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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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中区域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前言
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西部项目“新时期西部大开发中区域产业转移及产业升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Y003）的资助下完成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根据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选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修改而成。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掀起了新一轮区域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呈现新的态势。我国东部地区在“三缺”（缺水、缺地、缺能源）、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外部需求减弱的巨大压力下，向中西部地区乃至周边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态势明显。从2007年起，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开始快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一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诸多省区市的工业化进程比全国其他地区落后几年；另一方面，也在工业与经济规模获得较快增长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面对新时期产业转移的新特点、新机遇，西部地区应如何在较为薄弱的产业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合理选择和对接自身所期望的来自国内外的转移产业？如何规避产业承接中的“低端锁定”或“资源诅咒”陷阱，科学筹划，实现产业承接与区域产业升级的有机融合，以及产业承接与区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协调发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提高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效率、选准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落实十八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的研究团队从承接西部项目之前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至今已有五年多时间。为了使研究成果更能反映各地区产业实际发展状况，得出的结论对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更有参考价值，我们在2011年初完成了国内外文献、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评价工作，并确定子课题研究方向之后，就开展了对东西部地区的深入调研。通过一系列调研、访谈活动（如对东部长三角地区如上海、嘉兴和无锡，珠三角的广东省工信委以及广州、佛山、深圳、清远等地政府部门与典型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对西部代表性省市四川、重庆以及陕西工业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的小型座谈会），深入了解了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东部省份产业转移动态和西部省区市产业承接定位及思路，听取了西部不同领域工作人员对本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这对后续展开的深入研究很有帮助。
成果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化及升级问题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中，探索了新形势下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机理，并以全球化的视野，提出了更合理的产业转移投向和产业承接方向的分析模型，用于国际产业转移投向的科学判定。从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双重约束这一角度，引入产业转移意愿和产业承接意愿两个维度，构建了东部地区基于产业转移能力和意愿的产业转移投向分析模型、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和产业承接意愿分析模型，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投向和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方向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判断方法。通过对西部各地区的实证研究，从西部总体和省域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地区产业结构演化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上指出了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新路径。按照“增强区域产业承载能力”与“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思路，提出了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的思路、任务、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空间布局及其保障措施等。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得出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对策建议，对于西部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西部各地区提前谋划、有序推进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决策依据，既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导向，也凸显了应用研究视野的开放性。
本书为明晰西部各省区市产业结构现状与存在问题、招商引资方向、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等提供了现实的判断依据，既能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参考，也能为实践应用领域的政府官员、区域发展规划人员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导，并能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本书共分为9章，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章由胡新撰写，第六、第七章由惠调艳撰写，第二、第五章由郑耀群撰写；第九章由胡新、惠调艳共同撰写。王彩萍、石倩、许漫霄、张新茹、林茂青、段阿曼、常芸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整理了大量资料，并参与了数据统计分析与图表绘制工作，王彩萍还参与了本书第四章的撰写工作。