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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世明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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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遗骨试读：

秦始皇瞪眼撒了个弥天大谎

在权威考古学家的案头，摆放着勘误纠偏的另一类实物与考据。李济与苏秉琦堪称中国考古界的泰山北斗，两位大师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两段挑战传统、廓清迷雾的英明推论。

李济先生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之说。在其所著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等文章中，他一再呼吁大家要特别注意辽河流过的北方地区。他说：“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2000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苏秉琦先生则将北方地区列为全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之首。当20世纪80年代初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刚刚露头之时，他就亲临牛河梁等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提出了“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指导性观点。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他更鲜明地提出了，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新思路。他的论述是：“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都是最早，不都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从旧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海城小孤山遗存，据铀系法测定距今4万年，有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梭镖、带倒钩的渔叉、用两面对钻法穿孔的骨针，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时间比山顶洞骨针进步。这一发现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一片，文化发展走到前列，从而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最有力的证明。”

按李济、苏秉琦两位大师的思路指引，整个中华文明史现在就应该重写了！以前所有针对辽河文明的漠视、轻视、歧视等种种顽固观念亟待推倒重来！排除辽宁，中国难称5000年文明古国

面对不断探掘出土的考古铁证，面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的严谨求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夏商周之前的中华上古文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缺失了至关重要的“辽河篇”，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从春秋战国起，到两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直到跟进的辽、金、元、明、清，不调整传统的思维坐标，不纠正陈腐的华夷之辨，不关注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辽河时空”，我们就无法全面、客观、公正、冷静地剖析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起源史、发展史与融合史，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国际考古界，权威机构认定人类早期文明的甄别标准不是传说神话，而是有目共睹的实物，如文字、古城、神庙，而按这一严格标准，中国的文明史只有4000年，根本无资格跻身世界5000年文明古国的显贵行列！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郑重表示，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在今伊拉克境内）有乌尔神庙、埃及有金字塔、印度有莫亨觉达罗古城、希腊有克里特文明。在地处辽宁的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发现之前，中华文明比印度文明晚了近千年，比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牛河梁遗址将中华文明向前整整推进了1000年，我们可否这样说，没有辽宁，中国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5000年文明古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站在牛河梁遗址前，苏秉琦先生发出了这样一段字重千钧的定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今天，中国人自豪地声称，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那么，黄帝来自哪里？龙出自何处？苏秉琦等考古权威将寻根的目光投向了长城之外的塞北，锁定了辽宁。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发出一系列穿越时空的疑问？牛河梁女神庙中那个面带神秘微笑的女神像，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始祖吗？牛河梁积石大墓中，那个耳戴玉环、胸戴勾云形玉佩、手握玉龟的5000年遗骨，为何他的所有特征都令我们产生“他就是黄帝”的下意识联想？距今8000年的阜新查海遗址的摆塑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龙造型，这是否意味中华民族的“龙图腾”起源于辽宁？如果您能在鞍山的汪家峪、小孤山、巴坟沟，海城析木镇等地的石山上，亲眼目睹由排列有序的圈点、打凿痕迹鲜明的方块、十字架构成的神秘符号群，再对照有关河图洛书的奇妙传说，遥想易经八卦的上古起源，博大精深的辽河文明在您心头是否呼之欲出？虚构的穆桂英大破想象中的天门阵

然而，作为中华文明上源的辽河文明却被秦始皇修筑的这道万里长城粗暴隔断了，隔断了同根血脉的传承，也隔断了先祖文明的记忆。长城之外的人群，被降格为化外胡民；长城之外的土地，被定性为胡戎之地；连出自北方的山羊、折叠凳也受到了株连，被冠之以“胡羊”、“胡床”的贬低称谓。

春秋时期，齐桓公帮助燕国击退北方的山戎，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他尊的王，是称霸中原的周王朝天子；他攘的夷，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个口号本来就禁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居然就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侵入中原，颠覆了汉人缔造的西晋王朝。汉族出身的冉闵发出了血腥的“杀胡令”，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几乎被汉人一夜杀光！当冉闵被前燕名将慕容恪俘获时，被迫跪对自称为黄帝后裔的鲜卑国主，冉闵喝骂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耶！”

盛唐诗人王昌龄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边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人考证，“龙城”就是今天辽宁朝阳，“飞将”指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胡马自然指代的就是居住在长城外的民族。

无论是舞刀弄枪的冉闵，还是舞文弄墨的王昌龄，面对辽远空旷的北方，面对他们所不知悉的祖先栖息地，心中涌动的，不是萌发的怀念而是刻骨的仇视。胡地与胡人竟令中原地中原人如此憎恨，憎恨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

到了后来，这种仇视与隔阂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可怖地步！家住辽宁朝阳的安禄山被史书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建立金王朝的东北女真人，被以正朔自居的中原宋人开口闭口骂成“金狗”；流传民间市井的《说岳全传》《杨家将》中，金兀术的军师哈迷蚩沦为作者笔下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十足笑料，被辽萧太后与耶律斜轸等名将击败生俘的宋将杨继业却威名远扬；文治武功的萧太后被讥讽与早已契丹化的汉人韩德让通奸，佘太君、穆桂英、杨门女将这些子虚乌有的杜撰人物倒大破从来没有的天门阵，被中原人一厢情愿地吹捧为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高山仰止，辽宁人至今不敢相信“辽宁骄傲”

尤为可悲的是，这种流传久远的中原正统论直到今天依旧左右着辽宁人的思维取向。即便面对先人留下的如山铁证，即便已隐约猜到自己的先祖极可能是华夏文明的上源，即便认定牛河梁出土的遗骨、玉件、器皿就是三皇五帝时代中华先祖的物证告白，而今的辽宁人却依旧忐忑地仰视高高在上的中原文明，心存忌惮，连在朝阳北票发现的世界上的“第一只鸟”化石，都要冠以“孔子鸟”的名头方才心安理得。岂不知，相比于很有可能生发于辽河流域的远古《伏羲易图》《连山易》《归藏易》《坤乾易》以及中古的《周易》，看《易经》着魔到“韦编三绝”的痴迷境地、慨叹“五十而知天命”的孔子只能算是个小学生辈！

