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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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的德性试读：
序言
在20世纪80～90年代，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被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是“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广州进修时曾亲自听到著名化学家、时任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蒋明谦教授的现身说法：“我从事化学专业大半辈子，但现在才领悟，今后化学如果不与生物学结合，想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将是很困难的。”他讲的这一番话使我很受启发，我不仅认识到生物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是很宽阔的，还认识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将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生长点。所以，在和刘科（他是我临退休前最后一位硕士生）讨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提出两点建议供他思考：一是要充分运用他大学本科生物学专业的知识优势；二是要面向21世纪，撰写紧扣时代的前沿性论文。1997年2月，当刘科将硕士学位论文《对现代生物技术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反思》（初稿）交给我审阅时，英国科学家克隆出“多莉”羊的消息正刊登在报纸上。当我把登载此消息的《中国青年报》拿给刘科看时，也许由于他专业基础的敏感性，这迅速激起了他的兴趣，并立即将论文进行修改补充，增加了一节“克隆技术”，使论文在评论生物技术的历史发展情况时，触及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沿，对克隆技术展开了哲学讨论。
自“多莉”羊出世以来，克隆技术发展迅速。在此期间，刘科不论是从事教学、科研，或是攻读博士学位，都能够紧密地跟随克隆技术的时代发展。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综述了当今世界对克隆技术发展和社会应用的种种论争、克隆技术概念的社会扩散、克隆人的伦理论争，对各国政府对克隆技术的态度和采取的社会调控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照刘科已经出版的《后克隆时代的技术价值分析》一书，再来细读2005年2月的《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可以对于中国代表苏伟为什么对这个《宣言》投反对票一目了然。苏伟表示，中国代表团之所以对《宣言》投了反对票，是因为《宣言》的表述含混不清，《宣言》提到的“禁止”可能会令人误解为连治疗性克隆技术也包含在内，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这从刘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答案。《生物技术的德性》是他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单纯生物技术的圈子，立足于更广阔的人类社会发展背景来研究生物技术的专著。研究对象涉及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人兽嵌合体和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技术实质上都是人们在分子层面上对遗传物质的操作，与其他类别的技术有重大区别，对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因而也蕴含深刻的道德意义，值得我们对其进行道德追问。刘科基于主要生物技术类别的发展实际，从技术的德性视角进行问题探析，充分认识生物技术德性的复杂性、多元性等，辩证地分析生物技术的内在特性、社会功能及其所蕴含的风险与挑战，并从积极的价值导引角度进行分析，使人们重塑技术态度，走出技术恐惧的心理阴影，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去营造生物技术的社会生长空间。
综观刘科同志对生物技术发展的长期跟踪研究，其之所以能不断地产出新成果，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立足点选择得好，牢牢地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物学领域站稳了脚跟。这一步走好了，再进一步选择知识的生长点就相对容易了。从“多莉”羊出世至今的二十年中，他一直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坚持将其作为自己的主攻研究目标，而不是“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持续发展。立足点选好后，进一步做好跟踪研究，不盲目地贪大求洋，踏踏实实地细心搜集资料，不论这些资料来自何方，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资料搜集在一起都会有用武之地。《生物技术的德性》一书的完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刘科在资料搜集积累的过程中，跟踪时代的变化，瞄准前沿，使自己的研究能够紧密与生物技术发展的环境相吻合。随着生物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一些误解或误传也会出现，如何做好生物技术社会化的研究，就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端正思路，踏实求学。希望刘科同志以后能够持续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把研究内容做得更深入一些、格调更高一些、视野更宽广一些、理论层次再提升一些。徐悦仁2016年12月20日于郑州大户人家
引言
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生和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这既有科学技术自身发展逻辑的原因，又有经济与社会强大需求推动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讲：“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面向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同时又受经济社会的支持和推动。
一 现代生物技术产生的社会背景
现代生物技术是综合运用生物学、工程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的知识和手段，对生物进行定向控制、改造或模拟生物功能以及产生有用物质并进行社会服务的高新技术。它是一种崭新的、前景十分广阔的技术，将是世界未来的经济支柱之一，也必将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如人口、粮食、环境、资源、能源等）的最终解决，需要一种全新的技术担当重任。现代生物技术在时代的召唤下出现了，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希望。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与现代生物技术之间的关系。以下主要从粮食、能源、环境和人类健康等角度展开讨论。（一）粮食问题
步入21世纪，人类自身生产的规模再次扩大。2011年，世界人口已达70亿。人口统计学者估计，到2050年会增至大约90亿。巨大的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世界各国为控制人口数量做了积极而有成效的工作，但控制人口增长仍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人们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在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人提供足够的粮食。可是，世界有效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很多难以估测的自然灾害也在影响着粮食的产量。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日趋紧张，该问题尤其反映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我国为例，目前我国有七千万贫困人口，首先要解决其温饱问题。传统农业的革命是以施用化肥、农药为标志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然而，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板结。施用农药，一方面由于害虫对农药的抗性不断增强，人们不得不研制新的农药，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农药的使用会污染环境，并且农药残毒存留在粮食中，会危及人类健康。
