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绍钧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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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青少年时代试读：
一 家道中落
蜿蜒的澧水，从湘西北崇山峻岭中奔涌而出，流经临澧县境内，因司马相如在此鼓琴而得名的停弦古渡南岸。离停弦渡约莫十多里的丘陵深处，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山村，丁玲的老家——佘市镇黑胡子冲蒋家大屋便在这里。蒋家大屋曾是明清两代数位官员的府第，如今，那鳞次栉比的庄园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一处处残砖断瓦中，揣摸它昔日的威严与荣耀。
湖南省临澧县(原名安福县)蒋氏家族自明清以来，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据《蒋氏族谱》记载，临澧蒋氏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江南行武出身的蒋氏七十一世祖蒋官一因南征有功，先后被封为永定卫、九溪卫总兵。蒋官一晚年，落屯澧州长乐西村，今属临澧县马鞍村。其后五百多年间，族中朝廷命官不乏其人。丁玲原名蒋冰之，属蒋氏九十二世。其祖父蒋定礼，为咸丰武陵辛酉科拔贡、同治庚午科举人，历任四川补用知县、贵州补用道侯知府，署理贵州普安厅同知，充光绪丙子科贵州乡试内帘试官，钦加盐运使司衔，光绪五年(1879年)病故于贵州任上。
丁玲的老家黑胡子冲，便是蒋氏二房祖屋。蒋氏家族另有县城、清水堰、蒋家坪、花林坪几处豪宅，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豪华，更甚于黑胡子冲丁玲老家。当年流落民间的蒋氏家族部分器物，现陈列在临澧县博物馆内，这些文物足可见证当年蒋氏家族确曾富甲一方。据《临澧县志》所载，蒋氏家族拥有土地六十多万亩，从常德到京城沿途均设有蒋氏会馆，并有48家典当铺，72家钱庄。蒋氏子孙赴京应试，不必寄宿他人客栈。蒋氏家族源远流长，据《蒋氏族谱》记载，蒋氏历代为官，远在宋代，苏东坡、文天祥等就为《蒋氏族谱》写过序文，且历代子孙繁衍，无不记载详尽，有据可考。
随着丁玲的母亲蒋慕唐先生所著《丁玲母亲自述》首次在中国丁玲研究会编辑的《丁玲研究》(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上发表，让我们了解到，丁玲虽是临澧人，却是出生在常德城中外婆家，周岁以后才被接回临澧。
洞庭湖滨湘西北重镇常德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先秦时代起即进入典籍。该城始建于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后期，秦为临沅县治，一条云贵和川东南通往中原及京城的古驿道横贯其间，历为湘西北军事要塞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称“控引巴蜀，襟带洞庭，连荆楚而接滇黔”。自汉高祖所置武陵郡治以来，曾先后改称义陵、嵩州、朗州、鼎城。清澈的沅水在城垣下蜿蜒东去，留下一串串悠远的故事、传说。
因扼滇黔、川东通往京城的古驿道，历代文人学士、达官谪臣莫不流寓于此。相传舜帝曾让王于上古高士善卷，善卷坚辞不受，隐于常德沅水南岸德山(原名枉山，隋时，嵩州刺史樊子盖为彰显善卷之德，将枉山易名善德山，后简称德山，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即源于此)，乃为中国隐逸文化宗师。爱国诗人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涉江》，其“朝发枉渚兮，夜宿辰阳”句中的“枉渚”，亦为德山脚下的枉水。当年屈原曾流寓常德，现在城中仍有“招屈亭”、“三闾港”遗迹可寻。春申君黄歇，武陵旧志说他是武陵人，明《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云：“府北开元寺，相传为春申君宅”；现在城中仍有“春申阁”及“珠履坊”、“春申君墓”遗址。唐朝诗人刘禹锡因和柳宗元等参与王叔文革新集团，于永贞元年贬为朗州司马，在常德谪居十年，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其名篇《陋室铭》亦写于常德。晚唐诗人李群玉，史称“诗篇妍丽，才力遒健”，他在《进诗表》中自云：“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明清之际独树一帜、卓绝千古的绘画大师髡残，亦诞生在常德。更有历代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诸如谢朓、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司空图、寇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朱熹、姜夔、袁宏道、王船山、郑板桥、林则徐、魏源等，均有诗作题咏于斯。及至近现代，著名的反清志士秋瑾，常德籍同盟会员、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刘复基、蒋翊武、林修梅，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等，都曾在常德城中居住或求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这座江南古城无限神韵，也让后来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的丁玲，得到了最初的文化熏陶。
丁玲的母亲原名余曼贞，是常德一个书香世家的女儿。丁玲的外祖父余泽春是清武陵辛酉科拔贡，历任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等地知府，常德人称泽春公为余太守。因不满地方官僚枉法殃民，太守公于1890年辞官还乡，置寓所于常德小西门杨家牌坊。余家老宅早已在1943年11月的“常德会战”中被日军炮火毁于一旦，不可复见，只能从丁玲的作品中读到关于外祖父家的描述。1893年，泽春公病逝于常德。这一年，丁玲的母亲嫁到临澧蒋家。
蒋家虽为大户，但丁玲的父亲蒋保黔3岁亡父，14岁丧母，15岁便与兄长分家单过，门下虽分得一些田产，显然已是家道中落。丁玲的父亲作为世家子弟，天资聪颖，15岁便中了秀才。他生性洒脱，亦善挥霍，待到与丁玲母亲成婚时，家中已是积蓄无多。俗话说“久病成良医”，由于蒋保黔自幼体弱多病，后来便自学中医，开了一间药铺，有时竟还能药到病除。
清朝末年，国人仍受洋务运动中“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派影响，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出洋留学。当时由清政府资助的叫“官费”留学，自己出资的叫“私费”留学。丁玲的父亲也不甘沉沦，曾于1904年春，与妻弟余笠云同赴日本东京私费留学。一学期结束，他即回国筹措学费。因家中无人照料，余曼贞只得在常德城中娘家待产。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家里给她取名蒋伟，字冰之。后来，族中兄弟终于不肯借钱给蒋保黔，他的赴日留学只得中断。这对年轻的蒋保黔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从此郁郁寡欢，一蹶不振。1908年春便撒手人寰，年仅32岁。丁玲的父亲蒋保黔丁玲的母亲余曼贞
丁玲晚年曾回忆说：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盒子的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我常想，那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痛哭，那样不安静呢？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我的不幸生活就要从此开始了？是不是我已经预感到那个时代——那个痛苦的时代，那个毫无希望的，满屋都是白色的，当中放一口黑棺材的时代？那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家里人后来告诉我，那是死，是我父亲的死。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
谁知蒋保黔尸骨未寒，一群群乡绅便来逼债。余曼贞这才知道，丈夫前几年盖房子加上赌博，已欠下一身债务。此时，她只得狠心变卖家中一切财产，仅留祖茔田数亩作母子生活费用，共得三千余元大洋，将丈夫生前所欠债务悉数还清。至这年8月20日，她在空空荡荡的大宅内产下一名遗腹子，取名蒋宗大。孩子刚满月，她便接到城中弟弟的来信：“母已于九月仙去，并嘱迟给姊。现已浅葬祖山，明春等兄回，再令人来接。”此时的余曼贞，五内俱焚，禁不住纵声嚎恸，几致昏厥。
1909年春节过后不久，余曼贞便又收到弟弟来信，云：“兄已回，定期于某日深葬母亲。特告现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国家，首先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并得知弟弟余笠云也是这所学校创办者之一，这无疑是给孤立无援的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她暗自思忖，眼下家破人亡，一双幼小的儿女嗷嗷待哺，孤儿寡母，如此空守在这蒋家大宅，终将不是长久之计。好在自己还不过三十来岁，如能咬咬牙，前去投考女师，将来谋个小学教员的职位，或可绝处逢生，完成两个孩子的教育培养。主意打定，她一方面复函弟弟，嘱代为报名，一方面还得去征得蒋保黔兄长的同意，因为在他们蒋家，如所有封建士族家庭一样，女眷对外无丝毫权利，有事非告房族伯叔不可。好在族兄深晓世理，待弟媳申明事之轻重，倒也没有怎么为难她。
不几日，余曼贞便将大门锁闭，带着一挑行李和两个孩子，凄然别此伤心之地。没想到刚出村口，转过一个山坳，突然冒出两名大汉，拦住她们的轿子，高声吼道：“不还钱就走，休想!快还钱!”此时，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只见母亲一边镇地让轿夫落轿，一边从容走出轿门，严厉地说道：“我已将所有的账都还清了，还欠你们什么钱？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要钱，你们跟我上县衙门去要!”拦轿人见要去县衙门见官，连忙赔笑道：“三太太，我等……不过是二老爷家当差的……那钱，以后再说吧。”说罢，便灰溜溜地走开了。
此时，年幼的丁玲看见母亲刚毅的脸上，滚落两行晶莹的泪珠……
二 寄人篱下
回到常德，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胜眉，字慕唐，以示不向命运低头，立志胜过须眉之意。由于家学渊源的熏陶，少时她便能诗会文，遂很快通过入学考试。4岁多的冰之也跟在她身边，一同进了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幼稚班。一个名门望族的新寡，母女同时入学，这在当时，免不了招致街坊们的非议，蒋慕唐全然不顾。只是富家小姐们上学均为轿子接送，她们母女却是青衣素裙，步行上学，风雨无阻。
每天，蒋慕唐几乎都是第一个进校，早到是便于自习，放学后则总是三步并作两步，匆匆赶回去给襁褓中的幼子喂奶。孩子体弱多病，她每每看书至深夜，时时须探视小孩，深恐有半点差池。在同学中，她年届三十，年岁最大，且身边有拖累，却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每期学业。
好在她为人谦和，与同学们相处甚好。其时，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妇女运动先驱之一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贤)，也考入这所学校就读，恰与她同班。蒋慕唐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甲班只二十余人，而外县居多数。我亦略现活泼，胆子也大点了。与同级者，更觉亲爱，其中有一十余岁姓白者(即向警予烈士。母亲写回忆录是在1941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她不能直写烈士姓名——丁玲注)，与我更说得来，学问道德，可为全校之冠。她对我亦较他人合得来些，真可谓忘年之交。还有唐氏姊妹，及伊表妹，均少年英俊，学识俱优。还有几位，其志趣亦不凡。她们服我不畏艰苦，立此雄志，我亦钦佩她们见解高超。”
不久，蒋慕唐便在一个星期天邀向警予、胡善伦、余子敏、许友莲、唐婉芬、翦万镛诸好友至弟弟家中小聚，成为金兰结社盟友。金兰结社的誓约大意为：“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
母亲的举动，本无可非议，但幼小的冰之，却在无意中听到三舅妈的不满。三舅妈向三舅发牢骚说：“哼!我们那位姑奶奶呀，拖儿带女住在我们家里吃喝拉撒不算，还供他们上学，我这做弟媳的够大度了。想不到昨天还带了一大帮学友来，和王敏芝，还有个叫什么向警予的她们六七个人搞什么金兰结社的把戏，闹得天翻地覆。我这个掌家的，还得赔着笑脸，好酒好菜招待!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管，我也会放大水排呢!”
