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ul Prebisch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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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资本主义试读：
译者前言
劳尔·普雷维什1901年4月17日生于阿根廷北部的萨尔塔。192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阿根廷国民银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30年，普雷维什出任阿根廷政府财政副国务秘书，稍后又受命组建“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并在1935—1943年间担任这家银行的总经理。1943—194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先后被聘为墨西哥、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等国中央银行的顾问。1949年，普雷维什到总部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并在1953—1963年间担任该机构的执行秘书。20世纪5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受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委托，负责筹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64年起出任贸发会议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0年他回到圣地亚哥任《拉美经济委员会评论》主编。1983年阿根廷恢复文人执政，普雷维什又以80多岁高龄出任阿方辛总统的经济顾问，直至1986年5月逝世。
普雷维什是拉丁美洲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一生的活动几乎都和当代拉美国家的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本人曾回忆说，他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者”。但是，20世纪30年代他刚开始在阿根廷经济部门担任公职，就遇上资本主义大萧条给阿根廷经济造成的严峻局面。严酷的现实迫使他逐步摆脱新古典理论，开始形成他关于“中心和外围”的观点，确信外围国家必须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理论，从而开始了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十多年间，普雷维什进一步以整个拉丁美洲作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已在拉丁美洲汇编成《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著作》上、下两卷）;他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对战后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工作期间，普雷维什曾积极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普雷维什以其主要精力从事于理论研究工作。《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普雷维什的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观点。拉美经济学界认为，对于以“拉美经委会思想”为代表的“拉美发展理论”来说，普雷维什的理论贡献当居首位。诚然，普雷维什在这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主张的可行性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是，在当今世界上流派繁多的发展理论中，普雷维什的理论是有其自身的某些特色的。它对于我们研究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根据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1981年首次出版的西班牙文版本译出的。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高铦同志等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意。苏振兴1989年2月于拉丁美洲研究所
序言
有无数的理由促使我愉快地接受“经济文化基金会”的要求，为亲爱的老师和朋友劳尔·普雷维什博士的这部著作写一篇简短的序言。
拨动拉丁美洲的现实，展示其特点，而又不忽略当代各种重大问题的普遍性，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传统。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部著作显然应当属于坚持这个传统的又一重大努力。这样说并无损于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全都是作者本人的。
作者的分析对象是我们独特的“外围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启示性的、甚至引起争论的概念，它促使人们去深入探讨其性质并进行比较研究。作者研究了它的当前状况和未来的运动趋势，而没有停留在过去曾吸引过他的注意力的那些过程上面，但也没有忘记那些过程的本质和留下的教训。
他的估计结果无疑是严峻的，不过他在做出估计的同时，明确承认近几十年中出现的变化和令人鼓舞的潜力。正是以这些作为基础，才有可能、而且也应当矫正方向，以弥补外围资本主义的缺陷，并建立一种使经济增长的条件与经济成果更公平的分配相一致的发展模式。
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的分析集中于这样一个双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之上，即既要保证产生出能扩大生产体系的支撑基础的剩余，又要使得对剩余的占有和使用能与满足大多数居民的需要相一致。如果没有目标与实践之间的这样一种结合，就将继续是少数人的“特权消费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或纯粹是权益要求的泛滥之间令人失望的交替，从而耗尽产生剩余的潜力，并把社会推入剧烈的冲突和令人痛苦的结局之中，就像人所共知的、拉丁美洲的经历业已证明的那样。
不过，事实上，围绕这方面进行的讨论逐步把作者引入一些更带根本性的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的确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界限。其原因就在于，现在使这位孜孜不倦的思想播种者感到忧虑的，是诸如效率、公平和自由这些重大目标之间的联系互不相容和互相矛盾（实际的或表面的）。这是在当今这个冥思苦想和暴风骤雨的时代中各种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争论的中心课题。
不论是岁月的流逝还是艰辛的经历，都未能挫伤这位作者智力探索的勇气。他毫不动摇地设计着种种选择方案。这些方案有可能为那些重大目标既令人怀疑、又令人向往的结合开辟蹊径。
这里无须重复这些选择方案，也不必过早地去谈论在各界可能出于完全相反的考虑而引起的保留和批评。但是，不论人们的判断如何，都很难贬低他的意图所体现的宏大抱负——丰富的行动与思想生涯的成果——以及他的见解的引发性震动。这些见解至少会迫使我们意识到所提出的问题，去提出我们自己的见解，并去拓宽和加深由这位拉丁美洲的杰出人物开辟的渠道。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
谢忱
我要向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表示感谢。他很早以来一直认为，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关注加强了我力图对现行体系的种种弊端做出客观的解释的信念，并使我通过我的思想的自发过程而坚信，改造现行体系的必要性是不容回避的。
这个思想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年代一直发展下来。当时，我有幸遇到一些年轻人，并得以和他们进行一种对我来说是令人鼓舞和富有教益的对话。我感到有义务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提及他们。
首先是塞尔索·富尔塔多。当我被邀请到圣地亚哥去为第一期《经济概览》撰写序言时，塞尔索已经满腔热情地开始了他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青年时代就已显露出来的杰出才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与我的合作是极为宝贵的。我很了解他那伟大的智力任务的意义:他对发展的阐述比任何人都深刻。他总是见地独到而又透彻，这使他在索尔奔纳的讲坛上声望卓著。政治流亡使得他行踪不定！
那时我还请来了维克托·马尔基迪。我于1944年在墨西哥与他结识。当时他还很年轻，却显得特别成熟。他理论修养很高，看问题深入而准确。他的国家深深地吸引着他，他离开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回“墨西哥学院”任职。这个学院以其严肃性和广阔的知识视野而成为拉丁美洲的佼佼者。维克托出色而英明地领导着它。
另一位是唐·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这位“佩佩”先生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带来的并以其孜孜不倦的工作加以丰富的广博社会学知识，为我们经济学家的任务打开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他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因为他使我把经济思想放进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中去。没有这一点，我也许就不可能承担写这部书的任务。
后来阿尼瓦尔·平托来了，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带来了经济实践方面的丰富知识以及他与政界的密切联系。他生性敏捷且往往具有破坏性;他破坏是为了建设。他的智力贡献和他对后辈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阿尼瓦尔既善于和老年人、也善于和青年人对话!