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却可以克服传统农业的缺陷。通过生物技术，使植物间的基因发生转移，实现种间杂交，整合农作物自身的优良性状继而培育出性状更加完好的新品种。如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它们有较高的光合作用效率、抗病虫害或适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另外，通过生物技术，还有可能培育出自身固氮的农作物，从而减少肥料投入、降低农业成本。以上措施是从根本上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潜力，达到粮食增长的目的，有助于缓和人口和粮食的矛盾。（二）能源问题
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与日俱增。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它们的储量是有限的。一旦耗尽，难以追寻。据估计，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世界石油只能供人类再开采30年，煤炭也不过用了100年。没有能源的世界，将是一个停滞的、充满危机的世界。这绝不是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尽管人类已经开始利用水能、风能、潮汐能、太阳能和原子能等，然而这些能源的利用又受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问题。
绿色植物能够自我复制、自我繁殖，是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植物体中。据估21计，全世界绿色植物每年产生1730亿吨干物质，含能量约为2×10焦耳，是全世界每年消耗能量的10倍。
现代生物技术能为人类合理而充分开发生物能源提供技术手段。例如，科技人员已通过生物技术改造细菌的遗传特性，培育出新菌种，使之能够发酵降解稻草、秸秆和木屑里的纤维素或木质素，并转化为酒精。酒精又被称为“绿色石油”，具有燃烧完全、高效的特点，可用来部分或全部代替发动机汽油。
氢气具有很高的燃烧值，燃烧后的产物是水，不会污染环境。生物技术在开发利用氢能方面也可以大显身手。已经发现有些绿藻和红藻可以利用光能把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利用生物技术改造这些藻类植物，强化它们的功能，将为人类提供无尽的氢能。（三）环境问题
工业发展而大量产生的废液、废气和废物，以及生活废水和垃圾，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化。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这些本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品，如今却变得“物以稀为贵”了。为了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各国政府已做了不少努力。有的采取强制措施，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做法，会引起贫困与失业问题。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表面矛盾，表明人们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来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生命是奇特的。生物学家已经发现部分微生物的生存是以某些污染物质为食物的。用微生物处理废水和废物，在治理环境的同时，又变废为宝，这是利用微生物的功能来净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大规模地净化环境，必须加强微生物处理污染物的功能。科技人员正在致力于用生物技术的手段定向培养高效降解污染物质的“超级细菌”。把污染物质“吃掉”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办法，这需要借助现代生物技术。（四）人类健康问题
人类的生存受到各种恶性疾病的挑战。例如，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世界大约有二千多万人患有各类癌症，每年大约有五百多万人死于癌症。另外，自从1981年在美国发现艾滋病首例患者以来，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各类人群中，成年人总数已超过一千万人，儿童约为一百万人。人类还有大约上千种遗传病，严重影响了人口的素质，为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现代生物技术为医学进步和疑难病症的诊治开辟了新纪元。通过生物技术能够揭示致病因素和人体的关系，进而认识发病机理。通过向人体细胞基因组置换出癌基因或引入外源的正常的基因可达到治疗癌症的目的。换言之，更换基因手术，可以改造人体细胞，变异常细胞为正常细胞，能从根本上治疗类似癌症这些的绝症。艾滋病是由病毒引发的免疫缺陷综合征，科研人员也正在努力实施生物技术的基因治疗方法。现代生物技术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医药产业。一大批生物工程药物，如生长素、胰岛素、白细胞介素、干扰素等均已投放市场，为人类有效地治疗疾病提供了药物保证。据统计，大约60%以上的生物技术成果集中应用于医药产业，用来开发特色新药或对传统医药进行改良，由此引起了医药产业的重大变革，生物制药得以迅速发展。
总之，现代生物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既有生命科学自身发展的丰富原因，更有兴起的社会背景。人类在困境面前不能退缩不前，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人类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创建了现代生物技术。这种技术已给人类带来福音，将使人们的美好梦想变为现实。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二 现代生物技术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是由英文biological technology组合而成的，直译为“生物工艺学”。生物技术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生物体操纵技术的称呼。尽管生物技术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是人类对生物体的利用、操作和改造的历史，则可追溯到史前时代。（一）经验形态的技术
人类属于异养型的生命形态。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从外界摄取营养物质，以其他生物体作为食物。这就促使人类去认识和利用周围的生物体，以至于对它们进行改造。人类首先通过采集、狩猎等方式获得生物体及其成分，对它们进行直接地利用。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既是人类生产活动目的性和自主性加强的标志，又是直接对生物体的利用到对它们进行改造的开始。例如，人类通过对野生动物的驯化，对原型植物加以选育，使生物体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此时起，生物体的生长和繁殖不断朝向人类的需求目标转移。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摸索出了一些控制和改造生物生长发育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逐步积累了生物学知识，为进一步利用、控制和改造生物奠定了基础。
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但是，人类还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如酿酒、制醋、造酱等工艺的涌现和发展正好满足了人类的这种需求。上述至少有两千年历史的工艺可以看作是原始的微生物发酵工程。因为这些工艺依据的都是微生物发酵原理，是对微生物功能的直接利用。然而，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的认识水平，人类并不知道有微生物的存在，更不用说什么发酵原理了。
