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春秋）曾参
出版社：中国纺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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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全鉴(典藏诵读版)试读：
前言
衷上下五千年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积淀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且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我们道德规范、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指南。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跨越历史长河而奔涌不息，主要就是因为有着极富东方神韵的传统文化。
衷在当今社会，崇尚国学、学习国学是提高个人道德水准和建构正确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学热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兴起，令人欣慰。
衷《大学》为“四书”之一。“大学”一词的意思，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同。在古代它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所谓“小学”，就是一门研究字义、音韵、训诂的学科，是做学问的基础。而“大学”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问”，也可以说是“大人之学”。
衷起初，《大学》的影响并不像今天这么大，它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篇而已。《礼记》自从问世以来，在儒家的经典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衷《大学》由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宋朝的朱熹把《大学》的原文进行了重新编排，分为“经”和“传”。“经”是曾子记录的孔子的原话，“传”是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的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开篇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目”，然后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方面阐述了实现“三纲目”的途径。通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它详细地归纳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论思想，系统地讲述了儒家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法，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讲，对现代人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衷总的来说，《大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由内而外的。对内，可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成就高尚的人格。再进一步，可以洗涤心灵，净化灵魂，从而让人更好地感受生命之美。
衷本书以《大学》中的至理名言为导言，从处世经验和人生励志的角度出发，阐发蕴藏其中的智慧，并以历史中的经典案例加以印证，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大学》这一传世经典中所蕴含的智慧。
衷同时，本书将纸质图书和配乐诵读音频完美结合，以二维码的方式在内文和封面等相应位置呈现，读者扫一扫即可欣赏、诵读经典片段。诵读音频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业播音员，以及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播音系教师构成的实力精英团队录制完成，朗读中融进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声音感染力极强。
衷心希望本书能成为您全方位感受和理解《大学》这部传世佳作的良师益友。解译者2018年5月—— 一 大学经论章 ——初学入德之门《大学》全文分经、传两部分。经，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大儒程颢认为是“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人初入社会立身处世的必修入门课。其中，三纲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阐明了大学思想的根本所在；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三纲目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包含了儒家学派的方法论，极具实用价值。1 大学核心之道——明德、亲民、至善【原典】①②③④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释】
①道：指道理、原理、原则、纲领，含有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和思想体现。
②明明德：前一个“明”为动词，意为：使……显明。后一个“明”为形容词，为清明的、光明的之意。
③亲民：亲，应当作“新”，为动词，意为：使……自新。
④至善：最好的思想境界，善的最高的地步。【译文】
大学之道的核心理念，在于使人们美好的品德得以显明，在于使天下的人革旧更新，在于使人们达到一个最好、最理想的境界。（1）彰显内心的光辉品德“大学之道”第一条纲领是“在明明德”。“在明明德”的意思就是要弄明白、弄清楚并且彰显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的本性原来就像赤子之心一样，生下来都不是恶的，之所以长大了以后，有的变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却变成了罪犯、恶人，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就在于自己没有把握好一个正确的方向，忘了做人的根本所在，以至于走入了歧路，这个根本就是“德”。“德”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公元前257年，秦兵围攻赵国的邯郸城。魏王暗暗派辛垣衍潜入邯郸，想通过平原君劝赵王尊崇秦昭王称帝，并说这样秦国就会退兵。平原君心中很犹豫，这时，鲁仲连游历到赵国，听说了这件事，就去见平原君，要求见辛垣衍。
