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计秋枫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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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历程：1949-1989试读：
前言
序言：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演进 一、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世界的中心华夷之辨天下一统二、封贡体系 天下秩序的性质运行模式构建进程体系层次三、日薄西山的中华帝国 近代中国的衰落僵化的对外理念四、近代中国的奋斗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器械革新阶段制度革新阶段思想革新阶段国民党失败的必然性新中国的历史重任附录 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一章 站稳脚跟：新中国成立初的外交 一、新中国诞生时的国际环境 雅尔塔会议美苏冷战冷战对新中国的影响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三大基本方针《共同纲领》建交状况“紫石英号”事件三、中美关系的抉择 美国的观望姿态《白皮书》司徒雷登离华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出台美国的反应瓦尔德事件四、中苏同盟 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恩怨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的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五、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出现斗争的继续西方的拖延策略六、对日和约问题 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新中国的反对旧金山和会《旧金山对日和约》的不公正“日台和约”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二章 朝鲜战争 一、朝鲜战争的缘起 “三八线”南北朝鲜的对峙朝鲜战争的爆发二、战争的扩大 美国的干涉仁川登陆中国的立场三、中国的参战 中国面临的困境暂缓出兵的理由参战的理由中国参战的最终决策新中国领导人的胆略气魄四、志愿军参战后的战况 五次战役边谈边打五、朝鲜停战谈判 谈判的缘起朝鲜停战谈判的特点军事分界线问题战俘问题六、朝鲜战争评述 朝鲜战争伤亡数据战争胜负的评判标准新中国的巨大胜利朝鲜战争的历史意义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三章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一、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苏联的倡议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可剥夺杜勒斯的无礼二、日内瓦会议的进程与影响 《十六国宣言》奠边府战役冲击波《日内瓦最后宣言》周恩来的外交魅力三、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缘起“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万隆会议上的暗流“求同存异”口号万隆会议精神万隆会议的意义四、周恩来的和平外交 化敌为友的气度双重国籍问题台湾问题声明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四章 中美对峙与台湾问题 一、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 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两个中国”阴谋二、第一次台海危机 一江山岛战役蒋军撤离大陈岛大陈岛事件余波中国的缓和姿态三、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缘起中美会谈停滞的症结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意义四、第二次台海危机 台海局势的激化炮击金门美国的应对策略美蒋矛盾的根源《告台湾同胞书》美蒋矛盾升级《再告台湾同胞书》金门炮击战的历史意义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五章 国际变局与中苏关系的变化 一、20世纪50、60年代之交国际局势的变化 东西方阵营的清晰化西方阵营内部的裂痕东方阵营内部的动荡匈牙利事件二、中苏关系的隐患 中苏交恶的责任问题同盟关系过密的弊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分歧国际局势看法分歧合作互助看法分歧三、中苏关系的冷淡 “联合舰队”事件金门炮击战的影响美苏关系缓和的影响中印关系的影响四、中苏分歧的公开 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海参崴演讲“和”“战”之争裁军问题布加勒斯特会议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六章 中苏交恶和中苏边界冲突 一、中苏关系的短暂缓和与再度恶化 赫鲁晓夫的高压政策中共的妥协策略伊塔事件《国防新技术合作协定》的废除苏联在中印战争中的首鼠两端中苏矛盾的性质变化二、大论战 “九评”的出台1964年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三、中苏边界问题 中苏边界的未确定中苏边界谈判四、中苏边境冲突 中苏边境局势苏联扩张势头的增强中苏对峙的激化珍宝岛冲突中苏全面战争危机铁列克提事件五、中苏战争危机的缓解 苏联的核打击图谋中国的不屈服姿态北京机场会见“一号命令”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七章 中印关系的曲折历程 一、西藏问题 英印在西藏特权的由来1954年中印协议达赖十四世滞留事件印度对西藏叛乱的支持二、中印边界问题 西姆拉会议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伪造的《艾奇逊条约集》荒诞的“约翰逊线”印度的边界要求三、通往战争之路 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的审慎态度尼赫鲁的强硬立场中国退让的底线印度的“前进政策”四、对印度自卫反击战 中国的自卫反击决策第一阶段战事印度的反扑第二阶段战事中国主动停火五、中印对峙及和解 战后中印关系中印对峙的延续中印关系正常化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八章 60年代激荡的中国外交 一、越南战争的缘起 美国在越南的介入东京湾事件美国的越战决策二、抗美援越 中国的战略考虑美国的逐步升级策略中国的战争边缘政策中国对北越的支持停火谈判问题三、中美在印支的外交角逐 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胡志明小道柬埔寨政变中国对西哈努克的支持五二〇声明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九章 中美关系的解冻 一、中美缓和的试探 尼克松的缓和信息中国的谨慎应对“叶海亚渠道”的建立二、基辛格秘密访华 美国特使访华事宜基辛格北京之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三、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 中美关系中的障碍尼克松访华中美最高级会晤中美联合声明的拟制《上海公报》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十章 确保安全：70年代的中国外交 一、70年代的苏联霸权扩张 苏联迅猛的扩张势头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亚安体系”二、“一条线、一大片”方针 反苏方针的提出中日关系的密切化中国对西欧国家的期待三、中国式的“三个世界”理论 原始的“三个世界”概念中国式的“三个世界划分”中国式“三个世界划分”的意义四、中美关系的波折 尼克松的下台软弱的福特政府五、中美建交 中美两国政坛的变化苏联扩张的促动经济利益的驱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建交的意义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第十一章 80年代中国外交的调整 一、美苏冷战的最后阶段 里根政府的对苏战略“星球大战”计划苏联的困境二、中美未解的台湾问题 中国的和平统一主张“与台湾关系法”“斗而不破”的对美方针《八一七公报》三、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条线、一大片”方针的弊端中国的外交新调整中国外交新方针的内涵四、中英香港问题协议 中国与西欧的经济合作香港问题中国的严正立场中英香港问题协议“一国两制”政策五、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塔什干讲话中苏特使磋商中苏关系的缓慢升温中苏最高级会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意义附录 本章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延伸阅读
