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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鸣

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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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中国道路中国说试读：

题解 大国前行的一以贯之与半步风流

必然的路，谓之道；当然的话，谓之理。

走中国道路，说中国理念，有了“道理”。

道理是伴随发展而来的。发展必有道理，大国发展有大道理。

何谓中国发展大道理？

一以贯之，半步风流。

一以贯之是道，道不需多言而自行。

一面旗帜、一条道路 、一个中心、乃至一党执政，这个“一”是主心骨、是大方向、是精气神。正是这个“一”，让中国社会有了坚守、有了家园、有了希望，造就了中国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梦想、共同的使命；正是这个“一”，中国社会不朝令夕改、不朝三暮四、不浅尝辄止，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实现了三十多年的凯歌突进，绚烂辉煌；正是这个“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的发展从小到大、从温饱到小康、从百废待兴到民富国强，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半步风流是理，理有精微却要多讲。

何谓半步？介于一步到位和止步不前之间的一种状态、一种方式、一种作为。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无论是渐进改革，还是稳步开放，乃至于摸着石头过河，究到底都是说法不同、表现各异的半步之为。

但这“半”中有“一”不消极，“理”依于“道”有目标。是故，在今日的中国，半步不是无奈而是精明，半步不是保守而是负责，半步不是妥协而是精进，实乃半步风流。

——对中国社会来说，半步乃必然，半步乃当然。

理论图景中的一步，进入实践领域只能是半步。一步到位固然痛快，毕其功于一役当然理想，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真要在实践中一意孤行，不成功倒还好，倘使果真成功了，结果只能是一个，社会大崩盘。到那个时候，不论你是富贵达人还是贩夫走卒，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谁都没得好。

——对中国民众来说，半步不遗憾，半步不危险。

半步好歹也是前行。半步的好处固然不过瘾，半步的风险也能做到心中有数。民众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死了就算了；民众也不是游戏里的金贝贝，不乐意了还可以重新读取进度。民众的生命与生活都是一次性的，还是保险的为好。所以，适应半步变革对于普通群体来说，也是一件经过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至于在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中找不着北，连自己都丢了。

——对中国官员来说，半步是勇气，半步是智慧。

半步前行的官员是务实的官员。他知道天堂与彼岸往往是镜中花、水中月，不去乡愿地用大而空的乌托邦口号吸引追随者，放弃叱咤风云应者云集的诱惑，这实在是一种勇气；他知道历史是一种合力，全世界数十亿的人都在那儿使劲，从不去指望历史的发展走一条直线，而是平心静气在平行四边形中填上自己的一点努力，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

当然，肯定半步、接受半步，并不等于沉湎于半步。满足于半步并视为金规玉律那就大谬了。有一步的思想方可能有半步的行动，如果想的就是半步，恐怕就不会有行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曾经为了在墙上开窗户不惜宣称说要拆屋顶。说拆屋顶，就会有人出来协商说开个窗户吧；如果只说要开窗户，恐怕就连打个孔都会有人推三挡四。

所以，我们要“虽走半步，却想一步”！

至于，何时才能勇敢地向前跨出一大步？何人才能不打折扣地迈出一大步？邓小平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的后来者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今天的我们有责任为明天的他们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准备一些必要的条件，而不是涸泽而渔、饮鸩止渴。

所以，我们更要“虽走半步，着眼几步”！

引言 改变了的中国改变了什么

●国际格局“惊天动地”，国内形势“翻天覆地”，政党情境“改天换地”。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着实是换了一个天地。

●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建立在和平友善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行动维护自己尊严的前提下。

●我们对于如何解决群众物质温饱、物质小康有准备、有成效，也有经验；对于如何满足群众的精神温饱、精神小康，政治温饱、政治小康方面尚准备不足。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可以期望它并不存在，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的警觉并时时提防它的存在。因为毕竟它确实也存在。

●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应该变、必须变的、不变就不能进步的，什么是不去变、不能变、变了就会灭亡的。

有人说，最容易莫过于做形势报告。把成绩与收获列举充分，把问题与不足点到为止，报告就算做完了，皆大欢喜，大家一笑了之。

也有人说，最不容易的莫过于做形势报告。一般不是大领导、大学者、大专家很难有资格来讲和敢讲。这个时候，倒不完全是能力的问题了，而是身份与地位更为重要。这也是回避不了的“中国特色”。

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尽然。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形势判断，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形势判断。

本书就是我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形势分析，本引言就是我对当代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些基本看法的提炼。

我分析形势不讲成绩与问题，而是讲变化。讲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出现了、面临着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的执政者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给予我勇气与动力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一个学者对理性的信赖，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众最真挚的感情。

一、当代中国所处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世界形势纷纭变幻，这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变化既体现在政坛人物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也体现在东方西方、大国小国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但我们今天讲的变化不是或不主要是这些细节的变化，而是讲这些细节变化背后反映出来的、或者说是由这些细节变化日积月累而形成的深层次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化。更进一步讲，不是就国际格局讲国际格局，而是着眼于国际格局变化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以下三个变化我们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一）国际格局从两极对峙变化为一超多强，中国被假想为一极站到了美国的对面

6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胜利、取得政权的前夕，毛泽东在从平山西柏坡走向北平的路上，讲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我们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话。但这句话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关系大思路的集中体现。什么意思？就是新中国要开始考虑如何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势力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去，把苏联老大哥请进来。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一边倒”战略。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这就涉及当时的国际格局问题。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左右，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国家和政治团体，少有例外。在这样的世界格局大背景下，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尚不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政权，最佳或者唯一的选择也只能是与苏联老大哥站在一起。有苏联老大哥这棵大树，我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搭一搭便车。“大树底下好乘凉嘛”。而且我们当时还坚信社会主义的东风一定能压倒资本主义的西风。选择上风向也是情理之中。正所谓好风凭借力，助我搞建设。

但一段时间后，由于各种利害因素的错综复杂以及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冲突，中苏双方关系急剧恶化，昔日兄弟一时间反目成仇。怎么办？在国际关系中毕竟要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否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显示出了高超的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乒乓外交，先是派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紧接着通过“小球撬动大球”，一个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高高兴兴地不远万里来到北京。

这里边有两个细节很值得我们琢磨，一个是尼克松在首都机场下飞机的时候，老远就把手伸得长长的要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我们的总理则很有风度而又沉稳地将手搁在了腰间。记者拍下了这一经典的镜头，发向全世界的同时，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中美建交方面美国的态度是积极的，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第二个细节是毛泽东在书房穿着睡衣会见了尼克松。大国外交，尤其是首脑外交，礼仪至关重要。我们一些小人物与外宾打交道，外事部门都要反复强调礼节、礼节，叮嘱什么“外事无小事”之类的话。但我们注意到尼克松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更见亲密。

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与今日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昨弱而今强。但今天我们正式邀请都很难做到说让一个现任美国总统到中国来他就来。可当时的中国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而且来了之后还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中美联合公报签署了，中美在对峙20多年后正式建交了。

为什么？也是基于当时两极对峙的格局。美国看得很清楚，尽管中国的力量在各方面都不算强大，但在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微妙平衡的状况下，任何一方力量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并且确实会改变微妙的平衡，力量增加的一方会马上占上风，而力量减弱的一方则会处于下风。中国弃苏联而近美国正是这一平衡变与不变的关键所在。有的学者称当时的中美建交构成了中美苏“大三角”的世界格局，这一评价有些过高，不仅当时的中国，即使现在的中国也很难称之为一极；但这一评价又很有它的道理并且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世界格局中，“四两拨千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力的。

两极对峙的格局，还使世界总体态势保持了出奇的平静和安定。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无论在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是势均力敌或者大体相当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导致的军事力量的膨胀和现代毁灭性武器如原子弹、氢弹的装备，使得任何一极都没能力、没把握在率先挑起争端引发战争后能获取利益，且不承担代价全身而退。先不说全球核武库的威力，若仅仅是美苏两国核武库中1/3的武器爆炸，就足以毁灭地球20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两大阵营互相叫骂，宣传言语上不共戴天，恨不得将对方碎尸万段，但事实是你没死我也活得好好的。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夜之间共产党的政权在这些国家垮台了。这一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肯定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一变化却是相当不利的。这不完全是、甚至根本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共产党的情感因素，而是这一变化带来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相当不利的国际格局变化。

一夜之间两极对峙的格局中，苏联这一极稀里哗啦了。其结果是什么？就是美国这一极超强地凸显出来，美国积蓄多少年的世界霸权主义心态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自以为自己可以在全球事务上为所欲为了。我们退一步讲，或者说谈一个不讲原则的假设，如果美国果真强大到可以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事务中说一不二，倒也未必是什么太坏的事情，毕竟世界秩序重于世界混乱。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美国自以为自己是老大的时候，它突然发现在它身后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国，比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虽然这些国家与美国单兵较量确实还不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但其中任何两三个国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联盟或者协议，虽不能说肯定改变美国的政策预想，但却能大大牵制美国的意图。这些年来欧盟的声音，来自中俄的合作，来自中亚的挑衅确实让美国头痛不已。但在一种老大心态的驱使下，又不愿意放弃唯我独尊的行为模式，结果相互之间矛盾和利益冲突客观导致了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的风向乱了，很难说有一种风能常吹不息。结果地区间争端与冲突频繁，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外交关系上，甚至还体现在军事上。世界局势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谬：冷战时期没仗可打，和平成为主流的时代倒争端与冲突不断。

如果仅仅是如此，问题倒也不大。世界的不确定未尝不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走向强大的机遇与发展自己的可能空间。但问题是美国出于冷战思维的延续，或许这也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总要寻找一个对手，没有对手哪怕假想一个也行。苏联解体了，俄罗斯不是共产党政权了，环视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又是共产党的政权又还有相当的力量，不找你找谁？结果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在我们还不愿意过早挑头的情况下，被迫面对面地站到了美国的对手位置上。这些年来中美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不断的摩擦皆源于此，以至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被美国单方面变为了“战略竞争”的对手关系。我们再想韬光养晦，人家也不相信了，那就只有崛起了。当然我们仍然强调是“和平崛起”。（二）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挑战现存秩序，不能再轻言革命，中国在世界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要心中有数

对于“恐怖主义”这一词汇，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为大家所熟悉也就是近些年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恐怖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词汇，是依附于西方话语系统的。在传统西方政治学中，恐怖主义的根源就是两个，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这种带有强烈偏见的观念不仅为相当多的西方政客所坚持，也为众多的西方社会民众所接受。

说实在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他们这种观念我们中国人也是根本不在乎的。当时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我们甚至还公开宣称，我们就是要输出革命，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些民族国家的人民没有摆脱殖民地统治，没有实现民族独立，我们就要去支持，我们就是要建立“赤旗的世界”，国际主义嘛。所以，如果我们的做法被西方国家反对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篇的文章，理直气壮地说：美帝国主义骂我们了，骂得好。他们越骂越证明我们做得对。做得让美帝国主义难受了，就是让世界人民高兴了。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的发展不能没有中国，中国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世界。所以，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了。我们要打开国门，要走向世界，要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说句不合时宜但又是实在的话，我们要开始与魔鬼打交道了。

与魔鬼打交道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照我们的思路与我们的规则去与魔鬼打交道，另一种模式是用魔鬼的规则来与魔鬼打交道。我们当然希望是用我们“天使”的规则来做。可是环视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世界格局与世界秩序还是西方列强的天下，人家经营了几百年，虽不说根深蒂固，也已经大成气候。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按照魔鬼的规则来与魔鬼打交道，至少在我们有能力主导规则之前必须这样。如果我们认可这一判断，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面对日益频繁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西方社会急迫的反恐怖主义要求，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表态缓一些、含混一些都不行。由于西方政客的历史心理，2004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小布什不就暗示我们中国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吗？尽管我们抗议之后，他被迫收回，以“口误”推责，但事实上，“口误”后面是根深蒂固的不友善心理。

中国肯定要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就是对待恐怖主义的根源上一定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为什么要搞恐怖活动，就是因为一些民族、一些政治组织、一些社会群体对于现有国际秩序与格局的不认同、不满意。西方强国出于自己的利益和为了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现有国际秩序，以所谓“国际公理”“人类普遍价值”，向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众强加自己的价值观、文化观乃至宗教观，其他民族和群体稍有不接受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进行大肆讨伐，这当然是不能为其他民族和群体所接受的。所以，不公平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不从根本上改变，恐怖主义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

更何况，我们讲一句自己家里的话，梳理目前国际恐怖活动的特点，主要是针对西方强国的，特别是美国。当美国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问题头痛不止，为朝核危机焦头烂额的时候，它就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台海问题上给我们找麻烦。所谓能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那是美国在吹牛。西方强国的自顾不暇，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与空间。

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讲过一句话，我认为说得很好。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决策都要符合俄罗斯的最高利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也一定要体现这一努力。我们的所有行为都要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以，面对国际恐怖主义蔓延和国际社会反恐怖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讲三句话：第一句话：中国反对恐怖主义是旗帜鲜明的，任何反人类的行为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决不会搞输出革命。第二句话：中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所承担的责任和所尽的义务要与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与我们的地位相当。不能过分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己能力和地位的责任。这对中国也是不公平的。或者说白了，就是你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反恐方面多做些是应该的，说到底是为了你自己，不要奢求其他国家对你感恩戴德。更不能要求其他国家放下自己国内的发展与建设，跟在你屁股后面当炮灰。第三句话：国际恐怖主义的彻底消除有待于在充分尊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意愿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国愿意也必将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非善意现象日增，除了客观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外，我们的一些习惯做法也需要反思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这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数年前，美国有位学者跑来找我，说要让我谈谈对“中国威胁论”的看法。我当时就很不客气地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对于你们西方学者来说可能是为了混口饭吃自炒自卖，对中国人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这纯属是个伪命题。首先，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国家，历史上强大的时候也没有威胁过其他国家，更何况现在中国尚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次，就算中国要威胁其他国家，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也做不到啊。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1/5，人均就更排不上队。为什么你们不说“美国威胁论”，反而老炒作“中国威胁论”呢？说白了，就是见不得中国的发展，就是把世界分成了三六九等，你美国再强大也是应该的，中国稍有发展就威胁世界了。这不公平啊。当然了，你们这样炒，说心里话是希望中国衰退，你们不是又有什么“中国崩溃论”的说法嘛？其实就国际社会来说，中国发展了倒是你们的大幸，中国人安居乐业，中国平安世界平安；如果真是哪一天中国崩溃了，我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不能生存了，一看美国是好地方，那就去吧，“我们失去的只是脚上的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到那个时候你们才真要叫苦不迭了。那个美国学者听完后，憋了半天，说了一句：DO NOT THREATEN。我可能也有些得理不让人了，又说了句：NO THREAT, JUST LOGICAL FORCE。不是吓唬你，而是逻辑的力量，是逻辑的必然。

教育别人归教育别人，其实我国目前所面对的环境跟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也有关系。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管仍然是以美国为主，但在国际社会却很有市场，而且一些周边国家也在推波助澜。为什么？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应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行为给了其他一些国家以侥幸之心。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不去欺负别人，但也不让别人欺负我们。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建立在和平友善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行动维护自己尊严的前提下。美国佬在朝鲜战场威胁要打核战争，毛泽东说了，那就打吧，你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中国人头可断气节与尊严不能丢，结果核武器也没见到，而且我们还打赢了。一个连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都无可奈何的国家，其他国家自然也不会有非分之想。现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总想从中国这里多占一些便宜，让我们多让步一些。中国的边境争议、南海资源开发的争议、以至于钓鱼岛的争端，等等，都是在这些心态下出现的问题。

我们友善，但不等于软弱，我们追求和平，但不等于没有力量。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十六大以来，在一系列的国际交往中展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有的气度与作为，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开始说“不”，从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到稳定人民币汇率、解决贸易争端，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不稀罕西方政客们廉价的认同与所谓的惯例。这倒反而赢得了他们内心的敬意，尽管可能很不乐意。

所以，在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固然要韬光养晦，更要和平崛起。尊严是干出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别人施舍的。

二、当代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新变化

如果说概括国际格局的变化用“惊天动地”这四个字的话，描述中国国内的变化就需要用“翻天覆地”这四个字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和辉煌的成就，这一点一定要充分评价，否则就有些昧良心；当然同时也存在相当的问题与隐忧，有些甚至是很严峻的，不承认这些，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当我们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形势的时候，既没有必要为什么人歌功颂德，为成绩沾沾自喜，也没有必要搞什么春秋笔法，揪住问题不放。因为不论成绩也好，问题也罢，已经客观地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已经在或潜移默化、或急风暴雨，或彻头彻尾、或零敲碎打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了与传统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特点。

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好，建设也罢，都需要在目前这样一个客观的背景和环境下往前走。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这条件不是我们自己选定的，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既然我们不可能避开这些变化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既定状态，我们来认真分析研究以便有效地应对这些变化就很有必要了。（一）社会利益逐渐多元，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渐成气候，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协调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是相当单一的，我们约定俗成称之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阶层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两大阶级。至于那些地富反坏右是我们要割尾巴和专政的对象，是不属于人民这一大范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大阶级在本质上没有利害冲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我们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相似性，使他们更加趋于同一。举例来说，我们的工人进入工厂工作，按照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在车间生产产品，生产出来后国家统一收购走，然后发给工人工资让他生活，给工人建工人新村让他居住，老了国家给养老；农民虽然工作场所不一样，但其模式大致差不多，在集体的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种粮任务播种，让你种玉米你不能种小麦，秋收后给国家上缴公粮，不给农民发工资但是给你留口粮，还有一些余粮让你卖掉换钱好买油盐酱醋，同时给你宅基地盖房子住。我们注意，这种模式形象地说明，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罢，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党、国家、政府给与的。

