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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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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本我试读：

第一章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我们坚信，心理事件所带来的心理过程是由唯乐原则自动调节的。应当说，这些心理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由某种不愉快的紧张状态所引起的。这些心理事件最终要克服这种紧张，从而达到避免不快乐或是产生快乐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主题是心理过程，在研究时我们把上述的过程也包含在考虑范围中，因此把一个“经济的”观点放进研究中来。如果在描述心理过程时，我们除了估计到“局部解剖学”和“动力学”的因素以外，还尽可能去估计这种“经济的”因素影响，那么我认为，我们所能提出的将是迄今为止最(1)为完整的描述，可以赋予它专门的术语“元心理学”。

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关于唯乐原则的设想与历史上某个已被接受的哲学体系相差几何，或者吸收了多少它的观点。我们是通过对自己研究领域中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描述和解释，因而获得这些假设。优先性和原创性并不是精神分析研究要树立的目标，但构成唯乐原则假设的基础所依据的印象是如此精准无误，我们无法视而不见。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哲学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正是它们把强烈影响我们快乐与不快乐感受的意义告诉了我们。然而非常遗憾，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得到具有实际意义的收获。这是心理学方面最为模糊、最难理解的地带。既然我们非得要研究它，那依我看，最不僵化的假设就是最适合的假设。我们已经决定把快乐和不快乐与存在于心里的(2)不受任何限制的兴奋量联系在一起思考，不快乐与兴奋量的增加一致，快乐与兴奋量的减少一致。这种关联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快乐和不快乐的强烈程度与兴奋量的增减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关系。根据心理生理学的知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比例关系，决定这种感情的因素可能是一个特定时期内兴奋量的增减数量。实验在这里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没有确定的观察事实作为引导的情况下，(3)让我们这些分析学家来探讨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不理智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费希纳（G.T.Fechner）这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研究者在关于快乐与不快乐的问题上提出的观点，均与精神分析研究迫使我们相信的观点不谋而合，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注意。费希纳在他的一本短篇论著《关于有机体的产生史和发展史的几点想法》（1873年，第11部分，附录第94）中说：“ 只要意识的冲动始终同快乐和不快乐发生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快乐和不快乐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理物理学的关系。这个观点为我另一个计划单独做详细阐述的假设铺平了道路。根据这个假设，产生于意识阈（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上的每种心理物理活动，在接近完全的稳定性并超过了一定限度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快乐；而当它背离了完全的稳定性并超过了一定限度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不快乐。以上两种状态的限度可称为快乐和不快乐的质的阈限，在两(4)者之间则是一个空白地带，对审美的平静状态……”

使我们相信唯乐原则主导日常心理活动的事实，也适用于下面这种假设：心理构造努力地使自己内部的兴奋量控制在最低限度，或者至少保证其不再增加。这不过是对唯乐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罢了。即，如果心理构造的运行意图就是将兴奋量降低到最低限度，那任何导致兴奋量增加的事物，都会被认为是违背这一机能的，即不快乐的东西。由恒常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可以推导得出唯乐原则。事实上，恒常性原则又是从迫使我们承认唯乐原则的事实那里推论出

(5)来的。另外，还有更详尽的讨论能够说明，我们认为的由心理构造产生的这种倾向也可以作为费希纳“寻求稳定倾向”原则的一个实例。费希纳已经把快乐和不快乐的感受同这个原则紧密联系起来了。

不得不明确指出的是，唯乐原则主导心理活动过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真的存在这种主导作用，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心理过程必定伴随着快乐或达到快乐的结果。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的，事实恰恰与这个结论相悖。那么，我们只能退一步描述，在人心中存在遵循唯乐原则的倾向，但由于它会受到其他一些外力或是因素的阻碍，所以最终导致的结果不能总和达到快乐的趋向相一致。我们来对比一下类似问题下费希纳做出的评论：“这种趋向于一个目标的倾向并不代表能达到那个目标，总体来说，目标只能近似地达到……”

如果我们现在转过来研究什么因素能阻碍唯乐原则发挥作用，便会发现我们又处在一个熟悉且依据充分的形势下。在给出结果时，我们有大量分析的经验可以派上用场。

第一个可以以这种方式阻碍唯乐原则的例子是常见的，且在有规律地发生着。我们知道，唯乐原则是心理构造运行的特有方式，但从身处外部世界各种困难当中的有机体的自我生存角度看来，这种方法的效果微乎其微，甚至于有相当的危险性。在自我生存的影响下，唯(6)实原则取代了唯乐原则。

唯实原则并非放弃获得最终快乐的目标，而是选择延缓实现这一满足，放弃许多可以实现满足的途径，在通往快乐的漫长又迂回的道路中间，暂时容忍不快乐的存在。但是唯乐原则会持久地顽强存在下去，它是性本能的一种工作方式，这种性本能完全无法被“驯化”，无论是从性本能出发，还是从自我本身来说，唯乐原则时常冲击唯实原则，给有机体造成整体上的伤害。

但是，让唯实原则取代唯乐原则，只能解释很少一部分，而且并不算是最强烈的不快乐的体验。自我在向复合度更高的组织发展时，也有另一种经常有规律出现的不快乐情感迸发的状况，出现在心理构造内部发生的冲突及矛盾中。心理构造所承载的全部能量，几乎都来自内部的本能冲动，而不是全部的本能冲动都可以达到一样的发展阶段。这样的情况可能反复地发生：个别的或部分的本能和另一批能够联合进入自我的包容性统一体的本能，在目的或者要求上面达不成一致，于是通过压抑的过程离开了那个统一体，在精神发展的较低阶段停留，从一开始就丧失了获得满足的可能性。即使这个本能接下来在通过曲折坎坷的过程后，充满艰辛地成功获得满足乃至满足的替代品（这在受压抑的性本能身上经常发生），那么这种在其他情境下可以获得快乐感受的契机，自我却将其处理成了不快乐的感受。恰好这时，旧的冲突被压抑而告终了，在一股新的本能依据唯乐原则而寻求快乐时，违背唯乐原则的状况出现了。有关压抑是如何把本来可以获得快乐的可能变成不快乐的起因，这个过程人们还没能详尽地将它描述出来，可能认识得还不够清楚。不过不用怀疑，所有神经症的不快乐都(7)来自这种不快乐，也就是没有能力把快乐感受成快乐。

