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鼎山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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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口述历史试读：
自序
去年，海外华人文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年底董鼎山先生的驾鹤西行。
因为应邀为董先生编文集，我跟他那段时间交往很频繁。其实，在他大行的前一晚亦即他生命结束前几个小时我还跟他通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给自己文集的序言写好了。那时他在住院，病得很突然，是跌了一跤。电话上他抢着告诉我，在住院前他已经把我要求他给自己文集的序写出来了。他的声音依然很大，甚至有些欣喜。他告诉我他唯一的亲人女儿不认识中文，担心她把这篇序言当废纸扔掉，并给我详细讲他把序放在了什么地方。并嘱咐我，万一他出不了院我一定要想着替他取出这篇序用上。我觉得此言不吉，就打断他说我要等他出院回家后再去他家拿——谁能料到这就是董先生跟我最后的交代呢！董先生一语成谶，没有熬到回家，甚至没有熬过当夜。
次日，纽约报社一位常年约董先生写专栏的编辑来电话说董先生走了。我当然不信，这位编辑哭出声来。她的消息是董先生女儿碧雅通知的，不容怀疑。她知道我跟董先生这两天联系较多甚至刚刚通过电话，想问问董先生的临终状况。我把昨晚跟董先生的对话跟她复述，她一直难掩啜泣。这位编辑告诉我，董先生女儿希望先给她家人留点时间，不要对外宣布此事；我们相约保密。但是没想到旋即国内外和香港报纸突然都刊登了消息。
更让我吃惊的是国内外媒体朋友居然能第一时间找到我。到了这时候，说说董先生的心愿，我以为，大约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了。
其实，“纽约三老”中我结识最早的是唐德刚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唐先生想把我拉入那时他掌门的纽约笔会，引我去参加联合国旁餐馆的笔会聚会。就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了董先生。董先生正好此前十余年在国内写专栏报告——《西风窗》——风靡知识界，他的著作是那一代读书人的案头书，跟他结识并聊文学当然是种享受。但那样的聚会人多嘴多，不是谈话的好环境。虽然当时只是匆匆问候，但董先生还是记住了我。诚如董先生说的，天下真小，纽约就更小了，我们从此常在各类聚会中见面。董先生是个爽朗的人，海外的前辈跟年轻人交往没大没小，对晚辈如我，董先生见面好远就哈哈大笑海龙兄，更熟了以后就叫海龙老弟。
您别据此就以为董先生是好脾气、滥好人。他跟生人很客气，宽容有礼是个恂恂君子。但是他的个性，如果了解深些，会知道应该是随和却清高；有时候他也很坚持或者说执拗。别忘了，董鼎山是个七尺大汉，骨子里是吴越人的性格。
董先生随和，是指对圈子外的人和一般读者；他非常宽容。他的清高和峻厉，却是他骨子里的个性，是他对自己信仰、人格的期许和坚持。在跟晚年的他密切交往和共同讨论、写作的日子里，我看到过他不徇私、不盲目捧场、不说违心话甚至在文坛公开与人论战。他不躲避是非，不掩藏观点，不虚与委蛇，更不畏面朝风雨。他不怕蹚浑水；他嫉恶如仇，路遇不平则长枪短戟皆上手，勇敢与人和事争锋、论战甚至有主动挑战的情形。那时董先生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但仍然是老骥伏枥，敢爱敢恨。
跟董先生交往较深大约缘于我主编《纽约人文学刊》。那是份学会的年刊，并没有稿费。但是蒙前辈们的眷顾，夏志清先生和董先生等都给过我文章刊载。董先生的文章皆是临时专门替我赶写出来的，替刊物捧场不小；我非常感动。这些年间大约他也读过我的一些东西，于是惺惺相惜，我俩见面话就多起来了。
董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大概是年纪大了时常回忆往事。他身体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但却在好几年前就时常谈到老年的苦楚时，总是说老了不好。其实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好，甚至在他九十岁大家聚会时董先生胃口还好能大吃大嚼呢。但估计老年是孤独的，特别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毕竟，董先生大半个世纪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到了老年，他有些想家，有些凄楚。
就这样，那段时间见了面他总是提起忆旧的话题。而且国内报刊也常约他写点回忆文章之类。董先生趁着能写就陆陆续续写一些。但是，他觉得这样零零碎碎不过瘾，他希望在晚年有个详细些的成绩单总结一下他的人生。
絮叨多了，董先生终于提出了是否能请我一道整理一份回忆录的想法。可惜我忙于教书、还有自己研究的课题，不可能跟董先生合作写这样的作品。但是董先生并不放弃。这个话题谈久了，我想到了一个通融的办法，那就是我们不必专门整理一份世上并不缺少的类似回忆录，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回顾他的生命和他经历的时代：我们希望通过用对谈和回忆、考索历史事件和变迁的方式来立体地呈现他鲜活的一生。我们要做一个他的老朋友唐德刚先生曾经做过的工作，即通过董鼎山作为一个个案来做一份“董鼎山口述历史”，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口述历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中国口述历史的开先河者、我们共同的朋友唐德刚先生说的，它并不仅仅简单地是“你说我写”或者是以记录为主的模式，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和传记、谈话录之类。
因为，一般回忆录可以由传主自己凭主观记忆塑造自己，不必求真和存真，全然看作者想让读者看到自己哪些内容。而谈话录呢，则可以是闲聊，也可以天马行空说观点、谈见解，不必符合史实及史料；更可以据此标榜为一家之言而不必负文责。但口述历史就不一样了。它并不完全仰赖传主的叙述和回忆（因为传主往往因为年代久远或者记忆误置、甚至刻意修饰等等原因而背离事实——如唐德刚在写作《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等书时所论的那样）而是要有大量的研究、史料核实以及史实支撑为基础的。口述者的回忆要符合史实，不能信马由缰、捏造或者曲解历史。而写作者更是要有责任来梳理、筛选、鉴别和澄清史实及事件、人物、心理和社会反响等等，力图以史料为经，以义理为纬来真实、立体地还原历史和呈现真实。
