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德性：文学的传编著及其现代踪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毕新伟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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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德性：文学的传编著及其现代踪影试读：

内容提要

一批“科学文化人”本着“君子和而不同”之旨，在《851：我们的科学文化》中各抒己见，贡献出自己最新的思想和最具创意的文章。本书为第10辑，主题是科学与性别，内容涉及整容、身体史、就医、家政科学与性别政治等方面，还有科学文化最新图书信息与书评，以及相关学位论文摘要。

本书适合对科学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及相关研究者阅读。

主编致辞

女性主义科技史能带来新东西吗？

章梅芳

2003年，在刘兵老师的指引下，我开始涉足女性主义科技史领域。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其间，遭遇过不少的质疑，常常感到颇为有趣和无奈。

有些人对“女性主义”似乎有着天生的偏见，觉得从事相关研究者应该是飞扬跋扈的“女权人士”，甚至有些谈“女性主义”色变的意思。这让我想起，在国内的女性主义学术圈子里，曾有一些女学者给自己贴上“微笑的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似乎想借此向人们表明自己其实是很友善、很温柔的。在我看来，这一标签显得有些多余，不过你也可以视它为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无奈。至今，很多年过去了，一谈“女性主义”就联想到咄咄逼人、要权利要平等的强悍女性形象的人，依然普遍存在。

回到现实，我也确实常常能感受到女性主义想要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理想，依然困难重重。尤其是近些年为人母之后，这种体会变得更加深切。性别的生理差异、母职观念、性别分工传统等等，这些因素依然牢牢地将男女固定在不同的位置上。包括科技领域在内的各行各业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尽管如此，“科技有性别吗？”，面对这一问题，我依然无法肯定它在国内STS学术圈是否有了相对一致的肯定答案。因为近20年来，虽然国内研究中外科技领域的性别差异，研究女科学家和讨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文献越来越多，但坚守科学客观性观念的学者也依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性别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一样，是无法渗入科学真理的；妇女在科技领域的地位偏低，根本原因出在妇女自身，而非科学或科技体制的问题。

这样说起来，我是个悲观的女性主义者。无论是女性主义者的形象标签、现实行业中的性别偏见，还是关于科技与性别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中国，似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也迫使我常常反思女性主义的前路究竟在何方。然而，反过来想，也许正因如此，女性主义学术才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我看来，女性主义学术始终应该是关切现实的。

关于女性主义的学理意义，在学术界当然也有过不少质疑的声音。本书主编江晓原老师是一位开明宽容的师长，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他就曾很认真地向刘兵老师和我发过一次难。据他的记忆，那是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最终他认为我们没有成功地说服他女性主义如何使得科学史研究别开生面。我想大约有很多同行有这样的疑问，江老师是一位严谨的人，他的认真比那些提起女性主义一笑而过的态度更让人暖心。他的提问很好地触发我去思考女性主义最核心的学术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女性主义安身立命之本。当时没能很好地说服他，我相信他不会认为是因为“他的学术偏见顽固不化”。若干年过去了，江老师和刘老师谈起我的那本《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时，提出“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带来新东西，只要它能够对已有的结论或图像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甚至只是提供一种新的描述方式，就有存在的价值——何况我们可以将‘新的解释’或‘新的描述方式’本身就视为‘新东西’的一部分。”江老师的这个转变，虽然显得不那么让人过瘾，但还是让我欢欣鼓舞的。至少，他认可女性主义科技史给历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新的描述”或“新的解题方式”。

大约是在两年前，江老师和刘老师商量着在《我们的科学文化》系列策划一辑与“性别和科技”相关的论文，并由我具体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这显然表明了江老师对女性主义的宽容。去年7月，京沪两地从事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在上海汇聚，讨论科学文化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商定《我们的科学文化》的出版宗旨等重要问题。其中，也包括进一步落实这一辑的出版事宜。其间，我先后联系了白馥兰和傅大为两位教授，他们是研究性别与科技史、性别与医疗史的国际著名学者，并经由傅大为教授的帮忙，联系了王秀云、秦先玉两位老师。他们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请求。在此，我也对他们的慷慨支持深表谢意！

如此一来，本系列“性别与科技”专辑共囊括了6篇文章。其中，刘兵老师和我的对谈，讨论了在STS和性别视角下研究整容技术的理论立场、可能的研究问题及其意义。白馥兰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的研究文章考察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缘起、目标、概念与方法，探讨了人类学视野下技术与社会性别的相关议题，尤其强调技科学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这两大理论分支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相互借鉴意义。傅大为讲述了西方近代身体史的研究和贡献，继而探讨了台湾地区近代身体的建构和前近代身体史的消失问题。王秀云以“宁死不就男医”为例，讨论了近代西方医疗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性别规范与半殖民医疗之间的复杂关系。秦先玉从多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农户与乡村地区电饭锅“少用”现象，强调美援家政学“科学厨房”思维以现代和科学观念解释推迟现象的不适性。陈瑶、章梅芳以“衣”为例分析了民国时期大众媒介中的家政科学与性别政治问题，认为其时轰轰烈烈的家政教育和大众媒介对家政知识的传播尝试以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改造家庭事务，培养具有科技新知的女性，但实质上仍然以延续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观念而非以女性的解放和独立为旨归。

这些文章同时包含对性别与科技研究的理论概述和丰富的案例研究，期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之后，能对“科技是否关涉性别”“女性主义科技史是否能提供新东西”等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观念和现实的改变都是缓慢的，但只要有改变，就有继续下去的动力和希望。2017年5月9日于北京

