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全两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为雄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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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全两册)试读：

本书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时赋予了其较广泛的含义。它首先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也包括后来经列宁、毛泽东等人发展了的哲学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时提马克思主义，有时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主要是经过俄国传播且受其影响巨大，它更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广义上我们往往习惯将之统称马克思主义。并且，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离开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故本书在行文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等提法。在必要的时候，如果涉及列宁等人的哲学思想，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概念。说明这一点，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解。

世纪回眸，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历史过程，即从著作片段的译介、单篇著作的翻译出版到文集、选集以及全集的翻译出版，从零星观点、个别理论观点的传播到整个学说、系统理论的研究，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发挥和进行理论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从宣传、解说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知与行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可歌可泣。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抒发了为真理而斗争的豪情壮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唱响了一曲曲时代悲歌，写就了一段段威武雄壮的历史。

真实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并非易事。仅从文字写作上来说，它需要很大篇幅才有可能叙述得较为完整。要对这一课题进行全面研究，至少要求懂得世界近现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来到中国也是首先需要了解的。

故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本书篇章结构的安排兼顾了上述前提，有自己的独特结构。它由一个引论和总共七章构成。引论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在欧洲各国的传播，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各国的传播，并特别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传入中国过程中日本、俄国—苏联的桥梁作用。第一章叙述了20世纪初梁启超等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初次涉及，特别是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传播。第二章叙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和传播。第三章叙述了1920—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通俗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第四章叙述了1920—19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编写哲学教科书的状况，说明这种编写是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到创新的过程。第五章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在1930年代产生了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典型形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第六章叙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前这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宣传和应用等情况。第七章叙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最后，本书还附录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著、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和传播的情况。本书这种篇章结构的安排，是本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更好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

下面进一步对本书的篇章结构作一简单说明：

引论首先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最初在欧洲各国的传播，继之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各国的传播，并特别说明了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地跨欧亚大陆的俄国—苏联在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上的重要作用。首先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及它来到中国的具体途径，这让一般读者不需借助其他书籍即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大致情形，这不仅会得到一张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全球扩散与传播的“路线图”，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全球性的传播格局中，对中国作为受其影响的东方国家之一这一点更好地加以把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世界背景，即了解19世纪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欧及北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事实，就会更好地梳理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脉络，也会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挥重要的影响。

第一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前史，这对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起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比较重要。述说这段前史是不抹杀中国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功劳，不割断历史。它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中国人是在1899年从《万国公报》首次得知的，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中国人是在1902年从梁启超于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初次听说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宣传，首功在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派组织后来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第二章阐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重要贡献。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唯物史观，突出阶级斗争，强调社会革命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蔡和森、毛泽东等。这些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

第三章阐述在中国这个文化相对贫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怎样进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通俗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本章选择了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高语罕、艾思奇、胡绳、陈唯实、张如心、沈志远等，作为20世纪上叶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样本来加以说明。

第四章阐述1920—194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在课堂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而编写哲学教科书的情况，并选取瞿秋白、李达、翦伯赞以及陈唯实等人的著作进行述评。这些人的著作可视为从1923年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起步、发展与演化的样本。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特点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移植、借鉴到综合、创新，从作品多样化到趋于以苏联教科书为模式。李达、吴黎平、艾思奇、侯外庐、罗克汀等人的著作可视为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范型演化的个例。

第五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在1930年代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着重探讨了毛泽东何以能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始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何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典型形态。从其人生历程看，毛泽东从青年时起就爱钻研哲学和社会科学，在紧张的革命战争期间也抽空发愤读书。毛泽东能在他生活的时代成长为精通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巨人，主要在于他勤奋好学，长于独立思考，精于文章写作，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同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对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活动虽然比李大钊等人要晚，但却是后来居上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较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更紧密地联系社会实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第六章阐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岁月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前的17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特点，阐述的重点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宣讲社会发展史，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其二是大规模学习、宣传《实践论》《矛盾论》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普及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其三是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蓝本新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让中国人在课堂上使用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第七章阐述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取得的成绩，并着重阐发了其发展的三个主要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系统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不断创新，对哲学理论前沿问题探索范围的扩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各分支学科迅速建立。