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模式，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一致、高度团结、高度统一的社会，党和政府一声令下，确实能做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境界，真正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用。过去那句话：“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如果仅仅是自发出现，那也没什么大不了，自生自灭罢了。我们过去社会中也有一些不同阶层的残余，不认可他们也相当于名存实亡。但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们不仅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政策扶持和催化的。我们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确：“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我们知道党的总书记的讲话是党的文献，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文献中承认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存在，并且还给与了他们明确的政治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但是这一承认，说起来容易，要体现在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中却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知道，不论阶级也好，阶层也罢，在社会学中其实是同一个指向，在英语中就一个词CLASS，其核心内涵差异就是获取利益的途径和方式不同。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获取其利益的途径与方式，这些途径与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还可能是冲突和对立的。尽管我们可以义正辞严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但直接的矛盾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私营企业主获取利益的途径肯定与其企业内的农民工获取利益的途径相矛盾。近些年珠三角地区闹“民工荒”，为什么？就是因为农民工的工钱太低，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增加过，一直是六百多块钱，很明显与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农民工们不干了，没有其他的申诉和维权手段，用脚投票总可以吧。那为什么不给增加点呢？企业老板说了，不能加啊，再加我们就赔本了。本来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小本生意，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如果劳动成本增加了，老板就只好破产了。这如果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你敢欺负我们劳动人民？马上给加工资，否则就别干了。政府一句话，问题就摆平了。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过分的行政命令就不合适了，毕竟劳动力的价格还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人家那些私营企业主也会嚷嚷，你农民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我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这说的还是新兴社会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出现的冲突。其实随着社会的变革，原有的社会阶层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昔日可能都是同样的工人阶级兄弟，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变化，你伴随企业改制叱咤风云成为了董事长、总经理，我转岗分流、下岗不能再就业沦为了“4050”人员，天壤之别导致的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会引发更剧烈的冲突与对立。

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在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沿用过去的思维，指望党和政府一声令下，一呼百应恐怕就很不现实了。我们可以呼唤团结，可以倡导统一，但如果还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老办法、旧方式就会发现很苍白、也很无奈。怎么办？只有一个词：“兼顾”。就是老阶层的利益要保证，新阶层的利益也要保障，虽不能保证让大家都满意，但要至少保证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也就是各得其所。可这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着实不易啊，但再难也得做。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变化。（二）社会状态更加开放，社会管理和控制难度加大，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需要新思路与新做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就常说改革开放。刚开始说的时候，改革开放可能更多是一种政策举措，但当我们说了这么几十年后，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种客观状态了。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中国社会的状态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活跃了。这种开放与活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大；另一个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交流。

我们先说人员流动问题。回想传统的中国社会，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这种“超稳定”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单一，也体现在社会成员的相对稳定。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要在中国找一个人很简单，五个层次保证能把你准确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意一点。第一个层次是省，比如山西省，先把你确定在中国中部一个枣核型的区域；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比如吕梁地区，就到了山西西部的一个革命老区；第三个层次是县，比如兴县，吕梁西边靠近黄河边的一个农业县；第四个层次是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镇；第五个层次是生产大队或者说是村。通过这五个层次，任何一个人都没法跑，一找一个准。那个时代要想外出，没有生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你是寸步难行，坐不了火车，住不了旅店。有次开会谈到北京旅游业发展历史的时候，有位宾馆的同志说的很有意思：过去外地人到北京要住店，服务员说没钱就算了，首都人民可以支援全国人民，就住一晚上吧。但是得拿介绍信来，没有介绍信？那对不起别进我们的门，万一你是地富反坏右呢？那个时候不仅流动不方便，也不鼓励流动。那时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要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固定住了。一个工人年轻的时候进入工厂，奉献青春，老了退休了工厂负责养老；有的工厂甚至还有火葬场，死了一把火烧了，从生到死不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起来。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有接近1.8亿的人口从西北到东南、从西南到东北、从内地到沿海流动过来流动过去。有次我去四川调研，一个乡党委书记跟我说，他们有个村的一个党员，十多年前到了深圳，后来据说深圳不好干又跑到了北京，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要找这个人，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只能找到四川那个小村庄去，但他早已离开那个地方十几年了。你说怎么办？

人员流动给我们社会控制带来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西部省区虽然贫穷，但由于没有可比性，相互不知道，大家的心态也不至于失衡。现在流动到了深圳、上海，看着这些地区如此繁荣与现代化，看着这些地区居民的富裕生活，怎能让落后地区民众心理平衡？现在一些农民工在沿海城市的一些非理性举动，我们固然可以以犯罪论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难道除了定义为犯罪之外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人员流动造成的社会开放已经让我们头痛了，但与信息快捷、无障碍传播带来的社会开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人员再流动总是有形的，一个大活人必然要呆在一个地方，而信息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网络中、在电波中无孔不入，无往不至。

信息是社会管理中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作决策靠什么？就靠对信息的占有与掌握。为什么领导的决策比我们普通百姓高明，就因为他们站的高、看的远，掌握的信息多。在过去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获取与掌握呈“倒金字塔”状态，决策层越高，掌握的信息越及时、越充分；信息的传递则是“正金字塔”状态，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层级越低，知道的信息越少、也越迟。比如中央的精神与指示，往往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此件发到省军级”，过上一段时间，再“此件发到地师级”，又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此件发到县团级”，最后，“此件可公开登报向全体党员和群众传达”。这一个过程有些时候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普通社会民众不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时间滞后，相互间的信息交流也基本上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之间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这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模式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方式和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彻底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比如，像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45分第一架飞机撞了世贸大楼，北京时间晚上9点52分我正在家里上网，突然网页上弹出一条消息：“美国世贸大楼发生不明爆炸”。这意味着什么？就是美国世贸大楼发生爆炸7分钟后，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个普通中国人就知道了。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成为在信息时代执政的最基本要求。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又必须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摩擦和机构延滞，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几年前的“非典”疫情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方面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要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三）社会诉求不断增加，社会民众需求从物质温饱进入了政治层面，小康如何从总体走向全面成为挑战

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意见越来越不一致了，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一事实，却是没有人可以反对和否认的。1998年，我们骄傲地宣布人均GDP达到了800美元，提前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过了不多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又宣布不仅人均GDP超过了800美元，而且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50%以下，社会总体实现了小康；到2009年年底，我们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开始跨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所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啊，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告别了贫困，跨越了温饱，生活小康了。但是当我们为之高兴、为之欢呼的情绪未落，刚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老百姓早晨起来，吃饱穿暖，抬眼看缸里有米，柜里有面，转身看后院还养着鸡鸭猪，是温饱了。但温饱之后，他也开始会想问题了：我吃饱穿暖了，这是事实，这不假。但我是人，我有人的尊严、人的情感、人的权利、人的追求，等等。在没有解决温饱之前，你只要给我吃、给我穿，哪怕专制点，哪怕当牛做马我也愿意，毕竟吃穿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但我现在已经吃饱了，也已经穿暖了，我就有闲暇、也有精力想其他事情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嘴不仅仅是用来吃东西的，还能说话、能表达我的意见与要求；我的脑袋也不仅仅是装村长说什么、乡长说什么，还能装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愿望。这时候，老百姓的诉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上升到了精神需求和政治需求。

但是实事求是讲，我们对于如何解决群众物质温饱有准备、有成效，也有经验，但对于如何满足群众的精神温饱、政治温饱方面尚准备不足。或者说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让我们尚没有余力来考虑这些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据有的学者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接近于0.5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社会危机警戒线。这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尽管我国经济发展使得这块“蛋糕”越来越大了，但不同社会群体得到的却越来越不平均了。尽管通过平均计算大家都在平均数之上，但这一平均数中我们一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为贫困群体在统计上的收入提升做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前段时间新华网做了一个很形象的图标，一块面包中的绝大部分被一个肥头大耳的人坐在腿下，而众多的小人物在争取一小片面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绝大多数成果被极少数群体所占有。尽管我们可以信誓旦旦地告诉老百姓，即使这一小块也比你在改革开放前得到的要多得多，你过去吃不饱，现在你吃饱了，但老百姓是不会买账的。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并且指出产生这种心理感觉的原因是：“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对于最大多数的群众来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增进就好像是“小房子”，虽有渐进的改善，但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宫殿”相比。如无改变，长此以往，这种“不舒适”“不满意”“受压抑”不仅使得社会民众对于我们30多年改革发展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买账，甚至将直接导致下一步改革与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胡锦涛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广大的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如果不能或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在社会结构中的“各得其所”，也就不是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不能把群众胃口吊得太高，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我们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面不可能是无差别的，我们也不主张搞平均主义。但是，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弱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阻力，保持社会稳定。

邓小平曾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把公平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毕竟我们所追求的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更加发展，还包括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等内容。

进一步讲，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以人为本”其实就是对这一变化的积极回应。中国人民有权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自身权利也能得到相应的保障和扩充。固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在社会发展中还摆不脱“人是工具”这一客观属性，但“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指向却一刻也不能丢。我们的发展必须是为了人，要以促进人的发展、甚至全面发展为各项工作的最高追求。这对于我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其本质所决定的。（四）社会恶意成本刚性化，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其利益的目的，为进一步改革与发展设置雷区

这一块内容不太好讲，也比较敏感，容易伤害人，也容易被别人反感。但这又实在是当代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一个有相当力量、也有相当规模、更有相当自觉意识而又不公开其存在的既得利益群体。

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在分化，但是这种分化是很不平衡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发育是极端不均衡的。其中极少数的利益群体利用体制转轨中的不完善和政治生活中的漏洞，形成了具有特殊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或者因为市场经济的不规范而得到了好处，或者利用所处的垄断地位正在牟取暴利，或者利用政府行政管制的漏洞而损公肥私，有的甚至直接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活动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原则，他们的存在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

我曾经在一次经济发展论坛上讲“既得利益群体”时，下边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坐不住了，站起来问我：辛教授，你为什么要与我们过不去呢？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后才明白他们以为我说的既得利益群体是指他们。我笑着跟他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你们民营企业家群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确实得到了额外的照顾，与普通的工人农民群体相比，也得到了很多的额外利益。但要说你们是既得利益群体，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一些，你们根本不够格！这下轮到他们愣了。我们不够格谁够格？我说，我先不说谁够格，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中有的人肯定做过国有企业改制、兼并、收购的工作。一个本来值1个亿的国有企业，你们可能3000万就买到手了，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事？他们说有。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你们为了收购这个企业全部费用果真就是3000万吗？请注意是“全部”，包括账面上的和非账面上的。结果他们笑了，笑而不答。我说你们没有必要回答，我也不指望你们回答，只要你们心中有数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为了买那个企业，除了账面上的钱之外可能又花了一个3000万甚至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多花那3000万呢？民营企业家不是傻瓜，因为他们明白不花那另外的3000万他就不可能以3000万的账面价格买到1个亿的企业，即使花6000万买一个1亿的企业也合算啊。那么这3000万花到何处去了呢？我不好武断地指出来，毕竟没有证据。可是我们可以推断，市场经济，公平交易，卖方不愿意卖，你买方再上杆子也不行啊。看来还是卖方愿意贱卖了。那么谁是卖方呢？

现代社会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需要公共部门和成员来承担，必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会让渡给这些成员。当这些成员拥有了公共权力而又没有必要的手段制约他们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自己和自己这一群体谋求利益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就出现了。我们前总书记江泽民所说的“决不允许党内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空穴来风。但不允许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

而且尤为可怕的是，这既得利益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集团，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通过违法乱纪、腐败堕落实现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人也有但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通过党纪和国法有效地去遏制。问题在于更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是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以名正言顺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出台某一制度，看起来这一制度很规范，其实是有利于他们那一群体的。我们所谓的公务车改革给公务员进行津贴补助，公务员强制休假并给与经济补贴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制度安排，这只是一些很小的细节。而反过来，当中央政府出于大局考虑要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改革措施、修补改革中的漏洞时，就会遇到重重的阻力，而且这些阻力往往还师出有名。所谓不利于宏观管理，其实潜台词是如果那样我的审批权力就没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朱镕基总理曾经感叹说：原来地雷阵就在我身边。

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会有同志不满意。说我们发自真心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不能怀疑我们的真诚动机和善良愿望。但我们要说的是，就算你这一切说的都是真的，大家都是很善良、很大公无私的，但从愿望到事实毕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如何保证或者说又有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说的肯定能做到呢？

所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可以期望它并不存在，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的警觉并时时提防它的存在。因为毕竟它确实也存在。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对的新变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了。60多年的执政，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究竟怎么样？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去回答。用个成语讲，就是“审时度势”。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审时度势是基本功。要想承续光荣，再造辉煌，必须对变化了的环境有科学准确的判断。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还是执政党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此做了清晰的判断：“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三大历史性转变”，表明中国的社会状态、发展主题、发展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党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了，政党的行为模式当然也要相应变化。像第一个历史性转变反映到政党形态，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第二个历史性转变则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第三个历史性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更高。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教科书可参考、全要靠自己探索的全新实践，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62年来的执政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党的建设比没有执政时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

更需要注意的是，从认识到三大历史性转变到适应三大历史性转变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路并不好走。因为一个政党的行为模式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没有终止符的过程。姑且不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已经习惯了的一些行为模式不可能随着执政就马上全然改变，就算已经执政后形成的行为模式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任务的变化而要有新变化。

比如，社会利益逐渐多元化，产生了相当多的具有不同利益追求的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我们在执政时可能更多的是要讲“协调”与“协商”，而不是“团结”与“命令”；再比如，社会状态更加开放化，各种交往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性活动此起彼伏，这种情形下执政更主要的恐怕是科学、有机、柔性地“整合”，而不是僵化、死板、刚性地“控制”；还比如，随着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民众势必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相应、同步发展提出诉求，我们执政不仅要继续解决好温饱，还要学会并解决好在思想充分解放与精神极大满足情况下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适应中国社会的这“三大历史性转变”已属不易，加上当前国际环境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再加上执政党自身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了事情不可。”如何“执住政不失政”并且“执好政不乱政”，这是执政的考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就是没有经住执政考验的例子。

——改革开放的考验就是中国共产党“变与不变”的考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改变过去的做法。但在改变的过程中，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应该变、必须变，不变就不能进步的，什么是不去变、不能变，变了就会灭亡的。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界限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能否把持得住，不糊涂、不迷失、不昏头，需要大定力。这是改革开放的考验。十七届四中全会在讲执政党存在问题时，特别点到党内也存在不少“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这就是没有经住改革开放考验的例子。

——趋利避害的利益原则、市场原则被认可、被引入后，与政党固有的高扬信仰的党性原则不可避免会有直接的交锋。如何协调，既能推进市场经济又不失共产党的宗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市场经济考验。

——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摩擦、世界局部地区政治乃至战争争端、国际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世界变化的不确定性背后固然有很大的机遇，也有更大的风险与雷区。这是外部环境考验。

从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状态与执政绩效来看，这些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成为了十七届四中全会的主基调。“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提出这样的要求，背后既寄予着殷切的期望，更隐含着沉甸甸的警觉。

讲了这么多变化，总要有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两句话：

第一句，遵循发展规律与发展要求，不得不新。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是有着深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事变时移，变法宜矣。对此我们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对策、新举措。我们的发展不能再仅仅停留于经济总量的提升，而要着眼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我们的执政不能仅仅满足于管得住、守得住、执得住，更要着眼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好政；我们的社会不能成为死气沉沉、鸦雀无声的僵滞社会，而要成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我们对于新变化、新要求的新举措、新对策。

第二句，面对发展实际与现实状况，不得不旧。这就是说尽管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状态，但毕竟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多少年来形成的既得利益框架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并不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会起很明显的甚至很关键的作用。我们还必须去有限度地适应它、尊重它。如果急于求成，风卷残云，可能很痛快，但会欲速则不达。

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个趋势是明确的，这就是当代中国已经到了走一条新路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走上了这一条新路。

第一章 发展的转型

●发展转型绝对不是对发展的地位提出质疑，而是要解决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

●社会一旦有需要，就会比众多领导者和红头文件更能把某一种思想变成党的指导思想。

●我们一定要记住，保增长只是权宜之计，虽然可以称之为是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

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发展，也只有发展才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崛起与繁荣，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需要、也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不科学，发展本身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姑且不论我们是否混淆了“发展”与“增长”的本质区别，片面以单纯的量的增长来指称发展，以GDP来论成败，就发展本身来说，理论上的发展、抽象的发展、田园诗里的发展与现实的发展和具体的发展也是两回事。

我们开始反思了，我们也开始检讨了。但反思也好，检讨也罢，绝对不是对发展的地位提出质疑，而是要解决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问题。

于是，前十个五年我们做的是“计划”，从“十一五”开始，我们做的是“规划”。虽然“计划”与“规划”一字之差，其理念、其内涵、其主旨已经和势必会有全新的面貌。

中国社会发展开始了大转型，科学发展观于是应运而生。

一、从经济增长走向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中存在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科学发展观不就是在发展观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吗？如果加上这两个字就科学了，那么做其他任何事情加上“科学”两个字，不也就都科学了吗？虽说随着党的十七大的召开，这种观点在党员干部中间已经不再有市场，但一些疑虑和困惑还存在于一些同志心中。如果我们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所在讲清楚，那么实践自觉性就是空话。所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明白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科学的。

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创新，取得了科学的成果，赢得了科学的地位。（一）关于发展的价值指向

发展的价值指向，说到底就是发展是为了什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发展阶段，任何的发展都必须回答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是目的还是手段？发展能否成为一部分人占有另外一部分人利益的策略手段？这三个问题是关于发展最基础性的问题，但也是不容易回答好的问题，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走偏。这些年，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称之为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