采访过程中，当我们把不断得到的收获讲给朋友、讲给邻居、讲给还算是有知识有见地的同事时，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发出惊问和质疑：“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别扯了，谁不知道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我们苦笑，我们无言，这种被秦始皇诱骗被传统植根的思维、这种先天的不自信简直是深入骨髓！

在辽宁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史前段落，究竟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在那些已解、待解乃至无解的神秘印记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令后人震撼的“辽宁骄傲”？让我们走进这个神奇的探古世界，也许我们的探查，会舒缓后人曾经寻根无果的内心焦虑，会解锁秦始皇用长城圈起的千古之谜。

云蒙山，谁设下这重重谜团？

云蒙山所在地隶属朝阳尚志乡，尚志乡以前叫王伦沟乡，因这里是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出生地，后改名为尚志乡。尚志乡党委书记雷凤祥在这里已工作了整整18年，研究云蒙山的历史文化几近痴迷，在他看来，这位云蒙女神不是别人，正是人所共知的“女娲”！

这种定论未免惊世骇俗，但雷凤祥对云蒙山的惊人说法还远不止于此。他咬定这里曾留下轩辕黄帝的足迹，大禹治水到过云蒙山，《山海经》里的相关记述也能在云蒙山中找到实物对证，甚至《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都在云蒙山中化作惟妙惟肖的逼真石像……

雷凤祥简直把云蒙山说神了，听他讲云蒙山，不知道多少人刚听个开头扭头就走，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还有人讥讽他“走火入魔”，但雷凤祥却不为所动。

与雷凤祥交谈，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低调、很平实的人，但话题只要触及云蒙山，他立刻就很兴奋。他对女娲、黄帝等华夏先祖与云蒙山内在联系的判定，不是建立在传统的、严谨的考古调查基础上的，而是凭借他多年行走于云蒙山中获得的直觉与灵感。

雷凤祥说：“任何人进了云蒙山，都会有感觉的。”

似乎是回应这位当地“父母官”的话，我们的越野车刚进山就遇到了小麻烦。一头小毛驴在车前方晃晃悠悠，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车向左拐，这毛驴就朝左偏；车向右拐，它也跟着往右转；车减速，它就慢吞吞地走；车加速，它也加快脚步……总之，这毛驴总不离车头两米左右，似乎有意与我们为难。最后同事下车，口中默念，向毛驴恭恭敬敬作个揖，这毛驴似通人语，很快就闪在路旁让行。谁留下这满山的石像、脸谱

云蒙山分擎天柱、南天门、百草沟、震旗关等几大景区，雷凤祥本想带我们将景区走全，但受时间所限，我们只选择了擎天柱与百草沟两个景区。

进入擎天柱景区那天是下午，天气还算晴朗，进入山区后，稍微有点阴。但见赭黄的山石层层堆积，随处可见怪异的脸谱。有的像人脸，有的像兽脸，有的在凝视着你，有的似在窃窃私语……

经雷凤祥指点，我们看到当地人所称的“五指山”，传说这就是如来佛当年镇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的五指山。听传说不过一笑而过，但这山的造型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五块挺拔的石壁若手指般平地峭立，别说指肚、指尖，连指根都有，而且远看近看都像真的一样。

再远一点的是唐僧与沙僧师徒的天然石像，看上去，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悟空与八戒。一进山，雷凤祥就遥指一座山顶上孤零零矗立的大石块，说那就是“孙悟空”。这石块的确像个猫腰吃桃的猴子。但奥妙不在这里，围这山转一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猴形”，不像国内其他山区的一些天然石像，正面看尚可，换个角度就截然不同了。我们顿生一种想法，大自然大概是造不出这样的“猴子”的。

猪八戒石像更有说道。这是一块凸出山壁的半截子石块，这石块不像那块“孙悟空”石像，一眼便知，需有专人在旁为你指点，哪儿是眼睛、哪儿是耳朵。按这样的描述再看这石块，一个耷拉着耳朵、嘴巴拱起的猪八戒形象立刻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而且比刚刚看到的唐僧、沙僧、孙悟空石像更逼真！这石像的生成应该是纯天然的，但却总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哪里被削了一刀、凿了一斧子？恰是这一“削”、一“凿”，这块平凡的石头瞬间就充满了灵性。拍下来的“黄帝”照片竟找不到了

再往下走，奇妙的事情就更多了。擎天柱景区的核心景点是一个从山体中挺起、半空悬立的粗大石柱。这石柱一面临个小断崖，高出地面三四十米，石柱下的土石混杂的山坡约有六七十度的倾斜角，滚落着一些叫人说不好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就那么远远近近地散落于石柱的四周，若众星捧月。

石柱高约十几米，似三条状若游蛇的条石黏合在一起的。石柱顶部有个略呈黄黑色的石屏，几缕白纹在石面上若隐若现，这本来毫无奇处，但只要让视线在这石面上停驻几秒钟，画面的形状就悄然发生了“改变”：一个古代飞天造型的女子似做恍惚飘升状，腰肢、衣袂……如果这时偏一下头，调整一下角度看这“飞天”, “飞天”忽然消失了，另一个状若男子的身形惊现眼前！

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虽近黄昏，但山区内的能见度尚可，此时，记者无意间低头扫了一眼石柱根部，竟惊出一身冷汗，一个鼻眼俱全、面目狰狞的石人脸突然蹦进记者的视野！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这石头砬子山爬下来，在返归途中遥看这片石山，怪事又出现了。远远的一座山峰，山顶居然浮出了一张“人脸”，比在大石柱基座处闪现的人脸还清晰：鼻子、眼睛、嘴，连眉毛都有！雷凤祥说，那就是“轩辕黄帝”。