性别视角下的科学技术

□　时下，我们常常在各种媒体上见到关于整容的话题，内容多半是哪位明星、哪位网红整成了锥子脸，或者哪位明星的脸又肿了、歪了，下巴又掉了，或者是又有哪位女性整容失败，变得面目狰狞甚至丢了性命，如此种种。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这类新闻已变得司空见惯，整容早已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心细的看客，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这类新闻的主角虽然不能说全部，但至少大多数都是女性，整容似乎和女性画上了等号。事实上，整容这件事儿古已有之，并不新鲜，西方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业已对整容一事有颇多研究。然而，当整容在当下的中国变成某种时尚时，对它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性别视角的分析，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　确实，整容虽然在一般性的用法中可以将其对象与任何需要整容的个人相联系，但在这个词目前最经常出现的语境下，几乎就像“减肥”一样，显然又是和众多追求美貌的女性相关。因而，这应该是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可惜，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国内就此问题所做的很有吸引力的研究。

在具体谈论整容问题之前，我倒是想先谈谈相关的研究问题。在设想中，对于整容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它会涉及审美、文化、经济，当然也直接涉及医学。在考虑到性别问题时，性别视角的研究自然不可缺少。总而言之，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STS问题，无论是关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那种传统的STS，还是对于科学和技术更带有反思性的那种“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尽管如此，那么，在国内的STS领域中，或者说，在像与之密切相关的科学哲学等领域中，为什么整容没有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呢？对此，你怎么看？

□　是的，整容应该是STS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比较而言，国内STS领域的确很少有学者关注整容的话题，科学哲学领域更是如此。我想，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这里我思考的大概有这么几点。

首先，为什么不是STS和科学哲学界，而是历史学、社会学、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关心“整容”这个话题，本身已表明某种潜在的、看不见的区分，即在科学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区分，尽管STS的本义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国大陆的STS研究在自然辩证法和默顿传统的影响下，更着重关注对科学自身的组织结构、科技体制、科研伦理、科学家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等问题。在此历史背景下，“整容”更多地被视为社会话题和娱乐话题，关于这类问题的研究自然被认为属于社会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的任务。

其次，与此相关的，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虽然国内社会学、历史学、性别研究等领域的一些学者已将“整容”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却很少有人深入讨论其中涉及的整容科学与技术问题，很少有研究去挑战整容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合理性。这便涉及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即国内学界对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和客观性观念的乐观坚持，也就是科学主义的问题。在科学主义观念的与境下，整容与科学技术的密切关联被忽略。即便国内科学哲学界已经对科学主义有较多的批判，并且近年来STS领域开始关注转基因、核电、大数据等关涉全世界安全发展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议题，这些研究也依然很少去反思和挑战科学技术本身的合理性，常常于无形之中保持着“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之间的界限。之所以会如此，亦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可想而知，在此科学观的视野中，整容虽然也会涉及一些科学技术的成分或可讨论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审美、娱乐、性别、历史和社会问题，因而可能被认为需要的只是“外在”的解释与研究。

第三，这里亦可看出国内STS领域对大科学、大技术的社会问题的重视，而对普通公众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具体技术问题关注较少。这同样关涉学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是上述科学主义观念的一个延伸反映。事实上，STS研究更需要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近年来，国内科学实践哲学、人类学、女性主义学界均开始倡导地方性知识研究、日常技术研究，这是一个新趋势，整容或可成为其中案例研究的选题之一。

最后，由上面的讨论还可看出，国内STS和科学哲学界对整容问题关注较少，多少与女性主义在这两个领域遭遇的误解甚至不太被接纳有某种相似性。类似的话题和学术领域依然在边缘，从事中心研究议题的学者多少会带着些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也可能是焦虑与不安。对于女性主义学术的边缘境遇，您的体会一定比我的要多，原因您也一定知晓得更深入。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些想法，或者说您对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如果将“整容”作为国内STS研究的对象，您认为与已有的一些社会学、历史学和性别研究的成果相比，在研究思路、切入点等方面可能会有哪些不同？

■　看来，和在观点上比较一致的人谈起来就是相对要容易一些。当然，作为对谈来说，代价则是由于在观点上的冲突少，对话的张力要弱一些，因为在冲突中展开对话，在交锋中阐述各自的观点，会有另一种意味。因此，在这里我们只好把那些我们想批评的东西，作为我们设定的对立面来进行分析了。

我完全同意你刚讲的几个原因。差不多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正是由于这些在如何看待科学和技术，如何看待科学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大科学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技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和性别等的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我们这里“主流”的STS不太去关注像整容这样本应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设想，从STS和性别视角去研究整容问题，有哪些可能的切入点。正如你前面所说的，传统中，整容更多地被视为社会话题和娱乐话题，只有改变了科学主义的立场，不再秉持那种将科学和技术本身和其应用之间的“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割裂开来的立场，同时必须考虑到性别因素（这是由于这一话题直接涉及的现实所决定的），才可能对整容问题真正做出有价值的STS研究工作。只有在这样的基础立场之下，这才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

其实，就整容来说，按上述方式可以研究的子问题（包括这些问题形成的背景）是非常多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中，就已经包含了诸多可分析的内容。比如，为什么不说“男”为悦己者容呢？显然，只有从性别视角，才可以看出其深意。而基于医学发展而出现的现代整容技术，恰恰是在并不置疑“女为悦已者容”这种说法的价值判断的前提下，为之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技术支撑。