第一个异化，发展被变异为为发展而发展。自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以后，发展在我国的地位与日俱增。发展是主题、发展是主线、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笼罩在发展身上的光环越来越大，越来越耀眼。就是在这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中，发展被神话了，被推上神坛了。我们很多同志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中国，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为发展让路。这个观念对不对呢？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改革开放，不就是想让党员干部确立起尊重发展、支持发展、推动发展的观念和意识吗？现在大家开始有这样的意识了，怎么能质疑呢？

对此，我们先重温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哪怕是朝同一方向走一小步都会成为谬误”。对待真理是如此，对待发展同样如此。坚持发展、推动发展、尊重发展没有错，但要是走过了头，变异为为发展而发展，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年，高楼大厦越建越多，大工厂大马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发展在满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更有甚者，有些同志把为发展而发展又进一步变成为GDP而发展，不管干什么，都只是追求GDP。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所谓GDP只不过是在特定区域内、特别时间段内衡量经济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好比有一条马路，给这条马路挖一条沟，创造一次GDP，再把这条沟给补上，又创造了一次GDP。在经济统计上确实是两次GDP的量，可是对于马路来说，还是这么一条马路，甚至给人民群众的使用还增加了很多的不便。

正因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变异成为GDP而发展，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很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2000年前，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上一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扩张的时候，老百姓总是很高兴。因为大家想，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发展速度的加快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的生活不是可以过得更好吗？2000年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从9%到10%、12%、13%，经济总量从8万亿到12万亿、16万亿、24万亿、30万亿元人民币，速度越来越快，总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发现不少群众不仅沉默了，还产生了逆反情绪。因为一面是经济总量的快速膨胀，另一面是人民群众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看病难、上学难、住房贵，被称为百姓的新“三座大山”。我们固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但无风不起浪啊。可面对这样的状况，很多党员干部已经不去、也不愿意再进一步问一声：发展是为了什么？

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是这个异化，问题还不算大。为发展而发展固然不应当，但真有发展成果摆到那儿了，总有一天能为人民群众所共享，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更可怕的是第二个异化，发展被异化成为政绩而发展。

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但是领导干部的政绩应该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创造真正为人民群众所认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实践检验的发展成果来取得。可是一些同志却本末倒置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会完全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2004年国家搞城市发展规划，竟然有183个城市上报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应该有最起码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支撑，乃至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配套。中国有几个城市能称得上国际化大城市？屈指可数。虽然我国目前有662个城市，但好多城市的政府所在地其实还是一个大镇或者是小县城，连这样的城市也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可能吗？既然没可能，为什么又要做呢？一个中部地区的市长说，道理很简单，如果把一个中部内陆城市变成国际化大都市，这意味着市长有水平有能力，这么有水平有能力的市长，还不应该到更重要的岗位去为人民和党工作吗？当城市上水平上台阶时，领导干部头顶上这顶“帽子”也要水涨船高。如果他这么想，这发展就不再是为社会与群众的发展，而是为一己私利的政绩了。

为了政绩，有些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现实需要和发展质量。现在我们常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些工程都是一些党员干部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出现的。当年，王怀忠在安徽阜阳心血来潮要建飞机场，可阜阳市政没钱，怎么办？招商引资、银行贷款、公务员捐工资，后来还不够，就对每个农民摊派，惨淡经营凑了近三个亿，把飞机场给建起来了。可是，阜阳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中等内陆城市，没有那么大的物流与客流，机场建成6年后才重新启用，这期间跑道上都长了一尺多高的草。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王怀忠心里很清楚：机场竣工之日，就是他升任副省长之时，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借钱怕什么？欠债怕什么？自有后来人还去。这样的政绩，这样的发展，对于人民群众又有什么意义？

为了政绩，有时候发展就完全不考虑有效性。中国是个缺少资金的国家，为了引进外资、招商引资，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可我们自己有的钱在如何花的过程中也出了大问题。前些年，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达到30%以上。对这一数据我不认同。我说其中好多钱花得看起来可能没有经济效益，但属于花钱买社会效益，这些钱我们是必须得花，不能算成投资决策失误。但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比企业高并且高很多也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做企业的朋友告诉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投资决策不可能没有失误，但企业一般把失误给控制在5%左右，如果突破10%就“割肉”跑了，绝对不能让它烂下去。企业能控制失误率，为什么政府做不到？是我们政府官员水平低吗？我们有的干部说，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个失误决策，而是明知道它是失误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决策，是为了追求决策本身带来的收益。西部有个年轻市长，到了北京舍不得住宾馆，辛辛苦苦跑一个他明明知道注定亏本运营的项目，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工程开工，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工程开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1.5到2个百分点；工程开工，需要人干活，解决了地方就业问题；工程开工，人来人往，吃喝拉撒，市场也繁荣了。政府四大考核指标，通过一个项目就全部搞定，何乐而不为。国家的钱打水漂，不能说他没有皱眉头，但他皱着眉还会这么干，就是因为发展理念出了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前些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并不是个案。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对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发展进行反思？

这些年来，经常听到有党员干部告诉群众，改革是要有成本的，发展是要支付代价的，大家要忍受成本、支付代价。可是现在有些发展，不仅没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甚至是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前几年广东的新宁矿难，坍塌的煤矿下埋了123条人命。煤矿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救人，而是先算账，一算账发现赚了不少钱，就想拿三亿来摆平这件事。如果不是中央政府抓得紧，不是社会舆论越来越透明，这个事情也许真的就让他给摆平了。这个煤矿没出现坍塌之前，我们能说它不是个好的项目吗？把地下的煤挖出来，国家有能源使用，地方政府有财税收入，煤老板有利润，矿工有工钱。可是当这一发展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时，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发展又是为谁在发展？不仅是在当代中国，在任何社会形态和任何历史阶段，人都是目的，不能变异为手段，发展都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异为目的。退一步讲，在现实的发展阶段，人不可避免地具有手段的属性、具有工具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手段、就是工具，更不意味着成了一些群体、一些集团、一些成员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正是基于对这些偏颇的发展理念的纠正，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只要讲到发展，必讲发展以人为本，发展为人民发展，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发展离开了为人民发展这一目的，发展就没有意义，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后面又加上一句话“为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二）关于发展的模式选择

发展的模式选择，就是发展是如何实现的。这些年来的发展在不少地方、不少方面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叫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路子。这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的发展固然为中国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种下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先说高投入。这几年我国经济有个时髦的词，叫投资拉动型经济。只要一看经济不景气，就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最立竿见影、最直接，但不能常用、老用。常用老用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在攀升，2005年的时候达到55%，2007年达到63%，就是说我们上一年度刚刚挣的钱，下一年马上就得投入到经济建设上去，只要一不投，经济就要滑坡。第二，投资的效益在不断下降，钱越来越不禁花了。同样数量的钱能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哪个地方不投钱都会出大问题。2003年那场“非典”把北京人折腾得草木皆兵，可回过头看，如果当时社会公共卫生预防体系健全，“非典”在社区内就能得到比较好的遏制，可是我们没有把钱投到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上去。这就说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哪个方面不投入或投入少了，社会就会给我们报复。所以，以往那种高投入的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会入不敷出。

再说高消耗。发展经济肯定要消耗资源。目前，我国企业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德国的八九倍。美国的汽车又大又笨又重又耗油，但美国人不在乎，当然现在他们在乎了。可就这么不在乎的国家，企业能源消耗不到我们的一半。有同志说，我们不要老跟这些发达国家比，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转型了，当然资源能源消耗低。可是，中国与印度产业结构相似，发展阶段相当，中国的能源消耗是印度的1.65倍还多，我们又该如何解释？

有同志说，问题不大，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只要有钱，我们可以采购全球资源。可是我们购买国际资源的结果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甚至有些产品中国才说要买，价格就开始上涨了。以铁矿石为例，中国大炼钢铁，需要消耗大量铁矿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市场经济中，作为大买家应该有定价权，我们却不是如此。从2003年到2007年这四年多的时间内，铁矿石价格涨了680%，我们只能被动接受。

铁矿石尽管涨价，我们还能买得到，但有些东西是我们想买却买不到的。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突破52%了，就是说中国有一半多的石油要靠进口。工业化时期能源是生命，石油是血液，没有了石油，就是一片死寂。美国曾经说过，只要卡住马六甲海峡，就能遏制中国发展。2004年的时候，中海油想收购美国一家油气公司，进行石油战略储备。当时出价不低，本来以为稳操胜券了，最后美国国会不同意出卖，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美国绝对不能容忍中国有稳定的海外油气资源。

为什么中国在全球资源采购中会出现这样的窘境呢？国家发改委2004年、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中，对我国2003年、2006年GDP与消耗的资源能源状况作了分析。2003年中国创造的GDP占世界GDP比例不到4%，却消耗掉当时全球7.5%的石油、27%的煤、30%的钢材、40%的水泥等。2006年中国创造的GDP刚刚达到全球GDP的5.5%，我们消耗了8.5%的石油、40%的煤、40%的钢铁、50%的水泥。如果中国发展的资源消耗方式不变，要达到2020年占到全球GDP20%的理论目标时，就意味着我们要消耗掉全球石油储量的85%和全球的几乎全部其他矿产资源。那时，就是中国人想这样干，国际社会同意吗？所以，高消耗我们难以为继。

再看高污染。这些年，小造纸厂确实能换点钞票，大管子把废水排到河里面去；小水泥厂，能赚点钱，大烟囱把废气排到空中。腰包好像鼓了，但蓝天白云离我们越来越远，青山绿水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事情。目前我国河流的污染率达到99.7%，除此以外还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过去，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崇洋媚外，可是当今天我们再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时候，科学家说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月光通过大气照到地球上，如果大气是透明干净的，那么光线直射下来，月亮的轮廓就很清晰；如果大气中有各种浑浊的颗粒，那么光线就会发生折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月亮周边出现毛边；如果大气颗粒达到一定密度后，我们看到的月亮甚至会有些变形。一句笑话成为现实的背后，是如今环境的严重污染。

有些同志说，虽然破坏环境不应该，可发展经济怎么能不破坏环境？我们可以先发展后治理嘛！只要发展了，有了钱，再来治理就可以了。先发展后治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泰晤士河污染了，仅仅恢复生态就花了一百年。难道我们中国还要走别人的老路吗？有些时候，就算有了钱，进行治理，可能不能达到效果，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北京奥运会那20多天的蓝天、白云，是靠什么换来的？先是汽车单双号限行，紧接着北京的大工厂停工，到最后连小饭店都不让开门，连周边省份也是停工的停工、停业的停业。如果环境保护要以经济发展的停滞为代价，那么要环境干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经济增长一定要以环境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用？但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两难中选择？因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一种高污染的发展，要经济，没有环境；要环境，没有经济。

面对这样的情况，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创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走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兴工业化之路，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要搞循环经济，要建设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模式方面给予了我们科学的解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科学的发展之路。（三）关于发展的战略取舍

发展是要有战略的，不同的战略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这些年来，有两大战略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个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在短期内让13亿人都共同富裕，不可能让960万平方公里都同时发展，所以我们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一战略同样为中国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同样也带来了三大问题：城乡巨大差距、区域巨大差距、社会群体巨大差距。这三大差距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

我们就以城乡差距为例。城乡差距其中一个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中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直接取决于他能挣多少钱。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搞“一五”建设，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时候，当年城镇居民一年收入235块钱，农民73块钱，收入差距比例为3.22。这个差距比较大。但没有办法，中国社会刚刚经过8年抗战，3年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太平了，还没有开始搞建设，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不论是出于国际主义考虑，还是战略考虑，我们都要进行抗美援朝。三年下来，我们欠了苏联很多债务。可是当时中国还必须迅速完成两大使命：第一，必须尽快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没有工业化做支撑，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第二，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因为当时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国防做支撑，连政权都保不住。可是解决这两大问题都需要钱，钱从何处来？我们告诉群众，先勒紧裤腰带，把这两件事干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说了，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绝对不让城乡差距收入再扩大。这一代共产党人说到了，也做到了。尽管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乐观，甚至用现在的话说，一度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再也没有拉大过，甚至有开始缩小的态势。

真正开始缩小是1978年。1978年，中国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中国农民感受到了中央政策的威力，结果当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例一下子就缩小到了2.37。中国农村改革的好日子大概就是五六年时间。1985年是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辉煌顶点，也恰好是城乡收入差距比例的历史最低点，1.72。从1985年之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迅速拉大。到了1990年，基本上回到了1978年的水平。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农民增收，想了不少办法，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在巨大的非均衡发展的惯性趋势下，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被无情拉大了。到2007年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3.33，而且拉大的态势还在继续。这些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的深刻矛盾。

面对非均衡战略我们要自省，是不能？还是不为？不能，是因为没有能力，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不为，恐怕就是良心上的问题了。在50年前，如果说不能，可以理解。经过60多年建设、30多年改革发展，在取得这么重大成就的背景下，再说不能，只能被认为是偷懒和偏心。

在这里，我们顺便谈一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从“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作为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法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文件报告中。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认识尚未真正到位，加之一些惯性思维和疑虑，使得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往往说得多，做得少，甚至只说不做。

比如，我们一些同志从道理上不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往往在财力问题上做文章，总是强调我国目前财力尚不能做到公共服务均等化。认为过早、过多地提均等化，会吊高群众的胃口，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压力。我们承认目前我国的财力确实还没有达到财大气粗、绝对丰盈的程度，但基数也不能说小，2006年我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幅度达到21.9%；2009年达到68477亿元，翻了接近一番。力不从心固然在力，也在心，多大的财力才算够是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在这里关键是一个意识与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正以人为本，心中装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意识到应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能有决心把花在其他方面锦上添花的钱用到公共服务上来雪中送炭。

我们这些年来，政府在经济建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同时，也意味着将大量的公共财力用于一些具体的经济项目建设。这些年来GDP中政府投资率高居不下就是明证。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在社会上已经有大量民间财力要求参与经济建设而且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将主要精力与财力转到公共服务上来，既不与民争利，又可为民服务。这样一进一退，马上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凸现出来。

而且我们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也不是要求一夜之间就全部实现。所谓“化”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不要求一蹴而就。更进一步，我们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前还加了两个字“基本”，这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均等化不是不切实际地一刀切、一般高，也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只是要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把这些年来在公共服务方面拉得比较大的差距逐步缩小，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所分享的公共服务大体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以后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加，逐步增加国家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财政投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所需财力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天文数字。

还有些同志总认为把钱投在大城市效益好、回收快，投向农村见效慢、不赚钱。其实同样的项目，在城市与农村投入是大不一样的。比如修一条公路，固然我们可以花大钱去修高等级的高速公路，也可以花很少的钱修一条普通的三级公路。而在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基本交通需要方面，一条三级公路足矣。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现在在农村进行公共投入成本可能更低。

所以，我一直向我们的党员干部表达这样的理念，我们要带着感情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产党人要对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对中国中西部落后地区讲良心。

好在这样的理念已经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中。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可以继续加快发展，但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要振兴，全国一盘棋；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民生建设，解决社会群体之间的财富不合理差距。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战略方面走出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战略。

第二个战略，发挥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世界打工，做世界工厂，赚世界的钱。这些年来的发展，不能说我们没有赚到世界的钱，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不都是赚来的钱嘛？可是我们这点钱，赚得太辛苦了！

由于中国跟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美国开始叫嚣中国“威胁”论。可一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后，认为以中国跟美国目前产业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得越快，对美国越有好处。他以罗技鼠标为例。

罗技鼠标，在中国苏州生产，每年生产2000万个，这2000万个鼠标又全部卖到美国去。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对外。一个罗技鼠标在美国市场上卖40美元，可是这40美元是怎么分布的？首先，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得保护知识产权，生产罗技鼠标，使用罗技公司的品牌、专利，就要交专利使用费和品牌使用费，于是交了20%，就是8美元。其次，鼠标到达美国得有一个物流过程，经销商、批发商、零售商，哪个环节都要钱，就这样又交出37.5%——15美元给人家。那么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吗？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这个鼠标与其叫“中国制造”，还不如叫“中国组装”。因为鼠标里面有一些元器件我们生产不了，还得再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的，于是又给别人35%——14美元。最后只剩下7.5%，也就是可怜的3美元是中国的。而这意味着中国苏州先要掏钱从农民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征上来，还要掏钱在上面搞开发区，所有这些钱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税、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工资钱以及水电等消耗，都在这3美元里。

这个案例是美国学者提供的。美国学者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所占的利润分配额已经高估了很多。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产品的利润连7.5%都到不了。前任科技部长徐冠华就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世界PC大国，全世界75%的计算机硬件是中国生产的。可是我们是PC大国，不是PC强国，主机、机箱、显示器等一整套生产下来，我们就得到50块钱加工费。

难道是比较优势战略错了吗？学过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比较优势战略是国际经济贸易里面最基本的原理。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事例说明什么叫比较优势。比如说有张三、李四两个人，张三特别会做衣服，他的比较优势是做衣服，一天能做五件衣服，又时尚又舒服。李四会做鞋，他的比较优势是做鞋，一天能做五双鞋，又耐穿又好看。但张三不会做鞋，李四不会做衣服。大家知道人又要穿鞋又要穿衣服。如果两个人不合作，那么张三花一天做了五件衣服，又花了五天时间做了一双蹩脚的鞋。同样，李四一天做了五双鞋，也花了五天做了一件难看的衣服。两个人一合计，为什么不合作啊？于是，张三专门做衣服，李四专门做鞋，结果还是六天时间，张三有30件衣服，李四有30双鞋，一件衣服换一双鞋，张三、李四各有了15件衣服、15双鞋。社会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张三、李四的福利得到极大的改善，靠的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分工合作。