摄影记者如获至宝，赶紧抓拍住这一镜头，可是，等我们回到沈阳整理照片时，这张“轩辕黄帝脸”始终没有找到。我们说：“是不是你的相机或你的技术出了问题？”摄影记者老潘急了：“胡说八道，我当了十几年摄影记者，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又是一个难解之谜。巨石堆起的“中国地图”

当晚，我们留宿尚志乡，山区夜晚的虫鸣都透着幽静，回想刚刚目睹的惊奇一幕，睡得有些不踏实，做了几个怪异的梦。次日，天刚一放亮，我们就随同雷凤祥前往百草沟景区，也就是县志记载的“女神修道之所”。

百草沟景区地处尚志乡冯杖子村，山里多药材，山里人说，神农氏在这里尝过“百草”，故名“百草沟”。冯杖子村是个穷村，农民一年收入很少，过去种点梨，现在种些枣，但都不怎么赚钱。

我们的越野车停在百草沟景区山脚下，一座仰卧的大山横陈在我们眼前，山中部，一大片巨石在山中央居然堆出一幅现今的“中国地图”！

雷凤祥介绍说，这幅“中国地图”长200多米，宽160多米，石层堆积厚度达几十米，暗合五行八卦。曾有人怀疑，这地图是人造的，是栽树“栽”出的效果，但这种怀疑恐怕站不住脚。

记者曾在庄河步云山乡龙潭村见过这种地形，这种地形在地质学上叫“大石峤（qiáo：山尖而高）”，又称“古石河”，这一奇特地貌形成于距今1万至8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是难得一见的冰缘地貌。这说明，在距今1万至8万年前的地球末次冰期，云蒙山区处于冰缘地带，经过冻融作用，岩石产生崩解，在重力作用下发生整体运动，最终形成了大石峤。

云蒙山的大石峤不仅比步云山的大石峤规模更宏大，形成的图案也极为特殊。在这样的碎石山体上，无土壤、无空间、无肥料，水分直接渗走，长点草都难，长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怀疑云蒙山“中国地图”为人力所为一说，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当地老百姓说，这图其实更像只鸡，无论从哪个角度，只要能看到这幅“中国地图”，附近就没有蝎子。风洞后面传说有“帝陵”

云蒙山是座很漂亮的山。满山的暴马丁香、紫椴，从春到秋，花开不断，满山清香。有清泉从山中汩汩流出，却不知泉眼藏于何处？云蒙山只有一条乡里开出的土路蜿蜒至山顶，野草没膝。走累了找块石头一坐，开黄花的胡枝子、开蓝花的沙参聚拢于四周，不知名的草虫悠闲地浅吟低唱。有时进入幽暗的山中密林，长在树根部的怪状树菌，会被人误认为是灵芝。云蒙山顶有梨树，因山势高峻形成独特的小气候，野梨的成熟期要比山下的梨果晚一个月。令人称奇的是，山顶居然有古人凿井的遗迹，在海拔高达840米的高山之顶凿井，难道山体中有水源？这高耸入云的云蒙山，中间是空的？

在上山的途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用碎石围起的小石洞，当地人叫“风洞”。我们到云蒙山时，天气炎热，山路崎岖走几步便热汗涔涔，但把手置于风洞洞口，一股幽凉顺手臂不一会儿便融遍全身，感觉奇特。雷凤祥说，这些石洞冬暖夏凉，夏天冒冷气、冬天冒热气。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记者在桓仁沙尖子镇也见过，称之为“地温异常带”，一些沙尖子镇人借助地温异常的石窝、石坑搞储藏、冷冻，甚至治病，但这“地温异常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却很少有人说得清。

云蒙山的“风洞”比比皆是，这越发证明了我们此前的推测，这大山的中央极可能是空的，有水，而且水源极为丰富。翻阅《朝阳县志》时，这样一段有关云蒙山地貌的记载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峰之西面有石洞，洞口高丈余，斜深无底，洞下有水泉，一碧澄清，日日蒸发水汽结为云帽，此山之名所由来也。

当地人说，每当刮大风，这山就响，呜呜的，像是抖空竹的声音。曾有人建议雷凤祥将这些“风洞”加以开发，哪怕稍作修整，都可能为云蒙山旅游带来可观的收益，但雷凤祥对此迟疑不决：“我们这儿的老百姓说，云蒙山有宝，但不能挖！还有人猜，这风洞后边有‘帝陵’。”

云蒙山半山腰有块龟石，据称与女神、黄帝有关。这块龟石的肢体由三块长满地衣的巨石组成，一块是头，一块是前爪，另一块是龟背，简直是栩栩如生。巨龟上方就是那幅由万年积石构成的天然“中国地图”。细看那三块石，显然是人工垒就的，但有考古人员说：“当年没有起重设备，人不可能抬动这么大的石块。”

这话听着耳熟，探究埃及金字塔时，专家们说过这样的话。女神“灵蛇说”平添诡异

走访中，雷凤祥还透露这样一个信息，说在早年，有位道士来到云蒙山，曾施展法术“拘”女神。这未免令人莫名其妙，女神何必要“拘”？女神是人还是其他生物？

当地人讲，在云蒙山的深山幽谷中，有人见过几丈长的巨蟒。说当年有个上山砍柴的，走累了，见地上有棵大树，便坐了上去，没想到，那树竟然是条大蟒，把那人吓个半死。

尚志乡的邻乡有座双泉寺，双泉寺的创建就与两条成精巨蟒的传说有关。在双泉寺一带的山区，几乎见不到小蛇，当地人的说法是，有大蟒出没之所，小蛇不敢靠近。如果云蒙山女神是巨蟒，那“修道之所”又作何解释？传说中的女娲、伏羲都是人面蛇身，这与云蒙山传说的女神究竟有何关联？离开时，回首遥望云蒙山，山上的迷雾一开一合，我们心头的谜团不仅未得澄清，反而摇曳得越发扑朔迷离。