□　的确，摆脱科学主义立场能为我们当下的STS研究，尤其是案例研究带来很多有趣的变化。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的，包括整容在内的很多新话题将自然地进入STS研究的视野。事实上，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已例证了这一点。

女性主义对整容问题的关注是多方面的，您提到的“女为悦己者容”即为其中之一。它关涉社会对两性角色身份的不同定位，由社会性别观念与结构附加在个体之上的性别定型和劳动分工使然。无论是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还是当下的“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之类的观念，都将女性导向对家庭空间内依附性角色的身份认同。国内妇女学界对此问题已有很多的讨论。然而，诚如您提到的，整容技术和医疗话语在这其中起到的支撑作用却很少被关注，这恰恰是STS研究可以切入的重要方面。

如果抛弃对科学技术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的坚持，科学技术话语在整容广告、整容手术、整容相关的社会舆论与影响等方面起到的强势性权威作用，及其与商业资本、社会性别观念、消费文化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都将受到关注，并变得清晰可见。为此我认为，国内女性主义STS学者如果对整容科技开展经验研究，首先应该深入细致地梳理并揭示这些隐秘而牢固的关联。

西方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很多学者早已关注具有父权制特征的整容手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剥夺和控制，他们认为女性是商业资本、男权文化及其审美需求的被动牺牲者。当然，亦有另一些研究注重强调女性主体的自主性，认为她们试图通过整容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改变自身境遇的目的，她们的行为是一种主动性的、有效的策略。类似于对辅助生育技术、赛博格等问题的讨论，女性主义常常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这两极之间摇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　问题总是复杂的。在现实中，在和一些女性谈及女性主义对于像整容（其实广义地也可以将化妆等类似的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技术方式包括进来）问题时，她们会争辩说，她们整容并非是为了别人，并非是为了取悦男性的审美，而是因为通过整容等手段让自己变得更漂亮，会让自己的心情更愉悦，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但对于像这样的说法，其实也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分析的。

例如，就像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经常可以遇到的一种被有些人混淆的情形一样，其实许多身为生理性别女性的人们的看法，并不天然地就是代表女性主义的立场。女性主义并非天然地因女性的生理性别而产生，反而是需要通过反思、研究而出现和传播的。这恰恰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之一。

在承认我们的社会整体上仍然是一个父权制的、男性中心的观念占主流地位的社会的前提下，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经常会潜移默化地、无意识地接受许多在实质上是男性中心论的意识和观念。甚至连何为漂亮的审美标准也是如此。但一些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对此并不一定有明确的意识，反而以为是在以女性的自主来控制着自己的行为和身体。

这里又涉及了身体这个在后现代话语中经常会遇到的复杂概念。进而，还会让人们联想到与身体问题相关的像赛博格这样也被女性主义学者所研究的、颇有些微妙和晦涩的理论。近来，你也对哈拉维的工作有所关注并写了研究文章，也许你可以对之进行一些解说。

但我前面说问题是复杂的，还有另一层所指。即我觉得，在现实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似乎还存在有另一种可能是有问题的倾向，即一些学者总是试图将某种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解说不分语境地一并用于改变现实。这反而可能会带来一部分女性（更不用说男性了）的某种抵制心理。也就是说，在一种多元化的立场下，女性主义的某些解说和分析，也并不一定要以另一种新的、一元化的方式在现实中成为另一种一统的中心理论。但在整容这件事上，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　您提到的现象确实很常见，我身边遇到的例子就不在少数。因为女性视角并不等于女性主义视角。很多女性甚至比男性更深受父权制思想的浸染，一些在父权制框架内获得较高社会身份的女性可能比男性更愿意维护这套体制。例如，贾府的老太君大概就可以看成是父权制的代言人。至于现实中的整容女性，她们大概不会去反思“美丽”会与“父权制”有什么关联，不会去思考为什么高鼻梁、锥子脸、双眼皮、单薄的身材就代表着“美丽”。这些美丽标准由谁引导？如何成为主流？可能会对女性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不是她们关心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实之中的饮食男女，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通常对这些问题表现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性。

不过，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去干预或改变这些女性的个人选择，更不能要求她们必须具有女性主义的学术眼光。这或许与您的另一层所指相关。女性主义倡导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并早已超越通过抹除性别差异去追求性别平等的阶段，当下的女性主义学术致力于实现两性之间的差异平等，并关注女性内部的异质性。因此，女性主义强调多元化，“科学”“技术”“美丽的标准”等都是多元的，反对西方科学一统江湖的霸主地位，强调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哈拉维等人明确提出过，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并不宣称自己的方案是唯一正确的、普适的真理，客观性从来都是部分的，科学知识是涉身性和情境化的。

具体到整容问题，我想上述多元化立场依然可以一以贯之。“美丽的标准”有很多种，只有当无论胖瘦，无论肤色黑白，无论单眼皮双眼皮，无论锥子脸国字脸，都可以自然、自在地存在，并被赋予不同的“美丽”定义，女性大概才不必刻意通过整容手术去实现某种标准化的“美丽”。在此背景下进行的整容行为，可能才是真正具有自主性的表现。打个比方说，在异性恋意识形态之中，同性恋被视为“不正常”和“病态”，同性恋群体的坚持与维权绝非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同性恋，而是希望同性恋能与异性恋获得同样的社会认可与尊重，而不是被妖魔化。实际上，类似缠足、减肥等问题，道理皆是如此。这个话题说得再远些，便与文化多元性、生态多样性的长远意义相关。