鲁仲连见到辛垣衍，辛垣衍已知鲁仲连的来意，就主动以话语攻击鲁仲连，问鲁仲连这样的高义之士到赵国有什么可求。鲁仲连反击说：“像周朝隐士鲍焦那样抱木死去，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抗议当时的社会。如果秦王称帝，暴虐地统治天下，那么我也会像鲍焦那样赴东海死去。我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有所求，而是要帮助赵国，我将让燕国和梁国来帮助赵国。”辛垣衍认为让燕国帮助赵国倒有可能，但让梁国帮助赵国就不可能了，自己是梁国人，对这一点是有数的。鲁仲连说：“假使梁国看到秦王称帝的害处，就必定帮助赵国了。”接着鲁仲连又说齐威王侍奉周王是很真诚的，周室贫困弱小，诸侯没有谁去朝拜，而齐国却偏偏去朝拜。但周烈王死了，各国诸侯都去吊丧，齐国使臣最后才到，周显王就要斩了齐国使臣。鲁仲连举这个例子是说，梁国现在为秦国效力，如果秦王真的称了帝，说不准哪一天也会翻脸的。辛垣衍这时又说，魏国不过是秦国的奴仆，尊崇秦国称帝也是没法的。鲁仲连说：“既然这样，那么我将要让梁王看到秦王把梁王以烹醢的刑法。”辛垣衍听了很不高兴，嫌鲁仲连说得太过分了。鲁仲连说：“等我慢慢地对您说，从前鬼侯、鄂侯、文王是纣王的三个诸侯。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很美，进献给纣王。纣王却认为她太丑，因此把鬼侯剁成了肉酱。鄂侯极力去说情，又被纣王晒成了肉干。文王听说后，只是喟然长叹一声，因此纣王又把他拘禁一百天，想要把他杀死。为什么和人家同称帝王却落到肉干、肉酱的地步呢？”鲁仲连的意思是说，讨好有野心的帝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魏王一味讨好秦王，必然是鬼侯和鄂侯的下场。接着鲁仲连又说，齐闵王想称帝的时候，他到鲁国，要鲁国以天子的礼节接待他。鲁国却关死大门，不让他进来。他到邹国想去吊唁刚死去的邹国国君，声称要以天子的身份出现，邹国的群臣都不同意，说如果那样他们将伏剑自杀。说到此处，鲁仲连正色说道：“邹、鲁两国的大臣，在君王活着的时候，没能力更好地供养侍奉，在君王死后也没有预备在君王嘴里含饭、含玉的能力，然而齐闵王还想在邹、鲁的大臣面前实行天子之礼，因此不被两国接待。如今秦国是一万辆兵车的大国，梁国也是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都是万乘之国，相互间都有称王的名分。如果只看到一次战争秦国取得了胜利，就想从此尊秦为帝，这是使三晋的大臣连邹、鲁的奴隶都不如。再说，秦王的野心无止境地膨胀，直到做成皇帝，他们将变换各诸侯的大臣，并且夺去他们听说的无才者的位置，而安排他们所谓贤良的人；夺去他们所憎恨的人的位置，而在那些位置上安排他们所喜爱的人。他们又将要让自己的子女和善说坏话的小妾成为诸侯的妃姬，居住在梁王宫中，梁王怎么能平安地生活呢？而将军您又靠什么保住原来的尊贵地位呢？”鲁仲连句句击中辛垣衍的要害。辛垣衍再也坐不住了，站立起来，再三拜谢说：“原先我认为先生是平常的人，到今天才知道先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请允许我离去，我不敢再谈尊秦为帝的事了。”秦军将领听说了这个消息，为此退兵五十里。
鲁仲连一番宏论说服了辛垣衍，阻止了秦王称帝的阴谋，此时，魏公子无忌夺取晋鄙的军权来救赵国，秦将只好率兵回国。赵国的围困解除，平原君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坚辞不受，又赠送给鲁仲连千金，鲁仲连说：“对于天下人来说，最可贵的品质是为人排忧释难、解纷却不索取什么。如果有所取，这是商人的勾当。仲连我不愿干这等事。”于是辞别平原君而去，一生再没来见平原君。
鲁仲连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环境下的旷世奇才。在他的身上，有纵横家的影子，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与苏秦、张仪的背信弃义、贪图富贵迥然不同；他受名家辩士辩术的熏染，而又能跳出“为辩而辩”的泥沼，有自己的立场和处世态度，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有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但他的“不在其位，亦谋其政”的平民参政意识和彻底摒弃富贵金钱的高尚作风又与孔孟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受墨家影响，有很明显的“兼爱”“非攻”行为，但行动又远比墨家大气、积极；他隐居海上，有道家遁世之风，但又不完全同于道家的消极思想，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积极行动。在人品方面，鲁仲连的爱国爱民、排患解难、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敬佩、折服；在辩术方面，鲁仲连善用譬喻，善于举例，善于分析形势和谈话人的心理，语言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给我们留下了很宝贵的语言财富。可以这样说，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超人的智慧成就了旷世奇才鲁仲连。
道德至上的人会长长久久、千秋万代地活在人们的心中。“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后来的人们推崇鲁仲连的道德情操，学习模仿鲁仲连的作风，继承发扬鲁仲连的浩然正气。晋代的左思曾以“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的诗句来赞美鲁仲连；唐代的李白在《古风十九首之十》中极力推崇鲁仲连“却秦振英声”的壮举。在后来人敬佩的情感中，一代一代的向往者成长起来，承袭“鲁仲连”的精神，把我们这个勤劳勇敢、崇德向善的民族不断地推向繁荣富强，不断地推向幸福和光明。（2）一身正气，书写“亲民”华章
大学之道的第二纲领——亲民。所谓“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其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牧场牲畜的“乘田”，都是很卑贱的小吏，但是他做得很有成绩，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因此升入大夫阶层。
当时，周天子地位衰微，诸侯专事征伐，天下礼崩乐坏。孔子立志改变这个世道，建设一个天下一统、充满仁爱，用礼法维持的有秩序的社会。他在50岁的时候，做了鲁国的中都宰，这使他有机会实施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任职才一年，就把中都治理得非常出色，四方的官吏都去向他学习。后来，他升做大司寇，并代行国相，参与治理国政。仅三个月，鲁国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人不再哄抬物价，男女百姓各守礼法，社会秩序安定。这期间他还为鲁国做成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在齐、鲁两国君主会盟时，使强大的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领土；另一件是拆毁了鲁国三个权臣中的季氏和叔孙氏的城池，使鲁君的地位得到强化。孔子参与国政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能以“救世”“亲民”为己任，很多事都做得很见成效，影响也很大。
偏偏就在这时，齐国耍起了阴谋诡计，他们怕鲁国强盛起来对自己不利，就向鲁君送“女乐”，使鲁君沉溺于女色而无心治国。孔子见自己的理想在鲁国已经无法实现，就决心带领学生到其他国家，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谋求得到诸侯的任用。
当时，各诸侯国几乎都是由权臣或大氏族执政，他们怕诸侯任用孔子，抢了自己的官，都极力排斥他，有的人又怕别国任用孔子，对自己国家不利，还加害于孔子。孔子到卫国后，有人带着手持兵器的吏卒来威胁恐吓；孔子到宋国讲道习礼，司马桓魃派人害他；楚昭王打算任用孔子，给他封地七田里，却遭到令尹（即国相）子西竭力反对。
孔子还几次受到围攻，差点儿送了性命。他在各国之间奔波，席不暇暖，历尽艰辛，但是始终执著地坚持理想，即使身处绝境，也从不气馁，绝不屈服。有一次，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遭到两国大夫的围攻，已经几天没有吃的，他的学生连饿带病，都倒下了，孔子却依然弹瑟吟唱，没有一点沮丧泄气的样子。学生们看到孔子身处逆境，却依然坚定乐观，都非常敬佩。颜渊说：“我们老师的理想高尚远大，不为世人所理解，但是老师却仍然竭尽全力地推行，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