结语：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攻克难关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高速增长战略机遇期严峻的挑战光明的前景附录 延伸阅读
索引前言
本书作者1990年代初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为国际事务专业班讲授过几轮“新中国外交史”课程；2000年后，作者几乎每年开设一次全校性的公共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每次有来自文理科各院系的约200名同学选修。几年前，这门课程被列为全校通识课，其间，超星集团录制了作者的教学视频，列入其公司的“学术视频”栏目在网上公开播放。南京大学出版社杨金荣博士多次与作者谈论起“固化”我校教学改革成果、出一套南京大学“通识课程教材”系列的想法，作者深为赞同。也是在他的力推下，作者开始将积年的授课心得整理成文。
作为一本通识课程读本，本书只能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前40年里发展演进的大线索，而无法阐述该时期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因此，本书按专题撰写，11个专题也构成了全书的11章，各章所述或是某个时间段里中国外交的总体态势，如第1章、第8章、第10章、第11章，或是某一个或几个重大事件，如第2章、第3章、第4章，或是中国与某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过程，如第5章、第6章、第7章、第9章。虽然内涵特质不同的各章混合编排，颇似犬牙交错，但由于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故应该不至于影响大线索的呈现。此外，序言部分最扼要地阐述了自先秦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两千多年里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演进过程，旨在为新中国外交的开端提供一个历史背景；而结语部分则最简单地叙述了1989年以来中国外交的大趋势，旨在稍稍弥补本书未能从容叙述最近30多年事态进展的缺憾。
为便于非历史学或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使用，本书每章附了“大事年表”、“重要知识点”、“思考题”和“延伸阅读”板块，它们或可引导有兴趣的学生做进一步的自主学习。同样，书中提及的外国人名和专有名词等，也尽可能地在第一次出现处附上了西文拼法并在全书后做了索引以便于查找核对。当然，也是出于便于非专业学生使用的考虑，本书的“延伸阅读”的书目仅选取了一般图书馆常见的中文书著和译著，而没有收录一些本可收录的研究力度深、学术价值大的外文著作。
作为一本课程读本，本书努力做到所述内容如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数据的准确，尽管它没有像专题著作那样用详尽的注释来表明数据的准确性。作者也不满足于罗列事实，相反，作者时时忍不住地将自己对这些事实的看法和评判写入书中。从首次开设这门课程到整理这部书稿，作者始终如一的意愿是向学生们表达一种内心的深切感受：在冷战大背景下，新中国外交所走过的路途是多么艰辛！共和国领导人为确保国家利益是多么殚精竭虑！从中也可领悟到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境遇是多么来之不易！作者努力讲述一部真实的新中国外交史，但作者不能保证完全客观地讲述所有的事情——事实上，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谓的“纯客观”要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吹嘘。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带任何主观意识地去看待由有着主观意识的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之事态呢？涉及本书更是如此。这是一本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外交史的书，作者必然以个人意识和思维来看待诸多事件，而不可能以其他的身份视角来做所谓“纯客观”的叙述。因此，如果书中出现错误，那不应归因于作者的阐述角度和思维情感，只能归因于作者个人的学识有限。
作者一直自感个人才识不足以在这个领域出版书著，因为作者并没有在该领域做过什么扎实的专题研究。比起国内该领域的一些杰出学者来，作者实在是惭愧不已。但恰恰是作者景仰的大家如陶文钊、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等人基于挖掘档案资料的精湛论著提供了充分的营养和启发，让作者勉强有勇气整理这本课程读本。在此作者要郑重向这几位先生和其他那些作者借鉴了其研究成果的学者表示深深的感谢。当然，作者最要感谢我的好友杨金荣教授，正是他不断的鞭策和热情的鼓励，生性懒散的作者才下决心整理讲稿。作者还要特别感谢同门师友宋黎明先生和杨桦女士，他们认真审读了书稿，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李冠群博士帮我核对了书中的俄文原文。最后，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官欣欣，她认真细致的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面世。序言：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演进
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历程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演进的历史，以便清楚地认识古老的中国是怎样走到1949年10月1日这个划时代的日子的。一、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世界的中心
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体的“天下观”。这种观念认为，“天下”就是一整块由大海环绕的陆地，故也可称“四海之内”；天下可按“井字形”划分成九块，而华夏族人居住的便是其中最正中的一块，故曰“中国”，即“中央之国”；按中国早期的典籍《尚书》的说法，中国本身还可按“井字形”再划分为九块，曰“九州”；在整个天下，以中国统治者居住的王都向外，以距离远近依次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所谓“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这是一种以一个中心为基点向外做依次辐射的地域划分观念。图1 中国古人的“天下”想象图，出自《山海经》华夷之辨“天下观”还认为，中央之国的华夏族人绝对优于四周地区的非华夏族人，也即“夷狄”或“蛮夷”。非华夏族被认为（或至少被描述成）茹毛饮血、落后野蛮的原始民族，如《礼记·王制》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云云。所谓“不火食”即生吃食物，所谓“不粒食”就是不会耕种稻麦。基于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天下观理所当然地认为华夏族凌驾于非华夏族之上，同时也赋有教化“夷狄”的责任，要努力实现“四夷归附”。
当然，所谓华夏和夷狄之分，并非以人种血统为标准，而是以文化的高下做区分。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清楚地表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孔子进而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表明孔子期盼华夏文明的自然扩展。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言：“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亦如香港学者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天下一统