■　在你的这些解说中，是赞同基于文化多元化的立场去看待整容问题以及其他类似问题的，我是认可这样的观点的。不过，在现实中，我觉得有一些女性主义者确实有力图让某种女性主义的主张一元化的倾向，从而会显得比较激进，反而影响了一般公众对于女性主义的接受，甚至还可能带来某些误解和反感。这也可以算是在女性主义研究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吧。

更宽容一些地思考，一些女性主义者之所以会这样，也有其可理解之处。毕竟中国文化中也有“矫枉必须过正”的说法。只是，过得太多，还是会有负面的效果。

在谈了与整容相关的一些理论立场问题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从性别视角来审视科学、技术与像整容这些与女性关系密切的生活技术问题上来。

前两年，我曾指导一个硕士生，将其学位论文的工作集中在以科学传播和女性主义视角来对几个重要门户网站的女性频道进行研究上。通过研究确实发现，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的话，那些女性频道上有着大量内容或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或是真的可能借助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对女性的关爱为名，涉及对女性身体的各种“改造”。这里用“改造”一词似乎有些尖刻，但实际上，包括整容、化妆等，不正是基于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需求而对女性天然的身体所进行的修整（我有时甚至还会更尖刻地用“装修”一词）吗？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科学技术的手段，通过像医学、日用化工等领域的成果，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反女性主义的帮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来看，也可以说是某种残害。当然，即使不谈女性主义，在一般的伦理判断中，由于资本的驱使，再加上种种体制上的问题，尤其是在整容领域，以科学技术的名义而构成对女性的身体在日常意义上的残害，也是很常见的。

□　我的观点确实属于比较宽容一点的，不过有时候激进或许更能振聋发聩。一元化的倾向在学术上当然更容易引发强烈的不满，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彻底的替代与革命。女性主义学术在国内遭遇的误解确实比较多，从根本上讲，内含明显政治诉求的学术与科学技术本身乃至传统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等学科对客观性的坚守之间，存在着很难跨越的鸿沟，尽管后者并非真的能从方法论上做到客观中立和价值无涉。有时候，您或许会发现，即便是相对宽容的主张，也依然很难说服传统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传统范式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新的缺省配置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学术界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公众了。

我好像听您提起过带研究生做门户网站女性频道的事，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您提到的“装修”和“改造”两词，十分有意思。前者表明装点和修饰，与建筑装修意义接近，有点调侃的意味；后者表达的是改变和塑造的意思，对我们隐含着假设存在的“天然身体”的影响程度似乎更深一些。不过从另一层意义上讲，“装修”一词也有它绝妙的地方，因为它在身体与建筑物之间做了某种类比，这种类比潜含着将身体看作无生命之物的意味。这便让我联想到麦茜特的《自然之死》一书，身体其实和自然一样，一旦与生活世界的意义隔离，成为可以任意拆卸、肢解、装扮的纯粹客体，科技披着客观性的外衣通过整容参与对身体的“残害”，便缺乏了现实的伦理约束。

当下正缺乏您做的这类案例研究，深入描述和揭示科技、资本、消费文化等结合并参与身体改造的过程，比相关的理论阐述更有利于启发学界和公众思考。不过，做这类研究，往往很容易与医疗伦理、市场失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女性主义STS研究的独特性被遮蔽，为此，我很期待能看看这篇论文。

您的结论与女性主义对技术的批判态度十分一致。实际上，如我之前提到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包括哈拉维等人，开始强调要充分利用新科学和新技术为女性主义话语和现实目标服务。对此，瓦克曼等学者提出了针对性的批评，认为这种乐观主义态度忽略了资本与父权制结构的强大惯性。同时，也可能使得技术工具论的思想重新流行。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另外，联想到“赛博格”一词，我还想与您探讨，在当下的日常实践中，是否还存在所谓的“天然身体”呢？

■　关于女性主义研究中的“赛博格”问题，以及关于哈拉维的理论，我确实不算很了解，你曾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这个问题，还是等后面你先来详细地谈谈，我再接着评论吧。

但谈到这里，我又联想到另一个似乎可以算是更“广义”的“整容”问题，这就是当下流行的手机拍照里用“美图秀秀”之类的对自拍照进行PS修饰。或许，这可以称为“虚拟整容”吧。也许在物质的意义上，这种整容对身体没有什么直接伤害，但在其背后的文化含义方面，却可能与真实的整容有许多相通之处。前两年，我曾看到过有人写的对“婚纱照”的高价与流行的视觉文化分析，其实那也与“美图秀秀”之类的手机美图软件的“整容”有类似之处。（在现在这种婚纱照里，照片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真身哪还有几分相像呢？）对于这些延伸了的“整容”，我想，也是可以进行性别视角的分析研究吧。

□　既然您提到，那我就说几句与“赛博格”有关的讨论。赛博格女性主义关心的议题很多，我这里只讨论与咱们对谈有关的两个问题。第一，女性或女性主义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新的科技，包括信息技术或整容技术，去获得或实现性别平等？对此，哈拉维给出的答案是乐观的。她认为，通过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中性别平等有可能实现。而其他学者如瓦克曼则认为，现实世界的资本与父权制结构依然会在虚拟空间产生无法忽视的影响。如同整容，当你整容成功，获得了“理想”的身体，甚至因此收获了幸福的爱情或如意的工作，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性别规范依然在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性别平等并不会因技术发展而得以实现。相反，如同我们强调的，科技更可能是帮凶。当然，我并非彻底否认整容女性的自主性，及其对科技话语和性别话语的借用并以此实现个人成功的可能性。

