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礼明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构建研究试读：
前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旅游目的地应该构建成一个和谐的旅游目的地，而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则是和谐旅游目的地构建的重要内容。在旅游过程中，因价值观、文化差异、行为方式、沟通障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引起旅游主客双方之间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的出现既不利于游客美好体验的获得，也不利于当地居民利益的获得，更不利于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书以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管理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
针对国内外对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实际，本书拟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创新：（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对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冲突的研究多是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来做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多是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负面感知。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书以冲突理论、凝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作为理论支持，从游客和居民的角度来探讨旅游主客冲突管理。（2）理论的创新。本书认为旅游主客冲突是指旅游目的地居民和游客在交往过程中因价值观、文化差异、行为方式、沟通障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所导致的旅游主客双方的不和谐状态。本书把旅游主客冲突分为旅游主客经济冲突、旅游主客社会文化冲突、旅游主客环境冲突和旅游主客行为冲突等。（3）管理的创新。在对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管理对策中，本书基于旅游目的地主客双方相互凝视的视角，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提出了旅游主客冲突管理的AIR模式，即态度管理（Attitude）、利益管理（Interest）、尊重需要管理（Respect）；从游客的角度提出了BIR模式，即：行为管理（Behavior）、利益管理（Interest）、尊重需要管理（Respect）。（4）实证研究内容的创新。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作为案例研究地，并且以案例地的旅游主客冲突为研究内容，这在可以查阅的资料里还属于首次。最后，本书通过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冲突的现状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和谐关系构建的对策。
本书的研究内容包括六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了本书的现实和理论研究背景，提出本书拟解决的核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拟定本书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最终形成科学的研究技术路线。
第二章，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概述。本书给“旅游目的地主人”、“旅游目的地客人”、旅游主客交往、旅游主客冲突、旅游主客冲突管理等做了概念上的界定；通过文献研读、访谈、实地调研的形式，总结出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的内容，并对旅游主客冲突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提供很好的参考。
第三章，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构建理论基础。结合课题的研究实际，本书把冲突理论、凝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作为本书的理论支撑，并分析这四个理论在本书中的具体运用。
第四章，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从当地居民管理的角度提出AIR模式，从态度管理、利益管理、尊重需要管理三个方面对当地居民进行管理来提高当地居民对当地旅游的支持和对游客的积极态度。从游客管理的角度提出 BIR模式，从行为管理、利益管理、尊重需要管理三个方面对游客进行管理来提高游客的体验满意度和构建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
第五章，实证研究。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和谐关系构建做实证研究。运用SPSS 17.0软件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聚类分析等，验证了前面章节对旅游主客冲突基础理论研究的适宜性，并且得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冲突的现状。在问卷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和谐关系构建的对策。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总结本书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不足，并对进一步研究给予展望。第一章导论第一节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一、研究背景（一）现实背景：和谐社会构建和不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来。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人类社会进程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旅游目的地应构建成和谐的旅游目的地，而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应是和谐旅游目的地构建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旅游发展实际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旅游目的地主客之间不和谐的现象。例如，游客的到来导致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上涨；游客的到来扰乱了当地居民宁静的生活，导致当地淳朴民风的消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游客不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游客存在不文明行为等。这些现象会导致当地居民对游客产生不友好态度，会带来旅游主客之间的不和谐。同样，从游客的视角来看，当地居民的一些行为使游客反感，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从而导致游客对当地居民乃至旅游目的地产生不好的印象。例如，当地居民尾随游客的行为；当地居民在核心景区随意摆摊；当地居民对游客的强卖行为；当地居民销售的商品价格过高；当地居民在旅游景区的不文明行为等。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仅2011年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事件就有：桂林灵川县大圩镇古东瀑布景区两名外地游客向当地村民购买草莓时，与摊主发生矛盾继而引发肢体冲突事件;19名重庆游客在湖南凤凰被当地居民用枪指头并遭暴打事件等。