在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的末尾，我还要提到曼努埃尔·巴尔沃亚。他对拉丁美洲的经济现实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熟练地掌握着各类统计资料，并以不可抑止的勤奋精神编制种种规划。他始终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与他交谈得多，从他那里学得也不少。不过我得提出一个希望，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是从理论角度提炼他的知识的时候了。希望他善于克服那种抑制性的小心谨慎。
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经委会思想的背景的组成部分。这部书意味着上述思想的最后阶段。而我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忱地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友好的谢意。
我还得特别提到阿尼瓦尔·平托。他是一位耐心的、深入我的字里行间的批评家，又总是和蔼可亲。除了其他帮助之外，他曾强烈地反对我关于剩余的最初表述。他有理有据地责备我忘记了我的结构方面的前提。我出自内心地感谢他的这个批评以及其他的批评和建议。例如，“剩余的社会使用”这一表述即归功于他。对我来说，和阿尼瓦尔·平托的交谈总是获益匪浅的。
阿道弗·古里埃里是我在《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的最直接的合作者。他对这本书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学的精通，我才得以实现突破经济理论的狭小框子这个意图。在最近这些年我们频繁的交谈中双方的思想富有成效地相互渗透，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以为，古里埃里正在实现我的一个宿愿：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知识共生。
此外，古里埃里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善于分析又善于综合。因此，他写了一篇严谨而精确的文章，介绍他的尊师唐·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的思想。
他即将编完我多年来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以及在该机构赞助下所写的论文的选集。选集应加上批评性的评价。我在急切地等待着它，因为坦率地说，我还没有重新读过自己写的东西。
我同时也想到，已经到了把塞尔索·富尔塔多那大量的、能给人启迪的著述编一个集子的时候了。塞尔索本人是不会去做的。由于他自身的敏锐以及推动他不停地前进的那些事件所具有的活力，他的思想处于紧张状态，使他无暇顾及。阿尼瓦尔·平托的著述似乎也应加以汇编。
为数众多的人曾用他们的批评给我以鼓励。我多年的挚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热火朝天的阶段的同伴西尼·德尔，曾以他巨大的理论素养为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系的危机》一文提出了极为宝贵而中肯的意见。我用他的意见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墨西哥分部主任格特·罗森塔尔和他的那些最优秀的同事们组织了一次讨论会，讨论我的文章。“训练与发展中心”的毛里西奥·坎皮略、何塞·伊瓦拉和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也在墨西哥组织了这样的讨论会。这些会议很有好处，使我从中得到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其中大部分都发表在《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上。
此外，“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规划研究所”和“拉丁美洲人口中心”的一批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和我一起讨论了我的一些文章。我高兴地向他们表示谢意。
最后，1981年初，应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硕士的盛情邀请，我参加了他领导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的一次杰出的讨论会。根据路易斯先生的指示，这个中心把我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发言及围绕这个发言进行的热烈讨论汇编成一个集子。
在结束这篇谢忱之前，我还得感谢雷内·恰莎尼，感谢她以自己的热忱和高度的耐心，在圣地亚哥一次再次地誊清手稿。她有时得到阿尼塔·安赫尔的热情帮助。这位法国小姐掌握了我们的语言，并善于辨别我的文章的复杂含义，实属难能可贵。我也要感谢安娜·玛丽亚·米赛迪，她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设在华盛顿的办事处以堪称表率的勤奋和献身精神给我以帮助。
本书内容分布
本书的内容分为一篇“
引论
”，接下去是六个部分，然后，“最后的考虑”占去一点篇幅。像通常那样，“引论”介绍一些思想。作者认为，这些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里只是肯定这些思想，而没有多做论证。论证放在后面的各个部分中。
第一部分拟提供一个初步的整体概念，意在用序言的形式概述本书内容的多样性。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第二部分涉及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这是经济学家们通常不去涉足的一个领域，但必须去探索它，旨在理解诸如剩余等种种现象。舍弃了这些现象，就难以对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做出解释。
剩余是如何被占有，并通过哪些机制去占有?我力图在第三部分对此加以说明，以便循序渐进地论及以社会性通货膨胀为特征的、体系的危机。用货币正统派的传统措施是不可能克服这种通货膨胀的。
上述几部分所涉及的是内部发展的动力。相反，第四部分则转向与中心相关的以及由中心的霸权与技术经济优势引起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课题，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从其最初的文献起就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在我就这几个部分做详细论述时，我多次提到新古典理论，不过是用不太完整的形式。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第五部分系统地提出我的批评。
接着在第六部分我就谈到改造理论。在考察了外围资本主义的重大缺陷之后，我就它的改造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前几部分中我力求集中于阐述发展的现象，虽然不时也出现一些评价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第六部分中就显然变得明确了。因为在我看来，改造应当确保发展的活力和平等，确保发展能与民主化进程以及人的固有权利的有效性相一致。
在“最后的考虑”中，除了某些涉及前面的观点的论述之外，反复强调了关于平等这个主要思想。在外围发展中不存在分配平等，对体系的改造就应当找到这种平等。或者说，改造应当符合于明确的道德准则。既包括分配道德，也包括政治道德。应当根据道德准则去指导改造和寻求实现改造的合理性。引论第一节 为什么要改造外围资本主义
经过对事态的长期观察和反复思考之后，我确信拉丁美洲发展的重大缺陷在现行体系之内缺少解决办法。必须改造这个体系。
这里呈现出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
几十年前，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显著推动力，对于许多企业家的能力、创业精神和进取心，对于劳动力不断增长的才干，都是难于想象的。取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并且正在学会出口制成品，克服着从前似乎很难克服的内外障碍。在这片技术进步姗姗来迟的地方特别是传统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正在渗入。
