）、《无事生非》（1599年）、《皆大欢喜》（1600年）、《第十二夜》（1600年）等。《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但在精神上则和这一时期的喜剧完全一致。主要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但因封建世仇，恋爱受到阻挠，导致二人的死亡。最后，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的错误，言归于好的故事。
这出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封建压迫之间的冲突。诗人以抒情笔调，特别在月夜阳台两个主人公对话一场中，写出了一首赞美青春和爱情的颂歌。诗人多用日光、月光、星光等代表光明的比喻来形容青春爱情的美，在封建的黑夜放出光明。青年主人公虽然最后都牺牲了，但剧本表明美好的事物和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死神是无能为力的，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封建偏见可以被克服。《威尼斯商人》内容更加丰富，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金，夏洛克出于嫉恨，假意不收利息，约定到期不还，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的货船到期未归，不能还债，夏洛克坚持要实践借约条款。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律师出庭，也按条款不准夏洛克多割、少割、流血或伤害安东尼奥生命，最终夏洛克败诉。
戏剧的主题是所谓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仁爱同贪婪、嫉妒、仇恨、残酷之间的冲突。剧本的主要线索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对立。其次是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爱情线索，作者用民间流传的从金、银、铅3个瓶子中抽签的故事，说明真正爱情不取决于外表的富丽。最后一条重要线索是夏洛克女儿杰西卡和基督教青年罗兰佐的爱情，由于夏洛克的阻止，二人被迫私奔。
夏洛克同安东尼奥之间的矛盾，本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利贷者同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赞美安东尼奥，把他写成一个高贵的“商人王子”、“最和善的人”，他关心朋友的幸福，保存了“古罗马人的荣誉”。另一方面，作者又从人文主义观点谴责夏洛克对金钱的贪欲，贪欲使他丧失“人性”，使他变得嫉妒、阴险、残酷，贪欲超过了对女儿的爱。但作为一个受侮辱的犹太人，作者又对他寄予莫大同情，他用明确有力的语言大声疾呼道：“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么？犹太人没有手么？……你们刺我们，我们不流血么？……你们损害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报复么？”
全剧矛盾的高潮是法庭一场，鲍西娅对夏洛克的胜利是仁爱对贪欲和维护贪欲的无情法律的胜利。鲍西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淳朴，富于同情，有才智，自信，体现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爱情故事给戏剧提供了浪漫气氛，夏洛克的仆人丑角朗斯洛特给戏剧提供了笑料。《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和较早的喜剧一样也都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他们克服了某些障碍，获得了幸福结局。作者思想更趋明确，曲折复杂、相互交错的情节糅合得更加贴切，除了主要人物——贵族青年男女以外，次要人物如丑角或其他喜剧人物也更加丰满，他们不仅给主要人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带来欢乐，而且也增强了戏剧中的讽刺性和生活场面。剧中往往配有歌唱和舞蹈，更加强了抒情乐观气氛。在语言方面也基本摆脱了早期的缺乏内容的、为俏皮而俏皮的习气。《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都以贵族宫邸为背景，《皆大欢喜》则同《仲夏夜之梦》一样，更多以大自然为背景。《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的有代表性的喜剧之一。有3条主要线索：公爵被弟弟篡夺爵位；公爵之女罗瑟琳和僭主之女西莉娅被放逐；青年奥兰多被哥哥夺去产业。3条线索里的正面人物都会合在亚登森林里，最后恶人悔改，公爵复位，情人结为终身伴侣。
作者在《皆大欢喜》里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描绘了他所向往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具有英国大自然特色的森林里，人们“象在黄金时代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充满猜忌的宫廷的风险”，没有敌人，没有忘恩负义。大自然给人以道德力量，启发人的同情心。剧中除了描写一对主人公的真挚爱情以外，还写了罗瑟琳和西莉娅的“胜过亲姊妹”的友情；特别强调了老仆亚当和奥兰多主仆二人的自我牺牲和相互关心，善良的公爵吸引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他周围，他们“自甘流放”，从善如流。作者以这些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同现实中虚伪的友谊、轻佻的爱情、自私自利、不容善良人栖身的情况相对比。莎士比亚认为善可以感化恶，发挥个人才智也能够战胜恶，获得幸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罗瑟琳形象里。
莎士比亚成熟的喜剧往往带有忧郁色彩，体现在一些人物身上，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第十二夜》中的奥西诺公爵。在《皆大欢喜》里，奥兰多曾说：“我在世界上白白占一个位置，不如空出来，让给更有资格的人。”甚至罗瑟琳也感叹道：“这日常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多少荆棘！”反面人物，忧郁的杰奎斯，也给全剧的幸福结局带来疑虑。这一迹象说明莎士比亚即使写喜剧，也并不是不感到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当他着力写这矛盾时，他的创作就进入了第二时期，即悲剧时期，