刚才讲到的两种带来不快乐的根源，远不足以概括我们大多数不快乐的体验。但是对其余的体验来说，我们的论据足以说明，它们的存在和唯乐原则的主导作用毫不冲突。我们所体验到的大部分不快乐都是知觉上的不快乐。它们可能是对未能得到满足的本能引起的压力的感知，也可能本来就是痛苦的，或者是使心理构造产生不快乐预期（即被心理构造识别为“危险”）的外部知觉。这些对本能的要求和危险的威胁做出的反应，才是心理构造正常的反应活动，这样就能正确地得到唯乐原则的指导，也能受到对唯乐原则有所改动的唯实原则的指导。这样就没有必要限制唯乐原则的应用范围。此外，研究对外部危险做出的心理反应，正好能够为我们当前所讨论的主题提供新的研究材料和提出新的问题。

第二章

有一种人们早已熟知而且记载过的状况，它通常发生在剧烈的机械性震荡、铁路事故，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意外之后，人们把它称作“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不久前刚结束的那场可怕的战争使得这种疾病的患者大量出现。不过，这场战争终于让人们不再将这种心理的异常现象归咎于纯机械力导致的神经系统器质性损伤(8)。创伤性神经症表现出的症状，有大量类似于运动症状，这也是它接近歇斯底里症的一方面。不同的是它带有显著的主体失调特征（也就是说很像疑病症和抑郁症），还体现出了整体性的心理衰弱甚至精神功能障碍现象。不论是战争导致的神经症，还是和平时期发生的创伤性神经症，截至目前并没有人给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发生在战争神经症中的某些状况，让人们既有所领悟，又感觉迷惑不解，因为一些病症是在没有受到物理伤害的情形下产生的。一般的创伤性神经症有两个明显特征可供参考：第一个，致病的根源主要是惊吓产生的恐惧后果；第二个，在受伤的同时一旦没有相应神经症的预防，就会有不(9)良后果。“惊吓”(fright) “恐惧”(fear)和“焦虑”(anxiety)常被人们当作同义词使用，但其实并不恰当，它们在跟危险的关系上差异十分明显。“焦虑”是面对危险的一种特殊状态：预感危险来临，准备加以防范，但是对将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完全不知晓。“恐惧”则需要有个确定的让人感到害怕的东西。“惊吓”这个词对应的情形，是人在遭遇危险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着重体现在“惊”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是焦虑不可能导致创伤性神经症，因为焦虑是在保护主体，防止其受到惊吓，也抵御了惊吓性神经症。以后我们会再次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梦的研究，可以把它作为探究内心深层心理过程最可靠的方法。在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中，患者反复被带回到曾遭受的灾难情景下。随之而来的惊恐再次冲击他，致使他从梦中惊醒。人们面对这样的现象已经是见怪不怪，他们认为，经历过的创伤即使在患者睡梦中也会向他施予压迫，这个事实证明了这种创伤力量的强大，并且患者的精神已经把它固着了。病患固着于引起他病征的过往事件，我们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时就已经熟悉了这个现象。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就提道：“歇斯底里症的患者基本是纠缠在回忆所带来的痛苦(10)里的。”像费伦采和西梅尔这样的研究者通过对战争性神经症的观察，已能够解释患者对曾遭受创伤情景的固着，以及某些运动症状。

然而，我从没有发现创伤性神经症患者会在清醒的时候回忆起当时遭受的意外，那时他们反而会更努力地避免想起它。可能有人认为，患者睡着以后做梦回到造成他发病的那个事件中是符合情理的，无须再去讨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真的错解了梦的本质。梦境只有呈现给患者他患病之前健康的样子，或是如他所愿治愈后的样子，才是符合梦的本质的。我们一直相信的梦的要旨，是满足做梦者的愿望。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动摇了这个信条，那么不妨这样做：我们来论证，做梦的功能是否和某些其他的功能一样，在这种条件下被打乱了，因而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再或者我们不得不追查自我存在的神秘(11)受虐狂倾向。

创伤性神经症这个题目既沉闷又模糊，我想暂时把它放下，先来研究我们的心理构造在最初的常态下遵照的活动方式——儿童在游戏当中所采用的心理活动方式。

在儿童游戏上人们做了很多相关的理论解释，但直到最近才由普法伊费尔(Pfeifer, 1919年)从精神分析的理论角度给予了分析，并进行了总结。我希望读者们能看一看他写的文章。那些理论寄望发现激起儿童游戏行为的动机，但是它们都没有把经济的因素作为首要切入点，就是玩游戏能带来快乐的这个动机。我不会对包含这类现象的所有领域做论断，只是因为一个巧合，我得以对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自己设计的第一个游戏提出我的观点。在提出观点前，我的观察时间很充足，因为我和这个小男孩以及他的父母住在同一栋房子好几个星期，并且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他那难以捉摸又不断重复的行为的意义所在。

这个小男孩的智力发育一点都没有早熟的特征。一岁半的他只能说出几个意思传达准确的词语，还能通过发出有特别含义的声音，让熟悉他的人听懂。不过他可以和他的父母以及一个年轻的女佣相处得很好，并被他们夸赞为“好孩子”。他从不在夜里打扰他的父母，大人说的话他都能够服从，不动不该动的东西，不进不该进的房间。特别的一点是，就算他的母亲离开他几个小时，他也不会哭闹。他同时又很依恋母亲，母亲以前自己哺育他，照料他，没有别的人帮忙。然而这个好孩子却时常会做出些让大人感到无奈的事情：凡是他的小手能够抓到的小物件，他都要扔到屋子的角落，或床底下等。因此，女佣常要花费一番工夫寻找和收拾这些东西。他在扔东西时，口中还会发出拖长音的“噢——喔——”，这时他的脸上会带有兴奋和满足的表情。孩子的妈妈以及笔者都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喊叫，而是代表德文中“不见了”这个词。最终我明白，这是他在玩的一个游戏，对于这个小孩来说那些小玩意的用处就是拿来玩“不见了”的游戏。有一天，我进一步观察以印证自己的想法。小孩有一只缠着线的线轴，他没有做过诸如拿着线绳拖着线轴在地板上走，类似拉小车的游戏。他的玩法是抓住轴上的线，拿起线轴熟练地扔过他蒙着毯子的小摇床的床沿，线轴掉进床里他就看不见了，并在这时发出“噢——喔——”的声音。接下来他开始拽着线绳把线轴拉出床外，再次看到线轴时他发出了“哒”（“出来了”的意思）的一声欢呼。这样，一整套游戏便做完了——消失和再现。第二个阶段的行为蕴含着更大的快乐，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关注到第一阶段的行为，小男孩把这个阶段的(12)动作作为自己的游戏，乐此不疲地重复着。