在前往下一站——牛河梁遗址的路上，我们查找了辽宁的考古地图。无意中发现，云蒙山所在地居然被诸多如今已被探查出的远古人类遗址所包围。但为何在周边地区发现大量的古人类遗址，而地处核心地带的云蒙山区却迄今未见重大考古发现，只留下关于女神与女神道场的玄妙传说？

充满无限神秘感的女娲始祖、黄帝先祖，似与我们若即若离，但有一种预感在不断提醒着我们：谜底的真相，也许就在附近。

苏秉琦一指牛河梁，就在这里挖！

20世纪初，内蒙古卓索图盟的盟长贡桑诺尔布王爷为了开始近代化的实践，办了个崇正学堂。他特意请来一个日本人担任教授。这位日本人实际上也是位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他趁机开始闲逛，西到张家口，东到呼伦贝尔大草原。旅途中，他发现在赤峰红山后洪水冲击的断崖附近有不少陶器、石器，最令他吃惊的要数那用无数石块环绕起来的古墓，经过仔细勘别，他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至于这些遗存形成于哪个年代，坟墓中埋藏着什么秘密，他只能天马行空式地猜想。倒是他的名字——鸟居龙藏，昭示了一种不好解释的巧合。因为在若干年后，他发现古墓的区域出土了大批文物，而这些文物正是以“鸟”与“龙”为典型代表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个常说的词：冥冥中。

随后，法国人桑志华、德日进两人先后对赤峰地区进行了考察，发现了红山主峰南部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瑞典人安特生的足迹也曾到过红山文化区。之后，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终于由中国人自己接手了。

1930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启动了“东北考古计划”，梁启超的二儿子梁思永在赤峰发现了红山文化彩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这个考古计划也戛然而止。

20世纪40年代，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佟柱臣来到辽宁省凌源、建平之间的牛河梁地区，在这片荒芜的山梁上，他的眼睛被一堆看似人工垒砌的碎石所吸引，这堆碎石后来被证明就是积石冢。佟柱臣是辽宁人，后来，他在回忆中谈及：“那个积石冢是经过挖掘才证实是积石冢的，但是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了。”

真正让牛河梁一层层掀开面纱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著名考古学家孙守道与郭大顺等人。1979年，辽宁喀左县境内的东山嘴遗址开始发掘，无头孕妇陶像、石头垒砌的圆形祭坛，无不昭示着这一地区在几千年前的特殊地位。苏秉琦先生闻听后，多年的考古经验使他萌生一种强烈的感觉，朝阳一带很可能蕴藏着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朝阳。踏访了考古现场后，老先生来到建平与凌源的交界地区，站在杂草丛生的山梁上，看着不远处逶迤流过的牤牛河，盯视着梁下古道中那印着荒凉与沧桑的车辙，猛抬头，远处山顶上一颗硕大的熊头正凝望着这里，老先生心中一动，顿时心潮起伏，眼中涌满泪水。他用脚在身下的土地一跺，双手画了个半圆，说：“你们就在这里挖，一定会有重大发现！”

听这话，像是个加工后的传说，多少有些神话色彩。其实，古人选择居住或聚会的地址是有规律的，多靠近河流和道路，而且讲究风水，具有考古经验和熟知堪舆学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大部分是苏老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对老先生的判断他们深信不疑。果然，按苏老划定的范围，不久，他们就在牛河梁地区发现了女神庙和积石冢等成组遗迹群。

所以，人们说，沉睡5000年的牛河梁一直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日本人鸟居龙藏，更不是随后而来的法国人、瑞典人，而是她血缘上的后世子孙！牛河梁终于让有些人闭上了嘴

牛河梁遗迹群漫延在三道山梁上，其间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群。

女神头像发现的地方，就是女神庙所在地。说到女神的现身，还有段颇为有趣的故事。当年在牛河梁考古现场，有位考古队员内急，便找了块隐蔽地方就地解决了。正准备离开时，脚下一个“头颅”猛地出现，铜铃般的大眼睛吓得他腿都软了。他仔细瞧瞧，发现是个泥塑的人偶头，歪歪斜斜半埋在泥土里。这位考古队员赶紧喊来了其他人，大家合力将人偶挖了出来，发现只是个头颅，没有身子，眼睛用两块美玉镶嵌。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考古界的牛河梁女神像。

如今的女神庙已经被保护起来，我们只能通过玻璃围栏俯视这座只剩了大概形状的神庙。女神庙不大，总体呈“中”字形。庙内的炭化痕迹犹在，一场大火将女神庙彻底烧毁，墙壁倾颓倒塌，女神不幸埋入历史的尘埃。而遥想当年，这座女神庙是何等威仪！

木柱与泥土支撑起了半地穴式的建筑，神庙四壁用苇禾扎成束贴在泥墙上再细细抹平，其上涂着一层朱红色的彩绘壁画，勾连几何纹如同连绵的云朵一样环绕女神庙墙壁四周。主室西侧的主祭位上，牛河梁女神像威严而肃穆，两只玉片做的眼睛突出来，似乎散发着凛冽寒光，让人不敢逼视。而主室正中则有相当于真人三倍的泥塑神像。西侧室环绕着很多盘腿正坐的泥偶，大约相当于真人的两倍大小。许多陶祭器、泥塑的动物有规则地排列在女神庙内。

女神庙的不远处，就是积石冢。用石块砌墓是红山先民的传统，而牛河梁积石冢用陶器环绕则昭示着这里主人们身份的尊贵。中心大墓位于山冈顶部中央，墓主人随葬的玉器是周围环绕的其他小墓所不能比拟的。在积石冢周围，还分布着很多祭坛。

同时让人震惊的还属于“金字塔”的发现，在距离女神庙大约1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人工堆砌起来的小土山，小土山用一层层的石头垒成，像极了埃及的金字塔。据称，在其上发现了彩陶片和冶铜的坩埚片，还有将近1500个坩埚。若是登上小土山，视野将极为开阔，群山只在远处环绕，周围的山冈上则分布着积石冢与祭坛。