第二时期（1601～1607年）是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年，封建势力觊觎王位，跃跃欲试。王权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宣扬君权神授，迫害清教徒，与国会决裂，宫廷权贵生活奢靡；对外，他同封建堡垒西班牙妥协联姻，以换取西班牙对他的支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远未成熟；尽管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都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但它从根本上说是同劳动人民对立的，这造成它政治上的软弱。莎士比亚的悲剧正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莎士比亚所写的悲剧，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也反映出作者的理想。作者把他们放在尖锐斗争的中心，正面主人公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斗争顽强，黑暗力量最后使他们毁灭，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悲剧的矛盾也往往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的斗争。人物性格更具发展的特点，它是在和外界斗争与内心斗争中随着复杂剧情的进展而揭示出来的。情节的安排、悲剧气氛的渲染、语言风格的变化，都和主题紧密配合。
这一时期的喜剧也带有悲喜剧的性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虽仍以爱情为主题，但爱情上笼罩了一层背弃或罪恶的阴影。《哈姆雷特》（1601年）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悲剧作品之一。哈姆雷特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是12世纪末的一部丹麦史，16世纪末英国作家把它编成戏剧，以复仇为主题，极为流行，但已失传。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公认是根据那部失传悲剧改编的。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维登堡大学读书。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毒死老哈姆雷特，篡夺了王位，并娶了嫂嫂。哈姆雷特回国以后，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致死的原因，他遵照鬼魂嘱咐，决定复仇。同时国王开始怀疑哈姆雷特，在大臣波洛涅斯的建议下，利用大臣自己的女儿、哈姆雷特的情人奥菲利娅去试探他，又指使哈姆雷特的两个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去试探他，都被他识破。哈姆雷特利用一个剧团到宫廷演戏的机会，证实了鬼魂的话，决心行动。他说服母亲疏远国王，并把波洛涅斯错当国王杀死。国王派哈姆雷特和两个同学赉诏书去英国索讨贡赋，想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发现阴谋，中途矫诏，折回丹麦。这时奥菲利娅因为父亲被情人杀死，疯癫自尽。国王乘机挑拨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以比剑为名，设法用毒剑刺死哈姆雷特。在最后一场比剑中，哈姆雷特、国王、王后、雷欧提斯同归于尽。
哈姆雷特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同时作者也在这形象里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对于世界和人类抱有美好的希望，他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象天使！洞察多么象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的性格是快乐的。他是个王子，为人民所爱戴，是“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他对待下属和朋友没有架子，能欣赏别人的美德和才干。他痛恨一切虚伪和罪恶。他在体力上也十分勇敢英武。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是敏感、易于冲动、喜欢思考。
在他和黑暗现实的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性格也随着发展。在他心目中，老哈姆雷特是人类最完美的代表，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和谐的关系。父死母嫁使他的理想初次遭到幻灭。由于他坚信理想，他的失望也是沉重的，以至希望“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能融解并化成一滴露水”才好。由于不理解理想何以会幻灭，他就变得十分忧郁。鬼魂出现后，他找到罪恶的制造者，并立意复仇。但他立刻把个别和普遍现象联系起来，看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丹麦和全世界都是一座监狱。他的维护理想、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使他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同时又感到力不胜任，诅咒命运。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一半装疯。任务的艰巨使他迟迟不能行动。他安排了戏中戏，证实了鬼魂的话；周围许多事情都给他刺激，如剧中剧的演员因为剧情的悲惨而感动，福丁布拉斯士兵为争夺弹丸之地而视死如归；鬼魂再度出现敦促他复仇；甚至敌人也行动起来，布置了借刀杀人的阴谋。但哈姆雷特仍然一再延宕。他顾虑重重，“把后果考虑得过分周密”，最后只能凭一时冲动，抱着宿命论观点行动起来；任凭命运女神把他当一管箫，吹出她愿吹的调子。这种行动带有极大偶然性。哈姆雷特临死自知任务并未完成，要求同学霍拉旭活下去，把他的事迹告诉后人。
哈姆雷特的性格和性格的变化以及悲剧的结局，最深刻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致命弱点。作为人文主义者——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他具有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他看到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种种矛盾，也看到和痛恨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并且认为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他对于这种状况最终会得到改变抱有信心。但是他的理想是抽象的，在冷酷的、充满罪恶的社会面前是没有力量的。他把社会斗争归结为抽象的善恶好坏的道德问题，在消灭罪恶、实现理想的途径问题上，他只想到个人的作用。尽管他为人民所爱戴，尽管人民已经起来反抗暴君，他也只想用个人力量来消灭“压迫者的虐待”等恶迹。他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思考多于行动。他的理想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不愿也不能放弃，因而造成不可解决的内心矛盾和悲剧结局。
哈姆雷特在悲剧中的主要对手是克劳狄斯，在克劳狄斯身上集中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恶德：荒淫、阴险、狠毒，而表面则殷勤微笑。在他周围聚集着波洛涅斯、雷欧提斯、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奥斯里克等朝臣，他们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其中波洛涅斯形象最为突出，他世故，自满，自以为是，不择手段，事事插手。这些人物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宫廷或统治集团的典型环境。天真的奥菲利娅和缺乏辨别力的皇后，都由于性格不坚强，在这环境里只能被利用而成为牺牲品。主人公的挚友和同学霍拉旭在宫廷里是客人，是悲剧的见证人。他和主人公一样有修养，有学问，不轻信，他站在正义一边，但没有哈姆雷特的思想深度、激情和壮志。他和哈姆雷特形成一定的对照，也是哈姆雷特的唯一支持者。