旅游者属于市场购买的一方，他们的是否到来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兴衰，其利益诉求是获得美好旅游体验；当地居民是旅游目的地这块土地上的守护者，《旅游可持续发展纲要》指出，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旅游发展的目的之一。而旅游主客关系的不和谐不仅会损害游客的利益，同时也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需要构建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二）理论背景：研究不足和理论的缺乏
国内外对于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文献较少，理论研究不足。利用SCI、EI和Science Direct三大检索系统，SCI数据库使用“主题”检索方式，EI和Elsevier数据库使用“主题/题目/摘要”检索方式进行检索，文献检索时间不限，笔者检索的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对检索词“旅游主客冲突”检索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文献2篇；EI数据库检索文献0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文献1篇。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简称CNKI，又称“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hina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简称CJFD）、《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在以“题名”为检索方式，对检索词“旅游主客冲突”检索到的论文数量为0篇；以“主题”为检索方式，对检索词“旅游主客冲突”检索到的论文数量有15篇。检索的结果表明国内外对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成果较少，文献资料的匮乏为本书的写作增加了难度，但同时为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属于旅游影响的研究范畴。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影响研究多是基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视角对旅游影响进行研究，构建的模型多是当地居民旅游感知模型，主要测量当地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感知程度；从旅游主客双方的视角进行的影响研究较少，检索为数不多的主客双方影响文献，又多是从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旅游人类学家Valene L.Smith、Nunez、Dennison Nash、彭兆荣等的论著虽涉及大量的“东道主和游客冲突”（本书称之为旅游主客冲突）现象，但大多从当地居民的视角来分析；对旅游主客交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多是集中在“文化冲突”上，主要是研究跨文化所带来的障碍性交往影响，而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较少。同时，在检索到的国内学位论文中，孟威的硕士论文《旅游主客交往理论基础与实证初步研究》、欧阳军的硕士论文《旅游主客交往模式、影响因子及效应评价研究》、谌文的硕士论文《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客关系研究》以及梁旺兵的博士论文《跨文化视角中的旅游客主交互与客地关系研究》，这4篇学位论文中对旅游主客交往的障碍有过论述，但对旅游主客冲突涉及较少，对旅游主客冲突的含义、旅游主客冲突的内容、旅游主客冲突的原因等缺乏理论研究。
国内外对旅游主客冲突研究的不足以及理论的缺失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机会。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旅游主客和谐关系构建进行研究。二、问题提出
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分析为本书的选题提供了研究机会。旅游主客冲突因其内容的广泛性、发生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以及引起旅游主客冲突原因的复杂性，在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其内容包括旅游主客经济冲突、旅游主客社会文化冲突、旅游主客环境冲突以及旅游主客行为冲突等。这些冲突的存在极易引起旅游主客关系的不和谐，这与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构建是背道而驰的，会影响到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书以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管理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本书拟解决以下五个问题。（1）国内外目前对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状况。本书需要了解目前国内外在旅游主客冲突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研究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这是本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该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发现本书的研究机会和研究创新点。（2）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的基本概念。就查阅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来看，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旅游主客冲突进行概念上的界定。概念的认识是研究的前提，若不能对概念进行很好的界定，研究范畴就不易把握，就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3）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的内容和原因。在对旅游主客冲突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需要对旅游主客冲突的内容和原因进行探析，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构建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的基础。（4）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在对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的内容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如何对旅游主客冲突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个问题是本书的研究重点。（5）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本书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来探讨旅游目的地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那么就需要了解目前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冲突的状况，在对冲突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如何对当地居民和游客进行管理。
以上五个问题构成本书的研究线索。通过对这五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本书的研究框架，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很好的思路。三、研究价值（一）理论价值：丰富了旅游主客冲突理论