有一些逃避乱世隐居的人，自以为是看透世事的“达人”，讥笑孔子的热心救世，说他是在做根本做不成的事，所以到处碰壁，像一条丧家之犬。还劝说孔子的学生不要继续追随老师，而应像他们一样，也去归隐山林，等待清平盛世的到来。孔子教育学生说：“我们是不能去与山林中的鸟兽共处为伍的，如果天下太平了，我就不会同你们一起去改变这个世道了。”
孔子在各国奔波，常常寄人篱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处境非常困难。他到齐国以后，齐景公打算赐给他廪丘作为食邑，他却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他对学生说：“我劝景公听从我的主张，可是他还没有听从，却要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孔子把救世为民视为最高的理想追求，不为荣华富贵所动摇，离开齐国到其他国家去了。
孔子周游列国14年以后，看见自己的主张不能为诸侯所用，就回到鲁国，开始专门从事教育。他打破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读书的传统，在平民中招收学生，培养了很多有才学、有品德的学生，其中的一些人被诸侯所任用，这些学生继承老师之志，为挽救衰世而不停地奋斗。
孔子为救世奋斗一生，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但是他忧国忧民，为理想执著奋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崇高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做人可以平凡，但绝对不可以平庸。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要对得起堂堂“七尺”之身。坚守一种精神，做出一种榜样，用一身浩然正气彰显自我、改变世界。能做到这一点，就离《大学》所言的“亲民”境界不远了。（3）“至善”是最永恒的人性光辉
做人要达到一个最好的境界，就要“止于至善”。《大学》所言的“至善”，其中也有“至真至纯的善良”之意。作为“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善良是人性光辉中最美丽、最温暖的一缕。没有善良、没有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的真正发自肺腑的温暖与关爱，就不可能有精神上的富有，个人的修养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居住的星球犹如一条漂泊于惊涛骇浪中的航船，团结对于全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人类未来的航船不至于在惊涛骇浪中颠覆，使我们成为“地球之舟”合格的船员，就应该培养自己成为勇敢、坚定的人，更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关于人的善良，佛经中论述得最多，我们可以参照着加深理解。如《梵网经》中就强调：“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乞者，随其所需，一切给予。而若以恶心、嗔心，乃至不施一钱、一针、一草。有求法者，不为说一句、一偈、一微尘法，而反更骂辱者，是重罪。”
还有一则《长者与蝎子》的故事，相信你看完后一定会有所感动。
一位长者看见一只即将被淹死的蝎子，当他用手去救蝎子的时候，蝎子却狠狠地蜇了长者一下。他疼痛难忍，不得不收回被蜇的手。看着还在水里挣扎的蝎子，他再次伸手相救，却又一次被蜇。有人对他说：“您太固执了，难道您不知道每次去救它都会被蜇吗？”长者回答说：“蜇人是蝎子的天性，但这改变不了我乐于助人的本性呀。”最后，长者找到一片叶子将蝎子从水中捞了上来，救了蝎子一命。
我们先不说蝎子的命是否重要，但长者“乐于助人的人之本性”却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反省！在追求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今天，人们的一切活动无不与利益牵扯在一起。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小到身边的人际交往，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日复一日地重演。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的屠杀、恐怖活动等，让无辜的人们在炮火中血肉横飞，许多人在痛苦中过早地凋谢了生命之花……在我们的身边，许多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事件也层出不穷：面对即将淹死的人，几百人围观却无人出手相救；生活还算富裕的子女拒绝赡养年迈的父母，最后亲情反目，乃至法庭相见……善良在这里遭到践踏，看到或听到这些人之间的丑恶和悲剧，确实让人愤怒、沮丧和无奈。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许多善良的人们，为了世界和平、公民的平等，不断地努力争取；在国内的贫困地区，有些老师为了适龄儿童不再失学，用他们微弱的身躯、微薄的收入，支撑着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为了拯救病中的生命，许多不相识的人们捐献爱心等。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人们的善良，人类的前景也因人们的善良充满着希望。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朋友，如今发了财，做了大事，原来是我怎样怎样帮助的，到现在却忘恩负义。可以说，一个人假若没有善良，他的聪明、勇敢、坚强、无所畏惧等品质越是卓越，将来对社会构成的危险就越可怕。没有良心的朋友，到头来不会有好的结果。社会上有一些人，能坚持自己善良的心，到处播撒善良的种子，但却不能被社会上的一些人所理解，甚至被他们误认为是傻瓜。其实这种心存善良的人才是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他们的财富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替代的。2 “知止”才能有所得【原典】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②后能得。【注释】
①知止：能够知道所当止的地步。
②得：获得（想要的结果）。《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译文】
能够知道此生所当止的地步，就会有明确的志向，而后才能内心宁静，内心宁静才能泰然安稳，泰然安稳才能行事思虑周详，行事思虑周详才能达到最好的人生境界。（1）适可而止，知止而后有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大学》的这几句话让人很容易想起一个词：适可而止。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停住脚步，这样才能对眼前的形势和以后要走的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安身立命就应该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凡事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避免走向极端，特别是在权衡得失进退的时候，务必注意这一点，不能心浮气躁，一条道走到黑。
正如《菜根谭》里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这是一种境界，古诗也有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酒饮微醺正得其醺醺然然的快感，若是狂饮烂醉超过了微醺的度，那接下来不仅感受不到酒的好处，反而会头痛、呕吐，在生理上遭受痛苦。还有的人喝醉了之后会做出一些平日清醒时绝对不会做的事、如说错话，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了，还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