苏秉琦曾在其著作中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更有人指出，这里已经不能叫作“文明的曙光”，而应叫作“文明”本身才更能凸显其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商朝以前的历史，若没有辽西发现的这些遗迹佐证，将全部成为传说。第一段的标题中，我们用了“苦苦等待”四个字。这是因为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前，一直有人说，中华文明是从西方来的，是捡拾西方文明的因素吸收演变而成。因为在古巴比伦、埃及、印度先后发现了5000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而中国有考古佐证的文明却只能上溯到4000年前。这种状况，让牛河梁地下的中国先民如何不急，如何不苦苦等待发掘她的人出现？又怎能不让中国的考古学家，如梁思永、苏秉琦、孙守道、郭大顺等人寝食难安，明知有人在胡说八道，却无法提出强有力的反驳，只能在不断地探索中苦苦地追寻。

在采访中，郭大顺深有感触地说：“妇女小雕像在西班牙、法国南部洞穴里都有出土，乌克兰、日本也出，叫土偶。就中国没有，这让我们从事考古的人心里很难平静。后来，我们也出了，最早在东山嘴，还很典型。接着是牛河梁……”

牛河梁先人没有白白等待，苏秉琦、郭大顺等考古专家也没有白白追寻。终于，一件件佐证从湮没的历史长河中展露出来，我们终于可以无比自豪地宣布，我们的文明也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而且其灿烂程度绝不亚于其他文明！古国建辽西，国都就是牛河梁

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古文化是原始文化，古城为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古国则是高于部落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他认为，牛河梁遗址表明，当时的“社会确已进入了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的阶段”。

牛河梁坛庙冢的结构、出土的玉质礼器、冶炼的坩埚等，都是文明的象征。需要注意的是，牛河梁地区显然只是宗教祭祀用的场所，在其周围并未发现居住遗址。牛河梁遗址堪称目前为止、在红山文化区发现的最先进的、级别最高的宗教祭祀场所，坛庙冢这种相互结合的祭祀形式在全国同期文化遗存中也是独一份。

朝阳师专校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雷广臻认为，牛河梁4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山台是中国最早的古城之一，而且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古城，女神庙后面有很多炭化木柱的遗迹，因此山台上很可能有大型房屋建筑，所以牛河梁这里“当为最重要的古国国都”，为庞大史前部落的活动中心。

学界研究古代社会发展史，有“古国、方国、帝国”之说，也就是从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当辽河流域进入4000年前的历史时期时，这里就成为独霸一方的方国，与中原的方国——夏王朝相匹敌，用一种绝不低下的态度与夏王朝相互往来。后来，商朝人称这方国为“燕亳”。是什么奠定了燕亳的豪气？是什么让燕亳独霸辽河一方？是什么让燕亳的文明一直影响到中原？世间永没有无根却能茂盛的大树，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证明，燕亳的根就在红山文化，燕亳的灿烂来源于5000年前辽河文明的滋养。

唐朝那恢宏的气象与其强大的国力分不开，燕亳的豪迈早在红山先民那里就有了传承。牛河梁那方圆几十里的祭祀场所、那独一无二的女神庙、那配满玉器的大墓主人、那4万平方米的山台、那有着1500个冶铜坩埚的“金字塔”，无不昭示着“强盛”二字。

所以，我们有理由肯定，牛河梁地区在5000年前不仅是红山先民的圣地，也是红山文化最核心的区域。先民们用其智慧在这里谱写了一曲辉煌的颂歌。在那个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岁月，巴蜀先民通过“建木”上天入地，也许，我们红山先民的首领也曾兀立在“金字塔”顶，向上天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号：

上邪！我欲与天相通！保我丰盈、顾我河山，天邪天邪！佑我子民！

牛河梁女神告诉我们什么？

很多人要问了，如此狰狞的一个头像，怎么被认定为女性了呢？我们也带着这个问题特意请教了很多专家，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等人一致认为，在女神庙同时被发现的陶塑肢体残片中，很多都具有女性特征，比如有些孕妇的腹部残片、胸部残片等。另外，根据同时期同类型的遗址出土情况看来，泥偶皆为女性，因此他们推断，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尊头像也为女性。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纠结自己到底从哪里来，有人说320万年前，一位非洲“老祖母”露西是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类，我们的共祖是这位“非洲老祖母”，虽说老，可她却仅仅活了20多岁；后来，在内蒙古赤峰发现了几尊女性石雕像，记者一行人在赤峰市博物馆见到了这些小雕像，大多为孕妇，双手环抱于胸前，这些雕像非常古朴简陋，距今大约8000年左右，被称为“中华老祖母像”。然而这些小雕像，远远不能与牛河梁女神像相比，不光从体量大小来讲，更从其意义来讲。郭大顺说：“在牛河梁女神庙发现之前，我们都知道中国远古肯定有不少祭祀遗迹，但是都无法肯定。直到女神庙的发现，才完全肯定了祭祀这一说法。因为这里不仅有塑像，而且肯定是个庙。”

中国人有着丰富的祭祀文化，不论日月星辰还是山川、乃至人畜木石，都会成为古人崇拜的对象，然而，祖先崇拜却是所有祭祀中最核心的，这种崇拜从远古一直延续到近代。人类从300万年前一直进化到几千年前，老祖母们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尤其在母系社会中，生育、繁衍更是让女性地位超群的一大印记。那时候的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祖先的印象因此大多与女性有关，尤其是女性那突出的腹部，更被视为生命的象征。

及至进入父系社会后，人们渐渐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生育权的争夺成为“认祖”的一项法门。大禹的父亲鲧甚至自己“坐月子”来争夺生育权，男人们为了“产翁制”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结果就是，认祖归宗的“祖”偏向了男性一方。然而，牛河梁时期的红山先民，虽然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但远古留下来的祖先崇拜特色却未湮灭，他们依然把女性作为偶像，牛河梁女神极有可能就是远古先民的共祖。

若是仔细观察牛河梁女神，我们看到的将不仅仅是狰狞，而是藏在其厉怖面孔下的一张“中华脸”。女神突出的颧骨、并不高挺的鼻子、宽颅阔面，都是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而我们中国人都是蒙古利亚人种，中国是蒙古利亚人种的发祥地。