基于这种优越感，天下观认为中国的统治者（先秦的夏商周诸“王”和秦以后的“皇帝”）也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恭承天命，君临万民，故称为“天子”，意为上天之子，是由上天指定的天下共主。这种理念体现在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的著名诗句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子”是独一无二的，如同太阳一样，故有“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说法。
中国最高统治者从来都坚信天下只能由自己一人统治，不可能有其他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君主存在。公元7世纪初，当隋炀帝在读到日本国使节奉上的国书中写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时，大是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公元10世纪，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回复南唐王朝的质疑时，进一步堂而皇之地表达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固然，北宋王朝始终未统一中国本土，但重要的不在于能否实现“大一统”，而在于能否坚持“天下一家”的理念。二、封贡体系天下秩序的性质
按照传统的天下观，中华帝国逐渐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理想的对外关系模式，即所谓的“封贡体系”，也称“宗藩体制”或“华夷秩序”。封贡体系全然排斥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主权”概念，否认任何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封贡体系是古代中国人文化优势的自然结果，逐渐被统治者用来实现自保的政治目的；在实践中它具有非常根本和重要的贸易基础，而且充当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
在近代以前，东亚地区与西方长期隔绝，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的独立区域，而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周边地区特别是近邻国家都深受中国文化，如汉字、儒家思想、科举制度和君主制度等等的影响。中国以自身强势的文化和实力理所当然地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观念。中国将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观”外化到对外关系上，形成了具有“等级性”的对外关系，即费正清等西方学者所称的“中国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运行模式
从结构原理上来说，封贡体系是中国西周王朝内部的“分封制度”在国际上的延伸，当然比分封制度松散得多。在封贡体系中，中国周边地区的君主作为“藩属”只有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以“册封”为确认形式）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的宗主权。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系列双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常秩序的职责，当这些国家遭受内部叛乱或自然灾害时中国应予以慷慨的救援，当它们遭受外来入侵时中国有责任调解这些“藩属”间的争斗，必要时派军队援助受欺凌的一方，最典型的是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王国抵抗丰臣秀吉的日本侵略军。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请求中国皇帝给予册封、按时派遣贡使前来“进贡”，最重要的是“奉天朝正朔”——也即采用中国皇帝的年号为其纪年方式。图2 唐朝阎立本绘《步辇图》，展示番邦贡使朝见大唐天子的场景构建进程
封贡体系在西汉前期开始构建，主要针对中国西北方的诸多游牧民族。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封贡体系的规模和稳定性时有变化。当中原汉族王朝本身衰落不堪（如东晋朝、南宋朝）时，中国皇帝自然无法维持封贡体系，有时甚至要反过来向异族政权称臣。但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传统理念却没有因此湮灭。明朝初年，中国在东亚的封贡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强大的蒙元王朝，四邻震惊，除西北陆上诸部落向明朝俯首称臣外，包括朝鲜、安南（越南）、日本等在内的海外入贡藩属达17个。至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声势浩大的郑和远航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威望，所到之处各国君主纷纷向明廷派遣贡使，甚至有几国君主（如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自己前来中国朝拜。其时，融入中国封贡体系的藩属国达63个。
清王朝全盘继承了明朝的遗产，而它在西北边疆对厄鲁特等部落的长期征战又慑服了中亚的许多小汗国和部落。至乾隆年间，整个东亚、东南亚和中亚腹地各国都融入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封贡体系，诚如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所言：“至朝贡受封之国：朝鲜、琉球旧属藩属，阔而喀（廓尔喀）、缅甸、安南兵威所屈，若暹罗、阿富汗、敖罕（浩罕）、巴达克山则余威之所震，拱手内服者也。惟哈萨克三部、厄鲁特二十部……朝贡略如缅越，而羁驭有间，其制盖在藩部属国之间，名曰附庸。”体系层次
清朝的封贡体系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形成了同心圆式的等级制从属关系。首先是邻近并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国家，即“旧属藩属”；其次是亚洲腹地和东南亚地区处于中华文明边缘地带的朝贡藩部，即“附庸”；最外层是那些距中国较为遥远的国家，即“外夷”。
事实上，当时所知道的所有国家，在中国皇帝眼里都是藩属国，新航路开辟以来陆续来到东亚的西欧诸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也都被归入这一类“倾心向化”天朝文物的朝贡国。从16世纪20年代一直到18世纪末期将近300年的时间里，有20多个入觐中国皇帝的西方使节被迫按藩属国贡使礼仪向中国皇帝行了跪拜礼；1793年大英帝国派来的第一个官方使团——马戛尔尼使团，车队进入中国境内后也被清廷强行插上了标有“英吉利贡使”的旗帜。三、日薄西山的中华帝国近代中国的衰落
乾隆朝末期是中华帝国最后辉煌的顶峰，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起点。此时的西欧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之下，几千年来无所变更的中华帝国开始落后了。近代中国的落后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经济的停滞。1800年前后的中国固然还是个庞然大物，拥有辽阔的幅员和将近四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按一些学者估计约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3。但是，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异常落后，依然沿袭着几千年来那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任何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是依靠庞大的人口规模维持表面的强盛。相反，在同时期的西欧诸国，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大规模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地增强了基本国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其中以率先开展工业革命的英国为最。