当然，口述历史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也可以介入历史夹叙夹议说出见解。历史学除了陈述史料外的另一个功能是阐释它，它要求要有史识和对历史事件历史潮流的诠释。当然，有了前面的史实史料做支撑，再来看当事人的回忆、见解和评议；史与论两相对照，自然就可以看出“说书人”的褒贬，这样就会有趣多了。
本着这样的原则，我们口述历史就确立了方向。那时，董先生已经有些亟不可待；他觉得自己与时俱老，而且怕记忆力衰退。——其实，董先生记忆力一直很好。我想，这大约一是基于他一生勤于思考脑力未衰；第二也缘于他笔耕不辍直到去世，这对他也是个很好的脑力训练；还有一个往往被大家忽略的外在原因是他们从年轻时就侨居国外，而且大多在高校工作，一生营养较好且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波折，故得以休养生息，以唐德刚先生、夏志清先生和董先生等皆得享高寿为例可以看出这种现象。
对于自己想干的工作，董先生有着孩子似的天真与激动。他很积极地投入这项工作中，有时甚至推着我走。就这样，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尝试了这项全新的计划。应该说，以往我们都没有做过口述历史，但我们是唐德刚先生共同的朋友，而且除了跟唐先生交往外，我们也都喜欢读他的书，对口述历史概念和基本理论不陌生。其次，我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跟口述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是以从etic和emic的语境中真实记述文化志为目的而立体呈现真实为己任的。第三点也重要，那就是我早年是治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具有文学和传记写作的基本能力、有驾驭文字的敏感和文章学的训练。
我们的基本工作程序是我们对每一个话题都事先电话沟通。然后我来设计每一次口述内容的框架，定下话题。同时我大量查找资料和相关史实，设计好支架和细节。一般情况下，我会将这些内容事先给董先生传过去，让他先预热思考和准备。因为他毕竟是个九十岁的老人了，我们不能依赖他的即兴发挥和临时的记性。我需要董先生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拿到话题后，董先生跟我讨论设计的内容及可能的增补意见；另外，有些相应的资料他也需要我来帮助寻找。
待到他大致上准备好，我们就可以见面访谈了。访谈时我做笔记同时也录音。当然，不管我们如何设计，实际口述时仍然会有意外、谈话出圈、旁枝别逸甚至新的话题挤走原来话题和跳跃出新的情况。这些都不算新奇。在这种访谈对话中我们并没有机械地死盯原来话题，而允许有穿插、复调式和跳跃性灵感闪现。但是，因为事前有经过仔细琢磨好的话题初衷，我们当然容易再回到正轨。在行文上，读者们可以看到，我刻意保留了这样跳跃的段落和问答、穿插及口语性的复调式及多声部众声喧哗，以保持原来谈话的口吻和鲜活性。我感到比较得意的是这本书虽然是回忆录和谈观点，但是也在最大的意义上保留了口述中口语的那种张力和临场感。作为一个写文章半生的人，我知道，写高头讲章易，但保留住谈话者的声口和语气乃至于争议、欢笑和诙谐、争论是比较难的。
因此，董先生每次读我整理完给他看的文稿都非常喜欢、非常激动；而且急不可耐地等着看下次访谈完我的文字如何呈现。
每一章写完，我都会将原稿给董先生过目。他基本上没有多少改动，但读后都跟我在电话上一通好聊。他喜欢这种工作模式。
如您在下面书中看到的，我们聊得欢快，但意见未必一致。董先生不怕争议更不轻易妥协，他不会随便改变自己的见解。但他是一个襟怀坦白的人。比如说，他过去政治上比较倾向自由派很支持某些政客的言论和主张，这些在书中都有呈现。但在去年他逐渐发现此类人的种种行径和吹牛撒谎真相后，曾经跟我打电话认真抱歉说他现在真的不再相信这拨人了。其实，他几乎一辈子都是持这类自由派胸襟和政治主见的；但他一旦发现舛谬，就不吝改正。他是一个清通坦荡的人。
谈话是温馨的。这里面要感谢董先生的夫人蓓琪女士。关于她的贤淑温婉，已有不少文章提及；我每次去访谈，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要在当天仔细打扫好家，摆上鲜花插花和下午茶，然后悄然隐去。等到相熟后，她偶或在正经事说完了参加谈话，总是那么优雅高贵。谈话进行了多少次，她就这样默默奉陪多少次，从未缺席。我们谈完了，不久她被检测出癌症晚期。董先生从此也坍塌了。他其实原没有什么病，只是精神上已经不愿意撑了。蓓琪走了，他也就枯萎了。从心理上说，蓓琪走后的岁月，对他已成多余。我们感知到了，却无法唤回来他。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董先生的口述历史，就实属一种抢救性的挖掘。幸好，笔者有幸在董先生凋谢以前把这一片片鲜活带露的绿叶珍存了下来，希望用文字使它永恒。
董鼎山的一生是历史的个案。在他的口述历史里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他一生、一个人过了几个人的生活，经历了几代人的命运；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以及后来在那个国门封闭、消息闭塞的时代，他替我们亲历、替我们感受、替我们思考、替我们迷茫，并真实地报告他的所思所想。当然，在这里，他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但却应该是能发人深省的。
董先生有两个祖国，而大家通常只有一个；但对两个他都爱得执着。董先生活了近一个世纪，他经历了民国、抗战、几次国共内战、新中国等几个时代。而在美利坚呢，他又经历了美国的黄金时代、大动荡、大分化、大革命、女权、多元化、经济衰落、走下坡路的时代乃至于美国“摊上事儿”的今天。
董鼎山就是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读这本书，我们能照见过去、照见沧桑、照见未来。
董先生是个爱惜书的人。晚年最大的安慰和幸福就是看到自己的文字印成铅字，就是得知自己的观点受到读者的赏识和重视。所以，我以为，对他，我们最好的纪念是读他的书，思考他的时代，了解他的生命轨迹。因为，他的口述历史，其实不只是记录他本人，还应该有他赶上的那个大时代，董先生无愧于这个时代，他活出了精彩。
读董先生，就是读历史。现在呈现在您手上的这本小书就是原汁原味的口述历史。天若有情天亦老，但巧合的是，董先生的老友唐德刚，就是华语口述历史的第一人。如今，他俩又在天堂相聚、谈笑风生了。这本小书，就是一朵涓洁的小花呈在董先生的灵前。希望这篇叙述董先生会满意，这种史述无负唐先生的期许；我大约可以想象，这老哥俩读它或会发出会心的微哂。海龙，2016年秋，写于纽约/ 第一部分 /自述第一章 家世与成长第一节 我的童年
我家出身算不上是望族，也谈不上是耕读之家，只能算是个中等经商的人家或者是个小业主。
我经常看到夸大我身世的报道，是把我家和别的宁波董家混为一谈了。比如，有的人说当年“徐志摩的大学校长，扫盲先驱董景安”是我家直系亲族，其实他跟我家没有丝毫关系。我在网上也曾偶然看到一篇题名“百年董宅”的博客，感到非常好奇。