而花看半开也是如此，花未开时领略不到它的美，而花若全开也就离凋谢之期将近，最美便是半开时，就像是妙龄少女尚未尽褪孩童稚气，又未曾沾染成人的风尘，正是半开之花最美之时。
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地。宋朝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安身立命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但是君子好名，小人好利，人们往往为各色欲望所驱使，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得意处张扬跋扈，全然不会未雨绸缪。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宠臣，他早年追随秦王李世民打仗，多有战功，屡有升迁。而且他的妹妹是李世民的结发妻子，贤良淑德，世人敬仰。有这两层关系在，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是非常信任和重用的。
在李世民登基后，长孙无忌受封齐国公，但他从不倚仗自己的身份而骄横行事，每言大事必反复思量，然后方徐徐陈进。有人说他太过谨慎，长孙无忌就说：“身为重臣，当自知厉害，慎对宠恩。我若倚仗皇上垂爱，不知检点，乱进谏言，一来对皇上不敬，二来也会由此失去皇上的信任。怎敢大意呢？”
有一次，在朝会上商议讨伐突厥的事，有人借突厥发生内乱之机，主张发兵讨伐，以成大功。长孙无忌听后却久久不发一言，唐太宗就问他的意见：“你足智多谋，相信此事自有明断。你不做声，可是另有打算吗？”长孙无忌见皇上相询，这才上前应对说：“此事臣以为不可征伐。”唐太宗很奇怪，说：“你从前一向主战，今何致此呢？”长孙无忌说：“动止之间，全在变化，焉能不变呢？从前突厥与我为敌，不伐不行。如今突厥刚与我结盟，伐之失信，毁我天威。再说夷狄今已内乱，无力再侵我朝，这正是我朝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一兴刀兵，徒增烦恼不说，恐怕祸患将生，与我大唐有弊无利，故不应出兵。”唐太宗接受了他的谏言，说道：“动止之祸，你已言透了。朕若贪恋全功，只怕终有抱憾。”唐朝不攻突厥，突厥感恩戴德，最后归顺了唐朝。
这里长孙无忌说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事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要根据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另一个就是要适可而止，表面上看来唐朝占了有利时机，可是如果因此而冒进讨伐突厥，后果却是自损大唐的威名，让其他附属国家认为唐朝不重结盟的诚信，也就会失去归顺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大唐的损失要比得到的更多。
后来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以至于许多人都不断上书攻击他。唐太宗没有猜忌他，却把这些表文直接拿给他看。长孙无忌背生冷汗，坚持辞官，还泣泪说：“陛下信任于臣，可是臣也不该让陛下为难。臣为国做事，本不在意身任何职，倘若为了那些身外之物而令天下猜忌，却非臣之所愿了。”唐太宗一口回绝。长孙无忌忧心更甚，对自己的家人说：“我虽然表面上受到尊崇，可实际上已经处在风浪中了。这个时候，若不知退让，只是倚仗皇上撑腰，只怕他日有悔。”他的家人反对说：“皇上不准你辞官，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他们嫉恨你，难道就让他们得逞吗？你也太软弱了。”——这就是世俗的看法，不明白物壮是不合于道的。唐太宗李世民像
长孙无忌说：“只进不止，只能授人以柄，时间一长，皇上也会疑心。何况既是皇上厚爱于我，我又何必为了那些虚名而自树强敌，招惹祸端呢？”在他坚持辞官的请求下，唐太宗只好解除了他的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让他主持门下省的事务。长孙无忌还是推让，唐太宗下诏说：“黄帝因为得到了力牧，才能成为五帝中第一个帝。夏禹因为得到咎繇，才能成为三皇中第一个皇。齐桓公因为得到了管仲，才成为五霸中第一个霸主。我得到了你，才平定了天下，你不要再推让了。”
唐太宗还亲自作了一篇《威风赋》赐给他，以表彰他的功绩。长孙无忌深感其诚，这才勉强留在朝中。此事传出，人们对他的攻击也就戛然而止了。
事物是在不断转变的，今天的繁盛可能就是明天的衰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一个永胜不败的境地里。所以说，在身处繁盛时期尤其要懂得“知止”，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看清形势，做出更为正确的决策。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2）“静”也是一种力量“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的意思很明显，只有让心静下来，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就能让事情有个更好的结果。可见，静也是一种力量，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无人能敌的境界。《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西周时，有一个叫做纪消子的养鸡专业户。这个人可不同于一般的养鸡专业户，他养的鸡是专用来斗的。这斗鸡只要是他所养，定能打遍天下无敌手。久而久之，他的名声就传到了周宣王的耳朵里。于是，周宣王就重金礼聘他出任王室的斗鸡培训基地负责人，专门为王室培养斗鸡。有了这样的好处所，纪消子自然是全心全意地为周宣王培训斗鸡。
转眼，这纪消子上任已十天。朝堂无事，周宣王便来到王室斗鸡培训基地视察工作：“纪先生，这鸡可已驯养妥当？”纪消子老实回答说：“还没有。这些鸡虚浮骄矜、自恃意气，现在还不能用。”周宣王只好失望而归。
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心里痒痒的想斗鸡，于是又问纪消子：“先生，现在鸡可驯养妥当？”纪消子的回答还是老样子：“不行，这些鸡一听到响声就叫，一看见影子就跳。”周宣王只得作罢。
又过十天，周宣王心想这次斗鸡应该驯好了吧，于是再次询问斗鸡培训项目的进展情况。谁知，纪消子的回答还是不能让周宣王满意：“不行，这些鸡还是那么顾看、迅疾，意气强盛。”周宣王只得怏怏而离去。
又一个十天过去了，周宣王虽然对纪消子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他还是心存侥幸地问纪消子说：“先生，斗鸡可以用了吗？”都说不抱希望的时候反而会有所收获，果然如此。这次，纪消子的回答是：“差不多了。别的鸡即使打鸣，它已不会有什么变化，静静地立在那里看上去像木鸡一样，它的德行真可说是完备了，别的鸡没有敢于应战的，看到它掉头就逃跑了。”
后来，周宣王用此鸡大胜斗鸡场。这也就是“呆若木鸡”一词的由来。当然，现在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早已与本义大相径庭了，现在这个词表示的是十分愚笨，也形容因为害怕或惊奇而发呆的样子。
从纪消子养鸡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启示：“静”也可以做到无人可敌。下棋亦是如此，下棋早已成为许多人茶余饭后乐此不疲的一项业余爱好。既要对弈，就必有胜负。而赢棋的奥妙就是一个定力的问题。
如果两人轮流在国际象棋棋盘的空格内放入“相”棋，一方为黑棋，一方为白棋。当任何一方放“相”棋时，要保证不被对方已放入的“相”吃掉，谁先无法放棋子谁为输者（国际象棋棋盘为8×8格的方形棋盘，“相”的走法为斜飞，格数不限）。要问谁为输者，答案往往是先走棋者输。具体策略是：后走者以棋盘的一条竖直平分线为对称轴，将“相”放在对方棋子的对称位置。这种策略对后走棋者来说是必胜策略。因为先走者走棋后，按策略，后走者总可以走棋，而且因为“相”的斜飞规则，后走者的棋不可能吃先走者的棋，同时也不可能被先走者的棋吃掉。这样按策略走下去，先走者必输无疑。
