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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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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云（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古史风云

为何康熙之女都短命？

顺治之女最短命

和顺治帝福临的女儿相比较，玄烨女儿短命的情况还不算最突出。福临有六女（抚养之女除外，下同），五人早卒，比例高达83%。六个女儿的平均寿命为10.17岁。唯一长大成人的二公主，也仅活了33岁。

为做进一步探究，需要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的女儿，再分别作一对比。

努尔哈赤有八个女儿，七个长大成人，平均寿命是53.88岁。

皇太极有14个女儿，全部长大成人，平均寿命是37.71岁。其中皇长女至皇五女出生较早，入关前都已嫁给蒙古贵族，她们的平均寿命为50.2岁，这同努尔哈赤八个女儿的平均寿命（53.88岁）相差无几。而皇六女到皇十四女陆续出生于天聪七年（1633）至崇德六年（1641），清朝入关时，九人的年龄在四岁到12岁之间，她们的平均寿命仅为30.08岁，大大低于五位皇姐。

可见，清初四帝之女的健康状况与寿命长短，在关外和关内有很大不同。努尔哈赤的女儿都出生在他建立后金汗国之前，成长在天命年间。在此阶段，包括后宫制度在内的各种典章规制远不完备，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较小，皇女们所受约束少，活动天地较大。这些因素对于她们的成长发育，很有益处。皇太极前五个女儿的生活环境，与前者无显著差别，所以同努尔哈赤的女儿一样，寿命较长。

生命在于运动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女儿出嫁前住在深宫内，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皇子们自幼即开始骑射、游泳（玄烨诸子）等训练，稍大又经常跟随皇父外出，参加行围，从而有助于开阔眼界，强健体魄。公主们则没有这种条件，她们被局限在深宫一隅，愈益受到伦理纲常与宫内繁琐礼节的束缚，大多体质孱弱，抵御疾病侵袭的能力自然较差。

清初痘疹流行，对公主的早卒与短命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原因。痘疹的危害性对公主和皇子并无区别，然而玄烨皇子的成活率与寿命，都大大超出公主。玄烨有子35人，早卒者15人，比例为43%。35个皇子的平均寿命为32.77岁。早卒皇子的平均寿命为3.87岁。20个成年皇子的平均寿命为54.45岁。

清朝入关后诸帝之女夭折率高，平均寿命短，原因是很复杂的，以上只是指出其中的某些方面。

玄烨的八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中，有六个嫁与蒙古王公，数量之多，居清朝入关后历代公主之冠。不仅如此，玄烨的孙女及宗室、觉罗之女远嫁蒙古者，也不在少数。她们都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有功之人。

皇太极曾将他14个女儿中的10个远嫁蒙古，玄烨同样让自己的大部分女儿与蒙古王公联姻，显然有效法祖父之意。此外，玄烨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嫡母孝惠皇太后，都来自蒙古贵族之家，玄烨这样安排女儿的婚事，也是为了亲上加亲，取悦于长辈。当然，根据清朝局势的需要，以此举措巩固满蒙联盟，加强统治，也是玄烨考虑的重点所在。

远嫁蒙古，对于玄烨的女儿们来讲并非幸事。

女真族在形成满族共同体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与蒙古族相邻而居，交往密切，在文化上受到蒙古族较大影响，加以相同的自然环境，使得两个民族的习俗有不少相通相近处，这为彼此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玄烨嫁女时的情况，毕竟已不同以往。

清朝入关前，满蒙贵族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而努尔哈赤之女及皇太极年长之女又都擅长骑射，身体素质较好，来到蒙古草原后，对那里的一切不会感到过于陌生。玄烨之女则非如此。她们虽有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但体质较弱，加之紫禁城里优越的条件，与草原贵族之家有较大差别。这些因素，削弱了她们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力，使之下嫁蒙古后面临种种困难，身心两方面受到不利影响。

玄烨是一位慈父，对于女儿们远嫁蒙古而会遇到的不适与艰辛，早有预料。他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是将女儿们的成婚年龄尽量后延，以便使她们对婚后的一切变化，能具备较强承受能力，处理事情时也更能应付自如。所以，玄烨八位公主的婚龄，是在18岁与22岁之间，平均为19.12岁；而努尔哈赤的七个女儿的平均婚龄为15.3岁，皇太极的14个女儿平均婚龄为13.36岁。

甄妃是不是洛神的原型？

名字的传说

江湖上传说，甄妃名叫甄洛；江湖上又传说，甄妃名叫甄宓。那么，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切的传说都来源于曹植的《洛神赋》。且看，那《洛神赋》开篇：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再看，《洛神赋》对洛神样貌的描写：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传说，甄妃就是曹植笔下的“洛神”。取“洛神”之“洛”，即为“甄洛”。“洛神”又名“宓妃”，故曰“甄宓”。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史书里并没有确切的记载甄妃的名字，因此，我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甄妃就是甄洛，或者甄宓。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她的故事。

睡觉的异象

甄妃，出生于中山无极。她出生的时候，家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现象，她老妈也没有做过什么跟龙交配之类的梦。不过，像她这种传说级别的人物，当然不可能很正常，总该有些地方异于常人，才配得上她的身份。那么，甄妃到底是哪里不正常呢？她睡觉不正常。

江湖上传说，每当甄妃睡觉的时候，家里人就仿佛看见在她床边站着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件玉衣，盖在她的身上。除了睡觉不正常之外，江湖上还传说，有一位算命先生，曾经给甄妃几兄妹算过一卦。算命先生说，其他人都不咋地，只有这位甄小MM，面貌贵不可言，将来一定能飞黄腾达，云云。很显然，上面两个传说信不得。

丈夫的更替

甄妃从小就长得眉清目秀，随着她一天天长大，就出落得更加如花似玉，美丽动人了。渐渐的，甄妃的美名就传开了。大概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袁绍亲自主婚，让他的二儿子袁熙迎娶了甄妃。后来袁绍为了发展业务，把公司做大做强，就让袁熙去做了幽州地区的执行总裁。甄妃就留在邺城，和婆婆刘氏住在一起。后来，她公公袁绍和曹操有一些生意上的竞争，就发生了冲突，结果袁老总的市场份额就被曹老板抢占了。袁老总输得一败涂地，只能宣布破产，正式退出了三国市场。

那天，曹老板带着手下员工们，在邺城建立了一个分公司，准备在邺城发展业务。当时曹老板的大儿子曹丕也跟着来出差了。曹丕在邺城里晃来晃去，一不小心就晃到了袁府门前。于是，曹丕就进了袁府。接下来的故事，有两种版本，《魏略》一种，《世语》一种。这两个版本故事其实大同小异，区别在于第一个版本的甄妃是把头伏在婆婆刘氏的大腿上，第二个版本的甄妃是缩在刘氏身后，仅此而已。在这两个版本里，甄妃都被描写得非常漂亮，以至于曹丕第一眼看见她，就被她彻底迷住了。就这样，十六岁的曹丕娶了二十一岁的甄妃，从此以后，他和她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过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里面，完全没有关于曹甄二人婚后的生活记载，陈寿同学惜墨如金，只写了甄妃的结局：被曹丕赐死。于此可见，什么“幸福生活”，其实都是逗小孩玩的。“第三者”插足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女人：郭女王。她跟甄妃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不得不讲。郭女王的爹妈死得早，再加上那年头混乱，她从小就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她被一户人家收养了；再后来，曹老板的公司招人，她前去应聘，就成了曹丕曹大公子的小蜜。郭女王是一个很有心机和头脑的女人，对曹老板的公司发展，她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平时，曹大公子要作什么决策的时候，郭女王常常会以小蜜的身份，向曹大公子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让曹大公子觉得受益很大。曹大公子常常搂着郭女王，感慨万分地说：“我本以为你只能做我的小蜜，没想到你还可以做我的小秘，真是买一送一，被我赚到了呀！”

一直以来，郭女王都非常受宠，其程度更甚于甄妃。甄妃的失宠，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三国志·魏书·后妃甄皇后传》里面记载，“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皇）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关于甄妃之死，《三国志·魏书·后妃郭皇后传》也有记载，“甄后之死，由（郭）后之宠也。”从这两个女人的传记来看，甄妃死于郭女王之手，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了。另外，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甄妃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被立为皇后，后来她的儿子曹睿即位，才把她追尊为皇后。

甄妃死了，他的儿子曹睿还在。对于母亲的死，他愤愤不平，他觉得母亲的死是无辜的，但是他又救不了母亲，心里就多了一个打不开的结。

儿子“有出息”

曹睿是曹丕的长子，本应是太子，但曹丕赐死了曹睿他妈，因此父子间始终有芥蒂，曹丕一直下不了决心立曹睿为太子，就这样太子的问题被搁置了好几年。有一年，曹丕带着曹睿到外面打猎。在猎场里，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曹丕眼明手快，拉弓引箭，“嗖”的一声，那只母鹿应声倒下。曹丕让曹睿解决小鹿。曹睿看到那只在母鹿身边哀鸣的小鹿，忽然间流下了眼泪，说：“陛下，你已经杀了母亲，我不忍心再杀儿子。”从这一天开始，曹丕就有了立曹睿为太子的念头。

公元二二六年五月，魏文帝曹丕病重，自知时日不多，于是把曹睿和一些大臣叫到病床前，正式册封曹睿为太子。不久之后，曹丕驾崩，在位七年，享年四十岁。“第三者”惨死

魏明帝曹睿即位之后，终于可以放手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了。他母亲活着的时候，没有被立为皇后，现在他变成了皇帝，就决定追尊他母亲为“文昭甄皇后”。除了追尊他母亲之外，曹睿还要向另外一个女人展开报复——郭女王。

曹丕有一位夫人，姓李，跟甄妃私交甚好。李夫人向曹睿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甄皇后之死，是因为郭皇后的谗言。甄皇后下葬的那天，郭女王叫人用糠把甄皇后的嘴塞满了，然后再用她的头发盖住了她的脸，让她死后不见天日，不能言语。李夫人放出这么一个爆炸性消息，让曹睿痛哭流涕，仰天长叹：“娘，你死得好惨呀！”曹睿哭完了，就去找郭女王，要问个究竟。然后郭女王死了。下葬的时候，她受到了和甄妃当年一样的待遇。

艳遇“有木有”

在历史上，甄妃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美女，其知名度虽然不如四大美女来得高，但也绝对不低。而她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自曹植的《洛神赋》，相传她就是曹植笔下的洛神。甄妃到底是不是洛神的原型呢？

一字不漏地看完了甄妃和曹植的传，却没有发现这两个人有任何瓜葛。如果说这两个人有什么交集的话，只能说甄妃是曹植的大嫂，仅此而已。也有人要问了：既然甄妃是曹植的大嫂，那么两个人平时应该能经常见面，一来二去，这两个人之间，会不会……关于这些问题，没办法回答。

英雄美人，或者才子佳人，符合人们心中美好的祝愿，人们对这种故事总是津津乐道。比如英雄项羽跟美人虞姬，比如才子司马相如跟佳人卓文君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传唱不衰。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曹植和甄妃浮想联翩，人们总想一位大才子和大美人之间若是不发生一些事情，就太可惜了。甄妃本不是洛神，是人们把她想象成了洛神；曹植本不是写甄妃，是人们以为他是写甄妃。

风流才子之谜：真实秋香年长唐伯虎20多岁

提起唐伯虎，人们眼前多会浮现出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演绎的形象：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浪漫非凡。特别是他“三笑点秋香”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成为市井美谈。