这样，住在舅父家中，每天和母亲及表哥表弟上学，少年冰之表面上无忧无虑，但在幼小心灵的深处，无时不承受着寄人篱下的痛苦。直到晚年，她对初来舅父家中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当地习俗，大年三十吃年饭，家家都要放鞭炮，从清早到晚上，整个常德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舅舅家吃过年饭，堂屋里铺上了大红毡子，舅舅亲自动手把神龛上的祖宗牌位取下来，一一擦拭干净，放回原处。然后点燃一对两三尺长的大红蜡烛，又往香炉里添了一大把供香，顿时整个堂屋里香烟萦绕，在四盏大红宫灯的照耀下，气氛庄严肃穆。舅舅、舅妈带着表哥表弟，在供桌前跪成一排，向着祖宗牌位虔诚地作揖磕头。此刻，冰之和妈妈只能和家里的丫环、仆人一道退到堂屋外面。后来她问母亲：舅舅为什么不让她祭祖，妈妈告诉她：因为她们是外姓人，是不能参加祭祖的。
也正是这个大年之夜，一个丫环在给少爷送莲子汤时不慎碰翻了碗，一只精巧的青花瓷碗滚落在地，碗破了，汤汁溅脏了少爷的锦袍和桌布。少爷撒泼大闹：“赔!赔!给我赔!”
在另一张桌上打牌的舅舅余云卿拉长脸，把牌一推：“败兴!”
舅妈把她的宝贝儿子搂住，连声哄劝：“别闹，别闹!”又厉声吩咐家里的管事：“老余，拿家法来!”
两个丫头双双跪倒在地上。冰之的母亲见状，忙为她们讨饶：“今天过年，讨个吉利吧，饶了她们这一回。”
舅妈仍满脸怒容：“姑奶奶，你不常在家，你不晓得这些丫头们多没规矩，不给点厉害，她们能把这屋顶也掀了。看，大过年的，摔东摔西，不是存心让老娘破财么？”说罢，转过脸来对两个丫环训斥道：“今天看在你家姑奶奶面子上，就饶了你们这一回。你们到堂屋去守岁，陪伴祖宗去吧。把棉衣给我脱了，省得穿多了打瞌睡。还不快脱!”
两个丫头含泪脱下棉衣，穿着单衣单裤退了出来。冰之看得心里难受，又不敢说话，只是小声说：“妈，我困了。”蒋慕唐明白女儿的心事，也推说有点乏，带着孩子告退。
直到丁玲晚年，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把丫头赶到堂屋里过夜，把衣服脱了，只穿一件单衣，一条单裤。看到这情景，我没有办法睡着，半夜里，我把自己盖的一床小被子悄悄送到堂屋，看见两个丫头抱着膀子坐在那桌子围帘底下，我把烘篮拿给她们，她们哭了，我也哭了。”而此时，大街上烟花五彩缤纷，爆竹声接连不断，一群小孩子在快活地高叫：“三十晚上月亮大，有人地里偷黄瓜。瞎子看见的，聋子听见的，哑巴一声喊，跛子跟到赶……”
此情此景，不能不使幼年冰之善良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此在家里少言寡语，以表示对舅父舅母的不满、对这个家庭的不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义成功。消息传到湖南，湖南革命党人首先发起响应，组织新军，发动长沙起义。清巡抚余诚格闻讯潜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等被诛杀，“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很快成立，并宣布湖南独立。10月30日新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委任的西路招抚使杨任、总参谋长余昭常抵达常德，常德遂告光复。随着辛亥革命风潮席卷全国，长达295年的清廷专制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宣告寿终正寝。
其时，帝制虽已推翻，湖南的政局却十分混乱，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与焦达峰等革命党人的斗争十分尖锐。就在常德光复的第二天，谭延闿等便勾结封建官绅在长沙发动政变，当即将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杀害；三天后，登上都督宝座的谭延闿又密令常德黄忠浩余党将西路招抚使杨任、参谋总长余昭常等十余人捕杀。一时间，常德城中一片恐慌，为躲兵灾，商铺关门，学校停课，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董、学监亦逃得不知去向。蒋慕唐只好与弟媳商量，将向警予等十多名外县同学接到家中暂避，少年冰之则与她们“一同经受那场风暴中的紧张、担心、忧郁、哀悼、兴奋和喜悦”。
改朝换代，百废待举。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停办，少年冰之和母亲也都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当时，老家临澧县曾邀请蒋慕唐回乡创办一所小学，她自度才力不足，未敢应允，心中所想，是邀集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校几位同学继续求学，完成师范学业。
一天，赞同去长沙继续求学的向警予从溆浦老家来常德，借住蒋慕唐处。一间宽大的房间，放着一张大床。床前圆桌旁，蒋慕唐正在给孩子改缝一件罩袍，向警予坐在一旁看书。7岁多的冰之在床边教4岁的弟弟念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蒋慕唐和向警予相视一笑。向警予对蒋慕唐说：“五姐，你们家里的人也真太绝情了，你是去上学，又不是去做官，拖儿带女怎么方便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哪。你不用担心孩子，我会寄养在他姨娘家里。古人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大人一天，孩子也一天，不就这么过去了嘛？”1911年，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常德速成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时，与中国妇女革命先驱向警予等同班好友在常德合影。右起：余曼贞、胡善伦、余子敏、许友莲、向警予、唐婉芬、翦万镛
一件蓝花小罩衫改好了，蒋慕唐对孩子说：“冰之，你过来试试吧。”
冰之走过来，看了看说：“俺不穿。你就会改旧衣服，穿到学校里珠儿姐姐老笑话俺，说俺是乡巴佬!”
蒋慕唐叹了一口气，把衣服轻轻放在桌上，缓缓对孩子说：“冰之，你也不小了，该懂事了。你爹死后，家里什么东西都卖光还了债。你怎么能和珠儿姐姐她们比？人家是小姐呀!又要读书，又要穿新衣，妈哪来这么多钱？”
冰之听了，觉得难受，眼里噙满泪花。向警予把她拉到床边，轻声说：“听姆妈的话，冰之。乡巴佬又怎么样？这衣服不是很好看么？乡下好多孩子，连这样的衣服也穿不上呢。你还小，不晓得你妈为了去长沙读书，盘缠钱借了好几处地方才凑齐呢!”说着，将衣服套在冰之身上，又说：“蛮好嘛!”