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大量的参考文献为我们拓展研究思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参考和引用文献的作者，以及一些无法在书中列出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团队研究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第一章绪论金融危机的爆发延长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调整期，但也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受生产成本和环境资源的制约，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面对新时期产业转移的新特点、新机遇，西部地区如何根据自己的产业基础，建立良好的产业转移承接机制，推动西部产业承接、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第一节研究背景一 世界经济的低迷造成国际产业分工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爆发，使世界经济不得不面临着“有效需求”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反思其超前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反思其把世界作为加工厂进行产业链布局，制造环节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战略实施后，国内虚拟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新兴产业发展迟缓，“产业空心化”出现以致引发经济衰退的后果；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反思，面对“制造业外包”的全球化分工，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转出的产业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相对落后环节，虽说提高了本国制造业生产能力，造就了“世界工厂”，但同时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工资运行的模式也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呈现新的变化：一是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将逐步重塑平衡状态，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四是世界经济发展主题将锁定低碳经济和绿色增[1]长。因此，如何在制度设计、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变革和调整，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二 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特点和新趋势1.美欧内部的再工业化趋势，使国际产业转移的数量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
金融危机使美国认识到要从危急中走出来，就必须重振实体经济，重新“回归”制造业。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实质，是立足于“后危机时代”，抢占新一轮科技和高端制造业竞争制高点而进行的长远谋划。美欧等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对国际产业转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国际产业出现“逆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回流，从而对我国工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为拓展国际市场，美欧继续将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后淘汰的传统产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东南亚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要素禀赋、市场潜力、城乡结构等方面与中国非常相近，而平均劳动力成本却有明显优势，在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方[2]面综合优势更强。再者是发达国家仍会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大对我国技术输出的控制，增加了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难度，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与延缓我国产业升级进程。2.大地震引发日企对全球采购与分工生产模式的反思，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整势在必行
2011年日本大地震与海啸对日本汽车、电子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生产网络造成巨大冲击，影响到日本多年构建起来的整个价值链。在反思全球采购与分工生产模式中，日本产业向外转移是大势所趋。日本作为全球汽车及电子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和设备的主要供应者，此次震灾对日本上游原材料、设备及元器件产业的影响，迅速通过产业链的传递效应扩散至全球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震后日本企业纷纷反思近年来所采取的封闭型供应链模式的缺陷，被迫重新思考物流链、商务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应对重大灾害时的新组合，使生产企业更加贴近终端市场而不是原料市场将成为新一轮产业链重整的主要思路。以汽车业为例，出于分散风险的战略考虑，一些原被视为“高度机密”并“密闭”起来的核心技术会向海外转移部分生产能力，这意味着日企不得不将一部分核心利益转移至日本之外，从而引起国际生产链与价值链在全球的重新整合。
因此新一轮日企产业转移与以往的产业转移不同，是一次战略性转移，不仅会将更多的核心部件的生产进行转移，甚至有可能将研发总部、供应链总部、制造总部进行转移。但到目前，日本产业转移及生产能力外放的路径暂未表现出中国倾向。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环中国布局的意图，维持了一直以来的“雁行方阵”的战略格局，[3]并且日益向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进行单边扩展。因此，东南亚国家长期作为日资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国，将会在日本的这一轮产业转移中再次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三 金融危机后国内产业升级压力加大，产业梯度转移出现新变化
金融危机下的国外市场需求紧缩，使得以加工贸易模式发展的珠三角面临着巨大压力。外部压力来自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内部也面临双重挑战：一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二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的现象。在工业增长放缓的压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力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及市场倒逼机制使得东部地区必须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整个产业结构向集约化、高端化过渡。珠三角一带通过“双转移”“腾笼换鸟”以及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等措施来加快优势产业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产业转移速度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产业转移已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项目的输出，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也开始加入了转移的行列，在转移过程中不断实现技术、装备的整体升级。转移的产业也从单纯的制造业转变为制造业、服务业和研发产业多领域，出现了综合性趋势。整体而言，我国产业转移呈现国际产业向我国沿海经济圈转移、沿海经济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梯度推进态势。四 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下，现有的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
西部地区本身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资源支撑型、能源消耗型特征显著，呈现“两高一低”的高碳经济特征，即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特点。当前西部重化工业主要依托能源化工、有色金属、黑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型产业，具有投资多、产出大、耗能高等特点，以能源开发以及加工生产为主的重工业结构给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西部在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艰巨，如何免于陷入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低端锁定”和“资源诅咒”陷阱，是当前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五 危机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向西部加速推进，为西部产业承接带来重大机遇