历史上的唐伯虎真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子”吗？他果真因为美丽的秋香回眸“一笑”，就卖身为僮，“点”了秋香吗？这实在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跌宕人生

唐伯虎（1470-1523），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故名唐寅。寅属虎，故字伯虎，号子畏，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和文学家。其父唐广德是苏州小商，母丘氏。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闲暇时也学画山水花鸟，曾与文徵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

十六岁时，唐伯虎在秀才考试中获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因才华出众，他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

十九岁时，唐伯虎娶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甚洽。

二十五岁那年，唐伯虎家中遭遇特大变故，父、母、妻、子、妹相继去世。这使他深感祸福无端，死生无常，意志一度消沉。后在好友祝枝山、文徵明等人的鼓励下，重拾古文，发愤苦读。

二十九岁时，他参加应天府乡试，名列榜首，一时之间，“解元公唐伯虎”之名，传遍了南京城。

第二年，踌躇满志的唐伯虎进京会试，与江阴举人徐经同行，正所谓“一朝欣得意，联步上京华”。徐经富甲江南，入京后，以钱财贿赂会试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了试题，并且在开考前请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不久事情败露，程敏政遭到弹劾，徐经、唐伯虎也以“科场舞弊”为由锒铛入狱。

徐经家财万贯，大洒银两，自然得到了牢头狱霸的照应；没钱无势的唐伯虎却是吃了不少苦头。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淋漓尽致地倾诉了他的痛苦与屈辱：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自贯三木，吏卒如虎，举头抱地，涕泪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因查无实据，案情不了了之。《明史·程敏政传》云：“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但程敏政因此而致仕（退休），唐伯虎则被黜放到浙江偏远之地为吏。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唐伯虎心灰意冷。他耻于为小吏，又没脸面回家，便开始游山玩水，放浪形骸，遍历浙、皖、湘、鄂、闽、赣等省，第二年才返回苏州。因家境清贫，续弦何氏也离他而去。他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丹青自娱，靠卖文鬻画为生。他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言志》）

其宁静淡泊之志跃然纸上。

弘治十八年（1505），三十六岁的唐寅续娶沈九娘为妻，随后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屋，命名为“桃花庵”（遗址在今桃花坞大街），过着清贫闲适的生活。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桃花庵歌》）

明正德九年（1514），唐伯虎被明宗室宁王以重金礼聘到南昌，但他发现宁王心怀异志，便急流勇退。其《诗赠宁王》云：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厄。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他佯装疯癫，脱身回归故里，后来宁王起兵反叛朝廷被平定，唐伯虎因而逃脱了杀身之祸。从此他思想渐趋消沉，转而信佛，认为人生正如佛经所示：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遂自号“六如居士”。

由于仕途无望，名气逐渐低落，画卖不出去，唐伯虎晚年生活拮据，他在《与文徵明书》中写道：“反视室中，瓶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

嘉靖二年（1523），唐伯虎贫病交加，在桃花庵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四岁。临终前，他取绢一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伯虎绝笔》：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其旷达若此！“秋香”之谜

尽管唐伯虎之诗、之书、之画堪称“三绝”，但最为后人所知的还是他“点秋香”的故事。

据现代著名学者赵景深在《三笑姻缘的演变》中考证，该故事起源于元代戏曲和明人笔记，其中王同轨《耳谈》的记述，与“唐伯虎点秋香”情节基本吻合，但主人公却不是唐伯虎。

其大意说，苏州才子陈元超，性格放荡不羁。一次，他和友人游览虎丘，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陈公子灿然一笑。陈公子访得秋香踪迹后，便乔装打扮，到那官宦人家做了公子的伴读书童。不久，陈元超觉得时机已到，因为他发现公子已经离不开他了，便谎称要回家觅女娶亲。老爷说，府上有这么多婢女，你随便挑。于是陈公子便如愿以偿地点了秋香。

唐伯虎也有一段仅只“一笑”的故事，见于朱季美的笔记《桐下听然》。其大意说：华学士鸿山泊舟吴门，见邻舟一人自酌自饮，科头，时时拍案叫骂，问之，原来是唐伯虎。华学士肃整衣冠过谒，子畏科头相对，谈谑甚洽，对饮而醉，“当谈笑之际，华家小姬隔帘窥之而笑。子畏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

只有隔帘一笑，也有诗，酒，却没有姻缘。

后来，《蕉窗杂录》、《泾林杂记》等书把它编成有头有尾的故事，唐伯虎开始卖身为奴、追求秋香了。到明朝末年小说家冯梦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点秋香”故事基本定型。

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有。据现代学者孟森考证：秋香姓林，名奴儿，又名金兰，秋香则是她的艺名。她本来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聪明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由于父母双亡，沦落至金陵为妓。

秋香美貌聪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此在声色场中艳冠一时。秋香确实被人点过，但肯定不是唐伯虎，因为据孟先生考证，秋香比唐伯虎大二十岁。而且，秋香很早就脱籍从良了，有老相好的想和她再叙旧情，她画柳于扇，题诗婉拒：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可见，即使唐伯虎有可能同秋香相遇，也不会有相亲相爱的机缘。倒是祝枝山不知在什么场合见到过秋香扇面，为她题过一首七绝：晃玉摇金小扇图，五云楼阁女仙居。行间看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书。

把秋香比做薛涛，可见她也是个“女中才子”。她的画在当时就很有名气。明《画史》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向沈周学画。沈周是明代著名画家，也是唐伯虎的、文徵明的绘画老师。他在《临江仙·题林奴儿（即秋香）山水画》中写道：“舞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下芳名。”可见，秋香走出风月场后，曾以绘画闻名于当时。

至于那位华太师，也是有的。他是无锡人华察。据《明史》记载，他字子潜，号鸿山，生于公元1497年，卒于1574年，嘉靖五年（1526）二甲十三名进士。他比唐伯虎小二十七岁。他中进士时，唐伯虎已经去世三年。等到他拜大学士入阁，后来告老回乡时，唐伯虎的棺木早已朽腐了。

并非“风流才子”说

发生在唐伯虎身上的第二桩公案是，他是否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此说出自明阎秀卿的《吴郡二科志》。该书记载：唐寅进京会试蒙不白之冤后开始浪迹江湖，曾意气风发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对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许多人提出了异议。理由是：

其一，有关唐伯虎的风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的。比如秋香，我们已专题讨论过，秋香大唐伯虎二十岁，华太师小唐伯虎二十七岁，这是一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与唐伯虎的真实生活无关。又如，他的第三个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宝箱的有“杜十娘”，赵匡胤千里相送的有“赵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妈的第九个孩子，但好事之徒却把她附会成唐伯虎的第九个妻子，于是便有了“九美图”之说。一夫“九美”，能不风流吗？

其二，阎秀卿虽为明代人，但史料中没发现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对唐伯虎的记述没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从现存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篆文印章来看，朱底白文，约五点五厘米见方，与唐伯虎所作画幅、印章相比，显得过大。特别是印章边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属戎青刻”的字样，又有文徵明的“题六如居士诗”四首，还有清代金石家汪启淑，画家巢林、西唐等人赞辞、题识，有故弄玄虚之嫌，显然是民间好事者的伪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虽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决不会伤害朋友。如果他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那将置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于何地？特别是祝枝山，年长唐伯虎十岁，才情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风流怪诞甚或过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几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沦中奋起；唐伯虎经济拮据时，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给他无私的援助。站在这样有恩有爱的朋友面前，他能、他敢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吗？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时期，不过是他十六岁高中秀才之后的几年。那时他还小，父母在堂，夫妇恩爱，功名还未成就，既不敢高标傲世，也不能风月无边。二十五岁时，父、母、妻、儿、妹相继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岁“秋闱”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顶峰，但时日苦短，接连要赶到北京参加明春的会试，实在是无暇风流。而一旦会试之后，即被搜捕入狱。出狱后，仕途断绝，颜面扫地，妻子出堂，门庭冷落，仅以卖画为生，惨淡经营，渐入困境，诗作中再也看不见满纸云霞，看不见达意潇洒，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没钱”之类，有感伤语，有失意语，有警世语，有自慰语，有旷达语，但绝无自傲语。特别是晚景凄凉，贫病交加，诗曰：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荒村风雨杂鸣鸡，燎釜朝厨愧老妻。谋定一枝新竹卖，市中笋价贱如泥。（《贫士吟》）“落魄迂疏”，可悲可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说，能附丽于何时、何地呢？“风流才子”之确证

但是，也有人认为，唐伯虎少年得志，有青云直上之势，中年突遭贬遏，愤而佯狂自傲，称自己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吴郡二科志》有较强的史料价值。据有关专家考证，阎起山，字秀卿，长洲人。生于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正德二年（1507），享年仅二十四岁。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吴中名流，与文徵明等人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吴郡二科志》撰于弘治十六年（1503），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记述可信度应与祝枝山相当。这条史料，曾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拟稿》和王鸿绪《明史稿》袭用。书中还记有杨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祯卿、桑悦、张灵等人之事，大多亲切、平允可读。阎起山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以圈内人写圈内事，应为确证，不可因为唐伯虎护短而抹杀其史料价值。

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屈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绣床》）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又说：“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有人读到唐伯虎晚年言贫叹病的诗，就以为他冬烘、迂腐，并不风流，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至于是否会自署“第一”的问题，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间排名中，唐伯虎本来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时激愤之作，不会考虑得那么仔细；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长于唐伯虎十岁的祝枝山，是温厚长者，略小于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谦谦君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谑中解脱，而不会同他计较。

其四，唐伯虎不拘礼法，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所以，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载：“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就是祝枝山。这三个人都以放浪不羁、恃才傲物闻名于世。《尧山堂外纪》记载：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们三人穿着破衣，装扮成乞丐，敲渔鼓，唱《莲花落》，挨家挨户讨钱，得钱后沽酒买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庙中痛饮。口里还说，“这种快乐，可惜没让李白知道！”正是这种幽默、开朗、怪诞、荒唐、玩世不恭的行为，才给他留下了“风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风流才子”必备条件有三：一要有口笔双佳之才，二要有体态风流之貌，三要有流连风月之行。以“才”而论，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书”名，文徵明以“画”名，徐祯卿以“诗”名；兼掩三家之长，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只有唐伯虎。以“貌”而论，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号“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龄最长，比唐、文大十岁，比徐大十九岁，到徐祯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祯卿虽是年轻，但容貌丑恶，《明史》载，祯卿举进士后，曾备馆选，“以貌寝不与”。寝者，丑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风流才子”的桂冠。

至于那位文徵明，书、画均佳，不能说无才；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二十六岁到嘉靖壬午（1522）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也扛不起“风流才子”的大旗。

只有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放荡不羁，才能担当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重任，成为明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言人。

称唐伯虎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他到底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没有，并不重要；他到底“点”过秋香没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穷叫苦了，也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高标傲世、风流儒雅、蔑视礼法、可爱可亲的形象，便把许多风流韵事异口同声地附会在他的身上。

编《明史》的张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个秘密。他在《唐伯虎传》后写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增益而附丽”，使得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比现实中的唐伯虎更为生动，更加丰满，也更加出色。

秦淮八艳中的才女柳如是为何上吊自杀

明末清初之际，风云突变，王朝更迭，南京秦淮河边虽说照旧是歌舞升平，繁华热闹，但无形中也多了一股慷慨凄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明王朝的达官贵人们卖国求荣、摇尾争宠的时候，“秦淮八艳”脱颖而出。她们，不仅具有沉鱼落雁的姣容，卓尔不群的才艺，而且大都具有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叫人击节称叹，欷歔不已。