第二，整容之后的身体其实就是赛博格。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概念强调消解文化／自然、人类／机器／动物等传统划分及其哲学意义。在科技发展的今天，即便你只是戴了一副近视眼镜，你也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赛博格了。和自然一样，“天然的”或“纯粹”的身体也越来越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整容对身体的改造只是程度轻重的问题。重新塑造的“身体”是技术物（包括硅胶、玻尿酸、假体等）与原初肉体的某种融合状态。如此，身体究竟是什么变成了很重要的哲学问题。不过，在这里我想谈的是，随着科技及其技术物对身体的不断入侵和规训，身体的主动性在逐渐地消隐。如同我之前说的，身体被机械化、客体化，因而可以被任意改造，这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才逐渐强化起来的观念。正是因为身体与传统礼法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被截断，类似于整容这类针对身体的改造活动才变得如此流行而不被质疑。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一句话，说日本女星靠化妆，韩国女星靠整容，中国女星靠PS，意思大概是说三者呈现给公众的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视觉形象，但都是假的。我觉得，就对身体的改造而言，整容、化妆和PS这三种技术的实质是相同的，只不过有直接与间接之分，或者程度有所差异。不过，视觉文化方面的研究我完全不熟悉，您能分享一些与整容及其延伸话题有关的工作吗？

■　其实，视觉文化研究，虽然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很热，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做，但涉及科学文化方面的视觉文化研究却并不多见。我也曾带着学生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比如对科学家肖像和科学传播的研究，对科学漫画史的研究、对视觉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等。不过，要把这件事简单地说清楚也并不容易。大致地，我们可以设想它是以人文的、文化研究的手段、立场和方法，对有别于传统的文本对象所进行的涉及面非常广的一大类工作。如果就与我们的对话相关的整容问题，其实也是可以在视觉的意义上被包括在内的，但关键点在于，除了直接研究对象的变化之外，研究的立场、方法和理论，以及分析和批判性的立场也非常重要。就像关于整容，如果就技术问题来谈，而无视其背后的文化问题、审美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性别立场问题，那就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理解整容的实质。

这篇对谈到这里篇幅已经不小了，差不多也快收尾了，尽管对这样一个话题要展开讨论，一本专著的篇幅也远远不够，但我们毕竟只是初步地就此做些议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更专门化、学理化而且有性别立场的研究出现。

□　是啊，不知不觉谈了这么多。实际上，还有一些话题没有深入展开。比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关于整容技术的具体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等。不过，若真是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大概就会自己去找来读的，不烦我们多此一举。我觉得，咱们这个谈话其实只是一个楔子，目的就像您说的——抛砖引玉。希望STS学界能关注像“整容”这类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技术议题。借助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和视觉文化研究等分析角度，相关的经验研究不但有利于拓展国内STS和科学技术史研究的范围，还有助于进一步转变学界的唯科学主义思想观念，甚至有助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深化对认识论、本体论等问题的讨论。期望将来，我们或者有更多的研究生愿意以此为案例，做深入细致的STS经验研究工作。

■　确实如此！不过，你要是有时间，找几篇有代表性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关于整容技术研究的论文（不必全面，仅仅是示意性的），将出处列在本对谈后面，如果有人有兴趣，便可更方便地找来作入门性的阅读，如何？

□　好的，不过研究论文实在太多，这里简要列几部相关著作以飨读者吧。推荐阅读书目

［1］FRASER S. Cosmetic surgery, gender and cultur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 2003.

［2］DAVIS K. Dubious equalities and embodied differences: cultural studies on cosmetic surgery[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3］HEYES C J, JONES M. Cosmetic surgery: a feminist primer[M]. Aldershot: Ashgate Press, 2009.

［4］伍尔芙N.美貌的神话[M]．何修，译．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2．

［5］戴维K.重塑女体：美容手术的两难[M]．张君玫，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

［6］波尔多S.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M]．綦亮，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社会性别与技术白馥兰（Francesca Bray，爱丁堡大学人类学系）引言

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性别得以表达的一个根本途径是技术。技术技能与专业知识领域之间及其内部的性别划分，形塑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也许女性的标志性技巧是制作篮子，而男性应该擅长狩猎（Mackenzie 1991）；男孩在被正式教会用润滑剂之前，必须通过学会清理父亲的工具而对其有所了解（Mellstrom 2004）；贫困妇女通过养蚕、卖茧来养家，夫人组织仆人进行缫丝、纺丝、织造的任务（Bray 1997）；男孩坐在计算机屏幕前训练黑客技能，而女孩则使用表情符号创造了新的通信代码（Laegran 2003, Miller 2004）。在当今世界，或至少在西方国家，因为率先进行工业化，从而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主宰全球物质、知识商品及其服务的生产，以及欲望的催生。技术始终是男性的代名词，男人被视为与技术有天然的亲和性，而女人们则害怕或不喜欢它。男性积极与机器打交道，制造、使用或维修机器，并喜爱它们。妇女则不得不在工作场所或家庭中使用机器，但她们既不热爱也不想了解它们：她们被认为是技术发明和创新思想的被动受益者。技术与男性气质之间的现代关联，逐渐转化为社会性别、历史叙事、就业实践、教育和新技术设计的日常经验，以及全球社会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在这些社会中，技术被视为进步的推动力。“由于技术和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且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可能在不了解一方的基础上完全理解另一方”（Lohan & Faulkner 2004:319）。社会性别与技术研究领域（Gender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称FTS内的一场网络辩论，促使FTS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共同生产（coproduction of gender and technology）的理论得以不断推进。FTS对“建构性”紧张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出创新性的分析方法，去研究我们正在通过技术而不断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及技术在地方和全球化的权力分配、身份形成、生活方式方面的形塑作用。虽然这场辩论运用了不同的术语表达，却仍然遮蔽了当下人类学对技术在家庭（oikos）（什么是人类社会的形式？）、人类（anthropos）（人是什么？）构型中的变革性角色，以及对技术不稳定性的关注（Collier & Ong 2005）。奇怪的是，这两个领域的辩论之间并没有展开对话，而是仍然保持着不接触的状态。