最后，本书附录的两篇论文也有其特殊价值。第一篇论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百年来的翻译与传播》，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不了解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著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全过程，就难以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实际状况。尽管它属于原著翻译，但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类著作的引进与传播及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依据，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虽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为主的习惯，但其理论来源仍出于原著。该文重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特点。第二篇论文《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时呈现出多样性。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学者撰写的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布哈林等的《共产主义ABC》，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译著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一起，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了解这类情况，对于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及理论构成的丰富多彩是非常有益的。

本书采用这种叙述结构，回顾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其目的在于更好地总结经验。中国共产主义者从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伟大理论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回顾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作为先知先觉者的知识分子居功至伟。首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在知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翻译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原著和解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著作。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仿制和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再次，这些知识分子是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因此，深入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史，要以全方位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接受、理解、传播等情况，并特别考察中国共产党这个精英群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掌握、运用以及发展。

本书在阐述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智慧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宣传、掌握和运用时，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唤起民众、领导广大人民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人民革命需要唤起者和组织领导者。在20世纪上叶，中国作为东方小农大国，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继孙中山之后，担负起唤起民众、发起新的民主革命的重任。正是中国共产党善于走群众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转化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革命的方法论这一主要特点，就可以从中找出带有规律的东西。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注意结合实际来阐释理论，注意以共产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唤醒其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但未过多涉及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否则它将会成为对中国革命历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叙述。本书所注重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百年历史作一梗概式描述，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还应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得到传播，不仅转化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并且后来还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引起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巨变。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由于转换成汉语表达方式，也引起汉语语言形式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处在中国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有割不断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许多概念、术语都发生变化不可避免。又由于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实践取向非常强烈，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了。德国学者李博指出：“汉语里某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更应当在语言之外的领域寻找，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和文明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同西方国家甚至同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都截然不同，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中国共产主义领袖的中国式的文化和哲学传统也影响了他们对某些马克思主义基本(1)观念的理解。”李博的这种解释是有见地的。可惜，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汉语中某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变化和发展过多地展开阐述。

顺便指出，本书在谋篇布局时有详有略，这是其内容使然。引论的篇幅较长，因为它要概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及它在世界各大洲的传播，概述马克思主义怎样通过日本、俄国—苏联传入中国，篇幅太短说不清楚。最后一章即第七章的篇幅也较长，因为它要概述30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现状和学界取得的成绩，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其他章节的篇幅都不太长，这也同样为其内容所决定。笔者在叙述时依据其内容尽可能做到详略得当。

(1) ［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14，415．引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传播与来到中国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观点学说的体系。它一经产生便在世界上形成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在中国更是有重大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走向，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甚至人们的命运。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后，的确像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抱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第一代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本书主要阐述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本书主要阐述两个方面，其一是它的理论形态，即它在理论上是怎样传播、发展和演化的；其二是它的社会功用，即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是怎样发挥认识论与方法论作用的。