先下手未必能强，一静反而可以制百动。武士比武，高手过招，要以静制动；两军对峙，不明军情时，一动不如一静。所谓“宁静致远”“静极思动”，冷静地综观全局才不至于妄动招祸。韩国高手李昌镐有句名言：“棋局如人生，下棋时，布局越华丽，就越容易遭到对手的攻击，生活中，少犯错误的人，要比华而不实的人更容易成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斗鸡时一动不如一静；做事情时，更需明白一动不如一静之理。以不变应万变，才是最高明之道。《菜根谭》也说：“淡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太露其锋芒。”它的意思是志向淡泊的人，必定会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的怀疑；生活俭朴谨慎的人，大多会被行为放荡的人所妒忌。一个坚守正道的君子，固然不应该因此而稍稍改变自己的节操，但是也不能够过于锋芒毕露。
高明的人做事都懂得淡泊宁静，不事张扬，适当地保持沉默，于沉默处蓄养扭转乾坤的能量。
沉默最有说服力，沉默最引人注目，沉默之人如太阳般热烈。《尚书》上讲殷高宗谅阴（谅阴就是服丧），三载不言。最后梦见一个圣人，终于开口，让大家四处寻访，终于得到了贤相伊尹，振兴了殷室。
沉默之后，往往会有奇迹发生。《庄子》中讲了一个《接舆点拨肩吾》的故事：
肩吾拜见接舆。接舆说：“过去你的老师对你说了些什么？”肩吾说：“他告诉我，做国君的一定要凭借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度，人民谁敢不听从？”接舆说：“那是骗人的做法。圣人治理天下，不用法度。圣人先正自己而后感化他人，任人各尽所能就是了。”
接舆就是大名鼎鼎的楚狂人，曾经狂歌于孔子之前。接舆讲治天下要“正己”，这不是一般的端正自己就可以了，而是有多个复杂的“技术层面”，有“心斋”，有“坐忘”，当然也有“尸居”与“渊默”。特别是要沉默，才能正己。
庄子讲了一个《道人大战巫师》的故事：
郑国有个巫师名叫季咸，他的占卜十分灵验，能占生死祸福，准确如神。
壶子说：“我最高的道理还未传授给你，你请那巫师来看看我的相。”
第二天，列子邀请季咸来看壶子的相。看完了相，季咸出了门对列子说：“你先生神色如灰烬，形象怪异，不能活了。”列子进屋大哭一番。壶子说：“我给他显现的是寂然不动的心境，他只能看到我闭塞的生机，再请他来看看。”
第三天，列子又邀季咸看壶子。季咸看后对列子说：“你先生幸亏遇上了我，有救了，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了。”列子进屋把话告诉壶子。壶子说：“刚才我给他看的是天地间的生气，一线生机从脚后跟升起，他只能看到我的一线生机，再请他来看看。”
第四天，列子再邀请季咸。看后季咸对列子说：“你先生神态恍惚，无法看相，待心神安宁时再看吧。”列子把话转述与壶子。壶子说：“我给他显示的是没有征兆的太虚境界，你再请他看看。”
第五天，列子又邀请季咸看壶子，季咸还未站定便逃跑了。壶子叫列子去追，列子没追上。壶子对列子说：“刚才我给他显示的是万象皆空的大道，跟他随意应付，他弄不明我的究竟，像草遇到风就散乱了，所以他逃跑了。”
列子这才知道自己什么也没学到，回到家里三年不出门，为妻子做饭，喂猪就像伺候人一样，对任何事物没有偏私，抛弃了浮华而恢复了真朴。
壶子战胜季咸，最重要的一招就是沉默。沉默高深莫测，可以一举击溃对手。
有的人一天到晚叫嚣，其实是“满壶全不响，半壶响叮当”。季咸是个大巫师，好装神弄鬼，好预测，但他这一套在像壶子这样的得道高人面前全然无用。壶子一言不发就战胜了季咸，他的沉默已全然展示了他了得的本领。
列子因此受益匪浅，回家也沉默三年，做饭做出了味道，喂猪喂出了意思，在家务事中修炼，如此也最终得道，成为继老庄后的第三位著名的道家宗师。
有个日本武士道高手来到少林寺，想要挑战空言大师。空言大师说“好”，就让弟子把日本武士带进来。日本武士见面就抽刀，空言大师却让他喝茶。日本武士相信这老和尚不会害他，就坐下来边打量边喝茶。
空言大师倒茶滴水不漏，坐下时衣带无声。日本武士的全身杀气被无形中消减，心想即使不动手，也要与这老僧论学。于是日本武士大谈日本武士道如何厉害，空言大师只管听，不发一言。
最后日本武士话说完了，茶也喝完了，只好又口干舌燥地离去，回到日本后连杀数人。
同门问这名日本武士在空言大师面前为何不动手？武士说：“这老和尚太沉默了，当时气氛压抑如山，我稍有举动，就会遭巨石压顶。”
这个日本武士未入武学中至高无上的“沉默”境界，当然会大败而归。可见，空言大师的沉默，会让日本武士有如此震撼之感，此非虚也。
所谓“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静”的力量如此让人不可思议，怪不得庄子笔下的那只“呆呆”的斗鸡能够所向披靡了。3 懂得“本末”“终始”“先后”是学习大学之道的关键【原典】①②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注释】
①本末：指树的根本与树梢。
②知所先后：意指能够知道和把握道德修养的先后次序。【译文】
世上万物都有根基和末梢，天下万事都有结局和发端，能够明白它们的先后次序，那么，就能够接近这《大学》之道的核心所在了。（1）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
做人或者用人，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才为本？在历史的争论中，这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没有止歇。
那么按照古人的标准，什么是德？什么是才？
我国古老的典籍《尚书·商书》中曾记载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意思是说，人君选人任官，只能是贤而有德的，才而有能的。至于辅佐在君主左右的大臣，又必须在贤才之中择其优者。贤臣听察，以便使君臣相济，始终如一。
周初，姜尚提出选拔人才必须符合“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挑选将才，姜尚又提出“五才”标准，所谓五才，即“勇、智、仁、信、忠”。
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无专门的系统的论述，如将古人的各种说法分类归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忠君爱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德的标准。如孙武在《孙子·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之首的“道”，实际就是德。其内容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意思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让他们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生，而不存二心。他在《孙子·地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其意是进不居功图名，退不推诿责任，只知道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忠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吴子》兵法中也要求将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宁光荣地死，不苟辱地生。
孔子曾赞扬郑国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子产所具有的四种道德正是“举直”的标准。这种正直的人，行为庄重、侍奉君主恭敬、给百姓恩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所以最善于处理上下关系，既是君主的忠臣，又能够笼络百姓。选拔这样的人参与国政，从事管理，就能够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二，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见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领导人物应当如舜、禹这些古圣王那样“能事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即对人民关心入微；要能“饭糗茹草”“手足胼胝”地为人民艰苦操劳。