此文声称是记述兄弟作家董鼎山、董乐山的家族历史的。许多有关我的上代祖先事迹，读完了连我自己也对之一片茫然。我不知那位化名的作家是从哪里挖掘出材料的，抑或怀疑此人是杜撰。据他说，“坐落在宁波江北白沙街道的董宅是一座望族的宅第”，董家家世可以回溯到四百年前，历代“诗书传家，人才辈出”，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明朝的董世登”。
我并不知董世登是谁，据说他的儿子董守瑜做过高官，下几代因时代的变迁而成为赤贫，“书香门第”的董家读书人中终于出现了商人，而这位商人董振甫是“近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是“宁波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商人”。
此文所说的董振甫就是我的父亲。可我一向并不认为我父亲是个特殊人物，只知道他后来又变得赤贫，于“文革”期间因病逝世。其时我的女儿碧亚刚在纽约出生不久。我听弟弟说，他持着这个混血婴儿的照片，在里弄中向邻居骄傲地介绍他的外国孙女。第二节 祖父董顺来
迄今忆起，少年时我印象较深的是我的祖父董顺来。父亲经商发迹的故事应该自祖父的发财叙起。我祖父去世时我仅十一岁。他的事迹对我来说就是个传奇。据说他是屠夫出身，后来替一个德国颜料商看管仓库。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位德国商人仓皇逃回了德国，把仓库中的颜料全部盘给了他。祖父赚了钱，就在江北岸购了地皮，造了两进两层楼的房子。我就是在那座房子中生长的。
我记忆中的祖父是位严正、不苟言笑的老人。他对孙儿们，除了长孙（我的兄长南山）之外，好似并不像老派的祖父那般宠爱。他难得逗我们玩。不过少年时代的我对他的一生成就却着了迷。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相信他的财运乃是观音菩萨给的。他不但因此吃了素，而且将他大部分财富都花在了慈善施舍上。
祖父一生的最大成就是在宁波三十里外的乡下购置了一座小山，在山坡上建了一座拥有四十个房间的大庙宇，名之为观音阁。此庙对外开放，欢迎乡下人前来烧香拜佛。远途来的还可以在庙中过夜。
替祖父经理观音阁事务的是一位身材瘦长、非常能干的女性远亲，我们称呼她“长长妈妈”。我们这些孙辈有时坐了船爬上山去观音阁避暑时，我们的安全就成了她的责任。
那时候乡下土匪众多，长长妈妈雇了数个忠心的佣工保护我们，他们都是祖父的“徒弟”。他们身材粗壮而且虔信观音菩萨，拜我祖父为师，期望来日可以升天。
我还记得某个晚上，我们平日喜欢与之玩耍的大黄狗突然狂吠。长长妈妈立即起身把我们叫醒，一面吩咐佣工做准备，一面把我们几个孩子领到一个可以移动墙板而不露痕迹的密室内隐藏。
那个时期，宁波经常有土匪绑架富家子弟索取巨款的新闻，长长妈妈早已有了准备。可我们遇到此等异事是又惧怕，又兴奋。结果反而因为那只是一场虚惊而感到失望。我来美后曾用“长长妈妈与黄狗”为题写了篇故事，在美国一个儿童刊物发表。
这件我所难忘的儿童时期的故事，后来常常令我联想起《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故事。安妮是个荷兰犹太女孩，纳粹侵占荷兰时期，好心的邻居把她全家隐藏在一个密室中（就像观音阁隐藏了我们的密室），以免被纳粹恶徒抓去送往集中营。但是最后秘密却败露了，安妮在集中营煤气室中丧生。战后有人在阿姆斯特丹住宅区残垣中找到了安妮在那个被关闭的密室中所写的日记，叙述这个少女在发育期间对长大后未来生活的向往与憧憬，读来令人断肠。这部日记出版后畅销，也曾数度上过舞台，拍过电影，是揭露纳粹人性泯灭及其恶毒思想与行径的最好明证。
另一件有关观音阁的事件今天想来也特别令我震惊。那是在我离国赴美几个月前，长长妈妈告诉我们，一个名叫阿齐、曾在那个惊恐的深夜保护过我们的佣工，却在那里自己焚火造化，升天做菩萨去了。
我们听后吃了一惊，即连信佛的长长妈妈也对阿齐的行为不以为然。我当时觉得乡下愚民，听信道听途说，被神话所迷，自以为在世间已做了不少功德，可以焚身升天去天堂过另一种快乐生活。我也不免责怪祖父（他每天早晨盘坐在床上，闭眼念念有词，自以为在与观音菩萨通话）。他的过度虔诚招致了一个无知愚民因迷信丧生。第三节 慈父严母
祖父却确信自己神通广大。记得小时候我某次剧烈肚子痛，祖父不让去看医生，说由他在我肚腹上按摩一百次，即可痊愈。按摩完了后，他问我感觉如何；我那时太小，为取悦祖父，只好点点头。但母亲最后还是瞒了祖父送我去求医。不过，我的母亲到了中年后也开始吃素，烧香拜佛，后来是患了胃癌逝世。她谢世时我到美国已有十二年，我闻讯后哀伤不已，写了一篇《十二年游子的悲痛》在一本名为View的英文国际学生刊物上发表。
我最痛心的是说起我出国时与她最后告别的情景：当时赴美的热情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离别时我兴高采烈地与弟弟乐山跳入朋友的汽车到轮船码头去，没顾得上回头一望。多年后妹妹木兰告诉我，我走后，母亲大哭怪我“没有良心”，也不转头向她挥挥手。当时我满以为在两年后读完硕士学位便可回国，而两年后恰是1949年；待我31年后首次返国探亲，父母都久已不在人世了。
我对父母的印象可用四个字来解释，一般人的说法都是“严父慈母”，我家却是“慈父严母”。母亲年轻时火气甚大，孩子们一有错处，就要受她责打。我们不敢爬树或者奔跑过快。她怕我们受伤，却束缚了孩子们的活力，这也成了我长大后参加学校运动总是犹豫不决的原因。但她非常在意督促我们的功课。
她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女性。她的识字知礼引起了我家邻居与亲戚的尊重。我也听到某次她向邻居夸口她的家教：“我在桌上放了作为零用的数百铜元，我的孩子们绝不敢偷用。”她说得绝对准确。我们如果偷取一两个铜元，我就可以想象一个满脸怒气、手持鸡毛掸子的母亲了。
妇女识字在当时乃是很罕有的。母亲出生在上海富家，曾在法国教会学堂上学。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时，一个同学向我借小说，我说我母亲正在看，尚未看完。同学满脸怀疑、轻蔑地对我说：“别瞎说了，你母亲怎会识字？”
我称父亲是“慈父”，可用一件小事表明：我大概是五岁时，一次大概是因我顽皮而触怒母亲打了我的屁股。我痛得大哭，父亲把我从母亲那里一把抢过去，那一刹那我可看到他的泪痕，这一瞬间我永远不能忘。还有一次，我们这些小孩已准备了行李，等待一位亲戚带我们前往观音阁。可因为那天天色阴沉，我们兴致大减，不愿成行。父亲严厉地说，什么都已准备好，亲戚也已来了，不能临行改变主意。果然，那天风雨交加，我们要坐船、还要爬山才能到达观音阁。后来母亲告诉我们，那个晚上，父亲躺在床上，一面流泪一面叹气，久久不能入睡。而我们呢，其实风雨无阻，玩得很好。
抗战初期，宁波曾被日本轰炸过几次，学校暂时停课，我们全家都搬到乡下汪董村避难。所谓“汪董”，因它的村民都是汪姓或者董姓。在那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小说和马克思理论都有。那时我的新思想开始萌芽，对社会上不平等事深感烦恼；我急于跟人讨论，等不及回学校与朋友相聚。那时我已参加学生抗日地下活动（后来发现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我还记得我们小组的领导人是位极为精明、讲话井井有条犹如作文章的青年人，后来他做过驻丹麦大使。20世纪80年代我有一次回国，到北京他的寓所去见他。他早已退休，满头白发，我们谈起青年时期的作为，不免唏嘘。