相府下堂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清新、优美的词句打动了一个青楼女子的芳心——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清纯优雅的名字：柳如是。

柳如是，本姓杨，名爱，后改姓柳，名隐，号河东君。浙江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家境贫寒，很小就被卖到松江盛泽镇归家院做婢女。

所谓归家院，实即一妓女院。当时盛泽镇声伎风流之盛，几乎可与金陵（南京）相比。

归家院的掌门人叫徐佛，会操琴，擅画兰草，长得姿容不俗。幼小的柳如是受到徐佛的熏陶，也能诗词，擅书画，才艺出众。稍长，相国周道登告老还乡，到归家院挑个婢女侍候他的母亲，挑去挑来，就挑上了柳如是。

周母常居深宅大院，见到伶牙俐齿的柳如是自然欢喜。柳如是在归家院见识到许多人物，察言观色，应对从容，伺候起周母来自然得心应手。可惜不久，青春美丽的柳如是就被妻妾成群的周道登看中，把她收为最末一房小妾。

她很快就受到了专房之宠。清钱肇鳌《质直谈耳》卷七载：“她）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不久，群妾诬告柳如是与男仆私通，周先生本来就是个糊涂蛋，众口铄金，竟然不辨真假，勃然大怒，要柳如是自尽。最后是周母念及柳如是服侍之情，幸免一死。1633年，十五岁的柳如是被逐出周家，再次回到了归家院。

柳如是走后，周家老爷相思成病，含恨归西。这等于给柳如是做了一通实实在在、轰轰烈烈的广告。凭着“相府下堂妾”的名人效应，她很快在众多青楼名娃中脱颖而出。

明末吴越一带，人文荟萃，文社林立，名流交相唱和，咏诗著文，清议朝政，裁量人物。柳如是天生聪慧，又自小周旋于名流士大夫之间，受到了难得的熏陶与教益。翰墨丹青，吟诗作词，弹唱度曲，样样精通，更是增添了一种出尘脱俗的美。每次集会分题命韵皆能顷刻而就，颇有曹子建之捷才。她性格豁达开朗，常以南宋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梁红玉自比，一时闻名而来者应接不暇。

颠踬在婚姻的道路上

可叹的是，柳如是具有超人的才情，却没有常人的命运！“心比天高”，地位却是比苦命的晴雯还要低下的妓女，这就注定了她在婚姻的道路上必然要颠踬一生。

宋辕文出生于云间望族，聪敏好学，年未弱冠就已名噪乡里，和陈子龙、李雯并称为“云间三才子”。

崇祯五年（1632），他在陈眉公的寿宴上与柳如是相遇，为她写下了著名的《秋塘曲》。其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诗中又有“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碌碌？”之句，对柳如是的身世才华感佩不已。

他开始同柳如是交往。柳氏才情横溢，或浅唱低吟，或高谈阔论，或袖舞回风，或即席分韵，都叫宋辕文迷醉、倾倒。他决心娶柳氏为妻，但柳如是对这位公子哥儿的话却是将信将疑。她狡黠，要试试他的决心和诚意。《柳如是别传》这样写道：

如是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蚤赴约，如是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是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

尽管如此，柳如是要想成为他明媒正娶的妻室却是困难重重。宋母听说儿子爱上了一个妓女，怒不可遏，让他罚跪受训。宋辕文辩解说，柳如是并没有索要钱财，其母更怒，说：“财算什么，她不要钱，却要你的命！”

迫于家庭的压力，宋辕文拜访柳如是的次数越来越少。

不久，松江知府方岳贡下令清理流妓，柳如是找来宋辕文，希望他出面以他家“客人”的身份将自己留下，宋辕文怯懦了，挨了半晌才说了一句“姑避其锋”。

柳如是听了，凄然地说：“别人这样说也就罢了，你却不应如此。从此以后，我与你恩断义绝！”说完，亮出一把武士刀，向桌上的那张七弦琴砍去，铿然一声，琴弦根根断绝。

另一个令柳如是心仪的男子是陈子龙，他比柳如是大十岁，是当时“几社”的领袖人物，他慷慨豪侠，志大才高，到处收徒讲学，自然也十分傲气。

柳如是平时喜欢“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同文人名士交往时，常自称为“弟”。近代王国维惊叹于柳如是之放诞，曾写诗赞道：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但当她给陈子龙写信自称为“弟”时，陈却不高兴，没有回信。据说，柳如是“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子龙大惭。从此，两人开始了文墨之交，关系日益亲密起来。

有一次，二人乘舟游玩，陈子龙看着裙裾飘飘的柳如是，情不自禁地赞叹：“美哉，洛——神！”

柳如是听到了，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男人总是对女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好像女人生下来就是供你们欣赏把玩的。今天我偏要对你们男人欣赏欣赏、评说评说不可。”

说着，柳如是就写了一篇《男洛神赋》（收在柳如是《戊寅草》诗集中），将陈子龙比做了男洛神，真是千古妙想。这篇赋完全秉承了六朝文风，文辞华丽，用典繁复精当，既评品了陈子龙的人品和文才，也表达了对陈子龙的爱慕之情，其心气之高，胆子之大，叫陈子龙既惊讶又感动。

此时，陈子龙两次名落孙山，碰上了抑郁不得志的柳如是，两人见面无所不谈，评品天下大事，切磋诗词艺文，惺惺惜惺惺，不知不觉地坠入了情网。

崇祯八年（1635），陈子龙背着家里人，在松江外一座名叫南楼的小红楼里，和柳如是同居了。柳如是将此楼称为鸳鸯楼，把这段时间写的词集命名为《鸳鸯楼词》。在此期间，柳如是为人校书取酬维持生活，陈子龙则埋头攻读以备科试。清茶淡饭滋润着恩爱美满、缠绵悱恻的生活。

陈子龙此时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春日早起》：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有人认为，它就是《红楼梦》书名的来源。

然而，这一段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以悲剧收场。陈子龙毕竟是一个已有家室的人，于情于理，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管多深，也只能被放浪不羁的士大夫们看做才子佳人之间的一段风流佳话，柳如是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走入陈子龙的生活。

半年后，陈子龙妻张氏带着一干人等，大闹鸳鸯楼，柳如是不甘受辱，悲切而毅然地离去。

与陈子龙被迫分手后，柳如是独居横云山。她追思这份深情绮怨，依依难舍，曾一气呵成《梦江南·怀人》，洋洋洒洒二十阕，逐一追忆南园之“画楼”、“棠梨”、“鹭鹚洲”、“木兰舟”等景物。前十首以“人去也”为首句，后十首以“人何在”为首句，低回倾吐，字字深挚，眷恋之情和怀人之苦，如泣如诉。

人去也，人去小棠梨。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门外柳相依。

柳如是竟以绝世之才，作此伤心之笔！悲伤中，却透露出坚强。柳如是之性格，可见一斑。

在“秦淮八艳”中，最有美貌的，当属陈圆圆；最温柔适意的，为董小宛；最有气度尊严、最有自主精神、最有勇气和胆魄的，就是柳如是。

二人分手之后，陈子龙还曾经为柳如是的诗稿《戊寅草》作序，与柳如是后来的丈夫钱谦益也有交往，颇有谦谦君子之风。清兵攻陷南京后，他参与抗清活动，事败被捕，矢志不屈，投水自尽。事在顺治四年（1647），陈子龙四十岁。

倾城之恋

钱谦益，号牧斋，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第三名进士。他少年得志，本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然而仕途坎坷。一开始，就因为极力攻击阉党而被罢官回乡；好不容易等到崇祯上台，被重新起用，然而又因与温体仁争做内阁辅臣而被排挤出局。不得已再次回家，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隐居生活。

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一个冬天，钱谦益正坐在他“半野堂”的书房打盹，家人送来一张拜帖，写着：“晚生柳儒士叩拜钱学士。”“柳儒士？”他心里起了疑问，不署名号，自称儒士，这会是谁呢？也许是慕名而来的无名晚辈吧？

钱谦益来到客厅，只见来客深深一揖，恭恭敬敬地说：“晚生见过钱老先生，冒昧造访，还望见谅！”

钱谦益见来客一身兰缎儒衫，青巾束发，一副典型的富家书生打扮，但身材娇小，皮肤白皙，清秀有余而刚健不足。看来确有几分面熟，可搜索枯肠，始终想不起是谁，在哪里见过。

来客看着钱谦益若有所思的神态，不禁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轻悠悠地吟道：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冷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真没想到啊！是柳姑娘光临寒舍，有失远迎！”钱谦益连忙请柳姑娘落座，命侍婢上茶奉酒，给柳姑娘驱寒消疲。

说起柳如是与钱谦益的交情，那还是两年前的事。钱谦益被排挤出朝后，一路游山玩水，途经杭州时拜访杭州名妓草衣道人，在她客厅的书桌上，一帧淡雅的诗笺上写着一首小诗：垂杨小苑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好清丽别致的诗句，谁写的？”“柳姑娘。”“是名满苏杭的柳姑娘柳隐么？”“正是。”“真个名不虚传啊！”钱谦益本是诗词大家，一边读，一边叹，不由得诗兴大发，立马步原韵和诗一首，即柳如是刚才见面时所吟的诗，不赘。

第二天，经草衣道人引见，钱谦益、柳如是泛舟西湖，煮酒论诗，以文会友，格外尽兴。钱谦益对此一直念念不忘，想不到今天，这位风华绝代的才女竟女扮男装，乘一叶小舟翩若惊鸿地出现在自己的“半野堂”上。

柳如是本是有备而来，当即赠钱谦益七律一首，名曰《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瓶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今日沾沾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

诗中把钱谦益比做东汉大儒马融，而风流儒雅更在马融之上，直把钱谦益夸得眉开眼笑。钱谦益早就知道柳如是择婿标准颇高，但今得美人亲访，不妨大胆一试芳心。钱谦益也题了一首诗《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特庄雅辄次来韵奉答》：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枉自梦刀思燕婉，还将抟土问鸿蒙。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

钱谦益把柳如是比做私奔的文君，又用了章台、王昌等事关风流的典故，聪明的柳如是岂有不明之理。她敬钱谦益学识渊博，钱谦益怜爱她出淤泥而不染，一敬一爱，一段有声有色的忘年之恋揭开了序幕。

钮琇《觚剩·河东君》有一段记载：“柳）昌言于人曰，‘天下唯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如学士者不嫁。’适宗伯丧偶，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正所谓惺惺相惜，至此已是水到渠成。

从此，寂静的“半野堂”中时时荡漾起一老一少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踏雪赏梅，寒舟垂钓，湖中荡舟，山上看月，诗酒做伴，日子过得快乐、和谐。

第二年，也就是1641年，钱谦益摆脱家庭干扰及世人非议，与青楼女子柳如是在杭州西湖芙蓉舫中结为伉俪，并花费巨资为她建造了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命名为“绛云楼”，楼中藏书为江南之冠。又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柳氏起居之室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

其时钱已五十九岁，而柳则年方二十三岁，虽是老夫少妻，却是情投意合，恩爱无比。顾公燮《消夏闲记》载：有一天，柳如是问丈夫爱她什么，钱谦益说道：“我爱你白的面、黑的发啊！”言外之意是无一处不爱；接着，钱谦益又反问娇妻，柳如是偏着头想了想，娇嗔地说：“我爱你白的发、黑的面啊！”