总之，初级阶段的“生物技术”要得到深化和发展，必须纳入科学的轨道。这需要生物学的发展为其提供科学基础。（二）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生物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经验知识的进一步积累，也有赖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为其提供方法和思想。在19世纪之前，生物学的发展极其缓慢，处于经验描述水平。从19世纪起，生物学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恩格斯总结归纳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中，有两项属于生物学领域，即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开创了生物学研究的新局面，在研究层次上从宏观个体水平深入微观细胞水平，这是对生命运动规律认识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达尔文进化论把历史观引入生物学中，揭示了生物学中各门分支学科的内在联系，首次把生物学摆在了真正科学的位置。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对生物学各门分支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19世纪，经典遗传学建立和发展起来。1865年，孟德尔（G.J.Mendel，1822-1884）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一文，提出了遗传因子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奠定了经典遗传学的基础。1892年，魏斯曼（A.Weismann，1834-1914）提出了种质连续说，为以后染色体遗传理论的建立和基因学说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且重要的设想。20世纪初，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发表了“基因学说”，揭示了基因与性状之间各种具体的联系和规律。由于遗传学的巨大进步，农业育种有了科学依据。育种手段日益多样化，出现了品种间杂交、远缘杂交、人工诱变、多倍体育种和辐射育种等技术手段，为进一步有效地改造植物为人类服务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另外，在19世纪，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建立和发展，扩大了人类对生命世界的认识领域。1857年，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证明发酵是由于微生物的作用，科学地揭示出发酵原理。此后，人类对微生物的种类、结构和生理功能、代谢途径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为微生物发酵工程奠定了牢固的科学基础。这使得传统发酵产业的作坊式生产变成了工业化生产，从而增加了产量，提高了品质。产品范围不断拓宽，除了古老的产品（酒类、酱油、醋等）外，又发展出抗生素、氨基酸、维生素、核酸、有机酸、酶制剂等几百种与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产品。
从19世纪起至20世纪上半叶，生命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使初级阶段的“生物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从经验形态走向了以生命科学作为基础的知识形态。但是，人类改造生物体的活动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必然要随着对生物技术认识的深化而开拓出改造生物体的新手段。（三）现代生物技术的诞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物理学革命，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引起了科学思想的深刻变革。物理学的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被广泛地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生物学因此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创新成果。
1953年，沃森（J.Wastson，1928-）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发现了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在分子水平上解释了遗传信息的传递机制，更加深入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性，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同年，英国生化学家桑格（F.Sanger，1918-2013）发现了51个氨基酸的牛胰岛素结构。1961年，雅各布（F.Jacob，1920-）、雷沃夫（A.M.Lwoff，1902-1994）和莫诺（J.Monod，1910-1976）提出“乳糖操纵子学说”，首次在基因水平上阐明了原核生物体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调控原理。1964年，64种遗传密码全部破译。随后，发现了遗传学中的“中心法则”。1965年，我国科技工作者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970年，发现反转录酶，对“中心法则”做出重大修正。同时，发现并分离得到限制性核酸内切酶。
现代生物学领域的创新成果意味着人类在微观水平上改造生命体已经成为可能。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S.Cohen，1935-）等人创建了体外重组DNA技术（the technology of recombient DNA），简称rDNA技术。他们将大肠杆菌体内的两个不同质粒（染色体以外的闭环DNA分子，能自我复制）切割开来，在体外连接为杂合质粒，再次引入大肠杆菌体内，复制出的质粒表达了双亲质粒的遗传信息。这表明在分子水平上通过改变遗传信息从而影响生物体性状的设想已经变为现实。1975年，英国学者米尔斯坦（César Milstein，1927-2002）等人发明了单克隆技术（clone，无性繁殖的意思），并产生了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他们的做法是：把能产生抗体的B淋巴细胞和小白鼠能持续生长的癌细胞融合（细胞杂交），得到的杂交瘤细胞具备两种细胞的功能，能够几乎无限制地分泌大量匀质的抗体。人们常把这两个科学事件作为现代生物技术诞生的标志。现代生物技术与以往技术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可以在分子或细胞水平上定向利用和操纵生命体。（四）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技术特点
二十多年来，现代生物技术已发展为一大类复合的技术体系，包括生物控制和改造技术、生物机体和功能模拟技术。涉及的主要技术有DNA重组技术（基因工程），细胞融合和大量培养技术（细胞工程），胚胎操作和移植技术（胚胎工程），酶的修饰和利用技术（酶工程），微生物发酵技术（发酵工程），蛋白质分子设计和构建技术（蛋白质工程）等。与现代生物技术相关的生物化学工程技术，主要解决的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实验室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带有共性的工程技术问题，这种生物化学工程技术也被纳入现代生物技术体系。现代生物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学术到产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实验室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成果逐步实现产业化，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面对现代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我们该如何对它进行正确认识呢？