如果从1908年《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译成汉文发表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如果从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亦近百年。要把这百年的历史叙述清楚不是简单的事。但本书尽可能按照其历史脉络来展示它的不平凡的发展过程，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有一些重要的前提需要交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它是怎样诞生的？它最初怎样在欧洲各国传播？继而怎样在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传播？它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传入中国？在叙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之前，将这些问题加以简略说明，会形成一个较为整体的图像，人们也可以大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何种理论，它在世界范围传播的大致情形，以及它来到中国的途径。这也就是将中国作为局部放置在世界整体中、放置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来加以说明。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学说，首先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造，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而英国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源地。自13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尤其是自15世纪至17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通，欧洲一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纷纷扩展海外贸易，形成商业革命。金融资本家为追求利润不断寻求投资，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15世纪至18世纪间由于农业技术的改革与人口的增加，剩余的农业人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工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城市化，带来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推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教育较大范围的普及和提高。这些，反过来又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和成熟。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缺陷，使社会财富积聚在资本家少数人手中，广大无产者付出的劳动仅能换到微薄的报酬，生活处于贫困之中。这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社会阶级处于对立与斗争中。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已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大机器工业生产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而贫困，另一方面使资本家相互竞争加剧，加大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因生产过剩而出现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后，这种现象大约每隔10年就要出现一次。经济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这使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人的反抗运动连续爆发，震撼了欧洲。例如，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年至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等。这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斗争锋芒直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但无产阶级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认识不清，找不到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和方法。于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曾产生很大社会影响，这固然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反抗，但也阻碍了工人运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生存的斗争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于是，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就历史地提了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创立伟大学说的伟人。他们在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同时吸取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合理论点，批判其否认阶级斗争、看不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缺点，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创造新社会的真正力量，即无产阶级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夺取国家政权，让生产资料成为全社会所有就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使社会主义从乌托邦主义变成了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运动，变成了一种政治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能认清社会发展的方向，提出工人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他们具有丰富的学养分不开。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他们创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有着紧密联系。没有深刻的哲学见解和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也创造不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欧洲，它是适应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这其中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是太阳系学说。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说明了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同其他行星一起绕着太阳旋转。这一发现推翻了地球不动的观点，并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大踏步前进。英国科学家牛顿的贡献在经典力学方面。1687年，牛顿在论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对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运动三定律进行了阐述，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的一致性，说明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这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理论支持，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并推动了科学革命。德国哲学家康德亦对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1755年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推翻了太阳系在上帝“第一次推动”后就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则在1796年给“星云假说”作了数学证明。随着研究的进展，自然科学在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领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细胞学、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科学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细胞学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有机联系；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整个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进化论则证明生物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性质，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哲学上概括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并有自身的规律提供了科学基础。

在吸取自然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批判继承了欧洲历史上的哲学文化成果，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建立了辩证法理论体系，其学说中包含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这为揭示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提供了理论前提。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推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然而费尔巴哈忽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之简单地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吸收了它的辩证法“合理内核”，在批判费尔巴哈解释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时吸收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对于这种新的世界观所包含的理论，如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得很明白。他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1)的科学。”恩格斯尤其推重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自然界中简单和复杂的运动形式都包含矛盾，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是推动事物前进和过程发展的“实(2)际的力量”。人类思维领域中也不能避免矛盾。所以，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同时，客观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会遵循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恩格斯还阐述了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时间和空间、有限和无限、运动和静止、真理和谬误、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相对和绝对、一般和个别等一系列范畴。并且，恩格斯还把辩证法运用来说明人类的认识史，论述了人的思维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思维成果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说明了道德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具有历史性，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中，道德与阶级的关系密切。而且，平等的观念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平等观念和平等要求，无产阶级要求平等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也撰写了《反杜林论》的一些章节，如第二编《政治经济学》中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创立，虽然和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直接的联系，但又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悉心研究德、法、英等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分不开。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首先生产活动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整个庞大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变化。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经典性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3)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还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胚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4)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看重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同样是从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吸取到的思想精髓。在西欧的历史上，不少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论述过阶级斗争理论。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维科的《政治学》，再到圣西门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的著作，对阶级斗争都有所论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人类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亦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并有效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则把阶级分析的方法运用得更加自如。他们在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把所有制同国家联系起来考察时，不仅看到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行为，更深入探讨了这种斗争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即各社会阶级为着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彼此间进行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一开首就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还具体分析了各个历史时代社会阶级的演化和阶级表现形式的不同特点。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为着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从社会现实中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着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党人要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并提出共产党人的(5)“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正因为看重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斗争而成为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马克思还在较长时期内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种国际性政治机构的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想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6)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还从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方面进行了论证。在批判、继承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分析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着手，认为它里面包含着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属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这为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对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资本家使用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创立了崭新的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彻底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根本原因。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动的全面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认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必然达到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随着各个国家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后来改变了。例如，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演说时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劳动组织。但他们在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时，并不是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他说：“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7)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草案批判》中亦认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但是在德国专制制度下，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不过，可以“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8)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写进纲领里去。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展望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势时，强调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军公认了马克思明确规定的斗争的最终目标。但恩格斯同时指出，历史“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9)于害怕起义成就。”显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和政治设计是以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为基础的。