那么，为什么中国运用比较优势原理参与国际竞争时得到的却是很可怜的收入呢？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里用于交换的劳动价值必须处于同一个层面。就是说，张三做件衣服的劳动可以跟李四做一双鞋的劳动进行等价交换。但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同劳动的价值发生了像原子一样的裂变，劳动价值差异是天壤之别。中国一个打工者一天干十七八小时下来能拿到25块钱人民币，已经很高兴了，他能跟比尔·盖茨干一天去比吗？网上有个笑话，假设比尔·盖茨一不留神从口袋里面掉了100美元到地上，他是不会弯腰去拣的，因为弯腰的这两秒钟里，他能创造2000美元的价值。同样都是劳动，为什么有的劳动那么值钱，有的劳动那么廉价？因为劳动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如果中国永远满足于这种低层次的为国际社会打工的角色，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世界打工者这个地位，让中国在国际社会能得到什么？现在国家的地位已经不完全靠武力来决定了，更多的是由其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分工地位决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国际产业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那么我们有可能越发展越可怜，越发展越成为世界的最底层。

出于解决就业的需要，中国固然不能完全放弃打工赚钱，但同时也要靠卖专利、卖品牌赚钱，因为只有专利、品牌才可能赚大钱。这就需要我们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其战略意图就在这里。所以，科学发展观在实现发展再上新台阶方面实现了战略创新。

发展的价值指向、发展的模式选择、发展的战略取舍，科学发展观在这三个方面都给出了科学的回答。而这三方面归结起来，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使得科学发展观赢得了当之无愧的科学地位。

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不得不

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能有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把它作为指导思想？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强烈需要。

一个主义、一个思想要想成为社会现实运行阶段的指导方针，与其说是应该和优秀，不如说是其背后所具有的那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这种“不得不”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压力是导致一种思想成为指导思想的很重要的基础。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说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社会一旦有需要，就会比众多领导者和红头文件更能把某一种思想变成党的指导思想。

当今中国对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体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上。

社会发展理论表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而阶段性又是多层次的。在同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随着发展的演进又会呈现出若干具体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内不同的具体的阶段又势必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发展八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我们从其中选择三个方面阐述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方针的实践基础。（一）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有了更高期待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了小康，甚至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老百姓已经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对于这一成就，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充分骄傲的。但客观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它高兴时，我们已经高兴不起来了。这些年来，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的干群关系特别紧张。有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一方面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另一方面群众对我们的意见越来越大。其实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反映。

人有做人的尊严，有人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政治追求，有人的权利。在没吃饱没穿暖前，吃饱穿暖是人的第一需要。等吃饱了，人的其他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这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种需求的提升。如果只解决了吃饱穿暖问题，而没有相应解决其他需求，麻烦就会到来。邓小平晚年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如果经济建设上去之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没有相应跟上去，没有相应地把人民群众精神温饱、政治温饱，精神小康、政治小康跟上去，那么已经解决的物质温饱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和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点。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有“人民群众新期待”的说法，就是指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仅仅要求吃饱穿暖的物质温饱，开始提升到要求政治、精神、文化的温饱和小康了。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及时地跟进，不能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期待，那么过去巨大的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就会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条件因素。所以，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便有更高期待，要求我们不得不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不是我们的先知先行，而是实践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去做。（二）发展存在严重隐患，各种代价开始显现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好像运气不好，挖煤老挖出人命不用说，就连喝牛奶都喝出人命来了。我说这不是运气问题，而是必然要发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些年那种片面、盲目、粗放的发展事实上是给我们种下了很大的苦果。那种发展，很多时候只看收益不计成本；只要眼前蝇头小利，不管未来巨大代价；有问题都硬着头皮扛，扛了几十年，欠下了数不清的账，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

为什么矿难频频？是因为安全关没过。过去，外国煤矿总羡慕中国挖煤成本低。我们很骄傲地说，这是中国国情，可是这个中国国情背后是较少安全投入。煤矿刚建成时，问题还没有暴露，过了十年八年了，设备自然老化，当然该出事了。

为什么资源如此匮乏？还以挖煤为例。有些小煤窑主发明了一个词，叫“吃菜心”。就是发现了煤层，只拣煤层最厚的地方，在中间挖，挖完就跑。而国际上怎么挖煤？勘探出煤矿之后，先整体设计好，想尽办法挖到95%的煤。这需要一整套的规划、设备，包括成本的投入。但“吃菜心”的挖法只35%就够了，可挖完之后，整个煤矿全给毁了，要想挖剩下60%的煤，目前我们的技术根本达不到。

这些都是前些年发展中可以不考虑的问题。但现在不考虑行吗？大家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句，欠债还钱。现在是该开始为过去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来还债的时候了。我们要还的账很多，有安全账、资源账、环境账，甚至包括政策账、制度账，等等。

什么是政策账？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中国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劳动力成本低体现在工人的工资低上。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是包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费用。我今天劳动所挣的钱，不仅要用于养活现在的我，还要用于将来不能劳动时的生病养老，以及下代的抚育培养。可是中国的工资里都没有包含这些。如果现在挣的工资不能支付以后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费用，怎么办？只能由政府来承担。现在，中国还属于人口红利阶段，随着未来社会进入人口老化状况之后，政府背上的包袱不知道要有多重，而这些包袱都是现在本来该背的，或是过去本来该承担的，我们把这些包袱无限地推到了未来，但再往下还能推吗？

这些年来，对于东南沿海加工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我们一直沾沾自喜。很多同志就一厢情愿地设计，农民工打工赚点钱，然后回到农村去花，根本不考虑农民工进城之后能不能融入城市。本以为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待不下去，他们会回农村去。可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太自以为是了。这次金融危机让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了，现在我们有2500万农民工没工作可干。广东2009年3月份前后只需要160万农民工，可涌入了700万；上海只需要60万农民工，可涌入400万。为什么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还不在家里待着，要跑到城市里？一个农民工告诉我，在农村连个澡都洗不上，打电话手机都没信号，让我怎么待着。城里面尽管找不到工作，好歹比农村还是要好一些吧。

但这么多没有工作的农民工待在城市里总不是长久之计。有的城市甚至都提出来愿意花钱帮助农民工培训，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可是很多农民工就是不回去。当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涌进城市的时候，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发愁了。大家设想一下：一大批年富力强又没有工作的人在城市里长期待着，这个城市将会产生什么状况？这些问题现在都摆在了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曾经的政策安排、曾经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城市生活可能，但现在我们再不考虑不行了。因为当他们不回去，城市又不能提供相对稳定、体面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铤而走险了。

这些年来，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提法不断在变化，从“快速发展”改为“又快又好”，再改为“又好又快”。有的同志对此不太理解，甚至认为是玩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这种变化其实反映的正是我们对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没有好，没有质量，没有效益，没有高水平，能是什么样的发展？没有全面发展，群众不买账；没有协调发展，农村西部地区有意见；没有可持续发展，我们的下一辈靠什么过日子？但如果不把农村建设得跟城市大体持平，如何能让农民工回去？如果不把西部、中部建设得跟东部大体协调，凭什么要他们建设完东部回到西部待着？

这一系列问题的暴露，使我们发现今天的中国已经要为过去不科学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不计成本的发展开始买单了。那么在还账的时期，我们不坚持科学发展观行吗？（三）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手段力不从心

现在经常有党员干部感慨，过去好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敢用、不管用、不能用了。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一声令下，有好多事情说一不二，这确实给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样的发展方式，我们还能继续用吗？

中国由封闭式的社会向开放透明的社会转变，导致转换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出现。前段时间贵州瓮安、甘肃陇南等发生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刚开始官方媒体都没有报，但互联网络、手机短信已经铺天盖地，到最后我们很被动。信息的无障碍传播让目前中国社会政治运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发生了问题可以捂住，也真能捂住，而现在捂不住了，信息无障碍传播使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热度和能量显著提升。现在中国群众参与政治的欲望越来越高，政治参与的行为越来越多。信息无障碍传播带来的是组织功能和组织效应。前些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在网络上一度支持者的点击达到6000万。6000万的概念是什么？在政治学上，这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力量。关键是这6000万人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平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一突然走到一起的时候，任何政府都是不可小视。

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把互联网络拒之门外，也不可能把它拒之门外。既然这样，就应该主动地适应互联网络的出现，适应这种现代政治公开透明运行状况的出现，要善于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管理社会，推动发展。这种要求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过去不熟悉和认为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今天都成为我们必须要应对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能及时应对网络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以及要求，他就很难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下去。所以，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我们中国社会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发展环境。在这种发展环境下，过去适应、习惯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我们不能用、不敢用了，必须采取新的、管用的、能用的来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要求和趋势的做法，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国内环境的变化。

国际环境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30多年的历程，国际社会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感觉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放初期，国际社会特别希望我们开放。我们要什么，外国基本上给我们什么。尽管那个时候中国产品质量也很差，但我们卖什么，外国要什么。而现在中国的产品质量提高了，可是我们总被人家扣上倾销的帽子。很多同志仅仅把这归结为由于贸易量太大了，国际社会受不了，其实这背后是今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与世界有点格格不入的或者至少游离于世界之外的国家。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必须把中国拉到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必须让中国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文明、现代社会的文明，否则他们的日子过不安稳。所以，当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其说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不如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融入世界。

国际社会这种做法的理论缘由被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一语道破：“一个社会，主要指东方社会，不管它是一个多么专制和独裁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民众跟我们一样，穿着牛仔裤、喝着可口可乐、听着摇滚乐的时候，这个社会跟我们社会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因为最终决定一个社会状况的是社会中的行为模式。”这些年，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使我们越来越接受认同并把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当成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

问题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行为模式发展下去，我们将得到什么结果？如果通过对外开放，中国真能做到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那么我无话可说，但第一，我们还没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第二，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允许中国跟他们平起平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发展快一些，他们马上就喊中国“威胁”论。因为在他们的定位中，中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只是国际社会的打工者，别指望平起平坐。

中国是否甘心做打工者？如果不甘心，过去的那套对外开放模式当然需要反省了。为什么科学发展观要求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要求建设创新型国家，一定要提高科技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在国际社会发展中会没有自己的位置。

八个阶段性特征中的另外五个特征的深刻程度、严峻程度一点都不比这三个差。我建议同志们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理论要认真地学习、领会、琢磨。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为什么科学发展观必须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方针？因为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又同时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就好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奠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一样，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往前走，不得不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指导方针；同样，只要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增强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

三、发展转型还是制度靠得住

科学发展观从提出到现在，已经七年多时间了，但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实践中究竟贯彻落实得怎么样？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为什么这样一个好的思想，中央又如此强调，还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何在。只有真正弄清楚制约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障碍所在，才能有的放矢，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思想障碍，不知实践科学发展观

人的思想看不见摸不着，但人的思想也是最从容、最顽强的。一种观念在头脑里面确立起来以后，要想把这种观念给改掉，还是很不容易的。三十多年来，过去的发展模式、发展观念，都已经成为党员干部理所当然的习惯和传统。什么叫习惯？习以为常，不自觉地遵守。什么叫传统？前辈、前任留下来的做法。不论习惯也好，传统也罢，都有强大的惯性。这种惯性的力量，不是一言一语就能消掉的。

有些同志不是不了解科学发展观，但总是不自觉地回到了原来那条老路上去。所以，我们首先要打破这个思想惯性。过去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应该把这句话改成“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如果不把科学发展观灌输到党员干部头脑中去，那么过去的思想惯性就不可能消失掉。正因为如此，大家注意到，在这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央把“学习”两个字放在前面，而且特别强调学习阶段要深入、认真，就是希望通过学习把新的东西学进来，把旧的东西排出去。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但这个过程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二）本领恐慌，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

什么叫本领恐慌？有同志说，科学发展观很简单，只有几十个字：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方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但科学发展观真的就是这么几十个字吗？绝对不是。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一种全新能力的培养和全新本领的要求。

比如，我们不愿意做世界的打工阶层，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所以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只是一字之改，但这一字背后却是路途迢迢。如果没有技术储备，没有素质的培养，哪来的创造？近年来，中央提出的各项指标中，只有“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不能完成。一个省长说，一调查才发现，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占到全省产业比重的三分之二强，如果全关停，那么全省的经济就要崩溃，因此节能减排好是好，但实在是做不到，科学发展好是好，但真的是没有本事去做。不是省长的态度不坚决，关键是没有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领。节能减排背后是技术的储备、资金的支撑。

还比如，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共建共享，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群众利益无小事。可是很多地方干部一听“群众利益无小事”这句话就头疼。他们说，过去做工作只要开会贯彻就行了，现在要求跟群众面对面谈话、交流、沟通，我们不会啊！我们说的话，群众听不进去；群众说的话，我们听不明白，这样怎么和谐，怎么沟通啊？这就是本领恐慌，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

但不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可以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只要认真学，总能学会。（三）利益驱使，不愿意实践科学发展观

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更值得关注、更应该给予高度警觉的障碍。说实话，过去的发展模式，在客观上让不少党员干部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过去的发展模式对于我们这些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描述四种经济模式。前两种模式说的恰好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种模式成本很大，效益很低。因为花别人的钱，花多少都无所谓；办别人的事，办得好坏无所谓。过去的一些发展就是这种模式。花国家的钱、花银行的钱、用国家的土地、资源，给老百姓修条江堤、修条公路，经常修成豆腐渣工程，因为反正这条路又不是我用，这条江堤又不是我用。第二种模式，“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有一些党员干部也想把事情办好，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政绩，但由于花的是别人的钱，所以花起钱来没谱。有一位市委书记曾经为了政绩，花了2500万，修了条农村的高等公路，美其名曰“为农民办事，就要舍得花大钱”。本来，2500万是可以修5条农村公路的。那么，在“给农民办事要舍得花钱”的这一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是什么？答案很简单，修5条普通公路，无法引起那么大的轰动，难以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

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体现的发展方式，是另外两种方式。一种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领导干部搞发展，不但要考核GDP增长了多少，还要考核为了GDP消耗了多少资源、破坏了多少环境，花了多少钱，有没有留什么隐患、后遗症等。如果这些都过关了，就是好样的。如果哪条没有做到，对不起，还是不合格。这种方式自然有点累。另一种方式，“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党员干部要把政府机关、部门这些年来收的钱拿出来，投到民生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这些钱本来可以花到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增加自己的福利待遇上。但科学发展观要求拿出来给群众，这就有点难，很多人舍不得。

所以，利益驱使让很多党员干部不愿意去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是不明白，不是不会，而是他很清楚，如果那样做了，过去的好日子就没有了，过去赚大钱的地方就没有了。

利益的问题要靠利益去解决，固然我们党可以要求党员干部主动放弃过去那套不规范、不科学的利益获取模式，但是更重要一条，要努力形成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利的制度氛围与社会氛围。如果没有这条，只靠大家的觉悟去改，不是说不可能改，但比较漫长。在这里我们要铭记邓小平的一句话：“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一定要构建起一整套的科学制度体系，比如科学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绿色GDP统计体系等等。如果能够实现，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当然这需要我们在进一步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实践。

四、直面转变发展方式的代价

随着中央政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调要求和现实中经济持续发展后继乏力态势的显现，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重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在这种好现象的背后，也伴生着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和过于浪漫的认识，似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件只有利而没有害、只有收益而没有代价的事情。只要一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经济发展的难题就将迎刃而解，从此就是一派大好形势，一路高歌猛进。

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的回答是未必尽然。确实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真正完成以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态势应该如此。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过程，甚至还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就不会总是鲜花与凯歌，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不低的成本与甚大的代价。

比如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增长过渡性减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肯定要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业，而这些企业虽然成本是很高，代价是很大，是有些得不偿失，但在目前统计口径导致成本被滞后或者说被忽视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在现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有实实在在贡献的，它们确实拉动了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也确实做大了现有的经济总量。

旧产业关停是即时性的，当这些企业被关停之后，现有的这些经济总量和经济拉动速度当然也就随之没有了。可是，新产业的培育则是渐进性的。新的企业从孵化、培育到真正能产出是要有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在过渡期产业空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有的同志说，那我们能不能不淘汰这些旧产业与企业，让它们继续生产，同时培育新的产业与企业。答案毋庸置疑，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社会，在既定时期、既定区域内，经济资源及其他资源也是既定的，旧产业占用了，新产业就没有了。我国社会这些年来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尽如预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抓经济的同志老舍不得放弃旧产业。但是舍得舍得，不舍哪能得啊。

又比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要出现暂时性的失业率骤升现象。随着旧产业的关停，在这些产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当然就会失去工作。他们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但劳动者转岗有一个再培训的过程，就算过去在建筑工地扛大包的农民工改成去做同样属于相对简单劳动的保安，也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做保安的基本技能与要求，这一过程导致摩擦性失业；但更重要的是，随着产业的提升，不论是相对高端的制造业还是日益兴盛的现代服务业，都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可是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始终会有大量的低端劳动者不可能适应新发展方式的要求，这一状况导致结构性失业。纵观世界一些国家产业升级转型的历史，确实在这一过程中要有一代劳动者做出牺牲，可能终其一生找不到工作。当然，这一情形肯定是暂时性的，但问题是再暂时性的，对于当下的社会管理者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失业率上升问题，他必须承担因失业率上升而导致的社会抱怨乃至社会不稳定的后果，必须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上额外多下功夫以化解压力。

