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立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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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前言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此后，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其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在生态文明观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和普及一种正确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观、生态方法论。为此，浙江省哲学学会特举办“‘生态哲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冀望在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建设上有所推进。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因此，深入揭示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与会论文《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及其当代中国意义》等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深邃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其关于人的自由解放发展的理论中，包含着建立一种既符合人类本性又符合自然本性的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解放自由的过程，必然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类必须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异化”中走出来，消解主体和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走出人类“过分陶醉于”征服改造自然界的“胜利”，而被自然界无情报复的错误陷阱。显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揭示了实现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本质和规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其典型体现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主张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取代之。其思想观点虽然不能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还是带来了许多新的生态思想火花。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意义》等与会论文给予了具体入微的诠释。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是人类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统一的理念，走出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的偏失，坚持以人地统一的生态为中心，并进而树立起一系列相应的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如坚持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自然观，坚持社会、经济、自然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健康、适度消费的生活观；如树立生态忧患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生态审美意识、生态责任意识、生态道德意识。这些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构成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动力。为此，《生态与美好生活：原则和基础》、《真、善与美：生态文明的哲学解读》等诸多研讨论文从丰富多样的层面和角度，对于今天生态文明观方方面面的建设提出了精彩纷呈、新意迭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于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方法论的认识和确立。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特别是在中国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中，包含着丰富深刻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观念。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母题下，在天地人万物一体的核心观念下，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和谐一的根据和价值，提出了一系列诸如“物无贵贱”、“厚德载物”“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等包含着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方法论的思想观点。无疑，这些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对于构建现代生态文明观，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逻辑内涵及其现代启示》、《论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学意蕴》等研讨论文给予了深刻多样的揭示阐释。
生态文明观建设，不仅仅是理论研究与探索，更重要的是关于生态文明观的宣传教育和实践落实。生态文明观必须深入人心，必须深入实践，必须实现大众化。只有加强全社会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意识等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在社会大众和各级领导心中普遍树立起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观，进而自觉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生活实践、领导实践中有效得到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观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功能。为此，《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生态教育探论》、《低碳消费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与丽水生态经济的实践》等与会论文就这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从而为生态哲学文化建设的最终意义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和基础。
总之，本次“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对于诸多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诸多有见地有新意的观点，它们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次“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8日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举行，研讨会得到了全体学会会员的大力支持，与会会员一百余人。会议共收到与会论文49篇，评选出一等奖五篇，二等奖十二篇，三等奖九篇。与会会员一百余人。在沈立江会长等学会领导的有力指导组织下，研讨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为了更好发挥学会和研讨会的社会实践功能，学会决定将本次研讨会的成果结集出版。在研讨会论文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杜希武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学会秘书处在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中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浙江省哲学学会2011.101马克思的生态观及其当代中国意义黄苏红 王来法
内容提要：本文在探讨了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人与社会、自然辩证统一的基础上，讨论了这种生态观的当代中国意义；从马克思生态观出发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和基本构想。
关键词：马克思 生态观 当代中国意义
作者：黄苏红 王来法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社会辩证地统一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生态观
关注生态文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理论旨趣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理论与现实上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探索追求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极其丰富，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人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也不同于人与自然平等统一的有机自然观，而是创立了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生态观，这种新的自然观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核心内容。
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人—自然—社会”是一个具有“同构性”的有机整体，其中实践是联结人、自然、社会三者的“中介”。
首先，“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历史观的出发点。自然并不在人之外，而是在人之中。马克思指出：“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所以，“现实的个人”,首先是指具有生命存在机制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自然界则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确证。“现实的个人”亦是一个“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感性实践的存在物。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旧哲学仅仅从“直观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实践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曾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是人作为特殊生命物种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它创造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本性，无论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还是精神属性，都是人的感性活动的确证。因此，“人—自然—社会”关系中的“人”是一个通过实践表现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有机整体，也是“自然—社会”发展方向的联结者、调控者和引导者。作为一个与自然“同构性”的生命存在，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参与生态循环。