旅游主客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类学、社会学、旅游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研究对象。最初对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多是人类学家以田野调查的形式在做研究，而研究内容多是游客的到来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影响。随着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的出现，研究者不仅关注游客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而且还关注当地居民对游客的影响。但从研究背景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对旅游目的地主客冲突的研究成果较少，缺乏理论研究，这就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机会和深度研究的空间。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丰富旅游主客冲突理论的意义。
本书在借鉴冲突、旅游主客交往等理论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旅游主客冲突的概念，并对旅游主客冲突的内容进行总结，把旅游主客冲突归纳为旅游主客经济冲突、旅游主客社会文化冲突、旅游主客环境冲突和旅游主客行为冲突等。同时，运用冲突理论、凝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系统理论等对旅游主客冲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角度提出了旅游主客和谐关系构建的对策。本书最后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冲突管理作为案例研究，对旅游主客冲突的内容和原因等进行验证，并根据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实际提出对策。（二）实践价值：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
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旅游目的地需要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关系属于人人关系的一种。但旅游主客冲突在我国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这些冲突现象不仅会损害“主人”的利益，而且会损害“客人”的利益。旅游主客冲突会影响旅游主客关系的和谐，破坏良好的旅游氛围，对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的构建以及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和谐的旅游主客关系则给游客提供了很好的旅游氛围，有助于游客良好旅游体验的获得和目的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把旅游主客冲突分为：旅游主客经济冲突、旅游主客社会文化冲突、旅游主客环境冲突和旅游主客行为冲突，并且认为旅游主客冲突的根源在于旅游主客之间价值观差异、文化差异、行为因素及其他因素等原因所造成，这为旅游主客和谐关系构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本书在对当地居民管理中，提出了态度管理、利益管理、尊重需要管理的AIR模式；在对游客管理中，提出了行为管理、利益管理、尊重需要管理的BIR模式。从旅游主客双方的视角提出的这些对策，对解决我国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主客冲突的实践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构建一个游客和当地居民都满意的和谐旅游目的地。
本书最后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案例研究地，对当地居民和前来旅游的国内游客作了问卷调查，并辅以访谈的形式对游客、当地居民以及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对景区存在的旅游主客冲突做了细致的调研，对景区旅游主客冲突存在的状况、冲突原因等有了详尽的认识，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管理对策，这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主客和谐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第二节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一、相关文献检索情况（一）外文文献检索情况
1．外文文献检索路径
为获得国外关于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文献情况，本书以美国汤普森公司（Thomson Scientific）科技信息所（Institut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上提供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检索系统、美国工程信息公司提供的《工程索引》网络版（EI）检索系统和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公司提供的（Science Direct）检索系统为数据来源检索有关文献，检索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以“tourism”“host-guest”“communication”“conflict”组合成不同的检索词，SCI数据库使用“主题”检索方式，EI和Elsevier数据库使用“主题/题目/摘要”检索方式进行检索。在以上国外三大数据库检索过程中，以“tourism host-guest communication”“tourism host-guest conflict”“tourism conflict”“tourism communication”“conflict”为检索词，对三大数据库分别进行了检索，文献的时间不加限制。对“旅游冲突”检索到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531篇，E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132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到文献143篇；对“旅游主客冲突”检索到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2篇，E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0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到文献1篇；对“旅游交往”检索到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792篇，E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618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到文献186篇；对“旅游主客交往”检索到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1篇，EI数据库检索到文献0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到文献7篇。在文献数量统计中，不排除三大数据库文献存在部分交叉计算。从查阅的文献数量上来看，“旅游主客冲突”和“旅游冲突”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旅游交往”和“旅游主客交往”也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具体检索结果见表1-1。表1-1 外文三大数据库检索结果表
2．外文文献按年度统计分析
本书仍然按照三大检索系统中获得的相关文献作为年度统计分析，选取2002年到2011年发表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从表1-2中可以看出，关于“旅游冲突”的文献在SCI检索有428篇，EI检索有95篇，Elsevier检索有73篇。从表1-3中可以看出，关于“旅游主客冲突”的文献从 SCI检索有2篇，EI 检索有0篇，Elsevier检索有1篇；从表1-4中可以看出，关于“旅游交往”的文献从SCI检索有633篇，EI检索有487篇，Elsevier检索有110篇。从表1-5中可以看出，关于“旅游主客交往”的文献在SCI检索有1篇，EI检索有0篇，Elsevier检索有1篇。表1-2 外文三大数据库年度统计表（旅游冲突）表1-3 外文三大数据库年度统计表（旅游主客冲突）表1-4 外文三大数据库年度统计表（旅游交往）表1-5 外文三大数据库年度统计表（旅游主客交往）（二）中文文献检索情况
1．中文文献检索路径