关于社会性别与技术这对范畴的理论争论，主要吸引了从事批判性技术研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北欧社会人类学家和技术人类学领域的一两位英法派代表性学者，也参与了这一辩论。这些学者相互争论、合作并为同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FTS学者借鉴女性主义科学技术哲学家哈丁（1986）、哈拉维（1991），以及社会性别理论家巴特勒（1993）等人的成果，这些成果同时也给予人类学家以理论启示。然而，FTS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失之交臂，还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后者在FTS的研究论文（Lerman, et al 1997, Wajcman 1991, Lohan & Faulkner 2004）和FTS的重要选集（MacKenzie & Wajcman 1999, Lerman, et al 2003）中明显缺失。相反地，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抓住了当今世界的流动性和主体性问题，但即使他们把“技术”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却忽视了FTS学术，他们运用有着微妙差异的术语来定义、描述和阐释他们的关键问题和探究对象。

本文首先考察FTS的起源与目标、概念与方法，这些均被用以探索社会性别与技术的关联。然后再转向技术人类学，虽然它并不如FTS那样关注社会性别，但仍然为探索社会性别制度提供了有用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社会性别－技术的关系问题也在人类学的工作、实践和发展中有突出的体现，但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将不予过多的讨论（可参考Freeman 2001, Ortiz 2002, Mills 2003）。在此，我不会关注技术的社会文化分析与社会性别分析这两者间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冲突，而主要讨论关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中两个重要理论分支对技术的研究情况：技科学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echnoscience）和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我通过提一个问题来给出结论：这两个领域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互动？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技术与性别的共同生产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在与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的对话中得以发展，它在这些学科领域反思宏大叙事的学术中处于核心位置，并且发展了新的分析模式（Lerman et al. 1997, Faulkner 2001, Wajcman 2004）。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个包含了社会人类学家的挪威学者网络，在发展女性主义技术研究领域的过程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

由于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有效地参与技术对于女性主义实践而言至关重要，FTS始终致力于探索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以在同一层次上同时分析技术和社会性别（Lohan 2000, Faulkner 2001）。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对技术的研究，后者倾向于将技术人工物视为现成之物，FTS注重将技术的生产视为一种政治影响力。“标准视野”（standard view）（Pfaffenberger 1992），作为当下仍然普遍流行的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现代性叙事，将科学视为最纯粹的、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形式，认为科学是现代性的驱动力，就解决实践问题而言，技术在本质上是科学的应用。早在很久之前，技术研究便排斥这一模式，它坚持技术本身必须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实践来研究。20世纪80年代，科学元勘也承认技术及其认识论在形塑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关键性作用。尽管探讨了技术的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甚至是宇宙论层面，技术研究依然长期保持着性别盲视（即忽视技术的性别维度）。这些研究聚焦于现代工业技术和军用技术，结果表明工程世界和商业世界强调男性是机器制造者这一社会现实（Staudenmaier, 1985）。

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发起了一项针对技术的内在父权制本质以及更一般性的技科学的批判。这类研究呈现出某种本质主义危机：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所有的技术都内在性地压迫女性；其他的人则仍保有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女性天生是养育性的角色。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通常努力在他们的工作中更多地考虑到具体与境，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者超越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去追问现代西方技术是为何又如何成为男性主导的；去分析现代劳动分工和将女性局限于家庭空间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性别影响；去拓展重要技术的范围，既包括航天探测器、悬浮大桥，也包括电冰箱；去探索劳动组织或技术设计的生产影响，及其在再生产和伦理方面的影响。（Oakley 1974, Cockburn 1983, Corea et al. 1985, Kramarae et al. 1988, Wajcman 1991）。柯旺对于家用技术（1983）的标志性研究改变了人们通常的看法：即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Stanley 1993），它展现了机械化是如何提高“清洁”的文化标准，而不是将女性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通过质问譬如技术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的概念，FTS扩大了技术研究的范围，将诸如乳罩、壁橱、白领阶层等事物囊括其中（McGaw 1996）。女性主义关于工程师职业的研究，揭示了女性遭遇的制度障碍、社会障碍和文化障碍（Arnold & Faulkner 1985, Cockburn 1985, Bucciarelli 1994）。FTS的议程既是知识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虽然它打破了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关于现代性的男权主义解释，但它的最终目标是将学术研究转变为女性主义实践（Faulkner 2001, Wajcman 2004）。FTS遵循将技术视为特殊领域加以研究的方法，但是像女性主义科学元勘一样，FTS仍会在各个层面质疑技术的性别化特征（Cockburn & Ormrod 1993）。