蒋慕唐接着说：“你看你九姨(向警予在家排行老九)，平常都是青布衣裙白线袜，朴朴素素，大大方方，可是功课总是第一，要学，就学你九姨的样子，噢？”
冰之不再作声。向警予把她搂在怀里，顺手从床头拽过一只绣着牡丹和蝴蝶的枕头，对冰之说：“看，这个枕头绣得漂亮么？”冰之点了点头。向警予问：“你晓得这枕头里装的是什么吗？”冰之、宗大同时说：“是谷壳。”向警予说：“小孩子要是只光想着穿得好看，外面漂亮，那不就跟绣花枕头一样了？”宗大说：“我不跟绣花枕头一样!”
第二天，蒋慕唐邀集原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几名同学，一同乘船前往长沙，投考新创办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位于长沙天心阁北麓的古稻田，当时也叫稻田师范。这所学校管理十分严格，学生一律是寄宿制。离开常德到省城求学，蒋慕唐必须将两个孩子带在身边。她把7岁多的冰之送入该校的附属小学，幼子宗大只能暂寄于长沙姨母家中。湖南的冬天十分寒冷，她不能让孩子冻着，将带来的厚棉被留给了两个孩子，自己只留下一条薄被过冬。每每夜深人静，她都不敢睡下，常常是一个人秉烛读书。与她同来的同窗好友向警予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经常将她拉到自己的铺上同挤一床。学校创办伊始，师资力量很是雄厚，比如，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树达(著名文字学家)，便是她们的国文老师。大凡投考该校的女同学，都是一批渴望新知、力求女性新生的青年，如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的缪伯英、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称的陶斯咏等，都是此时就读第一女师的学生。学业虽然紧张，身边还有拖累，蒋慕唐都能克服，只是母子三人在省城的吃喝用度，常常使这位靠借贷求学的寡母手头困顿。于是，她只得致函临澧老家，央人找主卖掉黑胡子冲仅有的房产。1914年春，蒋慕唐接到族兄来信，称所有房产已有买主。于是，她将冰之留在长沙上学，自己告假带着幼子宗大返回临澧。房既已售出，家中物件也大半送人。所售房款，丈夫两位族兄执意相借，称“代为保存，并书据认息”。她见他们如此认真，“未便推辞，只得应允两房各借数，余者携回”。也正是这笔房款，解了她的燃眉之急，还清了几年来上学的借款。
同年5月，桃源县创办女子小学校，再三邀请蒋慕唐任该校体育教员，她思考再三，仅差一年就将毕业，中途辍学，实为可惜；但手头所剩一点房款，支付母子三人一年的学费用度之后，便所剩无几。如一时找不到职业，日子怎么过？于是，她只得狠心退学，带着幼子前往桃源县女子小学任教。冰之则留在长沙，寄宿在第一女师附属小学，委托好友向警予、陶斯咏代为照看。
母亲的举动，丁玲一直深怀感激，后来她回忆母亲时说：“我母亲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从她的口中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的世家子弟，甚至乃是一个败家子。我母亲寂寞惆怅，毫无希望地同他过了十年。父亲的早死，给她留下了无限困难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三 飘零孤女
母亲到桃源县谋生去了，此时不过十来岁的冰之，独自留在长沙上小学，成了名副其实的飘零孤女。直到晚年还这样回忆起她儿时的那段生活：“每天放学回来，幼稚园里静悄悄的，我常独个流连在运动场上，坐会儿摇篮，荡会儿秋千。这时向警予阿姨就来看我了，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更好是带一两个故事来温暖我这幼稚的寂寞的心灵。”
女儿永远是妈妈的心头肉。孩子年纪还这样小，蒋慕唐实在不忍心将冰之一个人留在长沙寄宿，待学校放了暑假，便委托到省城办事的弟弟将孩子接了回来。1913年下学期，冰之进了新开办的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师附属小学。冰之来到桃源县，看见母亲教的是体育课，母亲是自小缠过足的，一双小脚，要带着学生们跑步、跳远，每到夜晚，懂事的冰之看见母亲洗脚时红肿的双脚，总要轻声问：“姆妈，你的脚痛吗？”母亲淡然地告诉她：“不痛，习惯了就好了。”母亲的坚强，给少年冰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次年春，蒋慕唐应常德育德女校聘请，任该校舍监(管理员)，兼教美术。于是以“教授体育非吾所长”为由，辞去桃源县女子小学的工作，返常德育德女校任教，冰之亦回常德上学。令蒋慕唐没有想到的是，该校管理极为混乱，教职员分为两派。她无心参与这些人事纠葛，便在友人的支持下，在城内铁家桥口火星池创办了第一所专为受苦妇女而设的“女子习艺所”，习艺所设4个班，每班20人。她晚上也住在学校里，除了教她们学缝纫、编织，鼓励她们自力更生之外，同时也教她们学文化，向她们讲时事，宣传反对封建、男女平等等新思想。
正当蒋慕唐全副精力投入教学和社会事业之时，一场飞来横祸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1918年一个晴朗的春日，遍地黄色的油菜花，她带着一队男女学生过河到沅水对岸的德山郊游。入夜，她正在案头精心批改一大堆的学生作业。一位姓张的校役突然敲开她的房门：“蒋先生，您的公子这两天发烧，已请校医看过了，不见好，您是不是抽空到我们学校里去看看？”“老张，谢谢你，明天上午有课，下午我去吧，我想孩子大概着了点凉，发发烧，不打紧的，感谢你们学校的关照!”
第二天，蒋慕唐在课堂上上作文课，板书：《春日登德山宝塔》……
傍晚，她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到市内一所私立男子小学。当她疾步奔向学校宿舍，见儿子宗大昏迷不醒，校医和两位教员都围在床边。
她问儿子学校的校医：“张先生，孩子怎样了？”校医摇摇头说：“恐怕要送教会医院，正等蒋先生您来呢!”
蒋慕唐搂住儿子，焦虑不安地叫道：“宗大，你醒醒!你醒醒!”
叫了一阵，孩子微微睁开了一下眼睛，嘴唇轻轻动了一下，但没有出声。蒋慕唐焦急地喊：“快，送教会医院!”
一辆人力车拉着他们母子在昏黄的街灯下狂奔。车上，蒋慕唐不停地呼唤儿子，只见宗大头一歪，断了气。蒋慕唐用手贴近孩子的鼻孔，悲怆欲绝：“天哪!我苦命的儿子……”这一打击实在令她悲痛欲绝，肝肠寸断，甚至认为生活下去已无意义。
这期间，从湖南第一女师毕业的向警予，已回溆浦县城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不久，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湖南进步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得知消息后，也积极参与，经常往返于老家和长沙之间。一次途经常德时，得知蒋慕唐正经历着丧子之痛，也不胜悲戚。只得苦相劝慰，勉其振作：“曼姐，事已至此，你要坚强些……”“唉，这几年我老是在外为生活奔走，教别人的少爷小姐，自己的孩子却没法照顾，也怪当时手头仄逼，以为孩子发点烧没关系，哪想到我那可怜的宗大就这样去了……唉，要不是身边还有冰之，九妹，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
这时，向警予打开自己的小皮箱，说：“曼姐，振作起来吧，目光放远大些，我们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都在遭难啊!当年我们姐妹几个在常德‘金兰结社’，为的就是救国救民哪!你不是写信说要办‘女子俭德会’吗？很好，我带来了一些京沪出版的新杂志，这是《新青年》、《东方杂志》、《教育研究》，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然后，向警予又压低声音：“有好些文章是宣传赤化的。”
蒋慕唐点了点头，心情渐见开朗，问：“九妹，看样子，你又要远行？”“是啊。这次我是回溆浦老家告别家人，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到法国去!”“去法国？”“是的，蔡元培、吴玉章先生他们在法国创办了勤工俭学会，长沙那边，我们新民学会好多人都去，蔡和森、肖子升、肖子璋、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他们都去，还有和森的妹妹蔡畅，人可多啦!”
蒋慕唐羡慕地说：“你们真好福气，唉，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向警予说：“曼姐，我看你在常德办妇女俭德会也不错，你上次信上讲的那个互助工读团的想法也很好。这样，可以多收一些贫寒人家的女孩子入学，这也是勤工俭学嘛!”“这个，我早想过了，钱是身外之物，你们远渡重洋，谁是为了赚钱去的呢？我们母女二人，只要有一碗粗茶淡饭，也就足矣。”
站在一旁的冰之一边朝着向警予给母亲带来的新书，一边羡慕地望着向警予说：“九姨，下次回来，可得带我去呀!”