国内中文文献数据来源，以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简称CNKI，又称“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hina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简称CJFD）、《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作为检索来源，检索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按照来源数据库分别以“题名”和“主题”检索项，分别输入“旅游冲突”“旅游主客冲突”“旅游交往”“旅游主客交往”，具体检索结果见表1-6、1-7。表1-6 按照“主题”检索的中文文献统计表表1-7 按照“题名”检索的中文文献统计表
由上述检索结果来看，关于旅游冲突和旅游交往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旅游主客冲突和旅游主客交往的研究却很少。以“题名”为检索项，题名为“旅游冲突”检索的文献有54篇，题名为“旅游交往”检索的文献有48篇，题名为“旅游主客冲突”和“旅游主客交往”检索的文献分别为0篇和5篇；以“主题”为检索项，主题为“旅游冲突”检索的文献有901篇，主题为“旅游交往”检索的文献有1453篇，主题为“旅游主客冲突”和“旅游主客交往”检索的文献分别有15篇和32篇。
2．中文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统计的方便，在中文文献统计分析方面，本书选取CJFD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分别以“旅游主客交往”“旅游主客冲突”为检索词，按照“主题”检索方式，对期刊文献来源和年度基本信息等进行统计分析。（1）文献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分析。
本书按“主题”检索方式，以“旅游主客交往”为检索词，对《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论文进行归类统计，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较大的分别是：《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上）》《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下）》《旅游交往问题初探》《旅华外国游客客主交流行为研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评价及主客关系分析》《旅游人类学近1/4世纪研究的新成果—— 〈主客关系新探：21世纪旅游问题〉述评》等10篇文章，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见表1-8。本书以“旅游主客冲突”为检索词，对《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论文进行归类统计，共检索到期刊论文5篇，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较大的分别是：《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上）》和《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下）》，剩余的3篇文章被引频数少，最高不超过2次。学术期刊的论文质量和分布遵循拉德福定律，即“只有少数论文对期刊重要性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高的论文，其学术价值代表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最高水平，具有一定的公认性和权威性。同时，研究文献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有助于鉴别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是了解学术前沿动态的最好测量工具。这些被引用和下载次数较高的学术论文为旅游主客冲突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
从以主题为“旅游主客交往”检索的这10篇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来看，文献研究的来源具有不均衡性。关于旅游交往研究引用最高的是《旅游学刊》刊登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兼评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上）》，被引频次114次，下载频次1084次。从被引文献的命题来看，均为我国旅游交往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应用价值。文献的作者多为我国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旅游交往研究领域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以主题为“旅游主客冲突”的检索中，从这2篇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来看，都是关于旅游主客冲突的理论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综述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成果，文献研究的领域分布是不均衡的。表1-8 主题“旅游主客交往”被引频次文献分布表 单位：次（2）时间序列分析。
由于各个期刊一年内发刊周期不同，时间顺序上有差异，这不利于论文的时间序列分析。为统一时段地分析，本书有必要把论文的出版时间统一转换为信息统计时所在的年度，对论文数量进行逐年统计。从表1-9中可看出，以题名“旅游主客交往”检索到的文献，国内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文献发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3年的文献数量占检索到的文献总量的55.56%，这说明旅游主客交往越来越引起重视，这与我国旅游的迅猛发展具有紧密联系。但同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尴尬问题是：旅游主客交往的研究还较滞后，研究的成果不多。这说明旅游主客交往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表1-10中可看出，以题名“旅游主客冲突”检索到的文献，2001年、2002年、2010年各1篇，2009年2篇。表1-9 CJFD数据库检索文献时间序列统计表（题名：旅游主客交往）表1-10 CJFD数据库检索文献时间序列统计表（题名：旅游主客冲突）（三）文献检索说明
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发现，国内外对旅游主客交往和旅游主客冲突研究的文献都不多，尤其是旅游主客冲突方面的文献，这为本书的写作增加了资料收集的难度，但同时为旅游主客冲突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在分别以“tourism host-guest communication”“tourism host-guest conflict”为检索词，SCI数据库使用“主题”检索方式，EI和Elsevier数据库使用“主题/题目/摘要”检索方式进行检索。对“旅游主客冲突”检索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文献2篇；EI数据库检索文献0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文献1篇；对“旅游主客交往”检索的论文数量分别是：SCI数据库检索文献1篇；EI数据库检索文献0篇；Elsevier数据库检索文献7篇。在国内中文文献检索中，不管是以“主题”检索方式还是“题名”检索方式，不管是以“旅游主客交往”还是“旅游主客冲突”为检索词，检索到的文献都不多。但是，在对国内外的文献检索中，以“旅游交往”“旅游冲突”为检索词都可以检索到较多的文献资料。旅游主客交往属于旅游交往的一部分，而旅游主客冲突属于旅游冲突的一部分，因此，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会对国内外“旅游交往”和“旅游冲突”方面的文献进行研读和观点借鉴。二、旅游主客交往研究概况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麦克卢汉（Mcluhan,1960）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全球化的发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全球化理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全球化在吉登斯（Giddens.A,1990）那里被描绘成这样一种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加强，它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地球村”“全球化”等概念的出现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游客的旅游活动不可避免要与当地居民发生交往，即旅游主客交往。