闺中戏语，没想到竟不胫而走，一时传为美谈。

国破之后

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江南旧臣谋划拥立新君。钱谦益本来是拥戴潞王朱常淓的，但马士英带着军队武装推福王朱由崧上台，做了弘光皇帝。钱谦益摇身一变，赶忙巴结当权的马士英，竟也当了个礼部尚书。

不久，清军攻破南都，弘光朝廷土崩瓦解，高踞朝堂的弘光重臣们纷纷迎降，投效新主人，成为当时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钱谦益作为旧朝遗臣，又是一方名士，不奉新朝，便忠旧主，他面临着命运的选择。

柳如是目睹了清兵破城、扫荡江南的种种惨象，内心悲愤不已。她亲自备办一席酒，举杯向钱谦益说：“此时应当取义全节，以副盛名。”钱谦益思索再三，也点头同意。

第二天，两人泛舟湖上，约定双双投水自尽。没想到钱谦益在船上四顾茫然，伸手探水再三，抬头对柳如是说：“今夜水太凉，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水冷有何妨！”“老夫体弱，不堪寒凉。”柳如是想不到他所敬重的夫君竟然说出这样毫无气节的话来，深感绝望，二话没说，转身就扑向水中。钱谦益仓皇失措，幸亏船上用人及时救起，柳如是没有死成。

柳如是见事已如此，又说：“隐居世外，不事清廷，也算对得起故朝了。”但钱谦益表面唯唯，实际上却已剃发留辫，投降清朝了。柳如是也无可奈何。

当年秋季，清廷颁旨令众降官赴北京授职，大家都携妻妾同行，唯独柳如是坚决不肯随钱北上。动身那天，柳如是竟身着象征朱明王朝的大红衣衫站在道边为丈夫送行。同路的降官见柳氏此举不仅又羞又愧，同时也为她的大胆捏了一把汗。然而柳如是此时已是心如止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钱谦益北上入京，半是迫不得已，半是对功名富贵还存有一丝眷恋之情，没想到清廷只给他授了一个编修《明史》副总裁的闲职。钱谦益变节降清本来就于心有愧，现在官也做得窝囊，不到半年便称病辞职回家了。

顺治五年（1648），三十岁的柳如是生下了一个女儿，钱谦益喜不自胜。在柳如是的劝说和推动下，钱谦益表面上隐居在家，醉心于平淡而欢乐的小家庭生活，暗地里却与西南及东南海上的反清复明势力，如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人联系，柳氏更是全力资助，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尽管没有成功，但人们对钱谦益的看法却有了一些改变。

1650年，绛云楼突遭失火，藏于楼中的数万卷藏书、名瓷奇石均付之一炬，损失巨大。

1664年，钱谦益八十三岁，病殁于杭州。丈夫死后五十三天，四十六岁的柳如是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风风雨雨的一生。一代奇女，香消玉殒。是殉情，还是被逼自杀？

柳氏为什么自杀而死？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其一，为钱徇情说。

钱柳结合时，钱的嫡妻陈夫人尚在，钱谦益却公然对柳“礼同正嫡”，并且忍痛卖掉珍藏多年的宋版《汉书》，“挥霍万金”专为柳如是建绛云楼。这种违礼之举，招致当地缙绅哗然攻讨。结婚那天，“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掷砖彩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这对有过侧室小妇经历、曾经任人蹂躏的柳如是来说，当然是感激万分的。

婚后，柳如是狂放不羁，不改风尘本色，常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比酒作乐，酩酊大醉，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竟毫不介意，反称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对于钱谦益的娇宠和宽容，柳如是也是铭刻在心的。

所以，当顺治五年钱谦益因黄毓琪一案被捕问罪时，曾经拒绝以新婚宠妇身份入京的柳如是，这次却甘做犯人家属“抱病蹶然起，冒死从”，经多方打点，竟使钱得以无罪生还。为此，钱感激涕零，竟不顾嫡妻尚在，写下了“从行赴难有贤妻”的诗句。钱谦益曾为“东林党”领袖，在社会上声誉极高。钱死后，柳如是为其殉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被逼自尽说。

柳如是在嫁到钱家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掌握着钱家的经济大权，这让钱氏家族中的人不可容忍。钱谦益一死，抢夺家产的斗争爆发了。钱家的族人钱朝鼎指使钱曾等人趁家主新丧，大吵大闹，逼迫柳如是交出房产钱财，当即夺田六百亩，僮仆十数人。六月二十八日，又向柳如是逼索钱财三千两，“有则生，无则死。毋短毫厘，毋迟瞬息”。登堂入室，摩拳擦掌，秽语恶声，扬言要把柳如是唯一的女儿及入赘的女婿打出家门。但绛云楼失火后，钱家财力大减，钱谦益重病时服药都是向药铺赊账。即使有钱，以柳氏之傲骨，又怎容得这伙无耻刁徒如此强横？但她毕竟是一个失去靠山的弱女子，既无力抗争，也不甘妥协，最后只有走上绝路。

死前，她在给女儿留下的遗书中说：“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从不曾受人之气，今日竟当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当同哥哥出头露面，拜求汝父相知。”因此，《中国历代才女小传》等书认为：柳如是是被族人追逼而自杀的。

其三，绝望自杀说。

柳如是豪侠一世，我行我素，无论在国事和家事上，都充满了壮美的幻想和追求，但现实给她的回答却是严酷的。

她曾接受过宋辕文的爱，但宋母的威压、宋辕文的暧昧，使得柳如是挥刀断弦，情义两绝。后来宋辕文发迹，位列新朝之卿相，其才情，其人品，看来早就被柳如是看透。

她主动追求过陈子龙，陈子龙是明诗三大家之一，气节人品为当时之冠。尽管陈氏正妻棒打鸳鸯，但柳如是对此无怨无悔。后来她不只同陈子龙保持着诗文交往，而且大力支持陈子龙的抗清活动，直到陈子龙失败被俘，以身殉国。

后来，她又主动投靠钱谦益，看重的是他的学识和东林党领袖的名气。但是，清人渡江，钱谦益迎降，柳如是激愤异常，留下了“你殉国，我殉夫”的名言。钱谦益归隐后，她又利用钱氏影响，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自崇祯十七年（1644）郑成功来常熟师事钱谦益后，柳如是更是以师母身份与他切磋时政，评品得失，为郑氏的抗清复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顺治二年（1645），弘光政权被剿灭，三年（1646），隆武政权、鲁王、绍武政权先后被摧毁；十八年（1661），永历帝被俘，并于次年被吴三桂缢杀。随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垮台，复明的希望也彻底破灭，而今丈夫一死，正所谓国事家事两凄然。她绝望了，早就有“殉国、殉夫”之志的柳如是，怎么可能偷生呢？

她在遗书中写道：“死后棺木不能入土，因国土被人占去了，要在土室中悬空置铁索，再放棺木于铁索上……”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绝望之后，她的自杀是必然的，族人们的逼索钱财，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

柳如是后话

柳如是文才诗艺高居“秦淮八艳”之首，有《戊寅草》、《湖上草》、《东山酬和集》、《红豆村杂录》、《河东君诗文集》、《尺牍》、《我闻室鸳鸯楼词》等作品传世。其数量之多，文辞之美，足以令人咋舌。其《尺牍》，清人认为“艳过六朝，情深班蔡”。她的书画也极负盛名，后人赞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历来为收藏珍品。

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不仅赞誉柳如是为“女侠名姝”，并在八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为她写了八十余万字的专著《柳如是别传》。他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搜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使陈先生“不能自已”的不只是她绝代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她难能可贵的气节。陈先生诗云：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残编点滴残山泪，绝命从容绝代才。留得秋潭仙侣曲，人间遗恨终难裁。

柳如是如地下有知，真应为此三百年后的痴情叟回眸一笑！

柳如是死后，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

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着：河东君（柳如是号）之墓。

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在一起。

哀哉！

第二章　史海钩沉

蒋介石为何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享夏夜凉风。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

何晓鹏/文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始于1937年7月7日那个午夜。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既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个转折，它改变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的历史。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民族终于再一次以强者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人们对这样的结果还没有预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然享受这个和煦的夏夜，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战略

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来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密切关联。

事实上，对中日之战的爆发，国人早有预料。192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根据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态势的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还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开战之后，中国应采取持久战方针，在中西部地区构筑防线。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这是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较早认识。蒋百里的观点被国民党高层接纳，并被李宗仁发展为指导国民政府抗战的“焦土抗战”政策。所谓“焦土抗战”，李宗仁曾撰文阐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指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蒋介石也在诸多场合表示，中日开战后，要想求取胜利，中国军队只能采取“积小胜而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略。

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确立了对日抗战所采取的方针战略。但持久战的进行，需要具备安全稳固，可以为战争消耗提供支持的坚强后方。尽管抗战方针早已确立，但国民政府在选择后方基地问题上却颇多转折。

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集中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也是国外势力渗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城市将最先受到威胁。因此，民国政府西移势在必行，最初，选择的目标被设定为西北区域。

西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年1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台“军情局”曾想暗杀邓小平：代号“白熊计划”

韩国电影《实尾岛风云》讲述死刑犯成为国家特殊情报员，接受军事训练后要刺杀朝鲜元首的故事。实际上，台湾也有真实版的“实尾岛风云”，“军情局”早年就曾成立暗杀队，20日的《中国时报》披露了其中内幕。暗杀队经历了非常严苛的训练，学习暗杀技能包括铁砂掌和壁虎功等，而“结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暗杀邓小平”。

据《中国时报》20日报道，台湾“军情局”总共训练过四批暗杀队，成员共有24人，其中男情报员20人，女情报员4人。这四批暗杀队的代号，依序是“九一工作队”、“九一二工作队”，“九一三工作队”与“四一工作队”。“九一工作队”取自九死一生，全称为“全能行动工作队”，5名成员均出自少年感化院。

其中之一的姚海张回忆说，他当时因参与帮派惹事，入少年感化院3年，出院还得入狱服刑3年半。1967年“军情局”决定成立暗杀队，派人到全台感化院挑人，事先言明“为国工作但有可能牺牲，入选刑期可免”。结果有1000多个不良少年报名，决选时剩下不到百人，在感化院操场集体打架，入选者是最后5个没有倒下来的人。他们的开学与毕业典礼，均由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主持。

据悉，“九一工作队”由当时“军情局”传奇人物、精通南拳北腿的李达球负责训练，学习技能包括气功、铁砂掌、少林拳、壁虎功及跳伞、建收发报电台等。姚海张回忆说，“天天穿着50公斤重的铁砂衣练功，大热天睡午觉要盖七床棉被，这叫蒸骨；晚上睡觉用大石头当棉被，这是练气功”。此外还要学飞蝗石，主要是预备到大陆执行任务万一被俘，在双手被绑的情况下还能捡地上小石头或瓦片反击。

姚海张接受暗杀训练后，即以情报员身份执行任务，他曾前往滇缅炸过缅共区几座英式铁桥；而唯一参加过的一次暗杀任务，代号为“白熊计划”。姚海张奉命前往泰国，上级并未说明要暗杀的人的身份；过了几天“军情局”宣布任务取消，姚海张事隔多年才知道，暗杀对象是邓小平，因大陆临时取消邓的访泰行程而作罢。“九一工作队”成员虽然个个骁勇，但难以管教，此后“军情局”便挑正统情干班毕业的情报员受训。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们还曾训练4名女杀手，代号为“四一工作队”，训练与男杀手一样，每天都得穿铁砂衣；训练完成后，曾有两名成员被派往香港，以舞女作为情报工作的掩护身份。不过自“江南案”后，“军情局”便不再进行海外暗杀任务。《中国时报》称，“军情局”事实上在台湾前后仅训练过24名杀手，而当年受训的暗杀“绝技”已有部分失传。