向警予爱抚地拍了拍冰之的肩膀：“对，一定带你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蒋慕唐才从绝望中恢复平静，她只能顽强地活下去，因为身边还有年少的孤女需要她抚育培养。于是她又抖擞精神，不久，便与同学及好友余子敏、蒋毅仁等四处奔走，发起成立湘西北第一个进步妇女团体——常德妇女俭德会。在数千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她被推为临时主席。蒋毅仁、余子敏以及常德县长夫人、常德驻军冯玉祥将军夫人等，被推选为妇女俭德会负责人，并由她报告俭德会宗旨，首要一条便是“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此举无疑为开常德风气之先。蒋慕唐思想的激进，与向警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对此，晚年丁玲作了较为详细的回忆：向警予同志每次回溆浦或去长沙，都必定要经过常德。从溆浦到常德坐帆船，从常德到长沙坐小火轮，在等候班轮的时候，就可以在常德住一两天或三四天，这时向警予大都是住在母亲的学校里。向警予同志就像一只传粉的蝴蝶那样，把她在长沙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种种新闻、新事、新道理，把个人的抱负、理想，都仔细地讲给我母亲听。母亲如饥似渴地把她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收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拿来教育我和她的学生们。原来她们结拜为姐妹时，无非是要求男女平等，教育报国等等。这时我母亲已把这位最小的阿姨看作一位完全的先知先觉，对她言听计从，并且逐渐接受她介绍的唯物史观，解放工农等这些最先进的理论。
1919年12月，向警予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一批湖南进步青年取道上海前往法国前，曾写信邀蒋慕唐同行，并介绍赴法人员中，也有徐特立，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等“老学生”，这不免使已是41岁的蒋慕唐为之心动。后终因路费难以筹措，加上身边尚有未成年的女儿冰之的牵累，只得作罢。据丁玲回忆：“向警予到了法国，经常给母亲来信，介绍外面世界的一些新思潮，寄来了她和蔡和森同志并坐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照片，还有她和蔡畅大姐等女同志的合影。她远行万里，有了新的广大的天地，却不忘故旧，频通鱼雁，策励盟友，共同前进。我母亲就是因为经常读到她的文章书信，又读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而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的。”平时，母亲经常教育女儿冰之“多向九阿姨(向警予)学习”，自然，冰之从小便受到向警予和颇具民主思想的母亲的影响。
冰之在常德念小学期间，母亲虽经常在课余时间给她讲授《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及唐诗宋词，使她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她自己的兴趣则更倾向古典小说的阅读。寒暑假或星期天，她常常悄悄躲在三舅后花园的藏书楼上，阅读外祖父留下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以及《再生缘》、《再造天》等唱本。虽然和舅父家也算至亲，但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一些联想。寒假的一天夜里，她贴着妈妈的耳朵，悄悄问母亲：“姆妈，你说外公做过太守，是清官，还是贪官？”“当然是清官，小孩子家，你问这个干什么？”
冰之说：“要是清官，我们就在这太守府住，要是贪官，我们就离开这里!”
蒋慕唐微微一笑，轻轻拍着女儿的后脑勺，问：“这么一点点大，懂得什么清官、贪官，谁跟你说的？”
冰之调皮地偎紧妈妈，压低声音说：“姆妈，我告诉你一个悄悄话，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天天悄悄跑到楼上外公的书房，发现那两口大书箱子里，有好多好多的书，我就躲在那里面看，《水浒传》里面，就有清官、贪官!”
蒋慕唐又惊又喜：“看懂了吗？”
冰之说：“当然看懂了!我看舅妈就像《红楼梦》那本书里的王熙凤，你说对不对？”
蒋慕唐给冰之掖了掖被子，爱怜地：“莫乱打比方，小孩子家，不许乱说……”
蒋慕唐尽管这样说，心底里却觉得女儿开始懂事了。或许是受了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的影响，加上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种种不愉快的经历，促成了少年冰之较早的成熟，并形成一般小孩没有的个性。晚年丁玲曾这样回忆：我四岁丧父，过的是孤儿寡母的生活。在那个社会里，我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和小伙伴一起玩时，我显得比人家“低”一些。贫穷的生活对我有好处，使我容易同“低”的人接近，而反抗“高”的人。所以我幼年时代不大说话，很谨慎、小心，喜欢观察人。
虽然她不热爱她的舅舅们和他们的家族，但在表面上还是温顺听话的，所以大家都还喜欢她。丁玲晚年曾回忆说：只有两个人晓得她同时具有极暴烈的性子，晓得她在表面的温顺之下，藏着一种倔强高傲的气质，“一个就是我的母亲，她因此爱我；一个就是我的舅妈，她因此恨我”。
正是这种气质，影响了这位未来作家的一生。
四 少年叛逆
1918年夏天，14岁的冰之从常德小学毕业。此时她已是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蒋慕唐便决计以一个小学教员的微薄之薪，供女儿投考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1912年由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选址创立的。她不指望孩子有多大出息，师范毕业后能成为国家的教育人才，以知识来唤醒国人，也是好的。若等开学前夕送女儿投考，自己则难以抽开身，于是暑假还未结束，她便陪女儿乘船来到离常德九十里的桃源县城，把孩子托付给学校一位女管理员。因为当时没有钱交保证金(据丁玲回忆，如考生被录取，就要交10元保证金，这保证金要到毕业时方可退还)，母亲只得取下手上的一枚金戒指交给管理员，并说孩子如果考上，开学时她便寄钱来，如没钱寄来，就请她将戒指代卖代交，如有多的，就留给孩子零用。冰之在母亲的影响下，学习较为用功，小学成绩常常是班上的头名，一个月后，她果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省立第二女师录取。
进入新的学习环境，冰之仍十分用功，她晚年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在这里是非常快乐的，我是常常受鼓励的学生，我的功课比较全面，我好像什么都爱好，各门功课都得百分，只有语文和写字常常只有八十多分。我的同学们的作文为什么比我得分多？因为她们常抄那些什么作文范本，所以文章条理好，字句通顺，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我不愿意抄书，都是写自己的话，想的东西多，联想丰富，文章则拉杂重叠，因此得分少，也不能放在玻璃柜内展览。可是老师总喜欢在我的文章后边加很长的批语，这是那些得百分的人所羡慕而且不易得到的。特别是学校的校长，一位姓彭的旧国会议员代课时，常常在我的文章后边写起他的短文来。他分析我的短文，加批、加点，鼓励很多，还经常说我是学校的一颗珍珠，但也总说我写得拉杂的原因是太快，字又潦草，要我多用心。中学时代的丁玲
不落窠臼，这是作为一名作家必须具有的禀赋。从以上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冰之自中学时代开始，就凸显出了这种难能可贵的潜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汹涌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波及地处湘西北的桃源县城湖南省立第二女师。年仅15岁的冰之在比她高一班的同学王淑璠(后改名王剑虹，瞿秋白爱人)、杨代诚(即王一知)等的带动下，积极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同时，还去学生会办的平民夜校上课，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教她们识字、学珠算。因为她的年龄最小，听课的阿姨、大嫂都叫她“崽崽先生”。学生们的进步行动遭到学校当局的责难，并以提前放假相要挟。为抗议校方压制学生运动，冰之和王淑璠、杨代诚等一起毅然退学。
回到常德，因母亲教书的学校在新街口慈云寺，冰之先到离大西门船码头较近的杨家牌坊舅父家落脚。没想到舅父舅母见她一条乌黑的辫子不见了，剪成了短发，便怒火冲天，舅父说：“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
舅妈也在一旁帮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经过五四精神熏陶的冰之，此时一改以前的温顺，直接对舅父顶撞道：“您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您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
接着又没好气地对舅母说：“您的耳朵为什么要穿一个眼，您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个粽子，您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
这样，冰之与舅父舅母的矛盾就此公开化，母亲见孩子已懂事，也有了自己的思想，继续住在余家恐难免再生摩擦，于是只得将冰之安顿在好友蒋毅仁家暂住。其实，舅舅家杨家牌坊二十二号和蒋毅仁家忠靖庙街六号(后改新西街一号)都在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并不太远，冰之则不愿再去舅父家。数十年后，她还在写给孙女的信中说：“暑假我们住在我妈的好朋友蒋毅仁家里，过了一个月的舒服日子。”
忠靖庙街六号是一排三间的大瓦房，房后还有佣人居室、用餐的小饭厅和厨房，并有一个精巧的小花园。这幢房子原来是蒋慕唐的挚友蒋毅仁买下后准备防老的。蒋毅仁本姓涂，其丈夫是大地主，因为她未给丈夫生下一男半女，在家里深受歧视和排挤，长期独居常德。后来，她见蒋慕唐带着孩子，居无定所，生计维艰，便将这所房子赠予她们母女居住。蒋慕唐母女自1922年春入住这里后，将西边那间租给别人居住，每月还可以收一点房租补贴家用。直至1943年11月日寇轰炸常德，这所房子被夷为平地。对于蒋毅仁的慷慨相助，蒋慕唐母女俩一直感铭不忘。
虽然从湖南省第二女师退学，以冰之的性格，是不甘就此沉沦的。暑假中，她便向母亲提出，希望转到省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继续求学。这所学校当时是湖南名校，向警予、蔡畅等都是这里毕业的，且周南女中的校长朱剑凡先生也是她母亲在长沙念书时长沙第一女师的校长，学校管理员陶斯咏是她母亲的同学。当时，母亲蒋慕唐虽然薪金微薄，还是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于1919年秋亲自送她到设在长沙泰安里蜕园的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托付老同学陶斯咏代为照看。