其次，“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对象和结果。自然作为实践活动的前提，包括“先于人的存在的自然界”和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自身的自然，这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广义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说：“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这就明确向我们指出：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而且还给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从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层面上讲，都要依赖自然界，而且指出了自然界对于人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实践活动对象的自然，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并纳入人的实践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作为实践活动结果的自然，即“人化自然”，最集中反映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和人的本质力量，“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然”范畴同样离不开人的实践本质和社会本质。
再次，“社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成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可见，马克思揭示了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内在本质的联系，指明了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统一性，并把两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和最高价值目标。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就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社会是自然演化中的一部分，是在实践基础上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反过来，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为只有当人成为自然与社会结合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就社会与人的关系而言，“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是现实具体的存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人既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剧作者”，也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剧中人”。可见，“自然—人—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是历史观的根本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既不是从人之外的自然界出发，去寻找抽象的客观性；也不是从自然界之外的人出发，去分析抽象的主观性；相反，他们是从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即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特别是人对自然的实践开始，去建立自己科学的历史观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实在性，去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中，以一定的社会形式，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进行和实现的。这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联系。同时，这种关系又是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中，通过人类劳动这种中介，以改变、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形式进行和实现的。这又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联系。二、从马克思生态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人—自然—社会辩证关系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实现了人类历史自然观的哲学革新，也为处理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解决严峻的生态危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恩格斯在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就曾告诫后人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我党科学地坚持运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我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政治纲领。这些战略性思想，实际上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置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域中加以考察所得到的科学结论。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是一种具有新的生存和发展意识的文明观，继承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生态文明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虽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在其本质上，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共在、人与人共在的和谐的生存方式，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辩证规律相统一的自由王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发展和创新。（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保障。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它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
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保证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成果不受污染和破坏，有利于人类的健康长寿，从而促进高度的物质文明建设。相反，如果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对生态环境污染破坏，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丧失。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人最深刻的生存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生态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内在地要求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内在地包含着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内在地包含着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整个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人来源于自然，是大自然物质世界进化的产物。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见证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然而，纵观整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乃至导致自然界对人类做出报复性的反应。
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需要我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变革、创新，这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的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利用和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改变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是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我们党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这充分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提高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不对自己的生产、生活行为加以检点和约束，就有可能使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的诸多文明毁于一旦。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利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开放的中国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近年来，生态文明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类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密切联系起来，高举生态文明的旗帜，开展有效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这样，会更有利于争取全世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肯定和支持。