解密：裕仁天皇主导部署的侵华战争内幕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于返回东北的途中。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此时的日本认为要尽快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外别无他途。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等对“满洲”北部进行考察后，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系统地提出了侵略东北的计划。1931年6月11日，陆军大臣南次郎秘密组织了一次“五课长会议”所谓的“五课长会议”，由陆军省的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组成。经过反复讨论，于6月19日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始发动事变的种种周密部署。鉴于沈阳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关东军将首战地区选在了沈阳。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又选择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作为爆破地点。时间预定在1931年9月28日，并且预定在爆破铁路的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电战一夜占领沈阳城。

在板垣、石原等人多次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密谋后，驻朝日军也遥相呼应，开始有计划地向中朝边境集结，不断进行越境演习，并准备在事变爆发后兵分两路，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配合关东军作战。

进入8月后，日本军部作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8月1日，曾担任驻华武官的张作霖的前顾问、谙熟中国东北情况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而著名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则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日本军部将此二人派往中国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出的军事部署。据说本庄繁是由裕仁天皇亲自选定的。8月1日上午，本庄繁到叶山夏宫晋谒裕仁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授予了此职。

8月末，关东军阴谋发动事变的计划逐渐传到了日本国内，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内大臣牧野伸显以及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担心关东军的行动一旦导致战争，将危及若槻内阁的“协调外交”，希望天皇能够召见陆相和海相，以整顿军纪。9月10日和11日，从叶山夏宫刚刚回到东京皇宫的裕仁天皇，立刻会见了海相安保清种和陆相南次郎，并问询二人“是否听到社会上关于军纪有各种批评”。

天皇的垂询，加上来自内阁、元老及舆论的压力，陆军在9月14日召开了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官会议，决定了关于抑制关东军实施武力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少将为使者，把陆相的信送交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陆军省选择建川为信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建川恰恰是一名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急于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接到任务的建川在出发前授意自己的部下、陆军情报课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向关东军发出了三份密电，要求提前行动。

板垣、石原等人在反复研究了桥本的三份电报后，决定将原定的日期提前10天，于9月18日发动“事变”。而身负紧急军机重任的建川故意拖延时间，迟至19日晚才将陆军省的亲笔信送到本庄手中，“事变”已是既成事实。

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按照预定计划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附近进发。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包安放在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下并点燃了导火索，只听轰的一声，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乱飞。随后日军故技重施，又制造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诬为炸毁铁路的凶犯。随即河本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等候在铁路爆炸地点以北约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袭击北大营。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正在旅顺的本庄繁深夜11点接到报告后，立即通过电话命令第2师团向沈阳出动，并决定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向沈阳转移，同时电请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迅速增援。

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日夜晚日军就顺利地进占沈阳城。9月19日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尚未到达沈阳，关东军就已把事先炮制好的署名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石印布告贴满了沈阳城。诬称事变是中国军队制造的，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

日本军部接到事变的通报后，参谋本部、陆军省首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因而决定无保留地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应关东军“增派三个师团”的请求，着手准备派兵增援。但在当天上午10时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若槻首相、币原外相却担心战火扩大，引起国际干涉，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将此事上奏了天皇。在此情况下，陆军省、参谋本部只得含糊地训令关东军：本着内阁会议的精神，“妥善处理”今后的军事行动。深知军部意图的桥本欣五郎又密电板垣：本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本意并非要你们停止行动”。

军部的暗中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下午，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未经内阁批准和天皇裁可，以“对关东军不能坐视不救”为由，按早已达成的谅解，独断专行地派遣第6飞行联队战斗机和侦察机各一个中队飞往中国东北，并调动所辖步兵第39混成旅团渡过鸭绿江夜抵沈阳。关东军也立即抽调兵力进攻吉林省城，促成事态进一步扩大。

无论是关东军挑起战争，还是驻朝日军出兵东北，都没有经过天皇和内阁会议的批准。所以事件发生后，陆军高级首脑十分紧张，唯恐政府以“侵犯天皇统帅大权”为由弹劾朝鲜军司令官并拒绝拨款。但出乎陆军意料的是，鉴于驻朝日军出兵已成事实，本来与军部在控制满蒙问题上并无原则分歧的内阁大臣们在9月22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竟毫无疑义地一致通过了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作出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可见，内阁根本不想为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设置任何障碍。

当晚，若槻首相、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先后将内阁会议的决定上奏天皇，并得到了天皇批准。据当时担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的木户幸一的日记记载：“陛下曾指示首相、陆相，称政府努力不使事件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很好，望继续努力。”同时，裕仁天皇根据内阁的奏请，以“不扩大事态”为条件批准了驻朝日军的越境行动。

就这样，驻朝日军的独断越境问题，以事后追认的方式而告结束。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还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赫赫威名”，并受到天皇的赞赏，后来还受命组织内阁。这样一来，就给陆军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只要作出实际成绩，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天皇的厚待。也正因如此，这种事后承认的做法后来屡次发生，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

发动九一八事变只是日军的第一期计划，尽管内阁和天皇都表明了“不扩大事态”的意见，但日本军部已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下一步的计划是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奉路沿线的主要城市，以图牢固控制南满。9月19日，关东军攻下长春，日军独立守备第3和第4大队也先后于当天侵占了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至此，南满铁路沿线已完全被日军占领。到9月23日，日军又相继攻陷了吉林、齐齐哈尔，这样，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沦入日军之手。

同年11月27日，本庄繁又下令关东军向锦州进犯。但关东军这次独断的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从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出发，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为了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暂停对锦州的作战。次日，日军参谋本部把进攻锦州的部队撤回到了辽河以东。

12月中旬，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若槻内阁倒台，犬养毅内阁成立。新任军部首脑支持关东军进占锦州，并增派了大批部队进驻中国东北。12月28日，关东军再度发起锦州战役，并于1932年1月3日攻占锦州。这样，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也迅速为关东军所占领。而此时的裕仁天皇再次提出了“事态不扩大”的要求，并要求警戒关东军、朝鲜军的肆意行为，他对元老西园寺公望说：“现在军部不顾统一命令，肆意行动，干涉国政、外交，为此，我对国家颇感忧虑。”但在此后不久的1月8日，裕仁天皇却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

曩者满洲事变勃发，关东军将士基于自卫之必要，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此后，凌艰苦，冒祁寒，荡伐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任务，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三铃书房，1965年，第337页。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所著的《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对天皇发表嘉奖敕语进行了如下评价：

裕仁在发布诏敕时，对内容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这里，裕仁特别具体地提出嫩江、辽西的两次作战加以称赞，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关东军擅自发动的这两次战役，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的为难，也成了国际上猛烈谴责的目标，可是由于这一敕语，在日本国内把对关东军的专断进行谴责的道路一下子就堵死了。这一敕语清楚地表明：裕仁的军队不管是擅自发动侵略战争也罢，擅自扩大战争也罢，只要取得成功，他就认为是应加赞赏的。[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9页。

天皇的表态，给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打了强心针、兴奋剂，使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更加肆无忌惮。裕仁天皇以敕语的形式把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无诏书的战争”变成了以天皇名义进行的“圣战”。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一些爱国反日的人士走上了暗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道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江淮大侠”之称的王亚樵。王亚樵早年反蒋，随着日寇入侵中国，又一改反蒋为反日，组织“铁血锄奸团”，专事刺杀日本特务及卖国汉奸。在此期间，王亚樵逐渐与当时流亡上海的朝鲜反日组织韩国独立党和韩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王亚樵与朝鲜反日志士金九进行密商，双方约定分头行动，王亚樵负责刺杀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板垣征四郎，金九领导的爱国团负责刺杀日本天皇裕仁。然后共同发表声明，要求日本侵略军退出中、朝，否则将遭更大的报复。

1931年10月，王亚樵前往沈阳，在得知靠侵华战争起家的日本陆军元老白川义则大将正在沈阳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后，遂决定改为行刺白川。但由于日本宪兵警戒极严，暗杀未能成功。11月底，王亚樵返回上海后，金九立即着手布置刺杀裕仁天皇。

金九派出的刺客是韩国独立党成员、时年32岁的李奉昌。1931年12月16日，李奉昌一切准备就绪，并在自己的内裤里缝了两枚日制军用炸弹，前往东京。

在东京，李奉昌以木下省藏的日本名字住进锦町旅馆。经过多天对皇宫周围的侦察，李奉昌选择了皇宫樱田门外警察署附近作为狙击地点。一是因为裕仁天皇经常从此门出入，二是因为樱田门外道路弯弯曲曲，特别是在警察署处有一个较大的转弯，天皇车队经过时必然减速，便于趁机投弹狙击。

但是要想接近那里并不容易。按规定，只有在每年1月2日和4月29日“天长节”时，人们才可以到那里。而在平时，若想到那里必须有贵族的证明。李奉昌在离开上海前，以参观皇宫为名，托曾与他谈过恋爱的一位日本贵族小姐为他办好了证明。证明上用的是另外一个日本名字——浅山太郎。

1932年1月8日，裕仁天皇在东京郊区代代木练兵场检阅了号称“精锐之师”的陆军第9师团。也正是在这次阅兵式上，他宣读了那份赞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敕语。检阅结束后，裕仁天皇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起驾回宫。这时，李奉昌已顺利抵达樱田门附近，准备伺机下手。

裕仁天皇乘坐的是一辆四乘古式马车。日本警方为预防行刺，除安排大批警力前呼后拥以及从“满洲”空运来关东军的秘密警察进行协助外，还特意在天皇马车后安排了一辆装饰与警戒都相同的马车，称之为“副车”，主要起伪装与迷惑作用，当时坐在这辆马车上的是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

自从1923年发生谋刺天皇的事件后，在御驾巡幸时沿途两边的警察都背向街道肃立，两眼紧盯着人群。按照历来的传统，人群是跪着的。当天皇的车队来到樱田门外警察署前转弯处马车减速时，混在人群中的李奉昌趁机将日制炸弹磕火，投了出去。不料，李奉昌误将副车当成了天皇的座车，随着轰然一声巨响，副车的车夫当即被炸死，车上的人却幸免于难。坐在前面马车上的裕仁天皇听到爆炸声后，惊慌失措，差一点摔出车外。驾车的驭马见状立即挥鞭催马，拉着天皇直奔樱田门内。

刺杀裕仁未果的李奉昌当场被捕，并被押至警察署。他拒不回答警察的询问，只是一再追问：“裕仁受伤没有？”当得知裕仁安然无恙后，不由得仰天长叹道：“大事未成啊！”

行刺天皇失败后，金九立即通过南洋报纸发表声明，警告日方不得杀害李奉昌，如若不然定遭更大报复。但日本法院还是于当年9月判处李奉昌死刑，并大肆宣扬犯人已经悔过。

裕仁在得知刺客身份后笑嘻嘻地说：“他一定是韩国独立党派来的。”当天下午，宫内侍从官木下称，这次谋杀未遂事件有助于裕仁重新获得对他日益失望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刺杀事件后，主管警务的内务相曾同内阁其他人员一起向裕仁奏请辞职。但裕仁看也不看，就将辞呈退给首相，要求内阁全体留任。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板垣征四郎，从沈阳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中国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10日，板垣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将发电报：“满洲事变按预定计划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的事变，将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中心，控制了上海，既能以此为据点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腹地的侵略，又可进一步迫使蒋介石政府妥协投降。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大都集中于上海，是列强对华关系最敏感的区域，易于收到转移国际视线的效果。