单说“生物技术”这一概念，本意是指在分子、细胞水平上定向操纵或改造生物体的技术。但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容易被人为地扩大——“生物技术”可方便地用于对所有利用生物体本身、代谢产物及功能等技术的泛指。顾名思义，“生物技术”就是针对生物体的操作技术，只不过是操作的物质层次不同罢了。现在，人们为了满足科学技术研究、经济技术评估和商业导向的需要，往往在“生物技术”之前加上“传统”“近代”“现代”字样以示区别。也有人把现代生物技术称作“生物新技术”或“生物高技术”。上述做法，已为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职能部门所接受。本书所指的现代生物技术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生物体操作技术。
由于现代生物技术涉及众多学科，综合性强、应用领域广泛，并且还在快速发展着，其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充，要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困难的。本书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现代生物技术的特征加以认识。（1）作用对象：现代生物技术是以生命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或其组成成分为作用对象，对生命体从细胞或分子水平进行定向设计、控制、改造或者模拟其功能，然后加以利用的一类技术。根据技术的作用对象，由现代生物技术形成的产业必然是生物资源性产业。（2）科学基础：从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看，它是对生命运动规律的自觉应用。任何违背生命运动规律的技术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内在构成的基本要素在学理上必然属于生命科学范畴。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涉及许多学科。例如，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胚胎学、免疫学、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电子学、数学、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等。所以，现代生物技术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现代生物技术要进一步走向成熟，有赖于上述众多学科的深入发展和有效地整合。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相关学科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根据现代生物技术的群体科学性，应优化配置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群体。（3）技术特点：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说：“生物工程是新技术革命浪潮中一朵美丽的浪花……生物工程的发展把生命科学推到一个神话般的境地，使人们从认识、利用生物的时代进入改造生物、创造生物的新时代。”诚如所言，现代生物技术可以使人们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定向控制生物的生长发育和代谢，使之朝向人们需要的目标发展；可以在微观层次上对生物结构进行拆合、重构，将不同生物的优良性状集中在一起，创造出新物种（工程菌、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可以利用蛋白质空间结构和生物活性之间的关系，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基因定位诱变与改造技术，构建出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蛋白质或多肽产物。生物技术的重大特点是具有再生性，可以循环利用生物体为操作对象，在节约资源和能源方面有很大潜力。（4）技术目的：广义的生物技术是利用生物学知识而开发利用和改造生物资源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有力手段。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涉及社会经济的许多部门，有农业、医药、食品、化工、环保、能源、采矿、冶金、饲料等。根据应用领域或技术目的的不同，现代生物技术大体上可分为农业生物技术、医药生物技术、工业生物技术、环境生物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等。
三 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出现了“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这一概念，不久就被推广使用。现代生物技术的创造活动，对应于人类生活的需求，是为了发展生产、提供商品和进行社会服务。2000年，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和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eyer）提出生物经济（Bioeconomy）概念。国内学者邓心安认为：“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今天，生物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新兴经济形态，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一）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状况
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性很强，其技术目的的设定就是要解决人类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它只有被整合到生产过程中，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的作用。伴随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其产业化进程也开始了。现代生物技术公司的形成是其产业化开始的重要标志。1976年，世界首家生物技术公司Genetech在美国诞生。此后，各类生物技术公司纷纷成立。据1985年统计，全世界有各类生物技术公司1750家，其中美国1066家。到20世纪90年代，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公司，仅美国、日本、西欧就有3000多家。可见，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势头很猛。
由于美国、日本、西欧的基础研究力量十分雄厚，有先进的工业技术体系，又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支持，这些少数国家就拥有了世界上大多数的生物技术公司。另外，由于存在技术成熟程度的差别，现代生物技术在不同应用领域的产业化速度是不均衡的。在医药保健领域，基础科学知识积累丰富，研究深入，加上医药市场容量大、利润高，就使得医药保健成为现代生物技术最早和最多实现产业化的领域。现在上市的生物新技术产品绝大部分是药物、疫苗和单抗诊断盒。现代生物医药保健公司被认为是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代表，而美国又集中了全世界多数高水平的现代生物技术公司。所以，以美国生物医药保健公司的经营情况来说明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现状具有普遍意义。
人们曾经乐观地估计，生物技术公司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然而，1993年美国年度调查显示，生物技术公司亏损36亿美元。其中235家知名的公司只有18%盈利，其他公司均有不同程度亏损。另美国生物技术信息研究所（IBI）1994～1995年度的调查资料表明：由生物技术派生的治疗药物销售额的增长是线性的，而不是以人们想象的指数形式增长。目前，在美国上市的大约有30种重组DNA派生药物正在由9个生物技术公司生产销售。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每年只批准2～5个这样的药物。到2000年，也只有大约50种药物上市。最好的情况是，有30～40个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这些药物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或拥有来自市场上产品的专利使用费。这充分说明，美国现存大量的没有产品投放市场的生物技术公司。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2013年，全球生物工程药品市场规模为2705亿美元，2014年增长至3051亿美元。基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对重组技术、医药生物技术以及DNA测序技术等的强大社会需求不断增加，全球生物技术市场预计以12%以上的年增长率增长，至2020年全球生物技术市场规模有望达六千亿美元以上。（二）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特点