这样，对于这个游戏意义的解读就明晰了。它与这个小孩自身在修养上取得的成长有关，表现在当妈妈离开时他能做到不哭闹这种本能的自我克制（即，对本能满足的自我克制）。他以操纵手中的玩具进行消失又重现的情节转换来补偿本能满足的需要。至于这个游戏是孩子自己发明的，还是受到了他人启发，相对于判断这个游戏体现出来的实质来说，倒是一点也不重要。我们把兴趣指向另外一方面：这个小孩绝不可能把妈妈的离开看作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或者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么，他用游戏的方式一次次重新体验这个令他不快的场景，这该如何解释与唯乐原则的一致性呢？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解释：妈妈的离开是其返回时那个令人愉悦的场景必需的前奏，这个游戏的目的正在于得到妈妈回到身边的体验。但是，代表母亲离开的第一阶段的行为，占据了多数的戏份，比那段感到快乐的第二阶段的行为更常出现，这个现象和上述的那种解释相悖。

仅仅通过对一个实例的分析，还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不带有偏见地看待问题，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小男孩一定是源于另外的一种动机，因而才把他的体验感受转变成一种游戏的行为。起初，他处在完全被动的形势下，这种体验把他压倒；但是在以游戏的方式重复这种体验的过程中，他占据了主动的地位，虽然重复体验的是一种不快乐的感受。这种转变的发生该归因于一种要取得控制地位的本能，不管记忆的本体是不是快乐的，这个本能都会发挥作用。然而，有人可能试着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小男孩操纵他的“不见了”游戏只是对刚刚受到的压抑的一种抵抗，是对母亲离开这一现实的报复。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游戏行为就充满了挑战意味：“那好，就这样。我不需要你了，让我亲手送你离开！”过了一年后，还是这个我曾观察过的小男孩，如果他对某个玩具发火了，就抓起它扔在地板上，嘴里念道：“把你送到前线去！”这是因为他听说，父亲如果不在家的话就是“到前线”去了。爸爸的离去一点都没有使他感觉难过，相反，他的举动清楚地表明了，他不希望父亲的存在干扰他对母亲的独占。(13)我们知道还有很多这样的儿童，他们用丢东西代替惩罚人，以此发泄他们带有敌意的冲动。一个问题由此萦绕在我们的心头：那种在内心不断回放一种无法抗拒的体验，想通过这种途径控制这种体验的冲动，是否可以作为一种不受唯乐原则约束的代表性事件？刚才我们一直讨论的那个例子里，男孩只能用游戏重复不快乐的感受，因为这个重复行为一样能带来另一种快感，这是一种直接的快乐。

即便我们再深入地研究儿童的游戏行为，也无法帮我们在两种看法中间停止徘徊。显然，孩童们在游戏中重复现实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每件事情，并且在同时发泄这类印象的力量，这就像有人所说的，他们使自己成为那个情境的主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孩童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受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愿望影响，也就是希望自己快些长大，能做大人做的一切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带来不快体验的感受并非不能成为游戏的内容。如果孩子在医生那做了喉咙检查，或者做了个小手术，我可以肯定，这些可怕的体验将成为他们下一个游戏的主题。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方面的一个事实：进行这样的游戏能从另一个根源产生快乐。孩子在游戏中从不快体验的被动承受者转变成了主动施加者，在把不快体验转嫁到他的小伙伴身上时，用替代物进行了报复。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没有必要硬套一种所谓特殊的本能，来为游戏行为找到一个动机。此外我们补充一点，就是成人的艺术剧及艺术模仿和孩童的游戏动机不同，前者是以观众为中心进行的，它们不为观众省略最痛苦的体验（如同悲剧中表现的），并能给观众以(14)最高度的快乐感受。这是一个很具说服力的证据，即便在唯乐原则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也有方法和途径让一些不快乐的体验成为人们在心里追忆和再现的主题。像这些以产生了快乐体验为最终结果的案例和情境，应该运用某个美学方面的体系对它们进行经济的探讨。这些案例和情境对我们的目标来说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它事先假定唯乐原则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某些超越唯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也就是有比唯乐原则更底层，且与唯乐原则互不干涉的倾向在起作用。

第三章

历经25年深入有效的发展，当今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已经和它当初形成时的情况大为不同了。当时，精神分析医生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发现病人没有自己察觉到的潜意识问题，并把它们梳理到一起，然后选择恰当的时机告诉患者。那时，精神分析主要是关于解释的学科。这种目的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治疗上的问题，所以另一种直接目的很快产生了，那就是想办法使病人承认医师根据患者记忆里的素材推断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种情形下，工作的重心就是与病患的抵触心理作斗争。当前阶段的执行方法就是尽早地向病患揭示这种抵触心理，进而通过人的影响——这正是“移情”作用发挥的功效——引导他不再抵触。

可是，现实越发清楚地表明，这种方法并不能达到精神分析学科最初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将无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病人无法将压抑在心里的所有内容都回忆起来，但可能他的病症中最本质的东西正是回忆不起来的那部分，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无法信服别人告诉他的那些正确构建起来的东西。他被迫地把压抑的东西当作此刻的感受重复体验着，不会像医生们所期望的那样，把它们视作过往的经历(15)来回忆。这些再现的东西相当精确，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因它总是将幼儿时期与性有关的部分经历作为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与它的衍生物；且它一定会在移情作用范围内，这在医生和病人相处时会表现出来。等到病情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已经被一种新的神经症——“移情性神经症”替代了。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遏制在最小空间内，这几乎是医生最主要的事情，迫使病人尽可能去回忆，尽可能不要重复再现此刻的感受。回忆到的东西和再现的东西分别占的比例依不同病例各有差异。一般情况，医生没办法使病患跨过这个阶段的治疗。医生一方面要让病人被迫再次体验本已忘记的过往生活，另一方面还要病人在心理上处于相对冷淡的状态。无论如何，这会使病人逐渐认识到，看起来那么现实的场面不过是隐藏在过去的一段生活的反映。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患者就会产生信服感，从而使建立在这种信服之上的治疗获得成功。