金融危机后，东部地区土地价格上涨、能源紧张、劳动力工资提高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加大，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出现新的流向，即从东部沿海地区撤资、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金融危机后FDI对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加快，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西部投资，继英特尔之后，戴尔、仁宝、富士康、联想等世界巨头近几年纷纷落户四川。韩国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等3个超过1亿美元的外资重大项目在陕西开工建设。
国内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也促使其向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成为必然。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减少，沿海出口企业把产业转移目光转向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西部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地区，形成了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和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导向。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出现了新动态。产业转移区域范围在逐渐扩大，速度也在加快。从产业转移的层级看，除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迁移外，化工、机械、家电、电子信息等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呈现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企业迁移开始由低端产业转向了高端。2012年，中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表示将从财税、金融、产业、商贸、土地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利好政策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吸引投资的筹码。
总之，中国结构性调整步入关键期，西部地区面临着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新机遇、新挑战，同时存在着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如何对经济转型时期的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进行抉择，是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二节研究目的及意义一 研究目的
理论研究上——对产业转移理论进行再认识，梳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在环境资源约束视角下，提出基于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动因和条件驱动的产业转移能力和意愿、产业承接能力和意愿的双维度模型，通过国内外产业转移与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的对接拟合、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的耦合，丰富现有产业承接相关研究，为实现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有效对接、促进承接地产业升级开辟研究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研究方法上——国际产业转移方面，从产业分析视角，利用FDI投向偏离度指数在分析了国际上主要产业转出地对西部地区行业投向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修正的产业级差模型，以更好地对西部具体地区与东盟新兴国家间进行产业承接进行相对优势比较。
国内产业转移方面，在定性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强调转出产业和承接产业的定量分析，确保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靠性。对转出地而言，用动态集聚指数对危机前后全国四大区域产业转移趋势进行测算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转移能力和产业转移意愿双维度模型，通过CRICTIC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进行产业转移投向综合能力的合理判断，并用四象限矩阵法对计算结果进行匹配分析，找到东部地区可以转出的产业；在承接地分析中，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西部各省份各细分产业的承接能力，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各细分产业的承接意愿，并通过四象限矩阵法对产业承接能力和意愿进行匹配拟合，明确其产业承接的类型。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突破了以往单指标、单层面、单方法分析的片面性，对以往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和丰富。
实证研究上——从时间-空间-行业的多维视角，分析西部各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进程，摸清西部各地产业发展基础，把握其发展趋势及问题，深度刻画其未来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为推动西部产业承接、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为西部各地区政府制定区域产业升级与发展规划提供经验证据。
国内产业转移方面，分别从东部转出地的角度与西部承接地的角度，在全国产业结构大调整背景下、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提出多维度、多群组分析的产业转出与产业承接的细分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从而为西部地区选择承接产业的具体方向提供帮助。
对策研究上——探寻“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和“增强地区产业承载能力”的产业升级有效路径，明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思路，为合理有序推进产业承接、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二 理论意义（1）丰富了从产业视角分析FDI对不同投资目的地选择比较的研究方法。
站在产业承接地的视角，修正了现有研究思路与方法，利用FDI投向偏离度指数对国际主要产业转出地的投资行业方向进行分析，构建了修正的产业级差模型，对西部具体地区以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东盟新兴国家进行产业承接相对优势的比较分析，从产业总体和细分行业上明晰西部具体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和可能的承接方向，对以往国际产业转移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2）提出了新的基于产业转移能力和意愿的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投向判别方法及标准。
从东部转出地的角度，首先采用动态集聚指数对危机前后全国四大区域产业转移趋势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其次从产业转移意愿和转移能力两个维度对具有不同转移驱动因素的行业群组，提出产业转移投向综合能力评价模型体系，并根据现有转出趋势和驱动力等来推断未来转出的大致行业及方向，对以往产业转移投向提出新的研究思路。（3）构建了资源环境约束视角下的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产业承接意愿综合分析概念模型。
本书突破了以往仅根据本地产业基础和承接能力去选择承接产业的思路，立足于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引入产业承接意愿动力因素，构建了环境资源约束视角下的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与产业承接意愿综合分析概念模型。拓展了产业承接地基于能力和意愿两个维度的承接产业选择及其战略定位的分析思路，从而为西部地区在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升级框架下选择承接产业，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三 现实意义（1）对西部各地区产业结构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深度刻画与透彻分析，为后续研究和政府部门摸清地区工业化进程、制定区域产业规划提供判断依据。