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为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态观的视域中考察社会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将生态环境的维护改善状况作为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领域的“生态学转向”（生态学转向是指要使人口、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真正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而且要求实现人类财富观以及财富尺度与价值取向的“人本学转向”（人本学转向是指处理好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努力实现人类财富观以及财富尺度与价值取向相协调）。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然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然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当然，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命运，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并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的目标。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责任，我们要努力搞好自身的生态治理，又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并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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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志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构建 [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维度欧阳爱权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实践维度为解读人类生态危机提供了深层视野。没有实践的辩证的历史观，就不会有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理解与历史统一。本文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特征——实践主体：中心地位的不可消解性；实践目标：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性；实践路径：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变革的统一性；实践目标：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生成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生态危机 实践维度
作者：欧阳爱权，男，法学博士，温州医学院社科部ouyang2735@sina.com（温州 325035）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并由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生态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生态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中历史地发生、发展的，它不是单纯的自然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而是纳入社会过程的社会性物质交换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的，也就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属人的、社会性的感性实践活动。从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与反思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发展态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根本立场和本质要求。一、作为实践的主体：中心地位的不可消解性
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是存在物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肯定了人的感觉和体验作为判断世界的根本依据和标准。马克思主义则从实践的角度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存在与发展过程。是否从主体的感性活动出发来认识人与客体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世界的主体，而环境则是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根本上讲，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使“自在之物”成为“为我之物”,具有“为我”、“我为”、“超我”的三重属性。首先，作为一种生命体的存在，人们必须要从自然界获取各式各样物质资料以维持或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和发展态势。“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从整个实践过程来看，人们总是以自身利益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一种“为我”的实践。其次，贯穿在整个实践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实践是主体的实践，人是实践活动的发起者、承担者与评价者。在这种实践关系中，人始终处于主体或主动的地位，而环境处于客体的地位，主要体现为工具客体。主客体两者间的从属关系、地位是实践的结构或范式本身所决定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表现为一种“我为”的活动方式。最后，人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扬弃旧的历史规定性而促使新的历史规定性的不断生成，从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使人类实践活动不断走向自由自觉的历史状态，即“超我”的实践趋势。从上述分析来看，人一直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李德顺指出：“人是，且仅有人是价值世界的‘中心’。”但这种中心地位并不像部分人所理解的那样：人类为了满足本身的欲望和需要而对自然界进行贪婪的掠夺与破坏（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活动方式恰恰反过来破坏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使人类自身蒙受重大危机。
人的中心地位贯穿于从古至今的历史进程中。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即使在早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人类尚未普遍性地把握自然本质及其规律的条件下，二者间的关系也是社会的、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内在地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相互制约，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共时态发生。从根本上看，人与人的关系制约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与性质。在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尚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未能对自然界产生深刻而显著的影响。比如，在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大部分直接来源于自然，通过消费又返回自然，形成一种循环的自然生产活动。在这类生产活动中，人类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而不是表现为异质性的实践活动，基本上未能改变或危害自然生态系统，也不会产生像工业社会般生态危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表面上“天人合一”的实践格局主要受制于当时十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并非古人比现代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生态环境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也并非意味着当时人们把自然界真正当作世界的中心。因为迷信“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崇拜。”随着机器的发明和工业社会的确立，人们意识到现代机器和工业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工业化步伐不可逆转，反而日益加快。科技进步和现代工具的创新，使传统社会不断从对自然的混沌、恐惧、迷信、崇拜中走出来。“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河川的不断通航，自然资源的不断开采，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界的神话随之日益减少，它的工具性地位史无前例地突显出来。自然界不再是一个自在自发、令人敬畏、与世隔绝的彼岸世界，而是一个日益纳入人类活动范围、打上人类活动烙印并且不断被同化的世界。结果，自然被人类“征服”和“驾驭”了，产生了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格局。事实上，现代工业活动的结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促使人们不断从自在自发走向自觉自由的历史状态，并日益感受到自身实践活动的影响与威力。“非人类中心中主义”难以消解人类的中心地位。康德指出，人类，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考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今生的幸福和来生（如果可能的话），而为自己立下一个实践准则。有的学者指出人类历史踏入工业社会以来，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范式过度张扬人自身的价值，忽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将自然界仅仅视作实现和满足人类欲望需要的一种工具，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开发与掠夺，造成深重的生态灾难。为了抑制人类主体性的过度膨胀，“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天赋权利的方式确证或赋予自然界自身内在价值，认为自然界与人类一样本身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从而确证自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非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很强的道德泛化的意味色彩。