第三，忠于职守，公而忘私。春秋时，鲁国敬姜夫人曾用前代诸侯、卿大夫们每天辛勤从政的业绩来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好大夫：“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以后韩愈在《争臣论》中曾用禹、孔子、墨子公而忘私的事迹来说明忠于职守是从事工作的必备德行。他说：“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这是因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公而忘私、忠于职守中最难以做到的是敢于为国家的利益、为民众的利益向最高领导者直言进谏。这是贤才应有的品质。荀子在区分国贼和社稷之臣时，提出了这一标准。荀子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能够规谏、争谏、辅佐、矫正的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
以上三方面，可说是“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很难称为有德之士。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修身、养性、礼仪、操守方面的内容，也属于德的范畴。
才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古人特别强调“智”，并赋予“智”以丰富的内涵。《孙子》一书多次论述到“智”，把“智”作为将帅的首条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还提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将通于变九之利者，知用兵矣”。《吴子》认为，将是“总文武者”，即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孙膑兵法·八阵》要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三国演义》更对为将者的本领和才能做了浓墨重彩的描绘。诸葛亮在出祁山劫寨破魏都督曹真后，给曹真的信中讲：“窃谓人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诸葛亮草船借箭后对鲁肃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对高层决策领导者的才，则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如在诸葛亮眼里，将才、帅才的能力，主要不是表现在军事知识和经验上，而是“揽英雄之心，严赏罚之科，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说礼乐而敦诗书，先仁义而后智勇”。他对大将的要求是“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对高级谋士的要求是“词若悬流，奇谋不测，博闻广见，多艺多才”。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诸葛亮认为决策层领导应该是全才：能统筹全局，运筹帷幄；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胸怀；尊重人才，从谏如流；善于分析判断，决策果断。
选用人才到底应以德为重还是以才为重呢？
主要的观点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帅。北宋一位著名学者认为，德和才比，德应占第一位。他说：“才乎才，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他还说：“无德而才，犹资盗以兵。”司马光曾发表过值得深思的见解，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还说：“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这段话明确提出了德才兼备又应以德为帅的思想。
康熙虽然不拘一格遴选人才，但对于人才的标准却要求得非常严格。他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才德兼优”的标准在实践中很不容易做到。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甚至还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那种只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的庸吏，康熙最看不起。
以德为本是帝王用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因为帝王的用人标准不仅仅在于为某一个重要职位选用一个合适的人，更在于引导人才的道德走向，进而引导社会风气。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准确理解帝王用人的深意。（2）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
世间总有一些事、一些人令我们感动，让我们叹服。比如那些爱民如子的清官，比如那些舍生取义的忠臣，正是他们身上以民为本的浩然正气，我们的历史才有了这样浓厚的人文情怀，而这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先民而后身”的精神所在。
晏婴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备受后人推崇的清官。晏婴清明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相齐期间做出了许多恤民厚民的政治决策，而从这些决策出炉、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一个清官政治决策的为难之处。
许多史料都详细记载着晏婴“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多次强调“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鉴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以恤贫厚民、敢谏尽职而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之初，当年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早成历史，整个国势相当衰弱，北部的燕国，西部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都经常犯其边境。在国内，官家垄断着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并“肆夺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晏婴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为民请愿。
有一次，乐不思政的景公问晏婴，自己能否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脱口而出：“桓公之时，特别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管仲为左膀右臂。可您呢，不但左倡右优，而且前面有进谗言的，后面有拍马屁的，这哪能成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在景公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动。