旅游主客交往研究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旅游者—东道主”的研究是学术界和旅游业界的一个焦点。Julio Aramberri（2001）认为主客交往范式和非常规的旅游行为以及旅游地生命周期是旅游理论研究中三个最有生命力的领域。Pearce认为，对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关系的研究是个涵盖面广，极富挑战性且越来越有价值的学术领域。目前对旅游主客交往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广义的旅游主客交往研究和狭义的旅游主客交往研究。广义的旅游主客交往可以称为旅游主客关系、旅游主客互动，指旅游主客相互影响，如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和旅游地居民的接触和相遇给旅游地带来的文化整合、文化同化、文化变迁的研究。狭义的旅游主客交往是指游客与东道主之间发生的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如示意、交谈、交易、游戏等。狭义旅游主客交往的研究侧重对行为的研究，包括旅游主客交往的影响因素、旅游主客交往的类型、旅游主客交往的测量等。本书在对文献资料仔细研读的基础上对旅游主客交往的研究进行梳理，把旅游主客交往的研究分为六个部分：旅游主客交往的含义研究、旅游主客交往的类型和层次研究、旅游主客交往的影响研究、影响旅游主客交往的因素研究、旅游主客交往对策研究、旅游主客交往的多学科研究。（一）旅游主客交往的含义研究
主客交往又称为主客关系（Host-Guest Relationship），主客接触（Host-Guest Contact）或主客交往（Host-Guest Interaction），指的是主客相互影响。著名的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系统地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其交往行为的概念是指：至少两个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行为合理化和个人社会化为目的的社会行为。而旅游主客交往，作为一种限定于发生在旅游地这一特定空间，发生在游客与当地居民这两个特定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相对于一般社会交往，则在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结构上（背景和主体）以及目的上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欧阳军（2003）将旅游主客交往定义为旅游目的地居民与游客之间面对面接触时所发生的任何示意、交流、交易、冲突等行为及游客在目的地行程结束后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维持的后续的行为和关系。谢彦君（2004）认为旅游交往是一种暂时性的个人间的非正式平行交往。杨宏伟（2007）认为，从形式上看，旅游交往是一种暂时性的个人间的非正式平行交往，反映了旅游者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孟威（2007）认为，旅游主客交往作为一种发生在旅游地这一特定空间，是指在游客与东道主这两个特定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
从以上对旅游主客交往的定义可以看出，旅游主客交往有4个特点：一是旅游主客交往的对象是游客和当地居民；二是旅游主客交往具有暂时性的特征；三是旅游主客交往属于非正式交往；四是旅游主客交往对交往双方都会产生影响。本书认为，旅游主客交往应分为直接的旅游主客交往和间接的旅游主客交往。直接的旅游主客交往指的是游客和当地居民面对面地交往，交往双方进行了直接的接触和沟通；间接的旅游主客交往指的是游客和当地居民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接触和沟通，但双方都能感受到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本书采纳的旅游主客交往的含义包括直接的旅游主客交往和间接的旅游主客交往，属于广义的旅游主客交往的范畴，指的是游客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相遇和接触。（二）旅游主客交往的类型和层次研究
社会由形形色色的个体组成，旅游主客交往中的个体亦是形形色色的个体，每位东道主和游客都有不同的交往动机，因此在具体的交往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交往层次。Doxey（1975）的激怒指数理论认为主客交往发展阶段呈现出：欣喜—冷漠—愤怒—对抗的规律性。Cohen（1979）从交往层面和认知规范层面，探讨游客角色的个性差异和行为的特殊性。在交往层面，他按陌生人与当地人交往的程度和方式以及游客个体角色的差异与特殊性把游客分为4种类型。Hasan Z.Dogan（1989）提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阶段分为“支持—反抗—退却—同化”的理论。Chris Ryan（1991）提出了“旅游者—朋友”模型（如图1-1所示）。在Chris Ryan的模型中，旅游者经过在目的地一段时间的度假，在与东道主的交往中，旅游者的角色逐渐从“旅游者”演变为“顾客”，再到“宾客”，再到“朋友”，从正式的接触逐渐演变为非正式的社会接触，旅游者就慢慢融入东道主社会的生活，使得旅游主客交往上升到最高境界。肖洪根（2001,2002）从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按浅层交往和深层交往两个层次对国外主客交往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是国内学术界较为系统介绍国外主客交往研究的文献。欧阳军（2003）把游客和东道主的交往模式分为商业式、荣誉声望式、浪漫愉悦式、探索求知式、欺诈掠夺式、冷漠敌视式六种交往模式。谢彦君（2004）将交往分为五个水平等级，即隔离、潜交、示意、互助和竞争；认为主客交往还可按具体行为表现分为八类进程模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旅游交往的情境模型（如图1-2所示）。苏勤等（2004）通过对西递、周庄和九华山的实际调研，从态度与行为的视角对旅游地居民进行了分类研究。图1-1 “旅游者—朋友”模型图图1-2 旅游交往发生的情境模型图（三）旅游主客交往的影响研究
梁旺兵（2006）认为主客交往的影响是指因为游客与社区居民之间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而给主客双方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这些影响和变化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Philip Pearce（1984）从东道主社区自身属性的角度来分析主客交往的影响：如果东道主社区规模小、单纯且封闭，旅游者对其社会与心理方面的影响较大；如果接待地在技术水平上更先进并且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贫富差距较小，他们接触所产生的冲击就会弱一些。Browne&Nolan（1989）通过对“西部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发展”的研究后认为，该地区的民俗旅游开发一方面从经济和收入上改善了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但也造成了土著文化和纯朴人际交往的异化和扭曲。Evans Pritchard（1989）、Laxson（1991）分别从旅游主客交往中土著人对白人旅游者的原型认识和从白人旅游者对土著人的原型认识两个角度的研究后指出，在民俗旅游这样短暂的交往中，因为文化原型的作用，旅游交往不但不能增进文化了解，而且短暂的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王雪华（1999）认为旅游造成了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并且这种文化交流具有不平衡性，在文化价值上有所倾斜，从而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王妙、孙亚平（2001）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进行了分析，认为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孟威、苏勤（2010）就旅游主客交往对周庄社区居民的影响作了调研后，认为旅游主客交往更容易对当地居民经济行为和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对价值观念、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在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过程中，对游客而言，短暂的旅游产生的旅游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将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在实际的文化接触与交往中存在不平等的情形。“强势文化”必然对“弱势文化”享有霸权，会起到更大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当大规模的游客随着当代旅游产业骤然兴起而到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游客—东道主”的新型关系。云南纳西族文化的当代变迁，绝对无法与当代中国的旅游活动相分离，无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的评估、荣誉的授予以及其他外界的因素的作用与促进分开，也无法与中国政府，特别是与旅游部门的政策、法令和法规分开。（四）影响旅游主客交往的因素研究