悲剧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极为尖锐，随着剧情的展开，双方的斗争一步逼紧一步，直到终局。情节丰富，背景同剧情配合，具有特色。守卫城堡暗示出整个丹麦外敌临境，动荡不安。御前会议、幕后密谋、大臣的家庭关系、人民起义、葬礼、比剑等，特别是民间剧团到宫廷演出，都有强烈的时代和民族特点。鬼魂的出现是原剧所有，当时观众相信有鬼，莎士比亚用此引起观众同情，渲染悲剧气氛。波洛涅斯训子一场、埋葬奥菲利娅时掘墓一场提供了喜剧性的对照。在主人公和演员的对话中，莎士比亚发表了自己对文学、戏剧的观点，对当时剧团的表演也表示了意见。
莎士比亚之前以及其后，英国舞台上“复仇剧”风靡一时，《哈姆雷特》也是已经有人写过的一出“复仇剧”。这些“复仇剧”往往只限于写个人仇隙，渲染恐怖，以其刺激吸引观众。莎士比亚善于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加以改造，赋予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莎士比亚的人物的语言总是随性格不同而变化。在刻画哈姆雷特时，他多次运用独白，有时用诗体，有时用散文，语言有时急促，有时隐晦，有时粗俗，有效地烘托出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内心矛盾和感情变化，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富有个性的形象。
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写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同封建、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其中以《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概括性为最强。人文主义原则虽然遭到现实的挫折，但莎士比亚始终未予放弃，一直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1608～1613年），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力量壮大，他们和王权的冲突也相应地愈趋尖锐。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难弥合。专横的王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生活奢华，影响到舞台，贵族流派风行一时。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刻内容，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甚至出现一股颓废潮流。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转向神话剧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年）、《冬天的故事》（1610年）和《暴风雨》（1611年）。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而更多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他保持了人文主义者的信念，相信人类有前途，始终表现乐观精神。这种信念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不免带有空想性质。在艺术上，晚期作品也带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暴风雨》写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爵位，携带魔术书籍和襁褓中的女儿米兰达流亡到荒岛。后来他制造一场风暴，把安东尼奥、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子斐迪南所乘的船摄到荒岛，饶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斐迪南和米兰达结了婚，大家一同回意大利去。
在作品中，莎士比亚明确提出自己的理想国的主张。剧中大臣贡柴罗表述理想国时说，在这里没有私有土地、继承权、税收，没有富裕、贫困和奴役，没有贸易、官吏甚至文字，没有叛变、刀兵，大地自然产生一切，人人安适，妇女纯洁。达到理想的手段是魔术。主人公用魔术惩罚了自然界的恶势力和社会上的恶人，也用魔术创造了幸福生活。魔术的实质是思想，主人公用思想驱使岛上的精灵爱丽儿，他可以用思想把爱丽儿“想”来，精灵就是主人公思想的化身。在作者看来，更可靠的手段是道德改善、宽恕与悔悟。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是美好的，人有改善的可能。米兰达第一次见到许多人的时候惊叹道：“真是奇迹！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妙的生物！人类真美！美好的新世界啊！”她又说人象一座美好的庙堂，“恶不可能居住在内，恶的精灵如果有这样一所美仑美奂的房屋，善也一定争着要住进去的。”
莎士比亚的理想只是对现实的否定，他把人类前途寄托在道德改善上，这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人文主义者是一致的。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封建衰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和描绘，予以痛切的批判，间接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创造了一系列欧洲文学中的著名形象。他塑造的人物丰富多样，他们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个性、有发展的人物。在许多人物中，特别是正面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市肆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而主要的则是16、17世纪之交的英国现实。
莎士比亚除了少数作品外都是沿用旧情节，他善于推陈出新，利用民间戏剧传统和古典戏剧传统；他经常在一出戏里安排平行交错的情节，悲剧中插入喜剧的因素，抒情性和戏剧性场面相互交叉，场景随剧情需要而更迭，时间随剧情的需要而压缩或伸延，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总是生动的。
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吸收了人民语言、古代和当代文学语言的精华，在他的成熟作品中能做到得心应手，与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吻合，按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时而诗体，时而散文。早期语言流于华丽，后期日趋成熟，但始终生动而富于形象性。他的许多词句脍炙人口，成为英国全民语言的一部分。