由上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造共产主义理论和全人类解放的理论，是与他们积极参加维护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利益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相关的。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文章严厉抨击普鲁士政府，维护农民的利益，后又因发表批评俄国沙皇的文章遭沙皇的抗议致使《莱茵报》被普鲁士国王下令查禁，他只得离开故乡来到法国巴黎。在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后，他又被迫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流亡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一起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1月—1846年5月）的写作，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后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起草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对于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他们积极支持和赞同。1849年8月，马克思从法国前往英国伦敦。在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着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1864年9月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参加了国际的领导工作。数十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社会进步并坚信人类美好的未来，对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进行总结，从理论上不断加以提炼，终于创立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遗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看，它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1845年春，马克思草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预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等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这种新世界观的充分说明。19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影响深远的划时代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公开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主张。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它运用政治经济学说明了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卓越的哲学见解。此后，马克思又投入人类学、历史学研究，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876年至1878年，恩格斯撰写了一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的文章，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1873年至1883年间，恩格斯着手研究自然辩证法，并撰写了若干篇章和片段，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领域。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抓紧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如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他不仅坚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培养了欧洲各国不少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全部重要著作，构成了宏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这为有志践行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人们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具体情形看，德国、英国、法国等国是其产生地。马克思主义一旦产生，就经德国、英国、法国向周边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扩散，向北欧和东欧国家扩散，向地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扩散，进而向全球各国扩散，逐渐传遍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了解马克思主义传遍全球的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以怎样的途径来到中国，我们会有更加完整的印象。

其实，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与传播是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革命理论时，就已开始传播和宣传工作，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使德国等国家的无产阶级相信他们的学说的正确性。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曾经说过：“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已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10)了广泛联系。”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建立全世界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就试图把共产主义学说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起来。1846年1月，他们在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通讯委员会实际上同时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组织，它力求同欧洲各国的工人团体、社会主义组织建立联系，宣传自己的观点，并沟通思想、了解情况。马克思、恩格斯为发起国际工人运动，在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它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在革命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1860年代，马克思又参与成立国际工人协会这一更大规模的国际性组织。这表明马克思总是不断地将自己的学说与工人阶级求解放的运动结合起来，及时指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使自己的学说进一步扩大影响。1864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四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1864—1876），这就是后来史学界所称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并努力用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作为该组织的指导思想。

国际工人协会是在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迅速，向世界各地输出商品并形成世界市场。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加强。特别是西欧一些国家有觉悟的工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于是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因之，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得到传播，随之也在俄国等国得到传播。

后来，虽然1871年法国工人在起义中成立的巴黎公社失败，第一国际于1876年解散，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反而更加扩大。18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促成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了有22个国家393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范围更加扩大。

当然，早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在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有不少忠于他们事业的追随者。为了清楚地了解这种传播的较为具体的情形，下面分国别一一加以简略说明。（一）在德国的传播

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国，该国不乏大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约瑟夫·魏德迈、威廉·沃尔弗等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等则是这种传播的后继者。

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demeyer，1818—1866）出生于德国西里西亚施韦德尼县一个依附农民家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追随者，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最早的宣传者之一。1845年至1846年期间，为筹划《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出版，魏德迈同马克思、恩格斯有比较密切的接触。1846年3月，魏德迈特意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家中取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将它带回威斯特伐利亚，后又为付印这些手稿做了大量的洽谈和准备工作，他还亲自誊清了一部分手