但是，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体系的大部分有生力量没有被用来谋取集体的福利。
这是一种模仿性资本主义的缺陷。我们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这种神话正在消失。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的扩散的神话也正在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世界体系中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外围的内部发展中的矛盾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因为前者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在社会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化则趋向于将这些成果做社会性的扩散。这种矛盾——体系的这种冲突性趋势，必然要导致体系的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的结局，从而带来各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本书的各个篇章中，我将力图证明这一点以及其他情况。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想通过阐明我就拉丁美洲外围得出的结论的含义来展开我的论述。
那种对发展成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
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
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质，除了施加种种限制之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
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己有。
在我的阐述中剩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此外，它也是一种动力现象。
新古典理论
但是，借助于新古典理论，这些矛盾就很难得到解释。这类理论无视社会结构，也不了解在发展中起作用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多样性的因素。我自信在一种纯经济理论的框框之内不能解释发展，因而也不能解释收入分配。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新古典理论除了抛开现实的基本因素之外，还坚持认为，如果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没有国家的任何干预，体系就趋向一种平衡，即收入分配将与每种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相一致。这种观点可谓与外围资本主义的运行风马牛不相及。
新古典理论求助于市场作为根据需求以及正当地进行竞争的情况下实现资本与其他生产资源配置的自发机制。但是，这个需求来源于一定的收入分配。而这种收入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由它派生出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分配是很不平等的，并把很大一部分居民排斥于发展之外。
因此，可以承认，市场规律代表着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尽管只局限于受惠的阶层，但从集体的观点来看就根本谈不上合理。这种看法的确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在中层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力图抵制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这种合理性肯定也达不到。
从需求的观点看也谈不上消费者的主权。在一种竞争制度下，谁也不强迫谁买他不想买的东西;在有条件采购时就购买想要买的东西。但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大部分是集体迷惑艺术的结果。这种艺术随着通讯与社会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而越来越发挥作用。受控制的主权!这种情况是技术的矛盾现象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技术用于提供信息，但同时又用于歪曲信息。这种矛盾现象的消极性与消费者主权方面的积极性相对立。而在为消费社会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却没任何的抵消物。
市场实际上缺乏社会视野。在一个具有这种视野的体系中，也就是能按照集体的合理性解决积累问题，并同时逐渐缩小巨大的、结构性的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机制。
当然，不能用改变市场的传统名称的办法来赋予它这种视野。现在外围的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正在谈论关于社会市场经济。这是我们这些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智力依附现象的新证据，因为这种词语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中用过的。在那些国家——除了某些角落之外——主要是由于长期的资本积累已经消灭了贫困。然而，尽管分配冲突发生了令人惊恐的变化，但那里发展的社会内容却是很高的。外围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当然，市场不是巨大的分配差别的责任者，也不是浪费积累潜力、阻碍下层的社会结合的责任者。虽然发展的重大缺陷在市场方面反映出来，但市场既不是责任者，也谈不上有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存在。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市场的背后、在社会结构之中有什么东西。
当人们思考一下就会知道，在使用暴力来恢复体系的运行、牺牲广大社会阶层的消费来使上层恢复甚至提高其在特权消费社会中的地位的情况下，这种不协调还要严重得多。
市场也不具有时间视野。当企业估量对它们更为有利的联合形式时，没有把它们的决策对生态和人类环境以及对可耗尽的自然资源的未来拥有量造成的后果纳入生产成本之内。企业的经济效益观通常不会比它们的直接利益相去多远。企业的直接利益应当区别于从长远观点考虑的集体利益。市场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机制，但任何时候也不是或不可能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
总之，把体系的缺陷归咎于市场是不正确的，市场主要是这些缺陷的表现形式。市场可以是经济效益的手段，但不是社会效益的手段。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有时候人们以为，为了避免这些缺点，在体系的改造中将有必要取消市场。
取消市场将必然导致由体系的最高层来决定应当消费什么和应当生产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经济自由，会带来很严重的政治影响。
新古典派的信徒们不但谴责国家干预，而且谴责国家过分膨胀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过分膨胀大部分是体系本身及其主要缺陷的一种赘生物。因为劳动力除了借助于他们的工会权力之外，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以谋求通过享受国家的社会服务来纠正他们在分享体系的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成果方面的软弱地位。此外，劳动力还从政治上向国家施加压力，谋求虚假的就业和提高收入，以抵消体系的动力不足。
当然，国家过分膨胀意味着浪费资源。在体系的改造中这些资源理应用于积累。但是，为什么只突出强调国家这方面的问题，而不同时涉及特权消费社会中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中心对收入的榨取呢?