著名考古专家苏秉琦认为，牛河梁女神是按照真人塑造的共祖，不是随便想象的，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郭大顺也肯定了这一说法，在采访郭老时，他提到：“他（苏秉琦）的想法也有一定道理。中华民族的根不是同源的，而是多元的，但是有主有次。红山文化这里是一条主根。”女神的香火一定来源于她的特殊贡献

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人物塑像有玉质的小人，也有陶土石块所制的孕妇像，还有就是女神庙出土的女神像以及一些巨大的肢体残片。那么，女神庙的女神——我们的共祖究竟是谁？

朝阳师专校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雷广臻认为，那些小陶人是敬神的。而玉人的作用则更为玄幻。这些玉人都很小，双眼紧闭，双手向后反扣于其肩膀上，几乎都是一个姿势，甚至连南方凌家滩出土的玉人也是这个动作。这些玉人与女神完全不同，他们是无法登上女神庙这个大雅之堂的。郭大顺解释说，玉人其实是沟通的中介，“这些玉人除了五官与人一样外，头上还有个洞，肚脐鼓起来（工艺上比较复杂），代表了上下贯通，此人在吸气，把身体紧缩，双手放在特定姿势上，可能在作法。可能与萨满、巫有关。”

女神与这些玉人不同，她不充当中介，因为她本身就是“神”。雷广臻推断，女神的产生可能为以下过程：祖先中的重要人物死了之后要立尸，这个“尸”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尸体，而是用死者的孙子或者塑像来代替死者立在那里以供人们祭祀。渐渐地，人们从每家每户立尸发展到用同一个“尸”来作为象征性的祭祀对象，统一放到神庙里进行祭祀，女神就是这样产生的“尸”。雷广臻认为，这个女神的模样是当时远古先民依照选美选出来的“冠军”塑造的。

然而，所谓“神”，一定得有些神通广大的地方，比如闽地尊崇妈祖，为其立庙，这位妈祖就是保护渔民们安全的一位女性。牛河梁女神也不例外，她的“香火”一定来源于她的特殊贡献。也许是生育能力强、也许是像黄帝的妻子嫘祖一般懂得某种技术、也许是争霸一方的女性领袖、也许是部族里最高的巫师……当历史的痕迹隐没于滚滚时间长河中后，我们已经无法推断此位女神究竟做过什么，让红山先民刻骨铭心、并发誓世世代代永为祭祀。她纵使是人，也早已超出了普通人，成为“神”。只有女娲才当得起这万众崇拜

现在，一种观点逐渐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牛河梁女神就是女娲。

传说中的女神容貌俊美，牛河梁女神却丑陋中带着狰狞，何以当得女娲之说？殊不知，远古众神大多狰狞可怖，比如蚩尤铜头铁额、三头六臂，炎帝牛头人身、相貌恐怖，这些人神光气势就足以震慑敌军。若为阴柔俊美之流，战场风（不是烽，因为那会儿好像没有烽烟）烟骤起，谁又曾顾得欣赏？是以兰陵王才会戴狰狞面具杀敌。自古女将为罗刹，不论是俏是孬，勇猛无匹才慑人。纵使是女神，诸如西王母之辈，也是“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谁又曾说得女娲必是风流婀娜的美貌女子？

人说女娲人首蛇身，牛河梁女神仅有头而无身，不知被历史埋没的身子是人形还是蛇形。我们曾讲过云蒙山的大蛇传说，也听过辽宁各地有关蛇的各种传说。单就红山文化来讲，其中“蛇”的元素就不少。“龙”与“蛇”本就是相伴相生的，龙身即为蛇身。有专家考证，红山文化中的玉箍形器就与蛇有关，蛇与远古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人说女娲在，那伏羲却又在哪里？传说伏羲女娲本是兄妹，为了不使人类灭绝，决定结婚繁殖后代。他们向上天请示，若是同意我们兄妹结婚，则云聚；若是不同意，则云散。结果，零落的云朵很快聚集在一起，于是，伏羲与女娲就结婚了，繁衍出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红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云纹的运用非常广泛，黄帝部落的五个图腾中也有云，这些都昭示着女娲崇拜对这个古老地区的影响。还有女神修道之所的云蒙山，这山名就让人想起那聚集在一起的云朵。

人说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断龟足以立四极，这些关于女娲的传说与牛河梁女神可否扯上关系？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等神话传说在全国各地都有。这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大灾祸在人们口中相传，渐渐地变成了创世、救世神话，这是先民对于自然神秘力量的恐慌，他们期待有位女神能够踏着五彩祥云来庇佑他们躲避灾祸。而这种救万民于水火、护佑人世间平安的女神，也只有女娲才当得起。

看看牛河梁遗址的庞大规模，看看那4万平方米的方台，看看女神庙的摄人气势，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一定是万众仰慕之地，一般的首领、巫师乃至某个家族的祖母级人物是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香火和这样的万众礼拜的。从中国人的祭祀传统来看，能在一个代表着权势、代表着集中、代表着共性的地方立庙塑像祭祀一个人，只能是黄帝、孔子、关公这样的人物。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牛河梁女神只能是一个举国崇拜的人，而遍数远古时代当得起这种集体崇拜的女神，大概也只有女娲了。

当然，说牛河梁女神就是女娲，并不意味着女娲就出生在红山文化区域或是生活在辽河流域。在中国，女娲崇拜在各地都有，从苗疆到内蒙古，从西北到东南，到处都有女娲祭祀。陕西过“女娲节”，辽西也有地方在过“女娲节”，相隔数千里，甚至连烙饼补天的习俗都一样，这恰恰说明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供奉女娲的神庙都不奇怪。

牛河梁女神在全国尚属孤品，千古罕见，大神若斯，地位若斯，女神复原像是不是需要重新摹画了呢？

黄帝生在辽河边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只要提起始祖“黄帝”，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说到“黄帝的祖籍”在哪儿，恐怕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原地区，不然怎么会把黄帝陵建在黄河边的陕西省呢？