为了更加容易理解采用精神分析法进行神经症治疗时出现的“强迫性重复”现象，我们首先应当摒弃一个错误认识，即我们面对的抵触现象，是来自无意识的抵触现象。无意识的，就是被压抑的，它是不会对治疗措施产生任何抵触的。确实，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为了摆脱压在它身上的沉重压力，并且期望自己要么得到意识，要么通过某种真实的行为得到释放。抵触治疗过程的现象，产生于最初造成压力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层次和系统。但依据我们的经验所得，抵触行为的动机，再加上抵触本身，在刚刚开始治疗时都是无意识的。这个事实在提示我们，需要纠正一个我们用错的专业术语。若是我们不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进行对比，而是从现实中清醒的自(16)我与被压抑中的自我的角度比较，那就会避免缺乏清晰度的缺陷。事实是，自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无意识的，特别是所谓的核心部分。自我中的东西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称为“前意识”的。用系统的或是动力学的术语代替纯描述性的术语后，我们可以这么说：病患的抵触行为发生于他的自我。于是我们立刻弄清楚了，必须把“强迫性重复”现象归咎于被压抑的无意识的东西。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治疗进行了一半，且这些压抑有所放松了之后，强迫性才显现出来的。(17)

无可置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产生的抵触是受唯乐原则支配产生效果的：它可能是要避免因部分压抑的东西得到释放而产生不快乐的感受。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设法透过唯实原则，来对这些不快乐进行忍耐。那么，“强迫性重复”现象，也就是被压抑的力量的表现，是怎么和唯乐原则发生联系的呢？很明显，在强迫性重复下被重新体验的绝大部分内容，势必给自我造成不快乐的感受，因为它把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暴露了出来。然而，这种不快乐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也是不与唯乐原则相违背的：一个系统里的不愉快，可能就是另(18)一个系统里的满足。可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个新的显著事实，那就是强迫性重复也可以使病患回忆起完全不能带来快感的过往经验，这些经验在以前很长时间里，从未给始终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带来过一丝满足。

婴幼儿早期性生活的兴起迟早要中止，因为它的愿望和现实不一致，与儿童未发育成熟的生长阶段也是不匹配的。这种兴起是在特别使人悲伤的情况下告终的，而且伴随着极深的内心痛苦。失去爱情以及遭受打击由一种自恋式的创伤形式给自尊心以无可挽回的伤害。马尔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1918年)的看法和我的一样，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自恋式创伤对形成那种神经症患者身上常见的“自卑感”（the sense of inferiority）影响更大的了。由于受到自身身体发育阶段的限制，幼儿对性的探索最后总是以愿望落空而收场。以后他们就会发出那样的抱怨：“我什么事也不会做，什么事也做不好。”往往将男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或女孩子同她们的父亲联结起来的爱的关系，终会破灭于失望中，破灭于对满足无望的等待中，或破灭于新生命的诞生带来的嫉妒中——这是儿童情感对象对其不忠的最突出证据。他严肃而带有悲剧感地试图自己再生一个新生儿，但结果往往杂糅着失败与羞愧。得到的爱越来越少，对自己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还经常伴有言辞批评或是实际的惩罚，于是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愚弄。这几种典型的、经常发生的情况，说明了儿童期的特殊爱情经历的结束方式。

病人在移情过程中反复想起那些被厌恶的场景和痛苦的情绪，而且还运用最强的机智把它们复原。他们在治疗未完成的时候想办法中断治疗；他们会寻找再次让自己感到被愚弄的机会，强迫医生对他们严厉地讲话并加以冷漠态度；他们可以给自己安排合适的嫉妒对象；他们会许诺赠予人非同寻常的贵重礼物，用以替代年幼时期没有得到的婴儿，但这样的计划都是没法真正实现的。全部这些经历在以往从没带来过快乐，倒不妨试想，如果它们是作为回忆中抑或梦境中的体验，而不是当下感受的方式出现，我们便推测它们不会带来那么强的不快感受。肯定的一点是，这些东西是争取达到满足的本能的活动。(19)但是病患们并没有从以前这些活动中吸取教训，这些活动不但从没带来快乐，反而带来不快乐，病患不自知地受着某一种原则的逼迫，一再地重复着这些活动。

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发现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现象所揭示的某种问题，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也能观察到端倪。他们给人的印象总是像被霉运缠住似的，或者被超自然的法力控制着。可是精神分析理论给予他们的结论，就是他们的命运多数是由自己安排的，特别是被幼年早期的影响决定的。尽管我们所提到的这类人还没有出现什么症状，以对抗某类神经症的侵犯，但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重复没有两样的明显强迫现象。由此我们发现这样一类人，他们的所有人际关系几乎都以同一种方式得到了结：一个施予者，在付出一段时间以后总会被他的受惠者愤怒抛弃，无论每一个弃他而去的受惠者之间存在多大的特性差异。因此，好像他天生就注定要尝遍各种忘恩负义带来的痛苦。又比如，有一种人的友谊总是以对方的背叛而终结。还有这样的一类人，穷尽他一生的努力帮助另一个人达到某个民间的或官方的显赫位置，实现目标不久就由他自己推翻这个位置上的人，扶助另一个新人取代原来的那个。还有这样的女人，同她有过恋爱关系的恋人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得到同种结果。这种不断重复的事情在与某人的主观行为联系起来后，我们就不感到意外了，在这个人身上总能找到稳定不变的性格特征，在同样的事情一再出现情况下，这个基本性格特征就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可是下面叙述的案例给我们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这些事例的主人公全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完全没有对事件施加过任何影响，但却始终承受着同样的结果。例如，一个女人先后与三个男人结过婚，她的三任丈夫全是在婚(20)后不久便罹患重病，这个女人服侍病榻上的三个男人相继离世。意大利诗人塔索（Tasso）在他的著名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有对此类命运最感人、最有诗意的描述，诗的主人公坦克雷德在战斗中杀死了穿着盔甲伪装成敌军骑士的女孩克洛林达，后者正是他心爱的女人。在将少女埋葬以后，坦克雷德来到了一片神秘又陌生的森林，而这正是这片森林曾吓得克鲁萨德尔的军队屁滚尿流。他手举宝剑猛劈一株大树的树干，但树干的创口中流出了鲜血，克洛林达的声音从树干里传了出来，原来她的灵魂被囚禁在了这棵树里，她在抱怨他再次伤害了自己心爱的人。