1988年我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应邀偕妻前往宁波大学讲学，在那儿住了两个月，并邀乐山夫妇自北京前来共聚。其他共聚的还有四弟名山与侄儿森林。少年时在宁波的一些“战友”也都来看我，他们有的白发苍苍，有的缺牙豁齿，有的受了多年的委屈还要我来帮他申冤（好像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人一定有办法似的）。最使我痛心的是有一位心直口快、性格爽朗、聪明而受大家尊敬的“战友”死于文革迫害。
这么多年在国外，这样的信息总令我难以接受……第四节 战火中的童年
抗战刚刚开始不久，日本飞机就在宁波城中丢了一次炸弹。我上的斐迪中学是英国教会所办，校方在校舍顶上画了一面大英国旗躲避炸弹。学校离我家不远，但父母还是觉得不安全，就携了全家赴乡下祖居汪董村避难。那时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南山已到上海去上学，在英租界的姑父家居住。
而那时候的事情说起来还有一件有趣的，就是我曾经跟大人一起去替我的大哥相亲。
战争使我们失学，我与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乐山在乡下生活苦闷得很，除了读书解闷之外，我们都牵挂各自学校中的朋友们。某次，母亲应邻居姑妈的邀请，乘了小船去邻村相亲，携了我们同去。我们不懂相亲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目的是要替大哥找媳妇。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温静怕羞的乡下女子，回来后就一起与母亲争吵，正在上海受教育的哥哥怎么会要母亲安排替他找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婆！当时我们正在阅读巴金的《家》，对母亲的旧礼教意识不以为然，弄得本人也识字的母亲非常不好意思。
可是她对儿女幸福的关心却未停止。某次我甚至听到她要替我与舅父的女儿做媒。表兄妹之间的情爱，我们在旧小说如《镜花缘》和《红楼梦》中常常读到，可我的脑袋那时已经充满新观念，新理想。我们甚至把《家》与同类小说介绍给爱读言情小说的母亲，我与表妹之间的故事也就因此不了了之了。
那时候，我们邻居一位老太太一见到我，就向我的母亲预言：“阿渭（我的小名）大了一定会娶个外国老婆的！”没想到，多年后她的话居然言中了。
说到我的写作生涯，其实种子是埋在少年时代的。前面说过，由于战争让我们失学，那时的少年精力旺盛不可能没有事情做，我就开始读小说。那是我文学教育的开端。
回想起来，我对写作的爱好最初是缘于我对阅读的爱好。我不是出身于书香之家，我的父亲是商贾。但我于幼年识字起就开始狼吞虎咽地看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江湖奇侠传》，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都滥读。终于，好像是在1934年，我在初中图书馆发现了巴金的《电》与《家》，对它们产生不能遏制的兴趣，就拼命读起来。这样的启蒙大大地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涯与思想。《电》是巴金这位无政府主义作家第一部成名作品，今天回想起来，它的文笔似并不老练，但是故事（叙述城市知识青年与腐败政府相抗争的暗杀、作乱活动）却非常动人，它完全把我迷住了。它也开始使我的少年思想激烈化。
这种阅读影响了我此后的选择。我放弃了各种武侠、神怪、言情小说，而专在图书馆里发掘其他巴金的著作以及现代文学（鲁迅、茅盾）、左翼小说（蒋光赤、穆木天）之类。不久，我的弟弟乐山也开始跟随我的兴趣与思想倾向。我们在读了《家》《春》《秋》三部曲后就对号入座，把自己指认为那个旧礼教大家庭的三兄弟：我们的大哥南山是思想虽新但服从家教的觉新，我是思想激烈但举止温和的觉民，而乐山是言行都激烈的觉慧。我们三兄弟（四弟名山与五妹木兰尚幼小）的后来生活途径似已在那个时期确定了。第五节 小学二三事
我们从巴金小说中所学得的对旧礼教家庭的反抗精神，因为时代的变迁，令我这个初中生染上了强烈的爱国热情。那时日本侵占东三省尚不久。我们学生常在街上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某日，高年级学生在游行时发现我家附近一个店铺出售日本商品，就冲入店铺把那些商品搬出，放在街上烧毁示众，并高喊“抵制日货”，意图激起围观群众的情绪。那对店主老夫妇对此抵挡不住，就在旁放声大哭他们的家产无辜被毁。他们也是小小的生意人哪，在那一刹那，我幼小心灵忽然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悲悯，感到一阵世界的残酷和我们常人行为的不公平。我流了泪，怨怪那些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们为何要这样处罚那个可怜的老店主。这件事我到今天还记得，而且这个深刻印象确定了我长大以后对事物的看法：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把万事看得非黑即白的结果便是专制蛮横的态度。
那时我已发现了自己对读报的乐趣。当时我们宁波有一家在本地销路最广的日报《时事公报》，我由于对时事感兴趣，就经常前往父亲的颜料店看报，而且特别留意那报纸的副刊。
有一天看到副刊上编辑的征稿启事，我也跃跃欲试。恰好学校一位老师对我的作文很欣赏，常常批了“甲上”；他曾挑了我的一篇作文发在校刊上，这大大鼓舞了我的写稿兴趣。
日军侵入我国东北后，我常感到非常苦闷，满以为当时的历史状况已在迅速变化，我国的地理状况那时也在迅速变迁，为什么中学还在使用过时的教科书呢？于是我写了一篇名为《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的短文，投寄《时事公报》副刊。我从未奢望此类初中生的作文会见报，不料此文竟然被选中发表。而且发表后，大概是因为我的意见与许多人的想法相似，在副刊上引起一些反响，编辑甚至来信致谢，老师和同学们都向我祝贺。没想到这件小事竟给我的脚上拴上了红绳，把我的一生都跟新闻和写作牢牢系在了一起。
我那时上的斐迪初中，是一所英国圣公会教堂所办的教会学校。校中老师多是思想新颖的，其图书馆中新文学作品的充盈便是明证。这所学校后来与另一座美国教会所办的三一书院合并成有六个年级的浙东中学，校址仍在四洲塘我家附近的斐迪（英国学校式的建筑）原址。
它的场地很大，今日它乃是包玉刚出资的宁波大学的校园。1988年我应邀偕妻到那里讲学三个月，看到五十余年前的旧址，很是唏嘘感慨。而校长恰好是曾在当年学生时代参加地下抗日活动时的旧识，他是斐迪隔邻的“高工”（高级工科中学）学生，当时两校篮球队经常往来作友谊赛。
学生时代的地下抗日活动组织也对我起到了启蒙作用。记得那时我们有个读书会，使我在巴金、茅盾、老舍小说之外另开了一扇窗户。我还记得，在那个时期我们也开始拓宽眼界读一些其他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给了我很大影响，我也开始阅读高尔基、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欣赏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六节 被中学开除