为全面了解西部与全国工业化水平的差距，书中选取6个指标对西部及全国其他省区市工业化程度做出了客观判断与比较，发现西部有7个省区仍处于全国垫底的地位。
本书全面、系统地对第一轮西部大开发以来的西部产业结构动态演进及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相似性系数，将西部地区分为重装备主导型省区、能源化工主导型省区、原材料加工主导型省区3个群进行产业结构动态分析。以时间-空间-行业的多维分析视角，用诸多指标与大量数据分析了各个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状况，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现状做出了客观的分析判断，为西部产业升级的路径定位和区域产业规划制定奠定了基础，为西部后发地区进行区域产业间比较，合理有序推进产业升级，从资源与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进而形成环境友好、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经验证据。（2）通过基于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不同视角的能力与意愿的双维度分析，为转出地与承接地把握转出与承接产业方向提供了分析依据。
目前各地承接产业的选择大部分基于转出地的转出能力和承接地的承接能力来确定。然而产业转移要发生，转出方势必有转出意愿，承接地基于环境资源约束也得有承接意愿。本书突破以往的分析思路，针对具有不同转移驱动因素的行业群组，构建了综合转移能力评价模型。通过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搞清楚东部代表省份的产业转移行业投向和区位分布，为更好地把握东部地区产业转出趋势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此外，本书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拓展了产业承接新的研究思路，提出环境资源约束下的承接地产业承接能力和意愿的分析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弄清了西部各个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和意愿，以及承接的行业优先次序。这种着眼于未来的产业转移投向和产业承接方向的研究，为西部制定产业承接规划和产业升级政策调整提供了必要支持，促使转出方和承接方均能够提前谋划，以便使西部能够做到在承接中转型、在转型中升级。（3）通过对金融危机前后FDI的国际与国内投资趋势分析，以及西部与东盟国家承接FDI的比较研究，为西部未来选资提供了方向。
利用修正后的产业级差模型，通过危机前后西部与中国周边地区的东盟国家承接FDI流入的对比研究，分析了东盟国家与西部地区在承接FDI上的竞争地位，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新形势下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在本地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行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有承接相对优势。这为西部地区更多着眼于引进FDI与当地产业的融合、促进本地产业升级提供了承接方向与思路。（4）从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的双重约束出发，探索西部产业升级的“增加区域产业承载能力、减小资源环境压力”的有效路径，为西部地区政府把握产业承接与升级方向提供了决策依据。
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已经对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形成越来越“硬”的约束，本书引入资源环境约束这一创新视角，立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对西部地区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进行了深度刻画与阐述，明确了西部产业升级的迫切性和升级的“增加区域产业承载能力、减小资源环境压力”的路径。本研究将产业转移理论与区域产业升级理论有机结合，构建了基于产业承接的西部省份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概念模型，从细分行业视角，通过对东部转出地与西部承接地的对接拟合，将行业划分为理想型对接、重点突破型对接、引导争取型对接、关注提升型对接和选择型对接五大类型。综合产业承接的对接类型和西部地区环境资源约束问题，提出主导型产业、成长型产业、战略型新兴产业多元并存的产业组合策略，以及基于生态全产业链的重点产业承接及其优化升级思路。同时，提出以机制体制创新为牵引、技术创新为支撑、环境创新为保障的“三轮驱动”的产业对接与产业升级机制，及其组织推进、园区载体建设和政策优化等多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建议。该部分明晰了资源环境约束视角下西部地区产业承接及其优化升级的思路、重点产业、空间布局以及相应的措施建议，为西部地区政府把握产业承接方向和构建承接措施等提供了决策依据。第三节研究方法（1）定量分析方法。立足于统计数据，突出多指标定量分析，借助SPSS等统计软件，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了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演进现状、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趋势变化及特点、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西部资源禀赋约束状况等，用数据分析代替主观判断，从而使分析资料更翔实、论据更充分、结果更明晰、更具说服力。同时，注重多种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应用FDI投向偏离度指数对西部典型地区FDI流入的行业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用修正后的产业级差模型分析了东盟新兴国家与西部典型省区在承接FDI上的竞争地位，利用相对产业梯度系数将西部省区与东盟三国进行工业细分行业的相对优势进行对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了西部吸引FDI的主要影响因素，用动态集聚指数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全国四大区域产业转移趋势，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西部地区细分产业承接能力，用四象限矩阵法对产业转移能力和转移意愿、产业承接能力和承接意愿进行了匹配拟合分析等。综合引用多种定量方法，在对产业转移投向、产业转移承接能力、产业转移承接意愿、影响西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素等的合理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内外产业转移投向和西部产业承接力的科学、客观判断。（2）专家咨询、深度访谈、小型座谈会议等方法。本研究注重一手资料的获取，通过对东部长三角地区如上海及嘉兴、无锡，珠三角的广州、佛山、深圳、清远等地政府部门及典型工业园区、企业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以及西部代表性省份四川、重庆、陕西工业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的小型座谈会，深入了解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东部省份产业转移动态和西部省份产业承接定位，听取西部各位不同层次人员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使得对策建议更好地贴近实际。（3）对比研究法。一方面，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对比不同地区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不同区域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的现状、特点及其未来趋势，不同区域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等，从而对西部地区的发展阶段、产业基础、产业承接现状、产业环境等做出客观判断；另一方面，以细分产业为立足点，突出中观层面的研究，对产业转移行业投向和产业承接能力、产业承接意愿等进行对比研究，对东部产业转移投向和西部地区产业承接选择方向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使问题分析更加深入，结果更具有可操作性。（4）案例研究法。选择国内外典型区域，如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对其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产业升级路径及成功经验进行研究，尤其对日本在产业承接、产业升级与区域环境资源协调发展中好的做法进行剖析，为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与工业转型升级政策构建提供支持。