现代生物技术产业一般使用活细胞，如大肠杆菌、酵母菌、哺乳动物细胞来生产产品。要实现产业化，必须建立这类细胞的大规模培养技术，这是用传统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重新开发、放大这类技术，其间必定有一个很长的技术孕育与成熟过程。
几乎所有的药物产品都是利用人体生物成分进行创制的。这些药物分子（如胰岛素、红细胞生成素、干扰素、白细胞介素）参与人体生命活动的精确调节，需要量极少，如α-干扰素每剂用量10～30微克，白细胞介素Ⅱ的用量甚至低达0.1微克。一般情况下，每升培养液中生物药物的含量只有几毫克、十几毫克，浓度极低。又由于其性质不稳定，对热、酸碱度、剪切应力等的变化都特别敏感，这就加大了分离纯化的难度。要求使用的技术手段具备温和、选择性高、精密、相互协调等特性。但目前工业上使用的绝大多数技术还很难满足这种需求，必须从头开始研制高精密的分离、纯化设备，这又往往超出了生物学本身的范围。现代生物技术产业中分离纯化设备的开发和研制费用可占企业总投资的80%。这就使生物技术产业化的一次性的投入很高。分离、纯化的高难度造成现代生物技术上市产品数量和种类同在实验室中取得的成果相比较，不会超过0.5%。
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还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要让一种重组DNA药物从研制开发到通过正式途径进入市场，需要花费1.25亿～2.5亿美元，并且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高成本使得药物产品销售价格居高不下。例如，美国Genetech公司开发生产的人体组织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TPA）是一种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心脏病的新型基因工程药物，一次剂量价格为2200美元，而同类药物链激酶、尿激酶却只有大约300美元。过高的价格，必然影响销售量。若销售价格太低，生产公司又面临亏损的危险。（三）实现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条件
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进程中充满了曲折和艰辛，除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外，还具有投入资金高、技术难度大、开发周期长的特点。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在筹建之初，决策人对上述情况认识不足，只是听说赚钱，便盲目开展相关项目，此后又陆续下马，这明显是急功近利心态的表现。
针对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所处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思考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应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要技术成熟、生产工艺配套。现代生物技术新产品大多处在研究开发之中，技术尚未成熟，加工工艺高、条件严格的配套设备研制工作跟不上。此时盲目上项目，危害性很大，必然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其次，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在市场上应有可观的需求量和体现在成本价格上的市场可接受性。在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直至产业化这一连续过程中，市场导向已参与进来，对实现产业化有重要影响。一项新产品只有在其用途明确，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其市场不断开拓。树立正确的市场导向是极为重要的，这需要实事求是的冷静分析，而不是一种盲目乐观的猜测。如在1992年美国工业界的发言人认为生物药物在美国存在着200亿甚至400亿美元的市场，可事实证明他们太乐观了。他们单纯以发病人数来计算某类药品的需求量，进而推测其市场容量，这种方法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为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同其他商品一样，要受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安全因素、价格因素等。（四）有关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现代生物技术诞生以来，它就逐渐地被学界、政界和企业界认定为高技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重视。面对发展经济的重任，面对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人类确实需要全新的技术手段参与解决同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难题。
人们已有的观念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一旦取得成功，就可广泛地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性能，创造新产品，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效益，并能导致新的产业部门的开辟。人们也用这种观念来看待现代生物技术，并用诸如“划时代”“革命”“支柱”“新纪元”等字眼来赞誉它，对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但是，人们对高新技术的社会作用的评价结果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分析得来的。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历史还很短，缺乏系统的经验证据来说明其社会作用。事实上，现在我们还没有真切而广泛地感受它的作用。但是，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技术路线是新颖的，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必将起着推动作用。这也是人们努力实现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内在信念。
总之，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有别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它在技术工艺的成熟程度、研究与开发的风险性、产业的市场可接受性以及在涉及道德、法律、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着不确定性，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走向成熟。我们必须遵循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抛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科学决策、慎重行事，推动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稳步而健康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以一种“持重而平静的心情”、一项“热切而有秩序的工作”来迎接现代生物技术辉煌发展的明天。第一章克隆技术的伦理反思二十年来，“克隆”“克隆技术”“克隆人”走进公众视野，为人们所熟知。人们想象的或虚拟的“克隆人”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伦理和法律层面上的挑战，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我们要客观地辨析克隆技术的实际发展水平和人们争论的实质，对其进行深刻的伦理思考。一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程