记得有一次，与一位朋友旅行，我们在一火车车厢里阅读《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位官僚样的乘客在旁看到那书书名，非常好奇，要去一看。我与朋友，另一位少年的中学生，对此只能作会心的微笑。我们那时已经有了对知识的自大和优越感，开始瞧不起那些轻佻市侩的头脑。
现在回忆起来，我很难相信，我短短的初中三年里居然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斐迪成为浙东中学后，我们学校新来的一位训育主任显然负有国民党使命。教会学校上午原来的二十分钟祈祷会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他的训话。我们幼年的心里已经感觉到这位训育主任居然比那位虔诚的校长更有权威。他命令我们在他讲话时一提到“蒋委员长”就必须立正。我认为这规则滑稽可笑，就在校刊上写文讥刺，不久，慈祥的校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寿子鲲）把我叫到校长室，抱歉似地告诉我，下学期我不必回校——我被开除了。
我在宁波浙东中学初三、高一时期，因为受了巴金旧礼教小说的影响以及反日情绪的激发，思想开蒙，参加了学生政治活动，乃被校中训育主任（国民党员）目为“左倾”。小小年纪的我经常梦想去延安的鲁迅文学院学习。听到朋友中有兄长前往参加新四军便觉得很艳羡。这类天真的少年理想主义梦想是非常单纯的，现在想来，我也不能怪那位训育主任怂恿那位善良的基督教徒校长把我开除。
我的父母并没因我失学而发怒。他们甚至让我独自（十六岁时）旅行，乘巴士与航船前往附近义乌县的一个新开的中学去继续学业。那是经过一位同情我的老师推荐，听说那所学校的老师们思想都很开明。我高兴而去，两个月内却因思乡病而回宁波。父母于是打算把我送到上海叔父家。第七节 求学上海
当时已在上海求学的大哥与三弟常寄我上海《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我对副刊主编柯灵身边的几位散文作家，如晓歌、何为等人的作品很欣赏，也在学写散文。何其芳的著名散文集《画梦录》好似成为了教科书。我大胆地将在义乌思乡时所写一篇短文《铃声》投稿寄去，竟被柯灵看中发表，此事一时注定了我的前途命运。
那时的青年作家们都爱学成名老作家（巴金、鲁迅、茅盾）的样子，用笔名发表作品。我的第一个笔名是“坚卫”，此后就在柯灵所编的各种日报副刊中发表了多篇散文，此时我已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附中进学。
柯灵所编的副刊与杂志是上海“孤岛”时期最受知识青年喜爱的读物。除了上述的晓歌、何为之外，经常写稿者还有沈寂、徐开垒、沈毓刚、王殊、越薪等，许多名字我都已记不起来。我后来于1978年开始经常回国探亲，每到上海，柯灵都要请我们这些门徒共聚。我常在纪念文中戏称我们都是“孤岛”时期“柯灵麾下一群小喽啰”。这些小喽啰中，何为成为著名散文家，沈寂成为专写上海滩的名作家，徐开垒写了巴金传记，沈毓刚成为《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王殊任过驻德大使……
我在复旦附中与圣约翰大学时期发表的文章多是用“坚卫”笔名，后来也用过其他笔名，如“桑紫”（短篇小说）、“田妮”（诗）等；“令狐彗”是最后一个，后面再述。当时能够发表东西的刊物很多，有柯灵所编的《万象》、文宗山所编的《生活》、沈寂所编的《幸福》等。敌伪统治时代的一本最新颖动人的刊物名字就是《杂志》，主编是吴江枫，我曾用“桑紫”笔名在该刊发表过小说。（记得有一位老报人警告我不要多用笔名，不然你怎能成名？）《杂志》的内容极为迎合思想开明而又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年以后乐山告诉我，这本在内容上可以冒犯敌伪政府的刊物原来是由当时在伪政府任高职的袁殊在背后撑腰，而袁殊乃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说到《杂志》，弟弟乐山用“麦耶”所写而出名的剧评就是在此刊物上发表的。“孤岛”时期，美国电影在沪上绝迹，苦闷的青年知识分子乃把兴趣转向话剧，戏剧界很热闹，上海有好几个剧院因经常演出而卖座。未赴内地的戏剧人才都有了发挥之地，曹禺、于伶、吴祖光等人的名剧都被搬演。通过剧评家麦耶，我也认识了不少戏剧界名人，导演如黄佐临、姚克、胡导，演员如刘琼、石挥、乔奇、白文、小凤以及黄宗江、黄宗英兄妹等。那时我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乐山是十九岁左右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他这么年轻，对戏剧有如此认识，受到戏剧界名人仰慕，至今回想起来，仍令我费解。
我家四兄一妹中，以年龄相差只两岁的我与乐山最亲近。我们自幼即同样是读书迷，到了中学我开始投稿发表时，他与我同样高兴。不久，他的知识与努力就超过了我。（母亲常说，老三比老二更聪明。）他少年时的作文，现在读来还是很成熟。在政治意识上，他比我更前进、更激烈。到了晚年，他对现实大为失望，以为我们少年时期所向往的理想主义乃是乌托邦幻想，容受不了时代的磨折：他在“反右”、“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令他不能从自己深觉被冤枉了的愤怒中解脱出来，往往把凡事看作“黑白分明，不容灰色存在”。而我在国外近七十年的生活，则把我塑造成为美国知识界的典型自由开明分子。我避免对什么都采取极端态度。我们兄弟间后期思想上发生分歧后，一些以前曾尊重他，但受过红卫兵熏陶遗毒而出了国的职业反共分子就把我作为诅咒痛骂的对象。第八节 大学时代
我进圣约翰大学时是1941年，租界仍是“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接管租界，英美侨民仍稍有自由，但必须佩戴臂章，“A”字代表美籍，“B”字代表英籍，不久他们便被关进拘留营（并不像纳粹集中营受到残酷对待）。我校英美教授被解职后，当时校长沈嗣良在日方威胁下，不得不接受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日本英国文学教授来顶替。此位仁兄，其貌不扬，英语支吾不清，对文学没有修养，受到英文系同学窃笑，一个学期后他就再没敢回来。
但是我们英文系确有两位大师，一位是系主任，美籍华人，我们敬称她为Miss Soho，其实她的中文名字是司徒月兰，她学问高深。我记得某次她称赞我的一篇作文。她说：“您文章内容言之有物，有写作天分，但文句方面尚要努力改进。”她的话更催发我广读文学名著。另一位我敬仰的教授是莎士比亚专家王文显。他自己也用英文写剧本，他的剧本《委曲求全》曾被译成中文，在辣斐剧场上演过。我还记得另一教授姚克（姚莘农），乃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专家，在课上他用英文讲解，较那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棒多了。姚克也在剧坛以导演闻名。