第二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西欧各国知识阶层自文艺复兴起不断进行自然科学的探索，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并不断取得突破的现代科学体系，这套体系中的许多知识被直接运用于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大提高了其国民运用自然、改变自然的能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却醉心于八股式的科举考试，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致使文明古国的科学水平滞留在“四大发明”这一中世纪的层次上。
明末清初时期，以耶稣会士（Jesuits）为主的众多西方来华传教士曾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他们编译的约200种中文著作中，有不少是涉及天文、数学、医学、冶金、机械制造等领域的自然科学论著。但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少数几个中国士大夫认真研习过“西学”外，这些书籍被束之高阁，全然遗忘，故有学者称中国因此错失了一个现代化的机会。
第三是统治阶级的惰性。长期以来在东亚独大的状态，使中国统治者缺乏需要不断革新自强的紧迫感。清朝统治者如乾隆皇帝等一向自夸“励精图治”，但其统治目标无非是让百姓俯首听命，保持清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却从来没有想过需要采取任何主动措施来激发国家的潜力，革新经济结构，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而同时代的欧洲国家处在激昂跌宕的强权政治国际环境中，各国当政者都绞尽脑汁，采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手段追求本国力量的最大化，西方列强个个都显得生气勃勃。僵化的对外理念
在对外关系层面，清政府的惰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英国通过一系列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活动细心考察中华帝国的实际状况。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在出使中国回国后对中国做了这样的评价：“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多年里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它就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胜过一切竞争者。”由此，英国人在内心深处埋下了一颗“对中国可以动武”的邪恶种子，当适当的时机来临时，这颗种子终将发芽开花。
清王朝却对世界事务一无所知，也无意探究，只是一味固守天朝上国“封贡体系”的旧有遗产，闭关自守。清廷很轻松地应付了英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外交努力，从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皇帝的“天下共主”地位无可争议，连西洋头号强国英国也予以承认。英国使命的失败强化了乾隆皇帝及其后继者的自满和陶醉，导致清廷以更大的惰性来处理对外事务，把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洗礼而蒸蒸日上的大英帝
国继续当作微不足道的“荒蛮番邦”，全然不去觉察英国的对华野心，更无意筹划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直到1840年被迫以武力仓促应战。四、近代中国的奋斗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仍没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因此没有迅速调整对外政策，从而丧失了近20年的时间，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丧权辱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曾编撰《海国图志》，介绍西方的情况，并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少有人去理会，反倒是该书传入日本后被日本士人争相研读，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虽起步较晚却能迅速成功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直到1860年圆明园被毁才真正惊醒，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终于意识到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积极应对。著名史家徐中约先生总结了随后百多年来近代中国奋斗的历程：“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和保持国家尊严。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已成世界大国之一。”图3 圆明园一角被毁前后对照图器械革新阶段
近代中国的奋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注重一个层次。第一阶段的层次最低，着眼于物质层面的革新，即同治朝时期（1862—1875年）曾、左、李等人兴办“洋务”的强兵政策。这些封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开始信服魏源的主张，认为只要能够效仿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普遍认为西方的强盛纯粹因为其器械的优势，与社会政治制度和总体经济结构关系不大；这种指导思想极为肤浅，其种种努力注定不能成功。洋务运动几十年的成果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毁于一旦。制度革新阶段
第二个阶段着眼于制度层次。洋务运动失败后，士大夫阶层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精英人物开始领悟到西方列强制度层面的优越性，遂倡导制度变革，争取建立君主立宪制，启民知、开物力，通过制度手段来激发中国的潜能，以图自救。他们的想法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却招致来自封建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清朝光绪戊戌年（1898年）的“百日维新”以惨败告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随后重新掌权，执行了一系列极不负责任的政策：先是邪恶地利用中国民众盲目的爱国热情，借助义和团运动来巩固统治；继而又对西方列强采取彻底的投降主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外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中国几陷于亡国。虽然清廷从1905年起也开启了所谓的“新政”，将康梁变法中提出的一些设想付诸实施，但也只是浮光掠影式的变革，根本不触及社会政治体制的根基；而且，清王朝到此时已是行将就木，根本无法再担当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也属于近代中国之奋斗的第二个阶段，这场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府，因此是一场制度层面的革新。民国的政体仿照了世界上被公认较为先进的宪政和政府运行机制，但从袁世凯到北洋政府的十多年间，中国积贫积弱的状态却没有丝毫改变：内部是不停顿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对外则是继续丧权辱国，1915年的“二十一条”之后又有1919年的《巴黎和约》。这种状态表明，仅仅制度变革还是挽救不了中国，因为制度是死的，只有使用制度的人具备了正确的思想和理念，优越的制度才得以生效。由此，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奋斗迈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思想革命。