新古典理论再度获得了威望，并企图解决我们在开始时谈到的经济进程与民主化进程之间的那个矛盾。鉴于民主化以及群众随之取得的工会与政治权力严重地危及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因此，通过使用暴力取消民主化，使体系在上层的统治权力下恢复正常运行。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
社会与政治代价是高昂的。不过，经济自由主义这种无可怀疑的威望是通过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和冯·哈耶克博士这两位知名教授的理论方针而获得的。他们是政治自由及其固有的人的价值的伟大捍卫者。怎么能对他们表示异议?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们的学说表明，这种政治理想与生产资料集中于无所不知、权力无限的国家手中并由它来经营是不相容的。
我们所不能赞同的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疏忽。实际上，他们不承认他们所宣扬的市场规律的作用在外围导致生产资料的私人集中和一种不能接受的社会不平等。而运用体系所提供的唯一手段——工会和政治权力来谋求纠正上述缺陷，又引起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使用暴力并取消民主化进程及其固有的伟大价值。这样一来，特权消费社会赖以支撑的剩余的动力又得到恢复。在体系内部没有别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由此就产生民主化与外围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分配制度之间的矛盾。
经济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也扩展到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理论始终无视导致外围的外部瓶颈的结构性差别，也看不到在中心、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的霸权统治下对国际分配过程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权力关系的作用。对新古典理论来说，下述主张虽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毕竟是自相矛盾的，即它主张用经济自由来促进跨国公司在外围扩张，似乎跨国公司是外围市场上自由竞争最地道的表现。
跨国公司早已有之。过去它们在外围开发自然资源和经营公共服务而获利，在一定程度上现在还在这样做，如今它们又利用那些在中心行将过时的技术革新大发横财。它们的独霸性是昭然若揭的。
然而，如果没有特权消费社会，跨国公司在外围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也为特权消费社会的兴盛帮了大忙。实际上，在跨国公司和这些受惠阶层之间正在结成一条强有力的利益纽带。
我们应当处置好。跨国公司这种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应使我们在对它的阐述方面走得太远。如果跨国公司像变魔术般地在外围消失，剩余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体系的排斥趋势与冲突趋势也不会因此而消除。中心与外围关系中的那些结构性差别也不会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而得到纠正。不过，毫无疑问，种种人所共知的依附现象将会减轻。
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简短引述
不可否认，新古典派理论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正如我一直坚持认为的，这是一种建立在远离现实、特别是远离外围资本主义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理论。当一个人面临发展的种种难题时，便对这种理论的如此状况表示遗憾。这是因为，如果经济力量在没有障碍和干预的情况下的自由与自发作用能够导致一种理想的平衡，那我们就无需面对如同我们面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就是简单化的诱惑力，也是种种简单公式的巨大危险。
那些处在对立一极的人们中，有许多人也摆脱不了简单的公式。我很理解，在社会政治争论中人们力图用这种形式来表述复杂的和不易理解的理论。此外，这种争论的需要往往导致把那些公式升华为教条式的观点，因为反复肯定这些教条往往具有很大的渗透力。
马克思激烈地反对他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矛盾;这些矛盾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先是被社会主义而后是被共产主义所战胜。他就是这样来领会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规律的。
马克思指出的中心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种种矛盾的理论有效性如何，可以姑且不论。即便马克思的智力和观察能力再强，他也不能预言外围资本主义的矛盾。
马克思关心生产技术的演进现象及其对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影响。但是，技术向世界经济的外围渗透的现象及其伴生的矛盾没有进入他的脑际，而且我不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能进入他的脑际。然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助于阐明这些现象以及技术渗透在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引起的变化的后果。
应当把作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改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别。
在拉丁美洲往往是后者占上风。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不多见。人们更倾向于一种教条式的重复，并且也这样地重复着剩余价值观点，而不想致力于更新。
马克思被他从事写作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活力中心巨大的分配不均和英国群众的极度贫困所打动，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生产资料所有者付给劳动力的工资低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时，就剥削了劳动力。剩余价值衡量出这种剥削的大小。
马克思的确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得到启示。根据这种理论，产品的价值是由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在这种论点引起的重大争论中，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证明它逻辑上站不住脚。下面是他们的决定性论据。鉴于劳动不是同质的，一些产品和另一些产品相比较的话，产品的相对价值不可能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如何把劳动质量的差别、对生产过程贡献的差别放进去呢？那可以根据这个劳动的不同质量的报酬来评定。又如何按照剩余价值理论来确定这些不同的报酬呢？那很简单，根据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来确定。由此就提出新古典派的反驳：一方面，价值代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另一方面，不同质的劳动由这些产品的价值相比较来衡量。换一种说法就是：价值由劳动决定，劳动由价值来衡量。
在新古典派谋求建立一种合理的分配理论的努力中，他们以为彻底摧毁了剩余价值观点。马克思纠缠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之中，并想找到一种关于剩余价值的科学解释。可是，他陷入了那种原则的反复。实际上，如同我在说明我的剩余观点时所力图证明的那样，无法用一种价值理论来证明对技术进步成果的占有现象。虽说马克思以为给了这个现象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实际没有做到，他的论点的政治意义却是巨大的。