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思考——这是由移情作用和男女两性生活史而得的观察材料，接着就可以有足够的信心推断，在人的心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它的支配力超过了唯乐原则。而且我们现在也希望把创伤性神经症病患的梦和儿童进行游戏的动机跟这种强迫性重复联系起来。

不过，人们还注意到，只有在极个别的状况下，这种强迫性重复才能被观察到在没有其他动机支持下单纯地起效。对儿童游戏的研究，我们主要把方法集中在可以解释强迫性重复那一类上面。在这里，强迫性重复和可以直接产生快乐的本能的满足，似乎形成了十分紧密的搭档关系。显而易见的是移情现象被自我在顽固地坚持保留压抑时进行的抗拒所利用了，而治疗过程可以接近有效的强迫性重复却被自我拉向了它的那一边（像自我依附于唯乐原则那样）。有大量被人们形容为命运的强迫现象，看起来都可以有一定的合理性理解。既然如此我们就无须再引入新颖的、奇特的动机去解释它。（关于这一类动机）最易观察到的应该就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的现象了。但出于更慎重的考虑，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其他的事例中，也绝非全都能用我们已经熟知的动机来考量。想要证明强迫性重复假设是有根据的，还需要解释清楚大量遗留的问题。强迫性重复可能比被他超越的唯乐原则更基础，更富含本能的元素。假设确有强迫性重复的原则在人的心灵中发挥效用，我很想了解跟它有关的一些情况：它归属于什么功能，它会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作用，它和唯乐原则具体是什么关系，直至目前，我们依然认为是唯乐原则在人的心理活动的兴奋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第四章

以下的讨论内容属于理论思辨，所谓理论思辨往往被认为是很牵强的，所以读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可以理会也可以不理会。这种思辨其目的更主要的是尝试前后统一地探究某种观点，出于好奇心地看一看这样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精神分析的理论思辨是以它从无意识的研究中获得的印象作为出发点的，这种印象即意识或许不是心理过程的一个普遍属性，而只是它们的特殊功能。用元心理学的术语讲，也就是：意识就是被叫作(21)Cs.（意识）的那个特殊系统具有的功能。意识产生的内容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部世界带来的兴奋的知觉，另一方面是只能从心理构造内部产生的快乐和不快乐的感受。因此，我们就有办法给(22)Pcpt.-Cs.（知觉—意识）系统划定一个空间位置。这个位置应当处在内部和外部的交界地带，应当转向外部世界，而且夹带一些其他的心理系统。人们会看到在这些假设中，没有什么突破常规的东西出现。我们只不过借鉴了大脑解剖学里面对于定位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意识居于大脑皮层，也就是中枢神经器官最外面的一层包裹层。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讲，大脑的解剖没有义务考虑为什么人的意识位于大脑的皮层，为什么不去放置在安全的大脑最深处。大概我们换在Pcpt.-Cs.系统中来说明这种情况将会更为有效。

意识并不是我们划分到这个系统的全部过程的唯一特征。依据在精神分析经验中留下的印象，我们推断，其他系统中活跃过的所有兴奋过程，最终都会在它们身上留下永久的印记，这些印记就是构成记忆的基础。所以，这些记忆的痕迹和它们是否曾是有意识的东西无关。实际上，当留下这些记忆痕迹的过程是没有过意识状态的时候，这些记忆会非常深刻，也最为持久。我们发现了一个十分难以置信的情况，在Pcpt.-Cs.系统里面也会留下像这样永久的记忆痕迹。如果总有这样的痕迹是有意识的，则渐渐地它们将会限制系统接受新兴奋新刺激的(23)能力。但如果他们是无意识的，就会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眼前：如何解释一个在诸多方面的活动都被有意识现象伴随的系统，竟然出现了无意识的过程。我们假设的，把成为有意识的过程设为一个特殊系统，至此可以说明，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得到。虽然这种假定不具备可靠的结论性，但它能引发我们下一步的猜想：在同一个系统中，成为有意识和留下记忆的痕迹是两个无法相容的过程。我们于是有了结论：兴奋过程在意识系统中成为有意识的，但不能在系统中留下永久的痕迹。之后，这些兴奋过程被传导到意识系统之下的其他系统，并且把痕迹留在了那些系统上面。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理论

(24)部分，我用图解的形式对这个思考方式做过说明。我们始终要牢记，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意识来源方面的知识还不够，因此当提出“意识产生了而不是记忆痕迹”这样的命题时，有必要对这个论断进行谨慎考虑，毕竟这个命题是要建立在准确的术语基础上的。

假设这个命题是真命题，那么意识系统就应当拥有以下特性：这个系统中发生的（和在其他系统中的现象相反）兴奋过程不会使这个系统的成分发生任何持久的变化，仿佛能在成为意识的现象中发散开来。这样与普遍规律相违背的特例，需要某种只适用于这个系统的因素来加以解释。这种独有的因素很可能就是，意识系统处在最表面的位置，它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