还比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将会处于一种休眠性运行状态。经济增长的低速，失业群体的存在，这两个因素的交织，整个社会将不得不在低水平的状态下运行相当长一段时间，直至转轨完成。在这期间，很多建设将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甚至社会消费也将萎缩于仅仅满足生存的最底线。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将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毕竟中国社会30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我们的国民心态、管理者心态，国民行为模式、管理者行为模式，乃至社会管理和运行体制都是在这样一种高增长的氛围中积淀形成。一旦进入一种休眠性运行状态，我们无论是心态、行为还是制度安排都将严重准备不足。这样的可能图景怎能让我们的管理者不望而却步。

但是，我们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代价，并不是打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为刚刚激发起的热情浇冷水，而是要让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能建立在清醒的认知与理性的决策基础上，让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动不要虎头蛇尾，不要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代价完全没有认识，在实践中肯定会张皇失措，以至于半途而废。但意识到转变发展方式代价的存在，也不会让代价消失。科学的应对、未雨绸缪的准备是可以减缓一些代价的冲击，但不可能完全消除。

既然不能回避，我们就要坦然去面对代价，勇敢去面对代价。该断臂就断臂，该休眠就休眠，过热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该退出就退出。毕竟苦口良药才能治病，我们总不能含着蜜糖去治病吧。

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这一服苦口良药呢？这一问题要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来回答，而不仅仅是经济管理者。

五、有民生之惠便无危机之忧

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波动，保增长一度成为了中国社会必须完成的指令性任务，但在实践中，有越来越多的同志自觉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保民生上，还有更多的同志从理论上呼吁所有发展都要围绕民生展开，社会群众更是从感情上对民生建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与期待。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体现发展目的还是破解发展难题乃至走出经济困境，关注民生都是关键、是核心、是根本。

首先，关注民生是体现发展目的，保证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试金石。

我们承认，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就没有相应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就业的解决，民生的保障就无从谈起；没有相对的社会稳定，就没有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环境与前提条件。但再重要、再不可少，这些都只是为了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民生水平的切实提升这一目的服务的工具，是属于手段层面的内容。

人类社会不论干什么事情，目的与手段都不能等量齐观，更不能颠倒过来。发展当然是如此。如果处理不好这一关系，就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有GDP的不断攀升而没有民生的改善与提升。这种状况在过去一些地方的一些发展过程中已经有前车之鉴乃至令人痛惜的教训。而这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之所以产生，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发展的异化，增长本身成为了目的，稳定本身成为了目的，结果我们很多同志为增长而增长，为稳定而稳定，干了不少活，费了不少劲，不仅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甚至还种下了苦果，留下了隐患。所以，在今后的工作部署中，我们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这就是，我们的增长是为了保障民生的增长，我们的稳定是为了更好民生的稳定。

其次，关注民生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治本之策。

在目前经济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保增长、保稳定的紧迫性与必不可少性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中国30多年来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9.8%以上，近些年来更是屡屡突破10%甚至12%，这么高速的经济增长突然戛然而止，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层面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产生巨大冲击。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冲击，也不愿承受这样的冲击。因而通过有效行为保增长，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必须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经济繁荣期，各种社会问题容易被顺水推舟在不经意间解决而使得社会能相对稳定，一旦经济滑坡，各种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在不能得到比较妥当解决的情况下，社会不稳定现象就会出现，产生一系列威胁。为了消除可能的隐患，未雨绸缪保稳定同样不容忽视。

但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虽然可以称之为是必不可少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整个世界经济大气候不景气的背景下，在我们宏观调控成效尚未真正巩固的环境下，在产能过剩和结构低下问题没有真正改观的情况下，保增长并不是想保就能保得了的。如果把握不好度，甚至容易引发经济更剧烈的下滑；同样，在我们不能从本质上消除不稳定深层原因的情况下，保稳定也不是想保就能保得了的。过于刚性的行为，简单捂盖子的思维会招致更大的不稳定。

而只有通过保民生，扩大内需，让群众有工作可挣钱，有钱可花，有钱敢花，才会消除现有的产能过剩，才可能使得经济运行中生产与消费这一最基础的过程呈良性循环。更进一步看，当需要工作的人有岗位可做，当需要消费的人有能力可消费，当群众心平气顺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不会低，社会也肯定不会不稳定。更何况，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民生领域的建设本身就是很好的实现经济增长的优质项目。

再次，关注民生是走出经济困境，战胜经济困难的信心的沃土、力量的源泉。

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越是经济困难时期，越要有战胜困难的力量。但信心何来，力量何在。老去喊要有信心是不行的，信心不是喊出来的；鸵鸟策略，回避困难、装作看不见困难，也装不来真实的信心。力量亦是如此。单靠政府赤膊上阵不是没有作为，但能有多大作为需要谨慎乐观。毕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还要依靠更加广泛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深远一些，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力量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那么如何能让群众有信心，如何能把群众的力量调动起来，这又依赖于我们对民生问题的切实解决。当我们通过政策的安排、利益的调整、措施的完善，改革的深化，把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事关民生的各项工作都做好，做到位，真正做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群众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没有信心吗？能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信心吗？同样，他们能不支持、拥护我们政府为做到这一切所采取的政策与所付出的努力吗？他们能不信心百倍、全力以赴、心甘情愿投身保增长、保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去吗？

所以，为了中国经济能先于世界经济实现复兴，为了中国社会能有又好又快的发展，让我们带着使命去关注民生、带着理性去关注民生、带着感情去关注民生。

结论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实践科学发展观是精益求精，理当心甘情愿。因为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它让中国社会走上一条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

第二句话，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政治要求，必须旗帜鲜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来说，这一条是大是大非的立场判断。

第三句话，实践科学发展观是自我革命，要能言行一致。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对过去既有利益格局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人理当有这样的自觉，必须有这样的觉悟。

第二章 改革的共识

●不忘记改革，但必须直面改革；不抛弃改革，但必须改革改革。30多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能湮灭，但需要规范；30多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

●30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革本身。其实，改革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必须改变自己。

●摸着石头过河固然简单，但当水深到再也摸不着石头的时候，理论构建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了。有了科学发展观，怎能没有科学改革观？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自觉的决心与态度固然重要，客观的“不得不”更加现实和有意义。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改革是一个神话。亲力亲为的改革推动者们对它情有独钟，社会大众也对其给予了满怀的期望与热忱的支持。

但在近来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改革面临的尴尬多多。改革者们“深化改革”的誓言凿凿背后是改革内容的越来越模糊，社会大众“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却益发清晰。

难道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竟然如此的健忘，完全忘却了改革之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绩效？回答可能恰恰相反。

正所谓“爱之愈切，苛之愈刻。”

对改革反思乃至出言不逊的大众对改革的感情、对改革的信仰并不见得比那些不容说改革一点不好的人士浅或者淡漠，反而可能更加真挚、更加坚定。

抱有同样的目的，却表现为不同乃至对立的行为。这一悖论充分说明中国改革到了需要凝聚共识的时候了。

一、改变社会的同时改变自己

30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革本身。其实，改革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必须改变自己。（一）不忘记改革，但必须直面改革

我们都在追求好的改革，这实在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其实改革只有适宜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诉求，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对代价的认可与容忍。这样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就会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好的改革。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不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至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登场，其改革理念的着眼点就是承认并鼓励社会成员追求利益，并把这作为改革的动力。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

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进步及其成果都是对它最好的辩护与论证。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之多的年均9.8%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舞台上位居第二的经济总量，将近全球外汇储备一半的2万多亿美元，更不用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实现小康的这一事实。

但以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其理念绝非完美，其结果甚至难说正义。

社会中的成员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区位，这是客观事实。但社会成员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必然导致追求利益过程中绩效的不同。邓小平当年特别强调先富起来是要以“劳动和合法经营”。中国社会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靠“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个案，但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致富的恐怕不少。

比如，通过权力获取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最为通行的方式。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社会，权力是追求利益最有效也最强大的手段。于是，握有权力者运用权力获得利益，没有权力者通过接近权力、依附权力、结盟权力从而也获得权力辐射的收益。中国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民营经济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是最体现市场经济本性的群体，可是“红顶商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权力寻租行为把他们的这种进步意义完全淹没了。固然他们是可能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但失去的恐怕更多，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革。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仅当初看一点错也没有，现在来看也很理性甚至很科学。但问题是后来，一些群体发现，无需去费心尽力做大什么，只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在原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大块，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于是，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快速的城市化，出现了“失地农民”，是农民但已经没有了土地；快速的城市建设，造就了“农民工”，干的已经是工人的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快速的旧城改造，被拆迁户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补偿款在原居住地买不到一半的面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改革过于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我们不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越过这一边界就是不合法，就是不应该，就没有了正义。

这种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初期不严重，一方面是问题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导致权利意识的凸现也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大众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技术的进步也为这种权利维护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是，改革的制度安排没有跟得上，或者说改革的深层理念没有及时跟进，没有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行动去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出现了社会的冲突。日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等都是这种社会冲突的不同程度体现。

我们有些同志出于对改革的热爱，为改革辩护，把这些问题称之为是“伴随改革出现的，由于改革不完善、不深化导致的现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当我们把巨大发展成就记在改革功劳簿上的时候，同样也要把代价与成本记录在案。无论巨大的成绩也好，还是触目的代价也罢，都是这样一种改革选择的逻辑必然。

可是，30多年来的改革选择虽非完美，却是必然。没有对利益的大胆乃至赤裸裸的追逐，就不可能打破当年的死气沉沉，不可能激发出社会大众内在那种已经被压抑太久而不自知的发展欲望。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可能坐而论道，去设计什么有百利无一弊的蓝图。很多人把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无奈之举，我更愿意当作是共产党人的无私与无畏。更何况不同时代对于成本与代价的理解不同，我们今天开始不能接受乃至完全不能接受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至今天，依然不能忘记改革，更不能去否定改革。（二）不抛弃改革，但必须改革改革

2010年的中国改革不忘记过去，但也不能再重复昨日的故事。30多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能湮灭，但需要规范；30多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

怎么办？深化改革也好，改革转型也罢，还是改革。说法可以不同，指向其实就是一个，2010年以后的改革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进行相应的转型，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

权利保障，首先要承认权利。社会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必须承认，宪法与法律赋予社会公民的权利更是必须认可。我们不能动辄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利益和基本利益，尤其是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利益和基本利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捍卫“要改革”“要发展”的权利，也要允许一些群体拥有“不改革”“不发展”的权利。究竟“要改革”“要发展”好，还是“不改革”“不发展”好，不要上纲上线，要允许讨论，允许观望。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想堵住人的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妨大大方方地让大家去争辩。这样的讨论还可以让“假改革”“伪改革”现形，从而让真正的改革赢得认同，赢得实践。

权利保障，还要能协调权利。抽象谈权利是容易的，但要在实践中切实落实权利却不是容易的。姑且不用说此前一些用强力去压制权利的问题，一些强势群体把自己的欲望、贪婪包装成所谓权利的问题。就是同样都是合理合法的不同权利之间，甚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同一权利的实现方式上，也有一个相互冲突的问题。该保障什么样的权利，该更多倾向哪一个群体的权利，不能靠想当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在更高的公共权利的层面上对不同权利作出协调，求得和谐。因为一些在社会上有力量、有技巧的群体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符合整个社会更高公共权利的，但他们往往会比社会上最大多数群体更会争取和更能争取权利。

权利保障，更要去扩展权利。权利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清单也在不断扩展。换句话说，社会越进步公民权利的内容越丰富。改革必须要能在捍卫社会公民既有权利的同时又不断给社会公民拓展新的权利并捍卫之，而不能反过来，以改革的名义去消减权利、漠视权利。

当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成为改革选择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将出现一种崭新的气象：

经济改革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会再仅仅停留于一些形式的细枝末节制度设计，而会把重点放在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比如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经济政策不再仅仅盯在保增长上，还要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转变方式上下功夫；经济发展也不再只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更加注重民生实际。

政府改革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不断破题，政府不再是“经济建设型”的政府，再不需要也不鼓励甚至都不允许政府自己赤膊上阵搞经济，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就让市场主体去做吧。政府在适当调节和必要监管之外，把更多精力放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比如，改革就业管理体制，扩大就业；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生活质量与水平；改革自身建设，增强行政执行力与行政效率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将逐渐深化。

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很密切的相关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与深化，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跟进甚至前行。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目标下，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操作定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宪法与法律权威的真正彰显，基层民主自治的拓展与纵深等等方面，都将有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展。（三）改革转型的可能及实现

对2010年以后中国改革的这种展望会不会是一厢情愿？会不会只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有三大因素支撑着这一判断：

第一，改革的自觉。在实践中没有好的改革，但并不等于没有对好的、更好的改革的向往与追求。我们决不要去低估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真诚、对信仰的坚定和对中国社会的感情，我们更不要去低估中国社会大众对更好生活、更和谐社会、更科学发展的期待。所有这些加上中国社会对30多年来改革的清醒认识与反思，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做出新的改革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家都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第二，社会的压力。一种行为模式不会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当这种行为模式已经不再管用，不再好用，甚至都不再能用的时候，就是想不退出也是不可能的。当越来越多地被拆迁者甚至不惜以身抵命的时候，这样的城市化还能进行下去吗？当越来越多的开胸验肺举动出现的时候，这样的劳资关系还能持续吗？当越来越多的宝马车成为不道德乃至罪恶符号的时候，这样的财富积累还能存续吗？有的同志担心，一些在既有改革过程中获得超额利益的群体不会甘心放弃既有的改革模式。这是事实。但这些群体固然不甘心，可更不糊涂。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面是超额利益但雷区重重，一面是平均利益但可保平安持续，何去何从用不着我们多嘴他们就会做出正确选择。所以，当既有的改革选择面对社会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力不从心与引火烧身的时候，新的改革选择出现的基础就奠定了。

第三，危机的催化。我们很多同志害怕危机，不愿意面对危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可以暴露矛盾，减低一些社会群体的不合理欲望，迫使以新的改革选择来解决问题。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很多的进步是靠一些危机性事件推进的。2003年的“非典”危机开启了中国政治运行公开透明的序幕，孙志刚事件又促使废止了延续数十年的收容管理条例。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样让我们意识到不仅既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问题，既有的微观层面的体制框架乃至更广、更深层面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创新与突破。如果把握得当，这场金融危机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改革转型的催化剂。

最后需要讲的是，改革从“追求利益”到“权利保障”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其实权利保障是追求利益在更高层面的实现，或者说“权利”就是一种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在转型，但中国社会的改革依然是一脉相承。

二、凝聚共识构建科学改革观

中国的改革没有系统成型的理论建构，并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不容我们坐而论道，设计好了蓝图再去施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倒认为这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人民呼声，大公无私、勇往直前的品格。

可是如果从1978年算起，当代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30多年了。

30多年的改革，我们有为之骄傲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社会政治层面，中国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的改革，我们也有需要引起警觉的问题，挑战丛生，矛盾凸现，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当水深到再也摸不着石头的时候，理论构建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了。

这就要准确认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把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规律，坚持科学改革，确立科学改革观。

科学的改革观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回答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但以下几个方面是不容忽略的，这些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一）改革的价值指向要科学，改革必须为人民改革

这些年来，笼罩在改革身上的光环一个比一个耀眼。在这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中，改革被推上了神坛，被片面地、抽象地神话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为改革而改革。我们很多同志想当然地认为改革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为改革让路。我们已经不习惯和不愿意进一步问一句：改革又是为了什么？结果改革成了宏伟的广场、成了四处冒烟的小煤窑，在一些官员为这样的改革发展政绩而升官，一些老板为这样的项目而暴富的时候，大量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有病没地方去看病、也看不起病；想上学考上了也不能去上因为无法支付高额的学费。我们以广东大兴矿难为例，当一些官员摇身变为不法煤窑的股东，当老板可以动辄拿出三亿元这么一个天文数字来摆平一切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背后是有着一百多条甚至更多矿工生命以及他们家庭在毁灭、在流血。如果不是因为矿难暴露，这还不知会成为多么“辉煌”的发展成就、多么“绚丽”的发展成绩，让多少官员青云直上，让多少老板富可敌国。

改革发展中如果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保证，这样的改革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改革又是为谁在改革？

因此，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改革者本人更不能因为自己是改革者而享受不被改革的豁免权。我们的改革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我们的改革者只有一个使命，就是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在这里，人民群众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十三亿全体中国人民。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是“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其着眼点始终是最大多数，绝对不是个别的群体、个别的集团和少数人。

为人民改革，我们一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让人民群众不仅成为改革发展的推动者、承担者，更要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有者，充分拥有和享有他们应该得到的和可以得到的利益。邓小平那著名的判断和衡量我们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最终还是落脚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价值指向，胡锦涛多次强调的“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也是同样的指向。

为人民改革，还要“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邓小平曾明确提出：“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这些论述，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群众为什么会有议论，群众为什么会有气，当我们真正找到了根源，并且真诚去解决的时候，也就抓住了改革发展的突破口。（二）改革的主体定位要科学，改革必须让人民改革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践，不是理论的争论，我们不主张对改革进行无谓的争论。但改革越深入、实践越前进，我们越发发现有些理论问题是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否则改革的合法性与实践的价值判断都将成为问题。像关于改革主体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基本、但又最容易被忽视乃至走偏的问题。

谁是改革的主体？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我们党在理论上是这样讲的，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1户农民联合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对此，邓小平评价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改革中的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

正因为广大农民是这场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所以我们的农村改革不仅突飞猛进，进展顺利，而且成效显著。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而且为我们下一步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只有充分调动改革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改革主体接受并自觉参与改革，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随后一些具体的改革过程中，改革的主体越来越模糊，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改革目标的设定、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无论是“减员增效”还是“转制重组”，我们不否认这些做法的客观必要性，但就其实现过程中的具体做法是否真正考虑过最广大群众的眼前和长远利益，我们有理由质疑。当一方面改革改出了上千万的下岗职工、数千万的失地农民，另一方面却又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出了近千万的百万富豪、超百万的千万乃至亿万富豪的时候，我们必须问一声主导这样态势改革的主体究竟是谁？人民群众会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掉吗？会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给丢掉吗？