1．动机或态度因素
动机或态度决定个人行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游客的旅游动机影响游客的交往行为。游客的交往动机越强，其交往意愿就会越强，和居民的交往机会就会越多，交往可能就会更深入。同样，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其从事旅游服务的动机以及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直接决定他（她）的服务质量和对游客的态度。何桢强（1997）在上海的调查表明目的地居民对外来旅游者的态度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贾玉新（1997）从心理学的角度认为，主客双方的交往感觉和交往态度对主客交往机会和效应也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双方交往感觉愉快，交往态度比较友好，则双方交往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越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田里（2001）指出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影响到旅游地是否具有一定的可进入性，进而影响该地区能否成为旅游地。文彤、廖海牧（2009）运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分析了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感知与态度，认为香港居民目前应属于“矛盾的支持者”类型，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是普遍支持的，但内心的不满和负面的态度亦较为明显，长期而言，这种由游客行为所引发的目的地居民的感知态度将直接影响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
2．经济关联性因素
旅游活动伴随着经济现象的出现。当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目的之一就是因为旅游的发展可以带来经济收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游客出游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基础，游客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才有可能把出游动机变成出游现实。离开居住地到相对陌生的旅游客源地旅游，游客就或多或少会与当地居民产生交往行为。有研究表明，学历高、经济收入高的游客更乐于和当地居民交往。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从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出发，旅游目的地居民从旅游业得到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对旅游业就会有更多正面的感知，否则就会有更多的负面感知。Butler（1980）认为，如果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利的话，他们对游客就更容忍、更友好、更愿意与他们交往。换句话说，如果东道主有利益动机，则他们更支持旅游业，对游客更友好更主动。王雪梅、徐红罡、保继刚（2005）认为，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业化的出现在历史城镇旅游发展中不可避免，商业化使东道主社区自然地分化成旅游从业者和非旅游从业者两类群体，他们对旅游、旅游者的理解、态度有着巨大差异。孟威（2009）指出旅游从业者同游客往往是“商家—消费者”的关系，他们对旅游者的偏好同经济收益呈正相关，因此消费能力强的游客更受他们的欢迎。
3．人口学特征因素
旅游者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会根据旅游者和东道主的人口学特征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种族、年龄、社会观点、旅游者数量等。Perdue R（1990）认为，游客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交往技能等人口学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主客交往行为。皮萨姆（Pizam,1995; Pizam,1996）对东道主接受或容忍旅游者国籍、年龄、类型等属性差异进行了研究，证明国籍是影响东道主对旅游者态度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年龄、旅游者类型是影响东道主偏好的重要原因。Cohen （1972）认为游客有组织性与非组织性的差别，有在旅游目的地逗留时间上的长与短的差异，因此对不同文化的“陌生感”不一样。Valene L.Smith（1989）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游客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她把游客分为探险者、精英分子、不因循守旧者、非同寻常者、大众型游客、包机旅游者6种类型，由于这6种类型的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行为以及融入当地文化的程度不同，自然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也就有差异。
4．文化类因素
Hofstede认为，社会文化是具有相同的生活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的心理程序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生活和工作，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影响着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价值观中的文化相似性越大，相互间积极的知觉程度越高，交往的有效性就越显著。而旅游跨文化交往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形式差异，语言交流中音韵、词法、句法和语用、对话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别，非语言交流主要是肢体语言的象征意义差别、交往空间的差别、时间意义的差别、族群遗传差别等；二是社会范畴的文化差异。
刘赵平（1999）构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控制层次、反映层次、基础理论层次。梁旺兵（2008）在西安对外国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调研中发现，在旅游交往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对交往机会和交往效应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阻碍双方交往的深度，而且还会对交往机会的出现造成障碍；对游客和当地居民交往障碍因素的感知调查显示，游客认为影响交往最主要的障碍因素是语言，其次是缺乏交际技巧。高德兴（2008）以永定客家土楼民俗文化村为例，通过对来自不同地域的游客的比较证明总结出旅游主客文化差异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差异会产生交往的意愿，往往差异越大，交往的意愿越强烈；另一方面，文化差异会对交往产生阻碍作用。方宏烨（2008）认为旅游者与东道主的交往主要以文化反思和文化模仿为构建策略，以文化互适和互融为基本表现，并体现在三个层面：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是旅游交往的基点；交往内涵在于文化现实的冲突与交融；主体文化意识影响旅游交往的深层内容。（五）旅游主客交往对策研究