在当时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中，以上海的约大与北京的燕京大学最有声望。约大同学遍布世界，在各地开校友会，我难得前往。因为年纪较大，难得遇到当年同学，而且当年风头十足的标致校花，如今已变作老太婆。某次在校友会中，我见到一位数十年前的旧识，前往话旧，她睁大满是皱纹的眼睛，问我：“Who are you？”此后我就没兴趣再去校友会。不过两年前曾有几位来自台湾的校友特地来我家见我，还送了我一个咖啡杯留作纪念，杯上有“圣约翰科技大学，1967”字样。未曾想约大竟在台湾开了大学，这些新校友的来访，令我十分感动，希望他们有机会见到这篇访谈。
那时期的约大，以学生时髦标致、周末专开舞会，即所谓“派对学校”闻名。教会女子中学如崇德与中西女塾等不断为它供应新的毕业生。那时的我，穿梭在各种绝然不同的角色之间，一面参与地下抗日，写杂文讽刺敌寇；一面参与周末社交生活；一面又在《幸福》《万象》《杂志》各种刊物发表短篇小说，题材多是我的社交生活，吸引了不少中学和大学女生粉丝写信给我，有的甚至寄来照片。约大有个交谊所（Social Hall），也有一间健身房。我一面交友，一面锻炼身体，一面写今日不值一读的小说，女友众多，不亦乐乎！
我还记得，有一时期，约大教务长是黄嘉德，他与弟弟黄嘉音合编了一本畅销月刊《西风》，几乎与林语堂所创的《论语》杂志齐名。他们的想法很灵巧：模仿当时美国最流行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选译了他们认为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文章，出了一本介绍西方文化、有趣而又不枯燥的《西风》月刊，销路很广。1986年，我代表纽约市大应邀赴山东大学讲学，发现黄老师正在山东大学退休，我非常高兴与他取得了联系，应邀赴他家吃了晚饭，其兴奋不可言喻，但不久他就谢世了，让我感到苍凉和世事无常。
在我记忆中的上海，乃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的大光明影院与隔壁的咖啡馆，霞飞路的罗宋（俄罗斯）餐室、法国蛋糕铺与国泰影院，外滩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前法租界茂盛梧桐树下的马路，辣斐大戏院，苦干剧团（黄佐临、于伶、石挥），以及南京路的新雅酒店……这些都是我经常涉足的地方。那时最甜蜜的记忆是偕了女友，晚间在霞飞路巴黎电影院看了外国电影后，漫步梧桐树荫影下的清静马路，停留在那个三角路口的普希金铜像下谈情说爱。
那时的法租界也居住了不少自苏联革命后逃来上海的所谓“白俄难民”（东北的哈尔滨也有），他们不免带来了俄罗斯风味。有的难民出身富贵，但有的因生活艰苦而落魄。有一次我在街角见到一个年轻金发但是肮脏不堪、显然以卖淫为生而感染了花柳病的女郎坐在地上向行人讨钱。这种印象很令我难忘。
另一个我所不能忘记的是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圣约翰大学（现“政法学院”，即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址）一般男女学生都是骑了脚踏车去辽远的校址上课。广大的公园恰好挡住了学校大门，为了避免转弯抹角，我们都索性把脚踏车锁在公园门口，购买月票进公园步行直达校址。在天气晴朗的阳光下，这一段偕了同学步行的时间，是我每天心情最愉快的辰光。
大学期间我不能忘记的除了前面说到的教授们，还有教我一年级英文的贝雷第小姐（Miss Brady），她也是未婚，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那时年约四五十岁，喜欢在校园后面的广大草地上打高尔夫球。我们几个她所喜爱的学生一有空就替她扛沉重的球杆，她也教导我们如何击球。打过球后，她就邀我们回到她在校园中所住的小洋房去喝咖啡，吃吐司。我曾以她为话题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她知悉后对我很不高兴。
如上所述，我们那时去约大上学，每天骑脚踏车，风雨霜雪无阻。脚踏车是我随身携带的物件，某次我购了一辆旧跑车，更觉方便。这样的车没有刹车，也没有其他附件，极为轻便，可扛着上楼，车链与车轮直接连在一起，须要慢慢停车，用熟了后，毫无问题，可是要突然停车便有危险。我熟练了此跑车后，与同学们常在前往兆丰公园的愚园路上赛车，有时也与驶在马路上的小汽车竞赛。开汽车者往往小心，慢下来让我们取胜。
问题是，愚园路上也有快捷无声的无轨电车。某次我在赛车时，突见一辆无轨电车转了向，迎头向我驶来，我来不及停车，与它的车头相撞，幸未伤及身体，可是我所心爱的跑车就此折坏，不能用了。母亲把我斥责一顿，此后所购新车就不如跑车有劲了。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区之前，英租界警局雇用戴了头巾的印度人当巡捕。他们都身材高大，蓄着漆黑浓胡，在小孩子们眼中威风十足。那时我尚未入大学，某次骑了脚踏车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十字路口（旧时百乐门舞厅大门前）闯了红灯，被指挥交通的一个魁梧印度巡捕一把抓住。“茄德里，马得里，行里去!”他高嚷。
他们的印度话“茄德里，马得里”很难懂，但是“行里去”我听得懂，因为他们把巡捕房（警局）称呼为“行”，以为是上海话。我被他揪住脚踏车，随着他去附近拥挤嘈杂的巡捕房外停车处。印度巡捕走了，回到他的岗位去。我挤在人群中，等待付罚款，过了十几分钟，没人来理，我就骑上车溜出来。与那印度巡捕的交接，很具喜剧性，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禁发笑。
被高大魁梧的印度巡捕抓去巡捕房后，我突然泛起了一阵对自己瘦弱身子的自卑感，决意加入一位赵先生（名字忘了，当时很有名）所开的健身学院去锻炼身体，主要方法是用铁器举重。每次去了健身学院，回家后筋疲力尽，但是约三个月后，我在大镜子前顾影自怜，赫然发现我的胸部、肩部与手臂的肌肉已在逐渐发达。
我的努力锻炼使我成为那些新来学习举重的瘦削少年们的领头者。锻炼一年半后，我在大学校园中傲然阔步行走，热天所穿的汗衫更显出我胸部肌肉的发达、手臂肌肉的健壮，自豪地感到一些女同学投来的眼光。（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听从了戏剧界朋友之言，没有自知之明地前往明星电影公司应试演员的招考，被那公司老板同乡人张石川一言打断了做电影明星的美梦。）
中学时期的女朋友我已逐一隔离，进入大学后，女友也并不多。那时我的课外兴趣多半集中于写作和发表。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波兰裔的外国女朋友（约大因是用英语授课，颇有几个外籍学生），满头红发，满脸雀斑，又傻又可爱。某次一同散步时，她见到我在草地上一株大树旁一举手就迅速升上树枝坐下来，敏捷犹如电影中的人猿泰山，此后她就经常跟住我，随着我在校园散步。大战结束后听说她以难民身份到了美国。