(11)稿。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故未能出版，但魏德迈一直关心它的命运。1847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后，为了扩大其影响，魏德迈积极协助《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于1848年1月刊出威廉·沃尔弗为该书撰写的评介性论文。魏德迈于1847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参加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他于1851年流亡美国，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美国。

威廉·沃尔弗（Wilhelm Wolff，1809—1864）出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的农村家庭，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忠实的朋友和助手，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述活动尽其所能进行帮助。1846年至1848年，沃尔弗居住在布鲁塞尔时就和马克思、恩格斯交往，后来结成终生的友谊。沃尔弗1846年成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至1849年参加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编辑部工作。1848年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沃尔弗亡命苏黎世，他一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一边教书。1851年6月，沃尔弗遭政府的驱逐来到伦敦，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助手。在马克思写作《流亡中的大人物》时，他曾为马克思搜集所需要的资料。“沃尔弗作为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是(12)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第三个参与者。”1859年，沃尔弗参加了马克思主编的《人民报》的工作，还为马克思写作《福格特先生》提供资料。同时，沃尔弗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向工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手。1863年底，多病的沃尔弗留下遗嘱将他的大部分积蓄赠给生活穷困的马克思，这对全身心投入理论研究的马克思来说是雪中送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称沃尔弗是“我的难以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13)产阶级先锋战士”；恩格斯亦于1876年特地为沃尔弗撰写了传略。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出生于德国吉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与领袖，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66年8月，李卜克内西任《德意志人民报》负责人时曾发表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8年1月，李卜克内西主编《民主周报》时曾发表恩格斯撰写的《资本论》书评。《民主周报》改名《人民国家报》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后，李卜克内西仍为主编。1871年，该报全文发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75年，德国两派工人组织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次年两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合并为新党的机关报《前进报》，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时在报上发表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出生于德国科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和宣传者。工人出身的倍倍尔十分爱学习，因阅读了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而成为社会主义者，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在1872年至1875年被监禁期间，倍倍尔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书，在监狱里写出了《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书的初稿，该书在1879年出版。后来，该书改名为《妇女与社会主义》，至1973年为止在德国印行62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晚年，倍倍尔不顾疾病缠身，参加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编辑出版，并写作了三卷本回忆录《我的一生》，把自己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留给后世。

弗兰茨·梅林（Franz Merlin，1846—1919）出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先后入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他在读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后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成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党刊《新时代》的编辑。梅林是第一位系统地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理论家，著有《马克思传》等书。从1893年起，他发表大量哲学论文，后被收入书名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中。《马克思传》既是第一本系统研究马克思生平、事业和思想的专著，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专著，该书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创始人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条件紧密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梅林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伟大意义：“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是马克思最大的科学业绩。他以此而对历史科学作出的贡献，正和达尔文对(14)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中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产生的必然性：“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15)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不过，梅林对马克思不盲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其见解不正确。例如，《马克思传》中的某些见解就不正确。正如《马克思传》中文版“出版者说明”指出的：“梅林的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斗争和意义的错误理解，在某些问题上为巴枯宁辩护，以及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福格特先生》等重要著作的意义估计不足，等(16)等。”尽管梅林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观点，但他仍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97年至1898年，梅林出版了长达四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这是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较好地叙述工人运动史的著作。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考茨基出生于布拉格，曾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考茨基的思想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1882年秋，他筹备创办并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考茨基发表了许多论著，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唯物史观以及党的纲领作出通俗的论述，曾得到恩格斯首肯。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包括《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1789年的阶级矛盾》（后改名为《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1889年）、《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等。1891年，在恩格斯领导下，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起草《爱尔福特纲领》，后来又受委托于1892年撰写《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考茨基还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编辑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即《资本论》第四卷。他专注于从革命前景来评论与证明改良政治的正当性，但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他的和平主义受到列宁的批判。不过，考茨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有贡献。狄慈根生于德国科伦附近的布兰肯堡，原是制革工人，1848年革命后他曾两度侨居美国。狄慈根长期坚持自学，1869年写成长篇论文《人脑活动的本质》，1886年写成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7年又写成《哲学的成果》，这些著作表明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理论上取得了较大成果。