我们在辽河流域采访中却听到了不同说法。这里的考古学家依据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发现认为，“黄帝的祖籍”在辽河边。他们说，多少年，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只见于古史记载，然均无考古实证。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龙的发现，为古史中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提供了重要实证。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专家郭大顺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编年史中，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而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因无地下史料，所以只能凭借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尤以黄帝的传说最为引人关注。

据史学家研究，在中国古史五帝传说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黄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我们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史籍记载中看到，黄帝时代是“龙战于野”的时代，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其地在今河北省北部桑干河流域；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率兵与炎帝作战的“熊、罴、貔、貅、豹、虎”，一般以为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部落的名称，故有黄帝“号曰有熊氏”、“黄帝为有熊”等记载。这些记载，都颇具北方游牧和狩猎民族色彩。

然而，这些传说多年来一直缺乏考古实证。近年来，随着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20余件形似熊龙的玉玦，这种玉雕熊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多的种类之一，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四大主要类型（即马蹄形玉箍、勾云形玉佩、方圆形玉璧及以玉雕龙为主的动物形玉）中最具形象的一种。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类玉雕熊龙除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及附近建平县出土较多以外，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和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巴林右旗、巴林左旗以及河北省的围场县都有出土，其分布面覆盖了红山文化分布区的大部分。可见，玉雕熊龙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非同寻常。

据考古学家郭大顺研究，红山文化及其所在的辽西地区，是中国东北文化区的一部分，又是东北文化区与中原文化区交汇的前沿地带。东北文化区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为主，熊崇拜本是渔猎民族所特有的习俗。红山文化以熊为主要崇拜对象，正反映其东北渔猎文化的地域特性。而这种熊崇拜恰好与古史记载中“黄帝为有熊”的传说相吻合。所以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红山文化玉雕熊龙的确认和以熊龙为动物神主神学说的提出，为古史中有关黄帝传说的记载和考证提供了一个重要实证。神奇的玉雕熊龙，也许是一把解开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黄帝乃至五帝传说的钥匙。

手握双龟的神秘老人是谁？

若想从牛河梁遗址中找寻有关黄帝身世的线索，需有三大先决条件，一、牛河梁遗址修建的时间段与黄帝时代是否相符？二、牛河梁遗址中有无印证与黄帝或黄帝文化直接相关的辨别实物？三、牛河梁遗址是不是一座上古帝陵？

针对第一条疑问的考证已成定论，国内考古界、史学界均认定牛河梁遗址距今至少5000年，正处于中华民族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对第二个先决条件，国内学界也取得共识，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玉箍、玉佩、玉玦、玉龟等上古遗物，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部落首领的随身配饰。需要论证的是，牛河梁是不是一座上古帝陵？

较之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上古墓穴、祭祀场所，毫不夸张地说，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墓冢完全是“帝王级”的！

在牛河梁东西约1万米、南北约5000米连绵起伏的山冈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女神庙、祭坛和庞大的积石冢群，组成一个独立于居住区以外、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遗址群。它们依山傍水，视野开阔，顺山势、依方向，不仅相互联系，而且主次分明。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有一处造型十分独特的三重圆形祭坛，独处于冢群中央，配之以4万平方米的方台，和层层叠叠的金字塔，让人可以想象得到，当年这里的祭祀规模有多大，仪式有多么隆重。

考古专家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的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牛河梁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具有政治中心的规格；从女神庙的写实女神像可以看出红山先民已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进入到较高级的祖先崇拜；积石冢的大小和位置排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积石冢中心大墓和随葬品，反映出当时社会“一人独尊”的王权观念；公共祭坛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以巫为代表的原始宗教已经形成；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玉龙、玉凤、玉人、玉佩等珍贵玉器，这种唯玉为葬的习俗，展现了当时社会文化观念和中国传统礼制的雏形。牛河梁遗址如此庞大复杂的祭祀中心场所显示，这绝非是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建筑和拥有的，只能是更大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宗教圣地！而在远古工具缺乏、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能动用如此大的人力，营造如此繁杂的陵墓，墓主人生前显然具有“号令天下”的显著身份。

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明确指出：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证明早到5000年前，牛河梁一带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

既然是国家，就会有帝王。有帝王，就会有帝陵。按这个思路分析，称庙、坛、冢为一体、且规模宏大的牛河梁遗址为中国最早的帝陵，实不为过。手握双龟的神秘老人就是黄帝？

做出上述清晰的阐释后，我们再来看牛河梁积石冢大墓中的千年遗骨，所知所感便有所不同了。在牛河梁意义非凡的时空背景下，人们难免会这样问，在牛河梁第五地区显赫的中心大墓里，那位手握双龟的神秘老人到底是谁？

这座大墓有大型土圹，墓口长3.8米，宽3.1米，深2.25米，墓穴大部分已凿入风化基岩，墓壁起台阶，南北两侧起三层台阶，东西两侧起两层台阶，有大型石棺，以长条形石板平砌，每边约六至七层，前后挡板并以整块石板立砌，棺内壁长1.98米，宽0.55米，无底板，有顶盖，为大块石板叠搭而成，盖板以上有封石。

墓中单人仰身直肢葬，为老年男性，头向东。随葬玉器7件，包括勾云形玉佩，箍形玉、玉镯1件，玉璧和玉龟各1对。勾云形玉佩置于墓主人右胸部，为竖直，背面朝上，下压一箍形玉，右腕上套一玉镯，头部两侧各置一大型玉璧，两手各握一玉龟。

箍形玉非一般饰品，专家考证，此物当是墓主人与神灵沟通的中介神器，是墓主人神权地位的象征。勾云形玉佩则是证明墓主人生前“一人独尊”、王权显赫的代表性玉器。黄帝时代的墓葬讲究“龙臧”，所谓“龙臧”，是指为死者所修的半地穴式坟墓，是对部落首领死后的一种尊贵待遇，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完全符合标准的“龙臧”规格。