1997年2月27日，在英国出版的极具世界学术权威性的Nature杂志上发表了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UK）的伊恩·威尔莫特（Ian Wilmut）博士及其同事的研究论文——《源自胚胎和成年哺乳动物细胞的活的后代》。该论文阐述的是人工绵羊的产生方法，即采用成年母绵羊乳腺上皮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donor cell），以另一头母绵羊的一个袪除细胞核的卵细胞为受体（receptor cell），经细胞核移植并融合后，再将融合细胞植入第三头母绵羊的子宫中，发育成为与细胞核供体母绵羊遗传性状几乎完全一样的小羊羔。论文中编号为6LL3的雌性小羊羔后来被取名为“多莉”（Dolly）。
论文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把“多莉”称作是“克隆羊”，只是重点说明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试图证明已经高度分化的哺乳动物的体细胞之细胞核，在人为设计与控制的实验条件下可以恢复“全能性”，像一个“受精卵”那样，能够发育成为一头正常的动物。但是，当这个科学事件进一步向社会扩散时，有人称小绵羊为“克隆羊”，这种称法也就传播开来。这源于“多莉”羊的出生与此前所称的“克隆技术”有直接的关联性。
随着“多莉”的出生以及随后的广泛报道，克隆技术才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无论从科学理论到技术实践，克隆技术都早已出现了。为了对动物克隆技术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弄清它的历史渊源则显得十分必要。（一）生物繁殖中的有性与无性——一种技术上有待突破的界限
在人们的日常表述中，几乎是把“克隆”（Clone或Cloning）等同于“无性繁殖”（Asexual Reproduction）。在自然界中，无性繁殖方式普遍地存在于没有性别分化的低等生物中。在此，“无性繁殖”实质上只意味着“单性繁殖”。例如，微生物和原生动物的分裂繁殖、植物的营养繁殖、尾索动物的出芽生殖等都属于“无性繁殖”。对于在生物进化层次上比较低、无性别分化的生物来讲，它们也只能采用无性繁殖的方式来繁衍后代。相反，进化层次越高等、具备性别分化的生物，在自然状态下越不可能采用无性繁殖的方式来繁衍后代，而要通过雌雄两性生殖细胞的融合来进行有性繁殖。这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可见，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的界限根源于物种间的界限。然而，这种界限绝对不能超越吗？人类的技术能力可以突破这种界限吗？通过人为的技术操作能实现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有性繁殖生物（如哺乳动物）的“无性繁殖”吗？这些生物学难题曾长期考验着人们的智慧，至今仍是如此。（二）克隆技术的生物学基础——细胞及细胞的全能性
生命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人们认识、分析生命运动机理与改造、模拟、完善生命运动过程相结合的历史。生物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实现上述各种目标。1.细胞及细胞的全能性问题
尽管物种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方式之间也有着严格的区分。但是，人们根据“细胞学说”可以知道：细胞是一切生物体基本的结构与功能单位。无论是进行有性繁殖的生物，还是进行无性繁殖的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它们之间的共性。这就给人们以重要启发，如果要突破生物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的界限就应该从生物的共性出发，应该从操作细胞着手。事实上，无论是生物学的基础研究，还是生物技术的应用开发，早已经达到了细胞水平。克隆技术就是在细胞水平上对生物个体及其发育过程进行操纵的。
同时，在探讨克隆技术的起源时，我们根本回避不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基本概念——细胞的“全能性”。克隆技术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就是哈布兰德（G.Haberlandt）于1902年提出的细胞潜在全能性学说。此学说的内涵就是，任何一个处于细胞分化临界期之前的细胞，只要处于合适的条件下，既可以发育为完整的生物体，也可发育为任何组织、器官，也可分化为任何成熟细胞。如果某种生物个体的细胞具有“全能性”，它就可以不需要通过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来繁殖后代，而独由具“全能性”的细胞来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从而实现无性繁殖。2.植物细胞的全能性与植物克隆
生物学家已经证实了植物细胞的全能性，即任何一个植物细胞都包含有全部植株的遗传信息。在适当的人工培养环境中，任何一个植物细胞都能增殖生成一个完整的植株。其实，古代的先民们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早就观察并利用这种生命现象了，如应用已久的植物插枝育苗法便是如此。在现代，植物的这种生命运动机理被科学地揭示出后，就可以更加有目的、有意识地应用于农业、林业及花卉业的生产实践中了。例如，在无菌条件下，利用人工培养基对植物体的某一部分（细胞、组织或器官）进行培养，使它产生大量具有相同遗传性状的植株。这种做法俗称为“植物克隆”。在植物界，“克隆”早已成为不再引起人们惊奇的领域。3.动物细胞的全能性问题
高等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比较密切。从人类社会早期开始，哺乳动物就为人类提供肉、毛皮、乳品等生活物质，并且大型哺乳动物（如牛、马、驴等）还是重要的劳动、运输工具。如今，哺乳动物仍然对人类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与开发哺乳动物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在“植物克隆”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的技术背景下，人们设想把这种“无性繁殖”技术成功地运用于哺乳动物身上，这样做至少可以使其在数量上得到快速增长。但问题是，植物细胞的这种“全能性”存在于高等动物的细胞中吗？
依据高等动物的发育与生长规律，动物的繁衍要由两性生殖细胞（精细胞与卵细胞）共同完成。长期以来，生物学界也认为：高等动物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有根本上的差别。体细胞是已经特化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细胞，它包含的遗传信息只是“部分的”，并不包含发育为完整动物个体的全部遗传信息，不能据之重新建构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这样，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就有了根本上的差别，这无疑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生命界限。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门学科或一项技术的巨大进步，往往是和它本身存在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个“动物细胞是否存在全能性”的问题激起了许多生物学家的研究兴趣，并成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研究课题，从而推动了有关生物学分支学科的发展。（三）动物克隆技术从思想萌芽到现实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性研究，生物学界逐渐认识到，在动物发育的早期胚胎（经由精、卵细胞融合的产物）阶段，每一个胚胎细胞核内的遗传信息都有完备的潜能。即每一个胚胎细胞都具有“全能性”，它们有能力使细胞发育为成年动物的任何一部分。但是，随着胚胎的发育，胚胎细胞渐渐地失去了这种全能性而开始功能特化，此过程叫作分化（Differentiate）。例如，某一组胚胎细胞发育成神经系统，而另一组则发育成肌肉系统等。关键问题在于，细胞的分化过程是完全不可逆的吗？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吗？1.动物克隆方法的设想