蜕园原为朱剑凡先生私宅，是一处占地八十余亩的苏州园林式建筑。据传为唐代进士刘蜕曾居于此而得名。朱剑凡原名周家纯，系湘军名将周达武之子，长沙府宁乡县大屯营石家湾人，其先祖为朱元璋宗室吉王的后裔。清兵入关时，吉王一支从安徽逃至湖南，受宁乡周氏某族庇护，改姓周，辛亥革命后恢复朱姓。蜕园即为朱剑凡之父周达武所购。朱剑凡先生1902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留学期间，曾结识黄兴、陈天华等，参与留日学生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回国后，曾在长沙、宁乡速成师范担任教员。1905年，在教育救国、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思想驱使下，毅然以蜕园为基础，毁家兴学，以家资十一余万银元及黄兴赞助一千元，在清末的长沙创建了中国第一所以师范班、小学、幼稚园为一体的女子学校。因当时慈禧太后仍按清朝法典禁办女校，故名以“周氏家塾”以避查禁。至1907年，禁令放松，朱剑凡先生乃取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所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之义，于1910年正式定校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堂，1916年改名为周南女子中学，校门上书楹联“周礼尽在，南化流行”。朱剑凡先生亲自为该校制定的校训是：自治心(节制整洁)，公共心(博爱仁恕)，进取心(勤勉耐劳)。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来到周南女子中学的当晚，冰之便被通知参加入学考试，主考的是该校二年级国文教师陈启民(又名陈书农)，考试的题目是“试述来考之经过”。这篇作文在冰之笔下几乎跑题，因为她没有记述来考经过，只写了她的志愿，“要为国家而学习，要寻找救国之路”，没想到陈启民老师看后，当场批准她插入该校二年级学习。
在周南女中，冰之开始接受较正规的国文训练。除了完成日常课业，还在陈启民老师的启发下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读胡适的散文、诗和他翻译的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读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二渔夫》、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大量翻译小说。由于对文学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她便开始学着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有一首小诗，陈启民老师还准备推荐到《湘江日报》或《新湘评论》上去发表。当时，同学们还赞誉她是班上“八大文豪之一”。而对数学课，她却往往敷衍了事。
更重要的是，那位陈启民老师，常常介绍冰之和她的同学看《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并将《新青年》上很多文章作为教材，这样，使得他的学生们大都不太注意别的功课，而喜欢谈论问题，将反对封建制度作为当时的主要课题。在这种气氛中，少年冰之便更加坚定了反对旧礼教的勇气。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冰之后来才弄明白，自己的国文老师为什么思想如此激进。
原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国内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军阀混战持续不断，全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满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使得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界深受鼓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筹备，湖南学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萧子暲(萧三)、陈书农(启民)、张昆弟、邹鼎丞、陈昌等13人，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河西岳鹿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开会，决定根据《礼记》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之义，正式成立新民学会，推选萧子升(萧瑜)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新民学会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是当时湖南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不久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章还规定了严格的入会手续，要求会员生活严肃、人格光明、思想向上，有为国家民族做事的远大志向。学会成立后，陆续在长沙各学校进步师生中发展会员。在新民学会74名会员中，周南女中师生及校友有20人；19名女会员中，周南女中就占了14人。可见当时周南女中思想之活跃。显然，这与被推选为新民学会干事的陈启民不无关系，与思想开明的校长朱剑凡先生不无关系。
新民学会成立后，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响亮地提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族联合的力量最强。”并指出：“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湖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版最切最要的大任务。”这份思想新锐的刊物印出后，被读者一抢而空，不得不接着加印。创刊号寄到北京，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除了舆论宣传，新民学会最突出的贡献一是组织领导了五四运动中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组织了不少湘籍会员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三是领导了驱逐镇压五四运动的皖系军阀代表、湖南省长兼督军张敬尧的运动。
当时，冰之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也积极参加了省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和同学们一道参加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包围省政府。同时，几次去长沙青年会听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的演讲。罗素早年是英国工党成员，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1920年至1921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但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冰之在听讲中认识了第一女子师范的几位同学，并随她们到第一女师去玩，互相探讨教育问题。
长沙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加上省内外进步力量的一致声讨，使得军阀张敬尧大为光火，“明令查办何叔衡等教育界驱张代表，诬学生运动为何叔衡等教唆，通令全国开除何叔衡等‘永不叙用’。通令各校开除学生代表，诬学生代表为‘过激党’，公开发表黑名单令军警通缉。”时任新民学会干事的周南女中教师陈启民自然也在解聘之列。
当时，冰之等青年学生以为解聘她们崇敬的陈启民老师是校方所为，于是迁怒于朱剑凡校长，纷纷退学以示抗议。若干年后，丁玲在《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中还回忆说：因为陈启民被解职，换来一位冬烘先生。教室里那种溶溶之气没有了……同学间的气氛也换了。据说校长朱剑凡的思想又有点反过来了，他原是比较进步的，现在忽然对学生的要求变了，很不同意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把两个在学生中有威信，常常宣传“五四”新精神的好老师都解聘，而换了两个不管国家大事，咬文嚼字的老先生。
不过，她在文中补充说：关于朱剑凡校长，他的确仍是一位新人物，他参加了大革命。他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长女朱仲止，他的排行老七的儿子，都在延安参加工作。他的最小的女儿，我在周南时她还很小，约五岁样子，大家都叫她八八的，就是朱仲丽同志，也在延安做医务工作，他的爱人就是王稼祥同志。
冰之与许文煊、杨开慧、徐潜等同学退学后，进入了在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支持下办起来的暑期补习班(设在长沙小吴门附近的王船山先生书院)。暑期学习班结束后，她便和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开慧、杨没累、徐潜等一同转学到长沙岳云中学。岳云中学是一所男子中学，校长是开明教育家何炳麟先生，1921年开始招收女生旁听，接受杨开慧、蒋冰之等转学之举，震动长沙，开湖南中学男女同校之先河，为当时的报纸称为“学界的光荣”。在岳云中学，“杨开慧、许文煊、周毓明比较接近。她们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联系的。许文煊与那时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的易礼容结了婚，周也同一个姓戴的结了婚”。冰之大约不太清楚，许、周二位同学，当时已是新民学会会员，而她则仍醉心于文学。那年，她从毛泽东创办、易礼容兼任经理的文化书社购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爱不释手，对其中《凤凰涅槃》、《湘累》背诵如流。
寒假，冰之回到常德，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雪夜，常德城中行人稀少。东门外俭德附小那座破庙的东厢房里，母女俩坐在一个小火盆前交谈。
冰之说：“姆妈，过了年，我就17岁了。再读一个学期，就可以在岳云中学拿到文凭。我想我不能让您供养我一辈子，到时候，我像九姨一样，到法国勤工俭学去，好么？”
蒋慕唐说：“好是好，就怕你难得有你九姨那样的造化。”说罢，叹了口气又说：“唉，时下的社会，当一个自主的女人难哪!我忘了跟你说，今天一大早，你舅舅又派老余来请了，说明天就接我们过去，在你舅舅家里过年，顺便把你和表哥的亲事定一定。”“我不去，当初是谁给我订的亲？”“谁订的？是你外婆临终时交代的。我当时也糊涂，自然也是不好违抗老人的意愿，当场也就答应了。我和你舅舅毕竟是骨肉至亲，前些年，我们从安福乡下来，是你舅舅支持我读书、走自立之路的，现在要反悔，这情面也实在难碍下去，既然你自己不同意，要退就退吧。”
冰之说：“姆妈，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到舅妈家当儿媳妇。我不是觉得表哥人不好，您想想，在那个家里，我会憋闷死的。我去对舅舅说，我还要读书，将来要出去做事，眼下绝不结婚。姆妈，这件事我自己去说，不让您为难。”“妈当然希望你有理想、有志气，你要去奔你的前程，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到动情处，蒋慕唐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冰之感激地叫了一声“姆妈”，一下扑到妈妈的怀里。“冰之!”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母女俩吃了一惊，小声说：“大雪天，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披着满身雪花的王淑璠亭亭玉立，出现在蒋慕唐母女面前。
冰之欣喜若狂，拉着王淑璠的手，惊讶地说：“淑璠，是你，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两年，你到哪里去了？”
蒋慕唐一边帮王淑璠脱下棉衣，掸掉身上的雪花，一边笑着说：“看你这个疯丫头，大雪天，还在外面跑。快坐下烤烤火，暖和暖和。”
王淑璠说：“阿姨，冰之，前两年离开桃源以后，父亲就带我到了上海。嗨!在那里，我还真认识了不少能人。他们专门为穷人办事，反对列强，反对地主老财，还替咱们妇女说话，嘘——都是些CP，共产党。”
冰之睁大眼睛，小声问：“CP？都是些什么人？”“常在《新青年》上写文章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都是，湖南的毛润之、蔡和森、向警予他们也是。”
冰之高兴地：“姆妈，九姨也是CP!”