总之，本课题注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统计分析与高层访谈相结合、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等多种交叉性和融合性的研究方式，从而较好地确保了研究的科学严谨性。第四节研究内容及思路框架
本课题在梳理产业转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动态演进及现状进行全面客观评价，研判了新时期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投向，分析了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和意愿，并结合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问题，提出西部地区在国内外产业转移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形势下的产业承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方向、空间布局及其保障措施建议等，旨在更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快速、健康发展。本研究的内容设置如下。
第一章绪论。根据研究背景，提出研究目的、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思路框架。
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理论评述。对产业转移动因、路径、模型、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等相关研究及其理论进行梳理，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动态演进及现状分析。为了摸清西部各个地区工业化进程现状，本书分别用六大判别指标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区工业化过程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对其工业化程度做出了综合判断和比较。从西部总体和省域两个层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动态变化趋势及特征；按照重装备主导型、能源化工主导型、资源加工主导型分类，对各类地区不同省区的制造业内部结构及动态变化、优劣势产业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对西部现代服务业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比较。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动态变化做出了大致判断，由此得出西部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
第四章国际产业转移动因及投向分析。从全球角度出发，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国际产业转移的变化趋势以及向我国转移的新特点，并仔细研究了金融危机前后FDI流向西部的趋势及特点。在研究前人分析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从产业视角上构建了能将西部具体地区与东盟国家承接FDI进行对比分析的模型与方法。对未来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投资中国西部还是东盟国家、对西部龙头地区相对于东盟国家更具有承接优势的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运用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西部在新时期承接FDI的非产业性因素，以及影响程度，从而为西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第五章国内产业转移的动因及投向分析。在分析了金融危机后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动因、特点及方式的基础上，用动态集聚指数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国内四大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变化趋势；对具有不同转移驱动因素的行业群组，构建了综合转移能力评价模型。将产业转移按照驱动因素不同分为以产业升级为主型产业转移、以资源利用为主型产业转移、以市场开拓为主型产业转移，在转移能力和转移意愿双维度的视角下，建立指标体系对3种类型产业转移的转移意愿和能力分别进行了量化评价分析，并对转移意愿和能力评价结果进行了匹配；最后，研究了危机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投向及未来转移趋势，从而为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行业方向。
第六章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现状与承接效应分析。对西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现状、特点及其分省区市分布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产业承接影响效应进行了机理剖析，采用面板数据多元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产业承接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明确了国际产业承接综合和国内产业承接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
第七章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及意愿实证分析。立足产业承接的动因和条件，从环境资源约束视角构建了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和意愿综合分析概念模型，并从细分行业的视角，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明晰了西部各省区市各细分行业在全国的产业承接综合竞争能力，以及本地区承接该产业的意愿动力，基于二者的匹配拟合，初步确定出西部各省区市产业承接中的行业定位，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的选择、产业政策制定等提供决策依据。
第八章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迫切性与路径分析。从土地资源、能源与矿产资源、人文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人力资源及成本等方面对西部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详尽分析了资源、工业能耗、环境污染及其对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的严重制约，并对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迫切性尤其是升级的方向做了深刻的阐述。最后，归纳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产业升级的经验及启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西部地区产业的“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增强区域产业承载能力”的升级路径。
第九章资源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对策分析。基于产业转移，提出产业承接与升级的思路、目标、根本任务；基于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对接拟合，结合西部环境资源约束问题，提出西部地区产业承接的产业定位、空间布局、重点产业优化调整思路、保障措施建议等。
根据研究内容，本书的研究思路框架见图1-1。图1-1 本书框架思路[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产业升级研究报告》，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4月。[2] 谢海东、万戈芳：《金融危机背景下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动态与新特征》，《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2期，第14页。[3] 刘大志：《后危机时代的日本产业动向及中国效应》，http：//house.focus.cn/news/2012-12-05/2605682.html，2012年12月5日。第二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理论述评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演变和升级的重要手段，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早期学者们主要将视角放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上，而且理论的构建主要从国家层面出发，研究国与国之间的产业转移。后来有了跨国公司视角、价值链视角等新的视角。目前有关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第一节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机理研究一 国际产业转移动因与机理的研究