1938年，德国胚胎学家汉斯·施佩曼（Hans Spemann）在一篇论文中建议用成年动物体细胞的细胞核，植入未受精卵子的方法来实现动物的“无性繁殖”，预言了高等动物无性繁殖的可能性。施佩曼在头脑中想象的这个实验，也就是大多数生物学家后来所称谓的动物“克隆”实验。在施佩曼的“思想实验”中体现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生物学研究新方法的萌芽，这个设想已经成为当今动物克隆技术的重要蓝图。但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施佩曼并没有亲身实践这一方法。这个思想萌芽却深深地扎根于生物学史中，并引起后来许多生物学家的浓厚兴趣。2.从低等动物着手克隆研究
考虑到直接进行哺乳动物细胞核移植的可能难度，生物学家在研究中便采取了化难为易的办法，先从在生物进化上比较低等的两栖动物和鱼类做起。1952年，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布里格斯（Robert Briggs）和托马斯·金（Thomas J.King）用核移植方法培养出了蝌蚪，但未能生成青蛙。但是，在以两栖动物和鱼类作为对象的研究过程中，生物学家创造了细胞核移植（CNT，Cell Nuclear Transplantation）技术，并且研究了细胞分化的潜能问题，探讨了细胞质和细胞核的相互作用问题。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生命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与熟练的实验技术操作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促进。
1962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J.Gurdon）教授，通过成年蛙体细胞成功克隆出蛙来。这件事曾引发了关于动物无性繁殖问题的第一轮辩论。另外，我国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教授于1965年完成了金鱼核移植并获得成功。3.从胚胎细胞克隆艰难地迈向体细胞克隆
1984年，丹麦科学家斯丁·维拉德森（Steen Willadsen）成功地利用胚胎细胞的细胞核，取代了一个未受精的卵细胞核产生出一头绵羊。这是第一例得到证实的通过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无性繁殖”出的哺乳动物。此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先后利用胚胎细胞作为细胞核供体，克隆出小鼠、兔子、山羊、牛、猪等哺乳动物。并且，用动物胚胎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克隆的成功率在逐步提高。但是，胚胎细胞是有性繁殖的产物，经由了两性生殖细胞的融合。因此，用胚胎细胞进行克隆研究必然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有性繁殖”的痕迹，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无性繁殖”。
虽然早期动物胚胎细胞核移植被证实是成功的，但是在较晚期胚胎细胞或成年动物体细胞核移植方面几乎是失败的。这似乎表明了细胞核在发育过程中经历了不可逆的变化。由于该项技术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研究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一度跌入低谷，甚至在生物学界也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用已经高度分化的高等动物体细胞进行克隆研究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为了从成熟体细胞克隆出动物，必须寻找卵细胞重新编程的方法。威尔莫特的同事坎贝尔发明了一种人为剥夺预定供体细胞几乎全部营养的“饥饿法”，以此来诱使细胞放弃生长和分化的正常周期并进入静止期，促使染色质改变，使卵细胞更容易完成重新编程工作。1996年7月，用此方法促使一只名叫“多莉”的绵羊出生了。但是，这种情况只是表明体细胞克隆技术仍处于发展的早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内外有关动物克隆的大量实验，成功率极低。克隆动物普遍表现出肺、肾等器官功能发育不全、体型巨大、免疫系统衰弱和大脑发育缺陷等特征。
2003年2月14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对外宣称，世界首例克隆羊“多莉”。由于它感染严重的肺病而难以治愈，通过实施“安乐死”结束了生命。这个令人伤感的无言结局，似乎也在有力地印证了克隆技术发展的不完善性，对克隆动物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于是，一些人对克隆技术的狂热与欣喜之情，也渐渐地平静下来。
总之，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的发展与完善过程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对人们的智慧与耐心都仍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二克隆人的现状与展望
自1997年以来，作为现代生物技术之一的克隆技术，不仅成了一个科技热点，而且更成了一个社会热点问题。从生物学家、医学专家、社会学家、法律专家、伦理学家到新闻记者，从政府首脑到普通百姓，对“克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引发为社会问题，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有关“克隆人”的问题。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技术和促进技术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一）技术时代的幻想与狂热
如今的社会是技术的社会，如今的时代是充满技术幻想的时代。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胜利使人们对技术发展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似乎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技术做不成的事。一旦有新技术的出现，就会引发一阵狂热，一阵臆想。
这几年来，人们一直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着“克隆”一词，在动词意义上等于“复制”，在形容词意义上是“复制出的”。相应地，“克隆人”也有两个含义：复制人与复制出的人。用体细胞克隆绵羊技术的成功使人们看到了成功克隆人类的希望，而克隆人的想法的确又引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就产生出一些“奇谈怪论”来。
有乐观的论调：“复制一个你，让你领回家”；“尼采不是说上帝死了吗？即使上帝活着又能吓住谁呢，没准儿我们还高兴再克隆出几个上帝来”；“会不会有谁想克隆出一打迈克尔·乔丹，来称霸NBA呢”；“无性繁殖技术将使人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再生，使世界充满了他们的孪生兄弟姐妹”；“克隆人可以从生命工厂的生产线上成批地生产出来”……
更有悲观的论调：“20世纪末最伟大、最恐怖的科技突破，1997年大预言来临了吗？”“倘若此项技术的突破是在三四十年代，那么会有多少希特勒”；“核武器的破坏性，不过是将生命毁灭……如果克隆技术延伸到哺乳动物，特别是发展到克隆人，那就比毁灭生命更可怕”；“人造人，吓死人”……
这些说法都是在当时媒体上出现过的。“克隆人”真有那么神奇和恐怖吗？事实上，克隆绵羊所谓的“成功”，只是让人觉得有利用人体体细胞克隆人类肌体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如此看来，人们正是把克隆出人的那种极微小的可能性作为现实性来进行争论的。然而可能性又怎么能等同于现实性呢？尽管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反对把技术当作手段来看待，但是没有技术手段你又如何达到目的呢？没有切实可行的克隆技术，你又如何实现克隆人的幻想呢？如今，多年过去了，克隆技术又发展得如何呢？它实现人们当初的梦想了吗？还没有！但是，在几年前，人们为什么就在这项肯定具有不完善性的实验技术的基础上，就武断地推出能用成年人体细胞克隆出人来，并用这个武断的推论作为进一步展望的前提呢？人们只是看到了技术的目的，而忘记了还没有手段这一事实。（二）克隆人：华而不实的社会效应
任何一项人类创造的技术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我们的问题是要从能否克隆出人转移到为什么要克隆人和克隆人有什么社会意义这个问题上来。能否克隆出人是科技专家要回答的事情，我们在此只谈谈后者。1.克隆人的生物风险