马克思非常坚持因剩余价值引起的资本积累的自然趋势。请回想一下他对于那些为了积累而节制消费的理论、资本主义为积累做出牺牲的理论所持的讽刺性的轻蔑。我认为，这种趋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典型趋势。那里提出的重大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冲突性趋势，因为即便还有巨大的资本需要特别是社会资本的需要尚未满足，但满足这种需要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演进是不矛盾的。
相反，在外围资本主义中，面对着特权消费的压力、生产技术引起的越来越高的资本密度的要求以及人口的过快增长，积累显然是不足的。这就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是分配的要求，其特点要比中心更加尖锐得多；二是进行巨大的资本积累的要求。
互相矛盾的要求体现着一种非常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把上层占有的和中心榨取的剩余用于收入再分配；要么把剩余用于资本积累，舍此就不能扩大生产机器并以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吸收被忽视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与动态的再分配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前者具有不稳定性、暂时性，且范围有限，后者则是使群众的收入持续增加的唯一形式。
应当理解列宁在面临当时广阔的苏联外围的种种问题时的困惑。在马克思看来，充分的资本积累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完成。列宁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稳妥地解决积累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这件事轮到另一个人用强硬手段来进行。列宁同时还看出由工会独立经营企业的必要性，正如在他的后期所表明的那样，他对国家迅速膨胀感到担心。与这种担心完全相反，斯大林终于取得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也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敌视态度所促成的。
不管正统社会主义的演进情况如何，看来它已不可原谅地远离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由于摧毁了资本家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国家走向消亡。
那么，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是什么?马克思的确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古典派倒是更为明确：一切都将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中由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第二节 对本书论点的异议
关于外围资本主义中经济进程与政治进程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论点，以及我以前的文章的其他一些结论，引起了可以理解的异议。实际上，人们常常论证说，我的解释只涉及外围的某些较先进的国家，而根本不能扩展到其他国家。现在有必要来澄清这一点。
有些国家正处于社会结构变动的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主化进程蓬勃发展，所有那些最终引起危机的再分配后果也都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深入的阶段，不能和以前的那些阶段混为一谈。
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可以看到，上层的权力还在社会结构中居统治地位，民主化进程和分配冲突还未表现出来，或者才刚刚表露。
最后，还有一些国家，那里民主化进程正在发展，但面临着强大的障碍。在那些地方民主往往徒具形式，实际上被上面以不同的方式操纵着。操纵方式之一是接受那些可能威胁上层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各政党的头头联合起来以捍卫上层的利益。
对剩余的占有与分享制度存在于所有这些情况之中，只不过其演进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制度是外围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不论它的结构变动阶段如何。我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危机上，是为了强调说明，在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走向危机的明显趋势。
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些差别并不是各国之间存在的唯一差别。对剩余施加影响的外部条件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国家，即便民主化进程已深入发展，分配冲突仍得到缓解，从而削弱了走同危机的趋势。
人们对于我关于作为体系的危机特点的社会性通货膨胀的论点也提出了反驳。我坚持认为，当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发展时，货币正统派是无济于事的。这的确是一个使人吃惊的结论，对我本人尤其如此，因为我在过去、在不同的情况下，曾借助这些原则来求得货币稳定。在劳动力和国家的分享权力尚未取得重要发展的那些结构变动阶段，正统派是有效的。但是，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没有遇到重大限制的时候，正统派便失去效力，变得事与愿违。
我不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要求对体系做某些简单的修饰。因此，必须正视一个十分严肃而困难的问题。即体系的改造问题。
对我来说，这个结论是一种最后的考虑的必然结果。新古典派的选择是将他们那迷人的宫殿建在空气之中。他们所设想的调节原则无可挽回地背离了现实。用这样的原则既解决不了积累问题，也解决不了分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在权力关系不受限制的、专横的作用中也得不到解决。权力关系的这种作用也缺乏一个调节原则。调节只能是一种集体决策的结果，并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国家的体制改造。
体系的改造
基于这些考虑，我把本书的最后部分用来阐述改造理论。我之所以强调改造理论这个术语，是因为与人们通常归功于我的相反，我不是在提出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发展选择，以便作为有效的公式去应用于拉丁美洲现存的各种不同条件。
虽说我很重视新的模式，但我的宗旨却不是这个。我是想提出一种可能的改造理论的某些要点以供理论探讨。然后才谈得上考察在每个具体国家的客观条件下哪些东西具有可行性。
体系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对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基础上。为此，我正在寻求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而这种综合迟迟没有到来。从总体上对积累和分配进行调节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市场作为有效的机制，但不是作为发展的最高调节者，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
这一点尽管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改造的政治含义。我不是指实现改造的形式。形式问题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事，尽管我认为，将对此施加重大影响的是现实的客观条件。我所指的主要是从政治观点来看的新体系的实质。它是否和我们的民主及人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它会不会适应于一些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
分配平等，发展的活力，以及一种真正参与制民主的新的制度形式。这些就是在改造理论中指引我的重大目标。不过，我不想先谁那些到时候将会讨论的问题，我只想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确定我的思想的方向。
应当明白，一切都非常困难，非常复杂，并将在外围遇到种种巨大障碍。然而，还有别的方式来消灭现行体系的排斥性和冲突性趋势吗?有什么局部的改革能在不导致剩余的社会使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吗?