针对“非人类中心中义”的这一核心思想，我们可以追问：自然为什么具有与人类同样的权利？依据是什么？如果说，自然具有这种天然的权利并且以此来排除人类对其损害、开发或利用，那么早期人类的采摘、狩猎活动是不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如果承认自然界具有这一权利，当前我们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采取种种消灭各种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生命体是不是违反了自然权利？或者，虽然我们确认了这一权利，而自然却根本没有同样的权利观念或对人类没有承担这种义务而侵害人类的利益和生命，对此又将如何处置？“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可避免走上道德的乌托邦。其实，默默隐藏在天赋自然权利观念的背后是这样不言而喻的深层焦虑：人类社会因生态危机而引发了对自我命运的担忧。而在这一生态危机出现之前，人们关于天赋自然权利的观念几乎凤毛麟角，或者没有像当前这样具有影响力。归根到底，与其说“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关照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倒不如说是因人类的生存危机而设置的一种旨在消除生态危机的绝对理念或最高精神。“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界所持的工具价值立场，设置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利，或者说自然理念。其目的是要从整个世界中划出了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以此来约束人类的活动。这种道德法则的至上性和无条件性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表现得最突出。康德曾经说过，如果竭尽全力，仍然一无所得，哪怕只剩下善良意志，它也会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不可否认“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号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它的致命之处就在于没有从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范式，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要求来认识当前生态问题的来龙去脉。恩格斯强调“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有的理论家呼吁放弃人类的中心地位，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但事实上，“非人类中心主义”拯救不了现代生态危机。它试图通过宣传和呼吁的方式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敬畏自然，以绝对理念的方式要求人们自觉停止对自然界的开发掠夺。但是人们在面临自然权利和现实利益的两难选择时，往往屈服于后者的需要，“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得不流于一种苍白无力的道德呼吁和说教。二、作为实践的本质属性：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性
人们的实践活动必须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一方面，“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达到一定的目的，这是实践活动的目标指向与内在驱动力。即，“按人的尺度”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就是一切活动都以人为出发点，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在一切对象性活动中，人类都具有明确的“为我”意识，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实践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和要求去估价这些关系，来安排和改造世界。功利、效用、利益尺度必然是人类对象化实践活动的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它构成了实践活动最基本的起点、动力和归宿，贯穿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人们还必须“按物的尺度”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人们的实践活动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而是受特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制约和决定的。“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人们的实践活动能否实现设定的目标，或者说这种目标合不合理、有没有意义，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根本要求。因而，认识必然，摆脱实践活动的盲目性，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
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走向合理性，才能消除当前的生态危机。解决环保问题并不取决于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绝对理念或自然法则，而恰恰在于对粗糙的历史尘世（尤其是生产方式）的不断反思与变革，实现“人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的相统一”。人类走出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不断提高本身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合理性，即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所谓合理，就是合规律而被认为是客观的，合目的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合逻辑而被认为是严密的，合理智而被认为是正常的，等等。合理性就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范性的统一，也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列宁指出：“自然不会满足人，人决心改变这个世界。”当人把自然作为客体纳入实践范围，对之进行充分的认识、利用和改造，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就不可避免。人在现实的生产劳动中会以“人的尺度”和衡量自然界，从而使自己的活动具有目的性，同时，又会在对自然的生产劳动中以“物的尺度”来规范和制约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的目的符合规律性。因而，实践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目的设定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契合程度。人的目的有合规律的目的，也有违背规律的目的。那些不合理、违背规律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成为了现实也会给人类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负面影响。自然环境的命运如何、人类自身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范式。
推动人类实践活动目的性与规律性的有机结合。从人类生产实践方式和作用来看，人的实践过程，尤其是劳动过程，既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即不断地实现客体的人化，使自在的客体打上人的属性烙印，满足人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即在实践过程中人们还要消费一定的物质材料，并把这些物质排放到自然界中，从而产生了对自然界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与自然的双向关系必须保持在良性互动的平衡限度内。如果打破这个限度，无论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还是屈从于自然之下，本质上都不符合人类的合理尺度。当前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的“同化”活动过快地掠夺和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自然经济形态中稳定的生态系统，使世界资源迅速枯竭，物种不断灭绝；另一方面，人类的“异化”活动不仅未能实现土壤肥力和有机生命的及时补充与恢复，反而排放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与气体，不断地改变、破坏和恶化整个世界生态系统，使一些病毒、寄生虫不断产生和变异，甚至出现了前所未闻的“超级病毒”。因而，当前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单纯的资源掠夺或能源消耗问题，而且还是人类活动行为结果毒害环境的结果，比认为自然资源不能及时恢复而形成的“物质变换裂缝”问题更为严重。从根本上说，生态问题主要因生产实践而产生，也必须通过生产实践变革来解决。改革旧的生产方式，创新实践方法，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双丰收的必由之路。正是人类的生产实践，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也必须通过人类的生产实践变革，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向度是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迅速提高和人工化合物的广泛使用，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日益明显。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人们不可能将自己降到与自然界的动物同等地位，回到被自然界所统辖的简单生产状态，人类应该在发展中开辟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认识必然性，以合理的实践范式生存，从而使自己及后代能够和谐地与自然共处。作为主体，人类把外部的自然环境作为自己实践活动的对象。以自己的经验和理性认识自然，以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要求自然和改造自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不仅要认清自然的规律，而且要认清社会规律。行动的自由不是摆脱事物、对象的客观束缚而为所欲为，而是在实践中承认、遵循事物和对象的客观规律，并根据对它的认识而有目的地驾驭它，利用它。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三、作为实践的路径：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变革的统一性
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幽灵）始终保持着通向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出场路径。人类但凡遇到重大社会困境和问题时，都自然地叩问马克思。现代生态问题几乎是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而产生的。而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理论之一，因而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解决当代生态问题就是部分学者的自觉选择。