让我们用尽可能简单的有机体组成形式来描述一个具有生命的机体，它可能只是另一个物体上未分化的囊。这个囊对刺激有很敏感的反应，那么它朝向外界的那一个表面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分化出来，从而成为一个接受刺激的器官。透过胚胎学这门学科重现的人类发展史实际向我们表明，外胚胎层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发源地；大脑灰质是有机体最原始的表层的衍生物，而且可能遗传了它的某些特性。所以人们不难联想，由于外部的刺激不断地影响着囊的表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永久改变了表层的物质，使这个表层中的兴奋过程的发生路径不同于更深层器官的兴奋过程的发生路径。结果这个表层被各种刺激榨取殆尽，成了一个硬壳般的构造，在最大的可能上形成用来接受刺激最适合的条件，而且再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用意识系统的术语来讲，就是说兴奋过程中的任何影响都不会在它的成分上形成永久持续的变化，此前它们在那一方面已经发生了最大限度的改变。然而，现在它们将可以产生意识。目前人们对这种兴奋过程的性质和物质演化的性质有各自的观点和看法，不过都还无法进行验证。有人可能这样分析：当兴奋由一个系统传递到另一个系统时，必须克服一种排斥力。当这种力量逐渐被克服后，就留下了永久性的兴奋痕迹。就是说，它起到一种促进作用。那么在意识系统中，这种从一个部分进(25)入另一部分的排斥就不复存在了。布洛伊尔有一种理论可以和我们上面的描述联系起来：在精神系统的各个成分中存在着平静的（被(26)聚集了的）贯注能量和活跃的贯注能量间的区别。意识系统的每个成分都不带有聚集的能量，只携带可以自由释放的能量。不过，在对这类问题发表看法时，最好保持谨慎的态度。即使如此，这种思辨理论还是能让我们看清互有联系的三个问题，即意识的起源、意识系统的位置，还有意识系统里发生的兴奋过程的特点。

关于具有外界感受表层的那个有生命的囊,我们还没有谈完。外部的世界处处有强烈的能量，而小小生命体的一个器官游移其中，如果没有给它以抵御刺激的保护层，它将会在这强大能量带来的刺激里被伤害致死。至于如何得到保护层，它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它最外层的物质结构本身不再是有生命的，而是进入一种接近无机物的状态，现在它就成了一层抵御刺激的护甲式外膜。有了这样的保护，外部刺激能量的大部分都进入不到它内部的有生命的皮层，这些皮层得以在保护层的保护下，去感受剩下一小部分被允许进入的刺激能量。最外层的保护层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里层有机体的生命状态，除非外部刺激强烈到能把这层护甲洞穿。抵御外部刺激的重要性，对有机生命体来说比感知外部刺激还要重要。保护层自身储存着能量，它必须先保护在内部进行的特殊能量转换，外部世界的强大能量准备抵消它去造成真正的破坏，而它要避免产生这种结果。感受刺激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去辨别刺激的方位和性质，因此，只要取得外部刺激的少量样本，做抽样检查就足够了。高度进化后的有机生命体中，曾经是囊表层的感知皮层早已经退入更深的位置了，只有一部分保留在紧邻抵御刺激的最外保护层之下。这些被保留的就是感觉器官，它们大致分为两个类型：其一是用来感受特定刺激作用的组织，其二是用于加强(27)抵御超量的刺激，以及消除不适当的刺激的特殊构造。它们有相同的特点：只感受外界刺激的极少部分量，只取外部世界的样本来检查。它们就像是意识系统的触角，不断地向外部世界做出试探，接着缩回里面。

我想不带任何顾忌地，在这里探讨一个本来就该彻底研究的问题。作为精神分析理论领域的发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对康德有关“时间和空间是‘思想的必然形式’”的原理展开讨论。我们都已经知(28)道，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不按时间先后进行。首先，这已经表明了，它们不能按时间排序，时间的变化不一定导致它们的变化，也没有时间的观念能应用到它们身上。无意识过程具有这些消极的特征，只能在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的对比中才容易被理解。从另一方面理解，时间这个抽象观念是我们通过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模式得来的，符合此系统自身对本工作模式的知觉。或许这种工作模式是另一种形成抵御刺激的保护层的有效方法。我能想到，人们对以上的论述会感到难以理解，但我必须限制自己在这些指导性内容范围内进行说明。(29)

我们刚才分析了，那个具有生命的囊获得抵御外部刺激的保护层的整个过程。甚至更早就指出，与保护层紧邻的有机皮层必然会分化为用来感知外界刺激的一个器官。只不过这个敏感的皮层，也就是后来的意识系统，也在接受来自内部的兴奋刺激。因为处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位置因素，意识系统在受到内外两种兴奋刺激下的处理方式存在不同，对这个系统的功能乃至心理构造整体的功能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面向外界的那一面有一层膜保护着它，为它抵挡了大量的外部刺激，因此只有很小部分刺激能起到作用。相反，面向内部的那一(30)面是没有任何保护层的，蕴藏在有机体深层的兴奋，携带着它们能产生快乐—不快乐感受的特点，直截了当，分毫不减地扩散在该系统中。不过，从内部来的兴奋和外部的比较，从强度还有别的属性(31)方面（如幅度属性）讲要更适于该系统的运行方式。这种状态下事物必定会产生下述两个结果：首先，快乐的和不快乐的情感(它们是心理构造内部变化的显现)压倒了所有外界的刺激；其次，掌握一种特殊的方法，以应付任何会导致严重不快乐感的内部兴奋。人心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不把这些内部刺激看成来自内部的，而是看成来自外部，因此就可以发挥那个抵御刺激的保护层的作用，凭借它抵御这些内部刺激。投射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注定要在病理过程的运转中起到一种关键作用。

我觉得以上所做的这些考虑足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唯乐原则的优势作用了，但是还没有合理的对与这种优势相矛盾的情况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我们把所有来自外部的，其能量足以击破那个保护层的兴奋统统都称作“创伤性”的兴奋。在我看来，创伤的概念必然包含这样一种联系，即与有效地抵抗刺激的屏障出现裂口的状况相联系。外部创伤这类事件必定会在有机体能量的功能方面造成大规模的骚动，并且调动起内部一切可能的防御性措施，唯乐原则在此情况下暂时也不起作用。心理构造夹带大量的刺激，伤害已无法避免。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设法控制住闯入的大量刺激，在心理的意义上将它们聚集起来，最终使它们消散。