此刻，蒋慕唐也露出钦佩的微笑。
王淑璠接着说：“我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回来的时候，李达先生的夫人王会悟女士悄悄告诉我，CP准备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校，传授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过了年，我就准备到那里读书。这次来，就是打算邀你和杨代诚她们去上海的，你去不去？”“去上海读书？好呀!姆妈，你舍得我走吗？”“你呀，整天尽想好事。只是岳云只差一期就可以拿文凭了，丢了实在可惜。还有，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你舅舅那儿和表哥的婚约那一关呢!”
冰之毫不在乎地把头一扬：“管它婚约不婚约，我一走了之，看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岳云的文凭我也不要了。”
蒋慕唐摇了摇头：“文凭要不要都随你，只是这逃婚、赖婚，恐怕都不是好办法。淑璠，你是冰之的好朋友，在外见的世面多，帮她拿个主意吧。”
王淑璠一惊：“怎么，冰之订婚了？还早呢!”
蒋慕唐说：“那还是她两三岁的时候，由她外婆做主，让她长大以后嫁给表哥，当时是有过婚约的。现在她舅舅那边催得急，冰之又不同意，我正犯难呢。”
王淑璠说：“这还不简单么？现在是民国了，提倡男女平权，冰之不同意，可以把婚约退掉嘛，退了婚，冰之就自由了!”“你不晓得，我舅舅固执得很，他哪会轻易同意退婚呢？”“不同意也好办，我们给报馆写文章，说他差强人意。像你舅舅这样有名望的绅士，就不怕丢面子？”
冰之高兴地说：“嗨!好主意!”
蒋慕唐听了，却轻轻摇了摇头。
原来，王淑璠自从在湖南第二女师退学后，便随父亲王勃山去了上海，住在父亲的四川朋友谢持家里。谢持也是老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只是他后来成了西山会议派的一员，是国民党的右派。接受过五四新思潮洗礼的王淑璠，这期间虽然没有进学校，但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并通过她认识了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沈雁冰(茅盾)的夫人孔德沚，还有黄兴的夫人徐宗汉等，她们当时都是妇女界具有左倾思想的人物，王剑虹(王淑璠)还在王会悟负责的刊物《妇女声》上发表过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为了“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决定筹办平民女校，这是中共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1921年底，党组织先后两次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同时找一些热心的女青年前往江苏、浙江、湖南等省招收学生。当时，王淑璠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已另娶姨太太，家就安在常德。她这次回来，便是受托在湖南招收学生的。
听了老同学王淑璠的介绍，冰之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应随她去上海求学，只是蒋慕唐开头有一点惋惜，初中只差一期就毕业了，但她还是支持了女儿的决定。
时近年关，三舅仍将冰之母女接到家中团聚。没想到三舅知道冰之要去上海读书，很不高兴，当着蒋慕唐的面对冰之说：“不行，上海是个坏地方，那里你没有亲戚，身边没有大人，那怎么行呢？你现在17岁了，明年18岁，毕了业就可以完婚。要去上海那可不行!”
好在蒋慕唐很开明，说：“她去上海不是去学坏，她们是去寻找她们年轻人的理想，不是到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去玩。她是要去找一盏明灯，找一条出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我自己的女儿我相信她，她到哪里我都放心。”
蒋慕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冰之曾多次向她表明了对三舅家的不满，不愿意早早地就成为三舅这个封建家庭的殉葬品。母亲是理解自己的女儿的。
但旧时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况冰之的这桩婚事，还是外婆临终时留下的遗愿呢。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冰之的三舅请客，将她的二舅、她的母亲、还有她的另一位表哥余嘉锡(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历任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中华书局编辑、北京大学教授)请到一起，专门商量冰之的婚事。三舅当然坚持他的意见，阻止冰之去上海。这时蒋慕唐却说：“既然我们的思想不一样，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婚姻问题也好办。”
三舅问：“你说怎么办？”
蒋慕唐说：“婚约可以解除嘛，当时他们自己是小孩子，也不知道，是我们大人包办的。他们如果有感情那就好，他们没有感情就算了。他们将来的事由他们自己定。”
在场的中间人相劝也劝不好，三舅只得气恼地说：“你们对我们家不满意，那你们可以自由了。”悄悄坐在隔壁房间的冰之听见了大人们的这些谈话，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
显然，两家关系就此产生裂痕，冰之母女如果继续住在三舅家里已很别扭，但蒋慕唐考虑到毕竟还是亲兄妹，不要把脸皮太撕破，计划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再搬走。到了正月初六那天，王淑璠和几个要去上海的同伴来看冰之，冰之便邀请她们去三舅家的后花园看正在绽放的梅花。没想到三舅正和几个朋友在后院打牌，见几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跑到后院赏梅，大为恼怒。第二天一大早，便责备冰之的母亲：“太不像话了，怎么把她放任到这个样子？应该讲点规矩。这像什么人家，男女不分，跑到后面抛头露面，太娇惯她了!”
这时，冰之从房间里跑出来，顶撞三舅说：“不准你说我母亲，对我有气，你就对我说!”三舅火冒三丈：“对你说就对你说!你读书读到哪里去了？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越来越不像话了。”
此时，冰之毫不示弱：“我有什么不像话，有什么男女不分？你们几个老头子在里边打牌，我们在外边走，离你们很远。这个家里谁男女不分？才有人满口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呢!”
三舅听罢，气得跳起脚来，喊道：“你再说，我就打你!娘亲舅大，我打不得你吗？”冰之马上回敬道：“你打打试试，你打我，我就上街喊冤，让全城都知道，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说罢冲出房间，卷起铺盖，一气之下，搬到母亲教书的学校去了。
住在母亲教书的学校里，冰之仍是怒气难消。于是她拿起笔来，写了一篇揭露三舅的文章。把他借办慈善事业，假公济私，以及和家里一个丫头见不得人的事(那个丫头后来上吊自杀了)、和他姨妹子的事，都写了。文章写好后，寄给常德《民国日报》，人家不敢登。她便约了王淑璠一道去报社。王淑璠的嘴挺厉害，对报社的人说：“你们这里不登，我就拿到上海去，说你们不肯登。你们这个报纸在地方上不起一点作用，不敢维护人民的利益。”
经她这样一说，加上她是国会议员的女儿，报社便不敢不登了。只是把作者的名字改成三个框框，把余笠云的名字改成了×××。
冰之的文章登出来后，三舅第二天便看到，白纸黑字，更加恼羞成怒，于是在冰之母亲面前大发脾气，责怪她“两娘母商商量量，登他一报”。
自此，两家亲情断绝。
五 展翅高飞的鸟儿
挣脱了婚约的羁绊，冰之便像一只快活的鸟儿，1922年元宵节一过，便和王淑璠、杨代诚、王醒予、王佩琼，还有一个姓谢的女同学，一共六个人一起到了上海。
上海外滩，一座座高耸的大楼上，挂着花花绿绿的外国国旗。
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而过的黄包车，车上是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洋人，长袍马褂的阔佬，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的小姐、太太；路边，衣衫褴褛的乞丐沿街乞讨。小贩们的吆喝声，巡捕们嚓嚓的皮靴声……冰之、王淑璠、杨代诚等五六个女学生走在街头，用新奇、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商贾云集、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
上海平民女校设在福煦路福煦里(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44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大房子，是李达的私人住所。因为要办平民女校，李达便用自己的工资和稿费租下了42号这幢和44号格局相仿的房子。时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的他，兼任学校的校务主任(即校长)，他的爱人王会悟协助他处理学校工作。学校设有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以及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课程，并经常请党的负责人作妇女运动问题的专题演讲。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张闻天、沈泽民、刘绍选(即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张秋人等都不定期地给学生们讲课。此外，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在一楼设有成衣组和织袜组，冰之和王淑璠等分在高级班。全校三十多名学生当中，后来比较著名的还有王一知(杨代诚)、王剑虹、钱希均、秦德君等人。这里还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这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冰之和从常德来的六名同学开始住在平民女校宿舍里，后来到学校后门附近找了一处一楼一底的房子租住。六个人实现共产主义，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钱交给年龄稍长的王醒予统一管理。此时，向警予已从法国回到上海，冰之从王会悟处知道后，邀了同学杨代诚去看她。全新的半工半读生活使这群年轻的姑娘们感到十分新鲜，她们曾参加马克思诞辰纪念会，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后，上海发起纪念活动，她们也积极参加。上海工人罢工，冰之和同学们主动上街为工友们募捐，并去浦东纱厂演讲，支持工友们坚持罢工。
一天夜里，冰之和几个同学还突发奇想，主张“废姓”。
冰之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你可以叫A，我也可以叫B，我看，我们不如把姓废了算了，像我那个‘蒋’字，笔画又多，写起来真够麻烦!”
杨代诚说：“我赞成，我那个杨字笔画也不少。”
王淑璠说：“那就叫后面两个字好了，叫起来方便。”
王佩琼说：“废话，别人问你：‘贵姓’？你怎么说？”
冰之说：“我就说我没有姓!”