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在剑桥大学求学时，钻研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1638年他旅行意大利，访问过被天主教会关在狱里的伽利略，并和意大利的文人学者交往。1639年，英国革命形势紧张，他回国参加反对国王和国教的斗争，在1641～1645年间发表过许多政论小册子，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任命他为拉丁文秘书。他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因积劳过度，双目失明，但仍坚持斗争。王朝复辟后，他受到迫害，著作被焚毁，生活贫困。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弥尔顿早年的创作主要是短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1632年）。这两首诗描写了诗人的轻松愉快心情和沉思的乐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他的十四行诗歌颂自由，斥责教会，或抒写个人的情怀，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弥尔顿在担任政府职务前后写了不少政论文，参加宗教和政治论战。他站在清教徒立场，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并在政治问题上给王党以有力打击。他的《论出版自由》（1644年）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当权的长老派的跋扈。《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1649年）从《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说中找出论据，说明人民有废除以及杀死暴君的权利，坚定了英国人民的革命信心。《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年）驳斥反动派所谓英国人民犯了弑君之罪的言论。《失乐园》（1667）长约10000行，分12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撒旦原是大天使，但他骄矜自满，纠合一部分天使，和上帝作战（卷5、6），于是被打到地狱里遭受苦难（卷1、2）。他这时已无力反攻天堂，才想出间接报复的办法，企图毁灭上帝创造的人类。上帝知道撒旦的阴谋，但为考验人类对他的信仰，便不阻挠撒旦。撒旦冲过混沌，潜入人世，来到亚当居住的乐园（卷3、4）。上帝派遣拉法尔天使告诉亚当面临的危险，同时把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经过告诉他（卷7、8）。但是亚当和夏娃意志不坚，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禁果（卷9）。上帝决定惩罚他们（卷10），命迈克尔天使把他们逐出乐园，在放逐前，迈克尔把人类将要遭遇的灾难告诉了他们（卷11、12）。
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道路，丧失了乐园。夏娃的堕落是由于盲目求知，妄想成神。亚当的堕落是由于溺爱妻子，感情用事。撒旦的堕落是由于野心勃勃，骄傲自满。诗人通过他们的遭遇，暗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道德堕落、骄奢淫逸而惨遭失败。
弥尔顿继承了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接受了17世纪新科学的成就，同时对它们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肯定人生，但否定无限制的享乐。他肯定人的进取心、自豪感，但否定由此演变出来的野心和骄傲。他肯定科学，但认为科学不是一切，有科学而没有正义和理想，人类不会得到和平与幸福。弥尔顿这种思想也就是革命的清教思想的反映。
弥尔顿在思想上要批判骄矜的撒旦，在感情上却同情他所处的地位，因为撒旦受上帝惩罚，很象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压迫。在描绘地狱一场时，弥尔顿虽然口口声声说撒旦骄傲、嫉妒、野心勃勃，但在对话里，在形象上，撒旦又完全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这个形象十分雄伟，在凶险的地狱背景里，他的战斗决心表现得更鲜明。撒旦说：“战场上虽然失利，怕什么？这不可征服的意志，报复的决心，切齿的仇恨，和一种永不屈膝，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丧失。”
同时通过和撒旦一起被贬入地狱的天使们的形象，诗人描绘了当年愤怒的革命战士：对最高的掌权者，他们发出了怒吼，并用手中的枪，在他们盾牌上，敲出猛烈的声响，愤愤然向头上的天穹挑战。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可磨灭的纪录，是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诗中的上帝却显得冷酷无情，缺乏生气。
弥尔顿在这首诗里对于封建贵族的放荡生活也给予尖锐的批评。
在《失乐园》里，弥尔顿表现出高超的艺术。诗人的革命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雕塑了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如撒旦、罪恶、死亡等，描绘了壮阔的背景，如地狱、混沌、人间等。他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诗中运用了璀璨瑰丽、富有抒情气氛的比喻，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在结构上，《失乐园》承继着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史诗。《复乐园》（1671年）4卷，根据《新约·路迦福音》叙述耶稣被诱的故事。耶稣在约旦河畔受圣徒约翰的洗礼后，准备公开宣道，这时圣灵引他到荒郊，先要给他一次考验。这考验就是撒旦向他进行的引诱。撒旦第一天以筵席，第二天以城市的繁华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引诱耶稣，都遭到拒绝。第三天撒旦使用暴力，把耶稣放在耶路撒冷的庙宇的顶上，他也毫不畏惧。后来天使们把他接下来，认为他胜利地经受了考验，于是他开始布道，替人类恢复乐园。《复乐园》和《失乐园》都在于说明生活的引诱问题，但《失乐园》所强调的是理性控制情欲，是人文主义对生活的肯定和清教的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复乐园》则强调信仰消除情欲，体现宗教思想的胜利。这首诗反映了革命挫败后，诗人厌弃和抗拒复辟王朝的道德堕落和反动王朝对古代文化的歪曲，以锻炼自己的性格，继续和封建势力作斗争。诗里的耶稣念念不忘罗马奴役下的以色列，他认为以色列的解放一时还不能实现，但是他说：“一旦那一天来临，你不要想象我会坐失良机。”这说明诗人对英国革命的始终不渝的态度。《力士参孙》（1671年）是一出悲剧，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参孙是以色列民族英雄，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眼珠被挖掉，每日给敌人推磨。一个节日，非利士人庆祝对参孙的胜利；参孙痛苦万分，这时他父亲劝他和解，大利拉的忏悔更给他以刺激，敌人赫拉发对他威胁侮辱，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战斗精神。在敌人威逼他表演武艺之后，他撼倒演武大厦的支柱，整个大厦坍塌，他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出悲剧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它反映王朝复辟后资产阶级革命者内心的痛苦和身受的迫害。歌队这样责难神：“你甚至叫他们死在邪门异教的刀剑之下，把他们尸体丢给野狗、猛禽；或使他们作俘虏，或朝代改了，在暗无天日的法庭里受负义群氓的审判处刑。”