J．克里斯托弗·霍洛韦（1983）指出不发达国家在解决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对抗时采取的两种方法：“飞地”（如塞内加尔和印尼）与避免“飞地”（如突尼斯）。Furnham、Bochner（1986）认为，促进主客交往的良好手段是对两个群体实施社会和文化的接触前教育。Mclntosh等（1995）认为“一对一的交往”能打破偏见或改变那些以单一尺度划分群体的做法。彭兆荣（2004）提出了深度旅游的概念，认为深度旅游不仅仅是游客在一个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的长短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机会自觉、自主地与地方社会和民众进行接触和交流，更不需要或尽可能少地让导游介入。这种形式的旅游，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尊重不同族群的价值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有助于提高游客的道德情操、人文关怀和人道情怀。
在大规模的现代旅游活动中，有必要时刻提醒游客，在面对人道和人权原则，面对旅游对东道主地方和社会的环境、文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游客应该保持耐心、友好和敏感，必须时刻铭记：你是一位客人”。罗敏（2006）以“印象·刘三姐”景区周边社区为例，探讨GIVEN模式在解决旅游开发主客矛盾中的运用。李小芳（2008）运用完全非完美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对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互动关系进行博弈分析，通过分析提出加强旅游者伦理教育和目的地居民的旅游意识教育、鼓励社区对旅游业的参与管理、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条例以及加大惩罚力度等建议来促进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关系的良性互动。梁旺兵（2009）以在西安对外国游客和当地居民所做的抽样调查资料为基础，提出了优化西安主客交往的建议，即克服主客交往障碍、创造主客交往机会和营造良好的主客交往环境。（六）旅游主客交往的多学科研究
Jafari（2001）指出人类学主要研究游客与东道主的关系。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侧重于对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文化系统、社会认可、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东道主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社会权力、生态保持等方面的关注。1977年，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先驱努涅斯（Nunez）首次提出了进行旅游影响研究时，不仅要研究受影响的当地人群，也要研究带来影响的游客，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地剖析旅游带来的影响。Dennison Nash（1989）进一步发展了努涅斯的理论和观点，更注重旅游给目的地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Dennison Nash把旅游活动看做一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方式，注重分析它对接触双方带来的影响。面对旅游人类学对文化的讨论以及因此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Nash坚持把它放在具体的“游客”与“东道主”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遭遇”上来考察。他认为旅游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遭遇，这种文化遭遇有多种形态，它不只是一个群体在游玩，另一个群体在服务那么简单，还可以加入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著名的符号互动主义者Goffman（1959）认为，社会情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其交际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像所有活动一样，交际活动应该置于社会情境背景下进行分析。Goffman的社会情境分析法在国外旅游学界被广泛应用到对游客或东道主行为的分析之中，如社会心理学家 Pearce（1984）、Nunez（1989）等运用Goffman的社会情境分析法对旅游中的社会交往进行了研究。哈贝马斯在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过交往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另外，纳尔逊·格拉伯恩（1983）对旅游的本质进行了探索，并着重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是研究旅游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核心人物。他从旅游的活动主体——游客出发，研究旅游会给游客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并倾向于从文化和心理等因素中寻找答案。三、旅游主客冲突研究概况
旅游主客冲突属于旅游冲突的范畴，国内外对旅游冲突的研究较多的是旅游利益冲突。例如，Thomas B Lawrence、Deborah Wickins、Nelson Phillips（1997）列举了开展生态旅游的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并指出这是导致生态旅游合法化经营越发困难的症结所在。Chris Ryan（2002）通过对社区旅游的研究，发现指定或允许某个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毫无疑问会带来一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但相应地，也剥夺了其他社区的同等机会，从而造成社会不公正。高元衡（2004）对阳朔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政府、农村集体、旅游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罗辉（2006）指出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及旅游管理部门、社区集体组织、外来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产生了不同的冲突，而造成这些冲突的因素既有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也有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罗平（2006）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的调研中了解到，傣族园内的当地居民为了争夺游客客源，出现了两个村寨的傣族村民围堵景区大门，妇女之间互相辱骂的现象。韦复生（2007）以桂林市“印象·刘三姐”实景式演出为例，探讨了旅游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分析了多方利益主体间的冲突类型和引发冲突的因素，并提出了利益冲突的解决范式和实施步骤。明世法、张桥贵（2008）指出，对于宗教文化中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旅游资源开发，各相关利益主体间存有分歧和冲突。投资者与社区居民是景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但由于各自追求的利益不同，在行为上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会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王晓华等（2011）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讨了灾害旅游发展中的伦理冲突与均衡。
旅游主客冲突属于旅游主客关系的一种表现，是旅游主客交往的一种结果。旅游主客冲突，顾名思义，指的是游客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行为等方面，既包括显性的冲突，也包括隐性的冲突。目前，国内外旅游研究者还未对旅游主客冲突下明确的定义。（一）旅游主客经济冲突研究