王醒予说：“为什么会没有姓，人家会以为你是私生子呢!”“哈哈哈!”一阵笑声，震得满楼响。
冰之说：“那好吧，就找一个笔画少一点的字作姓不行么？对，我就姓‘丁’!”
杨代诚说：“丁冰之!”
王淑璠说：“那我以后也不叫王淑璠了，叫王剑虹，宝剑的‘剑’，彩虹的‘虹’，好么？”
冰之说：“漂亮!王剑虹!”
又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杨代诚说：“我也改，随母姓，姓王，就叫月泉，月亮的‘月’，泉水的‘泉’!怎么样？”
王淑璠说：“月泉!绝了!还有两位呢？”
王佩琼说：“疯了!我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顽固派!”冰之叫了一声，大家又笑了起来。
于是蒋冰之就成丁冰之，王淑璠就成了剑虹，杨代诚则改名月泉(后来随母姓王，改名王一知)。结果麻烦得很，交往中难免有人问贵姓，实在不好回答。没有办法，只好又恢复了各自的姓。
当时平民女校的教员们，都不是专职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有时甚至到了夜里很晚才来上课，同学们只得钻出被窝跑进课堂。时间一长，向来主张发奋念书、学有所成的冰之和剑虹便开始对学校目前的教育状态感到失望起来。于是，两人商定，放暑假后便去六朝古都南京，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哪怕是当纺织女工、家庭教师、佣人，或者去做卖花女均可，总之，要按自己的理想去读书、生活，争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初到南京的那段日子，两人今天鸡鸣寺，明天莫愁湖，然后是玄武湖、明孝陵，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后，便躲进租住的学生公寓读书。不料和房东发生了摩擦，后来，在上海平民女校四川籍教师穆济波的帮助下，另租了一处房子住下。工作一时难以找到，尽管两人尽量节省开支，从家里带来的钱到年底时还是被花光了，临近春节，她们只好返回常德。
回到常德，冰之的母亲听说孩子在南京勤工俭学，尽管心里没底，可还是十分支持，相信她会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的。但她在常德当小学教员的收入毕竟微薄，加上她热心公益，招收贫家子弟，自办工读互助团之类，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为了不让女儿失望，春节后她只得带上冰之回了一趟临澧老家，一是想得到祠堂资助，二是想要回十年前卖房子时她伯父借去的两百吊钱(加上利息，约合80块大洋)。回到蒋家老屋，爷爷、伯父辈的长辈们听说冰之在上海、南京那样的大地方念书，都很高兴，夸蒋家的姑娘有出息。按当时祠堂的规矩，蒋家的子弟凡到省城念书的，每年可补助十石谷子；凡是能出省，像冰之这样到上海念书的，每年可补助二十石谷子。可当冰之向在祠堂管事的伯父提出请求补助时，伯父却说：“祠堂有规矩，只补助男的，不补助女的。”没有办法，冰之的母亲只好拿出当年大伯二伯的借据，请他们偿还，来凑齐孩子的学费。可他们都推托手头逼仄，拿不出钱来。气得蒋慕唐一把将借据撕了，说：“这钱本是姓蒋的，我就不要你们蒋家的钱，看我们会不会饿死!”母女俩当即返回常德，从此再没有回过这个蒋家。
1923年5月，冰之和王剑虹再度回到南京。不久，她们在上海平民女校的熟人柯庆施(当时笔名怪君，大家管他叫柯怪)来访，并请她们游了灵谷寺。接着又带来了来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施存统和新朋友瞿秋白。施存统是她们在平民学校的老师，此时已和她们的同学王月泉结婚，瞿秋白则是从北京南来不久，奉命去上海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他们认为冰之和王剑虹这样闭门读书未必是好办法，建议她们入刚刚筹办不久的上海大学深造，并且告诉她们，担任这所大学的教师们都是一流的，有的还是她们平民女校的老师。同时，瞿秋白还对她们说：“上海大学培养年轻党员，可以接触到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也可以学到一点社会主义。”两人一听，便欣然同意。
来到上海，冰之便去拜望了她的九姨向警予。此时，向警予刚担任全国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不久，她听到有人反映冰之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且有点孤傲，于是很委婉地与冰之进行了一次谈话。她并没有直接指出冰之的缺点，只是在最后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因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使得冰之十分感激，谢谢她对母亲的理解，更加坚定了“要从生活中寻找自己的道路”的决心。
对于冰之和王剑虹两名一心想在学问上得到深造的青年学子来说，能如愿上大学，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她们很快来到设在上海闸北青云路青云里(今青云里167弄)的上海大学报到。这所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因校长王理堂办学只为敛财，长期克扣教师工资和学生伙食，中饱私囊，激起公愤，被学校师生驱走。其中一批进步学生与共产党组织联系，希望由共产党出面办校，经党中央研究，决定聘请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早期共产党员邵力子任副校长。经李大钊推荐，由正在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任校务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先后到这里任教的几乎都是国内政治名流和学界精英，如恽代英、蔡和森、陈望道、萧楚女、张太雷、任弼时、杨贤江、侯绍裘、蒋光慈、朱自清、叶圣陶、曹聚仁、周建人、施存统、沈雁冰、田汉、朱光潜、周越然等。此外，李大钊、章太炎也曾来校演讲。这所设施简陋的学校，既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它吸引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其中何秉彝、李硕勋、何挺颖、郭伯和、杨尚昆、张治中、王稼祥、顾作霖、秦邦宪、张际春、李逸民、阳翰笙、匡亚明、张琴秋、孟超、孔另境、丁玲、戴望舒、施蛰存、袁牧之、葛琴、杨之华等大都成了职业革命家、理论家和文学大家，就连后来成了反面教员的康生、陈伯达、饶漱石等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时，曾享有“武有黄埔(军校)，文有上大”的盛誉。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遂指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被反动派诬为“赤色大本营”的上海大学。
在冰之心目中，上海大学不再像平民女校那样，她就读的文学系比较正规，教员们不大缺课，学生们也一本正经地上课。她最喜欢沈雁冰讲的外国文学，如《奥德赛》、《伊利阿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这些故事使她产生许多幻想，常常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和我们自己民族远古的故事来比较。而王剑虹则喜欢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沉醉在“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那些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中，而对俞先生的白话诗却毫无兴趣。她们还听田汉讲西洋诗、讲惠特曼、讲渥兹华斯；只是对陈望道讲的古文、邵力子讲的《易经》不十分懂。
可是，她们却认为瞿秋白才是最好的教员。他每天课后都到教室楼上冰之和王剑虹那间亭子间去，和她们谈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带着她们一同游历东南西北、上下古今。她们以为瞿秋白精通哲学，会给她们讲哲学，他却只同她们讲文学，因此她们觉得他的职场应该是文学系，而不是社会学系。为了使她们感受普希金诗的语言美丽，他还教她们学习俄文，用俄文读出普希金诗歌的无穷韵味……
对于冰之来说，在上海大学的这段学习生活是十分愉快的。班上有四五位女同学，还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沈雁冰妻弟)等热爱文学的男生，特别是高她们一班的江西永修的王环心和他的堂兄王秋心两人，原是东南高师的学生，曾经出版新诗集《棠棣之花》，在学校里已经很有名气。王氏兄弟后来经瞿秋白介绍，都参加了共产党，王环心还担任过中共永修县委书记，1927年底因叛徒告密被捕，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因为施存统原来就是平民女校的老师，加上他的爱人王一知是冰之和王剑虹桃源第二女师和上海平民女校的同学，课毕之后大家不免互相走动。一天傍晚，冰之、王剑虹、施存统夫妇以及瞿秋白在学校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大家谈兴正浓，瞿秋白则略显忧郁，一直沉默不语，不一会儿便独自离开了。一连两天，他也没有再去冰之和王剑虹的亭子间教她们学俄语。第三天，冰之在施存统家里见到他，他却显得很不自然，随即离开了。正当冰之感到费解时，施存统冷不丁问她：“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
冰之摇了摇头。施存统却说：“我问过他，他说确实坠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肯说，只说你猜猜。”此时冰之仍是一头雾水，但她对施存统的话是相信的。他到底爱上了他的“德瓦利斯”(俄文“同志”的译音)，还是一个什么女士？一回到宿舍她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剑虹，回答她的却是一片沉默。
令冰之所料未及的是，过了两天，王剑虹却突然对她说，过几天她准备随父亲回四川老家，她说她非常怀念她度过童年的酉阳那个大山深处的龙潭古镇。每天几乎和她形影不离的冰之此时感到十分纳闷，要求她说清楚为什么会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王剑虹只是苦苦一笑，轻轻说：“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说罢便独自起身去看望她的父亲。
冰之一个人在房间里生着闷气，这两年她和王剑虹之间没有什么秘密，总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励。她到底有了什么变化？正在这时，楼梯上响起了一双皮鞋踌躇的上楼声，她知道这是她们的俄文老师来了。为了发泄心中的闷气，她突然站起来猛地拉开门，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了!”立刻又把房门砰然关上。她的脑海里，留下她们的俄文老师“一副惊愕而带点傻气的样子”和他慢慢远去的沉重的皮鞋声。后来丁玲回忆当年的情景说：“为什么我要这样恶作剧，这完全是无意识和无知的顽皮。”
她转身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剑虹回来。不一会儿，她下意识的翻开床垫，无意中发现一张布纹信纸，上面是书写工整秀丽的诗行，她轻轻念道：他回自新气的俄乡。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毫无疑问，这是剑虹的字迹，此刻，冰之明白了一切。原来她爱上秋白!她深知剑虹是一个深刻的人，不会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她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土家女子，宁可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她这样急着要回四川老家原来是有意的逃避。此刻，冰之来不及多想，决计要为她捅破这个秘密，帮助她心想事成。于是，她等到剑虹回来后，借故去施存统家走走，独自去了瞿秋白住处。见面后，他并没有计较她的恶作剧，仍是亲切地对她说：“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冰之没有回答，只是无声地将剑虹的诗稿慎重地交给了他。瞿秋白看完了诗，问道：“这是剑虹写的？”
冰之这才认真地对他说：“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去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此刻，瞿秋白十分感谢，走过来握住冰之的手说：“我谢谢你!”