那个夏天，我偕朋友去静安寺路上一个游泳池（1949年以后一度曾改为杂技剧场），蛮想在公共场所展露自己的强壮肌肉，朋友见我换了游泳裤，禁不住大笑，原来我的健身术虽发达了我的上身肌肉，但下身的双腿看来却瘦削犹如鸡腿。
此后我再也不敢炫耀自己的身体了。第九节 日据时代和“孤岛”生活
自1940年我到了上海，进了复旦附中，就开始参加学生地下抗日活动。次年，我进入圣约翰大学。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的那个深夜，黄浦江上一艘日本兵舰炮轰美舰。那阵炮声我也听到了。我在静安寺路西摩路口的家中被惊醒的顷刻，受英美国旗保护的上海公共租界一下子变为“沦陷区”。像成群的中国难民一样，受优越待遇的英美籍侨民也成了难民，他们后来成为日军集中营中的俘虏。我亲眼目睹了驻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上了巴士，乘战舰前往菲律宾参战。后来，我校的英美籍教授都被关入拘留营，师生们不断携了食物前往慰问。
到上海进了复旦附中，我就与宁波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深知，比我小两岁的三弟早就活跃于地下工作，但他避免与我谈论组织关系。而我踏进了上海新环境后，兴趣范围扩大，白天上学之外晚上进了孔另境（茅盾妻弟）主持的华光戏剧夜校，选了剧作课，邂逅了当时剧艺界名人，如许幸之、赵景深、唐若青、鲁思等。
某天乐山的朋友胡导对乐山说，你哥哥高身材，卖相不错，明星公司正在招考演员。何不前往一试？他叫我寄张照片给明星公司应征。不久果然收到回信，请我前往面试。主持面试的是明星公司的老板张石川。我答了几个问题后，张老板对我说：“不行，你面相身材都好，不过你的宁波官话行不通。我也是宁波人，只是学不准标准国语。”
我的明星梦一下子就被打破。数十年后我每回国探亲访友，还是会被人戏笑我的宁波腔普通话，而我的侄儿们年轻一代，早已在学校中学了标准普通话。
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四年中并未参加地下活动，除了读书之外，最大的兴趣是写文章发表，其次是交女朋友。约大学生以“课外活动”（交友、舞会、骑脚踏车出游）著称。我暗中可感到那些思想进步、参与地下抗日的同学们在旁啧啧闲言，把我当作只知白相、不问政事的纨绔子弟。到了后来，他们多成为我以“令狐彗”笔名所发表的短篇小说（述大学生社交、恋情故事）的读者。
美国参战后，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租界已不再是气氛自由的“孤岛”，我们写文章的也不能再畅所欲言，不过上海毕竟是世界注目的国际城市，日军的行为也稍有节制；我们要过外白渡桥前往虹口，必须向在桥旁守卫的日军脱帽鞠躬。我们朋友发明了一种游戏，看哪个能够不脱帽而偷偷过桥。我有几位相识曾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质问，其中一位是宁死不屈的柯灵先生！
1945年V-E DAY（暨二战的欧洲胜利日）的来临，我们早有预感。我深深记得，那天（1945年4月30日）我在上海街上行路，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中年人，满脸喜悦，高声自言自语：“死脱啦！死脱啦！”（“死脱啦”，与“希特勒”谐音）好像在向路人通报喜讯。我回家赶紧扭开无线电，果然新闻广播连续报导，“希特勒已经吞枪自尽”。不久全部德军投降，1945年5月8日后来被定为V-E DAY。
这期间，日军还在太平洋岛屿作战。华盛顿的计划是登陆日本本岛，尤如欧洲的D-DAY，但是杜鲁门总统在与国防部讨论之下，认为日军顽固，甚至敢用自杀（今日是恐怖分子常见伎俩）手段用飞机攻击美舰，如登陆日本，恐要造成大量美军伤亡。在这种情势下，他才决定采用原子弹，先炸长崎；没有反应，再炸广岛（事实是应该先广岛后长崎），立即引致日皇宣布投降，那是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的V-J DAY。
我太清晰记得得知日军投降时的心情。那时我刚从医院盲肠开刀回家。不久后的一个午夜，我从熟睡中惊醒，原来是邻居猛烈敲门，父亲惊慌地开门。那位邻居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刚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日皇宣布投降的通告，敲门向大家报告喜讯。不久，我就听见街上人声鼎沸，也有人放鞭炮。我急忙穿上衣服，一定要父兄陪我到街上看热闹，上海倾城庆祝，国旗飘扬，地下工作者挤在卡车上从马路上驶过，与大群行人相互庆祝。那情景，我至今难忘。
大战结束、抗日胜利的那个夏季，正是我在约大毕业典礼中戴方帽子的时候。
1945年8——9月间，于战时前往重庆与内地的政府机关人员以及其他社团人士大批返回上海。他们所带来的法币市价大涨，在使用伪币的上海，其身价一如1979年中美复交后华侨回国所携带的美金。上海市面一时由冷清变为繁华。夜总会、跳舞场、酒吧林立（一部分是供应突然大批来沪的美军士兵的需要），国民政府官员们花天酒地，其行为好似打败了敌人的胜利者。在短短时期内，法币不但回归原值，而且因通货膨胀而大跌。妇女们外出购物，必须雇用三轮车携带大捆法币。
那时我刚自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尚未找到职业。上海已不再是“孤岛”，大批政府官员自重庆前来上海接收，市上一时充满乐观景象。不久我就在新闻界找到职业，文化界朋友众多，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1945年夏至1947年夏这两年间，是我生活最愉快的一段。第十节 我的记者生涯
我自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并不急急找寻职业，因那时乐山与我在新闻文化界已有一些小名气，认识了不少在出版界任职的年轻编辑。我当时一心一意要在报界任职，一考而被当时的大报《申报》录取，开始学习撰写实事求是的新闻报导。与此同时，我也不愿放弃文艺创作，恰好一位朋友杨复冬（笔名钟子芒，后以儿童文学家著称，不幸于早年逝世），将我介绍给报界名编陆小洛。小洛正在创办一份名叫《辛报》的小报，那份报纸乃是由国民党党委潘公展出资做后台。《辛报》虽是小报，但与当时充斥市上的风花雪月，专刊载舞女、歌星、影星韵事的一般小报不同。我们的阵容是：封面要闻版，沈毓刚（后任《新民晚报》副总编）；国际译写版（故事多自《时代》周刊编译而来），董鼎山；文艺版，杨复冬；体育版，陈福愉（笔名桑榆，是当时最享盛名的体育新闻记者）。聪明而又异想天开的杨复冬（1978年于我初次回国时，他已成为儿童文学作家钟子芒）一定要在他的版面替我开一个名为“世纪末小品”的专栏，替我起了笔名令狐彗，每日撰写一篇有关教会学校男女学生的交际舞会报导。这个小品专栏后来发展为言情小说，被当时正在发行、仿效《万象》杂志的《幸福》主编沈寂拿去发表，一时销路大增。出版界友人把许多短篇集成为单行本《幻想的地土》，作为替我送行的礼物。多年后我回国时，当时以写上海流氓黄金荣、杜月笙传记而扬名的沈寂再把它出版，取名为《最后的罗曼史》，据闻今日仍可在网络上购到。