因身体的痛苦而产生的特殊的不快乐感，大概是抵御刺激的保护层局部被突破的结果。因而，从连接中枢心理构造的神经末端部分组(32)织中持续产生的兴奋流，只能来源于器官内部。那么，我们能不能预料到人的心灵对这种入侵做怎样的反应呢？心灵从各个部分聚集精神能量，以便为被突破的局部贯注足够高的精神能量，因此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贯注”活动（anticathexis）。为了保证这种反精神能量，其他所有的心理系统都处在衰竭状态，结果使得它们大面积瘫痪或者遭到了削弱。我们努力从这一类例子中寻求收获，并把它们作为我们进行元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从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进行推断，一个本身已具有高贯注力的系统也能够接受新注入的附加能量流，并能够把它转变为平静的贯注力，也就是说，能够在精神能量的意义上把它聚集起来。我们发现，如果系统本身具有的平静的贯注力越高，它的聚集能力就越大；相反，它具有的贯注力越低，则接受新(33)注入能量的能力就越小，而且这种在抵御刺激的保护层上的突破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下述反对这种观点的意见必定是不正确的：在突破口周围贯注力剧增的现象可以极简单地解释成刺激的大量注入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心理构造就只是增加了其精神的能量贯注，而无法解释其他系统因身体痛苦而导致的瘫痪和衰竭状态。此外，痛苦所造成的非常炽烈的释放现象也不会动摇我们的解释，因为它们是以一种反射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受心理构造的干预。我们关于元心理学所做的讨论，处处存在着不确定性，都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我们对在各个心理系统的各部分中所发生的兴奋过程的性质缺乏了解，而且在对这个题目做任何假设时，没有建立足够的依据。结果我们就一直带着一个巨大的未知因子在进行演算，而且还不得不把这个未知因子继续纳入面临的每一个新算式之中。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这个兴奋过程是以不同数量的能量来进行的，也可能是这样：它拥有不止一种性质(例如幅度方面的性质)。我们已经将布洛伊尔的假设作为一种新的因素考虑进来了，据他的理论假设，能量的贯注以两种形式发生：一种是自由流动的贯注力，它迫切地要求得到释放；另一种是安稳的贯注力，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在心理系统及其成分中存在的这两种精神能量贯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想，对注入心理构造的能量进行所谓的聚集，实质就是把这种能量从一种自由流动的状态转变成为一种平静的状态。

现在我们不妨大胆地设定，普通创伤性神经症的产生是由于抵御刺激的保护层遭到了大面积的突破。这有点像是在重复过时而天真的休克理论，这个理论与后来那个在心理学上更为狂妄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强调，症结不在于物理的暴力所引起的后果，而在于惊吓和对生命的威胁这一类因素。但是，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并非互不相容。而且精神分析理论关于创伤性神经症所提出的观点，即使从最表面化的形式上来看，也与休克理论并不一致。古典的休克理论认为，休克的本质是神经系统某些部分的分子结构，甚至是组织结构受到了直接的损伤。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抵御刺激的保护层被突破以后随之而产生的多方面问题，在心理构造上所造成的影响。我们依然强调惊吓因素的重要性，它的产生是由于人心对焦虑缺乏任何准备，并且那个最早受到外界刺激的系统缺乏高度精神能量贯注。由于那些系统的精神贯注力太低，所以不能有效地把注入进来的兴奋量聚集好，从而使保护层变得越发容易被突破。因此人们将体会到，为应对焦虑所做的准备以及感受系统所具有的高度贯注力，这两种因素是保障那个防御刺激保护层的最后防线。对大量创伤性的病例进行研究后可以看出，那些毫无准备的系统和那些通过提高贯注力而做好准备的系统之间的差异，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在某种超过一定强度的创伤面前，这个因素就失去这样的重要性了。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梦是以一种幻觉的方式来使人的愿望得到满足的。在唯乐原则占主导位置的情况下，这种满足已经成为梦的功能。但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高密度地在梦中重现伤害发生时的情景，却不是唯乐原则所起的作用。我们更倾向于说，梦是在帮助执行另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要在唯乐原则还未发挥其支配作用时就必须完成。这类梦通过制造焦虑来试图以重现的形式控制刺激。因此，研究这种梦使我们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心理构造有一种功能，它与唯乐原则并不矛盾，同时也不以唯乐原则为指导，比那种寻找快乐避免不快乐的目的形成得更早一些。

现在终于等来了适宜的时机，我们可以第一次宣告：对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论点来说，存在着例外的情况。正如我已经再三详细表明过的那样，焦虑性的梦不属于这样的例外，“惩罚性的梦”同样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只是用给予适当的惩罚来取代对被禁止的愿望的满足，也就是说，它们满足了罪恶感的愿望，而罪恶感是对被轻视的冲(34)动做出的反应。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及的那种梦不是用于满足愿望的梦。我所指的梦是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或者是指在做精神分析时，使人回忆起幼年时代心灵创伤的梦。不如这样说，这些梦是服从于强迫性重复的，尽管在经过分析以后，这种强迫获得了一种愿(35)望的支持(受“暗示”鼓励的愿望)，即希望把早已淡忘的、被压抑的事情回想起来。这样看来，那种梦的功能，并不是梦的原始功能，即通过满足使人扰乱的冲动的愿望来摒除一切可能中断睡眠的动机。仅当整个心理活动都已受唯乐原则支配之后，梦才有可能执行这样的功能。如果有某种“超越唯乐原则”的东西存在着，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在梦的满足愿望这一目的发生之前还存在着一段时期，只有这样才不会和原则相矛盾。我们并不是说要否定梦所具有的满足愿望的功能，只不过，这个普遍的规律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为从心理上来约束创伤的印记，这样服从强迫性重复原则的梦难道根本不会发生在精神分析的范围以外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十分肯定的。(36)

在其他场合我已经论证：“战争性神经症”(这个术语的名称仅指这种病症原发时所面临的部分环境)可能就是被自我冲突所加剧了的创伤性神经症。之前我提到的那个事实，即同时由创伤引起的肉体上的伤痛，会降低神经症的发病概率。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精神分析研究一直强调的两个要素，便可以轻松地理解这个事实。这两个要素(37)是：一、应当把物理的刺激看作是性兴奋的根源之一；二、如果痛苦的发热性疾病持续太长时间，就会对力比多的分布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一方面，由创伤带来的物理冲击力将会释放大量的性兴奋，由于没有对焦虑做出准备，这些被解放了的性兴奋又将造成一种创伤的后果；另一方面，那种同时在肉体上造成的伤害，又会通过唤起受(38)伤部位的一种自恋性高度贯注力来聚集超量的兴奋。一个力比多理论还没有充分加以利用，却早已被广泛知晓的事实，即像忧郁症那样在力比多分布上严重紊乱的病症，也会因间歇躯体器质性疾病而暂时消失。甚至，一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暂时的缓解。