如果改革仅仅是由少数人把持的，或者只有少数的“能人”与“精英”参与到过程中，那么这样的改革既不民主，也不公正，改革的结果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让广大的群众冷漠与质疑。这种改革只会导致贫富分化、群体冲突不断发生，最终是政府、官员、少数人与广大群众的对立日益加深，党和群众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以至于撼动我们的执政基础。

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主体是、也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又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还是实现自身利益、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邓小平指出：“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只有真正以群众为主体，我们的改革才能真正深化、真正完善、真正突破，改革才能真正走上正路。

在确认人民群众是改革主体的时候，我们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一个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尊重和保护改革者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是中国改革的核心领导力量，但如何领导、怎样领导有一个方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胡锦涛明确指出：“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这就是让民做主，而不是替民做主。我们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实就是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我们不否认改革要有开拓者，改革要有拓荒牛。但我们这些自认为是“开拓者”“拓荒牛”的同志之所以能有奋起而前行的力量与勇气，之所以能取得改革的成功，正是因为我们代表了群众的意愿、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如果因此而居功自傲、孤芳自赏，那就是离开了大地的安泰，不仅一事无成，自己的存在都将是问题。在这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近一段时间来，一些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人更多强调的是社会对他们的功劳估计不足、评价不够、激励不到位。似乎他们在改革中一直是忍辱前行、无私奉献。其实马克思早就讲过，人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当这些人大声疾呼、赤膊上阵为现在一些遭到社会民众非议的改革措施辩护，要求社会民众跟着他们走的时候，总是掩盖不住其屁股上的利益纹章，社会民众当然只能“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三）改革的思维模式要科学，改革必须有辩证思维

真正的改革精义在于，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对改革前的所作所为的改革，同样意味着对改革本身一些做法的再改革。我们意识到改革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正是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好机会。改革中的问题找到了，就要把它纠正，做错的改正过来、做得不科学的科学起来、做得不规范的规范起来，这是每一个真正改革者都应该有的态度。

在改革问题上不能非此即彼。比如，对于改革中的效率与公平的抉择，我们就要有科学思维：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去离不开效率，现在离不开效率，将来也离不开效率。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坚实，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不宽裕。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

但不可否认，我们这些年在效率优先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们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怎样达到的呢？劳动致富不能说没有，但转移财富致富的现象也不能说没有，甚至还可能更是常态、是潮流、是大头。检索中国这些年的富豪榜，有很多富豪在上一年还默默无闻，可是一年之间却能身价亿万。这样的财富果真是劳动创造的吗？中国富豪榜诞生富豪的集中地是房地产业，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年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财富在一定范围内也是遵守“守恒定律”的。集中国60多年发展的成果和13亿中国人的财富来富裕少数人、少数地区，这再简单不过，也再快不过了。但这样的效率是真实的效率吗？这样的效率是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效率吗？

在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提升的情况下，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能产生效率，反而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乃至社会的冲突，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我们不仅要通过改革“把蛋糕做大”，更要通过改革“把蛋糕切公正”。

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13亿人民从理论上讲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上是一律平等的。虽然我们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不能把群众胃口吊的太高，但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超常规地获得利益，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不放松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科学的改革并不是对追求效率本身提出质疑，而是对这些年来在“效率优先”的口号下出现的结果提出质疑。按照胡锦涛提出的，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阶段，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的地位与关系已经发生了转换。邓小平曾在1992年指出，对于贫富差距，“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事易时移，变法宜矣。”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处于“矛盾凸现期”的中国切实实现效率的唯一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效率，也才会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四）改革的路径选择要科学，改革必须要规范彻底

改革本来就是一件难事，中国的改革更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巨大工程。改革目标、方向的正确，并不能必然保证改革路径和结果的正确。

现在一些同志不管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往往习惯性地把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改革选择等同起来，把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改革本身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如果有谁对改革的路径选择提出疑义，有谁对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动辄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改革的方向也是清楚的，但从提出目标到实现目标，从明确方向到不偏离方向，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段路走的好与坏、走的对与错、走的直与弯，都直接影响改革目标的实现及对改革方向的评价。所以，审慎选择改革路径是很重要的。

——我们肯定改革目标与方向的正确，但不能忽视改革路径中存在的问题。

2004年以来，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在企业转制过程中通过MBO发生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民营资本不可思议的“以小博大”控制国有资产的一些做法提出疑问，结果就有人宣称是否定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方向，否定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这“帽子”很大也很吓人。我们绝对不是否定改革的方向，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便有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向，但不良的改革路径仍然可能离开设定的改革方向的良好初衷，甚至背道而驰。有人说得好，总有这样一些公司，以其既定的身份，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玩着看似与我们无关，实则直接或间接地损害着我们利益的财富游戏。对于格林科尔的“七板斧”、海尔的“曲线MBO”、TCL的分拆上市等等一系列看似纯粹的企业改革行为，难道我们就不可以问一声：“你的做法规范吗？”“你的不规范是出于有限理性以及客观因素，还是一种不可明言的利益驱动”。有道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蓝田泡沫的破灭、德隆神话的终结，乃至中国银行的丑闻，似乎让我们越来越有理由对一些时髦的改革做法、对一些号称光明正大的改革路径提出质疑，也让我们越来越对一些有见识、有责任、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表示足够的信心与期待。

——我们更不能因为改革路径中存在着问题，就否定了改革确定的正确目标与方向。

当然，对于改革路径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一定要有辩证观，同样不能因为改革中的一些具体行为存在问题，就借题发挥否定改革的目标与改革方向。比如，针对大学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些同志不仅从中看出腐败，还上升到了对教育体制的问责，进而对教育改革提出了质疑，甚至有的同志说，都是改革惹的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下，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是不可回避的，甚至是很重要的改革方向。可是由于前一段时间以来，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乱收费、花钱上学、交钱买文凭等等现象，以至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特意澄清：“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其实，在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究竟是不规范、不合法的具体行为问题呢，还是教育市场化本身的问题，这很值得探讨。

教育的公益性与办教育的市场化手段之间并不一定必然矛盾。市场化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就以高等学校招生为例，一方面是有人想方设法地交钱上学，甚至愿意交不少的钱，以至于出现丑闻。另一方面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上不起学，甚至引发悲剧。其实充分运用市场化机制，把社会中这种需求与行为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起来。比如，每年在高等学校招生中留5%的指标（事实上现在确实有这样5%的指标），向那些达到一定成绩但又不够本来录取线的考生，公开竞标录取，所收到的费用封闭运行，全部用于资助真正考上大学而又支付不起学费的考生。这样一种“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公益”的市场化运作，相信不会有人反对。现在群众之所以有意见，原因是教育部门的一些成员、一些单位通过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市场化行为，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教育资源化为了个别人、个别群体的“小金库”甚至是“黑钱”，公共资源“私有化”了。不规范的市场化行为败坏了市场化的名声，这一点我们在改革中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现有路径具有相当的利益刚性，因而清醒审慎的选择很重要。

我们承认改革路径的形成有“路径依赖”的历史原因，但改革过程中不均衡的利益分配以及既得利益群体的诱导与驱使又在不断强化这一路径。中国社会的各利益集团的整体发展极度不平衡，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之间实力悬殊，从而使强势集团甚至具备了操纵改革方向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一些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各种有价值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了不择手段和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合法的、半合法的甚至不合法的，可以动用各种各样的资源，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法律的，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来为维护他们利益的改革路径辩护。曾经的刘殊威、现在的郎咸平的处境就很说明问题。

面对改革路径的争论怎么办。很简单，对我们现在的一些改革做法与改革的路径进行真正的反思与评估，不要看这些做法、这些路径是否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着高深学术的依据、有着花言巧语的外衣，而要看这些做法、这些路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际收益，给社会最大多数群众带来的实惠。改革不是少数人玩魔术，改革的时代也不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我们改革应该怎么去改，改革的路径应该如何去选择、去修订，应该由也只能由分担改革成本、受到改革影响的最大多数群众来决定，不能变成少数人的专利。

胡锦涛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一定要把对群众利益的安排给群众讲明白”。对群众利益的安排就是改革路径最为重要的内容。我们不仅要告诉群众在代表着利益，还要告诉群众是如何来代表着利益，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代表着群众的利益。这样的工作是否已经纳入了议事日程与工作安排呢？在这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明确的回答与明确的行动，迅速的回答与迅速的行动。（五）改革的成本评估要科学，改革不能一笔糊涂账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改革也不例外；做任何事情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改革自然也不应例外。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整体收益是明显的，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谁也否认不了的。但问题是改革收益背后的成本是什么、有多大、如何支付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关注得并不多，以至于在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的价值判断、改革的目标定位等等问题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因而，冷峻反思改革的成本问题，对于推动改革持续、健康进行有着相当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改革的收益与改革的成本很难一一对应，往往使我们对改革成本判断过低。

从理论上讲，改革的成本与收益应该是对应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在实践中，由于改革成本与收益往往分属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甚至不同时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只见收益，不谈成本，对改革的成果过于乐观。比如，下岗分流确实给企业带来看得见的效益，但是人往哪里去、再就业如何实现这样的社会成本就可能被转移到了社会上、转移到了政府头上、甚至直接转移到了社会民众身上，暂时看不出来。这样的成本是巨大的，解决不好也是危险的，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建成之前，在社会就业岗位不可能充分解决的情况下，这成本迟早要显现出来，并要求加倍支付。至于说转制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银行不良贷款或者说以“债转股”形式存在的隐形金融问题更为棘手。更有甚者，在一些被认为是“方向”的改革举措中，将改革成本外部化的现象相当普遍，甚至还被认为是改革的经验与创新，这就需要我们警惕了。在一些外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明确要求政府承担企业原有人员的分流与安置，如若不行，就要求在现有资产中划拨出一块所谓的“洁净费”，即剥离各种关系的费用。这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资产之所以大幅度缩水而又理所当然、不必大惊小怪的理由所在。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把对改革中的收益与成本分析自觉不自觉地给分割开来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以全面的眼光、用全局的意识、甚至历史的视野来认真评估改革的收益与成本、改革的得与失。

——由于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者并不一致，往往是我们对改革隐忧估计不足。

从理论上讲，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与改革收益的享有者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说大体一致。但事实上，在改革实践中确实存在着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的错位问题，即承担改革成本多的社会群体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承担改革成本少的社会群体享受改革的成果要多的多。这种错位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社会在财富占有、资源占有、乃至社会地位等等上已经非常不平等。住房、医疗、失业、养老、教育体制等等一系列改革，使得许多普通社会居民的预期支出大大提高，预期收入却十分模糊。而像重复建设、政府机构膨胀、教育落后、环境污染问题，乃至国企改革等这些本来是由于改革操纵者不规范的做法产生的风险成本，最后都可能要由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众有理由怀疑改革的合理性。

经济学家卡尔多曾提出一个改革过程中利益再分配的“卡尔多标准”，认为改革必须让获益者拿出钱来赎买其收益，并用这些钱去补偿改革受损者。问题是，这么多年来改革中的获益者是否愿意让渡一些改革的收益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在改革中获益的利益群体适当承担改革成本，为那些在改革中承受大牺牲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和提供就业机会、住房补贴、降低教育收费等方面解决后顾之忧，这既是为改革铺平道路，避免社会危机，也是社会公平原则的基本体现。他们如果能自觉去做更好，做不到，就有待于政府的“有为”了。

——由于不提防改革中不规范做法滋生的更大改革成本，往往使我们对改革困难重视不够。

当然，改革是一条新路，没有模本可参照，没有经验可借鉴，摸着石头过河，支付一定的、甚至略多一些的成本也是必需的。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我们为改革支付的成本已经有很多不再是因为有限理性、认识不够而必须支付的成本，反倒有很多是人为的成本、是恶意的成本。由于前期改革中的一些权宜之计和不很规范的做法，客观上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结构，出现了一批可以与社会、与民众、与政府要价的改革既得利益者，他们正在滋生着更大的改革成本。在这样的利益框架和这样的既得利益者驱使下，一些所谓的改革新举措不是想方设法去降低改革的成本，而是想方设法地去转移改革成本。

也正因为有这种转移的可能和过去转移成功的实例，他们甚至不惜加大改革的成本，仅仅为了自身看得见、拿得到的那一点改革的成果。至于说社会和民众眼前和长远需要承担的成本有多大，那正是应了一句话“哪管洪水滔天”。这恐怕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我们必须对此予以足够的警觉。

三、为改革者群体辈出鼓与呼

改革需要改革者，改革更需要改革者群体。

中国30多年改革的实践表明，改革是始于一些先驱者的自觉行动，但改革又不能仅仅止于少数人之力。少数人单枪匹马的改革对改革者个体来说是悲剧，对改革来说同样是悲剧。只有形成改革者群体，使得改革行动从一人之倡导变为群体之自觉，改革才能持续深入，才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改革才能由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在更广的范围内出现。

那么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呢？从理论上讲，至少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要为改革者行为模式进行理论辩护

在实践中经常困扰改革者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人治”。从先前山西的吕日周到今日昆明的仇和，无一不被扣以“人治”的帽子，使得他们的行为受到责难与质疑。

因为，在现代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在法治意识越来越成为基本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改革者是“人治”的标签不仅让更多想成为改革者的人望而却步，就是支持改革者的领导同志也会在连篇累牍的“人治”传言下，而不好也不便一如既往地对改革者给予支持。所以培育改革者群体，首先要从理论上讲清楚这一问题，说明改革者的行为确实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但是根本是法治不是人治。

一般来说，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往往强调其对立的一面甚于同一的一面，似乎法治与人治如水火不能两立，人治现则法治亡，法治存则人治灭。但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实践都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一方面，法治不会离开人的主观能动而独然存在，“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不仅是古语，也是现代法学家的共识，法治必须靠人对法律的自觉践履去实现；另一方面，再独裁的领导者，都懂得利用法律和制度来掩护自己的无法无天。现代社会中利用法治名义行使人治之实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曾经有一位腐败官员就讲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我所有卖官的行为都有着严格的制度支持和完备的程序保障，善于运用制度办事是现在做官的基本功。

那么改革者的行为是什么呢？一句话而言：“通过人治形式实现法治精神”。改革者的行为确实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但是根本是法治不是人治。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理由有三：

一是改革者大都重视制度、法律、规则的制定，并且在制定制度、法律、规则方面有质的突破。改革者往往强调制度法律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制度法律是规范社会一切行为的主要模式，制度法律受到尊重、遵守乃至信仰。像昆明2008年以来，在仇和担任市委书记的半年内，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等等近四百多例，几乎超过昆明几十年来历史总和。而对于“人治”来说，制度法律是不重要的，制度法律的调整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是可有可无的，不仅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蔑视或厌恨。

二是改革者对既有制度规则特别是一些约定俗成“潜规则”的大胆否定，正是为了开辟新的制度法律建设，更好地实现“法治”而不是相反。法律制度形成以后，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对社会行为具有制约性。可是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受其影响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演进中。于是，法律制度的“独立性”与时代变化、实践演进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构成改革的逻辑必然。这种改革不能靠法律制度自身去改，只有人才是制度创新的主体。而这一点往往也正是改革者面临最大非议之处。正如一位著名的改革者吕日周所言：“一般旧体制的弊端有文件、条款的依据，而改革的行为尽管能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却没有法律依据，改革者就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在没有一定气候的条件下，上级支持这样的改革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使支持的力量要滞后一段时间。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改革者的各种遭遇。但是，按旧体制的老框框老规矩绝不是法治，对创新者的成功经验尽快肯定，并形成党的制度性规范，才是真正地走向法治。”所以改革者运用自身的权力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进行适当的调整，合理的解决，这种行为正是法治的必须，也是法治的具体体现。

三是改革者虽然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到了极大化，但这时的权力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治与法治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关系的对立，人治往往着眼于个体与小团体利益，法治则必须关注在某一范围内最大多数的利益。离开利益关系抽象谈人治法治是没有意义的。改革者对权力的运用很可能是最大化的，但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并不是为展现权力，亦不是为自我和小团体利益，而是把权力作为实现其改革目标的工具和手段，由于其目标的公益性使其行为客观具有了法治特性。我们可以退一万步讲，当政治权力被用作来实现最广大群体的利益之时，虽然可能表现为“人治”的形式，但这不正是“法治的”目标所在吗？（二）要构建改革者利益实现的制度安排

中国30多年来在政治领域涌现出来的改革者大多对改革有着坚定的信仰，为了改革无怨无悔、九死一生百折不挠，让我改则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让我改则退居幕后默默耕耘，甚至改革突破之日就是他们挂冠退职之时，也毫不气馁。但是，这些改革者固然是我们改革者的楷模、改革者的典范，却没有吸引和带动出大批的改革者群体。原因在于对改革有执著信仰的毕竟是少数，他们不能成为常态，他们的行为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

马克思曾经明确讲过：“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我们的党员干部固然不能把追求金钱权力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但把获得为人民服务更大平台、更高台阶作为追求无可厚非。如果改革者的行为不能在党的组织系统内得到切实的认可与鼓励，是不会涌现大批改革者群体的。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通过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明确让坚持改革的党员干部走到改革的第一线，让坚持科学发展的党员干部走到发展的第一线。