20世纪80年代末期，建构主义进路出现在技术研究领域，将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注点从工程师决策转移到复杂的社会协商，以及技术发明和人工制品的稳定化与重新设计过程中涉及的专业知识、利益群体、物质或制度网络的异质性问题上（Bijker et al.1987）。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s）概念体现了社会和技术是不可分割的原则，即“无缝之网”（seamless web）（Hughes 1986）。马克思主义学者揭露了政治在技术人工制品设计中的具体表达和编码（Winner 1986, Feenberg 1999）。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应该将人工制品视为行动者之一：这些非人行动者可能拒绝加入我们的技术项目，同时，我们可以赋予非人行动者以实践角色甚至是道德角色，将这些加入到它们的设计中（Akrich 1992, Latour 1992）。

建构主义技术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人工制品（大量生产的自行车、电力供应系统）如何成为它们今天的样子（Hughes 1983, Pinch & Bijker 1987）。这种研究进路最初倾向于对技术活动的上游过程进行分析，关注产品概念化的过程及其设计、生产、销售中的资源分布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技术上游过程的关注可能会忽略女性。然而，人工制品本身，或是它通过说明书、广告、市场或媒体的表达，常常是将包含了“性别脚本”（gender stripts）的“使用者构型”（configurations of the user）融入其中的。例如，剃刀的模型体现了男性对修理的渴望，而女性则是偏爱简洁的。又例如，汽车消费对于男性是力量的象征，对于女性则是可靠的象征（Hubak 1996）。

FTS学者柯旺（R. S. Cowan）最先关注到消费者在决定技术成败中的重要性。她将“消费连接”（consumption junction）定义为“消费者在相互竞争的技术中做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1987, p. 263）。一旦技术的消费者（或者更可以说是使用者）像生产者一样，在复杂的社会技术和文化系统中被认为是理性行动者，那么解释他们接受或拒绝一项技术的决定将会变得容易，解释他们遵从某项技术的“解释弹性”程度也会变得容易（Parr 1999, Laegran 2003a）。

这种关注点向技术下游（消费者）的转变，反映了将社会和文化分析应用于消费研究的一种更广泛的趋势。在这些研究看来，消费是现代社会中意义生产和权力关系再生产的主要场域。但是，在技术研究领域，消费者的角色相比文化研究中的情形更为复杂、有趣和有力。在技术研究中，消费者作为使用者（或是拒绝者），是与人工制品的物质意义或象征意义紧密互动的，这种互动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消极的（Oudshoorn & Pinch 2003）。

新的技术通常是陌生而具有威胁性的，为了融入我们的生活，它们必须被成功地“驯化”（Sorensen & Berg 1991, Silverstone & Hirsch 1992, Lie & Sorensen 1996）。一方面，我们要学会适应技术，在“实践群体”中习得和交流技术技能，甚至发展其功用和意义，包括性别化的主观性（Wenger 1998, Mellström 2004, Paechter 2006）。同样重要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应用反馈会传递到技术的上游。所谓的“使用者中心设计”是现在许多工业的日常工作（Oudshoorn et al.2004），对于工业来说，非使用者的选择和主观性与使用者的同样重要。

麦肯齐（M. Mackenzie）和瓦克曼（J. Wajcman）在论文集《技术的社会形塑》第二版的导论中，要求研究者继续检验“这种形塑发生的具体方式……（因为）如果技术的社会形塑的观点有知识上或是政治上的价值的话，那它一定体现在细节方面”（1999, p. xvi）。但是案例研究如何更好地说明广泛的政治结构呢？FTS不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类学家那样痴迷于理论全球化问题，而是强调整合的概念，并以此作为探讨社群、国家、地区或全球网络中同质性／异质性因素的相互渗透及其模式的一种进路。一方面，技术整合（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取决于技术硬件与专业知识的有效连接；另一方面，技术整合又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Arnold 2005, Misa & Schot 2005）。虽然“使用者”仍然是FTS的一个核心关注点，但是FTS的一个最新的综合性进路是调停联合（mediation junction）（Oldenziel et al.2005），它以规则或者政策、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为首要背景，定位于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联合和争论（Oudshoorn & Pinch 2003, pp. 101-190）。欧登泽尔（Oldenziel）等强调战后消费者组织将美式厨房融入欧洲家庭及其消费模式和社会价值观——也融入社会安全规则、能源供应系统、商标排名的重要性。其他研究对比了美国和英国病人针对癌症检测的运动（Parthasarathy 2003），分析其对全球联合支持或质疑转基因作物的调控政策的影响（Bray 2003）。

目前，FTS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探索，以及它们透过技术的操演（performance），以及情绪、娱乐、性欲和色情的实践、技巧和象征问题（Law 1998, Law & Singleton 2000）。巴特勒（J.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和康奈尔的（R. W. Connell）（1995）“霸权的男性气质”概念及其“体现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对于父权制合法性问题的回答——性别实践结构”的分析（p. 77），被FTS学者视为分析工具，运用它们来探究特殊性别身份是如何被归属、实现、操演及其在广泛范围内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瓦克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男性气质的表现和构成形式，这两种形式都与对技术的掌握相联系。一个是基于牢固的、实践性的技巧（例如，机械化的），另一个则基于知识的敏锐性（例如，软件设计者）（Wajcman 1991）。霍洛维茨（R. Horowitz）的论文集《男孩和他们的玩具》（2001）考察了“工作场所的男性气质”“学习成为男人”和“游戏中的男性气质”问题。福克纳（W. Faulkner）和她的同事探究了男性和女性在讨论其技术能力时的不同方式，这些自我表述与实际的实践相反（Faulkner 2000, Kleif & Faulkner 2003）。梅尔斯特姆（Mellström）（2003）研究了马来西亚社会中技术构造的男性气质与现代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机器的“学习倾向”在父子之间传承和转化的方式（2002），分析了在瑞典和马来西亚，休闲制品（例如摩托车的使用）与男性气质相结合的过程（2004）。虽然在西方社会，男性气质与技术之间的等式是经得起推敲的，但是想象与实践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协调，这造成了碎片化甚至相互冲突的男性气质的并存（Faulkner 2000）。同时，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对技术与男性气质之间的关联提出了挑战。例如，拉格森（Lagesen）在马来西亚的研究显示，年轻的女性进入软件工程专业的数量与男性的大致持平，而且她们解决问题的另类实践显示了她们的优秀（Lagesen 2005）。