从考察异化劳动入手进而反思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指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不能从某种既定的自然观念出发，也不能以某种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出发点，而是要从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条件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产品的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所受的统治力量越强。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表明这一事实：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与工人本身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马克思概括出异化劳动四个基本规定：第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第三，工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即人同他人相对立，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张进蒙先生指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规定中包含着自然的异化，“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中的人之所以丧失自己的人之为人的本质，是因为人把自己的这一本质彻底变成了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手段，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体生活的手段。异化劳动不仅使人不把自然界看作自己对象性存在的自然界，而且使人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自己的本质，造成人与自然的绝对对立。其根源就是因为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使本应成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生产劳动降格为维持生存的沉重而令人生厌的负担，并因此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总之，异化劳动不仅使人扭曲了自己的本质，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同时也扭曲了人与自然界的本真关系。
马克思断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就必须先解决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逐利的本性，决定其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必然会造成环境的破坏。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必须扬弃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这个矛盾的解决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共公共权力，利用这个权力把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生产：“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北美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他在《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一书中指出经济路径和技术路径不能消除生态问题。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把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提出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相联结的革命新策略，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这些问题”。然而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也好，福斯特也好，如何科学严密地论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方案还有待探索。
科学技术也是解决当今生态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制度变革的视野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科学技术对于解决生态问题的积极功能和重要意义。也许过于强调社会制度变革重要性的缘故，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有的学者将当代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归于科学技术，并因而产生悲观主义技术决定论。事实上，科技本身是一种中立性的资源，它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主要是人类运用它的态度和方式所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何况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是广泛而深远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领带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就解决生态危机而言，变革科学技术，改变人们生产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处理好人类排放的各种不良物质，保持生态系统循环的顺畅运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也是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条件。四、作为实践的目标：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生成性
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间的有机转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现实的自然界是被社会历史所中介过的，而不是游离于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之外的异在。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把自然与历史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这对范畴对自然与历史做出完整的表述。马克思认为，就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来说，我们可以从人和自然两个方面考察：自然的历史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过程，历史的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创造过程。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目标，必然要考察自然领域被人类社会的实践同化，也要考察人类社会本身的自然化，即通过人本身的努力使社会化领域能够创造出自然的特性。人为地将自然和历史对立起来，必然会看不到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关系。
解决自然危机的目标就在于促使自然与历史相互间的合理生成。历史的自然与自然的历史统一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其本质是从历史考察自然而不是相反。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它的运作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人类则可以通过掌握自然生态运作规律，对它作出新的调整和改良。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实践活动在创造人及人的存在方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的对象世界——人化的自然，作为人的活动对象的自然界，已经不再是那种原初状态的自然世界。“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保持自然的原封不动并非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佳的共存状态。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探索自然的活动不断拓展和深化，努力掌握与改造整个自然领域是人类社会大势所趋。人通过运用自身的力量和工具能动地改造客观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从而创造出自然环境中本来不存在的一个新世界，即一个内在的属人世界和一个外在的属人世界统一体。经过人类合理改造的自然，既可以消除自然的自在自发的特征，使自然系统运作得更加顺利和完美，亦更利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意义康文龙
内容提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流派，是当今最具活力的社会思潮之一。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学、生态哲学意涵的挖掘和运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揭示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力图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点。在地球上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面临新的挑战的今天，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意义