图4 “二十一条”签字场景（1915年5月25日）及袁世凯的批准签字思想革新阶段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以来思想界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各种冠以“主义”的新思潮层出不穷，如“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以至于信奉“实用主义”的胡适也提出“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其实，“问题”与“主义”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问题”更多地注重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难题的具体方法，而“主义”则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向何处发展的宏观理念；两者都在探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只是在着眼点的层次上有所区别。在这场大争论中，如果说有矛盾的话，则存在于各种“主义”之间。各派人士大多采取排他式的思维方式，认定自己的“主义”最正确甚至唯一正确，从而忽视和否认了其他“主义”内在的合理因素。国民党失败的必然性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未尝不能拯救中国于水火，但自奉为中山先生信徒的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却很少把三民主义的纲领付诸实施。仅就“民生主义”一项来看，国民党在其统治大陆期间，从来没有试图贯彻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原则。反而是曾经追随中山先生革命信念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夺取了全国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党的垮台有着某种必然性。
国民党在“民权主义”方面也毫无建树，蒋介石集团以独裁腐败著称。只有在“民族主义”方面，国民政府勉力维护国家主权。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一道，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也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胜利。新中国的历史重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名无实，蒋介石政权自身都没有充当世界强国的自信，只满足于做美国的小跟班，期望在美国的援助下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将要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标志着新中国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百年梦想的开端。附录重要知识点“天下观” 封贡体系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近代中国的奋斗
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 “主义”与“问题”之争 三民主义 强国梦
民族复兴思考题
1．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理念基础和运行模式。
2．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及表现。
3．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大业的发展阶段及其内涵演变。延伸阅读
黄枝连著：《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吴木生主编：《东亚国际关系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0—15章。
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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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章 站稳脚跟：新中国成立初的外交
新中国诞生在一个极其恶劣的国际环境中，新生的共和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以巨大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和高超的外交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奋力拼搏，使新中国快速站稳了脚跟。一、新中国诞生时的国际环境雅尔塔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相当紧张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这个环境的特征就是美苏“冷战”，而冷战又可追溯到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战后国际格局及其演变。1945年2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同盟国三巨头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苏联领袖斯大林（Иóсиф Виссариóнович Стáлин）和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S．Churchill）齐聚苏联黑海克里米亚半岛的小城雅尔塔（Ялта），商讨最后击败德日轴心国的战略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安排的一应事宜。这次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勾勒出了战后国际格局蓝图的轮廓，被称为“雅尔塔体系”，许多人称这个体系涵盖了从1945年到1990年几十年的国际关系进程。图1-1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合影
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涉及面极广，但可以简洁地归为两点。第一，同盟国在战后继续合作，共同保障世界和平，并将利用联合国作为一个协商平台，缓和并调节各国之间的矛盾。第二，划分势力范围。三国除了达成关于波兰疆界、分区占领德国、黑海海峡等欧洲事项的协议外，还达成了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广泛原则：西欧（包括西德）、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南部等地区归美国控制，东欧、朝鲜半岛北部、外蒙古等地区划归苏联掌控，英国则得以继续控制战前大英帝国辽阔的殖民地。
雅尔塔会议在协调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行动、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以及战后惩处战争罪犯、消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影响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依然没有摆脱强权政治的框架，具有浓郁的大国霸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主要战胜国之间的一次分赃会议。
尤其是在远东，美苏两国首脑背着中国达成了一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定，其中包括：1．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恢复旅顺港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2．中苏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3．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自行独立的状态）。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国家，不久后将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居然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苏两强协议瓜分走了许多主权利益，足见积年贫弱的中国在其他战胜国心目中的分量之轻，其国际地位似乎比1919年巴黎和会时好不了多少。美苏冷战