1月18日下午4时，驻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5名日莲宗日莲宗：以镰仓时代中期僧人日莲为宗师的日本佛教派之一。僧人在毛巾厂附近突遭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又名金碧辉，前清肃亲王善耆之女，后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训练成忠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女间谍，为日本提供了大量侵华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被处决。雇用的流氓打手的袭击，致使一名日僧死亡。以此为口实，1月28日晚11时50分，日军按照预定计划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就此爆发。

驻上海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地叫嚷“上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但是日军一开始便碰了壁。驻防闸北的蔡廷锴将军率领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进行了英勇而顽强的抵抗，并于29日下午开始反击，一举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日本的狂妄计划破灭了。盐泽被迫接受英、美、法驻沪领事的“调停”，同意停战3天，以待援军。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战事发展的裕仁天皇于2月2日任命皇后的堂兄伏见宫为海军军令部总长。这项任命一反宫廷惯例，事先并未与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只是在事情决定后才通知西园寺公望。由于陆军参谋总长已由伏见宫的祖叔闲院宫担任，至此，陆海两军的作战事宜完全控制在皇室成员手中。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随后，日本海军中央部慌忙增派新组成的第3舰队支援上海。2月3日，盐泽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进攻，并于次日发起了第一次总攻击，将战火延烧至江湾、吴淞一带。结果是激战数日，进攻江湾的第一联队被中国军队围歼。吴淞炮台虽被日军摧毁，但日军仍无法登陆。这次总攻被粉碎后，在裕仁的指责下，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被免职，改由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2月5日，根据裕仁天皇的敕令，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急令陆军第9师团火速增援上海。第9师团于2月20日、23日发起两次总攻，均被击退。总攻计划破产后，日本统治阶级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

为尽快结束上海的战事，犬养毅内阁根据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于2月23日决定向上海增派第11、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原田中内阁的陆相、最高军事参议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24日下午4时，内阁的上奏得到了天皇的批准。在2月25日白川义则的任命仪式上，天皇裕仁指示道：“在将中国第十九路军从上海击退之后，不要长追不舍，希望在3月3日国际联盟大会召开之前能够停战。”

3月1日黎明，日本陆军第11师团1万人在80多架日机的掩护下从长江的七丫口七丫口：又称七浦，在江苏省常熟县。登陆，占领了中国军队背后的浏河镇。同时日军第9师团也于3月1日发动第3次攻击，绕过江湾，于次日攻占大场镇。已苦战一个月之久的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又得不到蒋介石的增援，为保存力量只能于3月1日晚全部退守至第二道防线，即黄渡、嘉定、太仓一线。

日本军部仍不肯罢手，他们给白川大将的指令是：向太湖前进。但白川忠实地执行了天皇裕仁的指示，于3月3日下午向日军发出了停战的命令。据说裕仁天皇在战后曾同近臣谈到上海事变时夸耀道：“在上海，将战区作某种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扩大，这是白川（义则）大将的功劳。3月3日实现了停火。但这并不是依据参谋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为我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扩大事端。”《裕仁天皇独白录》（中译本），《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8期。很显然，天皇裕仁是在为自己表功。事实上，日本之所以罢手停战，是在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以至四易主帅、连吃败仗，在西方列强的一再警告和干涉声中，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住面子”的策略。

上海停战后，天皇裕仁对派遣军大加褒奖，命令议会准予追加军事预算，并于3月16日颁赐敕语：“派往上海方面的陆、海军将兵，齐心协力，以寡克众，使皇军的威武扬于海内外，朕深嘉其忠烈。”[日]《朝日新闻》，1932年3月16日。

尽管裕仁侥幸躲过了李奉昌的暗杀，但他的爱将、在沈阳躲过了王亚樵行刺的白川义则就没那么幸运了。4月29日正是日本所谓的“天长节”庆祝日本天皇诞辰的节日，1932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31岁生日。占据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了庆祝仪式，白川义则也出席了这一庆祝活动。王亚樵与金九再度策划了行刺活动，当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乐曲接近尾声时，朝鲜义士尹奉吉将一颗自制高爆力炸弹投掷到了主席台上，白川义则等7人被炸伤，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后来在日本战败投降书上签字的重光葵也被炸掉了一条腿。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被送回国内，在一个月后死去。行刺者尹奉吉当场被捕，同年底在日本的石川县金泽市英勇就义。

闻知白川被炸伤后，伤心不已的裕仁于5月23日亲自看望了受重伤住院的白川，对其大加赞扬：“作为上海军司令官，在异地奋力作战，终于完成任务，显扬了国威。”并对周围的人们说，“白川是好样的！”[日]尾崎胜敏：《人间·昭和天皇裕仁》，原书房，1999年，第87页。

白川的死被当作战死，其灵位也被祀奉在了靖国神社。第二年春天例行大祭时，裕仁在白川的灵位前叩首。回想起白川的一片忠诚，裕仁暗中流下了眼泪。后来，天皇还把这种感慨写成了诗赐给了白川的遗孀。

少女逢雏祭“雏祭”日，即3月3日，为日本传统的女儿节。战火纷纷势无羁，朕心愁不已，难得爱卿排万难，停战有功当永记。

天皇亲书诗词赠与臣下，以往并无先例，同时又担心给军部的刺激太大，所以长期没有公布。“一·二八”事变历时35天，日军四易主帅，死伤3000余人，同时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联合干涉，日本一度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困境。但“一·二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1月3日，关东军步兵第四旅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占领了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3月中旬热河全省沦陷，4月17日滦东地区也被日军占领。

关东军出兵热河，曾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首肯和批准。1933年3月24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奉命回国向天皇报告热河的作战情况。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天皇“颇为热心地听取了我的上奏”[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页。4月15日，天皇裕仁还向侵占热河的日军颁赐了敕语：“在热河方面作战的关东军将兵，冒风雪逾艰险，长驱速进以寡敌众，扬皇军之威望于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惟世界形势不容顷刻苟且，汝等将兵应养其锐力，朕深有厚望。”

裕仁天皇虽对关东军侵占热河表示了赞同的态度，但对关东军越过长城占领长城以南的滦东地区，却有些忧虑。关东军在滦东一路深入，英国政府为其权益曾向日本政府提出过严重抗议，裕仁天皇对此惊恐不安。另外，裕仁也担心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深入会付出惨重的代价。4月19日，天皇召见陆军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曾当面质问：“关东军还没有从滦河一线撤退吗？”被召见后的真崎立即向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发出密电，表示“如不立即撤退，将奉敕令下达撤退命令”。4月20日，关东军司令部只得密令关东军陆续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

5月2日，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商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降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并奏请天皇批准。关东军司令部于次日便下达了入侵关内的命令，关东军再次向滦东发起进攻，同时强渡滦河侵袭滦西，华北形势危在旦夕。5月31日，蒋介石政府被迫与日本缔结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被置于日军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塘沽协定》签订后，裕仁天皇曾亲临靖国神社向阵亡将士的亡灵“报捷”，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此后，日本政府更是得寸进尺，在华北频繁制造事端，并先后迫使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主权。1936年4月，经裕仁天皇批准，华北驻屯军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原来的两个步兵大队扩大为由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坦克队、骑兵队、工兵队组成的战略兵团，总兵力扩大到5000余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地位也随之升格，由少将级升格为中将级，由军部任命改为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日本陆军第1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成为由天皇亲自任命的第一任司令官。日本军队的各项变动，骤然使华北地区乌云密布，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来临。

王家珍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子毛毛之谜

1932年11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在福建长汀出生。1934年9月底，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毛毛被寄养在江西瑞金的一户农家。关于毛毛后来的下落，迷雾重重，史学界也众说纷纭，特别是一些细节有颇多出入。刘晓农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井冈山地区党史研究工作，本文是他采访当事人及其后人和查阅相关资料以及利用研究成果写成。本文有关毛毛的下落虽是一家之言，但或许可为毛毛的下落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同时也欢迎读者提供有关此事的线索，进一步揭开历史的迷雾。

王家珍受命寻找毛毛

1953年3月，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到办公室来，朱厅长来到了邵省长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当听了朱厅长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情由时，王家珍立时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贺子珍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缘的夫妻，后来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与毛泽东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

初步找到革命后代的收养人

王家珍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他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将自己的工作任务向他们汇报。两位领导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由刘县长主持的老红军、老苏干座谈会，在县政府召开，在县城工作的老红军来了十六七个。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说红军长征之前，某某人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

王家珍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一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里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无形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明天一早就去朱坊。

在朱坊村王家珍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岁出头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朱盛苔神情有些悽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1934年农历9月底的一天清晨，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个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个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个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个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村干部的介绍后，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大麻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头，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这时，那位村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说完他们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著称。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对比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尽心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不容易！整整十九年来，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发生了。一个从南京而来、名叫朱月倩的中年妇女，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他们家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这个中年妇女的丈夫，就是当年曾任中央苏区巡视员的霍步青，后于1933年2月在福建宁化病逝。他们的一个小男孩当时也留在瑞金。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十九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确认被收养的革命后代就是毛毛

王家珍很精细。他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首：“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在信中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到“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她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重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王家珍想到这里，决定回省厅向朱厅长汇报。

接到朱开铨厅长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地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赴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溧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1932年11月她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贺子珍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的分开了。毛泽东对贺子珍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等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溧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详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的语音也颤抖得走了样，自语般叫着：“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贺子珍的理智还是清醒的，接着回过神来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再稍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它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两个朱道来的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濡湿了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睛。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

毛泽东一语定音，“毛毛”身份确认一事戛然而止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织相关的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的、来北京干什么等。没过几天，娇娇（李敏）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高兴。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弟弟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无比诚挚感人的亲情所感动，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朱月倩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作出裁决。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还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与崇高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朱月倩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戛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朱月倩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革命后代在南京意外身亡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一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主席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革”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朱道来在南京的死因，至今无人知晓，也无人去了解查实，留下了谜团。

许多疑团尚待解开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对此事总有几个疑窦盘旋在脑子里。一是有无王家珍受命找毛毛的这件事？二是存不存在朱道来此人？三是朱道来后来的情况如何？带着这些疑问，我于2011年1月，费了一番周折，首先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并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确有其人，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难以与外人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及一些主要情节。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见到了朱盛苔的孙子与孙媳妇，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笔者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的身上尚有这么多的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第三章　茶话古今

宫闱秘闻：明武宗创建豹房天堂纵情享乐

对于皇帝来说，恨不能将天下所有的美人都纳入后宫，供他享用，但皇帝的精力却不能源源不竭。皇帝深感自己力量有限，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御幸美人时日益感到力不从心。皇帝便会感到生平所从来没有过的心虚的恐惧，忧烦和苦恼自此就会像毒蛇一样冰凉刺骨地盘绕着皇帝那颗脆弱的心。

皇帝的苦恼逃不脱大臣的眼睛。那些精于房中御女术和专攻此术的道家术士们尤其明白皇帝的心理和需要。于是，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大臣和道家、术士向皇帝传授房中术。他们的所谓御女战术极多，花样百出，还借助各种仙丹和药物。明清时期传入后宫的房中术更是如狂飙如烈焰，皇帝们沉醉其中。