景公为兴建亭台而役使大批民工，虽值秋收季节也不让这些民工回去。民工们心急如焚，但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暗叫苦。晏婴对此曾专门进谏，无奈景公执迷不悟，仍然一意孤行。接着，还为了亭台的开工而举办了一个大型饮宴，并令晏婴陪侍。晏婴待酒过三巡，忧心更甚，遂即席起舞，同时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慑慑矣如之何？
唱着唱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些忠臣义士也一个个随之掉下了热泪。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才震惊、醒悟，下令停止了亭台工程。
又有一次，齐景公病了，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要大臣大举祈祷。晏婴又引经据典，劝他将祈祷上苍改为实行德政，薄敛减赋。也巧，景公恩准了他的奏请不久，大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他对晏婴更加信任，而晏婴对他的劝谏，也更多、更及时、更直率。
有一年，阴雨连绵，齐国都城附近百姓的房子倒塌了许多，无数人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眼巴巴期待着朝廷救济，而齐景公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饮酒作乐，甚至派人到处去找能歌善舞的人陪酒助兴。晏婴得知后，先将自己家中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齐景公，说：“现在雨水成灾，百姓饥寒交迫，而您却日夜享乐不去救灾。您的马吃着国家粮仓里的粮食，您的狗吃着一般人家经年舍不得吃的肉，您的宫女们天天都在大吃大喝，而您的百姓却在啼饥号寒。如此下去，百姓们就不愿意再拥戴您这样的国君了！”齐景公一听，连忙派人去了解灾情，发放救济物品。
此后不久，晏婴陪伴齐景公外出，见齐景公对田野路边一具具冻饿而死的尸体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又说：“当年，桓公看见饥饿的人便给粮食，看见有病的人便给钱看病，而您却对百姓冻饿而死不痛惜。如此下去，百姓就会离心离德，去拥戴别人做齐国的君主了！”齐景公这才连连认错，并下令掩埋死尸，发放粮食，减免赋税徭役。
在官场上，为官以清，时时处处要和不正之风斗争，但要创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做到理直气壮制止歪风邪气，揭露他人的越轨行为，首先自己得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晏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晏婴知道，创建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不是说说就可以，也不是制度建立和颁布了就万事大吉，决策者的以身作则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晏婴一系列拒赏守贫的决策表面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其深意在于在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面前做出一种姿态：官，就是要这么当。所以，晏婴清廉俭约从我做起的办法，既是保持操守的个人决策，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风气的重大政治决策。
晏婴的做法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无疑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上最不可或缺的。
包括《史记》在内的众多史书中，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五百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筋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给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景公，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
正是基于“以民为本”的做人理念，从而使晏婴在多年之后仍然受到世人的敬仰。（3）善始善终必有所成
所谓“事有终始”，《大学》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开头和结尾，善始善终是做人做事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路漫漫，困难重重，若想能得到日后的成功喜悦，我们首先就要拥有一种善始善终的坚持。
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从青年时代就立志写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为了写好这部通史，他游历名山大川，寻访先人踪迹，搜集民土风情、历史传说，做了大量的资料采集。然而因为“李陵事件”，司马迁遭受了人生奇耻大辱——被施以宫刑。面对这奇耻大辱，他曾想到了死，然而当他想到要写的史书还没有完成时，他毅然忍受生活的折磨，忍辱负重地继续进行未完的事业。正是由于文史公（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善始善终的毅力所至，我们后人才有幸得以一睹“无韵之离骚”这一千古绝唱。
能够做到善始善终的人是可敬的，只能善始不能善终的人是可悲的。
众所周知，程咬金家住山东历城斑鸠镇。年轻时，他身长力大，性情莽撞，经常闯祸，动辄与人厮打，当地人个个怕他，都称他“程老虎”。后因寻衅打死了一个捕快，铸成大罪，缓决在狱。三年后逢隋炀帝大赦天下，得以出狱。但家贫如洗，生活无着，被尤俊达收留合伙打劫。尤俊达送给他一把64斤重的宣花斧，还教他斧法，但程咬金总是记不住，学了后面忘了前面。最后，他总共就学会了三招。因程咬金身强体壮，勇猛过人，有了这把神斧如虎添翼。
不过，程咬金如果遇上了能躲过他前三斧的人就得赶快逃命，不然很可能就要吃亏了。程咬金像
有一次，秦王李世民杀了窦建德后，窦建德手下的元帅刘黑达兴兵犯关，要给窦建德报仇。他聘请了四位王子共破唐兵，其中三王手下的将帅武艺平平，屡败于唐兵。但南阳王朱登却谋略过人，武艺超群，唐兵很难制服他。一天，朱登到关下挑战，程咬金也不知朱登底细，自告奋勇去迎敌。两人互报姓名后，程咬金嚷道：“呀！你朱登乃是野种，不要走，看爷爷的斧吧！”说罢，他当头就是一斧劈下，朱登把枪一架；程咬金又一斧砍来，朱登大叫一声：“呵呀，好一员勇将！”话未了，程咬金猛地又是一斧，把朱登劈得汗流浃背，朱登见程咬金如此厉害，心中发慌，正待要逃。程咬金又一斧，朱登发现第四斧没有力量，第五斧、第六斧更是无力。朱登大笑道：“原来是个虎头蛇尾的丑鬼！”朱登挺枪来战，那程咬金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朱登趁势拦开程咬金劈来的斧头，扯出鞭来，打中了程咬金右臂，程咬金大叫一声“哎哟，小杂种，打得你爷老子好厉害”，便狼狈地逃进了关，惹得众人大笑。
程咬金不能善始善终，只学会了三招斧头功。在这次战役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若不是他跑得快，小命就交待了。
明人杨梦衮曾说：“作之不止，可以胜天。止之不作，犹如画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告诉世人坚持下去的道理：世上的事只要不断努力去做，就能战胜一切，取得成功。但如果停下来不做，那就会和画饼充饥一样，永远达不到目的。