作者：康文龙，男，哲学博士，嘉兴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发展问题异常突出，特别是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目前的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一切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危机，并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对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表现形式作了重新考察，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力图寻找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被人们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1972年）和《满足的极限》（1976年），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5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1975年），帕森斯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977年）、博克金的《走向一个生态的社会》（1980年）、哈维的《资本的极限》（1982年）和阿什顿的《绿色之梦：红色的现实》（1985年）等。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一、马克思主义对产生一种革命性的生态观有关键作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关注生态问题和生态运动的产物，但它又从本质上超越了西方其他绿色思潮。与其它西方绿色思潮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变革和技术革新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在工业化时代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发展的问题”,开启了研究生态问题的新视角。不仅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在他们看来，“要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关键作用。他们或是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挖掘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构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提出异化消费、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双重危机理论、双重矛盾理论等。
福斯特从马克思的自然观入手，重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进而说明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表现，指出通过生态革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斯特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一书中，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挖掘。福斯特认为，19世纪60年代“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系统的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进而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他从自然内涵和社会内涵两个层次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展开分析。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把物质变换概念作为他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并且用物质变换来描述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的社会内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产生和复制并发展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都发生着物质变换。其中，在生产中表现为由劳动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交换领域主要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在分配中表现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流转；在消费中则是使商品从人手里返回到自然界之中。由此，福斯特得出既然物质变换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系统，因此要想推翻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的需要将取代资本扩张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和追求。福斯特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的发展。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真正的问题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就是人和自然之间通过劳动进行物质变换。”
高兹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劳动分工的理论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自己的劳动分工批判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劳动分工作了精深而详尽的分析。他探讨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还对劳动分工组织的重要性做了系统而精深的阐述。他认为，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需要实行严格的计划和严密的组织，以便使生产过程能够保持空间上的并存性、时间上连续性和生产要素的比例性，并指出，企业生产组织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劳动分工与生产组织是资本家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
高兹从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出发，强调资本家实行劳动分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能使资本增值这一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技术问题，也是一种统治关系、等级关系。“资本主义的技术史可以读作直接生产者地位下降史。”这种地位的下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者与机器的关系发生变化。其二，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者所受压抑也发生变化。总之，资本主义变成了摧残人性、使人从属于机器的代名词。高兹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对于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分工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的回归。但是，高兹把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完全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技术，没有看到分工这一范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一点具有片面性。
阿格尔和奥康纳力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危机理论已经过时，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从生产领域转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提出新的生态危机理论，分析危机的新形式。二、资本主义的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不可避免。他们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出发，推导出资本主义是反自然的、反人性的、不可持续发展的。
莱斯从两个维度来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非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虚假需求”。莱斯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源于古代基督教传统、确立于近代并延续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这一观念发展至今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它以普世观念的形式掩盖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莱斯还继续深入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原因。莱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运用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莱斯以人的需要的本质为切入点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辩证运动及其后果，指出人们对商品的无限追求使得生产规模无限制的扩大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结果人们“想要”（它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消费的是商品的符号象征性）的东西超过了“需要”（它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东西，正是这种对于商品符号象征性的追求，使得异化消费成为人们满足的唯一形式。因此，莱斯提出他的著名命题“人的满足最终在生产活动中而不在消费活动中”。
阿格尔在莱斯的基础上提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的观点。阿格尔认为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之外，还应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之间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不仅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存在危机趋势，而且“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他认为，在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异化消费”引起的，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典型病症。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对自然造成破坏，引发生态危机。
福斯特在分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时不但同样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上，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消除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修复或市场机制上，可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不仅不是消除危机的良药，而且还是进一步危机的助推器。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呢？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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