罗莎·卢森堡（Rosa Luksemburg，1870—1919）出生于俄属波兰边界附近的扎莫什奇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她是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波兰王国当时处在俄国统治之下，1898年4月，卢森堡获得德国国籍并进行德国占领区波兰民族的工作，后来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她还参加过《前进报》等多种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来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9年）为书名出版。从1907年至1914年，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任教，并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资本积累论》（1913年）一书。1918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创建德国共产党。卢森堡的革命活动和影响是国际性的，她“从1892年直到去世，撰写了文章、图书、演讲稿以及小册子共达(17)700余种”。（二）在英国的传播

英国可视为马克思的第二故乡，是马克思长期的侨居地。英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度，第一国际就是在伦敦成立的。然而，一般英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甚至有误，不过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传播。19世纪中下叶，英国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阶级斗争再度处于激化状态，故民主联盟（1881年）、社会民主联盟（1884年）、社会主义同盟（1884年）、独立工人党（1893年）等工人阶级的组织相继成立。由于英国的政治改良主义思潮根深蒂固，一批与马克思、恩格斯联系密切的从事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者，同工联主义、费边社的改良主义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英国对马克思主义做传播工作的主要有爱德华·艾威林夫妇、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和威廉·莫里斯等人。

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1851—1898）是作家、政论家，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艾威林1884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同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是1889年、1891年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在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艾威林同萨·穆尔合作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艾威林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反击工联主义分子、费边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同时揭露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伦理社会主义”。艾威林著有《供学生阅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生平与活动》《达尔文学说》《达尔文的生平与活动》等书，他还和他的妻子艾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合写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和妇女问题的论著。而艾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55—1898）是马克思的女儿。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也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她的主要贡献是翻译、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英文版著作，还撰写一些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思想的读物，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艾琳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研究当时的工人运动史。她所著的《英国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等书，有许多深刻的分析，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为反对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艾琳娜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妇女问题的理论家。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1854—1926）是19世纪下叶宣传马克思主义比较著名的人物。1883年，巴克斯参加由民主联盟改组而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1890年，他又参加英国独立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并对历史与哲学感兴趣，巴克斯1879年开始撰写有关解释《资本论》理论的评论文章，并撰写《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书。1881年12月，巴克斯为“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且是献给马克思本人的，这令马克思欣然。尽管巴克斯这本书中有关马克思的传记和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阐述有不少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马克思在(18)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的时候，这本小册子让马克思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巴克斯的著作还有《哲学史指南》（1884年）、《社会主义伦理学》（1886年）、《实在问题》（1893年）、《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和远景》（1894年，与威廉·莫里斯合著）、《从新观点来理解》（1903年）、《实在基础》（1907年）等。这些著作或多或少地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出生于英国沃尔瑟姆斯托，是诗人和小说家，还是设计师、画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之一。至19世纪70年代，莫里斯的政治兴趣日渐浓厚，他与恩格斯等人一起发起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参加社会主义者联盟。尽管受无政府主义派的排挤，莫里斯通过写作和演讲支持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1884年至1890年，他出版了《艺术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纲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896年，他还发表了题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演讲。（三）在法国的传播

法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地之一，马克思非常关心该国的工人运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尽力协助法国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1879年，法国工人党建立，这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亲自帮助的结果。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人物主要有保尔·拉法格、茹尔·盖得等，他们与马克思的关系十分密切。保尔·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茹尔·盖得则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社会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并从巴枯宁派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返回法国，曾进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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