从这里可以看出复辟王朝如何残酷地对待革命者，如何杀的杀，放逐的放逐，就连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枭首示众。他们痛苦异常，愤怒无比，一定要继续革命。“有一天神会把不可战胜的力量放在人民救星的手里，来镇压世间的暴力、人民的迫害者和野兽一般狂暴的恶人。”
诗人也指出自我忏悔、克制骄矜、控制情欲、恢复信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力士参孙》采用了崇高严肃的题材，具有汹涌澎湃的感情，质朴有力的语言，活泼有节的音律。这一悲剧是弥尔顿艺术的新发展。它运用希腊悲剧形式，实际是一部宏伟的剧体诗。
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派诗人。生于英格兰北部湖区科克蒂斯。父母早逝，由舅父抚养，后妹妹多萝西终身与他做伴。1790年曾徒步旅游欧洲大陆。1791年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去法国。次年回伦敦，并出版第一部诗集，收有《黄昏信步》和《写景诗》。
他原来同情法国革命，英法战争爆发后认为法国人“自己转而成为压迫者”，于是改变了态度。在经济困顿时得到亡友赠予的一笔遗产，遂于1795年与妹妹迁居乡间。
同年结识柯尔律治，成为挚友，1798年合出诗集《抒情歌谣集》，他称这本诗是一种试验，试图以中下阶层的口语表达诗的情趣。其中最优秀的是他的《丁登寺》和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1800年诗集再版，他写了序言，强调以乡村农民的生活和语言为诗更接近自然、更真实。诗集和序言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后来被认为是英国诗史的转折，开启了浪漫主义时代。
1798～1799年，兄妹俩与柯尔律治同去德国小住，他写了《露西》组诗，并开始写作长诗《序曲》。1802～1804年写出诗《不朽的征兆》。1803年曾游览苏格兰，见到作家司各特，并写了《孤独的收割者》等诗作。随后的几年又写出一系列优秀之作，如《哀歌，为比尔城堡作》（1805年）、《天职颂》（1805年）、《快乐的战士》（1806年）等。1807年出版两卷本诗集，是他1797～1806“伟大的10年”的总结，集中收入《决心与自由》和他大部分优秀的十四行诗。他最重要的诗作《序曲》1805年完成，后又经修改，直至1850年去世后才发表。
长诗是他的传记，写他的成长过程和各个时期的感受与思想。它原为计划中的长诗《隐者》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漫游》1814年出版。第三部分只写了开头，于1888年以《隐者》为题出版。
后期佳作不多，较重要的有《雷阿德迈亚》（1814年）、《戴翁》（1816年）等，这两篇诗以古代神话为题材，对浪漫派诗歌有一定影响。1843年获英国“桂冠诗人”称号。
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是19世纪前期与拜伦齐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出生于苏塞克斯郡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祖父是个男爵，父亲属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当过国会议员，思想保守。
雪莱自幼聪颖，少年时代曾在贵族子弟学校伊顿公学就读，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他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广泛兴趣，尤其推崇英国著名思想家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一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压迫奴役，反对宗教迷信，主张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革社会。1811年写作哲学论文《无神论的必然性》，用逻辑推理论证上帝之不存在，宣传无神论思想，因而被开除学籍。又见罪于父亲，只好离家独居。
1812年2月至4月，偕同新婚妻子哈丽叶赴都柏林，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发表《告爱尔兰人民书》和《人权宣言》，提倡民族独立、宗教解放，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从爱尔兰回来后，继续写诗作文，抨击暴政，宣传革命。
长诗《麦布女王》（1813年）是雪莱早期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它描写执掌人类命运的麦布女王携带少女艾安蒂的灵魂云游宇宙，纵览古今，评说人间，表达了诗人的社会历史观点和政治、哲学思想。雪莱通过麦布女王之口谴责封建暴政和宗教迷信，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金钱关系，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指出，“人类的花朵在它的萌芽时期，便受到帝王、教士、政治家的摧残”。自由遭践踏，才智受压抑。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商业兴起，贫富对立，黄金“统治着人间万物”，“人类的手艺和天然生产的一切，都可以利用货币来做交易”；人间到处是饥饿、疾病和暴死。然而，在永恒的世界里变革是自然的基本法则。随着人们理性的觉醒、才智的解放，“快乐的地球”就会变成“人间的天堂”。这首诗曾经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被后来的宪章派奉为“圣经”。
雪莱的批判态度和叛逆精神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嫉恨。1814年，雪莱与妻子离异，同葛德文的女儿玛丽结合。英国反动当局便利用婚姻事件对他诽谤中伤，致使诗人不得不愤然离开祖国，旅居意大利。
著名长诗《伊斯兰起义》（1818年）于诗人离国前出版，原名为《莱昂和茜丝娜》，副题是“黄金城的革命”。长诗的开头是一个寓言故事，描写巨蛇与苍鹰在大海云天的一场恶斗，两败俱伤，苍鹰逃向天外，巨蛇跌落海中，为一仙女救起。蛇与鹰的搏斗象征着人间善与恶的斗争，这是长诗的序曲，也是理解长诗主题思想的一把钥匙。
长诗的主体部分是一场虚构的“黄金城的革命”，它描写男女主人公莱昂和茜丝娜的故乡伊斯兰黄金城由于暴君统治，昔日的黄金国变成了黑暗的人间地狱，百姓受苦，生灵涂炭，莱昂和茜丝娜也遭到逮捕和凌辱。于是，他们以宣传作武器，到处发表演说，用真理、正义、自由、仁爱的思想唤醒群众，瓦解敌人，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冲进宫殿，推翻暴君的专制统治。人民群众要求处死罪恶累累的暴君，莱昂却出于仁爱之心将其释放。不久，暴君卷土重来，实行反革命复辟，革命人民惨遭杀害，莱昂和茜丝娜被绑在火堆上烧死。最后，一声轰鸣，烈焰冲天，暴君倒地，莱昂和茜丝娜在仙女的帮助下复活，驾着小船在长河上漫游。