三巨头原以为通过瓜分其他国家的利益能够达成充分的谅解和信任，从而在战后通过顺畅合作来确保和平。但事与愿违，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大国在国家利益和战略规划上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并日趋激烈，遂酿成一场持久的、被称为“冷战”的战略对峙。所谓“冷战”,是指除了大规模军事行动（“热战”）以外的一切敌对行动，诸如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推行政治孤立政策，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进行颠覆活动，进行原子战争讹诈和军事威胁等等，有时也会直接展开激烈的局部战争。
关于冷战的起源，中外学界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只需知道，在雅尔塔会议三巨头笑意盈盈、觥筹交错之后仅一年，在日本正式投降之后仅半年，冷战就爆发了。一般认为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富尔顿演讲”（Fulton Speech）是冷战拉开序幕的标志。到1948年6月，斯大林下令封锁美英法三国军队所占领的西柏林城区，西方展开强硬应对，不惜以巨大的空运代价来维持在西柏林的存在。不久前的同盟国家之间竟然准备以兵戎相见，冷战遂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这场第一次柏林危机持续了11个月。1949年8月29日，苏联突然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把持四年的核垄断，西方世界一片惊恐，冷战的烈度也更趋增强。冷战对新中国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最后对决，正是发生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在丘吉尔发表富尔顿演讲后的第三个月，国共内战爆发；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后的第三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在苏联成功试制第一枚原子弹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势力范围划分原则，中国处在美国的控制区域之内，现在，与苏联共产党一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意味着美苏协议达成的势力范围将出现巨大更改，这就与美苏两强争斗的局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摆脱冷战格局而从容面对外部世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张治中将军为代表的一批中间派人士曾向中共中央建议，新中国应采取“第三条道路”，在两强之间保持等距离的中立姿态以避免卷入美苏争斗的纠葛。然而，这种左右逢源的理想状态又如何能实现呢？且不说意识形态因素必然发挥的作用，就是从政治现实来看也有不可取之处：如果中国采取等距离外交，既不能指望获得美国的真心支持，也会因缺乏诚意得罪苏联；到那时，中国不仅得不到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的大力支持，反而会招来它们共同的猜忌、排斥甚至打击。
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身国力过于虚弱。当时的中国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GDP的4.5％左右；凭借如此不起眼的国力基础，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本。在美苏两强激烈对抗的背景下，中国不能指望依靠左顾右盼来让两强争相拉拢，只有依靠其中的一方来站稳脚跟。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三大基本方针
在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共高层开始筹划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针。经过仔细慎重的研究，包括与党外人士的沟通与磋商，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方针逐步清晰化，大致在1949年6月下旬最终确定了被称作“三大基本方针”的外交政策。
第一是“另起炉灶”，即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不承认他们的外交身份，而是将其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要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外交关系。
第二是“一边倒”，即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将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第一位。
第三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问题，方针是宁可等一等，要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扫清。新中国在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要把屋子打扫一下。《共同纲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除了筹备新中国建国事宜如中央人民政府的构成、国旗国徽国歌等外，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制定了《共同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之前，《共同纲领》充当了新中国临时宪法的角色。在这部《共同纲领》中，中共中央关于对外政策三大基本方针的精神得到了体现。《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三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1)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打扫屋子”）；第十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一边倒”）。
第六章专门针对“外交政策”，兹抄录如下。
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和平外交原则）；
第五十五条：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另起炉灶”）；
第五十六条：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此条为外国与新中国建交的前提条件，即必须首先与国民党政权断交）；
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发展一般关系的前提条件，比起建交条件相对宽松）；
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主权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
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主权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责）；
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因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作为国际惯例的“庇护权”）。建交状况