亚当·斯S密（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俄林的要素禀赋等古典贸易理论奠定了产业转移的基础，刘易斯（W.Arthur Lewis）的“成本推动说”、弗农的“产品周期说”、邓宁的“区位因素说”与“产业梯度因素说”、小岛[1]清（Kiyochi Kojima）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以及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等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并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奈科斯丁和泽莫（Nakosteen & Zimmer）将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分为推力、拉力和阻力。1.基于产业与产品视角的产业转移动因（1）雁行模式理论
赤松要（Akamatsu）提出的雁行模式是较早形成的产业转移理论，他以后起工业国发展为视角，通过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发展的统计研究，总结出产业发展遵循的三种模式：第一种基本模式认为某一产业的发展是按照从接受转移到国内生产，再到向外出口的三个阶段，即按照“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第二种模式是从一般消费品到资本品或者是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第一模式演进，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第三种模式是某一产品的第一模式动态演化会在国与国之间传导，工业化的后来者会效仿工业化的先行者。雁行模式理论展示出后进国家如何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不仅可供出口，而且后来居上取代“领头雁”并最终实现[2]经济起飞的过程。
小泽辉智（Ozawa，Castello）在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增长阶段模型，该模式认为跨国公司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一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无需通过出口来开发东道国市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帮助[3]东道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消费品工业。（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雷蒙德·弗农（R.Vernon）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生命周期变动，导致产品生产地点的变动，从而决定了该产品出口国和进口国位置的变化。当产品进入成熟阶段时，标准化生产阶段最好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该理论将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周期和各国的比较优势变化结合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说明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一种产品的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到进口的发展过程，其所建立的产品生产区位的转移模式对于产业转移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该理论将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领域延伸到对外直接投资，是对早期产业和产品转移理[4]论的系统描述和总结。（3）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小岛清将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转移的产业应该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而对转入地来说却是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产业。该理论反映了经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形式，较好地说明东亚的雁行发展模式[5]机理，适用于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的解释。（4）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
刘易斯主要研究了产业转移机制问题，他认为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于是发达国家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刘易斯的观点是建立在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他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转[6]移的主体，并且把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联系。2.基于跨国公司视角的产业转移动因（1）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由英国巴克利（Peter Buckley）和卡森（Mark Casson）提出，并由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Rugman）加以发展。其内容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若将企业所拥有的科技和营销知识等中间产品通过外部市场来组织交易，则难以保证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若企业建立内部市场，则可利用企业管理手段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避免市场不完全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基于所有权的企业管理与控制权的扩张，而不在于资本的转移。其结果是用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代替外部市场机制，以便降低交易成本，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1977年，英国邓宁（John 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又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该理论提出了企业可能具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特定优势三种优势。他在1988年发表文章，认为企业如果只拥有所有权优势，就只能选择技术转让的形式参与国际经营活动；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出口贸易是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较好形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三种优势，则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较好形式，可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该理论体系涵盖了跨国公司各种经营活动，即货物贸易、无形资产的转让、[7]对外直接投资。（3）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分工模式引致产业转移理论