长诗通过对黄金城革命的描写，再现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战斗精神。当时，法国大革命正面临挫折，封建势力猖狂复辟，反动的神圣同盟统治着欧洲大陆。
雪莱在《伊斯兰起义》这首长诗中热情肯定了法国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宣扬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乐观主义信念，这对欧洲人民革命是个有力的鼓舞。但是，雪莱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动是不赞成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表白的那样：“在提倡对人类精神状态进行重大改革、以促进人类社会制度方面，我决不恭维那些粗暴的、恶意的情操——这些情操时时刻刻都在伺隙混进极其有益的社会改革中来。诗中没有报复、妒忌和偏见的容身之地。唯有爱，被当作统治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律，在诗中处处受到赞美”。这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弱点。
在意大利期间，雪莱关心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同情、支持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人民的解放运动，并与诗人拜伦结为知交，创作热情非常高涨。
著名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19年）、《钦契》（1819年）、《希腊》（1821年）和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1819年）、《自由颂》（1820年）、《阿多尼》（1821年）以及脍炙人口的短诗《西风颂》（1819年）、《致云雀》、（1820年）《给英格兰人的歌》（1819年）、《云》（1820年）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诗剧《钦契》取材于16世纪意大利的历史故事。封建贵族钦契伯爵是一个“万劫不复的魔鬼”，一生干尽了“淫邪纵欲和杀生害命”的勾当，手段残忍，罪恶累累。然而，由于罗马教皇贪赃受贿，对他蓄意包庇纵容，使他得以屡屡逃避惩罚。
钦契不仅野蛮残暴，而且寡廉鲜耻，他不仅在外作恶多端，而且在家里残害亲人。他害死儿子，强奸女儿，毒打妻子，简直丧尽天良。女儿贝特丽采备受污辱蹂躏之后，多方投诉无效，忍无可忍，只好同家人合谋，雇佣刺客把钦契杀死。事情发生后，法官判处他们无罪，教皇却坚持要把他们处死。最后，贝特丽采同母亲和兄弟一起，从容自若走上刑场。
诗剧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鞭挞贵族的荒淫暴虐和教皇的虚伪毒辣，表现诗人反封建、反教会的立场。在对待暴力的态度上，雪莱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客观地肯定使用暴力手段反抗邪恶势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又鼓吹以“仁爱、宽恕”待人，反对“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提倡“用和平与爱把损害者从卑劣的情操中改变过来。”
1819年8月16日，英国曼彻斯特八万群众在圣彼得广场举行集会，要求改革议会制度和取消谷物法，反动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打死打伤400余人，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彼得卢大屠杀”事件。
雪莱在国外获悉此事后，异常愤慨，挥笔写下了《暴政的假面游行》、《给英格兰人的歌》等政治诗多首，抗议英国政府镇压人民的野蛮暴行。在长诗《暴政的假面游行》里，诗人以形象性的语言尖锐指出，“谋杀”、“欺骗”、“伪善”等一批刽子手，正在戴着“上帝、法律和国王”的假面具的“暴政”的率领下，踏着人民群众的鲜血，在英国的大地上游行。他们耀武扬威，得意忘形，而英国人民却处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诗人最后号召英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奋起斗争：起来吧，象睡醒的狮子，你们多得无法制服，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象摇落睡时沾身的露——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在《给英格兰人的歌》这首短诗里，诗人通过明白流畅的诗句告诉英国人民：你们辛勤劳动，耕种土地，纺纱织布，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被一群寄生虫占有。你们锻造出来的钢铁武器，却掌握在暴君手中，反过来成了镇压你们的工具，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诗人大声疾呼：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寻找财富吧——别让骗子起家；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雪莱是热情的政治诗人，同时又是优秀的抒情歌手，他创作过许多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抒情短诗，歌唱自然、歌唱爱情、歌唱人生、歌唱理想，表现了对光明、自由、幸福和美的热烈追求，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和艺术享受。《西风颂》是雪莱抒情短诗中流传很广的名篇。诗人以豪迈奔放的激情歌颂狂暴有力的西风。他赞美西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地上的残枝败叶；他赞美西风以磅礴之气驱散高空的流云，召来冰雹、大雨和雷电，为黑夜的世界唱出葬歌；他赞美西风把昏睡的大海唤醒，掀起汹涌的波浪，震撼海底的花草树木；他赞美西风是破坏者，同时又是保护者，西风在到处播种生命的种子，催促万紫千红的春天的到来。《西风颂》采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寓意深远。雪莱歌颂自然界的西风，实际上是歌颂人间社会的革命风暴。他赞美革命运动如狂暴有力的西风摧毁一切反动邪恶的势力，他赞美革命不仅无情地破坏黑暗的旧世界，而且播下新世界的种子。他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强烈愿望，表示要作革命的号角、预言的喇叭，向人们传播革命的思想，预言美好的未来。
在短诗《致云雀》里，雪莱在“欢快的精灵”——云雀身上，灌注了诗人自己的灵魂：你从大地一跃而起，往上飞翔又飞翔，犹如一团火云，在蓝天伸展着你的翅膀。
这只在蓝天上展翅高飞，放声歌唱的云雀，鄙弃尘世的污浊，厌恶空洞浮华的腔调，它以真挚热烈的感情，优美朴实的歌声，诉说内心的忧伤和爱，诉说对光明和自由的憧憬，不倦地向人类播撒同情、欢乐和希望。这正是雪莱形象的自我写照，它寄托了诗人的精神境界、社会理想和艺术抱负。
抒情诗剧《希腊》是雪莱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它取材于1821年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苏丹马穆德统治的武装起义。在诗剧中，诗人缅怀希腊的光荣历史，歌颂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斗争，揭露英、奥、法、俄等国反动政府对希腊的险恶居心，预言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必将赢得最后胜利。