在《共同纲领》原则的指导下，新中国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截至1950年10月1日）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北朝鲜金日成政权）、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越南（北越胡志明政权）、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缅甸共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有英国、荷兰、锡兰（1972年改称为斯里兰卡）、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等国家正式承认了新中国。其中，英国对新中国承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表明了西方阵营在对华政策上并非铁板一块。“紫石英号”事件
英国与中共之间的官方交往，开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前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在渡江战役的前一天，停泊在镇江江面的几艘英国军舰与解放军渡江部队之间发生炮击，其中的英舰“紫石英号”（HMS Amethyst）遭重创，被迫抛锚在长江中，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炮艇政策”的第一次败绩。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解放军与英国方面进行了严正的交涉。正是在这段交涉期间，中共方面有理有节的处事方式给了英国政府最高决策层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共并非像其以往想象中的那样蛮不讲理，相反，它完全是可以打交道的对象。鉴于英国在中国存在的巨大利益，英国政府遂决定与美国的对中共强硬政策拉开距离，以免陷于彻底被动。继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英两国在1950年3—6月间进行了建交谈判，只是由于美国的不断干预和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的中英谈判才无果而终。三、中美关系的抉择美国的观望姿态
在冷战大背景下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如何处理对美关系的巨大难题。罗斯福当政时期的美国是国民党政府的坚定支持者，1945年4月杜鲁门（Harry S．Truman）总统上台后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且卷入中国内战，为蒋介石政权提供巨大的财政和军火援助，帮助其剿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不断失败，美国政府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逐渐降低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力度。蒋介石集团因此大为不满，认为杜鲁门总统越来越不可靠。在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国民党上层希望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能够获胜，甚至暗中向杜威捐赠了竞选资金，指望杜威取代杜鲁门后能执行更积极的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然而，令世人震惊的是，一直被看好的杜威出人意料地败给了杜鲁门，这也令蒋介石集团沮丧万分。杜鲁门总统当然知道国民党上层人物支持其政敌的意向和背后小动作，故对蒋介石集团越发冷淡。当蒋介石希图修复与当选总统杜鲁门的关系而派夫人宋美龄于1948年11月底访问美国时，杜鲁门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了其厌恶之情。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被美国方面告知她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华盛顿，不给铺红地毯，不被邀请在白宫过夜，也不让她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这与1943年年初宋美龄访美时所受到的热情欢迎相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政权垮台的迹象更趋明朗，美国政府内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驻华外交人员产生了抛弃蒋介石集团、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念头。这种思潮多少影响了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故1949年1月美国政府召回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内战采取基本袖手旁观的姿态。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国民政府逃离南京迁往广州，大多数外国使团（包括苏联使团）随同前往，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却奉命留在了南京，这不能不说是暗含深意。《白皮书》
在渡江战役之后的1949年5月，美国国务院组织人员编写有关材料，为自己近几年来对华政策的失败推卸责任。这些材料于1949年8月5日结集发表，标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阶段》（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简称《中美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白皮书》总共长达1054页，一百多万字，共分8章，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谈起，至1949年5月李宗仁致信杜鲁门为止。在8章中，讲述前一百年的只占2章，其余6章都是叙述1944—1949年最近五年的事。《白皮书》收集了大量美国政府发表或未发表的对华关系有关文件、历任总统相关演讲、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电报、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协议、国共两党的相关声明函件，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定期给国务院写的报告等。《白皮书》的主旨是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国民党丢失中国是咎由自取，美国政府没有“丢失中国”的责任。《白皮书》中收录的《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可视为整部白皮书的编纂缘由与主要结论，也就是全书的核心。国务卿艾奇逊（Dean G．Acheson）在这封信中说：“在合理范围以内，美国所做任何事，都没有改变中国局势的可能；美国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对局势也不会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结局是中国内部所决定的，是一方怠忽职责所形成的。”司徒雷登离华
然而，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指责，并不意味着它能改弦更张，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政策。处在冷战背景下的美国政府无法丢弃其反共的意识形态，美国政府中更多的人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视为苏联阵营的势力扩张，故必欲加以打击和遏制。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1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跟任何共产党政权打交道。在这一立场指导下，美国政府在国共之间观望的同时，逐渐摒弃司徒雷登提出的承认共产党新政权的建议，并否决了司徒雷登前往北京与中共最高层接洽的要求，一再严词敦促司徒雷登回国。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初离开中国回国述职。美国就此阻断了与新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图1-2 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图1-3 哈里·S．杜鲁门，美国总统（1945年4月—1953年1月）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出台