FTS学者利用术语“共同生产”指代社会性别和技术之间相互的辩证形塑关系。这个概念意在强调社会性别和技术两者的生成性、过程性特征，以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的研究陷阱和政治窠臼（Grint & Gill 1995, Berg 1997, Faulkner 2001）。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性别被认为是技术的构成部分，决定了某类技能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Bowker & Star 1999）。一个电熨斗，当女性用它熨衣服时它就不是技术，但当她的丈夫修理它时，它又成了技术。一位检测微波炉的女性工程师的工作在她的男同事眼中就只是烹饪而已（Cockburn & Ormrod 1993）。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被认为是“信息技术”，属于男性；人们普遍假定女性与这一技术无法相容。到了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也变成了“交流技术”；现在人们假定女性同样可以灵活地运用它。“新的技术使工作的边界变得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亦需要重新界定”（Lie 2003a: 21, Lohan 2001）。

在实践的方面，FTS的首要目标是分析技术在努力走向民主化的形式时，是如何体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些FTS学者注意到消费者在推进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介入的潜力相对有限，他们建议，FTS的研究重点不应再局限于关注技术消费、身份和表征问题，而应该回归产品和工作，或是设计过程中的性别因素，以及设计者的性别主观性（Oudshoorn et al.2004, Wajcman 2004）。萨奇曼（L. A. Suchman）（1999）的一篇重要文章，基于一个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关于技术设计的人类学调查，利用哈拉维（D. Haraway）的理论观点和劳动理论，提出一种女性主义客观性的新模式，该模式根植于密集型、结构化、动态的劳动关系形式中，这一劳动关系形式动摇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边界。文章表明，工程世界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揭示了流行的关于女性和技术的刻板印象，这为技术民主化做出了贡献。最终，他们可能改变普遍流行的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更恰当地说，假设社会性别系统比物质技术更难改变，他们建议鼓励更多的女性成为工程师，或是重塑国家或企业在职工培训和雇佣方面的政策（Kvande 1999, Gansmo 2003）。

技术人类学和技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Anthropology of Techniques）

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传统中，技术通常被认为“是文化的与境，而不是其核心部分”（Wilson & Peterson 2002, p. 450）。普法芬伯格（B. Pfaffenberger）（1992）展示了技术被忽视的令人悲伤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的表达，即单纯的技术研究是一种合乎科学的令人乏味的研究。克鲁伯（A. Kroeber）和克拉克洪（C. Kluckhorn）认为文化是人工制品背后的观念，从而排斥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这一术语。考古学家、文化生态学家［包括格尔茨（C. Geertz）的早期职业生涯（1963）］和发展人类学家都对技术有着持续的研究；女性主义考古学家在反思技术—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尤其多产（Gero & Conkey 1991, Wright 1996）。但是，对美国的主流文化人类学来说，技术本身并非其研究对象，也没有公认的技术人类学领域的出现（Pfaffenberger 1992, Suchman 2001）。尽管一些著名的研究和原创性的理论宣称，这一反唯物主义者的厌恶在英国社会人类学领域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英国人类学对技术的兴趣也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理论化的范畴。

1992年，普法芬伯格对人类学家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号召——重视技术。他认为，人类学有特殊的资格来回答作为人类普遍活动的技术的重要问题。他提议，人类学应借用技术研究领域中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ical systems）这一概念，并以此为模板去比较分析技术在不同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意义方面的作用。2001年，普法芬伯格再次哀叹“英裔美国人类学家忽视技术活动并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p. 84）。他的文章发表在一部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技术研究的文集中，这部文集收录了很多富有洞察力和创新性的文章，影响很广泛。然而，从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展现的成果——编者尝试将技术的人类学研究提取到一起——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清单，而不像是完整的研究计划，社会性别也没有被提及（Schiffer 2001b）。

萨奇曼和唐尼（GL. Downey）是少数将技术视为技术的美国人类学家。他们与工程师一起工作，关注技术的设计和生产、技术发展的商业背景，以及诸如大桥或是CAD/CAM技术这类人工制品中所体现和物化的价值观与世界观（Downey 1992, 1998；Suchman 2001）。唐尼和其他人（1995）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赛博格人类学”，主张人类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技术的表征和消费，也在于生产技术的技术共同体的文化，以及技术对于认知、交流和身份的特殊物质影响。文章将赛博格人类学视为一种行动导向的研究计划，这与FTS是相吻合的，这种研究吸引了普通公众，并且揭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等范畴的物质维度和文化维度。

萨奇曼从她的角度来研究工业，这一角度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并不典型，她区分了当代技术研究的三个方面：①技术生产场域的民族志研究；②技术使用的研究；③基于设计介入的民族志研究。虽然③作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目标，是深深根植于①和②的，但技术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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