我在前面提到了发展的活力。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以便消除某些令人遗憾的混乱。加快发展，给发展以活力，并不意味着前面必须有发达国家的形象。把一个正在那里受到严厉批评的形象当作目标或许更糟。而那些批评很大程度上还是在没有用很严格的价值标准来检验这种形象的情况下的自我辩护。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集中阻碍政治权力的真正扩散的社会的形象，走入歧途的、奢侈性的消费社会的形象，环境污染和开发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形象，一种巨大的城市集中的形象。一直在鼓舞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正是这种形象。
物质刺激也超出经济体系之外、正在渗入它不应当渗入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一切还会随着发展的加快而更形加剧，虽然不会根本改变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任务。第三节 我的发展思想的演变
我刚才概述的这些思想以及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其他思想，代表着我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漫长历程的又一个阶段。我这方面的思想是在1949年我进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以前几年开始的。
在开始阶段，世界大萧条曾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为对付那次萧条的极其不利的反响所迫，我不得不逐步抛弃我年轻时在大学里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论。
那次危机的教训促使我后来对外围的发展、外围的巨大外部脆弱性以及与中心的关系等进行思考。
在我面前有着拉丁美洲发展这个广阔的、几乎不曾探讨过的领域。必须探讨它并确定它的轮廓。那轮廓是很不确定的、模糊的，就像发现这个大陆时最新绘制的地图的轮廓一样，逐步才精确起来，直至与实际相符。
于是，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逐步扩展自己的知识，观察新的现象。而这样做又几乎总是因为需要——有时是无法延搁的——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所促使，并从一批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合作与批评中得到鼓舞。他们大部分是拉丁美洲人，当时正在摆脱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的束缚。
就这样逐渐出现了某些理论上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每一个又都是其他新贡献的起点。这个进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并多次被实践的义务所打断。因此，一些思想就逐步沉淀下来并获得了坚实性，直至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现在是把一种总的发展理论连接起来，它吸收了那些断断续续的理论贡献，并且超出了经济的常规范围，以便把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因素结合进来。不这样做，便不能正确地解释复杂的实际现象。解释这些现象首先是为了给体系的改造开辟道路。
在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使我得出这个总的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哪些呢?现在有必要提及这些贡献。
我是以下述考虑作为出发点的，即外围资本主义是依照过去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格局所安排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附加的、附属的资本主义，是在先进国家的霸权和市场规律统治下从属于先进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过去实质上是向心性的，现在仍然是这样。它的动力尽管是很重要的，但不足以使得外围能推动自身的发展;外围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创造自身的动力，打破过去的那种格局。
为达此目的，外围必须实行工业化，这就是有意识地去做中心的动力未能自发地导致的事情。
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工业化已经蓬勃兴起。但是，在拉丁美洲内外引起强烈的抵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出了这种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要求的合理性。这种要求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相连的。农业部门因技术进步而使生产率增加得越多，工业化就必然越是强烈。否则，农业价格相对恶化的趋势会加剧，从而遏制农业的扩展并影响发展速度，对劳动力的生产性吸收也将发生困难。
于是我们努力让人们懂得，鉴于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质，适当地保护新的工业以补偿其较高的成本就成为必要。
这就是替代进口原则。内向发展观念就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因为对拉丁美洲整体来说，当时实行外向发展似不可能。替代是存在于中心的、不利于外围出口的条件的一种结局。
然而，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们也认为，在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巨大可能性;最终目的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共同市场。扩大市场和竞争将使得成本下降，直至工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毫无疑问，工业化是在带有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发展的。但是，由于工业化，才得以取得高于向中心出口初级产品所能取得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因工业产品成本较高而损失的收入，远远小于因经济的总产值的增长而带来的收益。
所说的缺陷主要在于过分的保护和工业化的不平衡，鼓励了替代而没有给予制成品出口以同样的刺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就公开地这么说。
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发展规划的思想。我们的确并不否认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个机制不能使人预见到发展引起的结构性变化，也不能实现为推动发展所必需的那些变化。因此，增加规划手段就势在必行，既是为了提高资本积累速度以应付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防止它的后果。
事实上，积累速度是不够的，这不仅是由于外围发展当时所处的初期阶段，还由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和引进了某些工艺技术。这些工艺技术要求更高的资本密度，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收。
这些就是我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论点。如我在前面说过，是在一批很杰出的合作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提出的。这些论点曾在拉丁美洲内外受到很多人批评。尽管这些论点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但依然保留着它们的价值。
在初期的那些年月，通货膨胀也曾引起我的关注。我们抨击来自中心的货币正统派的建议。大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从中产生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结构主义论点。但是，我们不善于向正统派提出一种不同的有效选择。在还没有彻底深入社会结构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有条件这样做。