这是个浅显简单的道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忘了它，因而总会有“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遗憾。很多时候成功就距我们一步之遥，我们却在最后的关头放弃了努力，让胜利轻易地擦肩而过！
要想成功，就要“作之不止”，绝不能半途而废。当然，方法、计划可以调整，但绝不要让放弃的念头占据了上风。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努力给事情一个完美的结局。有时，在顺境时，在目标未完全达到时，也要“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要因小小的成功就停步不前。
那些成功人士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坚韧执著、意志刚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而那些今天想干这个，明天又想干那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事不想干、大事干不了，或遇到一点儿挫折就退缩徘徊，缺乏坚强意志和忍耐力者，无法做到善始善终，这就决定了他们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最后，关于这一话题，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做人做事都应当努力追求最后的完美结局，这是成功者的要求，也是成功者的想法。
如果你能这样想并这样去做，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做得很好并且不会自满，因为很少有东西是完美的，即使是最好的产品都有缺陷。然而，在现实中就是因为设立了这样一个完美的目标，才可以提升你对品质的意识，使自己做事变得非常认真，最后，事情就会在你手中变得更加完美。
只要你追求完美，就可以保证你善始善终，不被半途而废所害。而世界上为人类创立新理想、新标准，扛着进步的大旗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人，大多数就是具有这样追求完美素质的人。这些人能力出类拔萃，对于寻常、细微的每件事都能认真思考，不肯安于“还可以”或“差不多”，必求其尽善尽美，必求人格上的圆满。4 明德天下，先治其国【原典】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译文】
古时候，想要使美德显明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光武中兴”明德天下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一方面因为在立国之初即以“怀柔施德之政”治天下；另一方面还因他当了皇帝之后仍像以前一样重视知识，“尊贤下士”，并且对曾经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予以厚待。
公元41年，刘秀做皇帝的第十七年，他衣锦还乡，大摆酒宴，款待父老。酒酣之际，刘秀的婶娘乘兴而起，说：“文叔小时候老实得很，柔弱温顺，连交际都不会，没想到今天做了皇帝。”刘秀听了，鼓掌放声大笑：“我治理天下，还是用柔道呢！”引得大家欢腾起来，齐声高呼“万岁！”所谓“柔道”，即怀柔施德之政，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兴汉室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刘秀听从了主簿冯异的意见，查问民情，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废除王莽时代苛刻的法令，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制度，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接着，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禹从洛阳徒步赶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来投奔他。当日刘秀同邓禹谈论到深夜。最后，邓禹建言：“依禹之见，明公一向有盛德大功，为天下所叹服。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以明公的才德，反掌之间，天下可定。”刘秀把邓禹的意见定为中兴大计，坚定不移，予以实施。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占长安，刘秀亲自送到黄河边，赐他一辆车马，一把宝剑，嘱咐他：“长安一带老百姓受王莽、更始、赤眉的兵灾，穷困到了极点。将军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夺城，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你要记住争取民心最重要。”
在进行征伐、削平割据势力的战争同时，刘秀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
首先，刘秀注意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刘秀加强皇权的方法是仍设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任宰相，但加重尚书职权，扩大尚书机构。在朝中设尚书六人，分掌全国政事。尚书尽管官位低微，但“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职权极为重大。实际上逐步变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然后他把西汉时职权极大的三公，改为只是给那些有资望的功臣享受的名义上的尊荣，造成东汉政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这种尚书台制在东汉前期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
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必须集中军权，把地方权力集中在皇帝身上，这样才能把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完备起来。罢除郡国都尉是刘秀集中军权的一个措施。西汉初设南北二军，郡太守和郡都尉每年秋季检阅一次。刘秀建立政权后，下令罢除内地的郡都尉，其职务由郡太守兼任。其后，又下令地方军队解甲归田，需要时再行招募，并由中央统一指挥。这样，就减少了地方官吏控制军队的机会，突出了中央军队的地位，皇帝可一手操纵全国军事力量的调拨、调配。
对地方政权，刘秀采取将地方政权机构改为三级制的措施。秦和西汉时的政权机构是郡、县二级，西汉武帝时的十三州刺史属临时派遣，由丞相掌握，皇帝总揽。刘秀立国后，把刺史固定为州的一级长官，使地方政权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刺史直接奏事皇帝，不再通过宰相。这样，地方权力可集于皇帝一身。建武六年（公元30年）6月，刘秀提出：“朝廷设立官吏原是为了人民。可如今县官和属吏多得无事可做。”于是一下子并掉了10个郡、四百多个县，削减了许多的官吏。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开支，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刘秀在确定政权制度的同时，努力扩大统治基础，实行封功臣、广泛吸收豪强地主参加政权的政策。刘秀在建立政权的第二年，封功臣为列侯，赐给食邑，最多的达四个县。对此，大博士丁恭曾劝阻刘秀，恐分封过大会影响“强干弱枝”的古制。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当公元37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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