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科技进步、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生产标准化的推进，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垂直分工到产业内水平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所谓产品内分工，是指通过产品制造中生产环节的工序分解，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散到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从而实现了从产品生产到贸易等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全球分工模式。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多层次性的特点，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各种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工，也包括同一产业、同一产品的价值链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另一特点则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明显弱化，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的主体。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最大受益者，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和制造外包将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别安排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以充分利用各国的要素优势，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产品内分工已成为当今全球主要分工形式，进而加速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较好地解释了跨国公司主导的FDI方式下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Helleiner首先观测到了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存在着劳动环节转移这一产品内分工的新形态，从而奠定了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基础。其后，Finger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海外组装加工贸易（Offshore Assembly）的产品[8]内分工现象。（4）其他视角
Pennings和Sleuwaegen以比利时的大量企业和国际性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资金密集型产业更容易发生转移。公司规模和公司的创新速率对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产业转移具有阻碍作用。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要比小规模的公司更容易通过对外投资进行产业转移，尤其是营利性跨国公司更容易有产业转移行为。3.基于梯度转移视角的产业转移动因
梯度转移理论来源于美国弗农等人首创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梯度理论认为每个国家与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处在高梯度上的地区向低梯度的地区传递下去。
威尔斯和赫希哲在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将产业转移理论扩展到区域经济学领域。认为产品创新属于高梯度产业区域，随着产品逐渐成熟发展，生产活动应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其意义在于高梯度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通过产业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这种趋势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当高梯度区域的产业发展到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时，技术变得易于掌握，从而生产步入了标准化，并由技术密集型逐步转化成了劳动密集型。这类产品在高梯度地区的市场趋于饱和，同时该产业受低梯度区域低地价、低工资水平、低原材料价格和税收优惠的吸引，从而向低梯度地区进行转移。4.基于国家视角的产业转移动因（1）“中心—外围”理论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他从依附角度分析了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普雷维什认为，维持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运转的是国家间的分工。“中心”和“外围”的形成是因为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技术进步的“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弹性高，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和巨额贸易逆差，发展中国家被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国内工业化替代大量进口工业品，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虽然跨国公司转让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跨国公司同时攫取了巨额利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普雷维什关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经济关系的分析部分地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现实，同时也较早地注意到产业转移是区域间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但对于产业转移能够加快欠发达区[9]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认识不足。
阿明（SamirAmin）的“依附论”和汉斯·辛格（Hans Singer）的“贸易条件全面恶化论”等也是基于该理论的研究。（2）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比较优势来源于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民族产品在海外生产的优势以及低价产品营销策略的优势，这些比[10]较优势能够使生产者获得比较利益。威尔斯的理论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对外产业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3）其他视角
拉奥（Lall）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本地化优势理论是在对印度跨国[11]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效益，能够满足中低档次的消费需求；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产业转移。该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形成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而且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企业技术创新。这一理论从技术角度解释了经济落后国家对外产业转移的动因。二 国内产业转移动因与机理的研究1.基于企业成本视角
卢根鑫认为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在于重合产业的产品技术构成相似而价值构成相异。发达国家重合产业产品生产的绝对成本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成本，这样导致了产业从高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低成[12]本国家和地区。
马子红认为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分析应着重考虑成本因素，并主要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制度成本等方面来分析我国区际产业[13]转移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杨国才认为东部地区将那些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可缓解东部地区日益加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使一部分生产要素解放出来，转移到优势产业中，从而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空间[14]。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东部地区在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下以及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为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务成本，将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2.基于区域梯度转移动因的视角