不过，问题还不限于此。在我们的文章中显然还没有出现收入分配问题。在我们的头脑深处甚至还留存着一种新古典派的残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的活力本身会自发地导致分配平等。我们也的确议论过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不仅阻碍着技术进步的渗入，而且自身就造成一种很大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我们的研究也只是到此为止。
在尔后的一些年里，事实使得我们扩展了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果断地论及了这个问题，承认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化，仍有广大的社会集团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并探讨了这种现象的经济与社会学的原因。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在说明不平等问题时曾赋予经济结构一种重要的作用;然而，那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观点，它没有扩展到把整个社会结构包括进去。那些年中，一种实质上是发展的经济理论的偏颇观念在我思想上占了上风
这种更广阔的发展观使新古典理论未能澄清的疑问显露出来;然而，我不能继续我的理论思考，因为在联合国担任的新职责使我离开了拉丁美洲。在联合国的工作中我得以利用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获得的知识。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直至我又重新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其他问题，并理解它的动力。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规划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仍继续从事他们的任务，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在这本书中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结果。在这篇《引论》的第一部分我曾力图介绍这方面内容的要点。有一些研究结果我曾在刊于《拉美经委会评论》的文章中做了阐述，并请一些很有权威和洞察力的同事进行了批评。他们的批评使我进一步深化和阐明了自己的思想，直至将它们提炼在这本书中。
在最初的论点中突出了中心-外围格局。尽管最近这些年中我尽力以批判的态度审查自己的思想，力图更新它，使之符合于实际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吸收他人的思想，但是，我未能放弃我最初的理论革新思想所赖以形成的中心-外围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继续有效，尽管需要继续努力来吸收一些新的要素，使它有更大的连贯性，并把一些分散的片断归纳成一种系统的介绍。
谈谈这个理论概念的由来或许有点意思。从我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起，我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动所吸引。我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后来，当从世界大萧条的时候起我不得不在同样的现实中采取行动时，我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我常常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但不能解释那种现实，而且还妨碍我去考察它。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国的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运动并纠正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经过多年的行动之后，我曾得以退隐并思考我自己的经验。于是，我确信，在工业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它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中心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力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相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显然，我任何时候都不曾想要建立一种外围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想抓住一些必需的理论要素加入到总的周期理论中去，使这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些理论要素中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具有首要的意义。
不过，现在不是详细叙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而是应当说说我是如何在中心-外围概念方面逐步取得进展的。虽然资本主义逐渐学会了对周期运动积极地施加影响，但是，归根到底，周期运动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生长的典型形式。这种考虑自然地使得我给予上述概念一种更加广泛的范围，从对波动的考察转入对发展现象本身的分析。
中心-外围的理论模式的最初要素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理论模式后来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和修改，现在我力图在这本书中对它加以更新并给它增加一些原先没有的基本要素。第四节 一种总体发展理论
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坚持避开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超出经济理论的范围。这种学说上的洁身自好使得他们抛开其他一些对于理解发展的动力来说是实质性的因素。可是，发展现象不可能仅仅用一种经济理论来解释;必须有一种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全部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总体理论。
外围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由于这种特殊性，从外围的观点来看，在中心提出的理论就具有一种想获得普遍意义的虚伪企图。我们从最初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时候起就持这个论点，后来对事实的观察更使我们充分地肯定这个论点。新古典理论没有给自己提出探索外围现实的任务，因为新古典派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的信徒们是五体投地地接受这种理论的。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涉及外围，对马克思来说，英国中心的资本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凯恩斯的理论革命把重点放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中储蓄过度的趋势上，这显然和外围不相干。
因此，我们需要自己努力来进行理论创造。不是要抛弃中心的理论，而是要承认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应当建立一种把中心-外围格局及其全部复杂性包括在内的理论。
我们那种对中心的理论囫囵吞枣的渴望——这是古里埃里的巧妙说法——是我们的模仿性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我们想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把中心的理论当作已经揭示的真理拿来，而不考虑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中心的、与一种很先进的结构相适应的东西被扩散到外围国家来。既扩散技术、消费形式及其他文化形式，也扩散各种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
可见，把发展封闭于一种经济理论的狭小天地之内可能是不利的。如果说，理论家们有时是出于方法论的原因、有时是由一种可以解释的专业化的欲望所驱使，而分头去考察各种不同的因素，那么，现在就要求对所有这些因素及其错综复杂性做整体考察并揭示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必须这样做，以便更加接近于想要加以改造的这个现实。设想外围发展的经济解决办法而抛开其他那些成分，是一种可悲的愚蠢。眼下我们又确实还没有摆脱这种愚蠢。人们又在说，消灭干扰经济力量自由作用的政治和社会障碍吧，体系将会获得充分的效力!仅仅为了让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发展，就得牺牲民主自由主义及其对个人自由与人权的保障。第五节 政治周期与改造