在生物进化层次上，人类和绵羊虽然都属于哺乳动物，但是人类比绵羊进化层次更高级，生理结构也更复杂。何况我们已经知道用体细胞克隆绵羊的技术尚不成熟。这样极不成熟的技术，如果随意应用于人身上不是失败就是极不安全，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在移植操作过程中，很难说细胞核丝毫不受损伤，以致发育出有缺陷的后代。如果要克隆人，必然要使当事人承担难以估计的生物风险。若这样做，不是对当事人人权的侵犯吗？与其这样，又何必去克隆人呢？对人类的繁育来讲，克隆技术是不是有些画蛇添足呢？2.克隆人给社会带来负担
现代人类社会人丁兴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还在为控制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而努力，根本没有必要去复制人。尽管有人说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不育或失去孩子的家庭解除痛苦，但是现在不是有比较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吗？不是可以通过收养等途径来实现目的吗？为什么要寄希望于一项不成熟的技术呢？况且等待（克隆技术的完善）过程不也是很痛苦的吗？3.快速而大量克隆人是不可能的
在人们议论克隆人的时候，曾希望能快速而大量地去克隆人。其实，这是工业化社会的思维模式——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在这种幻想下，往往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克隆人”的生长起点仍然是胚胎，从胚胎移植到婴儿出生，大约有十个月的时间。不管是正常人还是“克隆人”，都会有一个从婴儿、幼儿、儿童、少年到青年的发育和生长过程。若按18岁成人，又需要18年。如果考虑到人类的生命成长周期，想快速复制克隆人的那群人，恐怕不会有耐心和精力。另外，人们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模拟出人体子宫那样适合生命孕育的精致环境。因此，培养克隆人，还必须借助于妇女的子宫来进行。如果考虑到妇女的心理因素并尊重女性权益不对其随意增加分娩痛苦等问题，克隆人就会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想大量复制人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可能像高速复印机迅速复印文件一样复制人。在1998年，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公开扬言要进行克隆人试验，想一年内复制500人，这种想法实在是既狂妄又愚蠢。4.社会属性——作为一个人的主要属性则是不可复制的
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之所以为人，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具有的社会属性。现在我们明白了已不可能复制出诸如“希特勒”、“爱因斯坦”和“乔丹”那样的人物了。每个人都有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其人生际遇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遗传的或者是天生的一些因素，对于有些人（如文艺体育人士）是有很大作用的，但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其后天的努力也是极为重要的。（三）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1.科技时代人们思维的敏感性
通过“克隆羊”事件，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本来这是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验性成果，人们却把它作为一项可操作的技术成果来看待。这不仅反映了现代人类广泛性的工具理性思维，而且反映了人们潜意识中的科学与技术万能的思想，即科学上能认识的，技术就能操作。人们广泛地关注克隆羊事件，不仅仅只是由于媒体的强大引导作用，而且也反映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科技发展的高度敏感性。人们对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伦理道德的关系有了更多和更深的了解。的确，在技术日益社会化和社会日益技术化的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关心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技术异化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或灾难也是人们难以忘记的。这就使得人们很慎重地看待每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并特别注意其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对克隆技术的讨论也反映出了这一种社会思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对克隆技术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反映出不少人的科技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只有在一个全民科技素质较高的社会中，才能更有效地为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2.如何正确运用媒体的力量
在威尔莫特发表论文之前的1997年2月23日，美国记者科拉塔已在《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报道了克隆羊“多莉”诞生的消息，宣称是世界上首例完全由成年动物的体细胞核基因组产生的后代，而以前所谓的“克隆”大都是用的胚胎细胞（经过了两性生殖细胞的融合）。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该记者也因此获得了1997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由于一般媒体的受众多，所以媒体的影响面远大于学术性的《自然》杂志。此后，在许多媒体的炒作下，克隆技术像玩小魔术一样简单而有趣。然而，一些人根本不了解任何技术细节，就空发议论，跟着起哄。对科学技术的无知，使许多人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任意发挥、随意猜测，以致引发出前文列出的许多怪论，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无知和偏见。关注大众可能关注的热点问题，发表各界人士的观点，这是新闻媒体的一种职能，但如果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就可能误导大众。有些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忽略了许多技术细节，将复杂的技术过程简单化和庸俗化，引起大众的好奇和莫名的恐惧。把大众对技术与未来的关注引入科幻般的奇想中，又以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来审察并忧虑未来。这实在是不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技术，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人类社会中，媒体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对普通人的思想方法到政府的各项决策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类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真实、客观、公正。媒体在报道科学技术进展的同时，也要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为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和科技意识做出自己的努力，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舆论环境，以便引导公众更好地认识与理解科学技术。我国技术哲学专家陈昌曙先生曾指出：“技术评论，包括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评论，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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