1822年7月8日，雪莱在海上航行时遇到暴风雨，覆舟身死，年仅29岁。马克思深为雪莱的早逝而惋惜，热情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恩格斯则称雪莱为“天才的预言家”。
雪莱的时代，欧洲正经历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神圣同盟的反动复辟。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而贵族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却相当强大；早期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诞生。
雪莱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作武器，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宗教迷信，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同情和支持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向往没有压迫剥削的大同世界。雪莱是时代潮流的先进代表，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他通过诗歌创作，向被压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传播革命的火种。
济慈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生于伦敦，父母早逝。曾做过医生，同时又深爱诗歌，在创作中受诗人亨特和华兹华斯的影响。181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受到人们的好评，后来形成了“天然接受力”的思想。
1818年写成叙事诗《伊萨贝拉》，他的思想从强调感官享受转而强调思想深度。1819年济慈写出了传世之作：颂诗《夜莺》、《希腊古瓮》、《哀感》、《心灵》和抒情诗《无情的美人》，十四行诗《灿烂的星，愿我能与你永在》等，成为济慈诗作的精华和英国诗歌中的不朽之作。同年又写作了抒情诗《莱米亚》等作品。
济慈诗中有画，色彩感和立体感甚强。他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对后世影响巨大，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丁尼生、布朗宁，以及唯美派诗人王尔德和20世纪的“意象派”诗人都受其影响。
第五节 法国古代作家
弗朗索瓦·拉伯雷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出身于法国中部图尔省希农市一个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
不久，他和毕代通信，到法国各地游学，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题。游学时期，他广泛地接近人民，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进行过钻研。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不仅在医药上设法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共5部，1532年后陆续出版，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拉伯雷先后到意大利和法国小城躲避。《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便会说话，喝1.7万多头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1.2万多尺布制成。这种夸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这时，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国王毕可肖的侵略，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战争结束后，他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
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祖孙三代巨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代比一代幸福，反映了作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
第3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第4、5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的事。
第4部的第5章到第8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之一，饶有民间故事风味。第5部的讽刺比前四部更尖锐，对违反自然、反对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地方后，终于找到了“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5部的序言里谈到他为谁写作，他形象地说，他“要伺候石工，替石工烧火煮饭。”小说中的巨人在法国民间创作中早已存在。格朗古杰是15世纪一个民间笑话中的人物，卡冈都亚的名字早已流传于民间故事里，庞大固埃曾经在中古时期的神秘剧里出现过，他为人机警，喜欢恶作剧。《巨人传》中穿插着一些民间故事，赞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质，歌颂他们的勇敢和智慧。
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体现在3个巨人的形象上。他们食量过人，纵情享乐。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嘲讽。另一方面，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理想的巨人。
格朗古杰爱和平，爱人民，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是人民的利益。卡冈都亚对教会很不恭敬，巴黎圣母院是教会权威的象征，卡冈都亚却把它的大钟从钟楼上取下来，作为马铃，使巴黎大学神学家们惊惶失措，乱成一团。
他指出教会是是非丛生之地，修道生活是违背自然的。他主张人们自由发展，不受宗教教条的束缚。庞大固埃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心理和创造精神，他游历冒险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寻求真理。