查找黄帝时代的图腾崇拜，对照牛河梁五号地区中心大墓的墓葬规格、出土的玉器，会发现诸多对应之处。《史记·五帝本纪》说：“故黄帝为有熊。”《史记》集解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班固《白虎通义·号章篇》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从现在已被认可的黄帝部族的五种图腾（熊、龙、龟、云、鸟）中看，第一个就是熊。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了熊龙、双熊首玉器、泥塑熊的下颚和泥塑熊掌等。而且，从女神庙遗址宽大的玻璃窗向南望去，不远处一个山头上，一个仰望云天的巨大熊头正对着牛河梁。

上古传说黄帝“珥两黄蛇”，中心大墓的这个老人出土时，耳旁有两个玉璧，像蜷团着的两条蛇，叫人很自然地想起“珥两黄蛇”。

黄帝部族以云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起，故为云师而云名。”神秘老人胸前摆放的勾云形玉佩，被考古学家形象地喻为墓主人生前君临天下的“权杖”！最独特的是，这件勾云形玉佩与同地点出土的其他勾云形玉佩有明显的不同，它有四个角，朝向四个方向，像是四个神龟的头。上古典籍说，黄帝四面，人称四面神。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雷广臻称，这个神秘老人胸前摆放的四角形勾云形玉佩很可能暗合“黄帝四面”之意。

黄帝号轩辕，郭沫若考证轩辕即天鼋，《国语·周语下》说：“我姬氏出自天鼋”。由此，学界认为黄帝族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关于甲骨文的“黄”字，有人认为，是人腰间佩带玉环之形，其本义指佩玉。但也有人反驳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字的甲骨文就是一只乌龟。从“黄”字甲骨文的字形看，说是人佩玉，那这块玉也未免太大了，太夸张了。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只乌龟。而且，记者曾在一个甲骨文研究者的资料本里，见过最原始的“黄”字，就是一只乌龟。

在整个牛河梁的积石冢群中，手握双龟者，仅此一人。而且，在中国现今已挖掘的古代墓葬中，手握双龟者，也仅此一人。据此，我们可不可以设问，中心大墓神秘老人手里握着的双龟，是不是其姓氏或身份的象征呢？如果这个设问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敢不敢说，这个生前尊贵、死后尊荣的老者，就是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呢？黄帝不在黄帝陵

黄帝陵在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黄陵县古称中部县，黄帝陵古称桥陵。相传黄帝118岁时，东巡期间，晴空突然响起一声霹雳。随之，一只黄龙从天而降，对黄帝说：“你的使命已经完成，请随我一起升天吧。”黄帝自知天命难违，便上了龙背。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黄帝请求下驾见一见臣民。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痛哭流涕，恋恋不舍。在黄龙的一再催促下，黄帝又跨上了龙背。人们不忍他就这样离去，于是，扯下黄帝的衣帽、靴子、宝剑等物，葬到桥山，修成这个衣冠冢，以示永久怀念。

显然，这是个神话传说。说黄帝乘龙升天就是指辞世，不可能是真有什么龙秉承玉帝的旨意从天而降，背着黄帝上了天。至于衣冠冢，也让人听着不那么实在。在中国，称之为黄帝衣冠冢的地方有七八处。

查阅有关黄帝陵的记载，除了神话传说，就是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顶礼膜拜和“添砖加瓦”。据记载，最早举行黄帝祭祀是公元前442年，此时，离黄帝“乘龙升天”应该不少于3000年。这个年代，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没有出生，上古的一些书，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还存在。3000年的人类活动，在这些古籍中，不可能没有一点踪迹，尤其是黄帝祭祀这样的大事。为什么公元前442年才开始黄帝祭祀，之前的3000年中，人们把先祖黄帝葬在桥山这件大事忘了吗？

至于黄帝陵与黄帝县的来历，更是离我们并不遥远。1942年，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考虑到黄帝无比崇高的地位，加之为了与陕西蒲城丰山唐睿宗之桥陵相区别，遂改桥陵为黄帝陵。同年冬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题写“黄帝陵”三个大字，由匠人勒石成碑，置于黄帝衣冠冢之前。自此，桥陵正式更名为黄帝陵，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也随之改称为黄帝县。《山海经》中记载了黄帝的活动，关于桥山，也有记载，但有关黄帝死后葬在何处却难觅其踪迹。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桥山，《山海经》云：蒲谷水源其山下，水流通，故谓桥山。”既然已经写到了桥山，为什么不接着注明黄帝就葬在桥山呢？是记载的人忘了，懒惰了，还是根本没有此事？

黄帝陵轩辕庙院内有一双黄帝脚印，印在一块一米见方的青石板上。传说，黄帝在桥山时，没有衣帽，没有鞋袜，腰间缠着兽皮，光着脚板，在河滩上留下了这双深深的脚印。今天，考古专家们已经认定，黄帝部落发端于北方红山文化区，后南下与炎帝部落融合，才落脚在中原地带。在地处红山文化区中心地带的牛河梁出土文物中，有腰带，也有靴子，难不成黄帝在北方穿衣着靴，到了中原又返璞归真，脱下了靴子，重新光起了脚板？

考古工作者发现，在牛河梁的积石冢中，有不少遗骨是二次下葬，也就是说，是从别处移过来的。根据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习惯，黄帝部族首领有没有可能在中原辞世，又移葬回北方故里呢？

牛河梁五号遗址中心大墓中的神秘老人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一个在时间段、身份、地位、特征等诸方面与黄帝如此贴近的人。尽管目前还没有更加让人信服的物证，尽管关于他的推论带有颠覆性质，让人感觉是摧垮了一座如珠穆朗玛峰式的山巅。但有关中华民族始祖的祭祀、膜拜毕竟是个太大的事，我们无法囿于传统的说法和结论，对这个神秘老人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能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追寻、考证，谁敢说在未来的某一天，不会出现石破天惊的证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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