然而，由于使用暴力逐渐失去作用及其所带来的反响，这种政治上的倒退不会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回到民主化终究是势在必行的。不过，如果恢复民主而不伴随着对体系的一种实质性的改造，我很担心会重新导致权力关系的专横作用。
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要很久，经济的正常运转可能再度被打乱，社会平衡陷于瓦解。
我深感忧虑的是，体系因其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周期的循环，民主化阶段与政治镇压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阶段互相交替。
面对这样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前景，我们这些关心外围发展现象的人们有着重大的职责。这种职责我们迄今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究竟给政治当事人提供了什么样的选择来克服体系的危机?只有两种极端的选择。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择，它要求毫不留情地牺牲民主自由主义;另一种选择是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并由在国家上层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集中经营。这样一来，这种政治权力就成为无可争辩的了。
在前一种选择中民主化进程被中断了。在后一种选择中，民主化进程被一种与政治制度和人权根本不同的观念所取代。
因此，应当理解某些人的苦恼和困惑。这些人感到，人道主义最重大的成就之一的进展，虽然包含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但还是没有导致体系现在还不曾有过的一种分配道德。
在先进的政治潮流的演进中现在似乎出现了新的方向，民主多元论的概念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但是，如果在一种正统社会主义体系下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领导国家的少数人手里，多元论有可能吗?
我终于确信，生产资料的这种集中与经营是和民主的发展不相容的。我们因而不能回避上述职责，当然必须寻找另一条道路来改造这个体系。
毫无疑问，这就要求变革权力结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变革，任何根本性的改造都不可能实现。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改造体系的含义是什么?这一点正是应当以明确的客观态度——当然不能脱离人的巨大意义——加以讨论的。但是，必须这样做，从而了解这个需要改造的体系，并确切地知道它的重大缺陷之所在。第一部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拉丁美洲外围第一节 中心的动力
外围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过，它是在和中心大不相同的条件下发展的，由此而产生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技术在其中起重要作用。随着技术在中心的发展，中心的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动。这种情形在外围国家也同样出现。当中心的技术过了很长时间渗入外围国家时，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相应的变动。
通过这些不断的变动，可以看出某些重要的不变因素。下面我们来谈谈一些主要的不变因素：
中心的动力尽管对外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这种动力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实际上，这种动力只有在涉及中心的统治集团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推动外围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向心性顽强地表现于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之中。技术进步产生于中心，并倾向于把由此带来的愈来愈高的生产率的成果集中于中心。由于与生产率提高相伴生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工业化也集中于中心。工艺技术的不断革新使产品与劳务的生产越来越多样化，从而给工业化以刺激。
因此，在自发的发展过程中，外围就逐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
这种现象不只是一种有意的排斥，是市场规律在国际范围内起作用的结果。
到后来，由于国际危机的结果工业化得到发展，外围也逐渐被排斥于中心的大量工业品贸易之外。外围不得不学会输出制成品，并且显然是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这样做，因为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心的交换对消费形式国际化的推动要比对生产国际化的推动大得多。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在外围发展中已经出现并继续存在的外部不平衡的固有趋势。人们曾力图先是用替代进口、后是用出口制成品来抵制这种趋势。
中心还很少通过在自身生产结构中的某些变革来鼓励外围的制成品出口。中心由于不给这些制成品开放市场，迫使外围继续替代进口。替代不是一种理论的选择，而是由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强加的。它仅仅是在一片支离破碎的外围中每个国家的狭小天地里、在损害其经济合理性与发展活力的情况下付诸实行的。
中心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意识形态利益、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些利益在中心构成一张网，从这儿产生出中心-外围关系中种种顽固不移的依附现象。
在中心-外围关系中，中心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外围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些权力关系的活动中前者的技术与经济优势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与技术演进及其扩散相伴生的结构变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外围，这些变动除了在自身的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以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展所特有的内部冲突趋势向中心蔓延，并在中心引起那张霸权网的反作用时，这些变动就会带来某些引起混乱的压力，这便是那些依附现象的明显表露。
不论在中心还是在外围;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依旧占居主导地位。它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领域的功效当然不可否认。然而，市场尽管有其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外围的发展以及外围与中心的关系的最高调节者。
这一点在中心当前的危机中是很明显的。市场未能对技术引起的矛盾现象做出反应。技术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物质福利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对可耗尽的自然资源不负责任的开发，生物圈的显著恶化，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后果。
市场规律也没有解决中心-外围关系中的重大缺陷，更谈不上克服外围发展的排斥性与冲突性的趋势。
应当把市场内的个人决策与凌驾于统治集团利益之上的市场外的集体决策结合起来。不过，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种远大的眼光，一种既在外围的发展方面又在外围与中心的关系方面进行改造的眼光。这种眼光来源于把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考虑有远见地结合起来的、意义深远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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