这3个巨人的形象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甚至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作者是把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象征来塑造的。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要解放被封建制度束缚了几百年的生产力，人的力量的解放是首要问题。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知识渊博的人，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理想人物。
如果说巨人的形象主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那么在巴汝奇的形象上则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他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人物类型，他用狡猾方式进行剥削，谋求个人利益。他向老百姓借钱，说尽一切好话，钱到了手，老百姓休想他还债。他有时也会吃点亏，但有仇必报。羊商因为得罪了他，便把命丧在他手里。可是，拉伯雷对这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同情的，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孩子”，把他写成狡猾中有幽默，非常乐观，他在庞大固埃等人消灭害人的恶魔和邪恶的巨人时，也起了一定作用。
拉伯雷对僧侣有深刻认识，揭露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他也塑造了出身于下层僧侣的若望修士的理想形象。修道院遭受劫掠，院长和其他修士慌成一团，“以唱赞美诗和做祷告来抵抗敌人，用美丽的词藻来祈求和平，”若望修士却立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他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尽管语言粗野，但直爽可亲。《巨人传》的主要特点是揭露性强。作者认为宗教迷信妨碍社会向前发展。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妄想统治精神世界，他们成为拉伯雷嘲笑的对象。他指出巴黎大学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讽刺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把抽象、本质、外形、概念、想象这“五种元素”作为主要食粮。他揭露反动的罗马教廷，说它是“对世界的威胁”。
他愤怒抨击封建司法。穿皮袍的猫王是非常可憎可怕的畜生，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惹大牛蝇。它们身上挂一个开口大口袋，用来接受贿赂。拉伯雷继承了法国中古城市文学的传统，对后来的讽刺文学有很大影响。《巨人传》里所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互相信任。不论男女，都可以随时进院修道，也可以随时退出。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做的事。”拉伯雷所标榜的社会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拉伯雷认为解放人的力量要通过教育。因此，教育问题在《巨人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拉伯雷强调教育要把体育锻炼包括在内。他批判中古经院教育窒息“人的天性”，提出新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案，主张使人全面发展，把人培养为“全知全能的人”，也就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人。他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在学问上成为巨人，就有力量和黑暗势力作斗争，为人类创造美好光明的幸福世界。《巨人传》没有严密的结构。第一、二两部还有一定的脉络可寻，故事围绕着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经历而发展。最后3部只凭庞大固埃等的游历冒险这条线索把故事无限地延长下去。作者利用这种结构形式，在广阔的背景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拉伯雷特别注意人物外形的描绘，但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庞大固埃在第3部还是个魁梧的巨人，第3部以后却好象和平常人一样了。《巨人传》的语言富于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热情充沛，有时庄严雄辩，但也有一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
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这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这是拉伯雷的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16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固定下来。
蒙田
蒙田（1533～1592），是法国思想家、散文家。出身于新贵族家庭，曾做过15年文官，并游历过意大利、瑞士等地，后来相当长时间闭户读书。
他把旅途见闻、日常感想等记录下来，集成《随笔集》2卷，晚年修订为3卷。书的卷首写道“我本人就是这部书的材料”，它介绍了作者的思想和生活，结构松散自然，又彼此连贯。
蒙田把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意境和艺术风格。书中的思想是趋于中庸的，他对当时的迷信、偏见、巫术和破坏进行否定，认为绝对的真理无法认识，只能探索部分的寻常真理。
他在政治上又是保守的，尊重现存社会和秩序。《随笔集》行文旁征博引，语言平易流畅，对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及17、18世纪法国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高乃依
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剧作家。生于鲁昂一个法官家庭。少年时曾受天主教影响，喜爱拉丁文和拉丁诗人著作。
1628年开始写抒情短诗。当时鲁昂是法国戏剧出版和戏剧演出的中心，受环境的影响，高乃依开始戏剧创作。
他的处女作是喜剧《梅丽特》（1629年）。他的第一部悲剧是1635年发表的《梅黛》。高乃依以这些作品开始初露锋芒，引起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注意，被吸收到5人写作班子，帮助他写牧歌式喜剧。后与黎塞留发生龃龉，退出写作班子，开始他创作的新阶段。
1636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上演，取得声誉。但因同行妒忌，沉默了几年。后改变创作倾向，陆续发表了《贺拉斯》、《西拿》、《波利耶克特》等剧作，完成包括《熙德》在内的4大悲剧。1643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熙德》是五幕诗剧，取材于西班牙戏剧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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