第五章

大脑皮层能感应刺激，却不具备朝向内部的抵御兴奋的保护层，如此情况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些来自内部的兴奋刺激的传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意义，而且这类传送还经常会导致某些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的实际障碍。这种内部的兴奋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有机体的“本能”——产生于身体内部，并且被传递到心理构造的所有力量的代表。本能的问题同时也是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模糊不清的内容。

本能所产生的那些冲动不属于聚集性的神经过程，而属于那种力争得到释放的自由活动神经过程。将来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假设并不过于轻率。我们所有关于这些过程的知识中最齐备的那一部分来自对梦境的研究。我们在研究梦时发现，无意识系统的活动过程完全区别于前意识系统(或意识系统)的活动过程。在无意识系统中，贯注力可以很容易地被全部转移、置换和凝缩。但如果把它用于前意识的材料，则势必收不到任何有用的效果。白天的前意识记忆残留已根据无意识系统的法则而被重新处理了，这一点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显梦特征的展现。我把在无意识系统中发现的那类过程称作“原发性”心理过程，以区别于我们在正常的清醒状态下所获得的那个“继发性”过程。既然所有的本能冲动都把无意识系统作为冲击的目标，那么说它们都遵循于那个原发性过程就不算什么新奇的主意了。而且，人们很容易把原发性心理过程和布洛伊尔的自由活动的贯注力等同起来，把继发性心理过程和在它的聚集性或收紧性的贯注力中所发生的变化等(39)同起来。如果可以这样画等号的话，那么把那些到达原发过程的本能兴奋聚集起来，就将成为心理构造高层次的任务。一旦这种聚集失败，就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的障碍；而且，只有成功地完成这种聚集之后，唯乐原则(及其衍生的唯实原则)才有可能毫无阻碍地占据主导位置。在此之前，心理构造的另一任务，即控制或约束兴奋量，将作为它的头等大事。其实这个任务并非与唯乐原则相对立，但也不受唯乐原则的支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它。

我们已经在前面指出，幼儿早期的心理活动以及精神分析的治疗(40)活动表现出的各种强迫性重复，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一种本能的特征，并且当它们的活动与唯乐原则相对立时，就好像有一种“魔幻的力量”在起作用。我们在研究儿童的游戏时发现，儿童之所以会重复那些不快乐的经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处在主动的地位，这使他们比被动地体验一种强烈的感受更能彻底地掌握它，好像每重复一遍都使他们掌握得更加扎实一样。儿童并不能使他们的快乐体验经常地重复，他们竭尽所能固执地要求一模一样的重复体验。这种情况也会随着时间消失，就好比一个笑话第二次被人听到，它就几乎不会再引人发笑了；一个剧本被第二次搬上舞台，便不能给观众如同第一次上演时同样强烈的感受。同理，我们绝对不可能说服一个刚刚津津有味地读完一本书的成年人立即将这本书重读一遍，因为新奇总是快乐的必要条件。但是，小孩子们却会不厌其烦地缠着大人去重复他曾教过他们或和他们一起玩过的游戏，直到把大人逼得厌倦不堪才肯罢休。同样，如果给一个孩子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听这个故事，而不愿再去听一个新的故事。并且他还会严格要求讲述者必须把故事讲得一模一样，甚至还会纠正讲述过程中的任何变动(41)——成人做的这些改变实际上是想要让小孩获得新鲜感。所有这些都并没有与唯乐原则相矛盾。显然，对同一事物的重新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的源泉。相反，强迫一个正在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在移情过程中重复自己童年经历的事情，显然一点都没有顾及唯乐原则。这个患者的行为举止完全像个小孩，也就表明，他身上并没有被压抑的幼年经历的记忆印记，是表现为一种聚集的形式的，而是——换一种形式说——根本不能遵循那个继发过程。并且，正是由于没有聚集，这些被压抑的幼年经历的记忆印记，具有在梦中形成幻想的能力。当我们在分析工作接近尾声，试图引导病患和医生完全脱离开时，同样的强迫性重复现象也成为我们经常遇到的治疗障碍。还可以这样设想：当不熟悉精神分析的人们莫名地感到一种恐惧——害怕唤醒某种他们觉得最好是留在梦中的东西——他们害怕出现这种仿佛受某种“魔幻的力量”驱使的强迫性现象。

然而，“本能的”一词又如何与强迫性重复联系在一起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已经发现了一个普遍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清楚地认识的，或者至少还没有明确地强调过的本能特点的痕迹，或许是一切有机生命体普遍具有的痕迹。那么基本可以这样总结：本能是有机生命体内固有的一种恢复事物起始状态的冲动。这是一种在外界干扰力的压迫下有机体不得不抛弃的冲动，也就是说，它是有机体的一种弹性属性，是有机生命体中固有的惰性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这是从未听闻的关于本能的观点，因为我们已经见惯了本能中促进变化和发展的因素。现在却突然要我们去认识本能中一种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生物体所具有的一种反进化特性。另外，我们立刻就把动物生活中的某些情境提到考察日程上，似乎它们可以证实这个观点，即本能是被历史决定的。例如，有一些鱼类在产卵期间，特地远离它们平时生活的水域，长途跋涉到某一个特定的水域中去产卵。根据许多生物学家的解释，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找它们这个物种曾经栖息过的场所。而随着时代的更迭，这些水域后来成了其他鱼种的栖息地。这样的解释也一定同样可以说明候鸟的迁徙现象。下述的一个事例特别值得我们思考，让我们立即感到再也没有必要去找寻什么别的例子了。在遗传现象和胚胎学的事实中，存在着可以证明有机体有强迫重复倾向的有力证据。我们发现，动物的胚胎在孕育过程中一定会(即使仅以一种十分简化和短暂的形式)复现它那种动物所由之进化而来的一切形式结构，而不是通过最短的捷径快速地达到它的最终形态。我们很少能用物理的原因来解释这种现象，而且不应该忽视历史因素。另外，重新长出一个与失去了的器官几乎一样的器官，这样的一种再生能力在动物界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听起来不无道理的质疑声音：很可能，除去那些促使重复的保守性本能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强烈渴望发展和产生新的形式的本能。这种观点确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将在往后一个阶段来考虑它。以目前的情况而论，最好还是把一切本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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