春药是宫禁房中术中的重要内容。汉宫有慎邮胶，唐宫盛行助情香，明代的后宫更是奇彩夺目。宪宗时期的首辅大臣万安在进呈房中术的密疏同时，还进献媚药。万安的媚药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出自切身的体验。万安年纪大了，不能进行房事，心中十分愧疚，觉得在娇妻面前抬不起头。他的门生倪进贤送给他一个秘方，万安照方使用以后，竟如同壮年，十分灵验。万安以身试法，欢畅无比以后马上想到了虚弱的皇帝，于是忠心进献。

世宗时进献媚药的有名人物是方士陶仲文、进士出身的大臣顾可学、盛端明等。陶仲文确实身怀绝技，他的御女本领让世宗叹为观止。世宗用过陶仲文媚药——天丹铅，大为受用。世宗每次吃过天丹铅以后，反应异常强烈。这种媚药实际上是一种热剂、强壮剂、兴奋剂。吃药以后的世宗不论白天夜间，立即进入兴奋状态，昂扬亢奋不已，可以长时间地随心所欲的临御许多女人，有的甚至于被弄死。沉迷此道的世宗从此深居简出，专意于享乐女色，以至二十几年不理朝政。明代宫中规定，凡是皇帝御幸过的女人，宫中要登记造册，第二天自己要报名谢恩，然后由皇帝封赏名号。但世宗临幸的实在太多了，一天有的多达数十人。宫禁御幸的宫规大乱，谢恩、封赏也就顾不上了。

明穆宗盛年即位，正是生命旺盛的年龄。然而，穆宗沉迷媚药，也服这些媚药助兴。穆宗本来体质极好，根本用不着这些春药，结果服药以后亢奋不能自制，阳具昼夜勃起，只能临幸美女宣泄，无法视朝理事。

豹房淫乐

明武宗朱厚照是一位荒政纵乐的皇帝。他在紫禁城西北，营建了一处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的宫室建筑，统称为豹房，又叫新室、新舍。豹房是一个综合性的场所，但主要是用于武宗随心所欲地享乐。因此，豹房在武宗纵情声色的盛名之下，也名声大噪，成为以荒淫无度而驰名历史的一大淫窟，而它的理政和指挥军事的功能相应地黯然无光，渐渐地鲜为人知。

豹房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丙戍。最初，武宗只是白天到这里游幸，后来便宿在这里。武宗沉溺声色，教坊乐工每天承应，疲于奔命，满腹愤怨。后来乐工们向武宗诉苦，说外府有许多乐队，于今只让在京师的乐工承应，实在不公。武宗也想换换口味，立即下敕礼部，移文地方州郡，选取河间各府乐户技艺精湛的乐工入宫承应。于是，地方分级选拔，有司遣官选送各色伶人，日以百计，都是乘传续食。自此以后，美人、音乐、筋斗、百戏，盛于豹房。

豹房中有武宗喜爱的美人、僧道、近侍、随从和众多的豹房官军。美人是供武宗淫乐的。僧道、近侍、随从是侍从武宗取乐、游玩。官军则是扈从圣驾和用于操练。豹房官军有许多是蒙古人和西域人的后裔。

武宗是日夜离不开美人的。日夜想大贵大富的霸州民女王满堂，因附逆没入宫中，武宗闻其姿色迷人，召入豹房中，昼夜临幸。武宗出游太原，得晋王府乐户杨腾名下的乐伎民女刘氏，大见爱幸，称她为刘美人。武宗将刘美人带回京师，双双进入豹房，昼夜渲淫。豹房是武宗精心构建的天堂。这里歌舞升平，美人充栋，番僧道士出入其中。武宗在豹房中醉生梦死。

天子嫖妓

中国皇帝和妓女的纠葛是由来已久的，几乎每代都有。妓女起源于卖艺的女子，又称倡优。汉代皇后卫子夫、赵飞燕、魏武帝正妻丁氏、唐玄宗的赵丽妃，都是出自倡优。宋徽宗宠爱名妓赵元奴、李师师，南宋理宗眷恋名妓唐安安，都是闻名历史的。明清两代的皇帝和妓女是不是也有瓜葛？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当年一贫如洗，父兄死后竟无葬身之地而至号天哭地，但朱元璋发迹以后，在繁忙的征战之余，还忘不了寒夜宿妓。朱元璋究竟和多少妓女有过关系？这无从知晓。但有一次，朱元璋宿过美妓以后，由于心情兴奋，即兴题诗一首，由此却引出了一段真实的故事。朱元璋留诗作纪念，想必也是山盟海誓。美妓不久便发觉怀孕了。但这是不是朱元璋的儿子？这无从查考。后来，孩子降生以后，美妓听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就带着儿子进京叩见，并带上诗稿。朱元璋当然记得这件事，但自己做了皇帝，哪里能见一个落入红尘中的妓女？还承认和自己有过关系？朱元璋对当年的美妓避而不见，但朱元璋还是讲些温情的，他封这个儿子为王，命工部像对待他的其他儿子一样，建筑豪华的王府。朱元璋避而不见当年的美妓，并不是说他做了天下以后放弃了这些嫖妓的爱好，虽然后宫美人充栋，可以供他随意取乐，但他还是改不了从前的偷情嫖妓之好，偶尔也羊车夜半出深宫。当然，朱元璋这时所嫖的自然不是红尘妓女可比，应该是纯良而清白的，只不过是有宫里、宫外之别而已。

纵情声色的明武宗较之他的皇祖更是毫不逊色。他有爱无类，也有幸无类。只要是美女，只要令他心动，不管是少妇、幼女、孕妇、妓女，他都要，都要临幸，都要试试是何滋味，以满足日夜滋长的无穷的好奇心。武宗和妓女驰名历史的艳闻，大概要数太原妓女刘美人。刘美人是太原庶民刘良的女儿，是晋王府乐户杨腾名下的妓女。

古代春宫图正德十二年，武宗游幸大同，驻跸偏头关，大索太原女乐。刘美人在进献御前的乐伎群中，武宗一眼发现了她的惊人美色，召她出班演奏，结果技艺惊人。武宗大加宠幸。从此，这位色技双绝的妓女留在了武宗身边，日夜不离左右。武宗带着刘美人游山玩水。过榆林后，返回京城，同入豹房。武宗和刘美人日夜寻乐，畅快无比，武宗便称她为美人。后来，武宗辟西内腾禧殿，专供刘美人享用。腾禧殿覆盖黑琉璃瓦，俗称黑老婆殿。刘美人独宠专房，和武宗同饮食起居。武宗宠幸刘美人，对她言听计从。左右随从如果触怒了武宗，都要乞求刘美人救命，刘美人往往一笑而解之，众随从便视刘美人为救星，连近侍心腹江彬等，也俯首贴耳，见到刘美人马上触首叩见，以母事奉，并尊呼为刘娘娘。武宗纵猎游玩，刘美人每谏必止。

正德十六年，武宗准备带兵南征，平复宁王反叛，吩咐刘美人随驾。武宗带领兵马先行，令刘美人乘舟由运河随后。两人如漆似胶，一直未曾离开半步，这时要暂时分开，心中自然不好受。刘美人脱下一簪，送给武宗，作为凭信，半娇半嗔地约定说：“见簪后才去。”武宗将簪藏在衣中。但好动使性的武宗哪有半刻安宁？过卢沟桥时，纵马驰奔，簪子不幸失落。武宗吩咐近侍随从四处寻找，几天几夜，毫无踪影。武宗驰奔到临清州，遣中使宣召刘美人南行。中使传旨，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信，不敢赴。”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美人。刘美人这才和武宗一同南行。一行到达扬州，武宗常游猎扬州城西，并宿于上方寺。刘美人见武宗天天如此，兴致极浓，怕突遭不测，便进谏武宗，武宗于是终止。刘美人在扬州名声大噪，都称她为刘夫人。

揭秘江泽民不为人知的退休生活

退休后的江泽民极少公开露面，2010年则更少。不过平时，他也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但只要极少的当地领导作陪，尽量不扰民，不影响地方日常工作。“随心所欲不逾矩”，或许是这位老人所属意的境界。

游历江南

据《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詹国枢透露，江泽民退下来以后，回到了他曾经任职的上海。除偶尔到北京外，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他在上海的公寓，距母校交通大学只有咫尺之遥。

2010年4月26日，江泽民从上海出发，27日到达江苏无锡，参观了老师顾毓秀的纪念馆。29日抵常州。4月30日，江泽民在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时任省长罗志军的陪同下参观了瞿秋白纪念馆。在瞿秋白故居，江泽民透露，当年作为地下工作人员的他，就是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读瞿秋白的《赤都心史》。

2010年5月6日，江泽民出现在南京。此后，他游历家乡扬州，参访母校扬州中学。在扬州期间，江泽民还宴请了老朋友、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李光耀女儿李玮玲在新加坡《海峡时报》撰文透露，父亲一行人原本打算直飞上海，但在江泽民的邀请下，决定先到扬州探望老朋友。“我了解我的父亲。为了表现他不曾遗忘退休的老朋友，他乐意踏上这让人疲惫的旅程。这是独特且值得的一趟旅程。”

随后，江泽民又游历靖江、泰州等地，于15日到达安徽宿州泗县。在泗县，江泽民向县党史办的专家询问他的父亲江上青在皖东北革命斗争的细节等情况。随后到泗县烈士陵园举行祭奠活动。

观看歌剧

2010年6月6日晚，江泽民到国家大剧院观看威尔第经典歌剧《茶花女》，消除了有关他健康状况不佳的传言。

据悉，陪同江泽民观看演出的有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

喜爱文学艺术的江泽民对《茶花女》情有独钟。据《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透露，2004年江泽民访法期间，对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说，茶花女确有其人，她就和小仲马同葬在巴黎的一处公墓内。在座的时任驻法大使蔡方柏补充说，茶花女的墓就在蒙玛特高地。江泽民当即表示很想去看看，但来不及安排了。后来蔡方柏专门去找了茶花女墓地的录像送给江泽民。

佛缘不已

淡出政坛后，江泽民已有余暇遍访名山古刹，并在多处庙宇留下了墨迹。

江泽民对宗教的了解和兴趣颇为渊长。他在2001年11月拜访河北名寺——柏林禅寺时曾称，“作为无神论者，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我每年都要到一个宗教场所去。”

柏林禅寺位于河北赵县，是千年名寺。柏林寺净慧法师回忆说：“那个时候明海大和尚讲到他出家的因缘，讲到他很喜欢打坐、修禅，江主席听了也不住点头。对明海法师说，你刚才讲的坐禅，我在大炼钢铁时，胃出血，练习打坐，3个月就好了。不得了，可以入静啊。”

江泽民2010年5月30日曾莅临位于浙江嘉兴平湖的李叔同（弘一法师）纪念馆参观。弘一法师是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亦是江泽民推崇的一代高僧，其所作的《夕歌》，是二十世纪初最负盛名的“学堂乐歌”之一。有关人士介绍，童年时代的江泽民每天放学回家，唱的就是这首歌。

题词作序

2010年11月的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结》一书首发式活动在此举行。“这个看似平凡的首发式，其实是在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一桩心愿。”一位参加了首发式的人士表示。

上世纪50年代，无数中国青年——包括像江泽民这样在苏联受过教育和培训的“留苏学生”和人民政府为适应建设需要定向紧急培养的大批俄语翻译，被派往祖国各地，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努力建设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而作为援华专家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基列夫对江泽民有知遇之恩。