在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领域当中，关注较多的为经济影响。Liu&Var认为旅游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有增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发展、刺激商品生产、促进文化交流等作用；而负面影响则包括消费价格品上扬、通货膨胀、拥挤、污染、负面社会问题产生等。Nicholas Haralambopoulos&Abraham Pizam（1986）以希腊爱琴海东部的萨摩斯岛为例研究了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显示居民支持当地旅游业的扩张，但同时也意识到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价格上涨、吸毒、社会破坏、性烦恼、犯罪等，经济上依赖旅游业的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比经济上不依赖旅游业的居民更积极。朗（Long,1990）关于美国科罗拉多州28个社区的研究显示，目的地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热情随当地旅游发展而不断增强，然而当社区超过30%的零售业源自旅游业，即超越该地社会承载力，他们的赞成态度有所改变。此外，不断上涨的房价及犯罪率的上升是居民抱怨的主要问题。Perver（1996）在调研中发现，很多目的地居民认为个人从旅游中获得的利益很少，真正获益的只是一部分人；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本（Economical Costs）由社区的大部分人来承担，如物价上涨、土地被征用、生活成本提高以及外汇漏损等经济成本。Dvadi Giblert&Mark Clark（1997）以英国Canterbury和Guiidford两个城市为例研究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并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市中心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比较消极。坎贝尔（Campbell,1999）关于哥斯达黎加奥斯辛诺发展乡村旅游的研究显示，虽然多数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持支持态度，但是他们却未能充分把握旅游所提供的就业或投资机会，一是由于缺乏意识，二是外地投资者的不断涌入。因此，在缺乏有效规划或干预的情况下，社区居民进一步从旅游获益的机会受到限制。泰叶（Teye,2002）在加纳小镇的研究显示，当地居民对旅游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愿望未能实现。由于从事旅游业的工资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按加纳当地的标准），且工作条件恶劣、职位低下，因此，旅游从业人员及相关产业人员对旅游业持否定态度。在汤加，旅游也给当地带来了经济问题，特别是需要增加进口。虽然许多游客喜欢当地的水果和面包（是进口面粉制成的），但不会长期只吃汤加的水果、芋头和番薯。实际上汤加人也在和游客争夺进口食品。这样就要不断增加进口食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游客的需要，因此使CPI不断增长。而到过大溪地岛的游客最大的抱怨就是昂贵的食物和饮料，甚至有的游客简单地把大溪岛描述为“美丽而昂贵”。
在国内研究方面，罗平、和少英（2006）调研发现，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内设置了“傣楼参观”的旅游项目，如果游客不购物或是所购商品价格低廉，出售商品的一些傣族村民就会出现“做脸色、嘀咕、摔东西”等对抗行为，引发游客与社区居民的冲突。徐致云、陆林（2007）在对周庄的调查中，针对“旅游业造成本地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导致物价上涨”的调查问题项，社区居民的支持率分别为41%和51.5%。苗红、陈兴鹏（2007）以甘肃马蹄寺景区为例，指出旅游开发给河口村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社区居民认为并没有从中获益，而且部分社区居民已感知到物价上涨的不利影响。蔡碧凡（2007）在浙江省衢州市七里乡对当地居民的调研中发现，有67%的被调查者认为“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只使少数人受益”。欧阳润平（2007）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国内游客最不满意的是餐饮质量与旅游纪念品，游客普遍反映用餐环境以及餐饮质量不好，质次价高现象较为普遍；旅游购物市场较为混乱，没有统一的定价，而且旅游纪念品在外观、包装、创意方面都毫无地方特色可言。张文（2008）以全国范围内的23个旅游目的地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要强于消极影响；但旅游目的地居民已逐渐感知到旅游发展对居住环境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开始意识到其成本收益不成正比这一不公平现象。杨霞（2010）在平遥古城的调查发现居民对旅游负面经济影响的感知比较强，如对“旅游业引起当地物价上涨”“造成本地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等调查项目，持赞成意见的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59.3%、60%，持中立意见的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5.4%、29%。蒋长春（2010）在湄洲岛对当地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调查显示，63.22%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造成当地物价上涨；48.86%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旅游使得本地区房价和房租上涨；50.44%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的发展只是使少数人受益；45.53%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使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二）旅游主客社会文化冲突
早在19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文化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迁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成为西方旅游人类学者的研究主流。旅游社会冲突有着发生、发展、结束和后续影响的完整过程，是一种外部特征明显、影响力大的社会行动。其中，引发旅游社会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早关注旅游社会冲突的西方研究者是 Doxey （1976）, Doxey通过对加勒比海群岛巴巴多斯（Caribbean Island of Barbados）和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地区（the Niagara Falls Area of Canada）的个案研究，指出旅游地居民的态度会随游客数量的增多由“欣喜”转向“愤怒”，进而到“对抗”，而居民的态度决定了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冲突指的是“旅游主客双方在旅游目的地相遇时，会意识到各自价值体系的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旅游通过个人之间的实际相遇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冲突，一种社会的冲突”。旅游活动的跨文化交流必然伴随着旅游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其对旅游目的地、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活动，在交流的过程中表现为文化的整合与冲突。
米尔曼和皮萨姆（Milman&Pizam,1988）关于旅游对佛罗里达中部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指出，旅游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交通、个人犯罪、组织犯罪、吸毒、酗酒，旅游发展可能会导致旅游地交通阻塞、商店或其他场所人员拥挤、犯罪率提高，从而干扰旅游地居民的“日常生活”。Mathieson&Wall（1982）的研究表明，旅游使人感到有助于犯罪率的增加，特别是偷盗现象的增加。Pizam、Reichel&Stein（1982）研究表明，旅游是导致犯罪的潜在决定因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