根据梯度转移理论，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既能够使东部地区腾出空间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能够使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并实现产业升级，从而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戴宏伟认为产业梯度是各类经济梯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他对产业梯度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认为产业梯度是因为国家或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差异、技术差距、产业分工不同而在产业结构水[15]平上形成的阶梯状差距。
陈建军、魏后凯、李国平、杨开忠等从自然要素、经济要素、社会因素、人力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制度层面等方面拓展了广义梯度转移理论。
周江洪、陈翥认为产业转移的过程是高梯度地区的推力、阻力以及低梯度地区的拉力多种作用力交互影响的结果。企业赢利空间区位决策、产业及区域生命周期演化规律以及政府经济政策调控导向是促[16]进区际产业转移力形成的重要因素。
刘友金、吕政提出了产业转移梯度陷阱的观点。认为梯度转移理论要有效发挥作用是有其自身适应性条件的，如劳动力不能跨区域自由流动、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等。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发达地区的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17]地区转移就会出现障碍，存在产业转移的梯度陷阱。第二节产业转移模式与路径的研究
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经济、制度等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产业转移模式。对产业转移模式与路径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不同国家或区域的产业转移环境，依据相应条件选择正确的产业转移模式和路径。
曹慧平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选择问题。文章通过对比发现，以FDI为主、服务外包为辅的产业承接模式制约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而印度以服务外包为主、FDI为辅的产业承接模式则造成印度制造业发展滞后，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兼顾吸引FDI和服务外包，使外商投资中制造业与服务业比例趋于合理，并通过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18]动发展。
郭元唏、常晓鸣依据产业动态演进特征的不同，将产业转移分为淘汰型转移、产能型转移、扩张型转移、配套型转移和延伸型转移5[19]种类型。
黄钟仪研究了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并提出了重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要素注入式——直接投资、“企业内部一体化”模式、企业虚拟一体化模式、“新雁行模式”、产业集群转移模式和[20]“产业转移园区”模式。
马子红、胡洪斌认为中国区际产业转移有以下几种模式：成本导向型转移、追求规模经济型转移、市场开拓型转移、多元化经营型转[21]移、竞争跟进型转移、供应链衔接型转移和政策导向型转移。
卢淳杰对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模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双转移”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的理性抉择，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缩小地区[22]发展的重要方式。
陶良虎通过对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回顾和现状考察，认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4种比较典型的模式：低成本型产业转移模式、资源型产业转移模式、市场开拓型产业转移模式、产业链集群型产业[23]转移模式。
徐鹏、孙继琼认为四川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模式主要有品牌生产扩张型对接、零部件生产基地转移型对接、“销地产”型对接、[24]委托加工型对接。第三节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转移
全球价值链（以下简称GVC）概念及其理论框架是由Gereffi等学者逐步建立的。Gereffi认为GVC是在全球商品链基础上，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与生产、销售乃至回收处理等全过程的全球化企业网络[25]。GVC组织和治理实质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治理，现已成为推动分工深化和协调现代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众多国内学者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转型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项桂娥、胡鹏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泛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机理和特征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必须从GVC治理结构出发，把地方经济的发展纳入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中，提供与价值链治理激励相容的机制，创造环境来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产业转[26]移和承接的推力和拉力。
王月琴、张鹏等分析了广东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所处地位，然后对广东珠三角不同类型与治理结构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与广东[27]东西两翼北部山区承接产业转移提出了思路与推进方式。
张辉探讨了GVC动力机制问题，并由此分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中应该如何谋求产业升级[28]。
张少军、刘志彪认为GVC主导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国际技术前沿的实施机制。他们较深入地探究了GVC模式的[29]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
李娅通过构建一个两区域、三部门的产业分工模型，研究了产业链跨区域分工模式。文章认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在国内的延伸，而产业链跨区域分[30]工机制建立在区域间发展差异、优势互补和利益共赢的基础上。第四节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意识到了产业转移与转出地和承接地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虽然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效应，如转移产业与本地产业关联度不够，对转出地而言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可能影响承接地与转出地之间产业级差的缩小等，但产业转移能够带来转出地和承接地的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1.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1）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的正面作用
产业转移可以为承接地提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制度创新，从而促进承接地产业升级。
Juan Carluccio和Thibault Fally的研究表明，在技术不兼容的前提下，上游本土企业选择使用外企先进技术来生产中间投入品既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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