就这样，冰之无意中当了一回红娘，成就了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爱。1924年1月初，这幸福的一对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新婚伊始，瞿秋白便奉命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只得告别来不及共度蜜月的新婚妻子。在广州，他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高级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翻译了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协助起草了大会其他一些文件。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山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此次大会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同时，大会还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这次大会，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中共党员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24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张国焘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尽管会务工作十分繁忙，瞿秋白没有忘记远在上海的新婚爱人，每每夜阑人静，他都要用彩色布纹纸写一封信给他的剑虹。尤为珍贵的是，瞿秋白在给爱妻的信中，大都附上一首小诗，其中一首是：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这首抒言浪漫、慷慨言志的《江南第一燕》，不仅仅体现了诗人对爱的美学暗示，更抒发了他敢于怒对寒潮的心志。这首诗不断被后人传诵，足以显示诗人精湛的艺术功力。
随着上海大学这座革命的熔炉影响日益扩大，学生由160人增加到400人，原来青云里的校舍已容纳不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1924年2月，学校迁至公共租界西摩路南洋路口(今陕西北路29弄4～12号)，瞿秋白和施存统两家便搬到学校附近的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里。施存统一家三口住楼下，瞿秋白、王剑虹夫妇和秋白的弟弟云白住楼上，他们仍然把冰之当成最好的朋友，在楼上腾出一间临街的房间，邀她住在一起。冰之则按学校的标准，每月交十元的膳食费。
白天，冰之和剑虹仍去学校上课，瞿秋白则除了处理学校的工作，还兼着鲍罗廷的翻译，显得十分忙碌。但一有余暇，他便和剑虹来到冰之的房间，大家一起谈文学，谈唐诗宋词，谈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陆游、李后主、辛弃疾、李清照……他还教她们吹箫、学唱昆曲。他的诗、他的画、他的字、他的篆刻、他的文章，还有，是他第一个把《国际歌》由法文转译成中文，附上简谱发表在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号上，在国内广为传唱。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实在令这两位湖南姑娘惊羡不已。
按说冰之在上海大学，正如在平民女校一样，生活在革命气息相当浓烈的氛围之中，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批著名的党员身边，思想应当朝着激进的、入党方面发展的；她的同学，不少人已是党员，可她并没有马上走上这条道路。对此，在她历尽六十余年人生风雨后，曾作了这样的反思：我是个知识分子，本来幻想就多，我那么一个出身，使我幻想更多，我又读了很多中国的，外国的小说，幻想就更多了。当时有人介绍我入党，但我脑子里却有点犹豫。我虽然没有读过很多马列主义，但我接触了一些党员同志，我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那时候我常想，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我想，要我参加游行，我一定去；要我打着小旗到工人群众中去讲演，也行；到马路上去募捐，我都愿意，我都做过。但是要服从铁的纪律，命令我干一件事，就非干不可，要去做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放到哪里就在哪里，我心里自问，这个太不自由，这个不行。
诚然，这应该是冰之的真实思想，但她还是在和瞿秋白的一次交谈中，问道：“我想参加党，你的意见怎么样呢？”
她原以为他会如一个普通党的干部一样，一定会说：“那很好嘛。”但瞿秋白不是那样，他有他的看法，他以他政治家的眼光，特别是对冰之的了解，说：“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
瞿秋白这样的回答，正中冰之下怀。瞿秋白原本希望她和剑虹都走上文艺之路，都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他这样一说，更加坚定了冰之的信心，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在冰之看来，与她情同手足的剑虹已渐渐成为一个纯粹的妻子，这不是她所理想的。于是，她与在北京上大学的老同学周敦祜、王佩琼等约好，准备暑假回常德探望母亲后，便去北京投考一所名牌大学。当她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瞿秋白和剑虹后，他们没有提出反对。然而，也许大家都不忍结束这愉快相处的日子，都沉默了。到了冰之离开上海的那天晚上，大约是为了免受离别的痛楚，他们没有去送她，甚至连门也没出，只是让云白带上一篓水果送她上船。此时，夜已很深，冰之行走在静静的马路上，习习凉风轻抚着她的短发，无限思绪也在随风飘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地结束了。我要奔回故乡，我要飞向北方，好友啊!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你的秋白走向何方？……
六 闯荡北京
暑假，冰之从上海回到常德。母亲的学校也已放假，空旷的校舍里，显得十分幽静。冰之终日陪伴在母亲身边，忽觉年近半百的母亲因长期操劳，身心疲惫，已然苍老了许多，内心深处不免常常生出几许惆怅。回首往事，自己19年的韶华，5年多漂泊无定的求学生涯，究竟得到了什么？只是朦胧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心灵的创伤，至今无所成就；而去北京求学，前路如何，亦尚难料定。凡此种种，郁闷之思，溢于言表。蒋慕唐见女儿悒悒不乐，也不胜忧虑。但毕竟她曾饱经忧患，在女儿面前，没有半点哀怨，而是万般体贴，曲尽慈母之职，她经常将女儿拥抱怀中，促膝谈心，或结伴至郊外，饱览家乡名胜。此外，她还为女儿置办了笙笛琵琶，并找善古乐的朋友来校研习。这样，冰之的情绪渐渐好了起来。每至夕阳西下，月色溶溶之时，母亲便斜倚躺椅，一边品着香茗，一边欣赏着女儿叮冬的琴声，这难得的天伦之乐，使她心中充满无限惬意。
不久，冰之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并不出乎冰之的意料，因为在上海时，剑虹就告诉她常常感到不适，只是没有引起她和秋白的注意。在剑虹的来信后面，附了秋白几句话：“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也许是当时冰之毕竟年轻，对秋白的话并不怎么理解，究竟他预感到了什么不幸，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而哭了，有什么不祥之兆呢？她只是回了封信安慰剑虹，相信她会很快好起来。她自己则正说服母亲，同意她去北京求学。好在母亲对自己的女儿一贯是信任的，虽然开头有点顾虑，因为前几次去长沙、上海，都有同学结伴而行，此次只有她独自一人，总有些不放心。但最后，她还是支持了女儿的决定。
约莫半个月左右，冰之突然接到剑虹的堂妹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1924年暑假丁玲在常德
冰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发电报的是她的堂妹而不是秋白呢？事情来得太突然，让她一时不知怎样办才好。经过再三考虑，她和母亲商量好，还是决定重返上海，然后从上海去北京。蒋慕唐也是非常爱怜剑虹的，心疼她是没有娘的孩子。于是，急忙为冰之筹措路费，准备行装。第二天，便送女儿登上东去的轮船。
当冰之日夜兼程赶到上海，回到慕尔鸣路那座熟悉的小楼，此刻已是人去楼空。原来，剑虹已于两天前遽然去世，灵柩停在四川会馆，秋白也已去广州参加一个会议，只有剑虹的两个堂妹泪眼相迎。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如花的生命？此时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立在一旁，默默地望着她，一言不发。末了，他从哥哥的房间里拿出一张用白绸布包着的照片，递给冰之，并特意说明这是秋白托他转交的，冰之打开一看，原来是剑虹和秋白定情之后，她从墙上取下来交给秋白的那张剑虹的照片。秋白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第一句是“你的魂儿我的心”。冰之明白这意思，因为她平时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意是说冰之送给了他“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给了他“魂儿”的冰之……
冰之知道，秋白和剑虹之间，感情极为深厚，曾留下一本又一本的诗稿，现在一本也没有了，她问云白，他却什么也不知道，是剑虹焚烧了，还是秋白秘藏了呢？难道剑虹照片背后的这首短诗，就是他们7个多月爱情生活的总结吗？她想知道剑虹突然病死的经过，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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