中国共产党一方同样受到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法建立起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在1949年4—6月间，尽管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全中国，但美国只是表现出与国民党政权拉开距离的姿态而已，始终不愿明确表示承认中共，这可谓是一种“骑墙政策”。中共对此大感失望。中共中央曾派黄华前赴南京与司徒雷登多次接洽，并表示欢迎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学老校长身份访问北平（北京）。司徒雷登的北京之行还是以无果告终。
1949年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щин）离开国民党政权驻地广州回国；6月26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这些事态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决策。经过审慎研究，中共高层最终否决了在美苏两强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的建议，确立了坚决与苏联站在一起的“一边倒”政策，这清楚地表现在毛泽东发表于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在该文中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美国的反应《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反过来又促使美国政府逐渐明确了其敌视共产党中国的政策。1949年10月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称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政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不仅如此，美国还向西方阵营和它的拉丁美洲“后院”国家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拒绝承认新中国。
美国政府此时的对华政策的确让人感到困惑：它一方面公开表现出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的厌恶，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继续支持这样一个堕落的政权。能够解释其政策内在逻辑的只能是当时的冷战格局：美国把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它全球冷战战略的一部分，正如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报告”）所称，“美国要坚定地建立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瓦尔德事件
一旦确定了“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中共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敌视、压力便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正如前面所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中共既定的三大外交方针之一，毛泽东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地位”。因此，美国全力推行的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并不能产生美国预期的那种压力，相反只能激发新中国更坚定抵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志。
新中国对美国不承认政策还以颜色的一个举动是于1949年10月24日以“间谍罪”正式逮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Angus Ward）及其4名随员，随后经公审后将其驱逐出境。按照国际惯例，领事及随行人员作为外交代表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司法系统的管辖。中国政府逮捕和审判瓦尔德等人的举动表明，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那新中国也不承认美国官方人员在中国的合法地位，真可谓“以牙还牙”。在瓦尔德事件发生的同时，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敦促所有美国官方人员尽快离开中国。至1950年4月30日，美国撤出了其全部前驻华外交人员，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彻底断绝了。四、中苏同盟
与当时全世界约70个国家的数目相比，新中国的友邦的确是较少的，这主要是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所致。在美国政府强大的压力之下，许多国家或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对华政策，或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以免开罪美国。正因为如此，争取苏联的国际支持对于新中国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恩怨
苏联在历史上是中共革命的支持者，但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恩恩怨怨缠夹不清，非一言可尽。受苏共控制的共产国际曾支持过王明等一些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中共领导人；在1947到1948年间，当毛泽东表达希望出访莫斯科时，斯大林考虑到与国民党中国的官方关系而予以婉拒；1949年年初斯大林甚至还向中共提出过中共与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建议，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毛泽东在其1949年4月的七律诗作中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或许也可算作对斯大林建议的某种回应。因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个人关系殊非融洽，据称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曾不无怨气地说“我是个长期受打压的人，有话无处说”，而斯大林则略带歉意地答称“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云云。图1-4 毛泽东主席访苏照片毛泽东访苏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率新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出访名义是前往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此时离新中国建立仅过去2个月零5天，这样的时间安排清楚地表明对苏外交在新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苏联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超级大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寻求苏联对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各种支持。
毛泽东的访苏，多少消除了中苏两党间的一些历史误会，但毛泽东的出访目的不止于此，他还希望中苏签订某种条约，把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用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然而毛泽东又不愿表现得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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