干部任用客观上是一种导向。干部任用标准，实际上就是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也是干部建功立业的方向。一个好干部，就是一面旗帜，他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化身”。他的行为对广大干部起到积极的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相反，则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甚至对组织失去信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用什么样的干部实际上体现的是党组织坚持什么样的政绩观。胡锦涛强调：“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予以切实保证。”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改进政绩评价和考核方法，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对于培育改革者群体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要确立符合改革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用什么样的指标考核领导干部，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就会相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行动。考核制度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行为。我们要积极推进政绩考评机制改革，尽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领导干部行为考评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来引导领导干部坚持改革信念，更新发展观念，规范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使得领导干部以政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搞形象工程和数字游戏。凡是坚持改革、坚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让他们有为有位，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主战场；凡是不会、不能坚持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干部，就一定要毫不犹豫的撤换下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级领导干部真心实意地坚持改革，走科学发展之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大好局面。

尤其对于改革来说，一些干部的工作业绩和成效可能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甚至不被人们所理解；而一些干部短期行为的危害可能在短期内看不出来，有的问题的暴露需要较长时间。这就需要建立领导干部改革政绩档案制度，动态地记载干部的改革政绩情况。对那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被实践发展证明确属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必须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而对曾经被视为突出成绩、但被实践发展证明是虚假政绩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加以认定和追究责任，已经因此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必须坚决撤下来。（三）要塑造改革者群体涌现的社会环境

为改革者提供施展抱负舞台仅仅是一种政治评价。政治评价固然是一种很重要的评价，但政治评价并不能代表全部。改革者不仅生活在政治领域，更生活在社会领域。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评价对改革者的影响越来越大，改革者也越来越注意自身行为的社会评价。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全社会形成支持改革者、保护改革者，允许改革者犯错误、容许改革者自己弥补失误的社会环境。

吕日周有段话很好地描述了改革者在社会中面临着的困惑与悲哀：“与党的第一次革命不同，改革所革命的对象是有着不少禁区的旧体制，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基本制度的组织形式。这对改革者提出的要求不再是战争年代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因为，改革中的受伤者深层次的原因是受旧体制的熬煎和折磨，但表现形式却是领导人的批评，同志们的误解和诽谤者的打击，谁是谁非官场上暂时弄不清楚，连是否受到了伤害社会上都看不明白，甚至于还要承受好心人的埋怨和指责。”吕日周此番话固然是一个改革者怀着伤痛的内心独白，又何尝不是众多改革者社会困境的真实写照。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从不明说但确实存在的氛围，就是不鼓励改革，也不敢改革。改革成功了，没人说你好；改革失败了，就是“历史的罪人”，甚至连以往的成绩也全盘否定了。而不改革者，墨守成规者、按部就班者则可以通过过“太平日子”不犯错误而“清清白白”等候机会。社会这种价值评判系统的严重倾斜，使人们感到改革创新的风险太大，因而有些人宁可庸庸碌碌混日子也不愿在改革创新上动脑筋，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肯不干事，也千万别出事”的消极态度。

列宁说过：“永不走路的人，才会永不犯错误。”改革必然是对现有状况的改变，是探索形成新的东西。是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常常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例子可模仿，由于客观原因或经验不足等，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失误。同时新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会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可能会有疏漏、会有失误。但只要是真正出于事业心、责任感去改革，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就应该宽以待之。错了改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要允许犯错误，允许说错话，不要开始就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人人争先改革的生动局面。

当然强调营造良好的改革社会环境并不是说改革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恣意妄行，也不是说改革可以不遵守法律、无视法规、不讲纪律。严守党纪国法既是改革前提和基础，更是坚持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安全保障。如果离开党纪国法来讲改革，就会造成乱作为，不仅个人会犯错误，也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四、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做出今日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时代的判断，既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随口之说，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改革规律的把握，对中国社会改革要求的顺应。（一）人民群众新期待推动全面改革

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意味着对既有格局的打破与革除，因而在改革起始阶段不可能四处开花，只能选择容易改革的、必须改革的某一节点率先突破，然后以点带面，积累条件，逐步展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年中国社会的改革就是率先从经济领域展开，通过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利益，来逐渐改变既有的体制模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殷实的物质基础，也积累了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新期待，让我们有经验、有条件、有动力、也有压力在更广范围内拓展改革的步伐。

今日的中国社会，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温饱。这一任务我们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很漂亮，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讲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

现在来看，这一新期待，继续单靠经济体制的单兵突进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中国社会状况与人民群众这一新期待之间的差距，正是经济体制与其他体制改革不协调所导致的。（二）改革的不协调导致对改革的不信任

尽管中国社会从改革之初起，就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主动变革，方开启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纵观30多年改革的实践，客观上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一定的滞后现象。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已经产生了相当非促进性影响。这种非促进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我国从1993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过10年的改革探索，到2003年又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今天7年多又过去了。但实事求是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很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得到完善，甚至有些方面还依然在建立的过程中，仍然处在破题阶段。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只能说在不断破题过程中；乃至一些很具体的，比如垄断行业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都步履维艰。而这一切皆源于政治体制及其他领域体制改革的不到位。

另一个方面是在政治体制层面上的一些弊端甚至扭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消解了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绩效，以至于造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化。

在经济体制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无疑是一个基本方向，可以极大地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我们更是充满期待，认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是画龙点睛，既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好东西拿过了，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缺陷。

这一判断并非一厢情愿。确实，如果有一个好的、科学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实可以扬市场经济之长，避市场经济之短。

但在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过程中，我们这一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很多层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现象，用一位经济学者的话讲，出现一些“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握有权力的部门与群体运用权力到市场中去获取不应得利益，又以市场经济为借口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以至于社会公众开始质疑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开始怀念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

我们不用去回避社会公众提出的这些质疑，十多年来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甚至远比已经被大家意识到的还要多，还要严重。但问题的根源是，这些弊端、这些扭曲其实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所导致的，而不是市场化本身。可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却让普通老百姓把这一盆脏水倒在了市场经济头上。（三）全面改革要做到“三合一”

全面改革，当然是指改革要全方位推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都要协调推进。但我们今天讲全面改革，其着眼点主要是指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从现状来看，这一改革是所有改革中的短板；从发展来看，这一改革又是所有改革的保障。套用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一点都不过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健，还要讲策略。只有“三合一”才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真实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稳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认识。连邓小平这样的大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1]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如果贸然激进，不仅不可能取得良好预期，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政治真空，社会失序。

我们以近来深圳的改革为例。

当下的中国社会对于深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寄予厚望，深圳自己也有些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但是深圳对自己即将要推进的改革真的想清楚了吗，会不会自以为已经清楚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想清楚，或者说只是一些人想清楚了更多的人还没有想清楚。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毕竟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大家的事。

被中国社会寄予希望的深圳政改究竟要改什么？

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好像很明确。要改革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改革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体制。比如说，权力不受制约，要改；权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权力与市场结盟谋私，要改；城乡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会运行官僚化，要改。等等。要改的清单可以列很长很长，而关于清单中的这些内容，中国社会不论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人都会表示认可。就算有些群体并不想真的如此改，嘴上也不得不说要如此改。因为这些要求真好像是“普适价值”，没有人敢公开反对。

既然认识一致，又有明确对象，那改就是了，何需赘言。可是真到要改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如何改上，社会上意见竟然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容。结果政改只能在讨论中继续讨论，在呼吁中继续呼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谬呢？

这还得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上来。

从表面上看，政治体制只是一个社会权力运行方式，但在这表象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整。说句不太全面但大体不差的话，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关注的是如何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创造财富的话，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则是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分配和占有这些财富。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群体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像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失地农民，建筑业制造业吸纳的体力工人。

但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就拿保障权利为例。现代西方社会在保障权利方面可圈可点，以至于我们的一些改革不免或隐或现地向其看齐。但问题是真能看齐吗？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哪个制度框架敢于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美国制度框架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对于一个自认为在社会中永远只是处于普通人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会希望什么样的政改？

有人会说为什么老要把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只要给予机遇，普通人一样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样可以成为社会精英。这一判断没有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是要扩大这种可能性。但不论再怎么扩大，社会存在普通群体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在中国社会，在我们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通群体的数目仍然会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一段时间来，深圳说要向香港学习社会管理，出于鼓励我们也帮着喊几声，但其实深圳是真学不了香港。不是深圳笨，也不是深圳僵化，而是深圳没有香港的条件。

香港不允许外来人口自由进出，要进入香港居住得通过它的人才引进计划。这种制度保证了香港社会成员的大体稳定与人口素质的相对均衡。可是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增加了上百倍，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400万，可是户籍人口只接近300万。这就意味着有一千多万人是自发流动来的，而且大多数是中低层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尽管在社会福利上与户籍人口有一定差距，但在政治身份上谁敢说有半点不同。

但问题是深圳能既容纳这么些中低层的人员而又去建设一个以香港为范本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吗？事实上深圳现在已经开始考虑通过产业升级转移来消化这样的人口积聚。姑且不说深圳能否做到这一点，更严肃的问题是深圳可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深圳之外，中国社会能把密集的劳动大军转移到中国之外吗？

政改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一定要问清楚为谁的利益而改，为谁的权利而改；公平正义最起码的底线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

那么，面对这样的逻辑要求与现实状况，深圳准备怎么改？深圳又能怎么改？

从深圳一个区域的先行先试改革就可以看出，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下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才能真正走向实践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决心、需要勇气，更需要策略、需要基础。空洞的口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于事无补。只有真正搞清楚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的主体培育、利益格局、技术准备，真正弄清楚消除阻力的方式方法，才可能为务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图。（四）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点

那么什么内容的、什么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能推进和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呢？回顾改革历程，遵循改革规律，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说，适应下一步中国社会改革深化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破题。

一是规范权力。

政治权力是保障一个社会稳定有序不可或缺的要素，任何弱化政治权力的做法不仅幼稚、甚至有害，尤其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大国来说，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是福不是祸。但是信任权力不等于放纵权力。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比如，失范的权力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比如转换政府职能、培育非政府组织、鼓励媒体监督，辅之以现代技术进步的依托，比如互联网带来的公开化、透明化等等，把权力装进法治的笼子，让它服务于社会而不能凌驾于社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开始。

二是保障权利。

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运行中出现了诸多让人费解的现象。比如，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家“不找市场找市长”，甚至于到最后“不找市长要当市长”，企业家关心的不是经济运行而是政治背景，总想为自己戴顶红帽子；又比如，一方面是经济高增长，GDP大膨胀，另一方面却是老百姓“三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活改善状况极大反差；还比如，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但在教育部门的统计表上已经“被就业”了，水价上涨原来是居民已经被自来水公司董事长“代表”了，以至于有人戏称中国社会进入了“被时代”。所有这些现象看起来互不关联，其实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正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经营的权利缺失，只能在非经济领域去补偿；社会公众的基本福利被漠视，只能勤劳而不富有；既然逃不脱被别人“被”的命运，何不“打打酱油”自我安慰。

可是当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通过不得已的方式得以暂时缓解的同时，其实是给未来社会健康发展埋下了雷区。社会发展其实就是公民权利清单被不断拓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跟进。因而，有效保障社会公民的权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

有的同志寄希望于一个聪明、慈祥、全能的大家长来保证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正义。其实，再聪明的家长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再慈祥的家长也难免有偏心的可能，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所谓全能只能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如果这个家长有些私心只顾自己不顾他人麻烦就更大了。所以，真正可靠的还是让社会群体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自己去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通过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等等。

不过，汲取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做到这些还稍嫌不足，我们还应该再往前走一步。这就是当政治体制说要保障权利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保障谁的权利，保障什么样的权利。没有后面的这明确界定，保障权利就不仅是一句空话，甚至还是一句谎话。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为了城市化拿走了农民的土地让他们成为了失地农民；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进城务工人员只能拿极低的工资；为了企业的高效率，一大批工人下了岗。可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我们经常讲特色，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色”所在。

三是构建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中国社会现有的政治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革命、改革、建设奋斗所得，是历史的赋予，是既定的事实，执政合法性毋庸置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时代的演进，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实践信仰来构建新的政治生态，以进一步充实和丰富政治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唯一执政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但是，如果回避开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回避开共产党的先进性，来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会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会给多党政改提供口舌。

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宣示并身体力行地实践其信仰。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切实做到了党章所要求的没有自身的利益，还会有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吗？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把自己当做服务员为人民服务，社会公民的权利能得不到保障吗？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了民众的主人公地位，人民可以有效地监督政治权力，有必要搞走马灯似的政党竞争吗？

中国共产党要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净化乃至凤凰涅槃的行动告诉公众，目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体制方面的不适应、不规范、不理想，皆是政党自身的先进性没有充分体现、有些淡漠，皆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尚且初级、还不够格。并不是政党本质的矛盾，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困境，通过加强政党自身建设、通过社会主义不断进步，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最后，强调一点。实践信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上，就是一定要改，而且要深刻地改。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困难，就给很多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总是在外围兜圈子，或者只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改革来搪塞。邓小平当年对此曾做出很明确的回应：“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2]修修补补”。即使有些方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要像邓小平所说的“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更何况政治体制改革并非“通天塔工程”，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不能克服，并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可获得。曾经有一位老同志讲过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这句话说透了体制变革的核心密码。也许当我们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甚至都用不了我们想象中那么久的时间。[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五、乐观看待政治文明的进步

对体制改革做出评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所要评价的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这一工作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易了。这主要是因为体制改革属于制度变迁层面的问题。制度变迁在常态社会往往是一个渐进而逐步演化的过程，更多的是水滴石穿，而不是立竿见影。

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巨大成就，肯定是不对的。这些年来，中国政治领域大量规章制度的出台，接二连三的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正职，党代会中差额选举的比例从代表提名到中央委员产生都有了新的体现，这些变化，哪一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但要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进展好像也有些不理直气壮，毕竟现实政治体制中相当弊端还在中国社会实实在在显示着其存在，我们很多好的制度安排还停留在文件要求与报告设想中。

既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作宏观的定性分析比较困难，我们不妨把视野转投到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些小事上去。这些小事虽然可能只是个案，虽然据此不可能得出什么规律性的结论，但显示一种态势，表达一种变化还是足够的。而制度演变理论告诉我们，真正的制度变迁往往不是体现在成文制度的走马灯变化上，而是先从社会生活方式的细小变化开始。

2007年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元年，就让我们以2007年的中国社会为例。（一）选票越来越管用了

2007年12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

2007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收到群众举报，反映河北省一名正厅级干部在省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期间进行拉票活动。中央组织部和河北省委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核实。经查，这名正厅级干部在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之前，采取打电话、当面拜访、请客、送礼品等方式拉推荐票，违反了换届纪律。11月30日，河北省委根据已经查明的违纪事实，决定免去其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并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视情况再作进一步处理。中央组织部就这一情况进行了通报。

从中央组织部的通告看，是把这一事件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的。确实请客送礼拉票是民主政治之癌，必须坚决查处。

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没有干部拉票的现象，而现在干部要拉票呢？答案很简单，现在选票越来越管用了。

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是政治体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变革前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组织意志，或者说是领导意志。干部的任用往往是上级组织部门直接决定，选票基本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有的干部任用可能需要通过选举这一形式，但是被圈定的选举人往往会听从组织部门和上级领导的意见，严格按要求去做，让选谁就选谁。被选举人根本不用去考虑选举人的意见。

比照过去这种干部选用模式，我们可以说干部们拉选票行为的出现，至少透露着这样的信息，这就是现在干部选拔任用的体制机制已经开始变化了；领导干部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没有起码的选票，就没有进一步提拔的可能。当然这种变化究竟具有多大的权重，是否已经足以构成制度的变迁与体制的更替，我们完全可以不下结论。但可以鼓励我们做出乐观判断的事例还可以在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看到：

2007年10月20日，十七大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大会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先后对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在8%以上。而这一比例在党的十六大上不到6%。差额选举模式毫无疑问是政治体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民意越来越有作为

还是《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9日，对厦门PX项目事件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PX项目，是厦门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投资108亿元，将形成80万吨对二甲苯的产能，加上其他产品，可望产生800亿元的年产值，占目前厦门GDP的1/4。由于该项目靠近居民区、学校等人口稠密区，其安全问题广遭质疑。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建议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的提案，紧接着厦门一些居民、学者也用自己的行为对该项目环境影响问题提出较大异议。结果该项目从5月30日起缓建。《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事件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12月中旬举行的环评座谈会的结论上，这就是“在海峡西岸地区择地迁建，是一个上上之选”。

对这一事件最直接的解读是什么呢？至少可以理解为厦门的一些居民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政府原先的计划，达到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意图；更进一步还可以解读为，政府能遵从居民意愿，放弃掉如此丰厚的利益，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说到底就是民意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起作用了，民意可以改变一些具体的政治决定了。

让我们乐观的是，厦门这一事件并不是个案，我们现在的体制不仅开始承认民众的这种参与，并鼓励这种参与。在早些时候的《人民日报》，2007年8月29日，报道了一个农民的故事：张召良，浙江奉化市长汀村村民。2004年因质疑家乡征地批复，他先后状告市国土局、市政府，并提请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遭拒绝后，又将省政府告上法庭。最终，浙江省高级法院判其胜诉。多家媒体相继对其报道，称其为“我国第一个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执政党的机关报以鼓励和赞赏的笔墨来宣扬这样的事例，我们很难不把它与政治体制发生的一些变革联系起来。

公民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能改变自己的决定。当我们从政治体制的层面来看，从中看到的是“参与权”的尊重与被保障。所谓“参与权”，主要是指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这里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包括选举、投票、协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批评、建议、通过平面媒体和网络讨论国家政务等。公民对国家政务（如立法、决策、执法等）和其他社会事务的参与，有利于防止社会公共政策和公权力行为的偏差和失误，平衡和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