上述几位朋友、老师，除了沈寂以外，现都已过世。其中陆小洛由他儿子接来旧金山居住，我曾去看过他。当时报界几位有资望的老人中，卜少夫曾是我在《申报》时的上司，后来失去联系，但我一直爱读他曾主编发行过的《新闻天地》。还有一个我不能忘却的人，是上海英文报Shanghai Evening Post主编吴嘉棠。当我进入《申报》工作时，他除了英文报编务之外，也在《申报》兼职，头衔是地方新闻编辑。我们几位职员，每晨集会，由他指派各个记者当日任务，我曾被指派采访当时调停国共内战的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后任国务卿），美国将军魏德迈，《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鲁斯等。吴嘉棠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我挑选美国大学留学，与他不无关系。他鼓励我入新闻学院，我尚记得，我于第一天乘火车到达哥伦比亚车站时，第一个见到的中国脸孔便是冯锡良，他患乳癌逝世的太太玛格丽也是我的好友，他后来退休，与继室去夏威夷养老。上述几个新闻界名人，恐怕今日已不被人熟知。
我于约大毕业后，与文化界新闻界朋友们厮混，如此开始了一段我自以为一生“生活最愉快”的时期，这种情形直到1947年8月我乘美国邮轮赴美留学。我的所谓“生活最愉快”有三个因素，一是发表欲的满足，写了文章，必有报刊登载：有的杂志编辑甚至上门来讨取短篇小说稿。二是与报界朋友经常相聚，一起过战后上海的繁华夜生活。三是女友众多，随意相交（虽然不一定是肉体关系），影星、歌星、舞女都有。（我真正恋上的其实是一位约大同学年仅十七岁的妹妹。）
进了《辛报》后，我的生活程序是：上午十时起身，三时参加朋友们每天的非正式集会。我们在南京路著名的新雅茶室订了一个固定的大圆桌，记者、作家与编辑们随进随出，饮茶闲谈。有时编辑会向作家约稿，有时作家将作品传阅，找地方发表。偶尔，我们所交朋友中天资聪明的舞女或歌星也会参加，她们在娱乐界消息灵通，可以供给当时甚畅销的闲话小报一些专栏资料。入晚，我们用了饭后，分别去报馆工作，下了班后，已近午夜，兴致来时，又一同去虹口的夜总会消遣，上床时间是早晨二三时。
在《辛报》时，杨复冬成了我的至友，他的年纪虽轻，在小报界却已有名气，帮我认识了不少老报人，如那位号称“江南第一支笔”的唐大郎。战后复兴期间，唐大郎之名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他会写讥刺国民党政府的泼辣杂文，也能写风花雪月，吹捧歌星、舞女、影星的俏皮小品，最令人欣赏的是他的打油诗。后来，从1978年开始，我因经常返国，数次途经香港，已以香港为家的他，每次都想与我相逢，终因时间关系而错过机会。于是他在1979年《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怀鼎山年间相望亦相闻，每抱深情读至文。讶我老头还在世，怜渠健笔尚凌云。归来旧燕何曾认，记得歪诗定要焚。何日江干重聚晤，莫教终世叹离群。
唐大郎不久即逝世，后来北京黄苗子在乐山家中读了此诗，甚为感动，用他的大师书法写在一幅宣纸上。我把此幅字画裱出，三十年来一直悬在我家客厅壁炉墙上。
至友杨复冬已于早年去世，我至今遗憾来了美国后没与他多多写信，只在后来听到他在解放后转行，以“钟子芒”笔名写儿童文学闻名。
在《辛报》的几位同事中，陆小洛进入老年，前来美国加州的儿子家养老，我曾飞旧金山去看望他。他整日与香港和台湾寄来的报纸相伴，不喜美国生活。在上海期间，他以好客著称，朋友们一起赴餐馆用饭，他总以老大哥身份拾起账单付账，你不能跟他相争。沈毓刚后来升为上海销路最大的《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应他之邀，我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夜光杯”副刊撰稿。他猝然去世时，正是我回上海数天后准备与老友们相聚的那个上午。消息传来，我觉得好似被人在胸上打了一记闷棍。
著名体育记者桑榆在足球界特别扬名，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在重庆时曾出版了一本《新闻背后》，详述新闻采访、编辑、印刷各种过程，其中插有他个人经历，诙谐有趣。不过由于他的态度傲然，与我们这些小伙子合不来。我们在他发脾气时，总是敬而远之，不去理会。他虽傲慢无理，但其实是位软心肠的人，后来我又有机会在《东南日报》（自杭州迁来上海）与他共事，对他的印象大有转变。
年轻时我精力充沛。除了写稿、编报、交游外，总感到有多余时间，在《辛报》好似是业余性的。我在约大毕业找职时，对四份大报最有兴趣：《大公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那时思想进步、对写作有兴趣的青年都想加入《大公报》或《文汇报》。我对《文汇报》特别着意，因为柯灵所编的副刊就是在《文汇报》。朋友之中，只有何为得其所逞，当了该报记者，我艳羡不已，恰蒙《申报》正在招考记者，我前往应征。记得考试是用中英文的，我的录取没有问题。
那时，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申报》招兵买马，要恢复战前的名报身份。作为地方外勤记者，我的顶头上司，主持本市新闻的编辑是美商主办的英文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的总编辑吴嘉棠。吴嘉棠当时在中美新闻界都甚吃香，后来听说迁往日本居住。终其余生，我所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个在他家花园饮酒聚宴的晚上。酒过半巡，大门口驶进了一辆吉普车，一个制服笔挺的美国大兵扶持一位金发女士下车。吴把她介绍为他的妻子（即将离异）。我见他神情黯然，甚感同情。听说妻子是他在密苏里大学时的同学，来到中国后大概是患了思乡病，美国官兵大批来沪后，扩展了她的交际范围。
我与《文汇报》记者何为常在出差时相遇。某次，一艘停靠上海的英国兵舰上有英国劳工党首相阿特里（战后丘吉尔已败选）的儿子在服兵役，我们前往采访，发现他是一个腼腆的小伙子，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在甲板上闲步，何为问我有没有香烟。当时我尚未开始吸烟，笑称何为是个烟鬼。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此事，他矢口否认。何为最终成为极出名的第一流散文家，我回上海时曾会过数面。
我在《申报》工作为期不长。沈毓刚与我同时考入《申报》，可是他成为文艺副刊助编（上司是卜少夫），没有政治压力。而我们采访时事者就受政治牵制，当外交记者期间，曾采访过美国杜鲁门总统派往中国调停国共纠纷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为了这个任务，我阅读了不少有关马歇尔的报道，尤其是关于他对中国情况的熟悉程度。那时，我要保持客观公正，写出的报导难免有触犯国民党之处（当时我们青年人都自认“思想进步”）。不料《申报》这位负责新闻的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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