据《永恒的记忆》一书作者刘人伟回忆，1956年5月，江泽民从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归来，担任一汽动力处副处长。他的俄语说得很流利，与苏联专家可以直接对话交流。为此，已在长春工作近三年的基列夫，很快就同留苏的江泽民找到了共同话题。基列夫为一汽动力系统的建设、安装和调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格都让江泽民深感敬佩。在此后的工作中，年近30岁的江泽民和年长他14岁的基列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基列夫对一汽动力系统非常熟悉，他主动提出陪江泽民到各个动力站房、厂房内的变、配电间，一边看，一边介绍，使江泽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全面了解了情况。1956年下半年，基列夫在再次延长援华工作期满即将回国之际，开始考虑未来一汽总动力师的人选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当时的一汽第一副厂长、总工程师郭力推荐了江泽民。基列夫说：“我认为，江可以胜任总动力师的工作。他有理论水平，又在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过，也掌握了管理方面的经验，是总动力师的最佳人选。”后来，一汽厂党委采纳了基列夫的推荐意见，但基列夫在江泽民面前却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为了纪念这位故人，江泽民亲自提议基列夫在华工作时的翻译刘人伟同志撰写此书，并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作序。

江泽民在《永恒的记忆》的序言中说：“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难的情况下，一汽能够三年建成投产，基列夫同志功不可没。……他深深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矢志不渝，令人感佩”。他更把这位苏联专家与白求恩相提并论：“我觉得，基列夫同志身上也有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忘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孙中山鲜为人知的四条临终遗言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于10月6日出任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他又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由于人数不足，国会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

变成专制总统的袁世凯，到1915年，竟然冒天下之大不违做起了皇帝，称为洪宪帝政。由于蔡锷等人反对，袁世凯在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中被迫摘下皇帝的帽子，并于1916年6月6日死去。他分化了的北洋军阀，仍然掌握统治大权，继续实行独裁。

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孙中山回到中国，领导掀起了“护法战争”，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

因为实力有限，西南军阀又各打自己的算盘，在与操纵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勾结后，便处处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然辞职，在挫折和失败后，从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9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担任总理；1920年，应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桂、滇两系的陈炯明邀请重回广州。

1921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由于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孙中山的总统府遭到陈炯明炮击，被迫回上海。

这时候，绝望中的孙中山遇到了共产党。从1922年8月起，中国共产党派人多次同他会见，苏俄特使越飞多次同他会谈，使孙中山真诚地接受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帮助，开始了他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1922年9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复任大元帅。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

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1925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

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致苏联政府书》及亲笔书写的《家事遗书》上签下了他孙中山的名字。

政治遗书：“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它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家事遗书：“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壹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最后，孙中山断断续续又说出了七个字的国事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道光陵墓中到底埋藏多少宝物？

道光帝和他的三位皇后，虽然永远安静地生活在寂寞的国度里面，但是，人们对他们的好奇关切，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起来：深埋地下的地宫里面，这个生前生活很节俭的皇帝和他的女人，究竟带走了多少人间的财富？

在帝王陵墓的随葬品中，不仅常有一些能显示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还有一些能显示出墓主人个人爱好和时代特征的物品，从某种角度上说，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大宝库，还是后世研究那个时代人物、政治和经济面貌的很好的物质实体。因此，人们对于封建帝王深埋在地下的陪葬品，显得格外关注。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档案和资料来看，清代的丧葬制度中，没有陪葬冥器的记载，不像明朝及以前朝代那样，陪葬大量的生活、生产资料和物品，只是在其棺椁内，随葬有一些代表身份地位的饰品、衣物和生前喜爱的物品或珍贵物品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肉体之身的人在所难免，封建帝王虽贵为天子，但也难免有个大病小灾的出现，因此，每当有重大疾病发生的时候，帝王也会考虑自己死后的事情。

据载，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道光帝生了一场大病，由于道光帝担心自己就此会“大行”，永远不会回到人间这个世界上，于是，就确定了自己死后身上的穿戴和棺内的随葬物品。

实际上，道光帝那次大病没有死，而是又过了18年才死。在这18年中上述规定有没有变化，或者是不是18年后还是按照原先的规定执行的，现在也说不清楚，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清宫档案上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道光帝所规定的这些物品中，大部分是穿戴和铺盖用品，只有极少量的陪葬品，并且陪葬品还多是朝珠。对于帝王来说，朝珠是很普通的随葬品，没有发现有其他的随葬品。另据一些档案记载分析，皇帝的棺椁内不仅要有自己的指定物品，还会有一些国家规定的必需品，比如穿戴和代表身份的饰品、用品。此外，皇帝的后妃或者皇太后和皇室的一些主要成员，也会陪送一些纪念性的物品，以表哀悼、祝福和送别。

那么，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他死后的棺椁，里面绝对不可能是他自己定的那么点东西，应该还会有很多，只不过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载罢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随葬品肯定会比他自己预想的多很多。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儿子咸丰帝才会感到对得起父皇的恩德，并也会以此为荣，这就是所谓的“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因此，就有了古时的“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裘必多，文绣必繁，邱陇必巨”的说法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皇后等级的女人，也会因为她们生前地位与死后时间上的差距，随葬品会相应有所不同，道光帝慕陵地宫的三位皇后，她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等级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下面就详细分析一下：

一、孝穆皇后棺椁的随葬品，估计就是她死时按照亲王福晋的身份安葬的，她的随葬品，除了当时皇帝的赠予，就是她男人和家族的陪送，不会有众多的皇室后宫成员的陪送，也就谈不上皇后等级使用的服饰和饰品。何况她的棺椁都没有按照皇后等级更换，依旧是福晋使用的棺椁。

二、孝慎皇后棺椁的随葬品，估计不会少，因为她生前就是道光帝的正式皇后，按照皇后等级的规定，不仅她能享受皇后应有的丧葬等级规定，道光帝也会对自己的第一大老婆给予很多物品，对此，清宫档案中的《宫中杂件》记载：

道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赏皇后梓宫安放

金镶松石累丝玻璃门佛国一座连座十六两七钱　内供

佛一尊　铜胎系圆明园

御笔扇一把　随扇套系上交

金壳套钢瓤表一个系上交

金镶松石如意一柄七成金，连穗重十六两五钱，道光六年六月十九日收

金累丝双桃花囊一件系上交

金镯一只重三两六钱

草子念珠一盘　随金记念三挂系上交

元玛瑙鼻烟壶一个系上交

白玉双娃三件系上交

金字无量寿经一部

八千般若颂一本系佛堂

另外，道光帝的后妃、子女和其他皇室成员，也会在其棺椁内陪送一定量的相应物品。

三、孝全皇后棺椁的随葬品，估计与孝慎皇后在数量上差不多，珍贵程度就不好说了，也许会因为她是唯一生育了皇子的皇后，而有所区别吧。

以上只是对慕陵地宫四具棺椁的分析，具体情况还有待相关档案的发现。

另外，笔者认为地宫金井内的随葬品，应该有原孝穆皇后在王佐村福晋园寝地宫的那枚玉扳指，这枚扳指也曾再次在宝华峪陵寝地宫金井内投放，它的作用和意义，就是为了所谓的镇墓、息壤，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避邪和敬奉山神、皇天后土。后来，因地宫渗水，孝穆皇后棺椁改迁西陵，又与孝慎皇后一同葬入龙泉峪陵寝地宫，这时候，道光帝一定会为新陵寝地宫金井补填珍宝，用以避邪的。虽说是猜测，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其理由就是，西陵龙泉峪陵寝作为新建造使用的陵寝，地宫本来就应该投放珍宝，何况这次为了大吉大利，不仅要把在东陵宝华峪陵寝地宫金井内所有原有珍宝重新使用投放，并还会有新的添加。还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葬入地宫时，道光帝还会再次命人在金井内投放珍宝，这是因为龙泉峪陵寝地宫内只有一个金井，并且是只能给道光帝所用，而金井的位置则是地宫金券棺床的中心位置，有新的主人入葬进地宫，就要再一次敬告山神土地，并给他们新的供奉。道光帝作为地宫最高身份的主人，他葬入地宫时，原盖在地宫金井之上的金井盖这时候就要打开，并再次投放珍宝避邪，之后将道光帝棺椁放在金井上，使金井位置正好处于棺椁底部的正中心。所以说，道光帝慕陵地宫金井内，很有可能有数次投放的珍宝，用以避邪作用。

此外，慕陵地宫内，还有四个人的“香册”、“香宝”。“香宝”、“香册”均用檀香木制成。“香宝”就是印，印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帝后一生的全部谥号；“香册”，共10块木板，宽窄不等，其首页的正反两面均刻有凤戏牡丹花纹，上面用满、汉文字刻着嗣皇帝为帝后撰写的册文。这些歌功颂德的文词全部填青，均出自御前臣工手笔。

第四章　野史杂谈

1983年韩客机被击落真相：机上有29名美国间谍

1983年9月1凌晨，一架从美国安克雷奇市飞往汉城的韩国波音747客机在萨哈林上空被苏联空军击落，震惊整个世界，美国媒体称有269名乘客遇难，其中有69名美国公民，美国准备进行报复，世界处于核战边缘。

但是，事件真相并非如此。多年来一直研究此事的俄军事历史学家科列斯尼科夫教授查阅了许多内部文献，走访了许多当事人，调查发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他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准确地说，这是北约蓄谋已久、精心准备的一次情报侦察行动。我们和美国人早已知道这是一架间谍飞机。事实上，这是一次战斗，死亡的人不是官方公布的269名乘客，而是29名美国间谍。”

1983年9月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证实苏军歼击机拦截了波音飞机：“苏联飞行员在制止入侵飞机时无法判断这是一架民航飞机，在深夜，在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飞行的飞机没有打开导航灯，而且不回答问询信号。”

这架波音747是在9月1日凌晨进入苏联领空的，此前经常有类似情况发生，最后都得到了和平解决：入侵飞机在做出“迷路”的答复后立即在苏联空军歼击机护送下离开苏联领空。但是，这架波音飞机不仅没有飞离苏联领空，对苏军警告不理不睬，而且立即进行一系列复杂的机动，远离苏联防空区，飞到了部署有洲际导弹的苏联绝密核潜艇基地上空。

长期以来，军事专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苏军为什么没在波音飞机飞近绝密设施前将其击落或武力迫降到苏联机常时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的特列季亚克大将（后升任苏联防空军司令）日前终于透露了这一秘密。他说：“我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了，已经什么都不怕了。20多年过去了，苏联不存在了，秘密也就不存在了。我觉得是到了说出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第一，从波音飞机进入我们领空的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掌握了其乘员与北约情报基地和特工机关所有谈话情况。我们本可多次摧毁这架飞机，但没有做，因为它如果在堪察加上空爆炸，可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可能会引爆潜艇上的核弹药或其他设施，其爆炸强度将超过日本广岛核爆炸；第二，如果我们把波音飞机迫降在我们军事机场，那里部署有装备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美国人可能会直接近距离地引爆自己的飞机。”

苏联对坠机的调查证明，这种爆炸是完全可能的。波音飞机被苏军歼击机击中后，又飞行了17公里，才在中立水域上空爆炸坠毁。爆破专家确认，飞机坠毁是由机舱内部威力约4吨的爆炸物引起的，苏军发射的导弹没有这么大的威力。

特列季亚克大将说：“专家迅速认定，飞机上确实有爆炸物。坠机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大的碎片，原因是爆炸威力较大，这些爆炸物是防范苏军迫降时用的。乘员有摇控装置，可以在苏联机场引爆飞机。从安克雷奇起飞时，飞机耽搁了40分钟，使到达苏联领空的时间与美国侦察卫星经过堪察加上空的时间一致。这是一架间谍飞机，而且沿从未飞行过的航线飞行，附近有两个防空导弹营，飞机正好在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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