这种政治参与活动可能还暂时没有制度化，但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潮流推动和作用下，以有效政治动员为基础形成的政治参与，必然会对现实的政治体系形成压力和挑战。要求我们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完善和发展政治体系，从而增大、增强其吸纳公民政治参与的空间和能力。（三）权利越来越被认可

2007年3月初，重庆市九龙坡区的一起拆迁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该事件的起因在于重庆市九龙坡区的房地产开发单位与被拆迁户在拆迁协议上的分歧。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于2007年3月19日裁定：被拆迁户必须在2007年3月22日前自行搬迁，否则将实行强拆。但是，3月21日被拆迁户把一面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挂在屋顶，表示坚决“保卫自己的财产”。最后，法院所裁决的强制拆迁并未实施。4月2日，经过各方努力，被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单位达成“异地房屋安置”协议，事件也告一段落。

在这一事件的进行过程中，被拆迁户的房子被人拍成照片发到了网上各大论坛，照片还被重庆网友起了一个有争议的题目：“中国最牛的钉子户”。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称谓是否规范，但这一事件在开发商做出让步的前提下理性解决的结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对被拆迁户的微妙态度，又让我们看到了与政治体制有关的一个词汇，这就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从理论上讲，我们从来没有否认和忽视过公民的合法权益，但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以及在政治运行大背景下各种具体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很多公民的权益在各种各样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被事实上侵犯和忽视了。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以及拆迁纠纷引发上访现象增多的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重庆这一事件的出现及其解决方式和结果，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在涉及公民合法权益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社会就业、收入分配、教育质量、社会保障和医疗救助等热门事件中充分考虑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充分考虑“个体”人的权利，创造公民和公共管理部门之间平等对话的条件，在具体的法律法规适用范围内，通过合法的协商程序、听证程序和诉讼程序，消除公民和公共管理部分之间的分歧，实现公民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有机统一。（四）社会越来越透明化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镇坪县的周正龙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的信息，但是马上就有公众对该地区是否存在野生华南虎和所拍摄照片的真伪提出了质疑。结果12月9日，国家林业局要求陕西省林业厅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和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委托国家专业鉴定机构对周正龙所拍摄的华南虎照片等原始材料依法进行鉴定，并如实公布鉴定结果。结果究竟如何，现在尚不得而知。但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已经出场了，这就是公民对于知情权的自觉维护与政府对于公民维护自身知情权的积极回应。

所谓知情权，是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当前发生的与普通公民权利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等，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具体来说，知情权包括行政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社会知情权以及个人信息知情权。享有知情权的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及其部门公开有关的信息，并享有在法定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这项权利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而且随着整个社会信息化的高度发展和公民个人对公共事务愈来愈广泛的参与和监督，日益凸显其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华南虎事件的意义在于，公众既然可以对陕西省林业厅的行为质疑，也可以对比陕西省林业厅级别更高的机关与部门的行为进行质疑；公众可以对虎照进行质疑，也可以对政府部门公布的其他信息进行质疑。政府要回应公民的质疑与提问，就必须主动公布一切可以公布的信息。这一年来越来越广泛的政务公开正是政府努力回应的一种姿态。所以，当公民与政府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并且成为常态时，既有的运行体制还能守旧不变吗？（五）干部越来越不好当

据新华社北京2007年9月16日电称，在中国要当好一名官员，“难度系数”正越来越大。不但单凭喝茶、看报来打发时日的“庸吏”和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贪官”们日子越来越“难过”，就算是一些兢兢业业真想有所作为的官员，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随着党纪国法对各级官员全方位的约束日益严格，随着对干部的选拔、管理措施的完善和加强，随着政治透明度的加大，很多官员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一判断在2007年底的时候，通过一个市长的免职清晰地显现出来。2007 年12月5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左木乡红光村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05人死亡。事件发生后，社会民众在关注援救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责任承担者处理结果的关注。果然，12月18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李天太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名免去其临汾市市长职务。据山西省委组织部门的免职通知上说，这是鉴于在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中，临汾市人民政府在安全监管方面负有责任。

实事求是讲，我们很难说这位不走运的李市长究竟对这一不幸矿难有多大的责任，在目前的煤矿生产条件环境以及安全监管体制下甚至更广一些的政治生态背景等等交互影响下，矿难的出现是有着很多客观必然的。

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公众不仅不对这位李市长给予同情，反而对这一做法给予高度的评价？为什么地方组织部门也支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理由只有一个，现代政治运行，有权必有责。领导干部作为公共权力的担当者，当他接受这一任命，走上这一舞台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包括在其权力范围内的全部责任。不能做出成绩是我的政绩，出了问题与我无关。李市长被免职标志着权力意味着责任的这种政治文化意识不仅越来越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也得到组织部门的接受。而在制度变迁理论中，文化意识观念的变化被看作是更深层面的制度变迁。（六）结论

通过对2007年中国社会这些细节的梳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是抱有乐观态度的。只是导致这些乐观的原因可能与一些同志的理解不同。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豪言壮语与鲜明态度给予厚望，认为只要有决心、有态度就一定会有结果。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自觉的决心与态度固然重要，客观的“不得不”更加现实和有意义。细究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政治体制的每一变迁，无一不是由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所推动。没有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没有技术进步出现的互联网络与信息化，2007年的这些变化，放在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历史使命和责任高度自觉的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体现。2007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其实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回应。

第三章 和谐的彰显

●对中国社会来说，呼唤和谐是大进步，实现和谐是大工程，践履和谐是大挑战。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谐社会关键在“和”，而“和”又关键在于“不同”。

●没有斗争，实现不了和谐；不着眼于和谐，斗争会步入歧途。因此，执政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有意识地培育一种竞争的环境，提升一些群体“斗”与“争”的能力。

●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好像在空中飞行的一架客机，不能做到一荣俱荣，但能做到一损俱损。所以，我们必须“同机共享”。

哲学家冯友兰是这样解释“和而不同”的：“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譬如一道好菜，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味道调和起来，成为一种统一的新的味道；一首好乐章,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

今日的中国，“和谐”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哲学家书斋中的议论，而是开始进入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蓝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也是对中国社会的庄严承诺。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虽然对中国社会来说，呼唤和谐是大进步，可是实现和谐却是大工程，践履和谐更是大挑战。

一、尊重不同而后才有和谐

这些年的中国，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越来越显性化，频率也越来越高。比如，由于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等等。凡此种种现象无疑对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提出了挑战。但挑战归挑战，并不能因之就认为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不稳定，就顺势退回到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计划管理模式中去。

和谐社会固然不是不稳定的社会，但也不是僵化的社会。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谐社会关键在“和”，而“和”又关键在于“不同”。（一）存在不同，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有这些变革、变动、调整、变化，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结论：当下社会的“不同”确实多起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等等。面对这诸多的不同，我们很多的社会管理者一时还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一种恐惧心态，在应对中要么如临大敌，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实，我们本不必如此。

社会的“不同”“多元”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由于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而且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与我们原有的工人、农民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利益获取的此消彼长，也肯定会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与问题。

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体更加活跃、社会动力更加强劲，而不再是僵滞、沉闷、死气沉沉与鸦雀无声了，那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没有前途，也就没有了希望。中国古代有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尽管现在似乎是多事之秋，是“矛盾凸显期”，但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是“黄金发展期”，其道理也在这里。（二）尊重不同，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理念

既然不同是客观存在的，又是进步的标志，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呢？这就是尊重，我们要尊重不同。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主体的分化不充分，很多时候社会利益往往体现为一种集体的利益、抽象的利益。比如，我们可以用国家利益去涵盖所有的利益，用人民的利益去统称所有的利益。这种做法不能说错，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都是首要的和最高的。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在它们背后有着具体而又丰富的内容，这就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利益充分体现和反映。我们不能动辄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尤其是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马克思曾经讲过，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同样，每个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体现也是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得以体现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在社会利益主体充分分化的现在尤其是这样。和谐就意味着承认不同、尊重不同，意味着不再是“统一”与“团结”，而是“兼顾”与“协调”。（三）协调不同，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举措

承认不同、尊重不同，意味着不再是“统一”与“团结”，而是“兼顾”与“协调”。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三个词是三重要求。“各尽所能”是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不能去压抑；“各得其所”是各个主体能享有自己可得到的和应该得到的权益与利益；“和谐相处”则是每个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去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说不能以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建立一种不同利益主体能有效和规范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这一机制不建立或者没有，社会群体就只能以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就可能铤而走险，也可能激烈对抗，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与此相配合，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也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发展中不可能始终是帕累托改进状态，不可能所有主体都受益而不受损。受损主体有了意见怎么办，我们需要尽快掌握并且适时反应，这就需要重视社会舆情的收集，让民众有地方和有途径可以说话，一味地掩盖、漠视只能是积小患为大害，遗失妥善处理的时机。

一个领导同志曾经打过一个比喻。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做的工作就好比厨房高压锅的工作。高压锅有排气阀，如果里面水蒸气积累多了，就会从排气阀排出来，之后高压锅就会正常煮饭。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去掉排气阀会怎么样？那就可能使高压锅爆炸。有的同志说，哦，高压锅爆炸说明高压锅的钢板不够厚，那好办，加厚它5厘米，但是水蒸气在里面还是越积越多，又顶不住了。怎么办？再加一层10厘米的钢板，反正我们中国是钢铁大国，有的是钢板。可是万一哪一天，钢板有质量问题或者说钢板用完了，到那时再炸了锅，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有人说我们过去好好的，怎么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告状的多了，上访的也多了，过去老百姓哪敢闹事？不就是因为你们老提和谐社会才闹的吗？

我们那位领导同志动情地说，我们这批人已经五六十岁了，也就再干一届、两届，但是中国共产党是要长期执政的，如果我们不能把执政隐患消除掉，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群众有可以出气的地方，把他们的气慢慢消化掉，这样我们的社会就有可能良性发展，往前走。（四）存异求同，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方式

中国社会这些年的发展，不仅新老阶层之间出现了冲突，就是传统的、我们认为是人民这一大群体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

前些年一个事例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把它当成和谐社会的典型案例，经常讲给大家听。

出差到南方，在首都机场到点了登不了机。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架飞机是从南方来的飞机，那架飞机晚点了5个半小时，结果乘客不下飞机。大家知道，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乘客不敢闹事。飞机降落，人家死活不下飞机，要求航空公司赔偿。航空公司说不能赔偿啊，我们也不想晚点啊！但是乘客说，除非你能证明这次航班延误是由于国家有重大政治任务而进行了航空管制，因为大家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然服从大局。如果证明不了这一点，这就是你航空公司的责任，就得给赔偿。航空公司说不行，我们是国有公司啊。这在几十年前，别说飞机延误了，能让你坐飞机就算可以了，你还敢向国家的航空公司索赔，这都反了！现在乘客们说得很有道理，航空公司是国家的，这一点不假，你的利益有国家的利益，但乘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是在依法纳税、依法经营的基础上获得利益的，我的利益也是受保护的。怎么办？航空公司一看如果再拖下去，把下面的航班也耽误了，后面的乘客也得闹事。于是就说：赔可以，但是你们别坐在飞机上，影响到别人上飞机，你们下飞机到会议室里面好好谈。乘客们说：不下，一下飞机就没有谈判的资本了嘛。怎么办？派两个乘客代表下来跟航空公司谈判。

航空公司说：好吧，那也行。别在大厅里吵吵闹闹谈不清楚，到会议室内谈判。

乘客代表说：不行，到会议室去就到了你们的地盘上，我们说话就不管用了。

谈判开始。

乘客代表说得很清楚：耽误五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赔偿100块钱，5个半小时是550块钱，我们体谅你们，就赔500块钱。

航空公司说：不行，打劫啊？绝对不能赔那么多！我们就赔100块钱。

乘客代表说：打发要饭的呢？400块钱。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乘客代表最后降到288元。航空公司从100元涨到200元，最后涨到250元，死活不涨了。

这个过程中有个情况就很有意思，当乘客代表谈判占上风的时候，航空公司把他们的一大群保安拉来，排在公司谈判代表背后，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别乱动，我们好歹代表国家，如果扰乱社会治安，我们还可以抓你。如果乘客代表占下风的时候，乘客就冲着后面航班我们这些乘客喊：你们说航空公司该不该赔？我们就说：“该赔。”因为我们也是乘客呀，大家同病相怜。

谈到了最后，250元。乘客代表说250多难听，这样吧268？

不行，哪能让你们发呢？

那好吧，260，成交。

最后260块钱，先前的乘客下飞机，我们上飞机。

这个案例典型地反映了和谐社会的特点，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琢磨：

第一个方面，所有的利益群体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之所在，并且愿意为之去争取。乘客知道他自身的利益，你耽误了我的时间，你就得赔偿，不能说你耽误了就算耽误。航空公司说我们也难，所以能少赔，就少赔。各个利益群体都知道如何趋利避害。

第二个方面，不同利益群体都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并且寻找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依据。为什么乘客们不下飞机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谈判的资本。下了飞机，航空公司就可能把他们当成皮球踢来踢去，就不管了。不下飞机，你就得来跟我们进行平等谈判。为什么不离开那个大厅？因为大厅里面有潜在的支持者，因为乘客利益是共同的。今天可能没被耽误，有可能哪天就会被耽误了。所以乘客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也知道自己的力量。同样航空公司也清楚它的力量是什么？是按照国家法规，某种程度上含有国家的利益在背后。把这一力量利用好，时刻告诉乘客不要乱动，所以双方都知道实现自己利益的可依靠力量是什么。

第三个方面，更应值得我们重视。大家琢磨一下，260块钱的概念是什么？它既不是乘客们所期望的数目，又不是航空公司所期望的数目。航空公司期望的是不赔或者赔得少一点。那么，为什么双方最后能在260元这个数目上达成协议呢？这是因为260元这个数目虽然不是双方所期望的，但却是双方都可接受的数目。

这个判断很重要。有很多同志说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期望的。我说错，那不叫和谐社会，那叫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还不到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和谐社会，物质基础做不到极大丰富，就不可能让各个利益群体都能达到自己期望的要求，只能达到利益的最低底线。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许不能保证中国社会上所有的群体都能达到他自己所期望的生活状况，但是我们应该做到，让所有的群体都能有最低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和谐社会的底线。

二、和谐不是与斗争说再见

自从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一些同志就认为这是对过去强调斗争的一种反动，甚至还概括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并且把两者截然的对立起来，似乎构建和谐社会就不会再有斗争，也不能再有斗争，要从此与斗争说再见。这种观念虽不一定要说是错误和有害的，至少也是天真和幼稚的。

首先，和谐社会并不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所限，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现实世界可资利用和可获得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还没有到也不可能马上就到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都能各取所需而不受限制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类欲望的过分扩张，在现实社会中人的需求近乎无限。有限物质与无限需求的矛盾必然会引发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争夺。

其次，和谐社会也不是一个全体成员都大公无私的社会。不可能出现所有社会群体都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无偿地奉送给别的群体。理论上的、信仰中的、道德理想所描绘的大公无私的状况，不可能遍及整个社会群体。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身的利益，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也越来越自觉、强烈。从别的群体那里争得更多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已有利益不受到别的群体的侵犯，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要引发矛盾、冲突、斗争。

最后，从哲学层面来讲，和谐本身内在包含着斗争的因素。“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不同的曲调构成优美的旋律，不同的色彩形成艳丽的图画，管弦琴瑟必然要此起彼伏，万紫千红自然会争奇斗艳。所以，“和”决不是“同一”，“和”关键在于“不同”。和谐社会就是一个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充分实现自己利益的社会，一言堂、清一色抹杀不同群体客观存在，僵滞、沉闷、死气沉沉与鸦雀无声的社会不是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仅不可能全是一团和气，你谦我让，反而必须是也必然是充满斗争、竞争、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竞争、抗争不仅不会减少，可能还会更普遍、更频繁、更激烈。因为这种争斗有些时候甚至还体现在生存的层面，不争，后来者、弱势者就没有生存空间与生存条件；还因为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往往是刚性的，既得利益者不会把已经装到腰包中的钱拿出来。更进一步讲，执政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有意识地培育一种竞争的环境，提升一些群体“斗”与“争”的能力。比如，面对日益加大的贫富分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公，我们必须举起“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旗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向其他社会群体要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能力。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职责，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所在。

当然，在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斗”与“争”与我们过去的那种“斗争”，无论形式还是结果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就一个有着统一政权、统一制度、统一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内部而言，毕竟你死我活的对立与矛盾已经不是主流。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通过求大同存小异的方式得以解决，大家可以通过竞争实现共赢与多赢，通过合作做大蛋糕而都多分一些。所以这时候的斗争更多可用“竞合”一词来描述。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斗争着眼点是合作、是共赢。所以就其形式来说更多地体现为让步、妥协、兼顾、协调。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每个利益群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去损害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或者说不以损害其他利益群体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斗争实现不了和谐，不着眼于和谐，斗争会步入歧途。当我们真正从哲学层面上看待斗争与和谐的时候，“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是合二为一的。

三、和谐社会的动态稳定观

实事求是讲，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有的同志据此便认为，当前一些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源于对“以人为本”的提倡，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坚持“以人为本”对立起来的现象。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承认，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以来，确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下子冒出了许多不稳定的现象。所以我们客观承认处于“矛盾凸显期”，我们也倍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稳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也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稳定现象并不是产生于坚持“以人为本”，而恰恰是我们多少年来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这盖子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来罢了。这也是因为我们基于一种历史的自觉认识到，随着时代的转换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盖子已经是再也捂不住的了。我们不要堵塞、压制、掩饰出来的表面稳定，而是要通过疏导、化解、消除矛盾而营造出来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本质稳定。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稳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来实现。这新的理念与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其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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